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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问题的症结何在?

作者:三男〔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工人阶级如何看待当时要开幕的“国民大会”。文中指出,中共虽然主张民主宪政,但在国大问题上,还是比较退让的,承认国民党指定的御用国大代表的资格,这难免让不少人觉得中共貌似只要分到一些权力,不在乎国民党是不是舞弊。作者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群众运动建立一个彻底的大众权力机关,等等。
  这些内容谈的也可以说很好,但今天回头看,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分析当时的历史上下文中,是否现实,而假如一时无法实现,工人阶级应该怎么办。


  七月三日国民党的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将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同时据国民党的宣传部说,政府「还将自动改组」。共产党与民主同盟方面对此提出了抗议,所持理由是:当初国大延期既然是由三方面决定,则此次再度召集自必亦征取三方同意,今政府以片面行动出之,所以共党与民盟方面不能受这一决定的拘束;这是从手续与程序上说的,还有政治上的理由,即当初共党及民盟方面同意召集由国民党占有百分之七十的国大,是以政协会全部决议的实施为条件的,今政协决定的其他事项都未实行,有的且被推翻,那末单独召集国民党可以垄断的国大自无意义。
  共产党与民盟的这个抗议自然是有理由的。何况国民党七月三日的这个决定,并非简单地要表演一下「民主的」喜剧,它含有更阴险的用意,就是这样的决定之后,国民党表示再不愿意跟共产党或其他在野党派作任何商谈了,它关闭了一切谈判之门,而决定用「国民大会」与「民主政府」的名义来讨伐「奸匪」,平定「内乱」了。因为这个钦赐的「国大」即等于内战的正式宣告,所以我们不站在共产党及民盟的理由上,而简单站在反内战和平的立场上,也必须反对这个决定以及或将召集的所谓「国民大会」。
  不过,在完全超出于既成党派利益的我们看来,共产党与民主同盟对于国大问题所取的态度,也还是不正确的,他们都没有给国民大会以应有的重要性,都不十分看重这个问题,仿佛都把国民大会看成一个民主的幌子,把它抬得很高,但事实上谁都没有认真地当它一回事。这个态度,在本年一月间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及后继的一切政治商谈中,极明显地表示出来了。人们在这些会议上争执得最激烈的,是政府改组问题,军队比例问题,宪草问题,未来政府的机构问题,一句话,是官职的分配问题,枪杆问题,地盘问题,至于如何能真正的让全体人民出来对政治发言,如何让他们以国家主人资格来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则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政府是不用说,它因为和民众的对立太尖锐了,它害怕民主,所以在这问题上争执得最坚决,非让十年以前由国民党统一圈定,派定或「选定」的代表出席不可。这当然是万分荒谬的。十年以前的代表,即使是真正用民主方法选出来的,也决计不能再代表十年后今日的民意了,何况那些代表根本与人民无关!国民党这个荒谬的主张,本应该严厉地加以打击,绝对不能与之妥协,如果中共与民盟确实把人民放在第一,确实把国民大会看成目前中国最迫切最主要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末他们就该以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即保证能在最短期间以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普选方法产生全权的国民大会,作为谈判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可惜那时候中共与民盟并不这样做,他们声嘶力竭地争执了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却马马虎虎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妥协了,承认了十年以前由国民党指定了的「人民代表」继续有效。这是大大的错误,大大的不应该,以致人们对政协会议得到了分赃会议的印象,以致人们相信中共与民盟事实上具有这样的意思,即把政府的改组所谓「联合政府」看成第一,而国民大会则不过是党派商谈妥协之后,再用一个「人民」的名义来加以核准罢了。
  或许他们以为,只叫「国大」能够核准党派协商的结果,只叫它能够通过一部「宪法」,那末就是国民党十年前准备好的国大也行。这态度是十分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三个党派的谈判显然不能代替全体人民的意见,而通过了宪法,即使是最理想的宪法,如果没有一个全权的真正民主产生的国民大会,便不能使它发生丝毫力量。中国现在所缺的不是好看的法律,而是真有力量的民主政权,所以根本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而非宪法问题,更非政府改组问题。
  所以依我们之见,中国目前一切民主派别或个人,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来争取一个真正民主的与赋有全权的国民大会,要认定只有这样的国民大会,才有资格与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自然也包括种种党派的问题)。至于政府改组,或所谓「联合政府」,那我们认为是暂时不必谈的,因为中国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政府,只能由国民大会来决定。如果像上次的政协一样,以国大让步的条件来换取政府改组,那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违反革命利益的。
  不过有人会说,先做到了政府的「民主化」,然后再在国大问题上逐渐谋补救之道,不是比在「坏政府」的控制之下进行国民大会运动好得多吗?
  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因为第一,目前中国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非但它的历史任务,便是它的一些迫切问题,都非经过最澈底最激烈的民主改造不可了;第二,代表着帝国主义,金融买办官僚资本与大地主的现统治机构,非但不能在这个「改造」上尽点力,而且是主要的妨碍者了;第三,在野党派派代表参加这个「坏政府」,组成「合作的政府」,其效果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替「坏政府」装上了「民主的」饰物;第四,这样的「合作政府」非但不能「补救」不民主的「国大」,而且瘫痪了广大民众为真正民主的国民大会而奋斗。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国民大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什么国民党之片面地或非片面地决定召开日期,而是中国一切为民主而斗争的人,是否认识了国大是目前一切问题中的问题,因此集中全力来为之斗争,在这问题上毫不妥协,绝不能让反动党派拿去作独裁的伪饰,作民主的掩护。
  所谓「毫不妥协」,自非关于国民党行将钦赐的那个「国大」的召开日期或代表名额的分派等等问题,而是关于国大产生时的彻底民主,国大的权力以及其全部政纲。因此,目前我们对于国大问题时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一,绝对反对国民党行将召集的十年前由它一手指定的国大;二,也不赞成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等在政协问题上与国民党妥协的国大,因为百分之七十的代表捏在国民党手里,根本不会有丝毫民主意义的;三,我们认为在国大问题上绝对不许做一点买卖,由几个现成党派的代表参加政府,绝对不能代替或交换由全体人民普遍选举的国民大会;四,停止一切无聊的商谈,抛弃一切有毒的幻想,我们应该集中全力来争取一个由平等直接不记名的普选方法产生出来的全权的国民大会;五,如此产生出来的全权的国民大会,绝非一个替现政府立法的机关,而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应该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它首先要解决政权问题,要建立一个真正符合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府,其次要解决军队问题,要靠全国民众及兵士大众的帮助,立即改编一切军队,实行军队的所谓「国家化」与「人民化」,这两个问题一解决,那末目前纠缠不清的什么枪杆与防区问题,亦即内战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再其次,这个国大应该立即没收土地给耕种□的贫农大众,藉以解决最迫切的饥荒问题。应该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并实行劳工管理生产,藉以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与生产停顿问题。它自然还必须力反现政府一切依存外国的政策,争取民族的真正独立,同时又要实行国内诸小民族的自决。最后,这个国民大会当然要彻底保障一切人等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完全自由。
  只有把一切力量归纳到这个国民大会的斗争上去,才能使中国走出目前那个苦闷的僵局,才能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发生出新的希望与新的力量。
  不过,有人又会发问,在「坏政府」底下如何能争取得这样的国民大会?同时,这样的国民大会万一产生,如何能保证有这样大的权力?不会得流于空想吗?
  对此疑问,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对国民大会本身的幻想是比任何人更少的,因此我们从来认定,要使真正民主与真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实现,必须靠基层群众,尤其是工人与贫农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如果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广大无比的城乡贫苦民众兴起了,而且组织了,他们为这样的国大而斗争,那么这样的国大一定是能实现的。同时,我们也从来肯定,国民大会的权力不是由它本身来决定,甚至不是由它的代表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国民大会以外的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决定的。我们为国民大会而斗争,并非看重它是一个完美的机关的静的方面,而是看重它能唤起广大斗争群众的政治觉醒的动的方面。因为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直接干涉,而让国家的全部命运继续操在少数几个官僚与政客手里,什么问题都不会得到丝毫解决的。
  是时候了,立即抛弃一切协商,谈判,请愿的勾当,集中一切力量,为一个直接平等不记名普选的全权国民大会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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