第一编 法国受危机影响的一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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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法国社会各阶级：无产阶级 · 第二章 农民 · 第三章 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法国财富的分配 · 第四章 社会组织：统治阶级 · 第五章 产业寡头政治 · 第六章 银行寡头政治 · 第七章 经济危机的一般情势 · 第八章 农业危机 · 第九章 工业危机 · 第十章 金融和产业寡头政治的地位是怎样巩固起来的 |
第一章 法国社会各阶级：无产阶级
法国的人口——和其他各国的不同——在最近数十年中，无甚变动，直到现在，仍在四千万左右。虽然如此，但内部经济的、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在这些人口中间起着重大的变化。1914年至1918年大战的大屠杀和由大战产生的一切大破坏；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法；战后在法国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产物；以及国际关系的紊乱和自1930年以来动摇法国国基的危机——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法国社会机构的普遍的变动。
要了解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潮，看出法国正在被目下瓜分她的诸矛盾势力赶向哪一个方向去，这第一必须把法国的各个社会阶级，就他们原来的面目，客观地作一研究。其次我们必须分析最近的诸经济事件所及于法国的产业与财富的分配上的影响；然后去考察该国的社会组织，去揭穿它的最内在的结构，再从而去说明那些堪称为法国的真主人的人们——他们掌握着法国的大权；他们统治着报纸刊物，透过报纸他们统制着舆论；他们支配着全法国的财富，并建立现代特有产物的独裁政治。对法国社会作了这个纵的分析之后，于是我们再从危机的猛烈打击之下的动的形态中去考察它，危机在各领域中的深度也须简略地刻画出来。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把那在法国史上那样意味深长，而且对于将来有重大关系的，最近二年的政治事变加以详细地考察。经过了这些考察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使法国阶级斗争增剧的各个原因，同时把握目下互相敌对的各政治势力的、经济势力的和社会势力的范围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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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万男女组成为法国的“活跃”人口——借用官厅统计上的术语——内中包括1100万的就业工人，这其中600万以上是工业劳动者。在这个数字上，我们必须加上80万的胥吏工作者，70万家庭仆役和其他各种部门的劳动者，因此法国工银劳动者的总数约在1300万和1400万之间。
危机的影响已为这些无产阶级所痛切感到；并在克尅工资和失业的双重压迫之下深受其苦。
官厅统计（《法国总统计》）记载着一列工资尅减的数字，计自1930年至1934年各种企业的情形如下：职工尅减12%、建筑工人和小工尅减9%，其他企业部分的工人尅减5%，妇女服装部门内女工的尅减率则在5%~19%之间。1930年至1934年间巴黎一处机械工厂的工资尅减率是在5%~7%之间。煤矿工人的尅减率平均竟达12%。1934年电气工人的工资，较之1933年尅减了5%。
农业方面，官厅统计材料指出1930年至1934年间，工资的尅减率是10%，而在若干产酒区则为15%至20%——对于一般农业工资后项数字更为正确些。
劳工情报部应用1898年的法案（此法案的内容是建立工厂不测保险等等）指出各企业遵照该法案所付出的工资总额已自1930年的860亿，减至1932年的735亿法郎（跌去14%），和1933年的715亿法郎。
矿业部所发表的另一些统计，指出各矿区工资总额已自1930年的37亿法郎，减至1934年的23亿法郎，计跌去38%。
法国经济杂志《政治经济评论》（Revue d'Economie Politique）估计1930年至1934年间工银劳动者的收入总数，跌落了24%，若仅就工商业的工银劳动者计算，则跌落了30%以上。
把危机的重负加诸劳工阶级肩上的雇主们，把有利于他们的官厅统计上的生活费指标的降落，作为这些工资尅减的借口。但是，那些官厅的统计，并不和事实相符合。各区的调查委员会根据四口之家编制的生活费指数，表示出自1930年至1934年间，生活费平均降落了17%。但是这种“典型预算”——在这预算中，伙食占生活费的60%，房租占10%，衣服占15%，燃料和灯火占5%，其他费用占10%——已经反复地被证明过是虚妄的了。这样的预算，是经不起和日常生活相对照的虚构。
另一些统计指出1930年至1934年间，生活费降落了10%。但是无论这数字的真实性如何，工资的尅减较之生活费用的降落已经大了许多，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就打击到无产阶级的身上了。
资本制度加在劳工阶级身上的另一种祸害——这种祸害仅能使危机扩大——是失业。自1931年至1935年，失业者的登记数从15万增至50万。这数字在英国读者看来或者还小，但在法国，好些部门的工人是领不到失业津贴的。半失业者——他们的人数多得数不清，——工作有季节性的工人，有一小块地的工人，在自己家里作工的工人，从未找到过工作的工人，和某种外籍的工人都是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津贴金的。所以失业者的真实数目至少3倍于官方记载的数字。
顺便说一说，国家失业救济金，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失业津贴金都由地方公会发给，地方公会为了这件事，可从政府和各区主管机关取得加倍的补助金，所发给的津贴金也是极微细的：单身男工每天从7法郎到10法郎；有3个孩子的有家室的工人每天20法郎——这是最大的数目。
但一个工人在获得领取失业津贴金的资格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半失业的悠长的时期。在法国北部那样的大工业区中，半数以上的无产阶级都屈服在半失业之下。官厅统计指出：1934年工业劳动者中，只有57%是按着每周平均48小时工作的；不但如此，在1934年这整整的一年中，这个百分率继续不断地在降落，从正月的61%，一直降到12月的53%。
这个倾向，到1935年时变得更为显著。同时，由于半就业工人的增加，工作的平均时间便往下降落，而每周工作30小时以下的半就业者的百分率也增加了。受这种影响的工业，主要的是矿业、建筑、纺织业和制革业。
第二章 农民
在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王朝的末期（1830-1848年）法国的人口总数是3500万，其中900万是城市人口，2600万为农村居民。至1911年，在人口总数3950万中，都市人口已增至1750万，而农村居民则减至2200万。大战使这两方面的差数更形减少，因为阵亡的法国兵士中，有三分之二是农民。此外，还因为乡居者向城市的迁徙。那些城市的触角，现在仍在继续不断地伸张，他们对于村居者的悲剧的魔力，即在前世纪末期魏尔哈伦（Verhaeren，比利时诗人——译者）也早就写到过了，都市是村居者梦想着有机会获得固定的工资和较优生活的地方。仅在1921年至1926年的短时期中，农村减少了90万人口，他们都被城市和工业吸收去了；1930年顷，统计表上都市人口上升的曲线，刚巧在2000万的标记上遇到了乡村人口下降的曲线，法国的人口就这样被分成两个数字上相等的集团。
但是，无疑的，这同一的趋势，将来必定继续发展下去，并且危机加快了它的速度。法国正步着英国的后尘。英国农村的人口，现在只及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工业无产阶级人口的增加与农民人口特别是小农人口的不断的衰落（马克思在他的《拿破仑政变记》中曾极度透彻地叙述过）正在强烈地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变更着整个景象。马克思写道：
“小农形成一个在同一情况下生活着的巨大的人群，但他们没有为一种相互关系联系起来。他们的生产方法，使他们各自孤立起来而不互相发生联系。法国交通工具的不发达和农民的贫困，使这种孤立更为深化。一小块土地上的工作，不容许任何的分工或科学方法的利用；因之，也不容许任何发展上的参差，技术上的差别，或社会关系的加多。每户农家都几乎全是自足，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大部份由自己生产，因此，规定他们的生存方法的是和自然的交换，而不是和社会的交换。一小块土地上生活着一个农民和他的家庭；靠着他的旁边，又是另一小块的土地和另一个农民，另一户人家。若干数量的此种家庭构成一个农村，若干数量的农村构成那县郡。法国这一个大集团就是这样由这些名称相似的单位简单地积聚而成，正像一只袋子里装满了马铃薯就成为马铃薯袋一般。因为数百万农家，生活在那些把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利益和教养完全和社会中的其他阶级隔离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们才构成一个阶级。但是因为这些农民连结起来的唯一的纽带是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地方，又因为利益的相似，在他们之间没有产生社会关系，也没有民族的统一或政治的组织，结果这些小农便不成为一个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藉着国会的或大会的媒介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由人家来代表。他们的代表，同时必须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主人或优越的权威者，或是一种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损害，并赐之以恩泽的绝对的统治权。所以，小农的政治势力，终局只表现于对执政者权力的社会的依附上。”
这些就是前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现在，在法国的人民中，农民仍是基本的民众，不管他们已受着损失，不管他们不断的衰退。但是，75年来的经济的进化和资本主义的侵入农村，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农村里的社会关系，改变了农村的典型的特征。靠着这些农民的普选，拿破仑曾建立了他的帝国。
1926年的户口调查指出2000万农民之中“活跃分子”只有813万，其中3/5是男子。法国“活跃”人口的总数，除去儿童、老年人和只料理家事的妇女之外，只有2100万。
这800万个农民决不是纯一性质的。近乎1/3是工资劳动者——农业无产阶级——2/3是自耕农。后者一群中包含着100万佃农和30万以上分益佃户（Metayei）（按着生产的比例计算地租的佃农。）因此农民的构成如下：
自耕农民400万，其中半数只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而另一半同时也为他人耕作；
佃农和分益佃户共130万，大都在可怜的情形下过着生活，因为危机的打击，弄得更加穷困；
农业工资劳动者270万，工作极度辛苦，在雇主的支配之下，组织很坏，甚至没有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
现在我们把话调转到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分布上来。法国通常被人称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的国家。虽然，巴尔扎克（Balzac）在《乡下人》中曾惊讶地叙述过的土地的细分，在一个世纪之前还继续着（虽然速率极低），但在另一方面，一群大田庄已经成长，并且在最近75年中，继续不断地在那里发展。
大部分的大地主都是昔日王政时代贵族的后裔。
虽然其他国家的大田庄都由资本家用着资本主义的方法在那里耕种，但我们必须指出，在法国，那些已经恢复了他们土地的所有权的封建领主们却照常把土地租出去；他们没有用机器来耕种的想头，同时不是由于吝啬的癖性，便是由于缺乏投下的资本，他们从不曾跳出那最古老的耕种方法。
处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的是那些没有立锥之地的农业劳动者。比他们站得稍高一些的有200万农民——小酿酒者，靠园艺营生的人和类似的一些人们，他们所有的土地不到一【安百】（约2.5英亩）。在这阶梯的顶点是大地主，他们几乎占有了全国土地的一半；在这两者之间的则有70万，平均每人握有20【安百】（50英亩）土地的小地主。
大地主吗？过去的革命未曾阻止大地产的重建；而正全然相反。资本主义不是暗示小农的被逐退和大田庄的创立吗！1848年时，土地全面积的36%为18万个小地主所分据。至1892年，领有40【安百】（100英亩）土地的地主有14万，共占着土地全面积的45%。那是最近的农业调查的年份，从此之后，同一的趋势不断地继续发展着——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田庄总面积不断地增加。
现在，法国550万个地主中，2%（10万人）各握有40【安百】，而半数以上的耕地面积却为私人所有；13%（70万人）握有10【安百】至40【安百】的，占着耕地面积25%；85%（握有1【安百】至10【安百】的250万人和握有1【安百】以下的220万人）则分摊着耕地面积其余25%。
农业无产阶级所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那是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雇农的工资，各区不同：有的地方是7000法郎一年，有的地方则只有该数之半；他们住的是马厩或谷仓的一角。一到仲夏，雇主们便到雇佣市场去选择最合适的雇农。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一到冬天，大部分日工便宣告失业。在香槟（Champaguc）区，不规则的雇佣，迫使许多雇农的家庭不得不过着400法郎一月的生活。
这些贱民都不容许有家庭，在雇主和雇农之间也没有什么仲裁机关，地方长官便是他们的仲裁者。特别法令使大部分农业劳动者被摈于社会保险法之外。许多农业劳动者被视为散工而不得享受雇佣期间偶然事件法内所载的利益。
8小时工作制不存在于乡间，雇农们时常被迫和载重的牲口一起睡麦秆上，并被剥夺一切最简单的卫生设备。
但农村小地主的情形又怎样呢？他们的日子可过得好些吗？当然，他们紧抱住他们的一小块土地，紧抱住那份在从各方面压迫他们，威胁他们的社会中，作为他们的救命圈的那份小产业。但他们已在逐渐地觉察出他们的敌人是卖给他们农具和肥料的托拉斯，统制小麦市场的面粉托拉斯，和那些使小生产者不能维持他的物价的有权力的资本家。他们知道他们的敌人是那些囊括他们所有利益的居间人，是那些使他们破产的投机商人，和那些压迫他们收买他们的大规模生产者。
农业小生产者，现在正在设法团结，以抵抗支配他们的匿名的寡头政治。
不过目下，他们颇感动摇不定。
第三章 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法国财富的分配
遗产税宣言的整理，对于法国财富分配的研究可以做初步的材料。
在每千死人中（只计成人）没有遗产的有355人，遗产在2000法郎以下的有160人（依现在汇率计约27英镑）。因此，半数以上的法国人，在死后毫无遗产或者差不多没有遗产。
每千死人中其余的485人中，留下遗产2000至10000法郎（27至135英镑）的有198人。留下遗产10000至50000法郎（135至675英镑）的有210人。留下遗产50000至250000法郎（675至3375英镑）的有70人。留下遗产250000法郎的有15人。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每千法国成年人中，有355人毫无财产。
其他350人，各有10000法郎以下的财产，这一批人所有的财产仅占法国宣布的私人财产总值的5%。
285人各有10000至500000法郎（6750英镑），这一批人所有的财产占法国私人财产总值的55%。
最后，每人所有财产超过50万法郎的每千人中只有10人。他们所有的财产却占法国私人财产总值的40%。
所以实在说来，资产阶级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法国有多少富翁——就是说有百万法郎（13500英镑）财产的人？10万人。不过在这10万人中，财产在500万法郎以上的，只有1万人。1905年帝俄时代列宁曾称之为太上皇的“万人”，在现今的法国也存在着。这些就是组成法国寡头政治的人们。
这极有力的寡头政治——它的政治目的和方法，我们以后将加以考察——是很有伎俩的，正像昔日封建统治者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家臣帮手一样，它由中产阶级中募集起一支家臣的军队，并动员他们替它服役，对征税和民主维新以及共和政体作战。这是怎样弄成的呢？资本制度已为它准备了这条道路。800万至1000万个流通证券的持有人——其中4/5持有法国政府公债或由政府担保的股票——是被金融利益的纽带紧缚于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并屈服于寡头政治的意识影响之下的。那些退出营业股份而将他们的有限的积蓄投资于里昂银行（Credit Lyonnais）或平民银行（Societe Generale）的小商人常和银行及银行政策，在利害上休戚相关。还有那些靠政府公债的利息过生活，或是他的财产依属于能使公债价格涨落的金融巨头的人们，也必须顺从寡头政治。这就引起了法国中等阶级的问题。
第四章 社会组织：统治阶级
中等阶级，（他们的理论家赞美“常识”和“幸福的中庸”政策），已成为第三共和国的传统的支柱，并为急进党准备它的选举的基础；他们自1880年至1910年间，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势力日见重要，在人数也形增加。它的中坚部分都市中等阶级，在1880年时，人数只有400万，至1920年，便增至600万，这数目到1926年一直没有变动。战前，是法国中等阶级发展到顶点的时代。大战给了他们一个打击，战后的财政困难又给了他们一个打击。
现在，1930年至1936年的经济恐慌和资本集中的发展，使小资本家加速地衰落和破产，指出小资本家社会群重配合的时代已经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小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将随着阶级的新的划分而转变。
中等阶级的整个集团整个阶层现在正在消灭之中。1930年至1932年间，小商人的数目已减少了10万。必须负担重税，并支持470亿法郎的预算的，是下层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
虽然所得税的统计只有危机初起的几年发表过（最近两年的数字尚未发表）但他们已把一切都够清楚地指示出来了。1930年至1932年间，每年有1万法郎（135英镑）以上收入的人数已自250万人减至200万人以下：60万以上的法国人民——就是说，1/4完付所得税的人民——已经眼看着他们的收入降至1万法郎以下了。
这60万个纳税人已经消失，同时那些仍列名在所得税征收表上的人民的收入也已普遍的减少。可以征收所得税的收入总数已自1930年的750亿法郎减至1932年的550亿法郎。收入在3万法郎（400英镑）以下的一批人——就是说，中等阶级——是收入减少得最厉害的一批人。
1930年，收入在2万至3万法郎之间的58.2万个所得税纳税人的收入，总计有180亿法郎。但至1932年，在这群人中的纳税者，已减至31.3万人，收入总计仅95亿法郎——几乎减少了50%。这些收入在2万至3万之间的纳税人，即中等阶级之中坚的一群人，实际上必须负担所得税税收的半数。
在1930年至1932年的同一个时期中，每年收入在1万至2万法郎之间的纳税人数，已自137.6万减至130.9万。这一群人的收入总数曾自170亿增至240亿法郎，这是事实。但这是普遍的减少所致，这种普遍的减少，一部分属于顶巅，即收入在2万至3万法郎的一群纳税人；一部分属于底层，即已经消失了的纳税人：他们每年的收入已永不会达到1万法郎的水平线了。
这趋势，无疑的，一直从1933年继续到1936年。
这种所得税统计，是研究法国中等阶级在经济恐慌中分化过程的有价值的材料，同时它也提供出法国社会发展的另一方面的有效的说明，这我们后面将再讨论。虽然30万法国人民的总收入达230亿法郎（我们知道，这些关于大收入的报告，是如何的可疑，而在这方面又是怎样易于欺诈），但1400万以上工人的总收入却只有1050亿法郎（1932年的数字）。况且，这总数中还包含着工业和运输业中的高级人员及经理的俸给，最后还有那些列入所得税报告的人们的工资和薪水，当然他们的地位无论如何是不能和无产阶级的相比的。1932年的38万工人总收入，共计有155亿法郎，这个数目当然应当从上述的1050亿法郎中扣除。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写的那种演变，便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大批下层中等阶级分子已没落为无产阶级，假如他们不进工厂——那边没有工作给他们做——他们便遭到破产、永久地焦虑明天，屈辱和贫困，以及苦痛愤恨了。现在危机已决定他们去忍受那种没有保证没有希望的生活。以前，下层中等阶级，即便那些生活程度和工银劳动者无甚差别的人们，他们的景象、趣味、抱负和生活的派头都和无产阶级决然不同；他们坚决地向着大资本家，从他们摄取自己的基本观念，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模范。他们居于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缓冲阶级的地位。那些大资本家们呢，仅从他们丰盛的食桌上丢下一些残屑，借以利用他们，同时欺骗他们，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独立和社会地位。但现在，危机已使这种欺骗手段无从施展。这些悠闲度日的人们，现在正遭逢着破灭的命运，商人被大商店所排挤、投资者为财政舞弊所破坏、工程师找不到一个职业、律师生意清淡、毕业学生失业、建筑师没有房子造、医生没有生意、学生没有前途、资产阶级大学里制造得过多的知识分子，正像资本主义必须要把它们投入海里的过剩生产品一样——所有这些人，怎样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利益会和逼着他们走上贫困和绝望之路的大资本家们的利益相一致呢？
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就是说，一个徒有形式的民主国家。一如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他的杰作《浜古安群岛》（L'Ile des pingouins）中讽刺地说：“逃出了君主和帝皇的掌握，并三次宣布自由之后，法国已屈服于那些操纵全国财富借收买的报馆统制民意的一批金融家的权威之下。”世袭的贵族阶级或许已经失去了它的特权，但资本制度已在法国建立起有力的财阀政治，这是国家命运的幕后主宰者，这是不向人民大众负责的产业寡头政治，它从本身产生权力，通过了他们，以达于它自己选定的承继人：由200户人家统辖着200个金融和工业的团体，这些团体又统辖着所有其他有关系的人们。
“生产的集中，由此产生的独占，银行和工业的融为一体：这是金融资本的发展过程和这个观念的内容……在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之下，资本主义独占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要变成金融寡头政治的统治……金融寡头政治的畸形的统治的事实，这样显著，以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法国，尤其是德国的文坛都已经起来批判它非难它——当然只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判它非难它。”（伊里奇《帝国主义》第三章）
伊里奇所说的工业的集中和由此产生的独占，这种进化于股份公司急剧发展之前，早为马克思所预料到了。这种进化，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不断地向前推进，到现代，它已发展得更为显著。
危机更加速了它的演进。
伊里奇引法国激进派作家李西斯（Lysis）所著的一本书（1908年在巴黎出版的第五版《法国金融寡头政治》，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ere en France，在此书中，著者论到那统治法国的200户人家）中的话，并作结论道：“法国是一个金融寡头政治的国家”，并且说，金融寡头政治“统制着报纸和政府。”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专家们，当然小心翼翼地把金融寡头政治所凭依的机构，以及它的运用、它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收入、它的在商业掩盖之下的手段，它和国会的联系，以及压迫政府的一切方法统统隐蔽起来。但是公正的科学分析的评论家，恰恰和他们相反，他们竭力探索这整个制度的圣殿这个中央指挥机关，这机关布置着整个系统的线索，一切传达（必要时强制唯命是听）给官厅和各既成势力的信号和传达工具。
那么这些统治者是谁呢？法国现有5万个股份公司，此外还有几百个私人银行和几千保留着私人商行形式的工业公司。他们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呢？处于中央指挥机关地位的又有多少呢？在金融界中约有30个公司；在钢铁工业方面也有30个公司；煤矿和其他矿业有20个公司，电气业有30至40个公司，保险业有20个公司，化学制造业有10个公司，自来水和煤气业有10个公司，以及若干大规模的铁道公司。总共有200个公司掌握着支配权，并把一切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中。这种集中过程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在美国，600个公司——据罗斯福总统说——统制着全国2/3的工业，其余1/3则为1000万个小企业家所共有。
假如我们转到工业本身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那边也是同样的急剧的集中。1880年以来，工业雇主的数目已日渐减少，但企业的数目虽已减少，他们的重要性却日渐提高，工人和雇工的总数亦已较1930年以前的五十年间增加了1倍。所以工业上也像银行一样，已经产生了一种寡头政治。这是伊里奇理论的一个显著的证明：愈来愈集中和有力的大工业，已和那使民众的腰包日渐枯竭，同时把资本供给工业的银行，联合一致。
这些受银行支持的大工业公司，在物价和保护关税上，从政府方面得到很多真实的利益，特权最多的公司甚至还能从政府方面得到破产的保险。
在这一部分“有庇护的”银行业和工业的寡头政治的铁蹄之下，有一大群小的合股公司和一万以上的小业主以及那些遭受危机破坏和竞争牺牲的自由职业者；至于小企业和朝不保暮的事业，则随时可以被大银行和大企业团体扑灭或收买，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婉转地称为“肃清”的勾当。
第五章 产业寡头政治
现在我们来详细考察工业巨头的集团组织。他们的领袖是在1864年最老的企业家会社“钢铁工业协会”（Comite des Forges）中产生的，这个团体由250个钢铁公司组成，其中半打重要分子——得•昂但尔公司（de Wendel），玛丽纳•屋美古尔合股公司（Marine et Homecourt）希内德公司（Schneider）龙维公司（Longwy）德万•昂长公司（Devain-Anzin）和东北公司（Nordl Est）——他们的钢铁生产，占法国钢铁总生产额1/3。这些公司名义上的资本总额（除了他们的债券资本不算）共有80亿法郎（在万一万英镑以上。）营业发达时期所公开发表的利润，平均每年约有4亿法郎（即500英镑）；但也还有许多利润是不公布的。他们雇用的工人有好几十万。钢铁工业协会由三十个董事统辖着，其中有一个董事是法国生产者总联会（Confederation gener ale de la Production Francaise）中央会议中钢铁工业的代表。
得•昂但尔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密切合作的一个例子。他处在钢铁工业协会的领袖地位；他又是法兰西银行监督［注：监督是法兰西银行中由大股东选出的董事的别名，以别于由政府委任的总裁和他的两个助手——副总裁。］之一，同时更是巴黎联合银行（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董事会以及天意（Providence）和普通保险（Reassurances Generales）两家保险公司的董事。
伏格侯爵（Marquis de Vague）是另一个例子，他也是一个钢铁制造家和法兰西银行的董事，同时也是里昂银行圣哥都公司（St. Gobain 一个制造化学品的重要公司），三个保险公司（联合天意大都会）PLM铁道公司、苏伊士运河公司和马赛电气公司的董事之一。这位大企业家在乡间的法西斯运动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同时还是法兰西农民协会的会长。
其他重要的工业团体是：成立于1892年的煤矿主团体煤矿业中央委员会（Comite Central des Houilleres）成立于1900年的包含各五金和采矿公司的冶金采矿工业联盟（Union des Industries Metallurgiques et Nunieres）和成立于1903年的船主团体法国船主中央委员会（Comite Central des Armateurs de France）。
战后不久，工业界各业主于1919年，决定建立起一个联合会以调整各业间的关系，并更有效地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予政府以更着实的压迫；这个联合会便是拥有1500个业主团体的法国生产者总联会，这个法国生产者总联会表现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走向集中和权力的努力，同时企图夺得那压迫政府的指挥地位，以觅得一种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的有利的解决方案。
这联合会共分钢铁、矿业、船业、化学工业、纺织业、保险业等30个部分。并将已存各该专业的团结并进来成立分会：如化学工业联盟（Union des Industries Chimiques）于1920年，羊毛业中央委员会（Comite Central de la Laine）于1922年，丝业联合会（Federation de la Soie）于1923年，保险业总会（Comite General des Assurances）于1925年实行合并。从联合会开始成立的1500个构成团体，到成立后几年中它们的数目即增加至2500。这在组织上说来是可惊的成就；在这方面，法国企业主在战后的十年间，较战前的50年进步得多。他们所建立的确是一个真的战斗工具，那些完全认清他们的阶级利益的企业主们，想利用这个工具去获得坚固的地位；并且想在俄国革命影响之下，向他们袭击的思想在大众的脑中成熟时，利用这个工具来加强他们的统治力。
这个组织所包括整个法国企业主阶级的范围有多少广呢？在总数3万家纺织厂中参加纺织业主联合会的只有3千家，但这3千家工厂所雇的织工却占法国织工总数4/5。事实上，可以这样说，这法国生产者总联会——它的中坚份子每月在巴黎梅西路总机关中开会——已把全法国算得数的业主联合在一起；整个法国企业主阶级已把强迫政府为企业主的利益服役的工作委托给这个至高无上的行政机关。
远在1919年时，这联合会的会长已把它的作用以下列的辞句规定下来：“我们再不能把我们的努力局限于我们各企业的日常利益的保护上了。我们的使命是：把现实的本义告诉给国人并唤醒民意。那种能说能行因此能赋政府以力量，使它完成它所负的使命的民意。”比较更近些的时候，有一个企业主的议员曾把有组织的企业主的目的综合在这几句话中：“法国生产者总联合会是能够随时干预国事的，他们可以从和国会议员或上下两院的委员们的亲近上，为普遍的繁荣，获得修正那些没有考虑到经济实情的议案和计划。”这些“经济实情”就是企业主的利润。
这联合会是产业集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他使这集中更轻易更急剧地进展。事实上，独占早已排除了竞争；（这或许是指某种场合而言——译者）这个总联合会更表示出企业主阶级意旨的一致。
这意旨怎样变成行动呢？第一，是人的联系——在运动国会议员和公务员上，联合并调和企业家和银行家两方面的努力。金融和工业寡头政治操纵着新闻事业，并决定民意的主潮——单是钢铁工业协会就有一份预算年报，它每年的费用要数千万法郎之多；它补助新闻纸，发表一份经济公报，并豢养着一批专家和老练的技师，叫他们守护它的利益。它资助各政治团体并供给选举的运动费。
金融寡头政治常用停闭工厂和制造失业来威胁和压迫各总长和内阁，不然，就运用不给预算案以财政的辅助，或忽视小投资者投在它的企业中的资本的方法来威胁政府。
第六章 银行寡头政治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所以我们必须如上面考察工业组织一样，来把法国银行组织的概况说明一下。我们先要提到的是发行纸币的法兰西银行，她的作用和活动，我们以后再加以考察。然后我们将提到那在巴黎和各省满布支行的四大银行：1865年成立的里昂银行，1864年成立的平民银行（Societe Generale）1859年成立的工商银行（Credit Industriel Commercia）和1889年成立的贴现银行（Conmptoir d'Escommmpte）这些大银行的董事大部分都是钢铁、矿业、铁道和电气公司的代表。这一批人都同时霸据在工业界和金融界。围绕着这著名的四大银行的，有一打小银行，其中半数列席于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他们有几家在19世纪中是非常著名的——奥丁格（Hottinguer）、海涅（Heine）、马雷（Mallet）、密拉波（Mirabavd）、得•暖弗里士（de Neuflize）、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凡尔内（Vernes）——还有几家历史较短的私家银行——得马希（Demachy）、拉柴（Lazard）、勒希端（Lehideux）。
现在我们撇开这些私家银行不谈，来考察一下那些企业银行，其中最著名的两家是巴黎及下游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和巴黎联合银行（Banque Le l'Union Parisienne）。这些是贷款予工厂和资助新企业的银行。在另一方面，那吸收游资的四大银行，则满足于交易的平稳地位，日常业务，国债的贷予等等，它们在绝对安全的基础上营业，满足于它们的客户们委托事件的佣金。
这就是那有许多支行和部门的法国的银行组织。那些处于领导者地位或处在势力范围的人们能够为所欲为；其他的人不是服从便被扫除。最近几年中，几件金融风潮［（Gazette du France）法郎事件，台维尔台（Devilder）］事件，乌斯忒里（Oustrie）事件已把那些想发横财的冒险者如何被他们的敌手窒死的事暴露出来；他们的敌手们就是那些知道如何守卫他们的独占地位和保护他们的贮藏的根深蒂固的老银行。
尤有进者，这些银行是一气相通的。巴黎及下游银行在里昂银行和平民银行的董事会中也有他们的代表。还有：各大银行在那些被称为贮藏库的保险公司上都张着罗网，并统制着最重要几家的不下2/5的资本和准备金。
危机给予银行股票的价格以重大的打击。里昂银行的股票，1929年时每股值4695法郎，但到1936年1月6日，便只值1678法郎。贴现银行的股票，1929年时每股值2800法郎，到1936年1月6日便只值924法郎。平民银行的股票在1929年时每股值2400法郎，到1936年1月就跌倒1007个法郎。虽然如此，但这些大银行的利润却仍是非常可惊。1934年度里昂银行公布的纯利有8300万法郎，贴现银行有3900万法郎，平民银行有6000万法郎，即便他们每股各分得100、50和45法郎的红利。
法兰西银行所处地位的重要，是周知的事实：金融寡头政治的活动——要政府按照它的意志去做，假如政府不肯接受，便把政府推翻——单在法兰西银行的活动上便表现得十分清楚。但即使法兰西银行不在内，四大银行也能控制住政府。它们贷款给政府，但假如它们要和政府为难收回这些贷款，这样一来，它们可以使政府的信用立即动摇。它们能使证券交易所发生恐慌。它们能为政府造信用也可破坏政府的信用。它们能够组织信用罢工，并且能够使国家证券的价格破产。所以，政府不得不实行它们的政策，付给它们自己规定的佣金，并在国家的财政政策上对它们让步。
现在，由20家大银行——它们的总会计法兰西银行不在内——担保的流通公债约在500亿法郎左右。几家新储蓄银行的存款由1926年的260亿法郎增至1934年的600亿法郎，政府存款总库（Caisse des Depots et Consignationg）的存款总数竟达900亿法郎——这数字证明虽然法郎的价格一再跌落，并于1926年由朴恩加赉（Poincare）规定为战前价格的1/5，“小储蓄者”对于政府信用的信任心非但没有减少，且已有增加。但是，虽然有民间金钱流入政府储蓄公债，政府仍必须依靠各银行。当然，它可以从各储蓄银行的600亿法郎的存款上得到好处，因为它可以把这笔钱不经存折持有人的手而转为公债。但这义务公债还不足填补国库的需要，因之政府不得不再公开依靠人民——不再用秘密的方式，而是公开地透过银行向人民借贷。
在1934年公布的法国总资本310亿法郎中，政府和公家资本占280亿法郎。其中政府的有190亿法郎，属于铁道的有60亿法郎，属于地方政府的有30亿法郎。这整批款项，都是经银行之手并由这些银行扣除佣金。
因此，银行便成为信用的传递器，而它们的秘密基金则供养新闻事业以指使民意。意大利和德国的银行家，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争取政权时支持他们。法国的金融和产业寡头政治，是与反动者及法西斯党徒相勾结的，但这勾结弄得太明显了，所以要用它的一贯的煽动政策来建立它的群众基础，要比意大利和德国困难得多。
现在，我们必须深究到这整个体系的内心：法兰西银行。它的庞大的贮藏库中，堆放着值800亿法郎以上的金块；它的保管室中藏着富家的珠宝；它的车辆满载着千百捆的钞票：这是“法兰西银行”这个名词在一般人脑海中所绘出的图画。但很少人觉察到这机关在法国资本主义机构中所演的重要的作用。很少人了解法兰西银行的监督们在法国政治上演有决定的作用。法兰西银行隐蔽在朦胧和神秘之中，有如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的神圣仪式中的任何事物那样。甚至1871年参加革命的巴黎公社派也止步在这金钱的圣殿的面前。第三共和国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范围的1875年的宪法，对于这第四权力，也保持着这可羞的沉默，这第四权力，就是神秘和万能，它要国家服从它的意志。
法兰西银行是根据第一执政拿破仑签字的1803年的法令和后来拿破仑做皇帝时1806年的另一法令建立的。这银行是在随着1789年的革命而来的金融风潮之后成立；因为对于以土地为担保而发行的纸币（Assignats）有着普遍的恐惧心，（法国纸币发行于1789年和1797年之间，但不久即很快地变成无用的废纸），所以它是离政府而独立的。它的主管机关是由政府指派的一个总裁两个副总裁，和由股东大会推举出来的15个监督，三个稽核委员组成的，总共是21个人，其中6个人是政府官吏，15个人代表着私人的利益。
总裁是这主管机关中唯一代表银行签字的人。但在这主管机关开会时，他和两个副总裁共计只有一个投票权，正像其他成员一样。因为一切决议都是由多数票决定的，所以总裁的实权只限于运用不认可权，不签字在决议案上。实际上，该银行的政策是由监督们操纵着的。
该银行的股东是由200个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代表的。1803年的法令规定：“组成股东大会的200个股东，必须是在大会开会前6个月时，股东名录上的最大股东。若遇股东所持股票数相等时，则入股历史最长的股东有优先权。”因此，在法兰西银行4万个左右现存股东中，只有200个股东有权选举它们的代表，出席于权力集中机关——主管机关。其他的股东则无权干预银行的一切事务。
最近发表的统计指出：133个股东各持有100以上股票，另有226个股东各持有50至100之间的股票。第二批中的67个和第一批中的133个最大的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法兰西银行股票的市价，在1万法郎以上，这就是说只有那些在该银行股票上投有80万法郎以上的资本的股东，才有资格参加并投票于股东大会。因此，法兰西银行的组织是极端财阀政治的。
那么，在银行的管理上，这200个有特权的选举人信赖谁呢？
第一，是6个著名的银行家。1803年的法令规定着：15个监督中必须有5人和商业或工业界有关系，必须有3人从财政部官吏中选出。这主管机关的其他7席，则未曾提到，银行家便乘此占据了其中的6席。
从银行开始组织时起，马雷（Mallets）和奥丁格（Hottinguers）那样的金融家便竭力钻谋这主管机关的席位，一旦坐上了交椅，便设法永远保持着并传递给他们的儿子或亲戚朋友。银行界的一种真正的世袭贵族制度遂告成立。披雷维尔家（Pillet-Will）从1828年起至1890年止。霸占着主管机关的席位；罗斯柴尔德家（Rothschild）自1855年起便占着一个席位；马雷家则自1800年起一直霸占着它的席位（他们的祖先之一是1800年拿破仑所组成的董事会中的一员，从此以后，它们便毫无间断地在135年中传授了13次），奥丁格家也是如此，他们第一次列席在主管机关是在1803年。
董事会中共有代表5个银行——马雷、奥丁格、密拉波、凡尔内和得•暧弗里士——的5个家庭的姓氏，这5个姓氏，在银行组成时起便留在那边了。这些家庭，照某个总裁的话来说，直到现在，仍预备世袭的献身于银行业务。这是一幅多么惊人的资本主义的说明图。130年来，法国曾遭到3次革命，并5次变更它的政体；但在这大破坏和汹涌浪涛中，金融的支配权却独独没有丝毫的动摇，在所有政府的更替中，继续着资本主义的统治。
说来非常奇怪，这5个监督的祖先都是瑞士人，他们都是和著名银行家纳该（Necker）同时在18世纪后半期移居法国的新教徒银行家。拿破仑是欢迎外国人的。他说“法国缺乏熟悉银行事业的人；这是我们必须培植出来的一批人。”这时以后，资本主义的法国就补偿了这个时间的损失。但那猛烈反对“国际金融”，同时大家都知道它和法兰西银行有密切关系的法西斯主义，却从未指出过半数法兰西银行监督（除出三个财政部的官员，他们的职务是在管理和财政部往来的账目）都是外来移民的后裔这件事实，至于法国移民入籍簿所登记的，并不久远，只是最近若干年代中的事情。
并且，“老大的法国”和这些新来者处得很好，正像和伏格侯爵相处一般。现在这位伏格侯爵是庞大的圣哥邦化学制造公司、克勒梭银行（Creusot）、里昂银行的董事，和苏黎世运河公司的董事长——在这个地位上，那些曾为资本主义忠诚服役的政治家们，能够享受到豪富的晚景。
为什么那些居私家大银行的领袖地位的银行家们竭力想成为法兰西银行的监督呢？这理由，是很容易明了的。因为法兰西银行的主要作用是办理其他银行票据再贴现的业务，而最重要的是，它的银行家可以是当事人同时也是裁判者，是该银行的董事同时又是顾客，他们可以接受或拒绝他们自己的私家竞争者的票据。一坐上这个优越地位，它们便能够判断资本的流动，支配贴现率，在金融战争中支持某些证券并鼓舞救援工作的进行。
这是那6个银行家的情形。现在，另外还有6个监督代表着企业界——其中4人代表化学工业。金融资本就在这些法兰西银行监督身上和产业资本密结起来：那非政府官吏的12个监督，本身是95个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在法兰西银行的股东会议中占着150个席位。
这95个公司的分配如下：
私家银行31、
保险公司8、
铁道公司9、
运输公司8、
钢铁公司7、
电气公司6、
矿业公司8、
化学品制造公司12、
其他企业6。
整个法国资本主义都集中在这里。当这些监督开会时，他们讨论的范围遍及全国，并且没有一个经济活动的角落能够逃过他们的瞷眼和铁腕的统制；他们是法国的真主人。
总裁和两个副总裁是由政府指派的，任何决议在施行之前必须由总裁签署；但他们能够阻止那些监督们的行动吗？能够实行政府的政策吗？不，因为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1806年的法令规定：“在行使他们的职权之前，总裁必须持有100股本银行的股票，副总裁则各须持有50股。”这些股票是这些官吏给监督们的一种保证，在他们离职以前，是不得出让给他人的。在拿破仑时代值1000法郎的1张法兰西银行的股票，现在已值10000以上法郎。财政部官吏中谁有100万或50万法郎（13500或6750英镑）任他自由支配的钱呢？因此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监督们——其中6个是银行家——把必需的股票赊给他们未来的查帐员，总裁等，而这些人就成了他们的债务人。在监督和政府之间发生冲突时，站在政府方面的总裁，立刻被人求偿付他所拿不出来的借款。在另一方面，假如他和监督们站在一起，反对政府，那么监督者们不但不会向他索债，并且还能把他们手下的某个公司中的美缺供给他。这往往是那些和监督们合作的总裁或副总裁们的下场；例如摩雷先生（M. Moret）的退往巴黎及下游银行，赛尔床先生（M. Sergent）的退往巴黎联合银行和查理•里斯特先生（M. Charles Rist）的退往苏黎世运河公司。
这是法兰西银行的现状。这是第三共和国下面“民主政治”的奇特的表现——法兰西银行的民主政治，在这银行中有12个监督，其中6个是银行家，6个是产业巨头。这就是这12个人又复组织和中世纪威尼斯的“十人会议”一模一样的“十二人会议”；他们掌握着统制整个法国的大权。在他们之下，有200个大股东——这是统治法国的200户人家——狼狈为奸地来吞噬一个有4000万人民的国家的全部积蓄并支配它的经济生活。
这是一种控制法国的合法政府，和强迫它唯命是听的一种力量。这是历次推翻政府，强奸民意和压迫法国——她的政府也是在它控制之下的——人民的一种力量。在朴恩加赉上台的1926年发生的许多事变，就是这种力量的反映。1924年的总统选举左派在下议院里取得多数议席。可是法兰西银行——虽然它或许已利用了摩尔根信托制度——对于卡特尔的理事们向它提出的请求仍是置之不理。赫里欧于是下台：这是第一次的牺牲、1925年末，流通货币的总数达510亿法郎，其中350亿法郎是法兰西银行垫付的“临时”公债。当时英镑的价格在130法郎以上。1926年5月，为右派报纸和一切反动势力所拥戴的法兰西银行的总裁，出于惯性地接受了政府的迫切的要求。“用摩尔根信托制度吗？不，我们不愿再约束金子的数量了。”罗尔•潘勒（Raoul Peret）是第四个被法兰西银行牺牲的阁员。他被迫退职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再能够在外国的高汇率之下，有效地尽他的责任，同时他缺乏那种他过去有权期待的必要的助力。”于是凯奥复任财政部长：这是第五次牺牲。但这一次，倾覆的可不是内阁成员——而却是法兰西银行总裁的被免职。这是政府的胜利吗？完全不是。白里安（Briand）政府要求统治的全权，结果倾覆了。第六次的牺牲即将开始：斗争的终结已经不远。当赫理欧又组阁时，法兰西银行便立刻加紧进攻，贬落政府证券的价格，并使外汇率增至240法郎：1英镑。恐慌袭来，赫理欧又倒台了。法兰西银行和反动团体所拥戴的朴恩加赉，他对于代表左派卡特尔的下院开始两年久的统治。法兰西银行战败了由普选表示出来的民意。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统治起见，法兰西银行毫不踌躇地来危害法郎的地位，正像以后，当它觉到财阀政治的特权被威胁时所做的一般。
我们已知道法兰西银行的一般的政治路线。它为统治法国的200户人家的利益效劳，并努力促成正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反对的计划。
这些监督的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拥护赖伐尔（Laval）的尅减公务员的薪俸的法令；他们主张通货紧缩和尅减政府经费，以达“预算平衡”等政策，同时又主张救济破产的企业——法兰西银行监督们利害相关的企业——的政策。这就是他们所谓“使国家重上正轨。”
法兰西银行的计划是在利用危机以推进金融和工业界的下列行动：建立百数特权“受保护的”公司，对于这些公司，政府将供以订货，法兰西银行将供以信用。它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度过汹涌的浪涛，到达平安的港口；至于那些“不受保护的”公司则被摈于生存线之外，任其自行淘汰——最弱的将溺于浪涛中，其他则将在破产时由那些有特权的公司来接办。
第七章 经济危机的一般情势
当然，不说到最先在美国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而要把1930年以来在法国猖獗的经济危机作一详细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法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和其他国家没有丝毫的不同：卡尔已把这原因阐明如下：“大众的贫困和消费力削弱的趋势，正和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日益悬隔，将使整个世界的消费力完全削弱而后已。”（《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
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在把法国的经济危机作一详细的研究，而仅在叙述经济危机对于法国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只须把法国的一般情势作一素描。
从国际立场来看，法国在1930年时是一个币值贱得“不足道”的国家，自英镑美元相继贬值以后，世界物价随之低落，于是法国便突然挤入于“可注目的”国家之林。贸易的差额和债务收支的差额都不利于法国，虽然1934年时稍有进步，但那年的入超尚在10万万法郎左右——然而，这还只有1933年入超额的1/3。法国生活程度的低落使外国粮食的输入额为之大减；产业活动逐渐式微，原料输入因之亦渐减少；国家的普遍的贫困，使外国制造品的输入低落。
1929年至1934年之间，国民收入的普遍的降落，估计起来约有30%。下面是这两年间个人收入的估计数字（单位：10亿）。
| 1922 | 1934 | |
| 工资收入 | 115.6 | 93.0 |
| 股息收入 | 28.3 | 22.8 |
| 农业收入 | 44.8 | 17.0 |
| 工商业收入 | 29.0 | 15.0 |
| 总计 | 217.7 | 147.8 |
个人收入是在不断地降落，同时1935年（至1936年会计年度）的预算总额由于法令的规定也减少了10%，但是预算总额尚达47 000百万法郎。在这个总数中，15 400百万法郎是300 000百余万法郎公债（政府担保的100 000百万法郎铁道公债不在内）的利息和偿债基金。此外还须加上6500百万法郎的参战军人恩给金和10000百万法郎的陆海空军预算经费。因此，预算总数47000百万法郎中，有32000百万法郎是付给过去和未来的战争的！
虽然赖伐尔把必须平衡预算作为施行扣减薪金政策的口实，但这个预算终究没有得到平衡。1935年为首11个月中征得的间接税比较预计数目短少4631百万法郎，比较1934年亦短少1046百万法郎。
1935年国有铁道的总收入较1934年短少5%。1935年中，工业生产和国内贸易的数量都继续不断地在萎缩，这种萎缩是由1934年中期开始的。
根据官方统计；1932年的平均生产量只占1913年的96%；1933年生产指数升至107，但到1934年却又降到99。这种降落从法国技术的进步和生产量的增加上看来，意味是非常深长的，本章附有一表，表上数字指出1928年至1934年若干重要工业的指数。
另外有些指出同一倾向的数字是：钢的生产量由1933年的6 531 000吨减至1934年的6 174 000吨；营业税收入在1935年的为首3个月中，比较1934年同期要减少15%；证券和不动产登记税收入的降落（此项收入，1934年和1933年相比，第一季中，前者仅当后者的15%；第二季中，前者仅当后者的12.6%）；以及铁道岁收的降落（1934年较1932年降落8.5%；1935年的第一季较1934年的同期降落9%）等。
| 1928 | 1929 | 1930 | 1931 | 1932 | 1933 | 1934 | |
| 钢铁 | 130 | 129 | 120 | 75 | 77 | 79 | 77 |
| 机器 | 150 | 160 | 140 | 110 | 95 | 101 | 96 |
| 建筑 | 102 | 138 | 130 | 120 | 90 | 85 | 75 |
| 综合指数 | 130 | 140 | 130 | 105 | 90 | 92 | 85 |
| 橡皮 | 600 | 900 | 850 | 800 | 750 | 900 | 750 |
| 汽车 | 600 | 600 | 580 | 450 | 500 | 400 | 350 |
| 皮革 | 140 | 105 | 110 | 95 | 115 | 110 | 80 |
| 矿业 | 120 | 130 | 120 | 105 | 105 | 110 | 105 |
| 纺织 | 100 | 90 | 80 | 60 | 70 | 75 | 60 |
| 综合指数 | 130 | 140 | 130 | 110 | 100 | 110 | 90 |
各企业公司新增资本的不断降落和破产公司数的不断增加是不足惊异的：破产公司数从1933年的13764家增至1934年的15052家，一共增加了9.3%。1935年开头四个月较之1934年同期更增加12%。
这简略的观察，使我们在考察法国农工业生产受危机影响时，有所依据。
第八章 农业危机
生产过剩是资本制度的特征：过多的生产品使生产者归于破产。谷仓有余，农民贫困。法国的小麦平均消费量是8800百万公斤（约850万吨），超过这个数字的收获就会使法国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都种小麦——贫困或破产。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危机，在农民看来，已不复是一种过渡的现象，它的影响决不会渐渐消灭而复归于正常的状态；他们已把它看作一种永久存在的灾祸，这种灾祸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同时它不可避免地把那产生它的社会制度宣告死刑。
这是农民觉到不满足的原因。这是他们胼手胝足不得休息的原因。这是法西斯煽动家得以利用他们的烦恼不安的情绪乘机将甘言蜜语笼络他们，求他们作后援的原因。当然，法西斯主义者会把这情势的真相隐瞒起来，小心翼翼地唯恐他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把他们陷入贫困的真原因，同时他们更把一切责难都放在“议会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身上，使农民们起来反对他们。
这种农业生产过剩是怎样产生的呢？虽然农民们不能解脱因袭的束缚，固执地不肯采取进步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虽然土地的细分桎梏着生产，可是每
［注：无法录入此字，兹以图片代替——录入者注］（约2英畝半）耕地的产量却已从1913年的1328公斤增至1934年的1575公斤。因为小麦销路没有相应的增加，结果使小麦的耕地面积减少了1百万以上（1913年耕地面积有6542000，1934年则只有5305000）。但小麦的耕地面积虽减少了这样多，1933年的丰收却带来了灾祸，因为它的总产量竟达9800百万公斤，即是说超过了正常消费量1000百万公斤。在这个数字上，我们还必须加上从北非洲输入进来的300百万公斤，和上次收获没有脱售的1500百万公斤的余额。为使价格不致完全崩溃起见，必须用种种方法把2800百万公斤的小麦脱售。战前每百公斤小麦的价格在24法郎左右。依据1933年10月的一般价格指数（501）看来，小麦的卖价常在每百公斤115法郎和120法郎之间。但事实上它的价格是105法郎——这就是说，从小麦价格达每百公斤189法郎的1926这一个记录年度以来，这是未曾有过的一个可惊的降落。7年之后，危机即使价格跌落84法郎，或40%以上。于是种小麦的农民大感不满而愤怒起来，同时这种愤懑的情绪布满整个乡间——这是一种愈来愈猛烈的愤懑，因为小麦的价格正像江河日下般的在急急降落。
政府必须居间调停。1933年7月15日的法令把115法郎规定为合法的最低价格。据说这法令是去救济农民的：假如有无效的法令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最无效的法令。一种比合法价格低得多的半官的欺骗的价格，不久立即成立。供过于求的结果，每个小麦生产者要从磨坊主那里获得优先待遇时只剩了一种方法——这就是把价格比别人抑得更低。1934年7月间，巴黎区小麦卖给磨坊的正确价格，估计只有每百公斤80法郎。
其他一些法令——1933年12月28日的、1934年3月17日的，和1934年7月19日的法令——目的都是在调节小麦的生产和竭力把过剩的小麦从市场中暂时或永久地脱售出去。为了这，建立了许多特殊的合作机关，从事贮藏小麦、待价而沽。但这些合作机关在一年中必须按着每季25%的比例脱售他们的存货。所以这不是一种妥当的解决方法。于是另有3种方法也被采用了：（一）修订制粉规则，扣减每百公斤小麦的重量；（二）由政府给予每百公斤的小麦以50法郎的补助费以杂物掺入小麦——用颜料掺入小麦并把它驻藏起来，使它不适于人类的口味；（三）最后的一个方法，便是由政府给予补费而把它输出国外。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很费钱的，同时都曾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要组织一大批监督去强迫各制粉业者实行更低的生产标准，这事怎样能够实现呢？把小麦抛弃在仓库里，不就是和那些生产大麦和燕麦的农民——照例他们和生产小麦者是同一的农民——作破釜沉舟的竞争吗？最后，当那些有悠久历史的小麦输出国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再找到小麦出路的时候，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较法国国内的价格更低的时候，法国怎能骤然把小麦输出到国际市场——在那里，半禁止已成为一种定则——上去呢？那规定最低价格的法令，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法令一样，在资本制度的范围内总是无效的。这法令颁布后便被大制粉业者、大的小麦生产者、中间阶级和所有乡间的资本家团体、所有剥削贫农和小麦的小生产者的投机商人所反对。这些人所希求的是让农民们毫无保障，由此他们可以更易于剥削农民并把危机的全副重担放上农民的肩头：这是他们通常称为“肃清市场”的方法。
1934年的收获量约有8300百万公斤，或者说较每年的消费量少500百万公斤；但加入1933年未曾脱售的存货之后，有效的供给量仍达10700百万公斤。
于是资本主义的政府放弃了它的调解政策。佛兰亭（Flendin）政府主张经济的自由主义，于1934年12月24日制定法令，废除了法定的最低麦价。虽然如此，这法令仍保持着小麦生产的某种限制：它禁止小麦生产者扩张小麦耕地面积，禁止两年连续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小麦，禁止种植那种产量极丰的小麦；在另一方面更由农业部按1935年上半年巴黎自由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收买1934年和1935年份收获的剩余小麦。价格的限制废弃之后，小麦价格更形跌落。1933年12月小麦的非法的但有效的价格约在每百公斤80法郎。在法定的最低价格废止之后，小麦的价格在主要的生产区又降落了10法郎或10法郎以上，在北部和巴斯·得·克雷（Paslde-Clai）区，它的价格，只在65和73法郎之间，在伊勒·爱·维雷（Ille-et-Viloine）方面，只在66和69法郎之间。这种悠长的价格不断的降落，给予小农以真正的困厄，而政府却在一般价格提高时，支持1930年规定的制粉和制面包业的红利，来继续担保制粉业者和制面包业者的巨额的利润。他们所竭力主张的“贸易的自由”，照理是有利于大资本而用来毁灭小民的。禁止那种产量丰富的小麦的种植只使大制粉业者感到满足，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更易于做投机生意。但政府将如何处置那1934年12月24日的法令所规定必须售卖的2000百万公斤的小麦呢？这件事情的处理必将以每百公斤70法郎的价格，支出1500百万法郎。
小麦问题，因殖民地生产品：米、玉蜀黍和其他五谷杂粮的输入而更形严重起来。殖民地只能用农产品的输出来偿付他们从宗主国输入的工业品。法国工业资本主义把它的生产品售于殖民地而获得巨额利润，但同时都贬低法国和殖民地农地的生产品的价格，使他们归于破产。这样，殖民地便成为资本主义强盗的财富的来源，和法国农民破产的原因。从安南各地输入的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殖民地米的输入，已自1930年的129310000公斤增至1934年开头11个月的432841200公斤；此外还须加上135483400公斤的米粉。这种米虽然从世界另一端的13000哩外运来，虽然它耕种时需要比小麦更多的劳力，但它在法国出售的价格却较廉于小麦——这告诉说那些不幸的安南人所得的价格是如何之低！由殖民地米的输入所引起的竞争，使那即使没有它也已使法国农民够苦的小麦问题，更趋于复杂难解。
小麦被贮藏起来，为的是维持价格。但是如果说造成谷物生产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剩余生产品的无法处置，那么，酿酒工业的危机也是这同一原因造成的。
法国酒的正常消费量，每年在8000万公石（1公石等于22加仑）左右，而1934年法国本部的产酒总量却是7500万公石，此外还须加上从阿尔及利亚（Algeria）来的2000万公石，和上年过剩的存货500万公石，这个数目已经超过正常消费量很多了。至于那年小麦的过剩存货，则约在2000万至2500万之间。
酒的生产过剩曾在战前引起过一次严重的危机，这是1905年的事情。它引起了严重的骚乱，派去镇压示威运动的军队中，第17师团哗变了，兵士们把他们的长官囚禁起来，带着来复枪在那尔波纳（Narbonre）的街道上列队巡游。但此后几年中收获的减少又使得价格增涨起来，至1913—1914年时，每公石（平均浓度有9度）酒的价格，涨落于20法郎和25法郎之间。大战后，价格就不断地高涨起来，至1924年5月间，竟达每公石250法郎。但暴跌很快地随之而来，1930—1931年间，价格即贬落至每公石170法郎。1933—1934年时它几乎贬落至每公石100法郎，至1934年末贬至每公石57法郎。当时小麦的跌价甚至还要残酷些。
政府于是采用了一大批的政策。制酒者凡是同意拔去他们的葡萄树，并在30年中不再种植的，可以得到一些红利；绝对禁止新葡萄树的种植（这法令大部分是为阿尔及利亚而设，因为那边每年都在扩大葡萄的种植面积）；严禁外国酒的输入；禁止低于八度半比重的酒的发卖（这限制的结果使酒的成份增到九度）。那些含酒精量少的酒，被蒸提而制为商用酒精，同时杂以汽油而充作名为国家碳化物（Carburant National）的燃料。
这些政策引起了许多大葡萄场主的抗议。因为情形是这样：这些大葡萄场的土地都是最肥沃的，同时所产的葡萄甜酒，量多而酒精少。因此它们的所有主便毫不踌躇地把它们分售给人家。那么，这不就是说小制酒者的胜利吗？
这法令在法国本部被破坏之后，大葡萄场又出现于各处。尽管有禁植新葡萄的法令，可是阿尔及利亚每天都有新的大葡萄场兴起。那里应用着最新的种植方法，同时工资极低的土著劳力亦已减至最小的限度。这些新的葡萄场，既努力生产葡萄汁，也注重酒精的含量，因此在阿尔及利亚的大量酿酒者和法国的许多有大葡萄场设备的小量酿酒者之间，很快地就要发生一种悲惨的斗争。在这斗争中，前者一定战胜后者，那还容置疑吗？
第九章 工业危机
受危机影响最深的工业是纺织工业和化妆品工业。战前棉织业的输出占它的生产量50%，毛织业占它的生产量的10%，丝织业占它的生产量的70%。大战的结果，使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得以发展它们的工业。它们先经营棉织业而后及于毛织业，先经营绒织业而后及于纺业和梳毛业；但现在，所有这些进程都早已完成，或在最短期间即将完成。
在最近20年中，虽然世界市场的消费力的增加还不到10%，但世界的生产力却已增加很多，毛织业增加了15%，棉织业增加了30%。但这并不是由于纺锭和织机数目的增加；这种生产品的增加是生产效率增加的结果。
为应付这种生产过剩起见，每个工业国家都已建立起关税壁垒。经济的国家主义和奥泰基政策（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崩溃时期的特征）以及日本那样新的竞争者的抬头——这些竞争者，由于对劳动者的悲惨的剥削，能够把商品的价格贬落到使若干老大的欧洲工业国不能和它竞争——这些因素已堵截了法国棉织工业向外发展的一切出路。
法国和日本竞争中所遇到的结果，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例子。1931年11月，日本丝织物以每粎8法郎40生丁和10法郎40生丁的价格在开罗售出，可是同样的法国丝织物却不能以每粎17法郎25生丁以下和20法郎30生丁以下的价格脱售。摩洛哥的条纹棉布，使法国工业每粎损失1法郎64生丁在卡萨布兰卡出售；日本出口商可以把同样的货物定价为每粎94生丁出售。即使在马赛，日本锦缎的价格比法国纱线的成本还要便宜。
估计起来，即使恢复常态之后，同时即使算进法国殖民地市场的需要，法国棉制品也不能销去60%以上。
不能依靠殖民地市场的法国毛织工业，即在危机过后，它的国外销售也一定要受50%的损失。自1929年以来，法国毛织品的输出在不断地降落，我们可以从下表看出：
| 年份 | 重量（单位十万米突公斤） | 价值（单位百万法郎） |
| 1913 | 185 | 930 |
| 1929 | 198 | 1679 |
| 1930 | 166 | 1320 |
| 1931 | 131 | 928 |
| 1932 | 60 | 349 |
| 1933 | 55 | 278 |
| 1934 | 40 | 215 |
缫丝业是受国外市场封锁影响最厉害的工业。人造丝的利用已使意大利、英国、美国尤其是日本的缫丝业得到很大的发展。1932年，法国缫丝工业经历着严酷的衰落；这使它不得不大削实价，扩张国内和殖民地市场，放弃奢侈品、美术品和人造丝等生产，以补偿它的国外市场的丧失。1934年，法国缫丝业较战前的水准降落了56%：棉织工业较战前降落35%，毛织工业则降落了26%。
1935年初，棉织工厂破产的有130家以上，这数目占着纺纱厂总数的25%，占着棉布厂总数的20%。在同一时期，棉织工业方面，有200万只纺锭，500万只绞锭，和41000部织机停止工作。
在毛织工业方面，某些部门（如已梳羊毛纺织部门）的失业工人达工人总数的50%，而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毛织品，室内装饰布料，和地毯各部门。1932年毛织工业的生产占有战前水准的49%；到了1934年，又降至48%。
缫丝业的生产量也在不断地降落：较之战前的水准，1930年降落74%；1931年降落60%；1932年降落35%；但此后也稍增加，1933增加到41%，1934年又增加到44%。这种增加无疑地一部分是归功于强迫商人在天然丝上标明以别于人造丝的法令。
煤矿工业，在理论上说来，应该是受危机影响最轻的一种工业，因为法国的煤产远较消费的需要小。
在最近几年中，法国每年煤的生产量常在4800万吨和5000万吨之间，而消费量却常在7000万吨和7500万吨之间，因此就有一个必须由英德等国的2000万吨至2500万吨的输入来填补的不敷之数。这些国家之所以有输出，是由于巨额增加的生产量。法国政府曾集中全力以厉行生产品输入的限制，但煤输入的限制，却从未阻止外国的煤以数年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于市场。输入煤的平均价格，在1933年是每吨104法郎，至1934年跌至每吨99法郎，即已跌去了5法郎。这数目若与1930年相比，则降落了45法郎。由于剧烈竞争和法国消费者的积贮，使法国煤矿工业在法国市场上的销售额，在最近几年中表现着显著的降落。
法国煤业所雇佣的外国（主要是波兰的）工人虽已大减——不管他们的合同满期与否，政府将他们遣送回国——但煤矿工业中的失业仍甚猖獗。因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合理化，煤矿业可减少矿工。在一个统辖着15个煤井的煤矿公司中，工人的人数和生产量如下：
| 年份 | 工人数 | 生产量（单位吨） |
| 1931 | 10179 | 2512 |
| 1933 | 14532 | 4162 |
| 1934 | 14111 | 4362 |
若只以去年来说，那么仅仅420个工人就生产了20万吨以上的煤；生产量已增加了5%，同时工人数却减少了3%。
关于这，我们必须知道：法国工业家目下正在努力用现代化的化学方法制造一种综合的燃料（“Carbolux”和“Monathra”等）以排斥外煤。经济的国家主义和奥泰基政策正在各方面显其身手。
在钢铁、五金和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外国的竞争和机械应用的扩大，已在昔日落后国家中渐被觉出。苏联已成为钢铁的重要生产国。印度和日本亦已有急剧的发展，并已成为世界市场上的输出国。在机器制造和五金工业方面，已生产一种排斥外资的倾向，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每个国家，在预料到战争即将爆发时，必定会设法使外货的输入减至最小的限度。
但是法国钢铁工业输出的水平仍维持着原状，甚至稍有增加：1934年输出的钢有2951000吨，而1933年输出的只不过2555000吨。这是法国钢铁工业和国际钢铁卡特尔缔订的协定所促成的。但萨尔区于1935年归德以后，钢铁输出的前途就大形暗淡，因为法国钢铁输出有三分之一是由德国吸收去的。
在五金和机器制造工业中，最主要的几个国外市场之间，也有一种坚定向前发展的本质上的矛盾，虽然苏联随着最近订定的通商协定以顾客的资格出现于它们之间。
汽车工业的国内市场已被早就在用着的200万辆的汽车所羁困。1934年，汽车在国外的销量只占生产量的6.9%而1929年却占到13.7%。1934年输入英国的法国汽车只有980辆，而1929年却有2200辆；输入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只有2000辆而在1929年却有3800辆；输入西班牙的也只有4300辆，而在1929年却有7250辆。
1934年美国汽车的生产量，已恢复到1931年的水准（280万辆）这就是说较1932年增加140万辆。英国1934年的生产量达34.25万辆，这数字甚至已高出最高纪录年的1929年。苏联在1929年以前尚无汽车工业，但现在正在实现五年计划的口号：“追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1934年，它的生产量达7.25万辆，在第二次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仅以莫洛托夫厂而论，每年能生产30万辆。苏联的汽车输出，尤其是对土耳其的输出，已成为一种既成事实了。
为对付外国竞争起见，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种由政府给予每吨出口货以1500法郎奖金的政策，鼓励汽车的输出；这种奖金已于1935年，增至1900法郎。同样为应付军事上的需要起见，政府也采取了补助陆地运输业的政策。
事实上，法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这同一的进程，正在那里进展：在高度的关税壁垒之下，外国五金工业在法国和她的殖民地的市场上已在一步一步地退却。
第十章 金融和产业寡头政治的地位是怎样巩固起来的
要明了法国经济受危机影响的详细情形，我们必须辨明法国工业上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是若干主要的公用事业；第二是托拉斯化的工业——此二者是法国经济生活的“受保护的”部分——第三是“不受保护的”部分，其中包含着若干商业银行，和一批工业、商业、纺织业等。
这种正确地指示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现势的区分，是没有一定不变的界限的。法国也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地方一样，在银行和工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继续不断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各在同业中组成联盟和集团，互相破坏与吞并。今天法国经济生活中不受保护的部分，如某种工业或某个公司，到明天或者会在他人的指导之下被救济而归并于受保护的部分中去，例如，法兰西银行的政策便是如此的。
现在，让我们过细点考察一下这三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主要的公用事业，包括电气（共计24个公司，其中有电气总公司、巴黎电气公司、北部电力公司、东部电灯公司、法国无线电公司、电气联合公司、北部电灯公司）；煤气（共计11个公司）发行纸币的银行（法兰西银行和阿尔及利亚银行）；特种银行（不动产抵押银行和各种企业的辅助银行）；保险公司（共计25家）；都市运输业（共计13个公司，包括首都运输公司和STCRP公司）；主要的铁道、船坞和自来水事业（共计5个公司）；殖民地和海外的公用事业（共计6个公司）；以及苏黎世运河公司。
1930年以来，公用事业（苏黎世运河公司除外）的股息平均增加了28%（1935年）。因此，虽有经济恐慌的打击和趸卖价格的降落，公用事业的集团却仍利市三倍，它的利润不断地在那里增加。1934年—1935年，11个最重要的电气公司分得的利润共计400百万法郎——这个总数较之不受保护部分中的129个电气公司分得的总利润还要多。这些主要公用事业，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乃是他们对于工人加以可惨的剥削、采用合理化制度达于极度，和随技术的进步而来的业务发达的结果。然而，几个大铁道公司，却还在不断地宣传，说法国的铁道费较其他国家的低。
托拉斯化的或“受保护的”部分中，包含若干重要的银行组织（共计11个公司，其中首要的是里昂银行、平民银行、贴现银行、工商银行）；托拉斯化的机器制造业【共计7个公司，包括霍企开司公司（Hotchkiss）和哈佛尔金属线制造公司（Trefileries du Havre）】；化学制造业【共计17个公司，包括枯尔曼公司（Kuhlmann）、圣哥班公司、罗恩普朗公司（Rhone-Poulaenc）、里波兰公司（Ripolin）、光明公司（Lumiere）液体空气公司（Air Liquide）等】；钢铁业（共计12个公司，它们都由著名的钢铁工厂协会统辖）；北部和中部法国的几个煤矿公司【共计19个公司，包括枯里埃尔公司（Couriere）、朗恩公司（Lens）、亚尼希公司（Aniche）、昂丈公司（Anzin）、卡尔摩公司（Carmeaux）格郎公勃公司（Grend'Comb）公芒特里福尚波公司（Commentry Fourchamb ault）】；造船业【共计6个公司：勃雷泰纳造船所（Bretagne）、法兰西造船所、拉卢亚造船所（La Loire）圣那才尔造船所（St. Nazaire）地中海造船锻铁厂、普洛文卡尔军舰制造厂（Provencale）】和制糖业【共计3个公司，包括拉飞纳里赛公司（Raffinerie Say）】。
危机没有使这些受保护的工业得不到巨额利润，只些注意法国经济新闻的人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进行着国家必须维持大银行的高额股息、威信和利润的运动。这些托拉斯化的集团，对政府加以压力强迫它保护他们的独占地位；例如，煤矿公司曾向政府不断要求增高保护关税。托拉斯化部分中的各工业，竭力想把那些非托拉斯化部分——他们的竞争者压倒：因此有许多制糖公司已经组成一个联盟，以阻挠新工厂的兴起。
第三部分——法国经济生活中的不受保护的部分——包含若干商业银行和混合银行，其中最主要的是巴黎及下游银行和巴黎联合银行；各种采矿工业；不受保护部分的机械制造工业【汤姆生乌斯东公司（Thoson-Huston）、勃雷格公司（Breguet）、般哥脱公司（Peugeot）、雪铁龙公司（Citroen）等】；营造材料工业、棉毛丝织工业、运输业【夏葛公司（Chargeurs）、雷尼公司（Reunis）、梅萨格里公司（Messageries）、马里蒂姆公司（Maritimes）等】；各种贸易公司、大商店、旅馆和地产公司【辣菲德百货公司（Galeries Lafayette）、普恩市场（Bon Marcte）、春季商店（Printemps）、大旅馆（Grand Hotel）、灰里克斯·波坦公司（Felix Potin）、大摩依公司（Damoy）、地租公司（Rente Fonciere）等】以及造纸、印刷、橡皮等的杂项工业；各种开设在外国的法国公司，如潘那罗亚公司（Penarroya）法国STEAUA公司等；和许多殖民地公司。
129个最重要的无保护的公司所得的股息，其总数在1930年有1301百万法郎，1934年降落到459百万法郎，1935年更降落至353百万法郎。但“受保护的”工业集团，尽管有危机，他们的利润却在不断地增加，只有那无保护的才是危机重担的真正负担者。自从法国的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平均每月有1200个破产和清理的公司，这其中，无保护的要占着极大的部分。
当危机使无保护的工业负着凄惨的创痕的时候，法兰西银行的监督们，“受保护的”金融和产业巨头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却平静而愉快地在那里用冷眼看着他们。他们相信，资本制度若照常起着作用，那么危机就会扑灭弱者而为强者留下广阔的活动范围；腐败的树枝一倒，那属于“受保护的”产业集团便可以任意发展开来。但这仍须视工人农民和中等阶级之能否继续忍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来为那利用这恐慌以巩固自己地位的寡头政治的无厌的欲望作牺牲而定，农民现时正在填补危机的损失，工人的被剥削在受保护的工业的巨额利润上表现得更明显了；中等阶级已遭受到破产和惨败的重击。
在危机的过程中，集中运动，因资本主义国家的鼓励和训令，而日益显著。在危机的过程中，集中的两个最显著的例子，是飞机和造船工业。在航空部的压力之下，勃雷格飞机公司为共同研究和生产的合理化起见，已和维婆尔潘霍公司（Wibault-Penhoet）、摩郎梭尔尼公司（Morane-Saulnier）合并；拉卢亚造船所已和尼园泡尔特阿斯特拉公司（Nieuport-Astra）合并；亨利包戴公司（Henry Potez）已和赛纳飞机船舶制造所（Chantiers Aero-Maritimes de la Seine）洛林马达汽车公司（Lorraine Motorand Automobi le Co.）合并；李奥雷和奥里维公司（Liore et Olivier）已和台伏阿提纳公司（Dewoitine）合并；勃莱里奥公司（B'eriot）已和法芒公司（Farman），及北部与兴摩罗克斯制造所（Atelier de Construction du Nord et des Mureaux）合并。现在该2种公司经合并后只有10个左右，不久以前则有30个以上哩。
同样，在1933年末，政府又定下了一个集中的计划，这计划是把某几个公司停闭、某几个公司加以改革而合并起来，使造船公司的数目减少。为切实实行这计划起见，政府以扣留债款和取消政府合同来威胁不服从命令的造船公司。但造船业者都向参议院诉苦，到现在，他们已把政府的计划压制下去，同时他们建立一个造船业的“国家银行团”着手进行他们自己的资本集中的计划。
因为危机的缘故，金融寡头政治已能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同时中等阶级已没落于贫困之中，体味着那种无产阶级注定的无保障的生活的到来，至于无产阶级呢，则已在工资的降落和失业的激增之下，日趋于贫困之途。这是卡尔所预见而以下面的话叙述出来的进程：“随着资本巨头——他们掠夺并独占这转型期中的一切利益——数目的日益减少，发生了一大批悲惨、受压迫、被奴化、生活退化而被剥削的群众；但和这同时，也发生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这是一个人数日增，有纪律、团结一致、且即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中造成的阶级。”（《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
“受保护的”工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的阅兵场，是资本主义实现巨额利润的场所。属于巴斯得加莱（Pas-de-Calais）集团的10个煤矿公司，在1931年末和1934年末之间，就是说在危机达于顶点的时期中，增加了9亿法郎的准备金，使他们的准备金总数自26亿法郎增至35亿法郎。另一个例子是：许多电气公司的利润，不管危机的袭击是如何厉害，却仍继续照常增进；巴黎电气公司1934年所获的纯利有3650万法郎，而1933年却只有3550万法郎。工业电力公司（I. Energie Industrielle）1934年所获的纯利有6000万法郎，而1933年却只有5650万法郎。CPDE公司1934年所获的纯利有7500万法郎，而1933年却只有6250万法郎。各电气公司的股息也有极大的增加。1913年，CPDE公司股息的分配是每股10法郎或票面总额的4%；但至1934年，该公司的股息竟达每股90法郎，或票面值的36%。1913年，巴黎电气公司的股息只有每股20法郎，或票面值的8%；但至1934年，即增至每股47法郎50生丁，或票面值的19%。
当他们在增加他们利润的时候，那些大资本家在另一方面，又竭力樽节他们的支出。具体表现在那些大资本家正在借着他们的某些御用政论家（例如《政治经济评论》的一些经济学家）之口要求“重行修正”目下的经济状态，和“牺牲那些从国家的预算案得到经常收入的人们”（这就是要求牺牲那些靠公债利息生活的人们和中等阶级）。这是对那些生活程度日益增高而工资不能支持的工人们所忍受的物价高涨和贫困作再评价的预兆。
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治，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反对外国生产品的保护关税——它的意义就是提高国内的物价；其次是：制止外国输入品和国内生产品的竞争；最后是：为巩固它的权力和利润起见，建立一种“职团”的生产，这样可以使劳动阶级不得不屈服而可以预先规定利润。这个观念的目的，是求实现那由经济上能够自足的一亿人民组成的“法兰西帝国”的经济奥泰基。它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一切行动的模范。德国早已在努力制造一种综合的汽油，以冀脱离美国石油精的羁绊。目下，它正在制造人造的棉花，同时竭力在寻找铜和镍的代用品。
法国的财阀政治也已走上这一条道路，并抱着和德国同样的决心。在经济的领域内，它力求实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理想：“和平时的生活必须和战时一样。”这个经济的理想使它竭力争取那种在它看来最适于实施这理想的政治形态——就是法西斯主义。
使每个问题尖锐化同时加速经济和社会的进程的危机，必然会发动这个寡头政治为它的阶级利益和它的利润而战，并催促它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