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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官僚运动
作者：唐盛〔郑超麟〕 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李星按：本文记录了解放战争初期，民国主流舆论中的一种声音，它把蒋政权的罪恶归咎于“官僚制度”，而回避了国民党政权是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资产阶级国家的具体表现，回避了抗战以来急速壮大的“官僚垄断资本”，背后有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引导与利益交融。本文作者很耐心的解释了何谓“官僚制度”，前资本主义的官僚演变，民国以来官僚体制的演变，等等，说得深入浅出，便于一般读者理解这个话题。
每当资产阶级秩序出现危机，社会大众的政治情绪开始发酵，主流学术界、社会改良活动家们难免会充当指路人，让大众避开统治秩序本身，而纠缠于细枝末节，这是学术界“忠义报国”的典型表现。本文提到的陈人白，据朋友介绍，就是彭述之的笔名。原来如此！看起来，彭老师很警惕民国大众走上颠覆统治秩序的路，于是有了本文分析的“反官僚”主张。
在20世纪四十年代，彭老师的维稳努力失败了。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再一次开始剧烈的痉挛，世界各国统治者开始公开的自相残杀，而大众的颠覆情绪，尚未发酵。但彭老师的今日分身们，可就太多了，各拿兵刃，姿态各异，随时准备上阵维稳。他们像2025年大阪世博会的虫灾一样，且爬且飞，铺天盖地，忒吓人了~
战争末期以及战后一年以来，中国民众从多年昏睡中渐渐觉醒了，已经能够公然表示其不满现状之意，而且好几次以行动向这不满人意的现状提出抗议了。至今为止，觉醒的民众还只限于反对现行政制而要求一种民主政制。现行政制在此期间所表现的贪污，无能，横暴，腐败，颟顸等等，同火上浇油一般，更加激起民众的愤怒，更加推动民众去要求民主政制，较民主的政制，来代替它。这本是一种革命运动初起时必经的阶段。
不知何人在此时提出了「官僚制度」名词，把现行政制，以及此政制所表现的贪污，无能，横暴，腐败，颟预等等，统统称之为「官僚制度」，而把初觉醒的民众引到反官僚运动上去了。不知何人首先提出了「官僚制度」名词；但是政论界中给这个名词以系统解释，替反官僚运动建立理论基础，做得最好的人，我们却知道了，那就是陈人白先生，他在某巨型杂志发表了「论官僚制度」和「论官僚资本」二文。
这位反官僚运动理论家，可惜，不仅不会引导民众斗争前进一个阶段，反而要使民众陷入歧途。为求真理起见，我们是不可不辩的。
所谓「官僚制度」是甚么？
陈人白先生从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两方面来说明他所谓官僚制度。他说欧洲官僚制度起于罗马凯撒时代。那时，「从中央到各省各州各县乃至各殖民地，都有各种各式的官吏。那些官吏从上至下地，一级一级地管辖下去；从相反一方面说，那些官吏们又是从下至上地一级一级地服从上面，一直到凯撒为止。这整个官僚机构，有如一个金字塔，底层是奴隶，佃奴及一般平民（如手工业者及小商人等），塔身是各级官僚，而站在塔顶上的便是凯撒。」他说罗马灭亡后，在封建时代，官僚制度就没有了。但到了十六世纪以后，君主专制时代，「官僚制度又重现于舞台」，「这一制度本身的结构（金字塔式的结构），及其对于帮助君主专制统治的作用，和对于压制下层的方式，在基本点上还是与古罗马的官僚制度一脉相承的。」他说君主专制崩溃后，在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上升时代，官僚制度又没有了，但到了这个政制衰落时代，资产阶级就「逐渐地从历史的陈列所里把古旧的官僚制度搬出来作为自己统治的辅助工具。」他又说资产阶级未曾完全放弃民主政制时，「官僚制度当然不会获得充分的发展。」必须等待资产阶级完全放弃民主政制而转向极权政制时，官僚制度才有「登峰造极的表演」。根据以上欧洲历史的分析，他下一断语道：「官僚制度明显地是寡头君主或领袖专政的必然产物。」
这一断语，他说，同样也是可以应用于中国历史的。「中国官僚制度的一般性质，当然与欧洲的官僚制度大体相同。但由于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之亚洲式的特点，便赋予我们的官僚制度以一种亚洲式的特性；同时又因为这种制度在两千余年来连续不断地存在和发展（像欧洲古代罗马的官僚制度便中断了千余年，到十六七世纪才又复现出来），也就更具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了。」
如此，陈人白先生把官僚制度——欧洲的和中国的，古的和今的——仅仅视为寡头君主或领袖专政的产物，仅仅拿来联系于专制或独裁，但同民主对立起来。
这里含有两种错误：
第一，把古代凯撒政制，当代法西斯政制，以及中国秦以后二千多年的政制，统统纳于一个范畴之内，——是错误的。这几种政制之间，其阶级的基础何等不同，其历史的作用何等不同，其后来的归宿又何等不同，即使有若干共同点，如陈人白先生文内所指出的，那也是形式的意义重于实际的意义。反对一种政制，重要的是反对它的实质，而不是反对它的形式。现在正当民众觉醒反对那不满人意的现状时候，陈人白先生，不来暴露现行政制的实质，其所以异于其他政制的特点，反来分析一种超历史的形式，即若干不同政制所共有的形式，结果是要模糊了民众对于现行政制的认识，而使运动陷于歧途的。
第二，把官僚制度仅仅联系成专制或独裁，而同民主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姑拿欧洲近代历史来说罢。近代历史既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制底发展史，那些近代官僚制度至少是同一阶级基础的几种政制之产物，因之其共同点就含有更多的实质的意义。但就近代历史说来，君主专制推翻之后，官僚制度果真断绝一个时候了么？在民主政制上升阶段，果真没有官僚制度么？官僚制度果真须待资产阶级衰老以后，放弃民主制度时候，才被拿出来使用么？我们的回答是与陈人白先生的不同的。
恩格斯曾说法国是近代诸种政制后先继起表现得最明白的地方。很奇怪的，陈人白先生不拿法国做例，偏拿英国做例，来说明官僚制度演变。若是拿法国做例的，他便不能说明君主专制推翻后，官僚制度就断绝了，也不能说民主政制上升阶段便没有官僚制度了，更不能说须待资产阶级衰老，放弃民主制度时候，才「从历史的陈列所里把官僚制度搬出来」了。
事实上，从君主专制时代起直至现在，法国并未曾断绝官僚制度，而且每经一次革命，官僚制度都更加强大起来。「旧政制」（Ancien regime）推翻之后不久就有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失败之后「王政复兴」，「七月王朝」被革命推翻之后不久又有第二帝国，巴黎公盟以后更有第三共和国。以上诸相续的阶段，官僚制度都是更加发扬光大的。为甚么呢？列宁回答道：「集中的国家政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这政权在封建末期长大起来。有两个制度尤其表明这个机构的特性，即：官僚制度和常备军制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不止一次发现他们说起：有几十条线索联系这二个制度于资本家阶级。」「官僚制度和常备军制度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一种「寄生物」，这种寄生物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斗争产生出来的，却阻塞了这个社会的生存毛孔。」「自从封建衰落以来欧洲发生的革命中，官僚的和军事的机构是着着发展，完备，而且加强的。」（均见「国家与革命」）列宁说，从封建衰落起，官僚制度是愈来愈发展愈完备愈加强的。陈人白先生则说，君主专制推翻后，实行民主政制，官僚制度就送入历史陈列所去了，须待以后放弃民主政制，才从历史陈列所搬出官僚制度来。这两种相反的说法，究竟谁对谁错呢？我们想列宁是对的。那么陈人白先生为甚么会错呢？
陈人白先生所以错误是由于他给官僚制度以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用超历史的眼光去看官僚制度，而不明白我们现在面对着的官僚制度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集中的国家政权的两大制度之一。」他不明白，这个国家政权，无论表现为「寡头君主」或「领袖专政」，无论表现为上升期的民主政制或下降期的民主政制，都是不能脱离官僚制度的。他不明白这一切，所以硬派官僚制度做专制和独裁的产物，而拿来同民主对立了。
所谓「官僚资本」是甚么？
「官僚制度」是旧的习见的名词，但「官僚资本」则是新的陌生的名词。我们以前早已有了「国家资本」「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民族资本」等等名词，但还没有「官僚资本」名词。据陈人白先生说，「官僚资本」是最近马寅初教授特别而公开地提出来的。可是马寅初教授自己说：「我对于官僚资本做不出甚么定义。」一个新提出的名词，提出者自己也做不出甚么定义，那就没有办法了。幸而陈人白先生有了办法。他代替提出者马寅初教授给「官僚资本」做出一个定义。
那么甚么是官僚资本呢？陈人白先生说道：「首先，官僚资本只是官僚制度下的一种产物，正如官僚制度只是寡头专政下的产物一样。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凡有寡头（不管君主或领袖）专政的地方一定要产生官僚制度，但有官僚制度的地方不一定产生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只是在某一定历史阶段和某种社会环境的官僚制度下产生的，换句更具体的话来说：官僚资本乃是资本主义时代某些落后国家的官僚政治下的产物。」
陈人白先生把他这个「定义」应用到目前中国来，当然要说，目前成了「众矢之的」的，「人所侧目」的官僚资本，不过是中国落后性的产物，不过是同土耳其，波斯，甚至日本所发展的或所曾发展的一样的，不过是自从李鸿章以来官办的产业之发展和扩大罢了。
果真如陈人白先生所说的，那么目前的「官僚资本」是古已有之了，至少从李鸿章以来就有了，而且不是中国特殊的产物，而是土耳其，波斯，甚至日本等落后国家的共同产物了。如此古老，如此普遍的现象，为甚么到现在才有了名称叫做「官僚资本」呢？为甚么这个新名称，连提出人都「做不出甚么定义」，须劳陈人白先生来做出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定义呢？如此古老，如此普遍的现象，为甚么现在忽然「差不多已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扼住了一切民营企业的咽喉」呢？忽然有了如此气魄，「将蚕食整个国家的仅有财富，摧毁一切民营企业，吮尽一切民脂民膏，陷全部国民生活于离奇古怪万劫不复的深渊」呢？这些问题，陈人白先生那个「定义」是不能给我们圆满解释的。
我们试从另一观点来解释它们。
首先，我们应当认识，中国所谓「官僚资本」乃是新的现象，至多不过「抗战以来」那么年数罢了。自从抗战以来，中国国际地位开始新的变化。以前，中国是好几个国家共有的半殖民地，以后则由共有渐渐转变为美国一国独有，抗战胜利，这转变过程就确定完成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正在依照这个新的国际地位而实行改造。所谓「官僚资本」正是这个改造的产物。美国金融资本要单独「开发」中国。但英国「开发」印度和日本「开发」朝鲜，用的方式已经过时了，现在有新的方式，以前曾小试于菲律宾，现在要大试于中国。这方式，就是利用既成的政治力量来支配全国的生产，统一的支配而非分歧的支配，间接的支配而非直接的支配。政治是独立的，但经济的最后决定权操于华尔街诸大亨之手。
改造过程是相当痛苦的。这个「官僚资本」（即经过中国政治力量媒介的美国金融资本）以雷霆万钧之力俯临旧的适应于多国共有的半殖民地经济，瓦解之，吸收其合用的成分，而排除其不合用的成分。这个过程震骇了中国的人，因为确是以前未曾见过的，确是民莫能名的。中国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元老马寅初博士，首先起来大声疾呼反对这个过程，首先「特别而公开地提出」「官僚资本」名称，而且说「今天要快快打倒官僚资本，发展民营事业，如果太迟了，要反对也不可能，……」——这难道是偶然的么？代表「民族资本」（即过去在多国共有的半殖民地经济中尚能相当独立的资本）的马寅初博士，自然更早感到切肤之痛，但他毕竟不是站在中国民众立场来反对美国金融资本本身，他是站在民族资本立场来反对美国金融资本经过中国政治力量的运用，所以提出「官僚资本」这个不很妥适的名称，却不能给予一个圆满的定义。
由我们这个观点看来，那么「官僚资本」（我们姑且用马寅初博士提出的名称罢）忽然能掌握整个国家经济命脉，能扼住一切民营企业咽喉，能蚕食整个国家仅有财富，能吮尽一切民脂民膏等等，就不难解释了。
陈人白先生可以反驳道：倘若中国没有官僚资本旧基础，即使美国金融资本进来，也不会发生现在这种「官僚资本」的；我也未曾忽视美国金融资本底作用。我不是说过「官僚资本」「企图将中国的经济命脉寄托于太平洋彼岸的金元帝国以便中国对外关系的单元化」么？不是说过它「对外尽其买办之能事，发展外来资本的劳力，务使中国在经济上完全隶属于一个新的主人，一个最强有力的帝国主义」么？如此，我们仍可以把现在的「官僚资本」看做李鸿章以来官僚资本，受了新因素影响，特别发展和扩大的。所以我又称之为「新官僚资本」，以别于李鸿章以来的旧官僚资本。
但这反驳仍是以中国「官僚资本」为主动的，仍说它「企图将中国经济命脉寄托于……金元帝国」，它「务使中国在经济上完全隶属于……一个最有力的帝国主义。」事实上是美国金融资本已经造成了局势，使你不能不「寄托」，不能不「隶属」了。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旧的经济体系，即所谓官僚资本旧基础，便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新工作。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有此旧基础固然便利，无此旧基础，美国金融资本也是不难新创一个的。试看菲律宾罢。今年七月四日「独立」以前的菲律宾，是「纯粹的殖民地国家」，照陈人白先生说来，这种国家是应当「除外」的，是没有「官僚资本」的。可是美国金融资本照样能够经过罗哈斯政府在菲律宾造成一个「官僚资本」或「新官僚资本」。
「新官僚资本」不仅无需以「旧官僚资本」基础为前提，而且无需以寡头专政为前提。仍以中国为例。中国现在固然是寡头专政，但是倘若明天「联合政府」成立，民主政制实行了，难道中国民族资本能单独发展以消灭「官僚资本」么？
陈人白先生的错误，在于过高估量旧的官办企业的作用，而无视或忽视美国帝国主义独占中国这个新事实。
如何反对「官僚制度」和「官僚资本」？
民众开始觉醒时，最足激起民众愤怒的是现行政制所表现的种种贪污，无能，横暴，腐败，颟顸等事实。人们说，这些事实是「官僚主义」，或「官僚作风」，是现行政制所不能避免的，要反对这些事实，就必须反对现行政制本身，而要求一种民主的，较民主的，政制。人们领导民众做这反对「官僚制度」的运动，这运动是进步的，我们拥护它，因为它能促成民众从反对现政制的斗争更进一步去认识一切资产阶级政制都是腐败的等等，都有「官僚作风」，因之要求民众自己的政权。
全国经济生活归若干所谓「国营的」公司垄断，人们说这是「官僚资本」作祟，人们领导民众做这反对「官僚资本」的运动，这运动也是进步的，我们也拥护它，因为它能促成民众进一步去认识「官僚资本」的本质，去反对现行政制是不够的，必须兼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身。
我们拥护上述意义的反官僚运动，因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运动，能使群众斗争从较低的阶段不断进于较高的阶段，而不预先限制斗争的范围。
可是，像陈人白先生那般，将反官僚运动「理论化」，给予「官僚制度」和「官僚资本」以那种系统的「解释」，那就要陷民众斗争于歧途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他的「解释」是错误的，而且指出错误在哪几点，此处不再重复了。此处，我们只要说：如果照他所解释的去做反官僚运动，则反对「官僚资本」仅仅归结于反对「官僚制度」，而反对「官僚制度」又仅仅归结于反对寡头专政。换一句话说，陈人白先生把现在富有大希望的「反官僚」运动预先限制于反对寡头专政的范围，或「民主化」的范围，或所谓「彻底民主化」的范围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独占中国问题和根本改变资产阶级政制（无论是独裁的或民主的）问题，在这个范围内是没有位置的。然而这两个问题是认真的反官僚运动所不能避免的，因为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就不能认真反对「官僚资本」，不改变资产阶级政制也是不能免除「官僚制度」的。这两个问题，是凡将「反官僚」运动理论化或系统化的人所必须明白提出的。
但若明白提出上述两个问题，则「反官僚」运动就可以解消于其他的为我们所熟知的运动里面了。「反官僚」运动，在中国，就是「独立解放运动」，亦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正是为了这个原故，所以虽在「官僚制度」极端猖獗的国家，如在莫索里尼治下的意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陈人白先生说：「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之登峰造极的表演。此种法西斯专政下的官僚制度，比起古代君主专政下的官僚制度来，固然含有许多特异之点，但就它的凶残横暴方面说，不仅和以往的官僚制度相同，而且是所有一切官僚制度中之最凶横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未将「反官僚」运动理论化或系统化，因为在系统的理论的意义上，反官僚运动本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相一致的，无须特别提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惟有在苏联，系统地理论地提出「反官僚」口号，做着「反官僚」运动。为甚么呢？因为，惟有在苏联，官僚制度才能视为「社会政治上一个赘疣，一个癌」，割去此赘疣或癌之后，社会政治仍能是健康的。所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不反对社会政治制度本身，而仅仅反对其中的「官僚主义」。
在其他国家，则官僚制度就是不可以割治的赘疣或癌了，而是从机体腐朽生出的烂疮，是不能割治的，是只能跟随机体本身消灭而消灭的。所以，在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官僚主义」，就须反对社会政治制度本身。
在中国，如果把「反官僚」运动从反对社会政治制度本身的运动分裂开来，那就等于承认这社会政治制度本身是健全的，是无需反对的，只消割治官僚制度「赘疣」罢了。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元老马寅初博士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马寅初博士站在这个立场上是可以原恕的。
感谢 雪球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