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立三
在去年党开始反取消派斗争的时候，即准备写一本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的驳斥取消派理论的错误。第一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大革命的教训，已将他当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议决案的序言发表。第二章就是这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三章政纲，政策与策略与第四章组织问题，继续在本刊发表。
因为本刊的篇幅所限，所以本期只能登载本章第一第二两节。第三节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第四节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下期才能续完。
三月十五日
一 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成为最高的统治者，握住了中国经济政治的特权，支配着中国经济政治的生活，任何一个政治的事变，如果帝国主义不是主要的组织者，也都与帝国主义有莫大的直接关系。谁不瞭解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实质，谁便要对于一切问题的认识，陷入到极端错误的观点。
现在取消派思想的根本来源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对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政策，统治中国的实质，发生了极大的错误。他们认为：
“中国一九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确已开始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的比重，封建残余确在这一转变中，受了最后打击……”（陈独秀）
根据他这一观点，认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不仅是战胜了工农群众，而且战胜了封建势力，不仅战胜了封建势力，而且“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工农革命势力，资产阶级都将他克服了，自然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可以畅利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完全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了。（托洛斯基）“现在是走向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只有继续稳定，“决没有甚么动摇”。因此陈独秀叫他做“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所谓“历史大转变”，自然是从半殖民地国家，转变到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革命失败后两年的历史，中国的实际状况，正在加速殖民地化的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恰恰与他们的估量相反，此地暂且不说。他们这一观点的来源，是由于不认识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实质。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其所以能统治中国，是由于帝国主义“依据中国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及限制国内的市场”（托洛斯基）所以他们以为：
“国家统一与经济独立，就是关税自主，或更正确些说免除了对外贸易的垄断，便是表示中国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
他们既然认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只是依靠占据关税，关税自主就是经济独立，就是中国解放，自然看见帝国主义开了一次关税会议，实行了二五税则便要高喊着“帝国主义让步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了"。其实帝国主义占据中国的海关，只是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极残酷的方式，不只阻碍着而且破坏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占据海关与其他侵掠的方式是不可分离的，如果其他的侵掠不扫除，决不能实现真正的关税自主，即令海关税则有多少的改良，仍然不能挽救中国殖民地化的恶运。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开始，为着能够畅利的掠夺中国广大群众，一定要在中国内部找到一种社会力量的拥护，成为他统治中国的工具，以镇压中国广大群众的反抗。因此首先和以前社会构造的统治阶级，封建贵族，地主，原始的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一方面以强大的武力的压迫，使这一封建统治阶级降服，另一方面极力发展经济的侵掠，使这些剥削阶级都渐次买办化，使他们的利益与自己（帝国主义）的利益混合起来。这样遂使中国旧有封建统治阶级，很快的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得到这样有力的掩护，才更快的发展在中国的侵掠。因此帝国主义极力保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形式，用作这一反动联盟的生存的基础。
帝国主义的商战侵掠如狂风暴雨一般的在中国封建剥削阶级有力的帮助之下，一天一天深入到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中国落后的生产方法，旧有的手工工业，家庭工业，人工灌溉的半自然经济的农业，不能避免这一恶运，始终无法抵抗而渐次崩溃起来。另一方面，封建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又更残酷，遂使广大群众，日益穷困化以至破产失业，同时帝国主义又用各种的方法阻止中国生产力发展，近代工业的建设，使这些破产的群众无法到城市中去找得工作，变成近代的无产阶级，遂造成中国日益增多的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而成为军阀军队的基础。中国军阀制度就是建筑在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与这样的游民无产阶级基础上。所以军阀一方面极力保障封建剥削关系，同时他自己对广大群众的剥削形式，也就与纯粹封建时代封建诸侯的剥削形式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军阀就是代替原来封建贵族（满清）的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工具。辛亥革命虽然把满清封建贵族阶级推翻了，帝国主义却更积极的来扶持着中国军阀的统治，因此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力量不只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巩固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大革命，使军阀制度受过严重的打击，在革命失败以后，又极明显的恢复起来。所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倚靠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同时封建势力的存在也倚靠着帝国主义的扶持，已经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
帝国主义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军阀，不只是为镇压广大群众的反抗，而且利用军阀的封建剥削来阻止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军阀割据在中国存在一天，那么这些厘金制度，苛捐杂税，强迫派款，以及战争灾祸，使交通破坏运输阻碍等决无法避免，帝国主义却因为得到了各种的特权（子口税）有自己的运输机关，不会受到这样阻碍，这就在与中国民族工业市场上的竞争占了极大的优势，使中国生产力在这样的打击之下无从发展，甚至日益衰败。
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就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更利害的剥削农民，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地租的剥削一天一天的提高起来，同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与农民的穷困化，又造成了高利贷的活跃的条件。于是中国剥削阶级从各种掠夺方式，从帝国主义剥削剩余之下得到的很少的资本的积垒，大都投资到土地与高利贷方面去，而很少投到工业方面去。因为投资到工业方面的利润还没有投到土地与高利贷上的可靠，所以中国近二十年来，地价飞涨，和银行资本的畸形发展（中国银行资本最大的作用是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关系，以及买卖证券公债等）便是明显的例证，这样也就阻碍着中国工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这样互相倚靠不可分离的统治着中国，所以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必须根本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地主剥削，和与封建地主剥削互相勾结着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同时要推翻封建的统治，彻底肃清封建的剥削，也必须彻底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就使中国向着殖民地的道路，使中国成为货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开始便攫得中国经济政治的最高权，宰制中国的海关，割据租借地，开辟商埠，握着交通机关，（如管理铁路与内河航行权，）以及领事裁判等各种特权，并在中国长期驻扎军队以保障这些特权。商品的侵掠在这样重重保障之下，自然非常便利的，伸入到中国的农村，破坏中国落后的农村经济，同时极力掠取中国的原料，以供给本国工厂。于是一方面使中国农业商业化（为商品而生产），同时农民因为资本主义前期的半封建的剥削加紧，日益穷困，无法改良自己的生产工具，使生产方法仍停留在一种旧有的形式之中，而不能有一点进步。这样在中国掠夺的利润，并不用在中国的生产上（不在中国开设工厂），而用在帝国主义国内工业的发展上；在中国掠夺的原料，并不在中国制造，而运回到帝国主义国内去制造商品，再运回中国来出卖。于是中国担负着破产贫穷的痛苦，而资本的积垒，却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中，表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极端的破坏，破坏着旧的生产方法，又阻碍着新的生产方法的建立。遂使中国的经济生活一天一天的更奴服于帝国主义，而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属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形态完全适合殖民地经济的特征。因此要使中国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必须解除一切帝国主义侵掠的武器，取消一切在华特权，海关协定仅是这些特权中之一种。
还有一个统治中国，阻碍中国发展的方式，就是经济的垄断与独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垄断着中国的金融，支配着中国的市场，如汇丰，正金，花旗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无上的权威，中国本国银行钱庄，只能是他的一营业的附属机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洋行，交易所，贸易公司等，更垄断着中国对外贸易，垄断着国内市场，甚至操纵中国的农业生产，因此帝国主义常常可以用一种“屯并”政策来打击中国本国的生产（如现在中国火柴业的衰败，便是受着瑞典托拉斯的屯并政策的打击）。并且进一步的到中国来开设工厂，用高度的技术，强大的资本来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同时又有各种特权保障他的发展，中国幼稚的工业自然很困难和他竞争。所以不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等，中国工业决没有发展的可能。
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到中国来（以前和将来都是一样）决不是帮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还是更利害在政治上经济上实现奴隶中国的任务。现在中国所担负二十五万万以上的外债，极大部分都是一种政治的借款。这是历次反动统治者拿中国政治的特权交换得来的。把关税做抵押，帝国主义就借此管理中国的关税；把盐税做抵押，就借此管理中国的盐税；交通借款，就借此管理中国的铁路。无数经济政治上的特权都是这样断送去的。至于帝国主义直接对中国的投资，一部分是经过中国银行钱庄的作用流到商业高利贷借贷，助涨中国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活跃，妨碍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另一部份虽然为生产目的输到中国，可是这些工业的发展，决不是向中国工业独立发展的方向，却是向着加强中国经济附属到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的方向。因为这些资本输到中国来，差不多完全为着榨取原料，（建设初步制造原料的工厂）或者用在扩大交通，（现在美国投资就是这样）借以便利商品与原料的运输，加紧对中国的束缚。所以如果认帝国主义的投资，可以帮助中国工业独立发展，实在是莫大的错误，恰恰相反，帝国主义资本输到中国，正是中国政治的经济的解放的莫大的障碍。孙中山的“利用外资以发展实业”，改组派陈公博想利用美国金元的经济建设计划，这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幻想。中国如果不取消一切外债，不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决不会真正的解放。
中国其所以一天一天走向殖民地化的过程，实在是受到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各方面的残酷的压迫与束缚，取消派把他缩小到一个单纯的海关问题，这样的观点，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不下十万八千里。现在改良派的资产阶级，从蒋介石以至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寅初等，惟恐广大群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实质，煽起了彻底的反帝运动，于是把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各样各色的凶毒的政策，轻描淡写的掩藏起来，而只宣传关税自主的口号，以欺骗广大群众。不幸的很，现在取消派的观点，恰恰与蒋介石等这样欺骗群众的宣传一致了！
尤其是认“帝国主义可以对中国让步，可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更是不瞭解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有机的组成的一部份，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所以极力来维持并加强殖民地的附属，以加深对殖民地的剥削，而且尽可能的破坏殖民地的独立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整个经济政策。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一块殖民地，毫无疑问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不会对中国有经济上重大意义的让步，尤其不会直接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
过去中国工业的发展，只是在帝国主义尚未完全统治中国的初期，和欧战中不能顾及中国的时期。所以欧战后帝国主义为着挽救自己的在大战中的破坏而更厉害侵掠中国的时候，中国工业遂受到莫大的打击而停滞衰败起来。帝国主义始终是要钳制中国工业的发展，决不肯有丝毫的放松；就是他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开设工厂，也仅只那些极简单过程的制造（如纸烟工业，纱布工业等类轻工业），借此减轻原料与商品来回的运费。至于真正的工业化，能以使中国生产有独立发展可能的，特别是五金工业，（军事工业除外）决不会让中国建立，而且要极力破坏他的发展。强迫中国牺牲独立发展的利益，使中国成为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成为帝国主义发展的后备军，这就是帝国主义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主要作用。不仅是对中国是如此，英国对于印度，日本对于朝鲜，美国对于拉丁美洲都是一样。只有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才不得不和殖民地的大工业合作，或对殖民地作些少的暂时的让步。例如战争的准备，或战争行动的需要，才在那些战略上估量殖民地地位的重要，而设立机器工业或化学工业。或者为与强有力的竞争者竞争，不得不对关税政策让一步，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宗主国还要借特惠税的名义来保护自己。因此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是异常困难，就是发展起来，也就是忽起忽辍的，极不畅利的。并且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这就是殖民地国家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质。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国主义对中国让步，可以找着两次，第一次是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会议，书面上表示在相当期间内可以允许中国有关税自主，与取消领事裁判权。这是一方面因为日美的竞争，美帝国主义要打破日本的垄断并为示好于中国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就是想缓和中国快要爆发的革命。第二次就是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爆发以后（五卅以后）帝国主义曾表示着各种的让步，如段政府时代的关税会议，如英国放弃汉口九江租界，在一九二七年，各国都发表对华宣言，表示可以考量〔虑〕放弃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可以修改条约等。这不过诱惑中国资产阶级更快的反革命，以消灭广大群众的革命。到了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失败以后，这些当时郑重的宣言，马上找出一些借口完全拒绝，成为不兑现的纸票。很明显的，英帝国主义已经放弃的租界不又收回去了吗？所谓取消领事裁判权不是在原则上承认而事实上遥遥无期吗？所谓修改条约不是变成了再加中国一条锁链的政策吗？旧有的特权一点也没有取消，而在甚么“平等互惠”或者最惠国的名词之下取去了更多的特权，如内地杂居与自由购买土地权，一切内河都可让帝国主义船只航行的权利。中国民众没有领事裁判权的保护，除掉了愿意到外国做奴隶，或者那些下野官僚军阀们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者以外，谁还有资格到外国去杂居吗？中国还会有一只轮船航行到外国的内河吗？这样的“平等互惠”，除掉使中国更加奴隶化，还有甚么意义！还有更明显的，就是美国占据了中国的航空，英国占据了中国的海军，日本取得了山东满洲更多的特权，这就不只是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而且是准备着瓜分中国大战的意义。不知道陈独秀所谓帝国主义的让步，究在那里？对的，二五关税实行了，可是这一“二五关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关税协定的原则，而且一切中国能制造的货物，都列在最低的税则里面，较之以前，没有丝毫的增加（与子口税的二五征收恰好相抵），在保护中国工业发展的利益上一点意义也没有，只是帮助军阀政府更多的军费，更便利的来制造不断的军阀战祸罢了！
这样取消派的观点，与所谓“超殖民地发展”的理论根本完全一致，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所谓“先进的民族送给了落后的民族，兴盛以进步和文化”的欺骗殖民地劳苦群众的理论的最好的宣传者。这不只是歌颂中国资产阶级的成功，而且是歌颂帝国主义的仁慈，这样观点除掉阻滞群众革命斗争的勇气，还有麻醉群众革命性的作用，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二 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
取消派思想的第二个根本的来源，就是否认中国的封建势力，托洛斯基简直不承认中国有所谓封建势力，而陈独秀们也说中国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否认他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为着大家明瞭他们的观点起见，再把上面征引过的陈独秀的一般说话，详细的写在下面：
“其实中国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久已成为他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垒）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
而且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没有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已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就是社会阶级关系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得到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优势的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的残余；它为自存计，誓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
上面一段话的总的意思极明显的就是说明：中国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商品侵蚀，已经变成残余；经过大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更受到最后的打击，不只是不能束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且他自己为自存计，要努力资本主义化。既然封建势力一点也不能束缚资产阶级了，那么毫无疑问的现在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即转变到资产阶级政权稳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列宁在批评考茨基的时候，常常说：“假如俄国工人阶级看见了这样的词句，马上可以指出这完全是以前的孟塞维克的陈言烂〔滥〕调，不值一驳的”。假如陈独秀上面的一段话，译成了俄文，俄国工人阶级看到了，更要说：“为甚么到处的猴子是一样的叫声（列宁话），以前俄国取消派的思想一模一样的在中国叫起来了”。把以前俄国取消派的文章引出一段来与陈独秀的话对比，便知道这句话完全是实在的。
“一九〇五至七年的革命（资产阶级）成功了，虽然在严重的反动之下，然而常常有社会上极深的变化……在反动时期中，新的社会力量日益成熟，新的社会集团日益形成。
“不久以前，他们（大农业家的代表）一般都是真正的农奴主，纯粹是贵族式的地主，他们当时还是分着小集团，形成那种蒲施克维池，及马尔夸夫第二式的贵族。但是现在呢？大多数俄国之贵族，及非贵族的大地主——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表，就是国民党与十月党右派，已经渐渐变成农业资产阶级。……
“俄国客观上的根本问题，在现时是完成文化的资本主义代替野蛮的半农奴制度的过程，这是绝无疑义的，无可辩驳的”（罗石夸夫——俄国著名的取消派）
把这一段话与陈独秀的话来对比，除掉了表面上所用的词句不同，根本思想是丝毫的分别也没有。罗石夸夫说“一九〇五——七年的革命成功了”，陈独秀说“一九二五——七年的革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胜利了”；罗说“俄国贵族与大地主，已经渐渐变成农业资产阶级”，陈独秀说“中国封建势力正在努力资本主义化”；罗说“从前贵族在国会里的代表，现在变了农业资产阶级的代表”，陈说“张学良，阎锡山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陈致中央论军阀战争的信）；罗说“现在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农奴制的过程，”陈说“现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就是资产阶级已经战胜封建势力，至少是在战胜封建势力的过程”。他们的根本思想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根本思想自然要走到歌颂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而取消革命；主张完全合法主义，而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认一切非法的斗争甚至示威运动都是盲动；以至取消党的秘密的组织，而主张完全合法的组织，反对罢工而主张请愿，迷信国会万能（在中国就是国民会议）……等。列宁批评“取消派的思想是反工人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最无耻的机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到中国来，尤其非常之明显，尤其非常之危险。因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俄国还有很大的不同；革命高潮的象征，已经极明显的表现出来，毫无疑问的现在是走到了（勉强来比例的话）俄国一九一二年以后革命开始复兴的形势。陈独秀们在这样的时期来高唱取消主义的论调，除掉帮助资产阶级来迷乱工人阶级，阻滞革命以外，还有甚么意义？！
中国取消派思想否认封建势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是对商业资本的作用的错误观念。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足以消灭封建剥削关系，甚至认为商业资本可以形成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封建制度，因此现在中国是商业资本占统治的时期，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制度就建筑在这种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上。这不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改，而且可以说没有入马克思主义之门（这一错误的观点种源于腊狄克的中国革命史的演讲，现在已成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中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定律，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有密切的关连。人类得着新的生产力的时候，同时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和谋生式样的时候，同时就改变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哲学之贫困）。这就是说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生产方法又是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必须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方法才能改进；必须是生产方法改进了，然后旧的社会制度才会发生动摇，适应新的生产方法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商业资本，只是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换的媒介中活动，所以他与生产资本不同。他的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生产方法。
“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展，就是指资本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因此商业资本的独立的发达与社会一般经济的发达是成反比例的”（马克思）。因此商业资本的特别发展，并不就是表现着生产方法有了根本的改变，（生产方法改进当然可以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并且专就他的自身讲，还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有详细的说明，摘述两段在下面，便可以对于这一问题有明白的了解。
“商业以及商业资本发达，到处使生产交换价值一方面发展，使生产的范围扩大，使生产的种类增加，使生产普遍化，并且使货币变成世界的货币。因此商业无论在何处，对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要任务的种种形态（即自然经济的形态——立注）的原来诸生产组织，多少发生一种使之解体的作用。商业对于旧生产方法所加的解体作用，究竟达何种程度，这首先是以这种生产方法的坚固及其内部的构造如何为转移的。这种解体的进程，究竟归结到何处，就是那一种生产方法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是以商业为转移的，而是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性质为转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业的作用，及商业资本发展常常归结到奴隶的经济；又依照这种出发点如何，一种以生产直接生活品为目的的家长的奴隶制度，有时仅转变为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业资本的发达，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因此所得的结论是：此等结果自身不是由商业资本的发展决定的，但是由种种完全相异的状态决定的。……”
在十六世纪中，因地理上发见，诸大革命出现于商业中，并且很迅速的增加商业资本的发达；此等革命在促进由封建生产方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过渡中，构成一种主要的要素，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种事实而产生出种种完全错误的见解。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增加，欧洲诸国民间，占取亚洲生产物，和美洲财宝的竞争，以及殖民地制度，对于破坏生产的封建制限，是有重大的帮助的。然近世生产方法在他的第一个时期中——在手工工厂业中——只有在中古时代已经造出自己发达的条件之处才存在的。例如试将荷兰和葡萄牙比较一下（注）。当十六世纪中以及十七世纪一部份时期中，商业突然的扩充和新世界市场的创造，对于旧生产方法的崩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兴起，发生一种重大的影响，然这却是在已经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世界市场自身构成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在另一方面以继续扩大的规模而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驱策世界市场不断的扩大，所以此处不是商业不断地使产业革命，而是产业不断地使商业革命。……”（马克思——同上）
（注）渔业，手工工厂业，和农业所安下的基础——其他状况不计算在内——对于荷兰的发达是何等重要，十八世纪的著作家已说明了。——从前的见解是过于轻视亚细亚的商业，古代和中古商业范围及其意义，现在的流行见解，就是过于重视这种商业范围及其意义。矫正这种见解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十八世纪初叶英国的输出与输入，并且将他和现在的输出与输入比较一下。然十八世纪初叶的输出与输入，较以前任何商业国民的输出与输入要大得无比。（博洽德等）
征引这一大段，并不是闲文，从马克思这两段话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商业资本的作用，和生产方法递进的基本概念，并且进一步可以了解封建制度的末期——资本主义的前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即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他的社会制度——从封建诸侯过渡到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的下层经济基础到底是甚么？同样即是中国纯粹封建制度破坏以后的社会制度，即国家组织的经济基础是甚么？现在取消派都肯定他的基础是建筑在商业资本的发达上，统治阶级即是“商业资产阶级”，因而否认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这种观点是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对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的生产组织，可以发生一种解体的作用，可是商业资本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生产方法，并且“还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马克思）；因此从封建诸侯进到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商业资本的发达并不足以为这一社会组织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纯粹封建制度破坏以后几千年来的国家组织并不建筑在甚么商业资本的发达上。
西欧封建社会的兴起，是由于古罗马帝国奴隶劳动经济的崩坏，社会经济从商品经济很发展的状态又复退化到自然经济的状态，农业经济占着统治的地位，封建制度就建筑在剥削广大农民的基础上。土地都是封主——诸侯所有，把他分成小块给自由或半自由的农民耕种而征收各种生产物品以为租税，同时实行徭役制度，每月农民都要携带自己的工具替地主作几天工作。诸侯对农民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以严刑峻罚来驾驭农民，使农民附着于土地，不能自由脱离，实际就成为一种农奴群众了。现在有些取消主义者（如马玉夫）说封建社会是奴隶经济，中国没有奴隶了，所以没有封建剥削，这简直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说话。农奴与古代罗马的奴隶不同的，就是他们的身体不是买卖的商品，地主不能把他们买卖，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地主一切金钱，玉帛，房屋，衣食都是由剥削农民得来。所以这时候剥削形式的特征，是地主以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来隶属农民，以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
纯粹封建社会的时期，自然经济是占着主要的形式，但是有许多生活的必需品（如盐铁等……）不是每个地方都可出产的，这就需要一种交换以辅助自然经济；这种交换的发展引起城市的发生。这些城市多半在宗教教堂与封建诸侯的驻在地，商业与手工业都渐次集合在这些城市来。商业主要是盐铁……等和农产品的交换，手工业是一些简单的日用品的制造。许多日用品既有了专门制造的手工业，（这就是分业的开始）自然比农民自己制的要好些，因此农民渐次用农产品来交换这些手工业品；需要日繁，手工业也就一天一天的发展。同时因为原料出产地与制造专业的关系，于是某些地方某种手工业制造特别的精良，别的地方的人都需要购买这一种手工业品，因此需要商人流通各地不同的手工业品，商品就随之发展起来。这时候手工业生产组织，完全是行会与家庭工业的组织，自己不能兼做商人，而且一定要依靠商人来流通商品，这些商人从中取巧剥夺更多的利润，于是商业资本积垒得非常之快，并且因此造成商业资本支配工业的基础。因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于是行会与商会的组织普遍的发生：行会只限于一城市的组织，而商会因为商品流通很广的关系而联络到许多城市。这时候的城市尽是诸侯与教会的产业，居民负有各种义务和赋税，并且诸侯滥用权力压迫市民，这样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城市自由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许多城市反抗诸侯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诸侯允许城市的自治，城市却对诸侯有纳一种经常赋税的义务，所以当时这种城市虽得到了自治权，却仍然是诸侯的附庸。
生产的范围继续扩大，交换的关系随着发展，市场的需要随着增加，于是以前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与行会制度，都成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束缚，（因为限制着大批的制造），许多商人便拿出资本在城市中建立手工工厂，协业分工，也就同时发生，以便大批的制造。因此家庭工业的组织与行会制度渐次破坏，手工工厂的组织渐次起来代替他。从家庭工业进到手工工厂是生产方法一个大的进步，于是这一新的生产方法与当时的封建制度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手工工厂的生产，须寻找更广泛的市场，以消纳这样大批的生产。于是封建制度的各种组织，——如关卡的繁多，战争的频仍，币制的不统一，度量衡的不一致，尤其赋税的苛重与强迫征收等，都成为莫大的束缚；必须突破这些束缚，才能使生产畅利的发展。所以占有这些生产机关的商业资产阶级，极力帮助当时的君主来消灭这些诸侯统一全国。纯粹封建制度从此崩坏，集权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代之而兴。所以极明显的，纯粹封建制度的崩坏，根本原因是由于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不适合新兴的生产方法的组织。商业资本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法的改变而发展，就是马克思所说“产业不断的使商业革命，而不是商业不断的使产业革命”。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使封建的生产组织发生了解体的作用，可是根本动力，还是生产力的发展。
商业资本的发展。侵入了农村，使农村自然经济，渐次解体，商品经济渐次发展，可是农民生活更加恶劣。因为商业资本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及耕种方法和技术改良等事从不过问，只想把农产品变成与城市工业一样的商品，怎样达到这目的，是毫不关心的。这样唤醒地主去适应这新的交换制度，于是残酷的剥削农民。在自然经济的时候，地主剥削农民的生产品只是供给自己的需要并不出卖，所以剥削的程度，终为其本身的需要所限制。商品经济发展以后，这样的剥削无所限制，于是地主用尽各种的方法，以取得农民的生产品送到市场上去出卖，兑取金钱，农民所受的剥削比前更加利害起来（西欧任何一国都是这样的形式）。所以商业资本的发展，侵入农村，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方法，而只是促起地主在原有的生产方法上更厉害的剥削农民；就是马克思所谓“以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变为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适度”。并且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相勾结着一块来压榨农民。
所以城市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家庭工业与行会的生产组织，而进到新的手工工厂的生产方法；（就是从剥削学徒工匠的形式进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形式）并且使当时社会制度在适合他的发展的基础上，破坏纯粹封建制度，建立统一的王国。但是影响到农村中并没有改变农村中的生产方法，而只是促进了地主在旧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更残酷的剥削农民。同时城市虽然有相当的发展，并没有超过农村，农村经济（在生产的比较上）仍然是占着主要地位，所以当时的国家组织是建筑在这两种并行的生产方法——农村的封建生产方法，与城市手工工厂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而封建生产方法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这就是说当时集中统一的君主国家，就是适应两种生产关系的组织，而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仔细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便可以把这种复杂的生产关系，看得非常之清楚。虽然削弱了封建诸侯，建立了统一强固的国家，但是并没有把封建贵族的统治推翻，而只是建立了一种贵族与商人的联合政权。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尤其是贵族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一点也没有扫除，剥削农民的方法更加残酷，这就极明显的表现着并没有把旧的社会制度根本改变，所以这种国家制度只是封建制度比较进步的组织形态。这种社会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固然是完全不同的，与封建社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如果称他为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是绝对的错误，就是把他从封建制度划分出来称他为“商业资本主义制度”，来与封建制度及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也是同样的不正确的（历史家称这个时期为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只是指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特殊的发展，并不是认他就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一直到工业革命，生产力更进一步的发展，于是爆发了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才把封建制度根本推翻，建设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分析每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是建筑在那一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上，并且要把他的主要的条件与次要的条件分别清楚；因此这个时期仍然是封建社会制度，决不能称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根据以上的论断，便不难分析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纯粹封建制度虽然在几千年前——周末秦初——因生产力的进步，商业资本的发展而破坏了，可是起而代替的集权统一的国家组织，是建筑在封建剥削与手工工厂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封建地主与商业资产阶级的联合，而封建地主阶级仍然是占着主要的地位。现在取消派的观点认秦始皇起就是纯粹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权，毫无疑问是绝对错误。从秦朝到现在二千余年，虽然经过不断的变乱——农民暴动，野蛮民族的侵入，商业发展与衰败……等，可是生产力与生产方法始终停滞在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逾越这个范围。因此农村经济有时候商品经济很发展，有时候又退到自然经济，而他的主要的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仍然是封建的方式。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虽然促进了农民的阶级分化，发生了新的剥削关系（富农剥削雇农），可是农村中主要的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一点也没有变更，只是促起地主在旧的封建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更残酷的剥削农民。城市中虽然发生了大工业，并且发展了几个工业中心，发生了工业资产阶级，可是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上说起来，仍然是很弱小的，农村人口还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根据日本经济杂志的统计），农业生产，还超过工业生产几倍以上，可见封建的生产方法仍然是占着很大的优势。取消派只看“商品经济支配了农村”，便以为是资本主义统治了全国，而不注意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而不是本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展的结果。所以在农村中表现着买办化的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互相勾结压榨，而农村生产方法——剥削方式一点也没有变更。所以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
取消派既然有了这样根本的错误观点，自然对于农村经济的分析走到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更远了。他们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主已经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剥削的目的与封建地主不同的，因为后者不知道货币经济，他们的目的不过为得黄金，装饰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腊狄克发明的理论，当然托洛斯基是一样的观点）。我们不从剥削的方式——生产方法上来立论，只看地主的出身，和剥削目的来肯定他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闻所未闻的修改。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方式这样的说明：
“在一切经济结构之下，如果直接劳动者仍为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则所有权的关系，必进而为统治与隶属的直接关系，直接生产者必成为不自由者。此种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劳动的农奴制，柔化而为简单的租税义务……名义地主只有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因此这种经济结构的经济基础，是在于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用超经济的方法，以榨取其剩余劳动。故凡此种剥削方式，就叫做封建剥削方式，维护此种剥削方式的制度，就叫做封建制度。“封建式的所有权……凭之以建立社会组织，其中对立的直接生产阶级，不是古代的奴隶，而且〔是〕小农奴式的农民”。（马克思文汇卷一）这就是马克思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极明显的，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的说明是从他的剥削方式上立论，而不根据他的剥削的目的与剥削者的出身。
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主要的基础，完全适合于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和封建制度的定义。农民是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地主得以加于农民的剥削，就是利用土地所有权的关系，而采用一种超经济的榨取，统治与隶属的关系，就是建筑在这种剥削的基础上。下面举出的一般情形，证明这种封建方法的超经济的榨取是非常的厉害，等级制度与地主特权都依然存在：
一、地主征收农民的农产品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从前欧洲封建地主对于农民的征收没有这样厉害，就是商品经济深入了农村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征收农产品，就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欧洲封建时代极普遍的采用，到了商品经济发展了才有部分的变成以货幣〔币〕代表的表面形式，现在这种形式，有些地方也发生了（所谓折租），但还是极少。
二、租额以外的贡献，如广东的田信鸡，田信米，如湖南的年鸡年肉等。
三、徭役制的残留，如湖南的应工，江苏的送工等。在欧洲封建时期，农民对地主服役每年十二日，后来商品经济发展了，地主更加紧剥削，才任意自由增加。现在湖南湘潭的“应工”，每月八日，江苏的“送工”每月五日，至于到了四川，云南，陕西等处，还有更长期的劳役，并且纯封建的土司制度都还存在。
四、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也不亚于以前欧洲的形式：地主有民团，保卫团等的武装，有法庭有监牢可以自由审判，处罚，甚至屠杀农民。
五、在社会关系，地主完全是另外一个等级，各省通有的一句话，所谓“东佃父子”，把这种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形，地主与农民不通婚姻，地主有冠婚丧祭的事件农民全家都须去服役，甚至农民到了地主家里不能坐在凳上只能屈坐在地下的情形都还存在。
上面的情形，充分证明这种利用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的超经济的剥削，不只是存在而且非常的厉害，这就是极明显的封建剥削方式；并且这种剥削方式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占着统治的地位。
至于有许多特殊的情形，西欧所没有的，但这并没有动摇这一封建剥削方式与这一封建残余制度的存在：
第一，在土地所有的关系上，已经有可以自由买卖的长期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封主已不存在，土地集中到货币资本家手里，这是取消派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理由。这在上面已经解释清楚，根据马克思的对于土地关系的解释，只应看土地所有者所采取的剥削方式是甚么，而不必问他——土地所有者是甚么出身，以及他的剥削的目的是甚么。因为社会制度是建筑在剥削关系上的，如果以为土地是商人所有，剥削的目的是为货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古罗马商人购买奴隶来耕种土地，生产的目的也是为货币，难道也可叫做资本主义的关系吗？不是的，这是比农奴制更原始的奴隶劳动经济。并且中国土地的所有关系也不是纯粹资本主义形式的，还带有很深的封建的宗法社会的色彩。土地的买卖并不是资本主义一样的绝对自由，买土地与卖土地的人都必须经过他的宗亲伯叔的允许——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有法律上的意义。假如出卖土地的人不得他的宗族亲戚的同意私自出卖了的时候，那么他的宗族可以提起诉讼，得到法律的保障而将田地收回，这就是一种封建的宗法关系的保留。所以，说他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极不正确的。并且土地的所有者并不都是集中在商业资本家手里，很多地主，尤其是比较大的地主，多半是官僚军阀；军阀是一种新起的封建诸侯（下面再说明）。如河南的袁世凯，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占有很多的土地，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官僚军阀的。中国每换一次朝代，旧的封建贵族官僚消灭，土地到了农民手里，但是新的封建贵族官僚又渐次从农民身上掠夺过来，兼并起来，这是历史上不断的继续的事实。
第二，中国特有豪绅等级。掌握乡村政权，统治农民的，不一定就是地主，而是一般豪绅。豪绅的产生表面都是经过会议推举的形式，因此有人称他为资产阶级的自治制度，这完全是抹煞乡村实际情形的谎言。豪绅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地主阶级中，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多，在一个地域的范围内，有很多地主，而且所有的土地是互相错杂的：因此这一区域的乡村政权不能归那一个地主来掌握，遂需要一种人代表地主阶级来掌握乡村政权，统治农民；这种人就是豪绅（当然在乡村中还保留一种公社制度的残留，如义仓社坛等，也是产生豪绅的原因，不过是次要的）。所谓乡村中的会议，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有权参加的，普通都只是占有土地的人——地主与半地主的富农，才能参加，实际上就是地主豪绅的会议，占有土地愈多的人，他的权力就愈大，假如他是做过官的，他一定是最有权力的。这样的会议产生出来的人，自然完全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在农村中掌握武装，可以自由审判，处罚，以至杀戮农民。假如农民不完纳对地主的义务，他们马上可以责罚。与政府的官吏是连同一气的，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是与国家官吏毫无分别，官吏还要经过他们来抽剥农民，征收一切捐税，同时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抽收乡村的捐税；所以豪绅就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这一定义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他们就是掌握一切公田——社田，祠田，庙田的人，这些公田，也就是公社土地之残留，归了豪绅掌握以后，便利用这些社田来剥削农民，用各种侵吞之方法，把农民所纳的租变成私有，所以豪绅成为了经济上的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发展以后，他们又是兼营高利债和商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权力，不怕农民不还钱。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业高利贷资本都渐次买办资本化，他们便成为乡村中的买办。因此中国农民，特别仇视豪绅，“打倒豪绅”成为土地革命的第一个口号。所以这种豪绅制度是建筑在封建剥削的基础上的。
至于高利贷商业资本在农村中异常发展，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条件，欧洲各国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商业资本发展以后，都是一样。因为商业资本发展，使农产物商品化，更加促起地主为着增加商品，以取得货币，更加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农村自然经济破坏以后，农村中根本的剥削形势一点也没有改变，农民遭受着更厉害的旧的方式的剥削而益加穷困，这又造成高利贷活跃的机会。所以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是与封建的剥削相连系相勾结的。取消派认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到了商品经济支配了农村，商业高利贷资本成了主要的剥削；因此农民中主要是反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而不是反对地主，至少反地主已经是次要的地位”（陈独秀）。这不光是错误，而且是毫无常识之谈！上面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现在再把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村状况拿来证明：
“革命前法国农村经济状况，是在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已成很显著的现象。……这样使社会发生变化……贵族地主日趋破产，好些贵族要把土地卖给资产阶级了，于是地主为着避免自己的崩溃，更厉害的进攻农民，恢复地主权利的运动，遍于全国。……于是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与阻止农村工业发展的障碍中间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就是革命的一大原因”。
“农民地租是自然品物，如租谷与工役。……凡耕种或租佃土地，要纳很重的租税，第一每年须缴货币地租，第二缴纳相当收获，其数量为二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除此之外农民对于地主还有许多极卑贱的义务，地主有无限的特权，使农民简直无以为生。……”
“农民中大部分为占有很少土地的小农……。因商业资本侵入农村的影响，使农民起了很大的分化，已经有占有较多土地的农村资产阶级，一方面经营农业，一方面经营商业及手工业，此外就是自己耕作的中农，和那些贫农。土地分配极不平均，便是纯粹农业省份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仍占很高的百分比例（农民占有的土地，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
“法国在经济上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省各自有关税制度，货物经过各省边界各地方，各城门，各河干都要收税。……在革命前五十年间为便利通商起见，建筑宽大马路，长至一万英里。信用事业亦很发展”。（西方革命史第六节）从上述的情形我们可以看见，资本主义的侵入农村，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已经非常厉害，另一方面封建的剥削反在这时候加紧起来。正因为如此，才发生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的冲突，才使农民要更厉害反对地主，才爆发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国的大革命。假如农村中是纯粹自然经济的统治，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与封建的生产方法无从发生矛盾；而且地主因为自然经济所限——剥削农民只是供给自己的享乐需要而不能出卖，对农民的剥削还没有商品经济发展了这样厉害，因此农村的革命只有商品经济发展以后，才更厉害的爆发起来。
现在中国农村的结构，与法国大革命前比较：第一，自然经济的破坏与农产物商品化比大革命前的法国还更厉害，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深入农村，使农民自然抛弃自己家庭手工业制造的用品，而去购买洋货。最显著的例如以前农民都是穿自己家里纺织的棉布，现在都穿洋布了；从前点茶油，现在都用洋油了。中国商业资本因帝国主义侵入而买办化，这就更加强了他对于自然经济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却又加重他对农村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化的妨害力，这就使中国农民更加穷困。农产物的商品化也同样的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关系；因帝国主义极力在中国收买农业原料，因此中国农产品要供给世界市场，使中国农业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自然农业商品化一天一天的厉害起来。第二，因此地主的剥削也就比当时法国更加厉害，因为一方面因农产物商品化，使地主更要掠取农民的产物，送到市场上去以取得货币，另一方面因帝国主义的商品深入农村，支出日多，也就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只有厉害的压榨农民才能维持自己暂时的地位。所以近二十年来，不只是田租增加极多——大约从增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譬如湖南湘东一带以前一石田收十六石至二十石租，现在加至三十石至四十石租，押规也跟着增加，从前每石田押规约六十元，现在加至一百五十元以上；而且许多封建的特权更加厉害起来——如地主在乡村中的武装，以及自由审判斩杀农民等。自然这就同时促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更加仇视而积极起来斗争。第三，农村生产方法的资本主义化，就比法国大革命时要落后些。譬如富农经济——剥削雇农的形式，在当时法国已有很多的发展，现在中国在比例上这种富农经济还是很少的。这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商品的侵略，对农村加以极厉害的破坏，可是资本的积垒却极大部份流到帝国主义手里，表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中的，只是些余一点的经手费。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用各种的方法极力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使投资在工业上不能赚钱，就是剥削雇佣劳动的所得，还不及采用封建方法剥削农民所得的这样多；所以中国富农有了钱，不用来扩充自然的耕种，反而投到土地上去，这就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封建性的主要原因（关于农民阶级分化的问题到第三章农民运动的策略上再详细说明）。第四，高利贷资本的活跃，也是比法国当时更加厉害，这是因为农民受各种的剥削日益穷困，需要的货币更多，不得不仰助于借贷。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就是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及豪绅，他们与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有关系的。
上面的情形极显明的指示出，正因为商业资本深入农村，尤其是商业资本的买办化，破坏了自然经济，发展了商品经济，却更加助长了封建的剥削方法，增长了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加深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与仇视，而更急激的要求土地革命，这就是这几年农民暴动比法国大革命时还要厉害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就是农民斗争不只是反对地主豪绅，而且反对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可是反对地主豪绅是最主要的斗争。
在世界历史上毫无例外的，经过商业资本的发展，必然要发生极激烈的农民战争：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经过商业资本发展以后，接续着几十年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反地主而不是反商业资产阶级，看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农民宣言便可知道。），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譬如周末秦初商业资本主义异常发达，因而促进了秦始皇的统一列国，可是不几年就是农民的大暴动，使秦朝建灭。这就是因为商业资本的发展，更加促进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自然要激起农民反地主阶级的大暴动。取消派以为商业资本的深入农村可以减轻农民对地主的仇视，可以转移农民的仇视到商业资产阶级，因此想以打倒商业资产阶级的口号来代替“打倒地主”的口号，至少把打倒地主的口号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便是帮助地主阶级来模糊农民的意识。这不只表现它们认识上的错误；而且表现他们理论上的反动性。
不错，在城市生产力继续发展，商品经济渐次征服农村的过程中，地主阶级虽然极力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可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终究敌不住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打击，而必然渐次崩溃起来，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地主阶级的某些部份为挽救自己的危险，企图把自己资产阶级化：一方面投资到城市工业，另一方面改变农村中的生产方法，从剥削“自由佃奴”的封建方式，进到剥削雇农的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因此推动着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在西欧各国这样的情形是表现得很利害，特别是在德国，他的资本主义的加速的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国很快就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法国，主要就是地主阶级这样“努力”之下的成功。可是中国地主阶级这样的企图与“努力”，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极力扶持封建势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中国中小地主阶级占大多数，自身已是异常的穷困，决不能找大批的资本，投到工业方面或者购买机能改变农村的生产方法；第三中国土地分割得很零细，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必须把土地集中起来，把佃农变成雇农，这是极端困难的。在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上，地主阶级已经不止一次的“努力资本主义”：初期的官办工业，固然是表现着当时满清贵族的“努力资本主义化”，以后的历史上仍然有不少的地主投资到工业方面来，或者实行农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可是多半失败，无从发展起来，如南通的张季直，湖南的聂云台等，便是明显的例证。尤其改变农业生产方法的企图更是毫无成功，曾经发现过这样的事实的主要是在江苏，如垦牧公司，与棉业农场等，曾集合大批资本来购买土地，可是在生产方法上仍然是没有改变，极大部分还是分割很零碎的，在佃给农民耕种，来征收农民的佃租，对农民的压迫尤其厉害，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保卫队，监狱，法庭，农民如有欠租，便可以自由拘捕，处以严重的罚金或坐牢。这样的形式与一般农村生产方法来比较，除开“公司组合”与“土地集中”的一点外，没有别的不同。这就是在所有的关系更资本主义化的形式（并且在集中土地时还有很严重的封建形式，低价勒买，甚至藉名圈地，全不付值，这就与封建诸侯兼并自由地的形式差不多），而生产方法却仍然是封建的剥削，并且生产力也没有提高。这些公司，现在不特没有发展，而且是朝不保夕的状态！这就是因为上面所指出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帝国主义，不只是限制中国工业而且限制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因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并不需要中国农业原料的供给，美国固然不要说，英国主要取之于印度。并且中国原有的特殊的农产物，如茶与丝，现在在世界市场上都因为日本意大利等的竞争，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粮食的生产都因外货的输入而日益衰落，譬如面粉，大部分从美国输入，谷米从安南输入，这样市场缩小的限制，更无法使农村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化。只有满洲现在农业生产方法的资本主义化，的确有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农业公司，与富农经济，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可是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占着农村中的统治地位。）这是他的特殊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恃满洲为原〔农〕村供给的最大的场所，并且满洲将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组成的部份，与日本的交通异常便利，对日本工业的供给是极迅速的，满洲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是在这样特殊条件之下发展的（当然这样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发展，仍然限于殖民地的经济形式）。至于说军阀正在“努力资本主义”也是不合实际的。现在军阀极力在农村中开辟马路，只能说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多少帮助，并且事实上还是帮助帝国主义的商品深入农村；他的主要的意义是军事上的作用，为着便利作战，为着易于镇压农民，决不能说他们是在努力资本主义化。因为他们在城市中既没有大开工厂，那么开辟马路，自然不是为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或者陈独秀可以举出例来反驳说“不是的，他们开辟马路是为着便利鸦片商业的运输，这就有商业资本主义化的意义”（这并不简单是挖苦的说话，的确桂系在广西开辟马路是有便利运输鸦片的意义，不仅如此，甚至他们举办航空，都是为着运输鸦片。鸦片托拉斯互相竞争的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如果这也叫做资本主义化，那么中国真有“进化到鸦片工业国”（某小报语）的希望，未免太滑稽了罢！在过去军阀努力资本主义化的事，也不是绝没有的，如张宗昌的在山东，组织鲁大公司，建设纱厂，开辟矿山，可是现在通通倒闭了，张作霖，张学良在满洲“努力资本主义化”，（如开设奉天纱厂等）也因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无从发展，自然都是逃不出上面所指出的原因。军阀“努力资本主义化”最有成绩的算是开设兵工厂（不如说是制弹厂，因为开设大的兵工厂，花很大的资本，除了很有根基的军阀，是不这样做的，因为假如自己倒了马上又被别人抢去了，军阀都不做这蠢笨的事的），这是因为不受帝国主义竞争压迫的原因。现在军阀制度崩溃更加厉害，每个军阀倒台更加迅速的时候，他们搜括了钱，只是存到外国银行去，或者简直汇存外国去（这次军阀战争紧张的时候，南京政府的各要人便汇了四千万以上的美金到美国去，便是明显的证明），预备下野出洋后的享乐用费，决不愿投到工业。因为恐怕倒台以后，马上被人家做逆款没收了。总之如果帝国主义的统治不推翻，封建束缚不消灭，任是资产阶级也好，地主阶级也好，不管如何努力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只有失败的。陈独秀们高喊着“地主阶级努力资本主义化”，“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变时期”，这不过是他们脑筋中凭空造出来的取消主义的理论根据罢！
因为下层的经济结构上封建剥削方法，仍然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占着很大的优势，自然在上层的建筑物还是表现很大的封建势力，这就是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仍然能继续统治中国的原因。军阀制度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的生产，同时又阻障中国的工业化，于是千百万的农村与手工业的破产失业群众，不能找到生活，这样遂造成广大军阀军队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村经济商品化，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益加残酷，农民也就益加痛苦，于是到处爆发反对地主剥削的激烈斗争（最初表现的形式，自然没有现在这样明显的革命旗帜，而一种封建的神秘色彩，如拳匪，大刀会，红枪会，哥老会等），于是地主阶级要求一种武装的力量来镇压农民暴动，保护他的剥削，军阀制度就适应这种要求而成立起来。
自然，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已经掌握了中国经济政治的特权，如果军阀不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不能保持他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帝国主义要尽量的剥削中国农民，一样需要镇压中国农民的反抗，也就极力扶植中国的军阀，来做他的镇压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任何一个军阀都表现着他的“政治买办”与拥护封建剥削的两个特性；也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互相结合着来剥削中国农民的显著的事实。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政治上的买办是极明显的事实，谁也不反对的；其实军阀是拥护封建剥削的利益，何尝不是一样明显的事实，可是取消派却认为“军阀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否认他们是封建势力”，或者说得巧妙一点“现在军阀极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经济势力做他的统治的基础，所以是努力资本主义化了”（陈独秀），这就不得不把一般人所通晓的问题，再来说一说。只要举出下面几个极明显的特征来，就足够证明了：
一、强迫征收农民极重的赋税，与以前的诸侯毫无原则上的分别，如张宗昌在山东每亩田征收八元，阎锡山每亩田征六元，河南四川等省预征钱粮到民国廿八年至卅一年不等，任何一省都有层出不穷的捐税，特别在自耕农较多的地方，这样的抽剥常常超过实际地主对农民抽剥以上，从农民收获所得抽剥二分之一以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谓“柔化为简单租税义务”的封建剥削。取消派说“外国的揖税比中国还重，为甚么不是封建剥削”，这完全是无经济学常识之谈。封建剥削是取之于农民土地的收获，而且是强迫的；资本主义的捐税是剩余价值分配的一部份，在形式上主要是抽收生产税，营业税，海关税……等，并且不带强迫的形式。譬如发行公债，本是资本主义的方法，但是中国军阀勒派农民购买公债，便带有封建剥削的性质了。
二、军事劳役制的残余形式的存在，如战争时期的拉夫拉车，征船封马，或者比较柔化一点的摊派夫役等，都是一样。
三、分区割据的形式，也与封建时代的封土形式没有甚么差异。每个大小军阀占领的区域无异于一个独立的诸侯，各有自己的关税（厘金），法律，币制，以至外交等。就是每个大军阀下的统一的区域，也要分成许多军区，封给下面的小诸侯去管理，如阎锡山把山西分成四个师卫戍区，再分成二十四个团卫戍区等。
四、在任何一个军阀区域，都是极力保护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固然军阀对地主也征收捐税，但是地主可以完全把他嫁到农民身上，如以前欧洲的自由地主对大封建诸侯一样），保护封建社会关系，极残酷的榨取以至屠杀农民。
我想以上的事实，足够证明军阀是封建关系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利用这样的军阀来统治中国，这就证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至于军阀一样的要保护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的斗争，这自然毫无疑问的；他既然这样保护封建剥削，难道还会允许工人触及资本家的利益吗？西欧纯粹的封建制度时期也是这样的帮助城市的手工工厂主与商人镇压工人与店员学徒的阶级斗争。所以我们要认识军阀是否是封建性质，一定要从他所采取的剥削方式上来观察。
至于现在蒋系军阀在政治上表现着许多地方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要求，企图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统一集权的政府，这是有他的特殊条件造成功的。第一，他的军队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训练，直到现在还是继续这样的训练。第二，他据有长江下游的地盘，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有力量的地方，自然很易为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他仍没有脱军阀的原型，他的军队仍然是军阀式的军队。尤其是他统属的地方愈扩大的时候，他反映出的封建剥削的关系，也就要愈加浓厚；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能统治全国的经济生活，自然在政治上无法统一全国（此地且不作详细的说明）。无论是谁，占领名义上的统一的全国政府（自然只有名义上的），他就不能不拥护封建剥削的利益，他就不能不与封建势力联合起来（联合的政权），所以现在南京政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联合政权，这是毫不足怪的。除非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在全国都征服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光只是商品经济，破坏了自然经济是不够的），占了统治的地位，才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即是资产阶级的统一的中国。不过这是只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取消派主义者的脑中才能有的东西，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决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统一，只有工农革命才能负担起统一中国的任务，然而这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而要走向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所以蒋介石的统一的迷梦，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利用军阀来建立统一的中国的迷梦，是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即令蒋介石克服现在和他对立的这些军阀——如冯系，阎系，张系等，他自己的部下马上就是代冯阎而起实行割据和他对立的军阀。总之无论是谁，除掉他是占领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局部的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他主要的基础放在封建剥削方式——封建生产方法上；因为在生产落后，农村经济占优势的地方，决不能从海外去找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天上掉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来的。
取消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前的军阀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表现他们都资产阶级化了”，这一论断的大前提固然已经错了，而且犯了论理学上倒因为果的错误。中国军阀在国民党的北伐过程中，一个一个的渐次加入国民党，变成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这决不是表示这些军阀的资产阶级化，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封建势力来抢夺这一国民党的旗帜，这一政策的发难指使者就是帝国主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上说明这一现象是非常正确的。
“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使那些迄今还站在民族斗争之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党方面来。这种主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手中（无产阶级，农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促使中国军阀加入国民党，正是要使封建势力在国民党里面强大起来，把工农群众压迫出去，而使国民党成为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联盟，成为他统治中国的新工具，这一企图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以前的国民党是以反帝国主义做他的主要政纲，现在的国民党是以压迫工农做他的主要政纲，这难道不是客观的事实吗？现在取消派不说国民党封建化，不说资产阶级妥协封建势力，而说是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化，真是不管事实的瞎谈！尤其奇怪，承认北京政府的张学良是封建贵族的代表，到了挂起青天白日旗便说他是“代表城市工商业大资产阶级”，难道张学良改变了一点他的实际的政策，即变了一点剥削的方法？这除掉替蒋介石宣传“统一成功”以外，还有甚么意义！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因农民反地主豪绅的暴动，到处爆发，的确使封建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动摇到封建势力的基础。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联合一致的来反对革命，极力镇压农民的暴动，封建势力又回光反照的一时的恢复起来，而且更残酷的压榨农民，特别是在经过农民暴动的区域。无须乎征引各地冗长的乡村实际材料的报告，只须举出几个极明显的事实来：如各地地主的武装更加扩大起来（如民团，保卫团，自卫团等的增加，如果有确切的统计一定很惊人）；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得的利益，例如租税减轻，现在不只完全取消，恢复原状，而且更加重征收；已经被农民推翻了或者动摇了的乡村封建秩序，更是完全恢复了；特别是地主在乡村中的残酷的虐待，苛索，以至屠杀，更是一模一样的表现出封建时代领主的特权。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无法掩讳的事实，至于各地军阀更明显的割据，一切封建的剥削方式比前益加残酷，把以前改良欺骗的二五减租，佃农条例等都公开的取消了，而且极力帮助地主民团武装的发展。这难道不是表现着封建势力的恢复，不是表现着南京政府正在极力恢复统治乡村的封建秩序，不是表现着封建势力把他政治上的权力从北京政府移到了南京政府吗？自然封建势力的暂时恢复，只是一种“回光反照”的表现，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以他经济力的发展来渐次“侵蚀封建基础”或者使他“资本主义化”，而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的基础，只有暴烈的革命，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且农村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从一九二七到现在继续的爆发，工农的红军在农民斗争中一天一天生长起来，他的前途，将要得到正在复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而走向最后的胜利。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曾这样的批评托洛斯基：
“十年的经过——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证明……农民的阶级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惊醒了政治上许多睡着的分子，使农村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然而农民和马儿夸夫，罗曼诺夫……（地主）之间的对抗，的确更尖锐了，生长了，激烈了。这样明显的真象，即令托洛斯基在巴黎做的文章，再加几十篇，几千句，也驳不倒的。托洛斯基，事实上帮助俄国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他们否认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推动农民起来革命。（列宁全集第十三卷）
现在中国铁一般的事实，不是比当时俄国更加明显吗？买办商业资本的发展，农业生产商品化；一方面固然使农民发生了阶级的分化（富农，中农，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却促进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整个农村的组织，仍然是封建的秩序统治着，农民群众都不过是封建地主宰割下的半自由的农奴，上层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封建军阀制度，都是极力保护这种封建秩序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虽然使封建势力受了严重的打击，可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又极明显的恢复起来：农村中固然是封建秩序统治着，豪绅地主有自由宰割农民的特权，上层的政治组织也仍是封建军阀占着优势。在这过程中农民阶级分化加强的事实（富农的反革命与雇农斗争的发展），只是使农村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贫农），更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并没有掩盖过农民反封建势力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正因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更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更接受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思想，而急激的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苏维埃的旗帜到处飘扬着，这就使农民与封建势力的对抗，更加尖锐化，激烈化了。这样的真象，就是取消派陈独秀们再多写几十篇文章宣言，除了表现着他们帮助自由主义的反动的思想（如改组派陈公博们否认中国有土地革命的存在）外，还有甚么作用？
他们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意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
（未完）
三 中国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资本的发展，还是极幼稚的，只有商业资本独立优势的发展，和高利贷资本的活跃。这都是资本主义前期的资本活动的形态，他是与封建剥削互相勾结着来压榨农民，生长起来（取消派认为以前中国的钱庄就是银行资本的性质，这是毫无常识的话，钱庄只是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流通作用，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银行资本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时只存在一种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大批的商品运到中国来了，利用洋货在市场占着统治地位的时候，商业资本成了洋行的附庸（即是成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的附庸）。不只是城市的大商〔业〕资本大半买办化，而且乡村中极小商业资本，都兼有买办的作用（趸卖洋货，收集原料），商业资产阶级，大部份变成了买办阶级。后来尤其是欧战期间，洋货不能运到中国来，市场的需要，促进了本国工业的发展，工业资本，渐次扩大，长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有第三种，因商业与工业资本的发展而促进了信用制度的发展，这就长成了银行资产阶级。
中国商业资本，因为历史上长期的发展，与封建剥削发生不可分离的关连；尤其是因为中国土地的自由买卖已有长期的存在，于是商业资产阶级多兼是乡村中的地主，兼有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这就已经使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站在反动的方面，拥护封建剥削制度。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大半买办化，变成了买办阶级，于是他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混合起来，于是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他也常常站在反对的方面。所以商业买办阶级，是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一翼，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开始爆发的时候，他就与封建大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如广州商团事变和西山会议派的组成，主要都是这一阶级与地主联合的政治作用。“在欧洲近世史上，商业资产阶级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他们和土地贵族，及财政贵族联合起来，反抗产业资本”（通俗资本论）；在中国因为加上了买办化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银行资本，起初虽然是因为工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而长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渐次离开了本来的主要的作用，而变成一种政治投机的资本；替政府发行公债，买卖公债票，经理短期政治借款等。他们与政府发生密切的关连，而且任何一派的政府部〔都〕必须取得他们的赞助，否则在财政上便要感受极大的困难。过去北京政府，固然常常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因为买卖公债的投机，常常故意制造政潮），现在的南京政府也还是部分的倚靠着他们。投资到银行资本中去的，主要是一般贵族，官僚，和买办，他们在经济上与封建的剥削不只是没有矛盾，而且有密切的关连；另一方面；中国银行虽然常常受着外国银行的压迫，然而因为资本弱小，常常要依附到外国银行之下，假如外国银行断绝他的资本流通的关系，简直无法周转。所以银行资产阶级也是和商业买办阶级一样，一开始就是站在反对革命方面的。
中国民族工业，起初发生的时候，主要还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如交通工业、制造原料的工业）；直到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商品不能运到中国来，市场的需要促进工业的发展，于是许多买办，官僚，地主，商业资本家，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都竞起投资到工业方面来；所以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都有很快的发展，而形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以后，在市场上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发生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就感觉到帝国主义的侵掠，各种经济政治特权的垄断——如在关税上，原料上，交通上，金融上，都是对于他的莫大的压迫。欧战后前两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尚未能完全恢复对中国的贸易，因此当时民族工业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成为当时一般的呼声，因此促起了有名的五四运动。过后英帝国主义恢复了对中国的贸易，扩大在中国的市场，美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各帝国主义的商品，也都积极的侵入到中国市场，遂使中国民族工业受到莫大的打击，许多工厂都关门倒闭，兴奋一时的工业运动，又因此停滞衰败下来。这时的工业运动，不只是在大城市中，建设了许多本国近代式的工厂，而且在闭塞的小城市以至乡村，都发生了很多的手工工厂，后来衰败的过程，固然许多大工业失败了，尤其是这些新起的小工业破产得更快。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感觉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利害，成为他的发展上莫大的敌人。同时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以后，当然也马上感觉到封建制度对他的束缚，如军阀割据，厘金，捐税，币制与度量衡的不统一等，也就要打破这样的封建束缚，所以五四运动，不只是表现着激烈反帝运动，而且反对一切封建制度和思想，特别是军阀。当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还只是一种“自在的阶级”，还没有明确的阶级的“自觉”；广大的农民群众，更是束缚在封建压迫之下，虽然也表现着反抗的斗争，但还是极原始，极零乱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知道了俄国革命的教训，知道工人阶级的兴起，是他们生死的敌人；虽然他们也同样的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剥削，农民的兴起会要求扫尽一切封建剥削，而直接妨害到他们的利益；可是他们感觉到当前的，压迫最利害的敌人，还是帝国主义，与做帝国主义工具的封建军阀；这就使他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就要惊醒着工人阶级和农民起来斗争，同时他们——民族资产阶级为着增加反帝与反军阀的力量起见，也就企图利用工人农民的力量。这就是在大革命的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其所以参加革命，表现着相当的革命作用的原因。所以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初期的参加革命，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农民运动尚未强大起来，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又非常利害；到了工农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他便要极力束缚，使工农斗争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致超越他的阶级的利益。到了工农斗争高涨起来，要求彻底的驱逐帝国主义，彻底的肃清封建势力，以致自动起来收回租界，分配土地，监督生产的时候，这就极明显的，革命的发展，已经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之下，不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这时候他便感觉到当前最危险，最严重，最利害的敌人，已经不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自然要马上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主要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表现着他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特性：尚未完全脱离买办，地主，贵族，官僚的母体，还兼有半封建半买办的剥削，这就规定他不能有革命的政纲，而只能有一个改良主义的政纲。起初采用革命的手段，只因这一改良主义的政纲，不能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丝毫的容纳。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力量，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工业，更超过他的力量以上，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影响，阶级解放的自觉更坚决起来；同时，农民的特别穷困和痛苦，也就不是些少的改良所可满足，一走上斗争的道路，便要求彻底的土地革命，而成为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所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极难控制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逼使他在未能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钦赐的让步以前，便要叛变革命来镇压工农。在他叛变革命以后，便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工农的同盟者。虽然他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仍然是有冲突，仍然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取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永远不能——而且不愿采取革命的手段了。这就是他看着工农比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还可怕，彻底革命的胜利——彻底肃清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是直接损害他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的改良主义，主要是在消灭工农的革命斗争，尤其在客观上只有消灭工农革命的作用自然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其所以在工农群众中发生影响，却正因为他在表面上还在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要求些少的让步，才能使工农群众发生幻想，才加重了我们与改良主义坚决斗争的任务。事实极明显的，假如蒋介石连表面上要求关税自主，取消领判权，修改条约等的假猩猩〔惺惺〕的欺骗都没有，而只是一些济案，宁案，航空，海军等条约，那么尽管他们在群众中极力宣传，决难起丝毫的影响的。
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是极明显的事实。帝国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枯竭，已是成为极严重的危机，这就使帝国主义无法对殖民地作些少的让步。有人以为中国资产阶级可在美帝国主义金元帮助之下来发展中国工业，这始终只能成为资产阶级与取消主义者的幻想。首先英日帝国主义决不能丝毫放松中国的市场，就假令美帝国主义完全采取以财政资本经过中国资产阶级来掠夺中国工农的政策，而且不顾一切的积极进行，但遇到英日的矛盾，不止要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且很快就要挑起世界大战。（有人以为英美可以妥协，美让英独霸欧洲，英让美独占中国，这真是莫大的笑话，帝国主义这样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在麦克唐纳□□胡佛樽酒笑谈之中容易解决，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只有付之一炬的价值了，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可以万岁万万岁了，这样意见的结果必然走到与取消主义一致去）。何况美帝国主义也是不差上下的决不愿意让中国资本主义化，不必多从理论上来说明，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南美和吕宋，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统治的地方，何尝有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只是企图把已有工业控制在他的财政资本统治之下，而继续的发展，只能在适合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范围以内；（譬如中国是美国有希望的面粉市场，决不会让中国的面粉工业发展），那就这样的发展将是与现在东三省一样走上纯粹殖民地的道路。并且现在封建势力不只是依然存在，而且更在极力加紧封建的剥削。如果不将帝国主义驱逐，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是无法推翻中国军阀制度的；中国中小地主占着优势的地主阶级，些少的改良都无可接受，资产阶级想以经济的侵蚀，渐次克服封建势力，这是无法做到的。这些条件规定着中国的改良主义决没有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决定了中国终不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正因为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无法取得丝毫的让步，于是有时候在会议上，外交上，演讲上，还表现着好象在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一样，才更加重了改良主义在工农群众中的欺骗的作用。自然资产阶级改良的要求，因为他害怕群众比帝国主义还更利害的原故，必然要很快的一步一步的出卖民族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不看清这些客观的事实，到群众中去指出改良主义的不可能与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只有更利害的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反而高喊着“帝国主义让步了，封建势力没有了”，这不只是不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而且是极明显帮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客观上更是随着资产阶级一块做帝国主义的奴仆！
小资产阶级是一种中间阶级，即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过渡阶级，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向两极分化；一部份渐次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大部份破产失业成为无产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中有许多的阶层，他的上一阶层，如手工工厂主，小商人，富农，店东等，他虽然也有时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可是他们在剥削的关系上完全是与资产阶级一样，完全要靠剥削雇佣劳动者来生存发展，所以他是接近于资产阶级；他的下一阶层，如独立劳动者，手工业者，苦力等，他们虽然占有生产工具，可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不是利用生产工具来剥削人的，并且他们常常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和贱视，所以他们很接近于无产阶级。
中国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不只是有资本的剥削，而且多数兼有封建的剥削，常是乡村的小地主，其中小商人的部份，也常与买办资本发生关系；所以这一阶层，在政治的主张上，在对革命的态度上，更易为接近资产阶级，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最好的助手。过去革命的历史，代表资产阶级的南京派叛变革命以后，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派也就马上动摇，并且很快的反革命，便是很好的例证。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受到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快的破产失业而堕落到无产阶级的行伍，所以也就更易为接近于无产阶级。不只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是如是，而且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整个的农民都是小资产阶级）也是一样，上层富裕份子（富农）很易为接近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而下层的贫苦农民，很易为接近乡村的与城市的无产阶级。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他是更必然要反映着客观的阶级分化而分化，一般教授，员司，工程师，……等，都是倚靠着资产阶级的豢养，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有力的工具；而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群众，他们还处在一种被压迫地位，一切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都没有丝毫的自由，也就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走向革命的方面来。尤其是现在阶级斗争这样的尖锐，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更必然发生极明显的分野，反革命的必然跟随资产阶级的思想跑，而与资产阶级混合起来；革命的只有拥护无产阶级的思想，两者之间，决难发生一个中立的思想，尤其不能发生一个甚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就是改组派与第三党，只有一天一天与资产阶级混合起来，决难保持着他的独立的政纲；从此也就可以断定现在的取消派，既然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前途，必然要一天一天的转向反革命的方面去。所以这些上层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散播改良主义的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经过他们把改良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工农群众中来，以和缓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候在与帝国主义军阀的冲突的时候，这一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似乎表现着很激烈；可是假如这一运动，已经波动了工农群众，必然马上与资产阶级联合一致来实行对工农的欺骗和压迫。总之在武汉政府反革命以后，中国再不能发生甚么代表小资产阶级独立的政党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商业买办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几乎完全混合着，所以一开始就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方面来反对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虽然在他的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可是他们尚未完全脱离封建与买办母体，仍然兼有多少封建剥削的利益，所以只能有一个改良主义的政纲，尤其是他们惧怕工农的彻底的革命，也就一样的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压迫农工，反对革命。于是在压迫工农革命的一致上建立了现在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南京政府。可是正因为他们在对付工农，压迫革命的主要政纲上虽然一致，而他们内部——主要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仍然有他的矛盾存在，因而在一切政治的设施上还表现着相互的冲突，再加以军阀制度的存在，特别是各个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统治的促使，遂不断的爆发军阀战争，而使南京政府始终无法稳定起来。
取消派因为认帝国主义已经让步，封建势力已不存在，于是否认“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互相抢夺中国，军阀抢夺地盘，以及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所造成”；而认为是“各派资产阶级相互冲突的最高表演。”“一方面是在北方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冯玉祥，段祺瑞、张宗昌、张学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买办银行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南方是以改组派为中心的张发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买办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难怪彭述之要说是“奇形混沌的中国”，银行与银行，大工业与大工业，竟这样利益冲突，有如“深仇宿恨”一般的互相厮杀起来！其实中国倒没有这样的“奇形混沌”，不过表现着他们思想的“奇形混沌”罢了！
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的确是有很多的冲突：第一是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与商业买办阶级的冲突，（譬如湖南改厘金为特税，加倍征收舶来品的税额，于是发生长沙商人的罢市反抗）然而这一冲突实际的内容，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冲突，商业买办阶级不过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一方面罢了！第二亲日，亲英，亲美的各个买办阶级的冲突（在政治上表现着更加明显），然而这一冲突的实际内容，是由于各派帝国主义互相抢夺中国的冲突，各派买办不过站在自己的主人——帝国主义方面罢了。第三是地方帮口的冲突如宁波帮拥护蒋介石与广东帮拥护李济琛，然而这主要是两个地方的封建势力，封建军阀的冲突，不过这两帮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的母体，所以各自站到本地方的封建势力的方面罢了，并且这样的冲突表现在商业买办阶级的里面比较多，而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内部是表现得比较少，这是因为商业买办阶级与封建的剥削是互相勾结混合生长着的原因。第四是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冲突，这确是纯粹资本利益的冲突，然而这样的冲突，除在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有时候联合无产阶级一块来反对大资产阶级外，决没有因这样的冲突而发生国内战争的。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财政资本的冲突，现在中国简直微弱得很，很少发生政治上的影响。总之中国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占着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是封建剥削关系还在全国占着优势，不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各派互相的争夺起来，那么不只是无从爆发军阀战争，而且资产阶级内部也就不能发生这样的冲突；资产阶级内部还发生买办性，地方性的冲突，正是证明各个帝国主义是抢夺中国的统治，与封建剥削关系还在全国占着优势。在一个国家内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都有互相依靠的密切联系，虽然在各种性质的工业和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有利益的冲突，然而决不能超过他们互相依靠的联系，所以可以发生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而绝少发生国内战争的可能。尤其在同一性质的工业和同一性质的资本当中，虽然在市场上也常常发生厉害的竞争，到了这样的竞争发展到互相不能兼并的时候，便马上会采用托拉斯的方法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竞争，在全部产业发展的历史上找不出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因竞争市场而发生国内战争的。现在中国的民族工业尤为明显，他一进到市场上便遇到了外货的竞争，几乎看不见本国工业的互相竞争，因此他们只有团结他们微弱的力量（如纱厂联合会，丝业公所等）来与外货对抗（当然主要是对付工人阶级），甚么“中国资产阶级……有互相牺牲别省别县的资产阶级，各求自己的发展”（陈独秀，彭述之），这只是毫无经济学常识的“童话”。思想的“奇形混沌”竟到这样地步！尤其最可笑的。为证实一国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可以发生国内战争，于是引出“美国南北战争，日本西南战争”（陈独秀）来做例证，这不只是表现着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且没有历史的常识。美国南北战争是由于独立战争以后，北美的资本主义特别发展，而南方农业仍建立在奴隶劳动（黑奴）之上，于是两个经济制度，就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冲突日益尖锐，无可调和而爆发国内战争。日本的西南战争是由于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工业发展很快，而西南的封建藩属仍然存在，这就障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全国的统一，肃清封藩制度，因此爆发西南战争。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他的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国内战争，除开其他特种的原因外（如墨西哥国内战争因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军阀战争因英日美的冲突所促成）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的矛盾。这是历史上找不出例外的。
现在中国军阀战争，因为中国经济组织的基础异常复杂，决不简单的由某一个原因，而是由各个复杂的矛盾所促成。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占着中国经济政治的统治地位，同时又不是那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是许多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日美，正在互相争夺中国的统治。每个帝国主义都在中国占有经济和政治的势力范围（如日本的在满洲和北方，英国的在两广和南方），一方面扶持着本区域的中国军阀（任何一个军阀占领着这一区域的时候，也必须与这一帝国主义相勾结。）来做他的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并帮助这一军阀来抢夺中央政权。因为那一个帝国主义占着中央政府的指导权的时候，他可以藉此取得更多的利益，更便利的发展。如果这一原来扶植的军阀在抢夺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失败了，战胜的军阀决不敢损害丝毫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他又可以扶持在这一区域新起的军阀，来和中央政权对抗，这样就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战争。欧战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主要是英日的对抗，因此这时候的吴（佩孚）段（祺瑞）战争，张（作霖）吴（佩孚）战争……都极明显的表现着英日帝国主义的指挥作用。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势力渐次侵入，可是他在中国并没有固有的势力范围，因此他要继续发展，必须打破英日垄断的局面。“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便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的口号。恰好在这时候，中国民族工业有相当的发展，也就反对着英日帝国主义的特权，而要求中国的自由发展。于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最好工具；美帝国主义，遂在赞助中国自由独立的好听的名词之下来进行他的侵掠的政策（这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抢夺别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时候都必然采取的巧妙奸滑的手段）。从华盛顿会议以后，表面上都是采取援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倾向；利用资产阶级的宣传来掩盖他的侵掠行为，以欺骗广大的中国群众。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随着并进；到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几乎超越英日之上，而且在经济的地位上也是继续增高的（譬如对中国的贸易，英日帝国主义固然也是日益增加的，而增加速度的比例，却远不及美国）。在这样的过程中，于是由英日对抗的局面，进而为英日美三角冲突的局面；而且美国的发展，必然要侵犯英日固有的特权，因此英日在保持固有的利益上，日益接近起来，必然要由三角冲突转变到英日联合对抗美国的局面；现在正在这一转变的过程当中。（认为现在英美联合反日的观点，不只是没有看清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而且没有看清中国的形势。）所以现在的军阀战争是极明白表现着这样的矛盾，就是英帝国主义勾结的新旧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阎张，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的蒋系三角冲突的形势，而且有南北军阀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形势。自然蒋介石因为占着中央政府的名义，必须对各国帝国主义都献好意，决不敢损害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利益；然而在帝国主义矛盾这样日益尖锐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比较倚靠一方面（认识了这样的形势，就可以了解蒋介石两年的卖国外交政策）。正因为蒋介石虽然不敢得罪英日，但的确比较偏向美国；这样就引起英日帝国主义的醋意（不只是醋意，而且是实际利害的冲突），而要帮助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军阀与蒋介石对抗，并进一步的抢夺中央政权。当然英日帝国主义在自己扶植的军阀尚未取得中央政权的时候，决不会放弃抢夺南京政府的领导；而且要藉这一军阀对抗的形势，以挟持中央政府，以取得更多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军阀战争，运用这样的政策异常巧妙而且异常明白；他一方面极力促起阎冯张反蒋，并企图恢复北京政府，以取得中央政权的垄断，另一方面又藉此要挟蒋介石取得“取消排日运动”与南京不干涉中东路的解决等。这样的现象，在一般短视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是五花八门莫名其妙，而不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巧妙。总之，因为帝国主义这样的矛盾，任何一个军阀，也无法统一中国；并且任何一个名义的中央政府，也无法有短期的安定，谁认为“这次军阀战争，蒋介石得到了胜利，将要开展中国稳定的局面”，谁便是在根本上对于这一总的形势，有极端错误的估量。中国的统一，只有工农革命彻底驱逐帝国主义的胜利，如果有反革命的统一，便是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而且此一方压倒彼一方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前途，因为假如爆发了世界大战，整个的世界，是将要改变颜色，在中国必然仍是革命的胜利。所以在工农革命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必然始终是这样军阀割据与混乱的中国，而且要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起来。这不只是在中国是这样，而且在过去的历史，任何一个弱小民族，如果还没有确定为那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是两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在互相争夺的时候，那么国内的战争，必然主要是由于这些帝国主义的指使。譬如朝鲜在尚未确定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尚在中日两国互相争夺的时候，他的国内战争，便是亲日派与亲华派的战争。取消派完全否认这样的实际，他说：“如果中国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那么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就是在中国推翻了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倒了日本，岂非滑稽之至”！这样的话真是一种“童騃气”，难道帝国主义的矛盾促起中国军阀战争，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不是有天壤之别吗？难道反证出了不是帝国主义的直接战争，就够〔能〕证出不是帝国主义促起中国军阀战争吗？难道蒋介石打胜了英日帝国主义挟持的军阀，就敢直接侵犯英日帝国主义的利益，不怕比这中国军阀更锋利千百倍的英日帝国主义的枪炮吗？难道蒋介石没有侵犯到英日帝国主义直接的利益，就够〔能〕证明这些军阀不是英日帝国主义的工具吗？“如果真是童騃也罢了，他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语）第二，现在中国封建的剥削关系，并未肃清，而且尚在全国占着优势，加以帝国主义的侵掠，手工业与经济都渐次破产，发生广大的失业群众，这就造成了军阀制度的基础，再加以帝国主义的扶植，于是军阀制度遂日益壮大起来（这在前面已经有了详细说明）。军阀制度的本身本含有极残酷的战争根性——决不能解作是军阀个人好战。军阀占据一块地盘以后，为着镇压农民的反抗，防御别个军阀的侵掠，必须扩充军队；军队扩充了，军饷困难，财政没有办法，便要极力企图扩大地盘；地盘增加了，军队又要扩充，军饷又觉着困难，又要扩大地盘。每个大小军阀都是如是，军队的增加不会停止，地盘的争夺也就延绵不断，这就造成了不断的军阀战争。同时这也就暴露出军阀制度必然不可避免的要渐次崩溃，不只是每个军阀都要残酷的压榨广大工农群众而必然要掀起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而且因为军队增加而军饷日益困难的矛盾，要使广大兵士群众生活日益痛苦，必然要积极起来反抗；尤其是因为工农革命势力的影响，更加要增长兵士群众的觉悟，最近兵士哗变与投到红军就游击队区域的日益增多，便是这样的原因。因此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无疑问的兵士哗变将要更加汹涌起来，与工农革命汇合，而根本消灭军阀制度。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军阀制度，消灭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的第三个原因，便是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各派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始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因为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脱离买办与封建的母体，因此不能而且不愿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可是他为着自己发展的前途，仍然要为他改良政纲而奋斗，仍然要求渐次免除封建军阀的剥削——如厘金制度，与苛捐杂税等；这样的矛盾自然要反映到政治上来。特别是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封建基础更加动摇，资产阶级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使一些军阀企图得到比较广大的社会基础，而倾向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同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没有统治全国的力量，也企图利用军阀制度来做他的抢夺全国政权与实行改良政纲的工具，所以在军阀战争中就常常表现着资产阶级的口号。在过去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和蒋桂战争的时候，的确在双方的政治口号和社会势力的基础上都是比较明显的反映出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就在这样的时期，蒋介石已经占据很大的地盘，南京政府名义上已经成为全国政府，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挟持，没有可能实行，而且自然的日益买办封建化。这样在资产阶级中便开始发生了对蒋介石的不满，特别是改组派的改良宣传扩大，部份的资产阶级便走到改组派的旗帜之下去。所以在此次军阀战争，双方结合的势力都表现出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集团。主要的原因自然是要由于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和封建买办势力的相互的冲突，而资产阶级尚未完全脱离封建买办的母体，也就各自与接近的封建买办的各派互相勾结着，而造成现在这样“混战”的局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仍然是不会完全放弃他的改良的要求，而且要企图利用自己所拥戴的军阀来实行这样改良的要求，互相认为对方的军阀是实现这样改良要求的障碍，也就促成了军阀不断的战争。所以在这样复杂关系中仍然是多少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
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掌握着一切经济政治的最高权，任何一个军阀，任何一个反革命的社会阶级，都只能仰帝国主义的鼻息，都不能超越帝国主义的意志，所以帝国主义相互的争夺是造成中国军阀战争的最主要的动力。同时军阀互相抢夺地盘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仍然有他的相当的作用。并且这个矛盾是互相连锁着而不可分离；如果把帝国主义与军阀都丢开不管，而认这样的战争是“阶级对抗阶级”，这是莫大的错误。因为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如果中国不是半殖民地的经济，整个的社会关系，一点也不会象现在这样的情形，自然无从发生象现在这样的军阀战争。所以这样的军阀战争，最主要是表现各个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只是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的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互相抢夺中国统治，抢夺剥削工农劳苦群众血肉的战争，任何一方面的胜利，不只是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仍然是一样的受残酷的压榨，而且整个中国仍然是要继续殖民地化的恶运，一丝一毫革命的或进步的意义也没有。所以共产党的任务是对这样的战争，采取失败主义的路线，号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反对军阀战争，以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与工农劳苦群众的彻底解放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这样的争夺，在客观上也必然是谁也不能统一，谁也不能消灭谁，最后走到双方俱倒，工农劳苦群众革命斗争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的努力就是要促进这一胜利更快的到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未完）[1]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3卷2、3合期，4、5合期，1930年3月15日、1930年5月15日出版）
[1] 这里虽注明“未完”，但以后并未见续登。——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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