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八节 《国际歌》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要谈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影响，是不能不谈到《国际歌》的。在中国，《国际歌》早已是一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歌曲。这支从巴黎公社的悲壮结局中诞生的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从传播到中国的时候起，便以它的特殊的感染力，震荡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心。它跨越了中国革命各个阶段，响彻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唤起人们的觉悟，激励人们去战斗，伴随着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国际歌》是在本世纪2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来的。[1]当时，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和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把《国际歌》翻译介绍过来。1920年11月，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办的《华工旬刊》上，便刊登了《国际歌》的三段中文歌词，题为《劳动国际歌》，这可以算是《国际歌》最早的译稿之一。
　　到苏联学习和工作的革命者，也十分热心地把《国际歌》加以翻译介绍。瞿秋白也许是其中最早的《国际歌》译者。瞿秋白的一位侄子不久前曾对他的叔父翻译和教唱《国际歌》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回忆：
　　“我还记得当年学唱《国际歌》的情形。那次，《国际歌》的歌页，也是大叔亲手复写的。和往常不同，歌页上的词曲排成三行。第一行，是秋白大叔根据五线谱译成的简谱。第二行，是秋白大叔根据法文原文译成的中文。时隔六十年，歌词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的歌词是文言文，歌词中的‘安特那雄奈尔’一词未做意译，用法语音译入乐。第三行是法文歌词原文。秋白大叔在教我们唱《国际歌》时，曾经告诉我们，这支歌是他在莫斯科时根据法文原版书中的歌词直接译成中文的。”[2]
　　这段回忆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者何等地热心传播《国际歌》。象当时传播革命理论一样，革命者往往是从自己的亲人、挚友这个圈子内开始。按瞿秋白在苏联的时间推算，他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只能是在1920—1922年之间，因为他在1923年1月就回国了。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在当时并非唯一的。在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刊登了译自俄文的《国际歌》，但用的标题却是《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瞿秋白用文言翻译、附法文原文对照、并且已配曲能唱的《国际歌》，是很有意思的。但它并没有流传开来。现在的《国际歌》歌词最早是由肖三在1923年翻译的，这个用通顺、精炼的白话文译成的作品，更适合于配曲，因而很快便为群众所接受，《国际歌》也就在中国广大革命群众中传唱开了。
　　《国际歌》在介绍到中国以后，之所以能够很快就流传开来，主要是由于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种革命环境。当时是大唱特唱革命歌曲的时期，《国际歌》的歌声，鼓舞着千百万革命群众的斗志。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不久，《工人之路》便把《国际歌》歌词刊登出来[3]，在这场坚持了一年又四个月的罢工斗争中，《国际歌》和其他革命歌曲给罢工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在1926年广东各界隆重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的大会上，出现了1万多名与会群众冒着倾盆大雨，“高呼巴黎公社万岁”，“高唱《国际歌》”的动人的场面。[4]为了迎接这次纪念活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还专门印发了《国际歌》歌篇。在当时广东省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地区，连孩子们都学会了唱《国际歌》。在北伐战争期间，北伐军所到之处，《国际歌》就在广大工人、农民中传唱，当时的“北伐军宣传鼓动队”（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随军到城镇、乡村教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等，一时城乡的儿童和工农群众都会唱了。北伐军攻克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时，广大工人、学生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高唱着《国际歌》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5]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随着《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广泛深入流传，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农兵歌咏运动的高潮。为了适应这个歌咏运动的需要，中国青年社于1926年11月出版了由李求实同志主编的《革命歌集》，其中收录革命歌曲10余首，第一首就是《国际歌》，这是我国出版得最早的一本革命歌曲集。
　　然而，《国际歌》对于强烈要求解放的中国革命人民来说，其意义不仅是一首动人心弦的革命歌曲，而更重要的是它的歌词深入浅出地道出了革命的真理，对于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树立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特别是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在他们刚接触革命理论时，《国际歌》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往往比大篇革命理论文章要有效得多。因此，《国际歌》在当时也就成为培训工农干部的绝好教材。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便把《国际歌》印发给学员，作为重要的教材。[6]
　　在当时国民革命军力量没有到达的北方诸省，在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下，唱《国际歌》是要被逮捕和杀头的。“革命者只能在暗中偷偷学唱，秘密流传。”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就亲自教唱过《国际歌》。有一次，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并且说，“不能唱得声音太高了，叫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是会把我们捉起来的！”[7]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尽管在白色的恐怖下，《国际歌》的音符仍然跳跃在中国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在阴森的监狱和血腥的刑场上，人们慷慨激昂地高唱着它；在肃穆庄严的秘密集会上，人们低声地吟唱着它。《国际歌》的歌声不胫而走，激励着一颗又一颗誓为明天的胜利而战斗的心灵。
　　当时《国际歌》究竟是怎样一点一滴在中国传播和发生影响的？关于这点，现在只能从人们留下的有限的回忆中找到痕迹。文学家唐弢，曾经生动地追忆了他本人如何在《国际歌》的影响下去了解巴黎公社、接受革命真理的过程。[8]在20年代末，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开始在上海接触到工人运动。他在一些小型的秘密的会议里，经常听到比他年长的工人低低地哼着一种“和当时流行的曲子完全不同”的曲子，引起他很大的好奇心，时而也学着哼哼。终于在一次为纪念“五一节”而秘密举行的晚间集会上，他第一次听到人们高声地唱出《国际歌》的歌词，使他“满腔的热血真的沸腾起来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支他平时跟着别人哼哼的歌曲竟“包含着如此令人激动的内容”。他才知道这个歌曲叫《国际歌》。经过打听，他知道它的作者是一位公社的诗人。沿着这条线索，他去寻找有关公社的材料，在1930年底弄到一本秘密发行的小册子《广州公社》。从那里了解到历史上还有一个巴黎公社，并且觉悟到“不分中国外国，东方西方，工人的血总是流向一个理想。”第二年的3月18日，为了纪念巴黎公社60周年，上海工人在街头举行飞行集会，在集会上他从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得到一本刚刚出版的左翼刊物，其中有介绍巴黎公社的材料，从中了解到《国际歌》的作者是欧仁·鲍狄埃。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他去探索巴黎公社的热情。在他后来所收集的材料中，使他最感满意的是威廉·西格尔的一本木刻集：《巴黎公社》。全书19幅木刻，不仅反映了巴黎公社的全过程，而且展现出马克思的《宣言》的发表和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爱唱《国际歌》，也爱读这本画册”他回忆说，因为《国际歌》的歌词虽然在“五月流血周”后创作出来，然而从中“找不出一丝失败的痕迹，一点儿恐惧的情绪，它只是积极地号召人们起来：战斗到明天”。
　　唐弢所作的细腻的描述，虽然只是反映革命的知识分子接受《国际歌》的影响的情况，但可以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国际歌》和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影响力量。
　　另一个动人的事例是革命音乐家聂耳，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公开演奏《国际歌》。1932年10月28日晚上，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举行游艺会为义勇军募捐，聂耳应邀表演小提琴独奏，他毅然选定《国际歌》作为自己演奏的曲子。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下他在演奏前的激动心情：“不论在洋车上、走道时，都在回旋着《L'internationale》的旋律，预备晚上独奏”。[9]
　　至于在当时已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人们在这里可以痛痛快快地高唱《国际歌》，而丝毫不必担惊受怕。《国际歌》在红军中广泛流传[10]，成为红军学习和宣传的好材料。在根据地的各种集会和喜庆场合上，都一再扬起《国际歌》的激昂歌声。《国际歌》的影响甚至传到苏区以外。“当时邻近根据地的边缘区或敌占区的群众都说：‘只要你会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起来》这三个歌，到根据地去，苏维埃政府会招待你吃饭，把你当成自己人’”。[11]《国际歌》给予当时正在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拼死搏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的力量，广大的红军战士高唱着《国际歌》去争取胜利的动人的历史场面，生动地记录在毛泽东的一首诗词中。在这首题为《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写道：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著名的词虽然写于1930年，但它却概括了《国际歌》对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深远影响。在长征过程中，《国际歌》伴随着广大红军官兵去胜利突围，去庆祝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去爬雪山过草地，去创造人间的种种奇迹；在抗日战争中，无论在前方和后方，《国际歌》都分担着人民的喜乐和哀伤[12]，不断点燃人们对胜利的希望；在解放战争中，《国际歌》鼓舞着中国人民去赢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伴随着他们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歌》仍然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1962年五一节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再次修改订正的《国际歌》中文译词和曲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把《国际歌》的歌声传向远方。
　　然而，在十年内乱时期，唱《国际歌》也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由于左倾错误的泛滥，“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尽管《国际歌》在这期间也被大力提倡和宣传，但在背后所隐藏的动机及其客观效果都与歌曲内容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满怀信心地从《国际歌》中汲取巨大的力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请看下面的记述：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13]
　　作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在当时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在他弥留在人世的片刻，仍然不忘通过《国际歌》来表达自己的崇高信仰，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那么，对于这位巨人来说，弥漫在中国上空的乌云的消失，难道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吗？
　　果然，仅仅过了10个月，万恶的“四人帮”便垮台了，人们又开怀唱起《国际歌》。[14]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春天，《国际歌》所包含的崇高理想，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今天，“我们的祖国在前进，我们的祖国发射出万丈光芒，在这光芒中震响着那个信念，那个理想，那个誓言，那个歌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国际歌》声在全世界飘扬回荡，无数人两眼闪闪发光，牢牢紧握双手，有着最深的恨、怀着最深的爱，如同潮水一浪接着一浪汹涌前进。人们一定把巴黎公社的歌声唱得更嘹亮”。[15]
　　总之，《国际歌》在中国已经扎根、开花、结果。这一歌声将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直到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



[1] 关于《国际歌》在中国的传播，过去已经有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请参看《〈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一书，天津艺术学院音乐理论组集体讨论（梁茂执笔），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

[2] 《大叔秋白生平琐记》，瞿重华口述，李风山整理，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58页。

[3] 见1925年7月12日《工人之路》第18期第4版。

[4] 见1926年3月19日《工人之路》。

[5] 见《〈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第103—104页。

[6] 以上材料参看《〈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第104—105页。

[7] 《〈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第105页。

[8] 唐弢：《两本小书，一段回忆——巴黎公社成立九十周年纪念》，载1961年3月17日《工人日报》。

[9] 参看《〈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第105页。《国际歌》对中国的进步音乐家的吸引力，还可以从人民音乐家洗星海对《国际歌》的介绍中看出。他于1939年11月在延安写的《民歌研究》中，热情赞颂《国际歌》和它的作曲者狄盖特，说他的曲子“充满着劳动的精神，成了全世界著名的阶级斗争的歌曲”。同上引书，第108页。

[10]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红军战士手抄的《国际歌》歌词，它是一位红军战士用毛笔抄在他的笔记本的第一页上。这份珍贵的文物生动地反映了《国际歌》对红军战士的深刻的感染力。

[11] 《〈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第107页。

[12] 晋察冀边区军民永远忘不了1940年5月1日这一天。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陵墓落成的日子，边区广大军民怀着悲痛的心情，高唱《国际歌》，参加陵墓的落成典礼。见《〈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第109页图。

[13] 高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载1986年1月4日《人民日报》。

[14] 1976年10月22日，新华社重新发表了《国际歌》等三首革命歌曲。

[15] 刘白羽：《巴黎公社的呼啸》，载1981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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