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9.管理层在劳动速率方面的反扑



  管理层现在又向厂里最重要的协议——双边协议——发起了猛攻。厂长塞蒙兹在三年前签署协议就说过,他一有机会,就会向双边协议进攻(见第七章)。以前为了实行日基准工作量制,管理层做出了一些让步,现在管理层又拼命地想把这些让步收回去,但是,只要双边协议还在,他们就没法收回去。
  为了向双边协议发起进攻,塞蒙兹把QT的两条Marina装配线的产量从每小时35辆减为30辆;这并不是旁敲侧击。他给召集者们发了通知:两条装配线和生产座椅的内饰车间的人员配置,将由产业工程师单方面地重新安排,而不是根据双边协议通过谈判得出。这就等于废除了双边协议。5/55分会举行会议,有120名会员参加,鲍勃·弗莱尔在会上报告了这个情况。会议决定:必须保卫双边协议,如有必要就举行无限期罢工。会议没有表示其它意见。
  会议经过表决,同意把这个行动方针提交给运输工会会员代表会议、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然后再提交给会员大会。会议要求我就管理层对双边协议的进攻写一个报告,发表在下一期《分会新闻》(Branch News)上,提醒全体会员注意这个情况。《分会新闻》是5/55分会的月刊,办得很成功,从1969年创刊到1977年停刊,一共在厂里出了44期。

弗莱尔突然变卦


  一周后,5/55分会委员会再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然而鲍勃·弗莱尔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他改变了立场!现在他主张让工人自己去同管理层斗争,却不愿为了保卫双边协议而举行罢工!会场一片哗然,但弗莱尔不为所动。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下了指示:“特此指示资深会员代表:一定要让公司贯彻执行关于产业工程研究的协议”。我按照分会的要求编写的那篇鼓吹分会政策的文章,被《分会新闻》收录了,当天晚上《分会新闻》就付印了。
  第二天,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们开了会,鲍勃顽固地为他的新立场辩护。但是,会员代表们举行了表决,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分会的政策,也就是我那篇文章里讲的政策。这个表决结果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会员代表一直是鲍勃的基本盘。但他这次大错特错了,会员代表们都看得非常清楚。
  几天后,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也采纳了分会的政策,还印了传单,向全体工人通报了这个消息。传单强调:除非劳资双方经过谈判,就“公平的劳动速率”达成一致,否则工人不应接受任何工作任务安排。传单坚持要求贯彻双边协议,并否决了管理层想要实行的更快的劳动速率。面对着这种局面,管理层为了分析形势,把QT生产线的改动推迟到3月25日。
  但是,调整内饰车间的日期仍然不变——这就把内饰车间的女工推上了前线。第二天,产业工程师提交了工作任务表,把劳动速率提高了30%。女工——她们要以很高的速度缝制座椅外罩——立即停止了工作。我和约翰·安德伍德跟女工开了会,她们经过表决,决定发动静坐罢工,直到新的工作任务表撤回为止。
  3月25日,星期一,新的生产变动开始在QT装配线上推行。一开始他们的速度是每小时25辆轿车,很快就要升到30辆。产业工程师想开始研究,但这明显违反了双边协议。按照双边协议,只有在生产线按预定计划运转时,才允许进行研究,而不能在学习新技术期间或异常状况下研究。工人立即停工,我和约翰·安德伍德在QT厂房后面跟工人开了会。他们经过表决,通过了保卫双边协议的决议:
  本次群众大会认为:保卫双边协议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不按照事先谈妥的计时安排,以每小时25辆的速度进行生产,因为这样做不会使我们必须按照不公平的劳动速率工作;但是,在人员安排谈妥之前,我们的劳动速率不会高于每小时25辆。如果产业工程师企图在异常情况下(包括生产线低于预定速度的情况)对任何一组工人进行研究,两套系统就都会停工,直到产业工程师撤走为止。
  虽然这个决议允许在不按照谈妥的计时安排的情况下,以每小时25辆的速度进行生产,但它还是保护了双边协议,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双边协议,它规定的生产速度低于预定速度,而又不允许产业工程师进行研究。因此,它就等于无限期全面罢工的决定,因为产业工程师正在生产线上等着,一旦重开生产,就进行研究,而只要罢工还在进行,约翰·塞蒙兹就不会谈判。
  面对着这个僵局,群众大会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人提出,让工人集体到约翰·塞蒙兹的办公室去请愿,要求立即举行谈判。大家纷纷附和,于是Marina生产线的全体工人就穿过工厂,浩浩荡荡地杀向北部厂区的塞蒙兹办公室。
  几分钟后,QT生产线的工人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前,正在举行静坐罢工的内饰车间女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女工加入时受到了热烈欢迎。工人选出了一个代表团,代表有一半是内饰车间女工,另一半是QT生产线工人,代表团走进办公室,要求进行谈判。这一招见效了。塞蒙兹接见了代表团,做出了让步。他同意在罢工继续进行的情况下,跟约翰·安德伍德和我谈判。然后罢工工人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上班。

泾渭分明的阵营


  那天晚上,我们跟塞蒙兹见了面。但他根本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恰恰相反,他简直是在宣战。他说,你们要是想跟我斗,那就随你们便。他会用一切手段跟我们斗;管理层会按照他们自己对双边协议的“理解”而行动,这一点是“不可能谈判的”。我们好声好气对他说,我们会用一切手段保卫双边协议,一定会让他遵守他签署的协议。然后我们又跟QT夜班工人开了会,他们经过表决,决定停工回家,声援白班工人。
  白班和夜班工人又罢工了三天,然后在3月28日,星期四那天,南部厂区经理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给全体工人写了封信,对极左派进行了攻击。他的主要目标是《组织者》(The Organiser),这是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际马团,IMG)办的传单,定期在厂里散发。这份传单是厂里的五个际马团成员办的,主要是托尼·霍默(Tony Homer)的杰作——他是QT生产线上的一个会员代表,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肯尼迪声称“我们不想让极端分子统治工厂”。但对我们来说,工厂就是被极端分子统治的,他们的名字就叫管理层。他们根本不在乎已经签署的协议,独断专行地提高劳动速率。肯尼迪说的“极端分子”,正是那些保卫协议、不让管理层撕毁协议的会员代表。
  肯尼迪在信中声称,管理层一直遵守协议,也不会强行进行工作效率研究。谎话连篇。有问题可以讨论,但是,必须依据工作安排在体力上是否可行来讨论,而不能依照“公平的劳动速率”——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肯尼迪叫监工们趁那天早上的群众大会还没召开,尽快把这封信交给工人,但他还是没能破坏罢工。
  第二天(星期五),生产恢复了正常,但两小时后,产业工程师来了,工人就停工开会,约翰和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再次向塞蒙兹的办公室进军。消息传开后,厂里其它单位——涂装车间、车身车间、负责修整轿车[1]、校正发动机[2]的工人,还有运送成品[3]的司机,全都停下了工作,跟我们一起游行。管理层再次做出让步,同意在罢工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在星期一下午跟约翰和我见面。
  星期一早上,班次换了,我们就又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想让新一班白班工人给我们授权。到了下午,我们跟劳资关系主管乔夫·维伦(Geoff Whalen)见了面。他的态度跟塞蒙兹一样强硬,最后什么都没谈成。到了第二天,也就是4月2日星期二那天,厂里的生产已经停顿了八天,管理层发了狠,把生产线的速度全都加快到了每小时30辆。这就彻底断了按照协议进行劳动的可能,不管有没有产业工程师在生产线上。群众大会经过表决,决定举行无限期罢工。但我们要跟管理层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如果还是不能谈成协议,才会罢工。
  过了十五分钟,塞蒙兹接见了约翰和我,并提出了他所谓的“妥协”。他会把生产线的速度降到每小时27辆,但产业工程师要一直留在生产线上。群众大会拒绝了他这个建议,所有人都回家了,到4月4日星期四那天才回来开会。我们又跟夜班工人开了会,他们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到了这个时候,Marina装配线的2400名工人全部罢工了;跟Marina的生产有关的4000名车身厂和装配厂工人也要停工。
  为了解决僵局,两个工会专职干部比尔·汤普森和马尔科姆·杨过来了。他们俩都支持罢工,但管理层依然不为所动。代联委散发传单,谴责了管理层的所作所为。塞蒙兹也针对将于第二天召开的群众大会散发了传单。他在传单中坚持认为,所谓管理层违反协议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你们的资深会员代表叫你们在星期四上午十点半参加大会,你们在参加大会时,必须对各种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的问题有个清晰的了解。许多人指责管理层违反了产业工程协议。这纯属子虚乌有。我们严格遵守了协议,它为所有雇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同样地允许就工作安排进行谈判。通过产业施压来讨价还价,只会导致不公平的工作量。
  我们并不需要让工人过度劳累,但我们提供了优厚的工资率;我们想要提供比大多数工厂更良好的工作条件,我们也想为雇员提供保障。因此,要求雇员做出与这些福利相称的合理努力,并不是不公正的,这也就是这次工作量调整的全部意义。
  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未来获得保障,你们就必须按照我们的提议,做出必要的公平努力。因此,必须让生产线的速度达到30辆每小时,并让产业工程师在一旁协助,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各种突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一旦发生真正的问题,管理层和监工一定会有效解决……
  我们向即将出席〔群众〕大会的你们强烈建议:为了所有雇员及其家属,一定要认清事实,找出避免矛盾激化的办法。
  现在专职干部也介入了,两位召集者鲍勃·弗莱尔和道格·霍布斯从约翰和我手中接管了罢工。鲍勃曾支持罢工,虽然他原来是反对这个政策的。因此,他们成了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而我则作为代联委的代表,主持了大会。
  许多罢工工人都害怕管理层的威胁,大会的情绪有些动摇。Marina生产线上的会员代表们建议,继续无限期罢工,并在下周二再次举行群众大会,这个建议以毫厘之差未能获得大会通过;还有人建议,要让工人复工,也被大会驳回了。经过匆忙的商量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妥协建议——罢工继续进行到下周一早上,让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形势,再做出最终决定。赞成者与反对者势均力敌,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数。所有人都要选边站:“同意”的人就从一个出入口走过去,“反对”的人就从另一个出入口走过去。但这个建议最后还是通过了。
  但是,塞蒙兹已经知道罢工陷入了困境。他通知罢工工人:从星期一早上开始,生产线将提速至30辆每小时,要按照公司单方面制定的计时工作,愿意接受的,就留下,不愿接受的,就走人。自从工会在六十年代中期力量强大之后,这是考利管理层头一次直接用解雇相威胁。塞蒙兹是这么说的:
  特此通知投票赞成继续罢工者:
  有人再次要求你们损失工资,并为了他们对产业工程协议的理解而战,让目前这种不公平、不正确的劳动作法继续下去。你们再次相信了他们,拒绝了合理、正确的讨论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宁可选择罢工和损失工资。
  你们面临着几个抉择:
  1.在生产线上的产业工程师的监督下,按照30辆每小时的速度工作,让监工去坚决真正的困难,否则就继续罢工,损失工资。
  2.让Marina重新回到它在“最有竞争力的轿车”排行榜上应有的名次,否则就让它变得在经济上不适于生产,被市场淘汰。
  3.拒绝极端主义,拒绝破坏生产,提出复工的要求,否则就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不安。
  我知道你们的代表已经要求中央干部介入此次争议。等到生产按照上述第1条要求恢复正常时,我会大方地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愿意“依照可靠的信息,客观、诚恳而富有建设性地讨论工作安排”的,究竟是哪一方。你们都知道工作安排是公平的,你们都知道自己的监工会理智地处理真正的问题。本公司不是在唬人——如果我们让少数人危害到考利的未来,那我们才是不负责任。幸好你们还有另一次机会。我知道你们将于星期一早上10:30再次举行大会。请务必出席大会并投票支持立即复工
  当你们上班报到时,告诉你们的工头:你们会按照30辆每小时的速度劳动,并作出公正的努力。谁不肯接受,我就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到底想不想在我们这里工作?如果你不想干活,我们就当你想离职,我们会作出相应的答复。
  你们自己决定吧。
  星期一早上,鲍勃·弗莱尔和道格·霍布斯强烈主张继续罢工。他们的建议虽然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但是他们得到的赞成票数不足以使他们获得延长罢工的授权。在大会上发言的会员代表们建议,由于继续罢工的建议仅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那么罢工就只延续到第二天,等到第二天早上再举行大会,看看能否获得更强有力的授权。

管理层耍了阴招


  代联委决定,为第二天早上的大会印发传单,把是否继续罢工的问题给讲清楚。那天晚上,我们用分会的复印机,在我家里印了六千张传单。然而,这些传单却没能发给来参加大会的工人。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去了工厂,为大会安设音响设备。我把整整十二箱传单放在我家门前的花园里,准备装完音响之后再回来拿传单。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开车来装传单时,它们却不见了!很少有人会在早上六点四十五分跑到牛津的一条安静的小巷里。想拿走这6000张主张保留双边协议的传单的人就更少了。
  这一定是特务干的。英利公司自己搞了不少特务行动,这些行动与军情五处的行动是相互配合的。军情五处在介入劳资纠纷时,他们主要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监控苏东集团的间谍。而我们是托派,不属于这种情况。反正不是军情五处就是公司搞的鬼。
  在群众大会上,鲍勃·弗莱尔和道格·霍布斯尽力解释了这个问题。弗莱尔讲得特别直接、特别坚决。他说,要是我们复工了,工作研究就会在全厂推行,双边协议也就完了。然而,虽然继续罢工的主张在前一天还能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但在这一天,工人的士气垮了,在表决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复工。我们输掉了这一仗。双边协议是会员代表运动在厂里赢得的最高水平的监督,它已经坚持了三年,现在却输掉了。管理层又赢得了一个重大胜利,从工会手中夺回了一个重要战果。
  第二天,管理层启动了工厂,产业工程师单方面地开始了研究。当天的《牛津邮报》社论说:“资深会员代表想加强工会对生产线的控制权,引发了这次争议——他们想保留计件制的双边协议。”这话说得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可我们输了。管理层实现了他们三年前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时的目标——控制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与劳动速率。




[1] 轿车从生产线下来后,要经过质量测试,未能通过质量测试的轿车就必须进行修理和调整,这道工序就叫修整(rectification)。——中译者注

[2] 发动机在制造出来后,要对其进行最终测试和校正,这道工序就叫校正(tuning)。——中译者注

[3] 轿车在下生产线之后,还要由货运司机将其运走,进行最后的工序。——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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