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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会主义者与民主口号

作者:穆德〔郑超麟〕 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郑超麟,内容显然是就民主与工人革命关系的话题,跟彭述之一方搞论战。论战的内容就不评论了…… 只能说,面具可以随便戴,但立场就那么几种,跳不出现实的制约。老彭竖起“托派中央”的大旗,面不改色大谈我民国自有国情在此,工人阶级不能革命……


  下面,Ernest Germain同志反对机会主义的文章,我们译载出来,不仅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很重要,而且因为它恰好打击了中国近日抬头起来的一种机会主义倾向。这倾向由来很久了,但近日更加猖獗。我说的,是某杂志最近一期座谈会,关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代表的倾向。
  Ernest Germain同志说得很好,他说: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不过是动员劳动阶级用的一些工具罢了。机会主义者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民主口号问题。他们说,「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尚未提出议事日程」,或「已退出议事日程」了。最好是「这几年间不必去空谈它」,而应转向于「更具体的」问题。其次,这些「更具体的」问题切不可时时刻刻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着提出来,而应当离开革命纲领而独立提出来,这个全时期中,不能为革命要求而斗争的群众,就要仅仅为民主要求而斗争,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以后,群众意识又「成熟了」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可以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试拿这段话同座谈会的议论比较看看。座谈会或其做结论者曾拿民主口号看做是不过动员群众用的工具么?不曾!他们不仅没有这般看法,而且始终没有说过「民主」口号。他们说的是:民主「主义」,或民主「运动」,或民主「革命」。这是与上面文章所说不同的,那里,我们只看见民主「口号」或民主「要求」,并不拿甚么「主义」「运动」「革命」,同民主相连起来。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还不可以使用民主「主义」,民主「运动」,民主「革命」等名词。这些名词是可以使用的,但须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必须将民主看做一种口号,又将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的一种工具,即必须以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看民主。如果不把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的一种工具,或甚至不把民主看做一种口号,而高谈民主主义,民主运动,或民主革命,那就是「附加一种「真实的进步的」价值于衰颓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上了,如下文著者所责斥于机会主义者的。
  座谈会正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
  参加者和结论者很明白断言,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现在,在中国,尚未提出于议事日程;断言,现在不可高唱「社会主义」;断言,今日在中国只能参加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切不可时时刻刻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着提出来;断言,现在不可提出社会主义任务,必须等待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提出来。等等。
  下文著者说:「凡不肯将民主口号联系于斗争委员会(按即苏维埃之别名)口号的人,就不是领袖了,而是运动的绊脚石。」这是说民主口号必须联系于苏维埃。
  座谈会参加者则说:「此外,有些人认为目前的民主运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要组织苏维埃;——后者是极左的,……是出于同一的小布尔乔亚的幻想。」这是说民主运动中不可组织苏维埃。
  下文著者说:「资产阶级民主之临死挣扎,机会主义者对着,只想借助一些无效的药方去拖延它的生命,列宁主义者对着,则是要借助民主口号来催促它断气。」这是说我们并不要保卫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反而要催促它断气。
  座谈会结论者则说:「在法西斯要取民主主义(按此民主主义当然是上面说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代之的时候,社会主义也必须为争取民主而反对法西斯,以便准备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说我们必须保卫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才能替社会主义准备道路。
  这样的对比还可以写出好多,但以上已经足够证实座谈会的机会主义倾向了。
  不错,参加者和结论者有个重要的论据来反驳我们。他们一定要说:下面译载的文章是写给欧洲人看的,不是写给中国人及一般殖民地人民看的。其中所说的话只能应用于欧洲,不能应用于中国。在欧洲,固然可以将民主看做一种口号,将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用的一种工具。在中国则不然。在中国,我们不可以把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用的工具,也不可以把民主看做一种口号,而应当看做一种主义,一种运动,一种革命。换一句话说,在欧洲附加一种真实的进步的价值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上固然是不对的,但在中国则是对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任务尚未完成呀。
  这里,正如史大林主义者一样,人们是拿中国的殖民地或落后国地位来替一切机会主义罪恶作辩护。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是殖民地或落后国,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策略应用于殖民地不能完全与应用于先进国一般。但现一问题是仅仅在于Ernest Germain同志文中说的「民主口号不过是动员群众用的一些工具」这句话是否能适用于中国这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
  座谈会结论者为了反驳「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拿落后的俄国和落后的中国相提并论了。这是很对的。他说:「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是最明显而不可争辩的。它当时在经济上是西欧的半殖民地,大工厂矿山和银行等大都是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迫得要向前跳跃一大步,而不能按步就班地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来道路。」这里不仅拿俄国看做落后国哩,而且看做半殖民地。这也是对的。
  可是当初在俄国,从立宪民主党到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多年叫嚣的什么民主「革命」,民主「运动」,民主「主义」,到了实现时候,原来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些顺带解决的任务,一些要求,一些口号罢了,换一句话说:动员劳动群众用的一些工具罢了。下文著者说:「只要我们是在衰颓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活的,是在革命前的条件中生活的,则动员群众以创立双权政制之任务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民主口号不过是解决此任务时所用的许多手段当中的一种手段罢了,——没有甚么别的意义。」这话完全能够适用于当初俄国的革命,可以说正是从俄国革命中抽取出来的教训哩。
  那么这话为甚么不能适用于往后中国的革命呢?半殖民地的俄国能够适用,半殖民地的中国独不能适用么?或者这位结论者对史大林主义者争辩时不妨承认俄国是半殖民地,对我们争辩时则否认俄国是半殖民地么?
  座谈会另一参加者有几句话与此问题有关。她说:「在先进国家,民主任务已经完成,所以要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在落后国家,土地问题和民族独立等任务还未解决,还需要在民主运动中让广大的群众组织和觉悟起来,向前迈进。」这句话无论原则上如何说得过去的,但若拿来反对在中国革命开始时提出社会主义任务,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是只知念诵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的共产主义经文,而闭眼不看客观世界的发展。
  只要留心这十几年事变的人就会明白,世界愈变愈小了,各部分关系愈变愈密切了,单独一国的革命愈变愈不可能了,落后国或殖民地革命也愈变愈能适用一般的法则了。他方面,先进国,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现在果真能够「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下面那篇文章根本就不必写了。Ernest Germain同志所以需要打击机会主义倾向,正是为了现在局势的特点,即革命局势和群众意识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任务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必须假借民主口号这种工具。十几年前那个公式,以为已经完成民主任务的先进国无需提出民主口号,而尚未完成民主任务的落后国决不可提出社会主义口号,至少一开始不可提出这种口号,——这个公式真应送进古物陈列所里去了。今天,Ernest Germain同志给了我们一个新公式,将先进国和殖民地包含在内的公式,即说:「布尔雪维克派的辩证法……表现了当代历史的基本法则,即配合发展法则。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现在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是要经过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但是这些要求,即使在最落后的国家也只有无产阶级胜利和资本主义推翻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借助于中国的殖民地地位来替中国的机会主义倾向做辩护,是徒劳无功的。
  下文著者又告诉我们,教派主义跟随机会主义如影之随形,打击了机会主义之后也必须打击教派主义。在民主口号问题上,教派主义是怎样说的呢?著者说,教派主义认为现时代不可使用民主口号,民主口号本身便是要不得的,民主口号加强了民众的民主幻想,不该偏爱民主口号过于苏维埃,应当教育群众而避免行动,等等。
  机会主义倾向如果发展下去,将来难免产生教派主义倾向,可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
  可是机会主义者已经在向他们的「影子」作战了。同一座谈会说:「有一种极左派认为中国将来可不经过民主革命的桥梁就飞跃到社会主义。」又说:「另一种人则干脆不要这桥梁而空喊社会主义。」这个「极左派」,这「另一种人」,究竟是谁呢?在甚么地方说过这种话呢?我们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是要经过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何况在落后的中国?恐怕还没有人否认民主口号或民主要求罢?精神病院里有一种病人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病人。不过他们在那里大张挞伐的还不是他们的影子哩,还不是真实的教派主义者哩,而是他们虚构的教派主义者,可以说是教派主义者的影子,即他们的影子的影子。他们是双料的精神病者,害怕自己的影子的影子。
  把民主看做一种口号或一种要求,把民主口号或要求看做不过是动员群众用的一种工具,去为建立双权政制而斗争,——这便是托洛次基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与机会主义者或教派主义者分别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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