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劳动问题

李一氓



1 中国劳动问题之根本特质


  资本主义之最后阶段乃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非有殖民地作为基础不可,就是帝国主义是存在于殖民地之上。离了殖民地,我们不能想象帝国主义,也就是离了帝国主义,我们不能想象殖民地。帝国主义之对殖民地的掠夺关系,是表现在以殖民地为商品市场,原料市场,投资范围的这三点上;而这三点的中心的表现,又无非是帝国主义享受殖民地之最高剩余价值这一点;而所谓剩余价值之产生又不过是掠夺剩余劳动而来的。因此归结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之对殖民地的掠夺关系是表现在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剩余劳动上。

  但是在帝国主义以殖民地为商品市场,原料市场,投资范围而就掠夺了殖民地人民之剩余劳动的这一点上,似乎应该疏解出来。首先我们说到商品市场。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趋向于过量生产的,而过量生产物(本国消费量所不能容纳者)之唯一排泄处无过于殖民地。一般的商品之交换是以货币来表现的,货币所代表的是剩余价值的积累的财富。帝国主义以商品来交换殖民地的货币,就是以商品来交换殖民地的剩余价值之积累的财富。这种财富(剩余价值的积累)之形成,是经过殖民地的地主与资本家向劳动者掠夺而来的,现在转入帝国主义者手中。求之中国的实例,就是中国自设海关有对外贸以来,每年都是入超的,入超总数的这个若干万万两,这个数目难道不是中国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而成的吗?现在通通都为帝国主义者所攫去了!其次讲到原料市场,这更加明显。现代的工业国,其所要之原料,无不取之于农业国,农业国(主要是殖民地)所供献于工业国(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其整个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是不需乎象商品交换那样要经过另一种形式,就直接的奉送于帝国主义者了。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所产生的,这里无妨赘说一次。以中国为例,中国的输出品,其百分之九十是农产物(原料)。就这一点可以证明。最后说到投资范围,就更是直接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了。帝国主义者以输出资本来到殖民地,最好的方法是自设工场,其次是贷款与工业企业,于是帝国主义者金融资本地的统治着殖民地,自营工场,则劳动者正为它(帝国主义)直接创造剩余价值;投资企业,则它(帝国主义)所获的利息,正是剩余价值之另一解。中国现在之外国自营的工场约七百四十处,共投资约六千万万两;其他贷款投资如铁道矿山等,不计在内。

  从上面看来,帝国主义者正张着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大口,要想把中国劳苦民众的血汗完全吞咽进去。中国劳动阶级正在这样一种状况(帝国主义掠夺)之下,牛马地的生活着。劳动阶级之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假如情形一天不变,这种劳资关系总是存在一天。自然,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劳动阶段〔级〕也是正在绞出血汗的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在殖民地以最高剩余价值率掠夺来的利润,掷出几万万分之一来分润给它同国的劳动阶级,就足以使它同国的劳动阶级,不至于过于的苦痛,并且还使得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感觉到那些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切资本大王的皇恩浩荡。中国呢?劳动者在这方面应该自叹弗如,他的祖先大概丧了阴德,就是投生来当工人,也没有去当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而偏偏来当殖民地的工人。殖民地劳动者对帝国主义者真是尽了莫大的义务,假如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没有殖民地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来分润它同国的劳动者,那它早被它同国的劳动者打翻下来了。

  同时殖民地劳动者的恶运还不止此。我们知道殖民地本身还是有它自己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这些地主与资本家无疑的它们也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势力所剥削了,但是它们想着“失之东隅”不妨“收之桑榆”,这“桑榆”就是殖民地劳动者。就是说殖民地土著资本家(我们说民族资产阶级罢,恭维它一下)一方为帝国主义者所压迫所掠夺,而他方它也就压迫和掠夺劳动者,而且压迫得更甚,掠夺得更甚,以求挽救于万一的存在,而且这也就是帝国主义面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的基础。中国的所谓民族资本家,正是这样的在掠夺劳动者,同时,中国劳动阶级除了受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受着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更甚的掠夺。我们在后面考察劳动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从那里得到例证。

  从上面,我们看见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劳动阶级的其间的掠夺关系,是那样完整与恶毒,而殖民地民族资本家之与劳动阶级的掠夺关系,复有过之无及,就证明中国劳〈动〉阶级所处之两重压迫的地位,因而在劳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就完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问题异其性质。

  因此我们就说中国劳动问题“根本地的”有它自己的特质:就是,中国劳动问题是殖民地的劳动问题。

2 中国劳动状况之一般


  惟其我们要了解中国劳动问题的根本特质,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劳动状况的底面,即是它同帝国主义掠夺的关系及同中国资本家掠夺的关系。我们说工资或工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外国工厂与中国工厂的分别的状况;我们说童工女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提到外国工厂与中国工厂的各个的情形;我们说罢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析中外工厂的罢工条件及中外工厂之罢工的性质;我们说失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农村经济崩溃的因果;我们说劳动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明帝国主义的租界统治等等。因此,我们上面的一段说话,证明出来不是有意夸张的,因为我们假如不了解这一特质,则我们所说的“中国劳动问题”,将是不可挽救的错误的。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根本错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否认有帝国主义的存在,因而在他们的讨论中,必然只讨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问题,持着十二万分的妥协与调和的态度。以劳动问题专家自命的陈达,祝世康,他们其所以在劳动问题中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正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劳动问题的根本特质。

  现在我们开始叙述中国的劳动状况一般。

  a.工资

  工资,在理论上讲来有两种,一是形式工资,一是实际工资。前者如我们说工资一元,或是一角,这是表面上的;后者则须与生活费相比较,才能明白,如一元或一角的工资的时候,生活费为一元或一角,但假如生活费涨至二元或二角的时候,则实际工资就降低了一倍,虽然形式工资还是一样的。又如工资增加为一元五角或一角五分,这在形式工资是表明增加了的,但实际工资却依然较从前一元或一角的工资的时候为低。这是工资上的秘密,虽然资产阶级社会常常有工资增加的传闻,而生活费增加的程度,恐怕较工资之增加还高到不可说。

  现在我们来检查中国的工人的生活状况之重要条件之一般的工资,这里当然是依一般的以形式工资来作计算的。但是我们若是把各地方各业务的工资统计表来抄录充数,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除知道这些工资数目之外,我们还应当知道许多工资上的剥削方法。为便利起见,我们举上海的例。(我在这里总说一句,就是一般的研究中国劳动问题的时候,除农业劳动者与矿山劳动者外,当然以上海为最适当的代表风〔区〕域,可以根据上海的劳动状况,推知其他各工业区域如天津,香港,汉口,满洲等处的劳动状况。这就是说,假如上海的工资为五角一日的时候,那些地方绝不会一元一日,上海是十二小时工作制的时候,那些地方绝不会是八小时工作制,而况本文是一篇概念的论述,绝没有多余的篇幅来遍载各地的统计表,因此我在这里特别法〔说〕明,以后的例子,我也一概取自上海,假如有必要的时候,那才以其他区域仍〔的〕材料来作补充。)

1.纺织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缫丝(女工)最高0.65最低0.30
纺纱(女工)最高0.70最低0.18
(男工)最高0.70最低0.39
(童工)最高0.30最低0.23
丝织(女工)最高0.80最低0.40
(男工)最高0.80最低0.40
棉织(女工).最高0.60最低0.40
(男工)普通0.70 

2.化学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造纸(女工)最高0.47最低0.20
(男工)最高1.20最低0.40
(童工)最高0.40最低0.28
火柴(女工)最高0.60最低0.25
(男工)最高0.95最低0.35
(童工)最高0.40最低0.20

3.机器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造船(男工)最高1.35最低0.25
修理(男工)最高1.10最低0.30
电机(男工)最高1.60最低0.76
水泥(男工)最高1.30最低0.50

4.食品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面粉(男工)最高0.90最低0.40
烟草(男工)最高0.87最低0.59
(女工)最高0.77最低0.44

5.水电印刷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自来水(男工)最高1.35最低0.55
电气(男工)最高2.50最低0.60
印刷(男工)最高1.20最低0.40
(女工)最高0.90最低0.27

  这样的数目字会使我们得到甚么的观念呢?我以为至少可以认出下列三项:就是在同一产业部门中一般的男工比女工的工资为多,女工比童工的工资为多,而在相异的产业部门上,一般的机器工人,比其他部门的工人的工资为多。

  其他两大产业部门,铁路与矿山的工人的工资,依“劳动年鉴”所列表撮录于次:

  1.铁道业工资表(以日计)
   最高:6.33(正太);2.30 京奉;200(沪宁,廖济等)(原书此处可能漏印小数点,估计应为2.00——录入者)
   最低:0.20(道清);0.23(广九);0.25(吉长,津绥等)

  2.矿山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最高:1.00(抚顺,开滦,淄川等)
  最低:0.15(淄川)
  普通:0.30,0.40,0.50,0.60

  这里关于矿山的,只是以采煤而言,工资状况,颇难划一。因为地域不同,支付工资的货币也就不同,即以形式工资而论,就已难于得确定的水准,并且各地的生活程度也是高下不同的。因此我们要想在这里确立一般工资的概念,殆很少有可能。

  末了,我们还应该指出一个特点,就是外人在华的企业,外国工场,对于中外劳动者的工资是较为差异的,就是说外国劳动者的工资,即以同等级的工人而论,他们都要较中国劳动者为高。我们举东三省的日本工场为例:

  抚顺煤矿中日工人工资比较表:

 最高额最低额
中国工人1.700.11
日本工人5.150.53

  我们请看这一个差额是如何的大,显然日本劳动者的工资大过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四倍。凡是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之雇有外国劳动者的,其外国劳动者的工资至少较高三倍以上,这是无疑义的事,虽然上面仅不过是一个例子。

  此外关于农业工人(这自然指雇农而言)的工资,尚没有完备的材料可得,作者个人的乡土情形,那是不足为训的。至于所谓“最低工资”的规定,我们在《劳动法》节中去讲。

  b.工时

  资本家购买劳动者的劳动是以日计的:因此在这一日之中,他绝不想放松你一秒一刻,假如你能做二十四小时的时候,他没有不欢迎的。尤其是中国,在这八小时工作制未确立的时候,在过去手工业之整天劳动的传统还未销〔消〕灭的时候,过量的工作时间,这是似乎天公地道一般。据1929年天津社会局发表,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六男女童工,作十一时至十二时者最多,为七千五百五十三人,作十三时至十四时者次之,为五千六百零八人;作九时至十时者又次之,为三千二百九十一人;作十五时至十六时者又再次之,为二千六百八十八人;此外作七时至八时者只五六十人,而作十七时至十八时有一百八十四人。从上面看来,天津一般的工人平均是作十二小时又三十分的(九时至十六时之八个数的平均),这样一个工作时间!请问“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政纲在那儿?

  上海方面,我们仍依重要产业部门,分别列举其工作时间于后:
  (下表原文为分数,为录入方便改为小数——录入者)

  1.纺织工业工时表:
   缫丝11小时;
   纺纱11小时;
   丝织11.5小时;
   棉织10—11小时。
  2.化学工业工时表:
   造纸10小时;
   火柴9.5小时。
  3.机器工业工时表:
   造船9小时;
   修理9—10小时;
   电机10小时;
   水泥12小时。
  4.食品工业工时表:
   面粉11小时;
   烟草10小时。
  5.水电印刷工业工时表:
   自来水12小时;
   电气11小时;
   印刷9小时。

  从上列的调查上,我们得到以下的几个概念:1,最少的工作时间是9小时;2,最多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3,最普通采用的工作时间是11小时。这与天津的调查颇为适合,就是天津的最普通的工作时间也是11——12小时(19,836人中有7,553人是作的这个时间)。因此我们无妨说全国的产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最大多数是11小时。

  至于矿山业方面,依“劳动年鉴”所载,最少者八小时,如开滦,门头沟,柳江,淄川,烈山等处是,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者,就是行8小时制的地方,其工资都是很廉贱的,照矿山工作,是每日分三班(即每班八小时),因此多数的工人,都连作两班,自然他得到的是两班的工资,可是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却不是八小时而是八小时之两倍的十六小时。最多的就有24小时的,我在前面还把它当作一种文字上的描写,而这里竟成为本实,如石门,章邱,博山,鞍山四处是。只有鞍山一处是注明隔日一换的,其他之处不知是否如此,但究令是隔日一换,平均可为每日十二小时,但是我请问甚么东西(人吗?)有这样的精力,能够作连续二十四小时的人世间最劳苦的(埋在炭坑中挖煤)工作!此外,矿工的工作时间普通的都是12小时,仍据“劳动年鉴”所载,四十一处矿山(分布于直隶,山东,东三省,安徽,江西七省),有21处是每日两班的12小时制。

  铁路工方〈面〉,无论工厂或路工,最多数是行的十小时制,其次是九时,八小时者无,十一小时者甚少。这比较上自然较矿工为好,即一般的较其他产业部门的也为好些。

  再休息日的状况,全年总工作的状况,在了解“工时”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休息日者,可分为两种,一是一星期休息一日(星期日),一是每月休息两日(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关于全年总工作日,则依休息日,假日,季节停工日等的不同,颇难得到普通的概念,但是假如比较起来讲的时候,则全年总工作日是在330日上下,这是可以断定的。

  依照以上的情形看来,我们要挂〔讲〕“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非励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可,假如做不到的话,它就不配站在那里无耻的讲甚么“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

  c.女工,童工

  女工与童工,这是中国劳动问题的一个严重问题。它之所以为严重,并不是我们主观的这样讲,而是客观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许多劳动问题的专家都把它忽略过去,他们不知道是有意吗无意。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问题为甚么重要?只因为资本家生产方法的残酷。女工的生理的不适于烦重的工作,童工之年龄的不胜于烦重的工作。但是许多产业部门中都引用女工与童工:我们看上海的四十五种分产业部门,其中只有翻砂,造船,冷食,面粉,碾米,榨油,仪器,眼镜,水电九种没有女工;只有冷食,面粉,碾米,榨油四种没有童工。综上海全部工业上女工人为十二万五千七百八十五人,童工为二万零六百三十七人。全上海工人总数二十二万二千余人,女工约占鼓之五十五(55%依1929—1930英文“中国年鉴”,上海女工百分数为70%)以上,童工约占百分之九(9%)以上;女工童工总计约占百分之六十五(65%)。仅从数量上,我们已应该嗅到这个问题严重。自然,这只因为上海的轻工业的比较发达,所以有此现象。(我们知道重工业是绝对排斥女工的,童工在相当条件之下还是有引用的;交通工业也不能用女工,所以在讨论女工和童工的问题上,矿山和铁路这两个产业部门,不须计及。)然而中国的一般的轻工业部门上,也未尝不是引用女工与童工的,所以这一种比例,也未尝不可适用于其他的工业区域。据调查全国女工总数为三十二万五千人。这一种无限制引用女工与童工,用最近代的名词讲来,无疑的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假如有一种考察历年男女童工人数的变迁的记载,我想一定会证明这一点的(据《劳动年鉴》,1924年之上海女工总数为十万零五千五百人)。资本家生产方法是在力求生产成本之减低,而生产成本的减低只有求之于工作时间的加长与工资的缩小。现在,工时已经是长到一般的11——12小时(似乎再长不下去了),而工资的缩小,也是有它的一定的限制的(从罢工原因的分析上,我们将证明减少工资的进程与其所遭遇的反抗),于是引用女工与童工来代替男工,这是一样很自然的减少工资法——因为女工与童工的工资,一般的是低于男工的。资本家的秘密就在此。关于女工,童工与男工的工资比较,一看本章“工资”节目,即能瞭然;其他各地各业情形,大率类此。

  他方面女工及童工之向工业劳动者军的参进的增势,无疑的有帝国主义的很重大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些女工与童工,其中自不免有原来就生在城市中的工人家庭中的,然而大部分还是来自农村经济的崩溃,而农村经济的崩溃,并不是表明工业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乃恰是表明帝国主义的剥削的加紧。有些人说这是家长的贪心,这是乡村妇女之酷慕都市,这一种的推论完全是皮相的。我们必然要以女工与童工的增加是属于资本家生产的合理进程与帝国〈主〉义的剥削这两点。

  同时,我们还要讲明两件事:(1)在工作时间,女工与童工是与成年男工的工作时间一样的,上海社会局编的“上海特别市工资指数之试编”上,完全证明出来。(2)童工之年龄,最小年岁是六岁,普遍的是12——13岁,依1925年的调查(工部局),在这个年龄上的童工就有二万一千四百余名。(按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由十四岁起,做工的便算是成年工人了,一般的法定年龄是还低于此的,除美国,瑞士外,大概均以10——13为法定年龄,所以中国资本家的使用童工,还是守法的呢!但是由6——9岁的那些童工。不知他将如何解释。)

  末了,关于女工方面,我们要提出农村妇女之参加农业生产来加以注意。这在人数上是没有统计,但是我们知道农村家庭中的妇女很少有闲着吃饭穿衣而不到农场中去的。工作时间同工作性质都是与男工一样,特此类女工多属自耕农,很少有雇农的。又在童工方面,我们要提出学徒来加以注意。(学徒在年龄上,自然较产业上雇用的童工年龄为高,但亦正不妨归之童工。)学徒,这是手工业上的名词,但产业工人,亦有学徒制的,此不必为与师傅之待对名词。他们大都是没有工资的,师傅或厂主给以膳宿,同〔只〕有很少数津贴,工作则在师傅或匠头的指导之下,做很烦杂的工作,并受其严刻的待遇。

  d.工场待遇与社会设施

  工场待遇,与社会设施,这是所谓福利设施之两方面,前者属于工场内部的设施,后者属于工场外部(社会)的设施。在大体上,一致标榜的都是“保护劳工”。然而这一点在本质上,那是很显然的改良主义的企图,一方面在软化工人,使之不反抗;他方面在培养工人,使之胜任更大的剥削。“羊毛出在羊身上”,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真是纯善的羔羊!

  工场待遇,自然有一些工场,已经自己举办一些福利设施的事务,但此种情形,究非大多数工场如此,究令工厂法上规定的很严密,然而那不过是一纸具文,首先外国工场的仍以特殊势力的存在,就可以不理。第一,工人的行动,在罚赏之下,尚最大多数存在有“鞑打”的酷刑,我们只须留心复工条件上,许多都提出“不得打骂工人”这一条来,就可以证明这种奴隶制度的残余,还在近代工业上,占着很重要的位置。第二,安全设备的完全忽略。在工厂工〔方〕面,许多工厂都不是工厂建筑,而是利用一般的住宅,因此缺乏避火的设置,如没有避火梯,避火药水器及自来水量不足等。火灾不幸一来,工人只有活活的烧死。其他在机械上,也同样缺乏安全的设备,上海各工厂之连皮带的机轮,很少用铁丝网维护的,即此一端,可概其余。第三,关于工厂卫生之一般的设备及管理,中国各地工厂皆未与以注意。第四,矿山业之安全设备,亦是同样的疏忽的,矿坑中之水道,坑璧,出口,从各种记载上都证明是不完备的,因此矿坑淹没,坑壁倒塌,及矿坑出水等事,在矿山业的统计上,极为烦繁。这种事情,就假定工厂法订的严密,也要看事实上的执行程度如何,工业灾害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不过我们的意思,就令不能完全避免,至少在现在,但是尽量的减少它,这不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情形恰是放任这种灾害的出生,熟视无睹。

  自然,我们在这里不否认有些工厂的待遇(包待遇,卫生,安全设备三项)是比较的好,然而这不是以为少数比较好的待遇的工厂为满足的,须知道受残酷待遇的工人,其人数之多,是比那受好待遇的,要多过几千万倍。

  其次我们讲社会设施。所谓社会设施在劳动问题上并不指一般的恤贫的救济机关而言,而是特指办理劳工事业的机关而言。正确的讲来,这只有劳工区院,劳工学校,职业介绍所,社会保险局等,才是社会设施,而中国所举办的贫民借本处(上海),农村合作信用社(直隶),这与劳动问题是很少有直接关系的。医院同学校,我们这里不须详述,因为比较待遇好的工厂都附设有此两种机关;或者因为工厂已有此类机关的附设,所以在社会设施上我们反而少看见了。上海今年已有一所普及性的劳工医院似乎应当来替它宣传一下罢。职业介绍所,先要弄清楚,这不是荐头行,这是与工会很有关系的一点:凡工厂录用工人,须由该工厂工会负责介绍。假如有此一项,则职业介绍所的问题解决一半,因为该工会虽无实际上的介绍组织,而却包括了介绍的职分〔业〕同行为。余下来的就可归之社会设施的一般的职业介绍所中去了。中国的工会在这点上似乎还有问题,而社会的职业介绍所则又不普遍,有之,也是店员性质的介绍机关,而非介绍工人的。关于“社会保险”一项,假如容许我空发议论的时候,则我可以多写下两三千字;反之,要我举例证时,那就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我们的社会改良家,也同我一样的是白纸黑字,没有在中国创出一个例证来让我举——就是他们的例证也是翻出康门士(Commens)与安拙士(Andiews)的“劳动立法原理”的第八章来抄的“美国地的”例证。因此我们无疑的只好在这里抱歉一句,我们实在不能写出一个关于社会保险的字来。

  此外,有些属于社会设施的,但是不是对劳动者有直接福利的,我将不在此说及。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其他学术机关等。至于劳工行政的官僚机关,我也未将其列入社会设施。

  e.罢工

  “罢工”。这一个名词在资产阶级的新闻纸的宣传下面,。立刻会同“不祥”这个形容词发生关系。在他们的意见,顶好是没有罢工这回事,连罢工这两字都要不得。然而我们却以为这正是测量劳动阶级斗争的力量的尺度。我们且把他们的材料来供我们测量罢。在这里我们先得引用陈达的罢工分析之研究的成绩。下表为1918——1926年之历年罢工次数表:

  1918…………………… 25
  1919…………………… 66
  1920…………………… 46
  1921…………………… 49
  1922…………………… 91
  1923…………………… 47
  1924…………………… 56
  1925…………………… 183(合并五卅罢工,318)
  1926…………………… 535

  下表为1918——1926九年罢工原因分析表。

  1.经济压迫
    生活困难       75
    要求加资       444
    反对加租       27
    反对加捐       15
    反对减资       20
  2.工人待遇
  工作时间       20
  虐遇苛待       73
  变更工作情形     24
  反对雇主之方针    30
  反对工头       66
  赏金恤金酒资问题   18
  反对无故开除工人   36
  其他工人待遇问题   16
  3.群众运动
  表示爱国       189
  受新思潮影响     9
  4.组织工会权之要求   21
  5.与外界冲突      30
  6.同情罢工       22
  7.其他原因       57
  8.原因不明       41
          总计:1,232

  这个表的分析法。有许多是我所不能赞同的,就是说他的分析法是多少不正确的,但即就是表面论,已经可以看几点:(1)一千二百三十二次罢工中,“要求增加工资”一项就占有百分之三十六(36%)以上,这一点表示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准之低以及国内物价之增涨。(2)其次占百分之十五(15%)以上成分的罢工原因之属于政治性者的一百八十九次的,是有五卅的示威罢工在内。(3)除所谓“生活困难”一项含义不明(恐怕也有就是工资过低的缘故罢)外,这就是“苛待虐遇”的一项七十三次的了,这证明我们在以前说的“鞑打工人”的奴隶制度之残余的存在;并且这还可以与“反对工头”之六十六次的一项合并起来计算的。(我们知过〔道〕苛待虐遇之执行者多半是工头,而工头的地位又无疑的会把他养成资本家的忠实走狗,黄色工会的有力干部。)(4)在历年罢工的项数上,又表明由1918年至1925年的向上运动的形势,至1926年陡增至五百三十五次,几与上八年总计(697)相等,我们知道1926年是革命的一年,这许多的斗争必然是由革命所推动的,而且必然包含政治性。

  在最近的罢工材料上,我们尚无1929年的材料,我们所有的是1928年的,而且是仅限于上海的,我们摘要的抄录在下面:

  1928年上海120次罢工原因分析表:

  1.工资项
  要求加资          17
  反对减资           8
  其他             7
  2.工作时间项
  要求减时           4
  其他             4
  3.雇用或解雇项
  反对开除工人        19
  其他             5
  4.待遇项
  要求改良待遇        12
  其他            1
  5.反对厂规项        3
  6.对工作制度之要求改善项  6
  7.要来〔求〕承认或履行条件 17
  8.同情罢工         7
   9.其他          15
  总计:120

  从这个表上,我们看见“要求增加工资”是十七次,“反对开除工人”是十八次,“要求改良待遇”是十二次,“要求承认或履行条件”是十七次。这来与上表一比较,就显然“增加工资”的要求与“改良待遇”的要求之在罢工原因上是占重要的成分,这是无可疑惑的。不过1928年的罢工原因中,另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是以前没有的,这就是“反对开除工人”的原因与“要求承认或履行条件”的原因。这两个1928年罢工原因的特点,说明这一年中(或者说近几年来)的资本家的对劳动者的攻势。

  本表取自“上海特别市十七年罢工条件之分析”,在分析法上,我们显见得本表较陈达的制表为正确些。虽然本表亦还不是没有缺点。

  在罢工分析上,除了次数与原因之外,还应当分析人数,罢工日数及损失日数,罢工结果(失败或胜利,或妥协)等,从这些分析上还可以看出许多关于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质出来。譬如罢工之地理的分布是历年来都以上海为最多;罢工之产业部门,是以日用品业为最多,交通运输业次之(以陈达材料之分析);而上海之罢工产业部门则以纺织业为最多,交通运输次之;而上海纺织业之罢工,又以日本纱厂之次数为最多。从这些上面,我们只要细心的来对每个罢工统计,加以严密的考察,就能够得到中国罢工的许多特质,因此我才能下正确的推论。这些分析,恕我这一个短篇不能够将它容纳进去。

  此外尚有所谓劳资争议(就是没有酿成正式罢工的一种劳资间的斗争),这里也无法述及。更有在工会法中的最〈重〉要的一项“罢工权”这里也将其搁置不论,在讲关于“劳动法”一节的时候,再为论及。

  1.失业

  失业,这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上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同样也是为帝国主义所掠夺的殖民地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它在劳动问题上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它也非在劳动问题上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但是我们的劳动问题专家如陈达,乃竟在一部数十万言的大著中,一字不提,轻轻地就把“中国的失业问题”抹煞了。这是非学者的度态,我要说。中国并不因为专家们不写“失业”两字,就连“失业”的事实都没有了,有的,必然的有的。

  至于留心到这个问题的“民鸣月刊”的“中国失业问题之研究及其救济之方法”,那它的观念又却非常的模糊与混乱,不能够抓着这问题的根本所在,只是皮相的触着一点而已——这是受改良主义的教养者的通病。因为他没有能力来深入这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敢深入这个问题,因为深入的结果,必然使他战栗,那“革命”的到来,而在他的观念上是早萦绕着“改良”,“改良”再“改良”的。这篇东西,我没有时间同地位来在本文中展开我的驳论,只好把这个机会交给将来;但是在下文或者会有指摘到的地方,特不能够系统化罢了。

  关于中国的失业,我们应当分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农村失业,一方面是工业失业。我们先讲第一方面。农村失业这在中国是没有统计可考的,我们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的数字,但是我们看见中国近年来的各省灾民人数如下:

陕西56,559,155
甘肃4,854,905
河南11,002,000
河北10,062,500
山东3,720,000
山西480,000
绥远406,000
察哈尔1,200,000
江苏208,350
广东245,000
湖南4,630,000
湖北500,400
浙江200,000
江西6,520,000
总计56,559,155

  我们就总可以给出一个概念,说这是中国农村失业者之最低限度的数字。但是就已经不少了啊!但是这种灾民所受的灾害,与其说是天灾,毋宁归诸人祸。这种人祸一般的是说的内战,重税,地主剥削等,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自然,我们不否认这些是形成灾荒的原因,但那是次要的原因,虽然说是次要,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也并不因之而减轻)。根本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之经济剥削,因此引致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农村失业乃是这个崩溃过程中的必有的现象。关于这一点的论证,在本期上论中国土地问题及农村问题的著作中,有详细的叙说,这里不及赘言。所以在表现上,遂有若干若干的灾民,若干若干的盗匪,若干若干的向城市的移民与向东三省的移民(东三省之吸收移民,只因为东三省经济是殖民地经济之另一方式,同样,这里也不能展开这问题),有些灾民,盗匪与移民,构成这庞大的农村失业军,假如李夫的报告(1926)是较为正确的时候,则中国失此者之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余万的失业者中,至少有一万万是农村失业者。这一万万农村失业者,都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之恩惠。

  在工业失业这方面,我们举出两个要点来讲。同样的,工业失业之一般的统计我们还是没有的,然而零碎的失业记载,失业数字以及失业斗争,这在新闻纸上是随时可以见得到的。自然我们所注意的是失业的原因。(一)据本年上海社会局的发表上海失业者之最多数的原因是因为工厂主的开除而失业的;(二)其他的失业是因为工厂关闭(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民族工业之失败,显然是帝国主义商品之竞争有很重大的作用。从这两点上,我们了解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之尖锐,因为只有劳动阶级最活跃的斗争,资本家才取得严厉的反攻形势,大批的开除工人。他方面,工业失业也是与农村失业一样,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形式是发生着无上的影响。

  我们对于失业的讨论,概略的以此为止。自然其他的问题,如失业者人数,失业救济(社会保险之一的失业保险),失业与人口出生的关系,失业之季节影响等,也是在失业问题应当提到的,但是限于篇幅,不能把它们展开来。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失业,在劳动问题上是不必讨论及叙述的。

  g.劳动法

  劳动法原理的讲来,中国的法学家是把美国康门司与安拙世的《劳动立法原理》奉为圭臬的,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已经译印了它的三分之二的《失业问题》,《最低工资立法之要义》,《劳工立法大意》,《工作时间》,《工厂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的六章,其他关于劳动法的著作,据我所知的,有樊弘的《劳动立法原理》,孙绍康的《劳动法》,李剑华的《劳动问题与劳动法》。这四部著作,都是一致的,一致的以保卫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为目的。康安二氏的那部合著,是美国人为美国做的,这里用不著批评;樊弘的著书即是以前书为蓝本的,一点也没有触到中国的劳动立法,这也可以同样的把它当成美国著作看待,孙绍康的著书是交通大学的讲义。以著者的教师的巴黎大学的教授等的讲义为蓝本的,一百一十八页的簿册,就有一百零四页是讲的法国的劳动法,只有由一百零五页至一百一十二页的“八”足页上,讲“中国劳动法之现状”,然而又除了抄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十三年编的“法令大全”之两个条例之外,一点也没有甚么,这真是一本祸铅灾竹的书,我们又只好把它当成法国著作看待。李剑华的著书不是单纯的劳动法的著作,而是将它同劳动运动连系着来讨论的,这里也就没有批评的必要。

  因此,在劳动法的理论上,或者不容我们不参考外国著作的意见,但是在劳动立法的实例上,在中国劳动法之过去与现在的史迹上,中国人还得要有一部“中国劳动法”的著作。这个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

  现在我们应该讲到劳动法的本身来了。

  中国之有劳动法是最近几年的事,以前在1912年,我袁大总统颁行的“新刑律”上,其第二编第十章第二百十四条云:“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聚众为强暴胁迫或将为首者,依第一百六十四条至一百六十七条之例处断(骚扰罪)”。这就是“中国劳动立法”的第一章。

  这还不够,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上,其第二十二条云,“警察官吏对于劳动工人之聚集,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禁止之:(一)同盟解雇之诱惑及煽动;(二)同盟罢业之诱惑及煽动;(三)强索报酬之诱惑及煽动;(四)扰乱安宁秩序之诱惑及煽动;(五)妨害善良风俗之诱惑及动〔煽〕动。”这又是“中国劳动立法”的第二章。

  今年1930年,我们也恭读了好几种表面上比较进步的劳动法如工会法等,条文中再没有上项的规定了,罢工是合法的了。(虽然公众企业还是例外),然而这又有甚么用处呢,现在的罢工者不仅处徒刑,拘役而已,还加上就地枪决,其实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因此我们欢喜于中国劳动立法的进步之余,我们势非对法律的本质加以明确的认识不可。简单的讲来,法律是一阶级压迫另一阶级之成文的工具。因此劳动法也不是例外,而况中国在执行法律上是以实际为标准的,就令有劳动法的公布,但并不一定照劳动法来执行,而是另有实际的处决。罢工在法律上是合法的,而实际上却变为违法的行动,我们只须看各地的戒严令之禁止罢工就可以知道。所以,第一层劳动法并不是本身就有利于劳动者的;第二层,就算有了劳动法,也并不见就会如法执行。现在,第二层是不须乎讲的。关于劳动法本身,除了上引之两节已成为劳动立法史之材料而外,工会法,工厂法都是有现行法令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们自然要从弟〔第〕一层意义去认识它的。

  劳动法主体上是以工会法与工厂法两者来构成的,其他关于劳动的法令,都是次要的。所以我在下文只主要的讨论这两个法令的内容所应得注意之点。我没有时间同地位来比较批评这几年中之已公布的,未公布的,或私人意见的那些劳动法令或关于劳动法的文字。但是我们且将所知的纪录于下,以备愿意做这个比较批评的工作者的参考。

  1.工人协会法草案(1923北京总统府)
  2.工会条例(1924.11.广州大元帅府)
  3.工会条例草案(1925北京农商部)
  4.工会条例草案(1925北京交通部)
  5.工会条例草案(1925.6.上海总工会)
  6.工会条例,工厂条例建议(1927北京陈达)
  7.工会法(1929.10.21.南京国民政府)
  8.暂行工厂通则(1923.8.29北京农商部)
  9.湖北临时工厂条例(1926湖北政务委员会)
  10. 陕甘区域临时劳动法(1927西北军)
  11. 工厂法草案(1927.4广东农工厅)
  12. 工厂条例(7.1927.10.27.北京张作霖政府)
  13. 工厂法草案(1929.1.25.南京工商部)
  14. 劳工卫生意见书(1929.5.13南京卫生部)
  15. 工厂法规定盈余分配之辩论(1929上海朱懋证,潘序伦,徐永祚,贺维,王迺文,胡善恒等。)

  关于这一个搜集,当然还不完备。现在我们进行我们要讨论的两个项目。

  工会法,这自然是承认劳动组织而加以合法管理的一个规定的法令。在内容上,承认罢工权这是现在不须乎讨论的事,但是罢工权的范围却是非确定不可的。现行法上,就是把公企业与私企业分开的,就是说执役于公企业的工人不能罢工。我很奇怪这一主张者的意见,为甚么一个工人一旦执役于公企业就被剥夺了他的罢工权。如说公企业是为公众的。一罢工就影响公众生活。但为甚么企业又照私企业一样的谋利,邮,电,水,车是大加价而特加价,这就不影响公众生活吗?总之,我们反对公企业私企业之分,工会法要确立“本法适用于各项公私业之工人”的一项。其次是代表权问题。工会,既是劳动者以过去的斗争换得来的组织,它争取组织工会权的时候,就是以工会代表劳动者为最大目的的,所以说工会有代表该组织的工人的全权,这是没有疑义的。这是两个最为重大的工会法之根本点,假如对这两项稍有限制,那就完全证明我上面所说的第一层,劳动法本身并不就是有利于劳动者的。

  工厂法之内容,应该有下列几点的确定。第一,童工年龄至低为十四岁。第二,女工产前产后两个月之休假工资照给。第三,女工童工不作夜工。第四,八小时劳动制。第五,最低工资的规定。第五,工厂卫生设备与安全设备之完全举办。第六,规定社会保险。这是最低限度的根本的几点。

  总之,法律要与执行一致,才有法律的效用,然而这在中国是很难的,除了封建残余势力的命令代法律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外资工厂之未必守法,因为它是掠夺贱价劳动为职志的。因此我在“中国劳动状况一般”的最后的本节上。特为注明,就是目前中国劳动状况实际上与北洋军阀时代是相差无几,特表面上的改善,就是法律条文上的改善,是有一些的。

3 中国劳动运动与中国革命


  在上文中,已经费了许多笔墨来描画中国劳动状况的轮廓,但是那无疑的是不充分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加进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后,加速变的膨胀,同时也就形成并发展了近代的产业劳动军,并且因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封建关系的剥削,与土著资本家之挣扎的三重的压在中国劳动者的身上,使中国劳动者不得不加强反抗斗争,如此其繁复的中国劳动者的地位,以上文之概念的说明,自然嫌其简涩。而且“中国劳动运动”的一项目,也根本就没有接触到,所以不得不单独想提出来,在这里加以论究。

  中国的劳动运动,虽然时间甚短,(一般的从五四起确切的应从中国有新式工业的那一天起,即是以鸦片战争之日起,)但是中国劳动运动的内容之丰富,较之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有过之无不及。关于这些运动的历程,我们希望有一部巨大而正确的中国劳动史来加以记述。我在这里所能为力的,只是说明劳动运动的根本力量与其对革命之关系的两点而已。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他自身,但并没有废业〔弃〕社会阶级的对立,只不过把阶级的对立弄简单了罢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生出的一天,就同时生出了它的敌对者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出,是以帝国主义冲破满洲皇帝的长城,改变中国的生产方法那一天起的。于是阶级斗争的形态,必然是使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要在“夹攻”中,但是社会进化的定律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最后的一个阶级)的力量的增大,必然转变无产阶级的原始的自然生长的斗争为近代的目的意识的斗争。中国劳动运动,一样的同世界各国的通例相符合,头一步总是拉德党式(Luddist)的斗争方法,毁灭机器。上海至吴淞的一段的铁路,就是受难过的,1929年的杭州还有人力车夫击毁汽车的事件,这是一点没有甚么可以奇怪的。只因为一种生产方式代替了另一种生产方式,前一种生产方式的推行,无疑的危害了后一种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这个表现是属于手工业时代进至机器工业时代之一种劳动运动。中国是经过这个阶段的。

  新的生产方式之无可抵抗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只有加入这个生产方式,才能得到生存,也因为这个生产方式,才聚集了成千成万的劳动者于一处而组织化了他们,纪律化了他们。这是近代产业劳动者的组织形成的基础。这时斗争的力量,不能靠单独者的个人,而是视乎有组织的群众了,就令那时的劳动者没有组织意识,而组织却事实的存在了。自然,这一时期的斗争还不免是自然生长的所异于前者仅是他们有了无形的组织。中国劳动运动在这一时期中,是没有甚么伟大的史迹的。

  我们所要述的劳动运动是正式的由五四运动起,以前都是中国劳动运动史的序论。我们之把五四运动作为第一章,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劳动阶级之阶级觉醒的第一次,它是目的意识的劳动运动的第一次。我们看见的,它的发祥地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它的第一次流血斗争是二七。我们从罢工分析上,固然知道中国的劳动斗争是不离乎经济斗争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斗争的内容,都有政治斗争的质分,而且惟其是政治斗争,非从经济斗争出发不可。在本文的前段我们已经说明中国劳动阶级的地位是处在帝国主义的剥削的下面的,封建势力受着帝国主义的卵翼还有它的社会作用,民族资产阶级是在脆弱的发展状态中,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不可免的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运动,异其性质,就是说中国劳动阶级有三重任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的劳动斗争,一开始就必然趋向政治斗争的前途。

  自然这一斗争是经过两个阶级的,首先是争自己阶级的生存权,其次是争民族的生存权。我们知道中国的立法,对劳动阶级是未尝赋与一般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权的,如上章所引证之“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那都是极显明的举例,亦犹之乎各国劳动运动史的史迹一样,劳动者最初没有“结社集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又是经过许多流血斗争才能够获得的。所以京汉路的二七斗争就是争取“集会自由”的斗争,并且续后的许多斗争中,也是以争取这个结社集会为其主要内容的。我们说,一直到现在,这个斗争的任务都还未完了,工会之遭封闭,不仅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拿手好戏,这是周知的事体,工会法之许多严厉的限制以及其没有实效的执行,这也是显然的事体。不过我们所说的最初阶段,是那时完全禁止工会的存在,所以第一步就要争得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现在,工会是可以组织的,组〔但〕是前提是要作政府党的走狗,才能活动,所以现阶段的斗争是在工会之行动自由的争取。但是历史果与中国劳动阶级的不仅是自己阶级的任务,而且有民族的在〔任〕务,所以在另一阶段上,它不得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作战,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这样一个阶段,在西欧各国的劳动运动史上,也不乏实例的,特〔但〕它们的共同作战是仅在于反封建势力而已。但是这里必然有一个结果,就是那代表民主势力的资产阶级,要中途反叛。因此而劳动阶级要遭受一个很严重的惨败。中国的1927年颇类似德国的1848年。

  中国劳动阶级的现运动,必然要继续自己阶级的生存权的争取,这是毫无疑义的,其对于第二项任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的任务,必然加紧起来,不惟不要同那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去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而且要把资产阶级作为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同样的敌人去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而投降了它的敌人,因此它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中国劳动阶级的敌人。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一般的世界劳动运动)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的小范围里,只有经济主义者才有如此的主张,而必然要扩大它的斗争到政治领域里去。只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国革命”的目标,而在这里又只有劳动阶级是这个革命中的“主力军”,中国劳动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如此其密切!中国劳动阶级现在只有不踌躇的担负起历史所课给它的三重任务,而英勇的去完成它们,也只有这样,中国劳动阶级才能说有劳动运动,除此之外,中国劳动阶级更没有甚么劳动运动可言了。

  我们从上文已经看见,中国劳动运动已经经过拉德党式的运动,经过争取劳动组织的运动,经过与民主势力的资产阶级联盟的运动,现在是最后的阶段了,它应领导贫苦农民来以鲜血写中国劳动运动史之最伟大的一章了。自然,我们不是说拉德党式的运动会绝迹了,自发的还是会有的;劳动组织之争取与其他经济斗争不需要了,极端的需要的,但是须得同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劳动阶级的同盟者没有了,有的,特〔但〕那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更民主的贫苦农民而已。

  关于中国劳动运动的经过的阶段及目前的形势,以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已概略的如上所说,以下我们进行对中国无产阶级之另一方面的考察。

4 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


  “改良欤?革命欤?”,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歧途,但是在这个歧途上,无产阶级必然只有择抉一条路,并且要立刻择抉,莫有畴躇的时间。可是问题不一定如此简单,因为同时还要看改良主义与革命间之斗争的胜负的决定,就是说看谁个能夺取广大的劳动群众到它的一方面来。在上一章中,我们已指明劳动阶级所负之使命,只要坚决的战斗,就能够完成,反之,也就是说改良主义是一条死路。但是改良主义这东西是有在中国发展之企图的,我们只有揭破劳动者对改良主义之幻想那仅不过是一个幻想,我们才能夺取广大的劳动群众,站在革命的一边来。

  那吗,改良主义是如何的在幻想着?

  我听见一个朋友讲过一句话,说“改良主义是个鬼”,这在中国是非常的确切,因为改良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可能的前途,或者说简直没有这个东西,但有被幻想,以为它将要了不得,这个“改良主义非一个鬼”而何!鬼,并没有这东西,只是随处被人幻想着而已。

  1929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国就来了这样一个法国鬼,北至北京,南至广州散布它的福音,无识的中国的智识分子,政府官僚,工会官僚都很很的把它捧了一下,那就是国际劳工局长多玛。这个家伙在中国的行径,我们把去年的各日报翻一遍,可以把它的鬼脸在这里露一下给我们的读者看。在北京,它说:“愿尽力使劳工法通行于中国租界”;“本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正与白(崇禧)同”;“先谋生产,再言分配”;“白氏(崇禧)之主张与毅力,为新时代人物所不可多得”;在汉口,他对李宗仁说:“各国对三民主义有相当认识,且有实行者”;又说:“国际劳工局即尊重各国主权解除一切障碍的机关”;“中国在外交方面应取友谊信用态度”;于是它到了南京,进谒党国要人,“商量合作办法”(多玛与记者语);一路上到了上海,转往日本,折至广州,我也不多写了,横直它的福音就是那一套。多玛之来中国,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国际上的改良主义者(多玛是第二国际的人物)企图在国际劳工局的号召之下,影响中国的劳动运动,这无耻的是帝国主义的乘隙而入的办法,想以温和派劳动运动来延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生命,多玛是不迟疑担负起了这个责任。其次,中国革命失败之后,革命的劳动运动一时沉寂下去,国内反动势力企图借国际上的改良主义者的幌子,来在劳动阶级中增强它的影响,以便更能够获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所以多玛来了,中国的党国要人都欢迎它了,根本上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南京已有国际劳工局的中国分局了,可见这个鬼倒象煞有介事呢。

  国内呢,改良主义的声浪是有的,但完完全全我看不出一点儿改良主义的成绩,工厂经理见着工人照呼一下,那就算改良主义吗?不是的,反之,改坏主义却盛行得很,每天的报纸上都供给我们以丰富的材料。因为我们知道,在殖民地的改良主义,是有两个意义,第一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让步,第二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让步,即我们称之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在第一意义上,我们不必多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让步在那里,只有王正廷才晓得。至于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让步,我们不能以为那就是一二劳动行政机关的添设,生活费指数表,工资指数表的编制。最低限度要指证给我们看,工资,增加了;失业,减少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反之,那还在降低工资,增加失业,罢工频繁的时候,则我们只有说那是改良主义。所以,谁人承认有了甚么改良主义,那谁人就是见了鬼。现在我们的任务就在告诉中国劳动阶级,要它明白在帝国主义掠夺下的殖民地中国,是不会有这个鬼的。自然,我们不能够否认中国劳动阶级中现在还有这个鬼在。这就是中国的黄色工会还多少有它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的基础,据我的考察,不是存在于经济之上而是存在于政治之上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德,法,日本等国,它的改良主义的基础,无疑是建筑在殖民地上的,就是它从向殖民地的掠夺的剩余价值中,多少的(几百万万分之一)给出一点来收买工会官僚,改善熟练劳动者的生活,这就很足以遂行它的改良主义的意愿了。但是在中国不然,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惟没有殖民地剥削的分润,而且它正是殖民地的被剥削者,帝国主义剥削之于前,土著资本家掠夺之于后,试问象这样的中国劳动阶级的地位,改良主义会从甚么地方发生出来。所以我们的,假如在中国劳动阶级中有改良主义这个鬼的时候,它的基础必然不存在于经济之上,而是存在于政治之上。我的意思是:帝国主义同国内的反动势力,为要觅得它们的稳定的掠夺的地位,它们必然要镇压着劳动阶级,以便利它们的掠夺,然而残酷的镇压,是包含着危机的,所以只好以政治力量的,卵翼一部分劳动阶级的叛逆,形成黄色工会的组织来作它们的走狗,帝国主义同国内反动的半封建资产阶级,这样经过它们更残酷的剥削了中国劳动阶级。国际的,多玛来散布了改良主义的福音(中国的无聊的智识分子,只不过是这传道者的应声虫),国内的,黄色工会散布了改良主义的福音,于是乎改良主义真成了一个鬼,随处都撞着它。但是要问它的真情实状时,谁也说不出来,至多亦不过是“想当然耳”的信口开〈河〉罢了。

  我们从国际国内来分析了改良主义的起因,估计了改良主义的现状,说明了改良主义之存在的基础,这无疑的我们要结论到中国没有改良主义,至少没有改良主义之前途。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只有随时揭发改良主义在劳动阶级运动中的虚伪与叛逆,我们才能够加强在劳动阶级中的革命的影响,我们才能够最后把这个鬼收服在革命的葫芦中,使它化成一杯臭水。

  “改良欤?革命欤?”中国无产阶级在这时候已经用不着再向它们玩“?”号了。

5 中国劳动问题之解决


  我们在上文中虽然已经讲到了中国劳动问题的各方面,但是在问题同论证的展开上,那是异常的不充分的。我们在这里可是不得不把它结束了,因为至少这主体的论题,是已经分别地接触了的,就是无论怎样,我们总该了解了我们上述的四点:(一)中国劳动问题的根本特质;(二)中国劳动状况一般;(三)中国劳动运动与中国革命;(四)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现在就根据上述的四点来追求我们的结论罢。

  关于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意见,虽然很多,但是在这里我不能列举出来,一一的加以说明或批判,主要的我只把陈达的解决办法作为代表,就够了。他的意见可简单的列为一表:

  解决方法消极—生育限制积极治标—给出谋生机会(如兴工业)治本1调查生活费,研究生活状况2改善工作条件3实行养家制度4合作制度,失业保险,科学管理

  这样的解决法,我不知在中国的效果会怎样,据我的意见,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积极方面,那无疑的是莫有缺点的在进行着,譬如兴工业,它们的工业真已兴的太过了的;其次关于调查生活费,研究生活状况,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养家制度,合作制度,失业保险,科学管理等,这它们也是以最大努力来进行的,然而据我们所听见的,那些国家还是有着劳动问题,而且还此[比]中国闹得凶,如罢工,如失业,这简直还是它们目前极急燥着的问题,并不因为它们有了那么多的办法,就把劳动问题解决了。或者那还是劳动人口的生殖率太速了罢,所以就有了那么多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陈达唯一遁词只有这一点。这样的意见,我们只有说那简直百分之百的是资产阶级学者意见,连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意见,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意见底气味都没有。(革命,那更是要极端的避免的。)至少,社会改良主义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承认资本主义的罪恶,而陈达却十分地满足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完善。因此,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自称为是很客观的,而实际上其主观的成分几乎充满这结论的一笔一划。

  要把这些办法引用到中国来,只须我们客观的(这才是客观的!)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经济作一个严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不可能性出来。第一项,振兴工业,谁也不反对,但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一天没有振兴工业的可能;反之,中国的已存在的工业还要遭受不可免的崩溃。中国所有的工业只不过是轻工业的纺织,面粉,烟草等,在纺织上英日合计已超过中国的锭数,面粉进口的增加我们从海关册上去检查得出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经闭厂(有人说是卖给英美公司了);甚至于食品的茶与半制品的丝的出口,近年来都已大为减色,现在占第一位出口的“豆”,那完全是农产物,这些都是很显明的事实。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惠〔想〕既不伤及帝国主义的毫末,而又要振兴工业。好伟大的幻想!同时在国内方面,假如没有机制品的要求,即是说没有对较高级生产的机制品的购买力为前提,那振兴工业也是笑话,难道中国的工业品还可以觅得海外的贩卖市场吗。然则这购买力存在于甚么地方呢,那决不是要购买奢侈品的少数富人,而必然是购买必需品的广大的农民与工人,现在农村经济是经受着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来的崩溃,工人的工资在实际工资的水准之下不知若干点,试问这刺戟〔激〕工业之振兴的购买力在那里!因此,要以兴工业来谋吸收多量的劳动者及以余利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这个前提完全是错误的。

  至于第二项的治本办法,那虽然是社会政策之最初步的办法(陈达自诩为是治本的办法!),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的可怜的资产阶级,自然会进行一两件,但是那一到实际问题上,必然会没有结果。调查了生活费,研究了生活状况,是不是就会照生活费的增加来增加表面工资到实际工资的水准呢?改善工品条件,直〔值〕的吗;实行养家制度,工资却不会增加,还要替工人养家的只有陈达才如此一向情愿!合作制度?失业保险?中国的资产阶级梦也没有梦到那上面去。科学管理,这倒不须说得,更进一步的掠夺,资产阶级早就知道了。就令你要这一样办,帝国主义的工业却不高兴,因为主体上它贪图的就是殖民地的贱价劳动力,而且它还要以政治力量来更残酷的进行这一剥削,在殖民地谈社会改良,这不是帝国主义的本色。我不知道中国的温情的劳动问题的专家们,在计划着如何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已经明白的讲过,帝国主义要剥削中国的劳动者,中国土著资本家更要剥削中国劳动者。与虎谋皮,这不容易的事啊!

  现在,生育限制的法宝再祭起一次。这个法宝的功效如何呢,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说的,从许多的著作上(中国没有实际统计,但我相信陈达也举不出实际统计来,证明中国人口之可怕的增加率),知道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固然很大,然而死亡率也就不小,出生与死亡是否可以恰相抵消,这无从说起,但是,这样就使中国的人口总额没有多大的变动,这是可以相信的,因此限制生育的法宝在这里就用不着。陈达应该先拿出中国人口之实际增加率的证明来,否则,陈达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口就是如此都已经太多了,但是也用不着限制生育,请陈达写一篇“张献忠主义宣传大纲”就得了。

  可怜的中国资产阶级,只教养了这样的御用学者出来。

  那吗。我们提出怎样的中国劳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呢?只有是: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这自然是“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总方案,中国民族解放之总方案,但是除了这个,我们不能提出甚么零碎的办法,说是那会适用于某一问题的。因为每个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除了“帝国主义”,更没有甚么,假如我们不在这个症结上求解决,而只是琐碎的,支节的提出这样那样的办法,自然不能说它不是办法,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会有人想今天竟自有人说解决中国劳动问题要打倒帝国主义,何其牛头不对马嘴,或小题大做之甚耶!那也只好由他去。“历史是裁判官”,它终竟会证明中国的劳动问题是用甚么来解决的。

6 赘言


  中国劳动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是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颇为明显的。中国劳动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劳动问题必得从中国革命这个视角来了解,也就不得不从打倒帝国主义这上面来求解决。这个成为本文的主体内容,但是为篇幅及时间所困,我没有把许多的论证展开的十分显豁,更把许多极有关系的问题,也无法可想的舍弃了,简直没有接触到。关于论证的不充分方面,我在本文中随处提到,所幸的在大体上已将每个问题的骨干都竖立起来了,这或者不是十分正确的方法,但是在真正认识中国劳动问题这一点上,出以完全不同于资底阶级(原书如此,可能为“资产阶级”——录入者)学者对劳动问题之研究上所采取的度态,不躲闪的站着中国革命的立场,这样一种对中国劳动问题的解说,虽然缺乏较为展开的论证,亦将不失掉它解说的本身的意义,自然,我们不能即以此为满足。关于没有接触到的问题,如产业工人与农村劳动者的关系,如劳动组织的工会,如中国劳动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关系的这许多重大问题,都没有涉及,其他较次义的问题,在本文中没有论到的,更不胜指数,这不可解释的成为本文的最大缺点;关于它们,只有给我以往后的机会来加以补充了。但是,我自己还知道,我在本文中所下的推论,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的纠正是期待着,在这里,我不过是作出讨论中国劳动问题的许多提案罢了。

  17,4,1930[1]

(录自《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





[1] 脱稿时间在刊物出版时间之后,显然有误,但无从考查,保留原样。——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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