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阿克雪里罗德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3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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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6：阿克雪里罗德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3年4-5月）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面对的是个成熟的、极为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势不两立的敌手直接对抗：一方是为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而战的保守势力；另一方则是一心要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势力。在这些国家里，社会状况不可抗拒地迫使革命者或无产阶级分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准备。在特殊情况下，这些人中这个或那个会迷失方向，偏离革命的正道，但一般说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并不会同它的基本目标不符，并不会同社会革命的准备工作相冲突。但是，就我们党来说，它的历史地位由相反的两种趋向所决定，它的直接任务不是组织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彻底根除阻碍资产阶级取得不受拘束的权力的社会政治秩序。俄国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成熟到可以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历史越来越强烈地迫使工人和革命者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仆从，而不是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为无产阶级施行政治统治进行策略上、组织上的准备。但是，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一贯坚持追求这后一目标，它才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派别或思想意识集团区别开来。
　　反对我们（关于杜马）决议的人的策略观点，简单地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1]主义思潮的密谋和暴动的混合物，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装扮了一番。我认为，在专制的俄国，这种思潮与我们无产阶级的根本目标是根本不相容的。目前，由于普遍都不享有政治权利，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同其他各阶级一道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只能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范围内，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以阶级为基础的党，以达到反对专制制度的目的。……
　　在专制的俄国，我们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客观历史要求。相反，把无产阶级的事业有组织有系统地同广泛的民主要求结合起来，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民主要求是由我国革命的社会内容所决定的。更确切地说，把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团结的事业，同俄国革命的迫切的民主利益与要求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党策略上的头等要事，是党不得不照此行动的依据。事实上，这种双重的、自相矛盾的目标，只能采取妥协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出于党的代表们的主观愿望或算计，而是由于在目前这个历史关头，我们党的地位及其社会政治使命处在本质上矛盾的状态之中。因此，我不相信有什么法宝可供我们用来抵抗俄国革命运动的这些基本倾向，这些同俄国无产阶级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团结相对立的倾向。我们在策略问题上要取得一项有条件的相对的或差不离的解决办法，大致就是要经常利用那些由国家或知识阶级创立的自治机关和社会机构，为工人群众谋利益。这类机构可以说是立宪政体的代行机构，或其胚胎形式，可以成为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预备学校或基本论坛。……
　　我们党如把注意力集中在采用恐怖主义的和密谋的方法上，则只能使无产阶级精神涣散，而且，就党的活动的实际社会内容来说，党就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我之所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因为我们党要是经常大规模地采用这种策略，就恰恰会产生我们力图避免的后果。我们不但不能利用全国性的运动反对旧制度，来提高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在这个运动中成为一支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反而会使无产阶级处于民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在后者领导的革命中充当炮灰和纯粹的工具。我们要是把准备和实行精心作出的恐怖主义计划和群众起义——除非具备实际的军事策略和巨大的实力——作为我们主要的实践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以真正具有能进行这类活动的个人品质、技巧和经验的人来充实党的队伍，尤其是领导层和大本营。但是，具备有政治觉悟的、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强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应有品质的人，不见得就会有上面谈到的那种品质。
　　我们决不认为旧制度会和平地消灭：我们认真地考虑过，在同旧制度进行最后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全国性起义，或者说，接二连三的大规模起义的阶段。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党是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它能够而且应该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用军事的、技术的或密谋的方法，来使党本身和工人群众作好准备，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以群众的阶级利益的名义，通过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的独立性，来促使他们革命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紧密结合这些方针进行宣传工作，继续促使自由派经常对军队中的中高级人员进行工作，使他们转到革命事业这方面来。而我们的对手（布尔什维克）……却要党把一切力嵐集中到为武装起义作军事技术的准备上去。这就是我把他们称之为密谋暴动的思想流派的根据，我认为这个派别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同我们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我想说明就我们如何对待国家杜马而提出的两个决议案中所包含的策略分歧的实质。一个草案要求我们它采取完全否定和敌对的态度，理由是它只能助长“立宪的幻想”，只能遏制革命，使有利于准备武装起义的气氛无法形成。而我们的草案所根据的信念是，杜马尽管可能是短命的，仍能有意无意地充当在一般群众中消除立宪幻想的有力工具，为成功地进行全国性起义创造条件。另一个决议案的起草人之所以不能同意我们的草案，是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接受它的基本前提，即俄国革命的主要动因是建立在阶级冲突基础上的专制制度同社会的迫切需要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调和。我们的对手把打算和希望都寄托在用密谋手段准备武装起义的想法上，寄托在要使我们党集中全力准备武装起义的想法上。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做法，会使我们完全背离我们本来的目的——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得到发展，组成一个单一的有阶级觉悟的组织。他们的政策会把工人群众变成单纯的战斗队，没有自己的政治意志，也没有本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从而就会失去其政治特性。要知道，只有在广泛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气氛中，工人群众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同其他阶级有组织的部队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志和他们的组织才能很好地产生出来。为了形成这样的气氛，需要立宪制来给各阶级为取得政权和增加影响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开辟广阔的天地。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独立性的观点来看，我敢说，甚至连最糟糕的议会制也比我们至今一直采用的没有效果的方式优越得多。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政府对反对派和革命势力可能作出的每一让步，即使是旨在孤立和削弱革命党派的纸上的让步。政府作出的虚假的让步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也不能阻碍亚洲式的专制政府让位于立宪制度。然而，政府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只会激起全国更大的反抗，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因此，我们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利用政府为满足社会的要求而采取的每一个措施，利用专制制度以虚假的让步来拯救自己的每一次尝试——因为政府每走这样一步，表明工人群众又前进了一步，他们可以利用政府的措施或尝试，来扩大他们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活动范围，来进行争取自由和民族权利的公开合法的斗争，为他们、也为我们不断贏得越来越多的基础广泛的阵地。
　　同时，我们认为，不管政府的意愿和打算如何，国家杜马会是，或者说，可能成为革命者所掌握的打击反动势力和促进革命的武器和手段。我们的这些希望并非建立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左翼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杜马这一情况之上，虽然我个人认为国家杜马的成分是有利于它成为革命的武器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希望不是建立在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客观的事态、在专制政府和整个帝国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这种矛盾已很尖锐，势必会引起政府和杜马之间的纷争，不管杜马里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力量大小如何。尽管杜马中的多数代表是有如十月党人^[2]海登^[3]和斯达霍维奇^[4]这样的温和自由派，但是对旧制度进行彻底清扫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致杜马势必要同政府发生根本的冲突。杜马要是完全由黑帮百人团^[5]分子组成，或许它能够同反动政府相处下去，但在那种情况下，它的存在对专制制度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一目了然，这确是一个虚假的舆论机关，完全是反动的工具。换句话说，即使杜马的成分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是理想的，它也不会为我们对手的目的效劳。

　　阿克雪里罗德在第四次党代会上的发言，见《社会民主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48—249，251，254，204—205，271—273，324页。

^[1]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2] 十月党人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认为，政府1905年发布十月宣言是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因而反政府派现在应同当局合作，使政府同人民和解。

^[3]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海登伯爵（Граф 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е́йден，1840年11月10日（或5日）——1907年6月2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58—1863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世纪60年代起支持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877—1883年任彼得堡地区法院副院长。1883—1889年任普斯科夫省奥波切茨克区地方自治局议员。1889—1895年任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局议员。1895—1905年任自由经济协会主席。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在党内是“左派”。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后接受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结果，并率十月党“左派”退党，另行成立和平革新党，并于1906—1907年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07年去世。

^[4]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达霍维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тахович，1861年1月8日——1923年9月23日），俄国诗人。1892—1908年任地方自治局议员。1904—1905年期间参加日俄战争。1905年参与起草了“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1917年期间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31日至9月17日担任芬兰总督。1917年9月17日至10月26日任临时政府驻西班牙大使。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1923年死于普罗旺斯。

^[5] 黑帮百人团是反动组织。它煽动暴徒对革命者采取暴力措施；此外，他们发动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用骚动和劫掠来转移人们对政府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