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10．打击报复
Marina生产线工人罢工失败的那天晚上，我跟管理层开会开到很晚，第二天早上去上班时去得晚了一些。我开车进入工厂大门时，货运司机开着他们自己的车，离开了工厂。原来他们也回家了；他们原先跟资方有协议，只要还有哪怕一条生产线在运转，资方就不能裁掉他们，可是，在Marina生产线工人罢工期间，北部厂区的生产线明明还在运转，资方却裁掉了几个司机，连一分钱都没发，违反了这项协议，所以他们也罢工了。我找了几个货运司机的会员代表，他们跟我解释说，管理层一开始同意恢复协议，可是，叫管理层写下书面保证时，管理层又反悔了。
他们是一队坚强的会员代表。长途货运司机的会员代表珀西·特林德（Percy Trinder）既精明又敏锐，在事关工会原则的问题上坚定不移。夜班工人的会员代表吉姆·布雷克利（Jim Blakely）同样精明敏锐。我跟他在爱尔兰问题上有矛盾——他是格拉斯哥新教徒——但是，在跟工会有关的问题上，他从不退让。吉姆·格雷（Jim Gray）是重型货车司机的会员代表，彼得·波尔（Peter Ball）是小型货车司机的会员代表。
货运司机的罢工，让塞蒙兹暴跳如雷。Marina生产线工人的罢工让半个工厂停产，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次罢工给摆平，现在货运司机又罢工了，全厂都要停产了。虽然货运司机并不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决定罢工的，可是塞蒙兹却把我当成了替罪羊。他派工头到各条线上说，Marina生产线工人的罢工失败后，我为了报复，就挑唆货运司机罢工。他还给全厂工人写了一个通知：
上周我曾通知QT工人：本公司绝不会让少数人危害考利的整个未来，谁不想干活，我们就当他想离职。结果，绝大多数工人投票赞成复工。可是，货运部的罢工，却导致了全厂彻底关闭，破坏了这一切……
你们最好记住，在货运部也好，还是在QT也好，本公司都绝不会让少数人危害考利的整个未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
这个通知至少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此之前，各工会曾为了保卫协议而被迫反复举行罢工，而在双边协议被破坏后，面对着这样强硬的威胁，各工会的底气有些不足，没法理直气壮地拒绝。
资方不再承认我的工会职务
三天后，也就是4月10日星期三那天，货运司机还在罢工，比尔·汤普森——他原来是汽车工会的人，汽车工会并入运输工会后，他才随之加入了运输工会，现在他是厂里运输工会的专职干部——给我家打了个电话，叫我下午两点半到厂里去，跟管理层开会。没想到等我赶到那里时，才发现管理层不是要谈判，而是要对我进行纪律处分！
比尔·汤普森、鲍勃·弗莱尔和我去找劳资关系主管乔夫·维伦。维伦声称，我发表在《分会新闻》上那篇为双边协议辩护的文章，导致了Marina生产线工人的罢工。他还宣称，会员代表们曾通过表决，决定支持我那篇文章，但是，管理层已经跟鲍勃·弗莱尔和道格·霍布斯达成了在Marina生产线上进行工作研究的协议，所以，会员代表们的表决结果，推翻了这个决议！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维伦历数了我的一大堆罪状，什么参加了未经允许的会议啦，进行了未经允许的行动啦，然后宣布，管理层不再承认我在厂里担任的一切工会职务。当时我是运输工会副召集者、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主席、5/55分会主席、货运司机的会员代表。比尔·汤普森的会议纪要详细记录了维伦对我的指控：
1974年3月22日，星期五，艾伦·索内特进入内饰车间，对副主管说，无论副主管是否允许，他都要召集内饰车间的全体会员开会。因此，他们宣称索内特未经允许便举行了会议。
3月26日，星期二，索内特去了内饰车间，未经允许便举行会议，在当天下午，再次未经允许便在内饰车间举行会议。
3月27日，星期三，早上8:30，他在〔内饰车间的〕机器与胶水室举行了未经允许的会议，然后在早上9:15、11:00又举行了两次。
然后维伦先生说，由于QT厂房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资深会员代表们已经与装配厂劳资关系主管米克·纽曼先生举行了多次会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分会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让他大为惊恐，这篇文章是艾伦·索内特的个人意见，他在文章中抨击了管理层。维伦先生声称，后来在厂里实行的政策，显然就是艾伦·索内特在那篇文章里提出来的，这再次证明了艾伦·索内特身为会员代表，却不能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
3月25日，星期一，艾伦·索内特未经允许便进入厂内，在夜班工人的大会上发言，散会后，夜班工人便回家了。
维伦先生声称，4月5日，星期五，艾伦·索内特参加了货运部的工会会员的大会，会员在这次大会上决定罢工。维伦先生声称，艾伦·索内特并没有劝说工会会员不要罢工，没有劝说工人走避免争端的流程。
4月9日，星期二，在货运部的工会会员大会上，维伦先生抱怨说，艾伦·索内特再次拒绝建议工人在谈判期间复工。
维伦先生还说，在他看来，会员代表的任务，就是尽力维持协议，在处理问题时，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而不是随随便便就煽动停工。他断言：艾伦·索内特根本不想促进厂内劳资关系的和谐，反而想挑拨劳资关系。
这些指控并不难驳倒。我们从来不会在厂里举行未经允许的会议。如果管理层不允许我们开会，我们就在厂外开会，不过，当时的管理层一般都会批准我们开会，因为他们也清楚，要是他们逼得我们在厂外开会，我们就会采取更有战斗性的举措。内饰车间和QT厂房的所有会议全都得到了管理层的批准。我那篇文章中提出的政策，确实被代联委采纳了，但那是经过民主表决才被通过的。
最让我惊讶的是，维伦宣称，代联委采纳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政策，这违反了管理层同召集者们达成的协议。鲍勃·弗莱尔坚决否认有过这样的协议，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协议，那他的突然变卦就很好理解了，他很难否认这一点。
我们逐条反驳了维伦的指控，但他充耳不闻。我们离开维伦的办公室时，发现约翰·塞蒙兹已经写了一个通知，解释了管理层处分我的原因，并通过监工传达给了全厂工人：
在本公司的请求下，本厂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专职干部已经同本公司举行了会议，本公司在会议上就考利装配厂运输工会副资深会员代表艾·索内特先生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正式抗议。
本公司明确表示：在处理纠纷的各个阶段中，本公司希望所有的会员代表都能尽力劝说他们的会员正常工作。英国利兰公司的处事协议，以及本厂各工会在1972年11月签署的一项声明，都支持这一原则。
本公司详细地列举了索内特先生在过去三周里的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充分地证明了他不愿意遵守这些处事程序。
由于索内特先生未能表现出足够的责任感，本公司已经通知工会：本公司不再为索内特先生在厂内担任的任何工会代表职位提供方便。本决定立即生效，因此，索内特先生必须马上返回货运部，像普通的货运司机一样工作。
第二天的《牛津邮报》发表了头条文章《利兰不再承认重要会员代表》（Leyland Not to Recognise Top Steward），并把这件事同1959年解雇弗兰克·霍斯曼相提并论：
利兰的决定，在考利并无先例，但是，在它还叫英国汽车公司的时候，它曾解雇过当时的运输工会资深会员代表弗兰克·霍斯曼先生。此举激起了罢工，最后霍斯曼先生被调到了压钢公司——也就是后来的车身厂——罢工才算结束。
这是资方向厂内工会运动发动的又一次直接打击；资方的时机选得很好，因为全厂工人显然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很难让大多数工人为了使资方承认我的副召集者职务而参加罢工。
两天后，正在罢工的货运司机举行了大会。管理层要求全厂等待表决结果。出席大会的有鲍勃·弗莱尔、工程工联代理召集者莱斯·格尔，还有运输工会专职干部比尔·汤普森和工程工联专职干部马尔科姆·杨。
鲍勃·弗莱尔和莱斯·格尔坚决支持我。两位专职干部也支持我，他们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很感激马尔科姆·杨。这本来是运输工会的事，他完全不用搅和进来，可他还是站出来替我出头。尽管如此，大会还得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它必须决定，到底是为了恢复裁员协议而继续斗争，还是要为了让资方承认我的工会职位而斗争。如果大会决定支持我，那它还得决定，到底要让资方承认我是货运部的会员代表，还是要让资方承认我是全厂的副召集者。
货运司机经过表决，几乎一致决定继续罢工，并要求资方重新承认我是货运部的会员代表。他们决定，是否让资方承认我的副召集者职务，应当留给全厂工人决定。他们做得完全正确。他们选我当会员代表，而不是副召集者。不管怎么说，保卫我的会员代表职务，本身就是一场艰巨的斗争。
杰克·琼斯与工会大会的交易
第二天，4月13日，《金融时报》[1]发表了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它从社会契约以及杰克·琼斯与社会契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资方对我的打击报复所产生的影响：
英国利兰为了改变麻烦不断的牛津考利汽车装配厂的命运，采取了戏剧性的行动；它通知运输工会，说它不会再与运输工会资格最老、战斗性最强的会员代表之一打交道。
最近几个月里，极左分子不断干扰装配厂的生产，而英国利兰采取的这个不同寻常的措施，表明它已经下定决心，宁可冒着考利工厂长期关闭的风险，也要消除极左分子的力量和影响……
利兰管理层已经从最高层获得了处分索内特先生的许可，它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拒绝或接受由工会及其会员提名的人担任会员代表……
这次冲突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对抗，它会对工会大会与政府达成的“社会契约”产生直接影响。运输工会总书记杰克·琼斯先生与“社会契约”关系非常密切，他经常强调，在“社会契约”中，全面改善劳资关系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性不亚于限制涨薪。
其实，杰克·琼斯之所以如此强调社会契约中“劳资关系的重要性不亚于工资”，是因为它直接体现了工会大会在克洛伊顿的承诺：如果威尔森收回“扑灭纷争”法案，工会大会就会亲自抑制群众的战斗性。当然，这个交易，以及工会大会据此实行的对战斗性较强的会员进行处分的制度，已经不可能复活了，因为保守党已经通过了反工会法案，它就派不上用场了。但是，各大工会做出的政治承诺——控制自己的会员，扑灭一切积极主动的行动——仍然有效。这正是杰克·琼斯的立场，他曾向工党做出了最强有力的保证。
货运司机要求得到正式支持
在4月16日星期二那天，货运司机再次举行大会，讨论了要不要让工会正式支持他们的罢工。以前，工人在为了反抗日基准工作量制而举行罢工时，也碰到过这样的困境，现在货运司机又陷入了相同的困境。罢工工人需要得到工会的正式支持，但又不想交出罢工的控制权。不过，大会最后还是决定，向两个工会提出要求，让它们提供正式支持，并在4月19日星期五那天再次举行大会。散会后，管理层宣布：由于罢工的影响，从明天早上开始，12000名工人将停工。
当天晚些时候，全厂的运输工会会员代表们举行了会议，决定支持货运司机的罢工。他们还决定，到运输工会分区委员会去请愿，要求分区委员会正式支持罢工。第二天早上，我们厂的运输工会组织了一个包括鲍勃·弗莱尔和我在内的代表团，驱车前往伯明翰，就这个问题向运输工会分区书记布莱恩·马瑟斯请愿。马瑟斯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仅不会提供正式支持，而且他还反对这次罢工。他说，除非全厂运输工会会员举行群众大会，经过投票，决定支持罢工，他才会向分区委员会提议正式支持罢工。
第二天，鲍勃·弗莱尔、莱斯·格尔和我在伯明翰同英利联合委员会执委会开了会，请求他们支持。执委会决定支持罢工，并把资方对我的打击报复当成是对整个会员代表运动的攻击。这次会议让我们深感欣慰。会议决定，向杰克·琼斯施压，逼他正式支持罢工。为此发表了一个通稿。联合委员会还号召为罢工募捐，它首先捐了500英镑。联合委员会是16万英利工人的代表。它号召工会对罢工提供正式支持，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大加强了罢工的力量。
星期四，管理层建议在伦敦召开一次全国级别的会议，讨论这次罢工。鲍勃·弗莱尔和我出席了会议，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运输工会的中央领导格伦维尔·霍利（Grenville Hawley），他分管汽车产业。霍利是右翼分子，在汽车工会并入运输工会前，他是汽车工会总书记。资方代表团的头头是英利人事主管帕特·洛里。但是这次会议流产了。洛里反对让我参加会议，而霍利坚持让我参加——我得说他做得挺对的——于是会议还没召开就散了。
第二天，也就是4月19日星期五，货运司机再次举行大会。少数人赞成布莱恩·马瑟斯的主意，也就是让全厂的运输工会会员举行大会，对是否支持罢工举行表决。但是，参加大会的货运司机有四分之三赞成继续罢工，并决定于4月25日星期四再次开会。
帕森斯成了工贼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情况。在管理层的全面支持下，雷格·帕森斯在E区涂装车间召开群众大会，谴责了我们的罢工，并谴责我是“有政治野心的破坏者”。他在大会上说，他曾给约翰·塞蒙兹写信，叫塞蒙兹解雇我，而不仅仅是不承认我的工会职务！他对大会说，塞蒙兹答复他说：“您的建议值得赞赏，我和同事们将会认真考虑。”
然后，帕森斯发表了通稿，刊登在当天下午的《牛津邮报》上：“我不认为公司想要夺走工会会员选举自己的会员代表的权利——他们还不敢这么做。我认为，公司的意思是说，它不信任企图把政治观念强加给工人的领导层。”
货运司机对他的声明会有什么反应？这让我很担心。但是货运司机没有退缩。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一清二楚的。工会会员有权选举自己的会员代表。罢工得到了工会召集者、地方工会干部和联合委员会的支持，而且，厂里的其他工人虽然大多不打算参加罢工，但也不打算当工贼。
几天后，工程工联牛津地区委员会决定：只要运输工会正式支持罢工，它就会给罢工提供全面支持。它向自己的会员代表发出了指示：
只要运输工会决定，为了让资方继续承认索内特兄弟的运输工会代表身份，必须让自己的会员投入正式行动，那么地区委员会就会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工程工联的立场，并有可能给予最大的支持……特此指示在装配厂工作的全体工程工联会员代表必须依照本决定行事……并将本决定通知给工程工联会员。
“考利妻子造反”
为了对付罢工，资方使出了出人意料的奇招。4月20日星期天下午，在一群记者的簇拥下，一位Marina生产线工人的妻子卡萝尔·米勒（Carol Miller）跟另外几个妇女来到装配厂门前，记者给她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过激分子滚出去！”，她挥舞了几下标语牌，给记者拍照，然后她们就散了。
第二天早上，四家全国性大报《每日镜报》、《太阳报》[2]、《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就此刊登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它们都说这是“考利工人的妻子反抗罢工的造反”。这在当时还不存在，但它们就是要炮制一个“造反”出来。它们全都号召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游行。
《每日镜报》发表了头条文章《妇女向罢工工人开战》（Women at War with Strikers），并引用了卡萝尔·米勒的话：“我们想让资方解雇过激分子，这样做的话，那些愿意诚实做工的人才能复工。”《太阳报》在头版上发表文章《卡萝尔率领利兰的妻子们向罢工造反》（Carol Leads Leyland Wives’ Strike Revolt），并声称：“汽车工人的妻子们打算在今天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结束罢工；罢工已经让英国利兰的一家工厂陷入瘫痪。”
《每日邮报》引用了卡萝尔·米勒的话：“我们希望牛津地区的所有家庭主妇都来参加我们的游行。毕竟全城的家庭都得依靠利兰吃饭。要是男人不能把托匪和赤匪赶出去，那就让女人来……”
《每日快报》发表了头条文章《小卡萝尔向过激分子怒吼》(Mini Carol Roars at the Militants)，它写道：“卡萝尔（33岁）的丈夫自从圣诞节起，就没挣够一周的工钱，她昨天紧握双拳对记者说：‘我当然很害怕，可我一定要这么做。这些过激分子正要毁掉我在乎的一切——我的家人、我的家庭、我的丈夫、我们的整个生活。”
到了下午，几百名妇女举行了游行，她们从考利工人社交俱乐部（Cowley Workers Social Club）出发，一直来到工厂门前，这就是所谓的“考利妻子大游行”。她们的丈夫大多是由于罢工而被停工的工人，有几个人的丈夫是反对罢工的货运司机。在工厂门前，游行队伍获得了管理层的热烈欢迎。米勒要求资方解雇我，并对其他过激分子进行纪律处分。当天晚上，一个电视摄制组在我家对面架起了摄像机，透过窗户拍摄我家里的情况。从那时起，我家就陷入了包围，日夜不得安宁。
第二天，各大报纸都用整版报道了这次游行。《牛津邮报》引用了好多句口号：
有一条口号叫“赶走索内特”。另一条口号要求“解雇索内特和过激分子”。“解雇过激分子”是常见的内容。参加游行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了250人左右，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也有几个男人，游行队伍抵达了通往经理办公区的10号门之后，塞蒙兹先生出来迎接了她们。他和纽曼先生一起把她们带到会客室。
《每日邮报》用了连在一起的两个版面攻击了“盲目忠于托洛茨基”的货运司机：
只消一个电话，英国利兰创造的一切工作岗位就全都化为乌有了。大约150名盲目忠于托洛茨基的货运工人让全厂再次停止运转，12000名没有参加罢工的雇员即将耗尽生活费，他们只能指望手头的现金还够支付下一周的伙食费。于是工人的妻子们拿起横幅，走上街头，高喊口号，一切都乱套了。
政治常识让250名母亲大受震动，她们挥舞着空空如也的钱包，质问为什么一小撮过激分子就能搞垮一家大工厂，让所有人只能去领取社会救济。
就在一周前，卡萝尔·米勒或许正在赶去超市。就在昨天，她的金发飘了起来，她把大家都发动了起来。她质问大家：“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她们齐声回答：“让赤匪滚蛋，让赤匪滚蛋！”……
索内特识相地躲了起来。“要是那个丑陋的杂种敢在这里露面，我一定要扒了他的皮！”黛西·谢弗德（Daisy Shepherd）一边说，一边踩灭了第三根香烟……妇女们的口号声在工厂周围几里都能听见。“索内特滚蛋，工人复工”，“赤匪滚蛋，赤匪滚蛋”。一位女警叫游行者贴着人行道走，以免出事。她对她们说：“来吧，我带你们走”……
雷格·帕森斯也跳了出来。他对《每日镜报》的记者说：“我要向这些妇女摘帽致敬。她们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我敢说她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她们让我们看到了她们能做什么——现在轮到男人们去好好干活了。”
在妇女们举行游行的时候，我们作为货运部的会员代表，正在跟运输工会牛津汽车委员会（牛津汽车工业的决策机关）开会，要求它提供正式支持。运输工会牛津汽车委员会的书记是戴维·巴克尔，主席是车身厂的召集者、右翼分子比尔·罗奇（Bill Roche）。他们跟马瑟斯一样，不但不肯提供支持，还坚决反对罢工。在激烈的争论中，戴维·巴克尔指着我，说我“对工会造成的危害，比英利管理层还严重”。这番话充分暴露了他的意图，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成了他的行动方针。
哈罗德·威尔森进行了干预
卡萝尔·米勒在第二天又搞了一次游行，不过规模要比前一天小得多。游行队伍抵达工厂门口时，管理层对她说，他们已经决定明天开工。但是，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货运司机破坏罢工，工厂才能保持运转。
当天晚上，塞蒙兹派出大批轿车，给全厂工人发去通知。他在通知中暗示，如果货运司机愿意抛弃我，并停止罢工，管理层就会解决裁员协议的问题，以后也不会报复货运司机：
公司已决定让本厂开工。雇员、雇员的妻子以及本地舆论纷纷要求开工，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给雇员一个复工的机会。我们诚挚地希望货运部能对此作出回应，并立即复工。货运部工人对于本厂的重新开工至关重要，只要他们复工，管理层就会考虑解决他们的遣散费问题……
本公司再次重申，本公司已决定不再为作为工会代表的艾·索内特先生提供任何便利，这个决定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你们必须了解上述情况，再做出今天的决定。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全看你们自己和货运部的人。请不要执迷不悟。
我跟货运部的另外一些会员代表联系后，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叫货运司机到厂里开会。我们必须把大家聚集到一起，集体作出反应，而不是让他们单独承受压力。当天晚上，哈罗德·威尔森给卡萝尔·米勒打了电话，祝贺她为“工厂开工”作出的贡献。
货运司机的大会开得很紧张。全厂工人都来到了厂里，有几百名生产线工人围在货运司机的会场外面，等待着大会的结果。大家马上就明白了开工的原因，这跟卡萝尔·米勒搞的游行毫无关系。管理层派人到六个司机的家里，劝说他们当了工贼。约翰·塞蒙兹亲自联系了一个司机，让他在大会上替管理层说话。塞蒙兹开出的条件是：只要货运司机愿意抛弃我，并马上复工，管理层就会恢复裁员协议，并保障以后一定会多多关照货运部。货运司机拒绝了。最后，货运司机举行表决，三分之二的人赞成继续罢工，并于第二天再次举行大会。货运司机离开工厂时，一大群记者在门前等着他们。他们表现得非常好，积极地为罢工辩护，并痛斥了报上登载的那些废话。
支持工会妇女会
就在那一天，当所有人都离开工厂后，又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机。一个叫做“支持工会妇女会”（Women in Support of the Union，WISOTU）的妇女团体散发传单，为我们和工会说话。她们是由牛津工会委员会和牛津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成员组成的，其中有一些内饰车间的女工，还有几个人是罢工司机的妻子。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牛津支部的女性成员，包括瓦莱丽·科尔塔斯（Valerie Coultas）和希拉里·维恩莱特（Hilary Wainwright）在内，都参加了这个团体。次日的《每日镜报》报道了她们的活动：
就在昨天，卡萝尔·米勒和她的妇女大军激起了愤怒的回应。她的反罢工立场引发了一个对立的妇女团体的回击。
工人在离开牛津的英利考利汽车厂时，一些女青年向他们散发传单。传单谴责了米勒夫人组织的游行，她组织的游行使工厂重新开工。传单上说：“这个所谓的胜利损害了历经多年艰辛才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如果没有工会，没有那些长年帮助建立工会的激进分子，考利工人就根本不能指望获得现在的工资和劳动条件。”
散发传单的是一个自称“支持工会妇女会”的妇女团体。该团体声称它的支持者有不少都是英利工人。组织者之一是现年24岁的琳达·赫德兰（Linda Headland）夫人，她是建筑工人的妻子，她说：“我们受够了那些痛骂工会的泼妇。”
当天晚上，卡萝尔·米勒在牛津市政厅举行集会。这次集会是由《牛津日报》[3]的编辑组织和主持的，它的目的是把米勒的运动更长久地搞下去。参加集会的有大约50名妇女和几个男子。然而，米勒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东西，《牛津邮报》（4月25日）的一篇报道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妇女请求工会派人前来介绍自己的观点，于是工会便派来了莱斯·克莱门茨（Les Clements）先生，他自称在考利工作了20年，他说：“考利所有工人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激进分子争来的，因为只有他们挺身而出，同公司斗争，为大家争取更好的生活水平。”
会议宣布，将于几天后再次召开会议。
就在那一天，我成了“鼹鼠”。《每日镜报》、《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异口同声地宣布，我“一直以来都被叫做‘鼹鼠’”。《每日邮报》刊登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照片上是正在从货车驾驶室往外张望的我，还在下面加了说明：“这是艾伦·索内特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绰号‘鼹鼠’的他是考利骚乱的核心人物。索内特先生搞的都是见不得光的工会工作，所以才得了这个绰号。”
马瑟斯的干预
第二天早上，货运司机再次举行会议。比尔·汤普森做了报告，说布莱恩·马瑟斯已经在前一天同管理层在伦敦会面，讨论了罢工的问题。厂里没有一个人接到邀请。马瑟斯建议，让运输工会分区委员会组织调查团，就管理层对我的处分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管理层承认我为货运部的会员代表。管理层拒绝了他的建议。货运司机通过表决，决定继续罢工，并在下周一早上再次开会。散会后不久，塞蒙兹就又发了一个通知，承诺将会支持任何不愿罢工的人：
今天早上，货运司机举行了大会，从会上返回的资深会员代表已经做了汇报。他们报告说：“货运司机要继续罢工，并将于4月29日星期一早上10:30在货运部再次举行大会。”
这就是说，由于原料短缺，北部厂区和南部厂区不可能在下周一开工。尽管如此，管理层还是决定，将于早上7:15开门，让所有雇员进厂，等待将于早上10:30召开的货运司机大会的结果。如果货运司机决定继续罢工，本公司别无他法，只能宣布由于原料用尽而停工。随后请密切关注管理层的进一步行动。
本公司再三强调，它绝不反对工会，同时它还要声明：为了保持工厂运转，为了保住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而在过去几天内上班的员工，或是想在星期一上班的员工，都绝不应受到任何打击报复。
他又给货运司机发去了不同的通知，说他会为工会调查团提供便利，但不会在调查期间承认我的工会职务。他保证会为当工贼破坏罢工的货运司机提供保护，最后还威胁说，要是货运司机继续罢工，就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本公司再三重申，不会再给作为工会代表的艾·索内特先生提供任何便利。尽管如此，如果工会要对此进行调查，只要工会开口，我们就会为其提供便利。
在工会进行调查时，全面恢复生产依然是头等大事。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曾在过去几天里工作过。另一些人说过想在周一工作。你们的工作可以使工厂继续运转，让成千上万的工友继续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确表示：你们在本公司的岗位绝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你们将于下周一上午10：30举行大会，你们应当在会后马上复工，这样才是理智和明智的做法。本厂将怀着这样的希望，让大门敞开。一切有关人士都能看出，如果罢工继续下去，管理层将会对罢工的未来进行非常严肃的考虑。
罢工得到了联合委员会的支持
管理层发出威胁后，罢工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正式的支持。联合委员会虽然已经派出代表团向杰克·琼斯陈情，但代表团还没有传回任何消息。莱斯·格尔给迪克·艾瑟里基打了电话，叫他和联合委员会主席艾迪·麦克加里（Eddie McGarry）在两天后（4月28日，星期天）到考文垂去开会。麦克加里是标准—凯旋工厂的运输工会召集者。他是右翼分子，还是天主教行动[4]的支持者。
鲍勃·弗莱尔、莱斯·格尔和我在星期天早上驱车赶往考文垂。我们在路上看了《星期日镜报》[5]，发现我们被伍德罗·怀亚特[6]盯上了。他表扬了卡萝尔·米勒，并把那一年的所有停工都怪到我头上：
我要向考利工人的妻子脱帽致敬。她们比她们的丈夫更有常识。在她们的施压下，男工在上周复工了……
货运司机的领导人是艾伦·索内特先生，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者说革命工人党分子。即使是对共产党人来说，他的政策也过于离经叛道。他通过巧妙的操纵和滔滔不绝的演说，使考利工厂今年的生产彻底停顿（当然，工资也发不出了）……
管理层声称索内特先生不停地违反协议。因此，考利工厂无法开工，完不成出口美国的贵重订单。
然而，运输工会也陷入了困境。索内特先生不仅是货运司机选出的领导人，他还是整个考利工厂的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主席。只要他还是由会员选出的代表，工会就不能对管理层拒绝承认他是会员代表一事置之不理。
所以，工人的妻子才要再次站出来。她们要让自己的丈夫罢免索内特先生。
我们在标准—凯旋社会俱乐部里同艾瑟里基和麦克加里开了会。联合委员会作出的派代表团去向杰克·琼斯陈情的决定，遭到了艾瑟里基的坚决拒绝。莱斯·格尔向他出示了会议纪要，但艾瑟里基却说纪要是错的。显然，他和麦克加里现在都不愿为罢工提供正式支持。麦克加里说他跟比尔·罗奇谈过这个问题，罗奇说他担心的是，如果工会正式罢工，可能会让那些被停工的工人失去领取失业救济的资格。比尔·罗奇和车身厂的会员代表们从来都不支持联合委员会。
会议结束时，艾瑟里基和麦克加里表示，虽然他们不愿为罢工提供正式支持，但他们愿意在第二天早上到牛津去，请求货运司机继续进行非正式罢工。他们这种立场让我们深感不安。他们愿意让罢工继续下去，只要罢工得不到外界支援。
在返回牛津的途中，我试图为罢工委员会分析形势，当天晚上罢工委员会就要开会。形势对我们不利。麦克加里和艾瑟里基不愿提供正式支持，但他们却想让工人继续进行非正式罢工。
回到牛津时，我说服了自己：我们必须进行战术性退却。应当暂停罢工，在工会内部全力开展争取正式支持的运动，然后再重新罢工。这个策略风险很大，但是，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形势中，如果我们在没有得到正式支持的情况下被解雇，我们就会被彻底打垮。我这个策略让罢工委员会大吃一惊，但他们还是决定支持我。我给莱斯·格尔打了电话，叫他通知迪克·艾瑟里基和艾迪·麦克加里不用过来了。
第二天早上，货运司机举行了大会，这是罢工四周以来的第八次大会，我在会上建议复工时，货运司机跟罢工委员会一样大吃一惊，但是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将在第二天复工。
分会里的斗争
我们复工的第一天，正好是5/55分会举行两周一次的会议的日子。有300人参加了会议。雷格·帕森斯带着60个喷漆工参加了会议，在此之前，这些喷漆工大多不是分会的人。会上还出现了另一个新面孔，是一个叫做罗伯特·麦克吉本（Robert McGibbon）的会员。他们肯定想耍什么花招。
在帕森斯的支持下，麦克吉本对我提出了不信任动议，谴责我是极左分子，企图为了政治目的而破坏工厂。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他的动议被驳回了。但是，麦克吉本仍不死心，继续破坏货运司机罢工，他老婆艾琳（Irene）还在牛津广播电台痛骂我们。
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年后，麦克吉本离开了考利，在肯特的贝特尚格[7]矿场当了矿工。在1984—85年矿工大罢工中，他们俩又跳出来重施故技。在1984年保守党大会上，艾琳·麦克吉本成了明星发言人，玛格丽特·撒切尔还请她吃饭。
马瑟斯再次干预
第二天早上，管理层叫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当地运输工会办公室去见布莱恩·马瑟斯。马瑟斯对我说，他只问我一个问题，但我在回答之前必须好好想清楚，因为我的回答会对货运司机的罢工产生深远的影响。然后他问我，为了——他的说法是——“打破工会同管理层之间的僵局”，我能不能辞去副召集者的职务。我就对他说，根本不用想那么多，因为维护工会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维护会员代表，而不是在管理层的压力下催促会员代表辞职。
马瑟斯对我说，他有个消息要通知我：今天下午四点半，装配厂5/55分会全体会员将在牛津市政厅举行群众大会，决定货运司机罢工的命运。他说，如果这次大会不愿为罢工提供支持，那么，罢工就会失去一切支持，哪怕是非正式的。分管汽车工业的中央干部莫斯·埃文斯也要出席大会。我很想知道，我们分会大概有5500名会员，可是牛津市政厅只有1300个座位，到底怎样才能让全部会员都坐得下，但他却不肯回答。
我回到厂里时，管理层已经宣布了要举行大会的消息。他们决定提前一小时关厂，让大家都去开会。工头走来走去，催促大家去开会。夜班工人是通过《牛津邮报》和重复了一整天的广播，才知道要开会的。《牛津邮报》在下午发表的社论自称表达了双方的主张。但它支持召开会议，并说明了如果大会决定支持货运司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运输工会的干部们给了装配厂的全体会员一个机会，让他们决定是否正式支持货运司机为声援艾伦·索内特而举行的罢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今晚的大会将是对考利工厂影响最大的会议之一。如果大会宣布正式支持罢工，那就等于让工会与公司全面开战。装配厂的全体会员都将停工，罢工很可能会旷日持久。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应当拥有发言权。
其次，索内特先生是否应当成为会员代表，这不仅仅是货运司机的问题。他还是运输工会会员代表们的副召集者和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的主席……
支持索内特先生的最有力的论据，是人们应当自由选举自己的会员代表。公司答复说，它以前曾要求工会采取行动，它还说，虽然它采取了极端措施，不再承认索内特先生的工会职务，但这并不是说它要对会员代表们发起全面进攻……
过去一周里，关于考利工人的要求，有多种说法。会员代表们和分会委员会都曾为索内特先生辩护。货运司机已经表明了自己对他的忠诚，他们都觉得他曾为自己争得了较好的条件。现在分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应当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到了事后才来抱怨。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蒂姆·奥萨利文和我以分会干部的名义，跟布莱恩·马瑟斯和莫斯·埃文斯见了面，讨论了大会的技术性问题。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对于货运司机罢工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剧变。布莱恩·马瑟斯明确表示，他要利用这次大会，彻底扼杀罢工，而莫斯·埃文斯却说他是来支持货运司机的。
暴风骤雨般的大会
下午四点十五分，我们赶到了市政厅，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装配厂的5500名5/55分会会员都想挤进去。进不去的人就排队等候，队伍一直排到了高街[8]。激进分子声称右翼分子抢先挤了进去，市政厅里面的人没有足够的代表性。
莫斯·埃文斯、蒂姆·奥萨利文和我走上讲台时，会场爆发出一片喧闹声。参加大会的人有一半支持我，另一半在大骂我。莫斯·埃文斯走到话筒前说：“我们是来支持艾伦·索内特的。”会场嘘声一片。大多数人似乎都反对我们，但我也没法断定。不过还有一个大问题——绝大多数想参加大会的人都进不来。莫斯·埃文斯跟马瑟斯商量后，宣布大会暂停，几天后重新举行。他说他会跟牛津联队[9]联系，借用他们的主场开会。
散会后，一大帮人围住我，朝我大喊，有的喊“不要退缩，继续斗争！”，有的喊“混蛋赤匪，滚回俄国！”我被堵在讲台上下不来。最后市政厅里的人总算散去了——只有货运司机留了下来，他们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莫斯·埃文斯建议货运司机到运输工会办公室去，讨论怎么解决这次纠纷；他的建议让货运司机很高兴。
在市政厅外面的街道上，“支持工会妇女会”的妇女们散发传单，提醒大家注意，今天晚上卡萝尔·米勒也要在市政厅里举行她的第二次大会。她们在传单中为我们的罢工辩护，还为工会会员选举自己的会员代表的权利辩护：
这份传单的作者是妇女——在英利工作的女工，工人的妻子，工会活动家，以及单纯关注卡萝尔·米勒及其同伙最近的闹剧的妇女。我们在1972年矿工大罢工中发现，妇女可以在工会斗争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她们自己并不是工会会员。妇女参加斗争并没有错，但是米勒夫人和她的朋友却站在管理层一边，帮管理层对付工会。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米勒和她的同伙并不能代表全体考利妇女。我们坚决拥护工会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的斗争。这次斗争不是一个人的事，它将决定工会以后能否在不受管理层的干预的情况下选举自己的代表。
今晚八点，米勒夫人将在市政厅召集她的支持者开会。我们打算参加她们的会议，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希望你们都来支持我们，加入我们。
马瑟斯同货运司机开会
在当地的运输工会办公室里，布莱恩·马瑟斯跟货运司机开了会，为他的行动和态度做了冗长的辩解。一位司机打断了他的话，质问他工会什么时候才会给货运司机提供正式支持。马瑟斯说，这个问题要等到重新举行全厂会员大会时才能决定。他的话激起了货运司机的怒火，会场有人建议“由于迟迟没有进展，应当在明天早上重新开始罢工”。
莫斯·埃文斯直截了当地反驳了马瑟斯。他表示，无论厂里其它工人是否同意，他都赞成给货运司机提供正式支持，除非管理层承认我的会员代表职务。而且，作为在场的高级干部（他是中央干部，马瑟斯只是分区干部），只要货运司机想要重新开始罢工，他愿意请求运输工会执行委员会为罢工提供正式支持。然后他建议货运司机举行表决，结果货运司机决定重新开始罢工。货运司机喜出望外。他们知道，当中央干部请求正式支持时，执行委员会一般都会批准的。罢工终于取得了进展。
米勒运动的垮台
与此同时，卡萝尔·米勒也在市政厅举行了第二次集会，企图成立一个反工会的考利妻子协会（Cowley Wives Association）。这次集会仍是由《牛津日报》组织的——而且自由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的规模要比第一次大得多，米勒的支持者在数量上被彻底压倒了。这既是因为“支持工会妇女会”的介入；又是因为一些女工（主要是内饰车间的女工）在会员大会散会后继续留在市政厅里。对米勒来说，这次大会从一开始就彻底失控了。《牛津邮报》很好地描写了大会的经过：
大会主席约翰·艾尔沃西（John Elworthy）先生在大会开幕时，刚要宣读米勒夫人关于协会宗旨的声明，会场里就爆发出了激烈的抗议声和质问声。协会的宗旨是改善劳资关系，并向管理层和工会建言。协会在劳资争议中保持中立……
一位妇女对米勒夫人大喊“你就是想出名”……人们连珠炮一般发问。如果她不反对工会，那她的支持者为什么要让资方解雇经过正当程序选出的会员代表呢？
会场里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妇女们走上前来，同讲台上的人论战。在长达一小时的会议期间，会场上喊声、喝彩声和倒彩声不断，双方都竭力在混乱中讲话，讲台上的心理咨询师玛格丽特·巴特勒（Margaret Butler）夫人和其他人不停地要求与会者安静下来。
一位工人的妻子帕特·代尔（Pat Dyer）夫人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很想让我们的丈夫复工。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艾伦·索内特？因为只要他不滚蛋，我们的丈夫就不能复工……”
一位自称在厂里工作的男性说，英利公司破坏了它同工人签订的协议。“现在是他们不让我们选出自己的会员代表”，他要求对米勒夫人举行不信任投票。后排有几个人举起了手。有人不停地喊“滚！滚！滚！”……
服务部的一位资深副会员代表戈登·西利（Gordon Sealey）先生说：“我支持艾伦·索内特。大多数公司都承认我们有选举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可是英利却不承认……”
在一番喝彩声之后，米勒夫人和她的支持者离开了会场。
这次大会实际上摧毁了卡萝尔·米勒的运动。不过，这完全归功于“支持工会妇女会”和厂里的女工。厂里的各个工会对此完全没有任何贡献。我们满脑子只想着罢工工人的团结，只考虑到了运输工会干部的态度。我们没能察觉到米勒运动所代表的危险，也没能看出，抵御这种危险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妇女组织起来保卫工会。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积极支持她们，并利用我们当时能用的一切手段，去推广她们提出的主张的话，她们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的。
不过，还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家庭妇女很难看出，考利的高工资与良好的工作条件，与工会斗争有什么联系。然而，这对于内饰车间的女工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她们从一开始就反对米勒的运动。她们前不久才刚刚结束静坐罢工。
我们的态度，暴露了社工盟/革工党的政策的破产，它把妇女解放当成了中间阶级的障眼法，当成了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政治问题上转移开的花招。它证明了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政策优于革命工人党，特别是在性别政治问题上。当时，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危机中的利兰：炮火下的考利》[10]，虽然它在其它一些问题上仍有不足，但它关于米勒问题的意见却是非常正确的，它指出了家庭妇女的孤立处境，还指出了发动家庭妇女参加工会斗争的必要性。
分区委员会宣布成立调查团
三天后，也就是5月3日星期五那天，布莱恩·马瑟斯寄来一封信，说分区委员会很快就会成立调查团，对货运司机的争议进行调查。这显然是为了阻止莫斯·埃文斯争取正式支持。信中的措辞也跟他们原来的建议不一样。他们准备调查的不是对管理层对我做出的处分，而是“由英利不再给索内特兄弟提供会员代表应有的便利条件而引发的一切情况”。这就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到了调查团选择的一切问题。如果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那就太危险了。
我们联系了布莱恩·马瑟斯。他承认，他的措辞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他不会改变主意。他还说，调查团将在三天后，也就是5月6日那天开始调查。接下来肯定会发生很多问题。
[1]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是一家专门刊登商务与经济新闻的英文报纸，1888年1月9日创刊。——中译者注
[2]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一家小报，1964年9月15日创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直到2018年3月才被它的竞争对手《地铁报》（Metro）超过。——中译者注
[3] 《牛津日报》（Oxford Journal）是牛津的一份免费报纸，1973年1月开始发行。——中译者注
[4] 天主教行动（Catholic Action）是一系列天主教社会团体的统称。——中译者注
[5] 《星期日镜报》（Sunday Mirror）是《每日镜报》的姐妹刊物，1915年3月14日创刊，原名《星期日画报》（Sunday Pictoral），1963年改称《星期日镜报》。——中译者注
[6] 伍德罗·莱尔·怀亚特（Woodrow Lyle Wyatt，1918年7月4日——1997年12月7日），英国政客、作家、记者、电台播音员。
[7] 贝特尚格（Betteshanger）是英格兰肯特郡东部的一个小镇，附近有肯特郡最大的煤场之一。——中译者注
[8] 高街（Hight Street）是牛津市中心的一条大道，距离市政厅很近。——中译者注
[9] 牛津联队（Oxford United）是牛津的一家足球俱乐部，1893年成立，原名赫丁顿联队（Headington United），1960年改称牛津联队，1962年加入英格兰足球联赛，1968年升入乙级联赛（第二级别联赛，现为英格兰甲级联赛），1986年升入甲级联赛（第一级别联赛，现为英格兰冠军联赛），并于同年赢得联赛杯。2006年跌入英格兰协会联赛（第五级别），2010年升入英格兰乙级联赛（第四级别），2016年升入英格兰甲级联赛（第三级别）。该队主场为庄园体育场（Manor Ground），1925年建成，1946年扩建，可容纳9500人，2001年关闭，主场转到可容纳12500人的卡萨姆体育场（Kassam Stadium）。——中译者注
[10] 《危机中的利兰：炮火下的考利》（Leyland in Crisis:Cowley Under Fire）可在此下载：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img/img-pamphlets/cowley-img-leyland-in-crisis-cowley-under-fire.pdf ——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