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向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早晚两造可收获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目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格值银六元，计收入八十一元。但这里头尚有一部血本，未曾扣出，即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种子费约五元，农具消耗费约五元，共须扣出四十元。”所以实际上佃农真正所得的不过四十一元。

　　“十亩以下之农户，平均每年收入，当在七十五元左右。十亩以上二十五亩以上〔下〕之农户，平均每年收入，当在一百六七十元。其中须除去农场必需之费用约十七元。若为佃户，（最大多数，正是佃户——亮注）尚须纳租银每亩五元，收支相抵，佃户毫无入息可言。其生活费用，不得不籍他种来源以补足之。

　　“在农民经济完全自由小农经济最高度的完全平等底条件下——此种小农经济存在于公有的不属任何人的（即国有的——平注）土地之上——我们还是有商品经济的结构。市场联系着并屈服着小生产者。从产品的交换上，形成金钱的权力，在农产品转成货币以后，劳动力也转成了货币。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俄国农民经济中所发生的现象的简单叙述及归纳。农民愈是脱离土地的狭小状况，愈是清除地主压迫，愈是脱去中世纪社会关系和土地领有制，愈是脱去奴役和淫威，那末农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也愈是厉害。俄国农民改良以后的全部历史，确凿无疑地证明着这个事实。

　　“所以，根据于经济实际情形之上，土地国有的观念，只是商品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个观念的实质，并不是农〈民〉或民粹派所设想的那样，而是从该社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土地的国有，在资本主义关系之下，不多不少，正是把地租转移给国家。但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呢？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得自土地的进款。这只是剩余价值中除去资本所得的平均利润后所余下来底一部分。所以，地租（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以下同此——平注）需要农业上的雇用劳动，农民之转为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以及企业家。国有（纯粹形式的）要求国家获得地租，企业家经营农业，此种企业主付雇用工人以工资，而自己获得资本的平均利润——即该国或该数国内农业及非农业企业的平均利润。

　　“因此，土地国有的理论的观念，是和地租，——资本主义的地租，——的理论，不可分裂地相联的，此种地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级（农业上）的特殊形式的收入。

　　“马克思的理论，分别两种形式的地租：等差地租及绝对地租。第一种地租，（即等差地租）乃土地的有限及资本主义经营挤满土地的结果；土地是否成为财产以及土地所有制采取何种形式，这些都是于它（等差地租）没有关系的。在土地上的各个农业经营之间，因土地肥沃程度，土地对于市场所处的地位，以及加投的资本的生产力（但这点绝对不是指错误到极点的“土地报酬递减率”——平注）等等之不同，不可免的发生区别。为简短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别（可是不要忘记，这些区别的来源，是不同的）归结为良田与劣田的区别。再次，土地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由中等土地上的生产条件，而是由最劣土地（自然是耕种的最劣土地——平注）来决定的，因为单独良田的产品，不够满足需求。个别生产价格与最高生产价格间的区别，就成为等差地租（注意，马克思以生产成本费加资本平均利润之数为生产价格）。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完全取消土地的私有财产权，等差地租还是要形成的。在土地私有财产存在之时，这种地租，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因为资本的竞争，使租田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满足于资本的平均利润，在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取消之后，这种地租为国家所得。在资本主义存在之时，等差地租，是不能消灭的。

　　“绝对地租，因土地上的私有财产而发生。这在地租中有独占的因素，独占价格的因素。土地上的私有财产权，妨碍着自由竞争，妨碍着利润的平均化以及农业与非农业企业间平均利润的形成。因为在农业上技术比较落后，资本构造的特点，是可变资本的部分较工业上为多，不变资本的部分较工业上为少，所以农产品的个别价值，高出平均价格。所以，土地上的私有财产，障碍着农业与非农业企业间利润的自由的平均化，而使农产品可以不止按照最高的生产价格，而且按照更高的个别产品价值来出卖（因为生产价格，是由资本的平均利润决定的，可是绝对地租，使这种“平均”利润，不能形成，而以独占方法，保持比平均数更高的个别的价值）。

　　“所以，等差地租，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一定要具有的。绝对地租则不然，它并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一定要有的；只在土地的私有，与历史上所形成的农业的落后（土地独占保持着这种落后）之条件下，绝对地租方才产生。

　　“考茨基（作《土地问题》一书时尚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叛徒的考茨基）特别就其对于国有土地的关系来对举两种形式的地租，他说：

　　“当地租是等差地租时，它是从竞争上产生出来的。当它是绝对地租时，它是从独占上产生出来的……在实际上，我们所见的地租，并没有分成两部分；我们看不到那一部分是等差地租，那一部分是绝对地租，此外，在他里面还常时混着土地所有者所投资本的利润。在土地所有者同时是农业经营者的时候，地租又和农业利润混合起来了。

　　“可是这两种形式的地租的区别，是有绝顶重大的意义的。

　　“等差地租，不是由土地的私有财产权，而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上，产生出来的。在德国，有些土地改良的主张者要求国有土地，同时保持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这种土地国有，即使实现之时，等差地租，也还是要存在的。不过那时，地租已不归于私人，而归于国家了。

　　“绝对地租是因土地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土地所有者和社会其他部分的利益底对立而产生的。

　　“土地的国有，可以消灭这种地租，而使农产品的价格，可按这种地租的数目而减低。
　　
　　“再次，等差地租于绝对地租的差别，在于等差地租是农产品价格的构成部分。所以不影响于农产品的价格；但绝对地租则影响于这个价格。等差地租产自生产价格，而绝对地租，则产自市场价格高出生产价格的数目。等差地租，得自剩余，得自额外利润，此种剩余与额外利润，是因良田上或地位优良的土地上的劳动力具有更大的生产性所致。绝对地租，并不产生于某些劳动的额外收入：它只是从现有价值中，抽取出来归于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只是剩余价值量中所抽取出来的一部分，所以它（绝对地租）或是减少利润，或是蚀取工资。如果，面包（其他农产品亦然——平注）的价格增加而且工资亦随之增加，那么资本的利润就要减少。如果面包的价格增高，而工资不增加，那么工人就受损失。最后，也可是——而且可说是通例——这样，即，工人与资本家，同受绝对地租所引起的损失。”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的问题，分成根本不同的两部分：即关于等差地租的问题，和关于绝对地租的问题。土地的国有，更易等差地租的所得者，而消灭绝对地租存在的本身。所以土地国有，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范围内部分的改良（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易主），他方面，取消了那妨碍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独占（指土地的独占——平注）。”（以上摘自《伊里奇全集》第九卷）

　　“反之，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全部地主土地的充公，平均的分配——这些只形成最迅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最于农民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伊理奇全集》第八卷三九六页）。

　　“土地的国有，以革命的农民的方法，来执行这个要求（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平注），而从农民身上清除一切中世纪土地所有形式的秽物。不应该有地主的及碎散小块的土地领有制；应该有新的自由的土地领有制，这是急进农民的口号。这个口号，正是最正确地最彻底地最坚决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的利益……表现出商品经济下生产力的最大发展的利益”（同上全集第九卷四九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