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三章 社会主义时期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和研究


　　社会主义时期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围绕着几次隆重的周年纪念活动出现的。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编译、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和资料；（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著作，其中包括我国第一部巴黎公社史；（三）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有关巴黎公社的理论问题；（四）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宣传和纪念巴黎公社，其中包括展览会、图片集、小说、戏剧等。
　　然而，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也一度使巴黎公社的宣传偏离了轨道，使巴黎公社史的研究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被粗暴地歪曲，用来推行左倾的错误。
　　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的指引下，才使巴黎公社史的研究重新出现新的面貌，这个阶段出现的成果，是建国以来任何阶段所不可比拟的。
　　但是，在巴黎公社史的研究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前，巴黎公社的优良革命传统，更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继承。

第一节 建国以来宣传和研究巴黎公社的概况


一、初期的成果
二、收货较大的时期
三、十年内乱时期
四、新时期的新进展


一、初期的成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也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在中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开展巴黎公社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宣传的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以及有关巴黎公社的史料和论著的翻译介绍日益增多，这一切都为巴黎公社史的宣传和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报刊上关于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的宣传活动，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有所中断。建国以后开始恢复。建国初期向全国人民首次大规模宣传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是在1951年3月18日即巴黎公社8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节日，《人民日报》、《长江日报》、《东北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了一批纪念文章。[1]这些文章在宣传介绍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同时，注意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在阐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时，强调了被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乃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东北日报》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同于当年的巴黎公社以及俄国的十月革命，但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假如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革命，要想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才能翻身，中国人民才能从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且有了共产党，将来中国才能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时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文章还联系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强调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认为“在中国这样拥有人口80%以上农民的国度里，若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面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任务。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加紧进行颠覆活动的情况下，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因此，在纪念巴黎公社80周年的时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重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的教训，也就很自然地被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长江日报》的纪念文章则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述，并列举了不少具体事例，来说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它指出：“在纪念巴黎公社八十周年的今天，一定要接受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失败经验，来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则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起到了向全国人民广泛宣传巴黎公社的意义的作用。文章最后指出：“我们纪念巴黎公社八十周年，要好好记取公社革命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让我们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紧密地与国际友人团结在一起，为打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奴役统治和在朝鲜的疯狂侵略，为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更美好的新社会而勇敢奋斗”。
　　从建国初期对巴黎公社的探讨和研究来看，一个突出的重点是如何认识并吸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当时围绕这个问题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从巴黎公社说到镇压反革命》[2]、《从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历史吸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者论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4]、《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5]、《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6]等等。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有些文章还就公社失败的原因展开争论。总的说来，当时的文章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十分强调巴黎公社专政不力的一面，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对于公社在贯彻民主制方面的经验则阐述得不够。
　　建国初期，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系统翻译出版，这对于深入研究巴黎公社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张闻天的译本），在50年代就曾印行两次。[7]此外，从5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批专门介绍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巴黎公社和支持公社的事业的文章，其中有：《马克思和巴黎公社》[8]，《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9]，《马克思论巴黎公社》[10]，《列宁论巴黎公社国家政权形式》[11]，以及《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12]等，这构成了当时对公社研究的另一类成果。
　　建国初期还出现了研究巴黎公社的其他一些文章和资料，包括：《有关巴黎公社的一些问题》[13]，《巴黎公社的文教措施》[14]、《巴黎公社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分界线》[15]，以及资料集《巴黎公社》[16]和《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7]，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对巴黎公社进行探索和介绍，有助于扩大对巴黎公社研究的领域。
　　在回顾50年代的成果时，还必须提到一批有关巴黎公社的文学译作、活动家传略和通俗读物。这些作品大都出现在50年代后期，其中有《巴黎公社》[18]，《巴黎公社诗选》[19]，《巴黎公社的日子》[20]、《七十二天》[21]、《<国际歌>歌词的作者鲍狄埃》[22]、《杰出的巴黎公社活动家瓦尔连》[23]，《巴黎公社英雄赞读卢利耶的<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24]，等等。这些作品热情地歌颂和形象地介绍了巴黎公社及其活动家的事迹，对于公社史的宣传和普及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收获较大的时期


　　在50年代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60年代初迎来了巴黎公社90周年。围绕着巴黎公社90周年纪念活动而出现的学术成果，是很丰硕的。当时，在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次纪念、学习、宣传巴黎公社的高潮。1961年3月17日，首都学术界人士举行隆重集会[25]，纪念这个伟大节日。邮电部还发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套纪念巴黎公社的邮票。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会由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主持，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作了题为《巴黎公社必将遍布全世界》的发言[26]，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不朽贡献，认为“巴黎公社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为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争取革命胜利的历史”，指出“中国革命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并且作了论证。在这次集会上，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发言中强调要发扬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他说：“纪念巴黎公社，特别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学习和发扬巴黎公社先烈们的革命热情、革命气概、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学术界的其他知名人士也在会上作了很有意义的发言。[27]
　　这次纪念活动的成果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巴黎公社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把巴黎公社的经验跟中国革命的经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巴黎公社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前面提到的艾思奇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在阐明中国革命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这个观点时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也和巴黎公社一样，就是摧毁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在中国的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曾经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去摧毁了反动的国家机器，也就是说，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首先在一部分乡村中取得胜利，然后又逐步扩大这个胜利，最后在城市和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他还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如何利用新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摧毁了全部反动的国家机器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也在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权……中国人民……运用这个政权，立即没收了官僚资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贫困和落后的面貌。”其他一些纪念文章，有的是更详细地论述并发挥了这些基本的观点[28]，有的则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29]，这些文章对于了解巴黎公社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今天重温这些文章，还必须充分估计到它们发表的历史条件。
　　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的成果是很可观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发表的各类文章大约50篇，这个数字相当于1949—1960年我国在这个专题上发表的文章的总和。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有关公社历史的内容较以前更加丰富。其中的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尚有《巴黎公社和国际主义》[30]、《巴黎公社和法国社会各阶级》[31]、《关于巴黎公社的几个问题》[32]、《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33]、《巴黎公社和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发展》[34]、《论巴黎公社的历史创举》[35]、《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旗帜》[36]、《无产阶级的第一面红旗》[37]，等等。这些文章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创造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评述了巴黎公社的特点和基本经验，阐述了公社的原则。在所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还有介绍公社文学作品的，介绍公社英雄人物的，介绍公社社员墙和《国际歌》的，介绍公社书籍的，以及个人的回忆等等。[38]
　　然而，举行纪念集会和发表纪念文章，还只是围绕着巴黎公社90周年出现的成果的一个部分。为了迎接这个纪念日，我国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得以在这一纪念日前后出版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学术译著和文献资料。主要是：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39]，该书系由我国翻译和理论工作者自己选编，它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著、书信、讲话等等都尽可能完整地收集进来，其中包括新译的《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40]这部书为我国学者研究巴黎公社提供了指导性的文献。
　　（二）《巴黎公社会议记录》[41]，这部对于研究巴黎公社十分重要的资料集，是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分上下两卷，当时先出版了上卷（1871年3月28日—4月30日的会议记录），下卷不久以后也出版了。由于俄文版的编者在编辑上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补充许多跟会议记录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和注释，这就使此书的翻译出版，为研究巴黎公社史提供了许多新的和第一手的资料。
　　（三）凯尔任策夫著的《巴黎公社史》[42]，具有观点明确、结构严谨、史料丰富等特点，作者并能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分析提出新的问题（例如对巴黎公社工资政策的分析与评价）。中译本根据1959年俄文版译出，它的翻译出版，对于巴黎公社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很有帮助。
　　（四）利沙加勒著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43]，是一部被马克思称赞为“第一部真实的公社史”的名著，由于作者亲自参加了公社的革命斗争，所叙史实准确可靠，从而使该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中译本是根据1956年德文版并参阅1947年法文版译出的。
　　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44]和《巴黎公社史料辑要》[45]这两本译著，以及瓦莱斯的反映巴黎公社的小说《起义者》。[46]
　　为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而编译出版的这一批学术著作，对于我国的巴黎公社史研究具有基本建设性的意义，使以后几年对巴黎公社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从1962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为止，出现了二、三十篇文章，内容包括对巴黎公社工资政策及其所体现的原则的研究[47]，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与第一国际的活动的介绍[48]，关于巴黎公社文学的介绍[49]，关于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的介绍[50]，关于巴黎公社的书评[51]，等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公社的革命漫画。[52]有些学术单位还举行了有关巴黎公社史的专题讨论会，如河北大学历史系师生以论文报告、座谈讨论和资料展览的方式，举行了巴黎公社90周年纪念会。又如四川大学历史系举行了什么是巴黎公社的指导思想的讨论会，受到学术界的注意。[53]在讨论中主要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对巴黎公社发生影响的多种思想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居于首要的特殊地位；另一种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黎公社，但并没有成为它的指导思想。
　　这期间在普及和宣传巴黎公社方面，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览会”，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展览会是以英国人斯·哥·霍金斯夫妇的收藏品作为基础，经过筹办单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认真的整理、补充和编排，形成大型的展览会，于1966年3月底在北京开幕，随后又到上海展出，使广大群众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在这个展览会的筹备过程中，廖承志等同志曾前来参观。廖承志还亲自为展览会说明书的封面作了设计。开幕那天，由楚图南主持了开幕式，并认真仔细地参观了全部展品。《人民日报》还报导了这次展览会的开幕情况。[54]
　　1966年纪念巴黎公社95周年的主要纪念文章，是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题为《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一文。[55]
　　总的看来，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前后这个时期，在我国巴黎公社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取得成果的主要经验是：（1）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巴黎公社史料的编译整理；（2）注意把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与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3）注意扩大对巴黎公社的研究领域，并在研究工作中更多地注意对新资料的分析和运用。这一时期尽管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存在着左倾错误，这些错误势必对学术界的观点和研究起不良的影响，但从学术成果来看，这个时期的进展仍然是巨大的。

三、十年内乱时期


　　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进行曲解来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伴随着左倾错误而出现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把持了文化教育和舆论宣传工具，他们把任何可资利用的历史经验都搬出来，经过歪曲，来为推行自己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当然也不会放过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的利用。因此，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不时被大张旗鼓地抬出来宣传，而其意义人们只能透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去理解。
　　人们想必还记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提法，什么“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啦，什么“上海公社”啦，等等，将巴黎公社革命的性质及经验硬套在“造反”和所谓的“革命夺权”上，以掩人耳目，迷惑群众。
　　197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100周年纪念日。同年1月1日，在“四人帮”把持下的“两报一刊”发表的元旦社论中，宣告要隆重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然而，在当时我国全部学术机构陷于瘫痪瓦解状态下，要在从事严肃的学术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举行纪念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所谓的“隆重纪念”，便具体地、集中地体现在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上。这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肯定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做法，强调“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好的，总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并联系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重复了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基本论点。总之，文章的中心目的，就是利用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机会来再一次论证和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言而喻，这次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活动，从学术上看，可以说是毫无成果可言。为了应景，重新印刷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一书，以及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等书籍。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书籍恰恰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斥为“黑线”时期翻译出版的。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仍不时地被套用。当“四人帮”一伙力图控制并扩大“第二武装”即工人民兵时，便出现了一些文章来介绍、说明公社的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即工人武装；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大规模地进行宣传以后，便出现了论证巴黎公社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又出现了一些拙劣的影射史学作品。1976年10月，当“四人帮”垮台的时候，这个反革命集团盘据在上海的余党，策划搞武装叛乱，叫嚣什么“搞了以后杀头还可以像公社社员墙那样用鲜血来教育后代”。这是“四人帮”一伙援用巴黎公社的最后一个事例。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由四人帮指使炮制、严重歪曲巴黎公社经验、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纪念”文章外，围绕着巴黎公社这个题目各报刊还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从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在阐述或涉及巴黎公社历史的同时，都或多或少地“结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二）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三）关于“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和新生事物”；（四）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各项经验（包括公社的武装力量，选举制，等等）；（五）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六）其他，包括公社人物；社员墙，国际歌，等等。应当说，在当时的左倾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这些文章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当时的错误的理论主张，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广大群众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他们对这种宣传持冷漠态度。一些有志于巴黎公社研究的翻译出版工作者，孜孜不倦地收集巴黎公社的资料，有的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56]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前后，出现了一批对巴黎公社研究很有价值的史料和作品，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公告集》[57]、《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58]、《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59]、《欧仁·鲍狄埃》[60]、《鲍狄埃评传》[61]、《欧仁·鲍狄埃诗选（法汉对照）》[62]、《<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其中一些作品刚出版时还留下一些所谓“革命大批判”的痕迹，但不能因此抹煞它们的学术价值。还应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对于巴黎公社活动家的研究，还是以对欧仁·鲍狄埃的研究最为深入。
　　此外，还应当提到，在1966年展出的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览会，其展品经过复制，由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保存，不仅在十年内乱时期没有流失，而且还不断有所补充[63]，整理后曾在1972年和1975年两次展出，受到群众的欢迎。在广大观众的要求下，该馆工作人员将有关展品制图汇编成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64]，从而在我国的有关巴黎公社的出版物中又增加了一份图文并茂的资料。

四、新时期的新进展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出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次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肃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巴黎公社史这个研究领域，也从“文化大革命”的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解脱出来，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围绕着纪念巴黎公社110周年，掀起了一个学术研究和探讨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与学术机构刊物所发表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论文、资料和其他作品约百余篇，这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出现这些成果的主要因素是：一方面，为了肃清四人帮及其同伙在巴黎公社问题上所散布的流毒，拨乱反正，推动着人们去对巴黎公社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另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的鼓舞下，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学术风气，同时随着有关学会的相继成立，也从组织上为广泛和深入地从事学术探讨和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这些成果的内容和性质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歪曲和篡改，并在此基础上就若干有分歧意见的问题进行争鸣和探讨；（二）就过去从未研究或未深入研究过的有关巴黎公社的理论问题或史学问题展开学术研究或争论；（三）开展了对巴黎公社史的编写和翻译工作，从而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巴黎公社史巨著；（四）进行了以巴黎公社为体裁的文学艺术创作与翻译活动，其中包括剧本、诗歌、小说、散文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把巴黎公社的英雄事迹搬上舞台。
　　从第一类成果来看，重点在于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种种谬论。针对他们利用所谓“巴黎公社以来的历史经验”来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有相当一部分文章专门论述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论证了专政与民主的关系，论证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一思想及其措施的意义，等等。巴黎公社在建立新型国家机器方面所采取的各项民主措施，建国以来从未得到如此认真深入的探讨。[65]此外，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巴黎公社的薪金原则，反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作法，以及针对他们利用巴黎公社拥有国民自卫军而大肆制造舆论，以实现他们搞“第二武装”的阴谋，也出现了一些批判文章。[66]当然，这些文章的观点不尽一致，存在某些争论，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出现的成果，有力地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巴黎公社问题上的种种歪曲，同时也提出不少新的问题，展开了学术争论，活跃了思想，对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是有益的。
　　巴黎公社11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个特点是，各地有关学会积极地开展了活动，事先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举行了学术讨论会，提出了一大批成果。从1980年11月初至1981年3月间，就有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北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历史学会、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或单独地召开了纪念巴黎公社11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总共收到学术论文和报告近百篇。其中一部分由各学会汇编成集，成为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批纪念巴黎公社的专题论文集[67]，并为全国各地报刊提供了一批学术论文。
　　由各有关报刊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学术论文，基本上体现为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第二类成果。这类成果又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对有关巴黎公社的理论问题，包括巴黎公社政权的性质、类型、形式，公社的原则，马克思对公社运动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68]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在前一阶段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但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使问题趋于集中，以致形成专题的研究。这对于如何从史论结合的角度来研究公社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是大有益处的。这些问题，有的至今仍在探讨中。第二，对于巴黎公社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点和以往阐述不够的方面，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初步的成果。这些研究专题包括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反响，巴黎公社的历史传统，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二十区共和中央委员会，公社的教育改革，公社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公社的流放者与流亡者，等等。[69]对这些专题的研究，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于巴黎公社的研究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近年来这类专题研究仍在不断深入和扩大。[70]
　　此外，对于巴黎公社活动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比过去有更多的注意，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概述和评价。[7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外国历史名人传》收入了七位公社活动家的传记，其中包括布朗基、瓦尔兰、弗兰克尔、德勒克吕兹、瓦扬、东布罗夫斯基和鲍狄埃。
　　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一些书评[72]，它们对提高公社史的翻译和研究的质量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只可惜目前这类书评还太少。
　　属于第三类成果的是出版了三部巴黎公社史，其中两部译著[73]，一部专著。在这里要提一下这部专著-中国的第一部《巴黎公社史》的情况。
　　尽管建国以来专家、学者们写了不少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和小册子，也翻译过一些有关巴黎公社的著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还没有一部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史专著。因此，写出一部能够比较科学地、系统地论述巴黎公社的历史和经验，并能反映我国多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的专著，是我国许多从事巴黎公社研究或对公社的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们的心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巴黎公社史》，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世界史研究成果中的一个空白，实现了我国史学家的这一宿愿。
　　这部著作有显著的特点：第一，尽量采用第一手史料，加以分析，说明问题，虽史料丰富，而无堆砌之弊；第二，对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有关巴黎公社史的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归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三，注意到中国的特色，除专门辟有一章论述巴黎公社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响外，还在写作方法上继承了中国史学方法的某些传统。
　　在纪念巴黎公社110周年前后，还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批以文学形式表现的纪念巴黎公社的作品，包括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等[74]，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第四类成果。总的说来，这些作品不仅数量集中，而且都写得真挚感人，很有吸引力，说明我国在以巴黎公社为主题进行文学艺术创造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这种创作成果，可以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
　　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文学作品中，公社社员墙是个重要题材。谈到公社社员墙，我认为有必要提到一个历史考证，即两个“公社墙”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我国学者沈大力的考辨[75]，再加上法国作家苏姗娜·贝尔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专文佐证[76]，可以说在我国已经得到澄清。
　　1871年5月27日，即在公社失败的前一天，在巴黎东部的拉雪兹墓地，不到200名公社战士，英勇地抗击5000名凡尔赛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有147名公社战士，被凡尔赛匪徒枪杀在墓地东北角的夏洛纳墙下，这座墙便被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77]，它是巴黎公社先烈们为捍卫自己的原则而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的象征。1908年5月21日，来自法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给这面墙上镶嵌了一块刻着“献给1871年的烈士”的大理石。法国革命群众常在这面墙前举行纪念集会，来自世界各国的革命政党、组织以及个人，也不时前来瞻仰。这面墙就是真正的公社社员墙。
　　然而，70多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把保尔·莫罗——沃蒂耶所作的一座大型浮雕壁，误作为公社社员墙。这座浮雕座落在拉雪兹神父墓地外，离开真正的公社社员墙相当远，浮雕上刻有一个象征着法兰西的妇女全身像，她虽中弹后仰，但仍展开双臂去保护背后一群被镇压的儿女。浮雕的左下角还刻着诗人雨果的一句话：“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不是复仇”。这座浮雕是在1908年由巴黎市政府资助修建的，1909年由巴黎市议会定名为“历次革命受害者墙”。这个艺术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据法国“公社之友协会”历史刊物《公社》197G年第4期上说：“它表现一名象征‘法兰西’、哀容满面的妇女，在公社社员与凡尔赛匪徒之间调解求和。”因此，它是跟纪念巴黎公社先烈大相径庭的。
　　从艺术创作的技巧来说，这座浮雕确实很成功，加之它又座落在拉雪兹神父墓地外墙，所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为纪念巴黎公社而作。在我国，人们曾经大量地介绍过沃氏这座浮雕，在60年代举行的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览会上，特地把这座浮雕的照片放大展出，这都使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了巴黎公社的象征，其影响是很广的，甚至在沈大力的考辨文章发表后，在电视广播节目中还将这座浮雕作为“公社社员墙”加以介绍。
　　不过，近年来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法国时，都是瞻仰了真正的公社社员墙，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我国许多人民团体和个人访问者来说，都到真墙去过，这从他们当中一些人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中不难判断。他们写的东西，都富有感染力。
　　楚图南在青年时代读过巴黎公社的历史，他在1978年冬访问巴黎后写的题为《记巴黎公社社员墙》一文中，深为自己“到了晚年终于有机会在巴黎高地拉雪兹公墓墙下瞻仰了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壮烈牺牲的地方”而高兴。他在公社社员墙前缅怀巴黎公社先烈的时候，联想到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继承巴黎公社英雄们的事业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之艰辛。他写道：“为了谋求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我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其他老一辈的革命家，在20年代，曾经历千辛万苦，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并在回国之后，结合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加以运用，从而把巴黎公社英雄们所开创的事业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联系起来了”。联系到今天，他说：“今天，为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为着对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继续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继续努力，奋勇前进。这便是我面前庄严而肃穆的巴黎公社墙的无声语言对我的启示”。[78]
　　发表这篇文章的杂志的封面，是一幅石版画[79]，它的画面是周恩来同志和旅欧共青团支部成员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李维汉等同志在“巴黎公社社员墙纪念碑”前，从而生动地再现了20年代初的这一动人的历史场面，虽然它是以沃氏浮雕壁为背景。
　　在不了解真相之前，有些作品仍然以沃氏的浮雕壁作为歌颂的对象，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且这也丝毫不能贬低作者们对巴黎公社所抱的真挚的感情。王朝闻在《石墙、女神、战士》[80]这篇作品中，虽是把沃氏的浮雕当作真正的公社墙，但却从中引伸出一个对文艺创作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如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杜宣在1981年访问巴黎时，写下了《谒公社社员墙》这首五绝[81]，刘白羽则在墙前吟了一首动人的小诗[82]，都不失为佳作，尽管他们所瞻仰的显然是沃氏的浮雕壁。
　　在某种意义上，公社社员墙已经成为沟通中法两国革命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一座桥梁。一位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而自愿留在中国工作的法国艺术家王合内，在回法国探亲时，瞻仰了巴黎公社社员墙，并特地从墙旁边一株灌木上摘下一片树叶留作纪念，她对来访者说：“我一看见它，就想起了巴黎公社，就想起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就更加热爱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中国！”[83]
　　“公社精神在，人间不了情”[84]。1980年6月15日，由邓颖超率领的、当时正在法国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特地瞻仰了公社社员墙，并敬献了花圈，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深厚感情。邓颖超在献花圈后讲了话，她说：“巴黎公社的事业，将由各国坚持马列主义道路的革命者继续下去。巴黎公社取得胜利的时间虽很短暂，但它的影响将永远起作用”。“巴黎公社是法国人民的骄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为此自豪”。[85]她的话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最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描写巴黎公社的话剧《樱桃时节》的上演。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不止一次提出，希望把巴黎公社的英勇事迹搬上舞台。他的这个遗愿终于得到实现。1983年3月14日，在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把公社活动家茹尔·瓦莱斯在1872年创作的反映巴黎公社斗争的剧本《樱桃时节》搬上了舞台。这是这个剧本在世界上首次公演，因此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的反响。
　　瓦莱斯是巴黎公社的坚定的领导者之一。[86]他是巴黎公社教育委员，《人民呼声报》主编，巴黎公社危急时英勇地参加了街垒战，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凡尔赛匪徒曾先后枪杀了四个“瓦莱斯”，可见敌人对他痛恨、畏惧之深。他在1872年写下了这部反映巴黎公社斗争的大型剧本。经过这个剧的译者沈大力、导演陈题以及全体演员的共同努力，终于使这部长达20万言的史剧本，浓缩到三个小时中来演出，收到相当好的艺术效果。中央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习仲勋、周扬等，观看了首场演出。
　　由于这个剧在创作后100多年来，从未在任何国家包括作者所在国上演过，因此它的上演受到法国进步组织和人士的高度重视。法中友协、巴黎公社之友协会、《公社》杂志社以及法国著名作家埃·罗布莱斯、克洛德·普兰等来函、来电，祝贺青艺“赢得了在世界上首先将该剧搬上舞台的光荣”，“祝愿这一令人钦佩的、勇敢的创举获得成功”。
　　林默涵在观看该剧后，写了《看<樱桃时节>有感》[87]一文，对该剧予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茹尔·瓦莱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亲身实感中，认识到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他非常强调这个剧的教育作用，认为“这样的剧不但能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精神世界，而且首先教育了演员，提高了演员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剧！”
　　该剧导演陈颙，由于编导该剧的成功，获得了法国“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荣誉会员的称号。目前我国获得此称号的，有沈大力、罗新璋等学者。
　　以上是我国建国以来宣传和研究巴黎公社的概况，由于本人的见闻欠周，这个介绍只能说是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30多年来，我国的历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翻译工作者、编辑出版工作者以及许多干部和群众，怀着对巴黎公社的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兴趣，为宣传巴黎公社的英雄业绩，学习和探讨公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围绕着巴黎公社这一课题所发表的文章和编译出版的著作之多，质量之高，都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1] 张子凡：《纪念巴黎公社八十周年》，载195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龙潜：《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坚决镇压反革命》，载1951年3月18日《长江日报》；刘祚昌：《纪念巴黎公社八十周年》，载1951年3月26日《东北日报》。

[2] 作者高放，见《新建设》第4卷第3期。

[3] 作者高放，见《科学集刊》第2集。

[4] 作者关勋夏，见1955年《新史学通讯》第7期。

[5] 作者徐泰来，见《东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2期。

[6] 作者宋则行，见1957年3月17日《辽宁日报》。

[7] 1954年11月，人民出版社根据该书1948年8月解放社版重印，在全国发行；1958年3月再次印刷。见周文熙；《<法兰西内战>的写作及其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载1981年《教学与研究》第2期。

[8] 作者高放，见1953年《新建设》第5期。

[9] 作者江宗植，见1955年《历史教学》第2期。

[10] 作者杜昆，见1955年3月18日《光明日报》。

[11] 作者匡裕从，见1957年《东北师大科学论文集》第1集。

[12] 作者李纯武，见1956年《历史教学》第11期。

[13] 作者辜燮高，见1953年《历史教学》第10期，该文补正见1953年第12期。这篇文章对公社委员的人数、选举情形、组成党派及公社组织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

[14] 作者王萱痕，见1957年6月20日《光明日报》。

[15] 作者王宏专，见1958年《人文杂志》第2期。

[16]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书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大钊、季米特洛夫等革命领导人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著以及其他资料。

[17]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18] 胡代聪编著，北京通俗出版社1955年版，1959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注音本。

[19] 瓦尔鲁编，沈宝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0] 这是一部反映巴黎公社的剧本，布莱希特作，刘德中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21] 这是一部供青少年阅读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故事，耶赫尼娜、阿列依尼可夫著，张絮因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22] 作者罗大纲，见1959年《史学知识》第7期。

[23] 作者王萱痕，见1959年《文学月刊》第12期。

[24] 作者柏园，见1959年《读书》第5期。

[25] 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北京历史学会联合主办。

[26] 这篇发言次日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报刊上，见196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27] 在这次集会上发言的还有黎澍、张仲实、胡锡奎、潘梓年、侯外庐等学者和一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

[28] 吴江：《中国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九十周年》，载1961年《历史研究》第2期。

[29] 黎澍：《巴黎公社原则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载1961年3月18日《大公报》；张仲实：《巴黎公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发展》，载196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等等。

[30] 作者张子凡，见1961年《历史研究》第2期。

[31] 作者谢琏造，同上。

[32] 作者关勋夏，见1961年《历史研究》第4期。本文系跟谢琏造的文章进行商榷。

[33] 作者刘宗绪，见1961年《历史研究》第2期。

[34] 作者李光灿，同上。

[35] 作者张椿年等，见1961年《历史教学》第7期。

[36] 作者林举岱，见1961年3月18日《文汇报》。

[37] 作者陈崇武，见1961年3月18日《解放日报》。

[38] 这一类纪念文章主要有；唐弢写的《两本小书，一段回忆-巴黎公社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卢永箴；《无产阶级战斗文学的传统为巴黎公社诞生九十周年而作》，载1961年3月19日《河南日报》；邵大箴：《巴黎公社纪念碑》，载1961年3月18日《中国青年报》；《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载1961年《美术》第2期；季洛：《无产阶级的战歌》（这是对《国际歌》及其作者的介绍），载1961年3月18日《中国青年报》；李昌道：《巴黎公社劳动妇女的战斗精神》，载1961年2月18日《解放日报》；杨效农：《巴黎公社儿女的脚印》，载196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高崧：《伟大历史的珍贵文献——介绍<巴黎公社会议记录>》，载1961年《新建设》第2、3期；骆静兰：《介绍关于巴黎公社几本书》（介绍《法兰西内战》等书），载1961年3月18日《中国青年报》，等等。

[39]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40] 《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是由张芝联、张广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版第3（8）卷的英文原文译出。以后译文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作过几次修订，详见周文熙发表在1981年《教学与研究》第2期上的文章。

[41] 何清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然而，这部译著在译文上存在不少缺陷，极待提高。

[42]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集体翻译，陈叔平审定，三联书店1961年版。1963年重印，印刷前译文经陈叔平重新修订。

[43] 柯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44] 卢利耶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三联书店1960年版。此书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不久就出了修订本，由译者对译文作了修订。

[45] 阿达莫夫编，黎星译，许渊冲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本书编者是法国著名的剧作家，这部书是他根据他在创作反映巴黎公社的大型剧本《71年的春天》的过程中收集的史料编成的。

[46] 郝运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该书是作者的《雅克·万特拉》这部小说的第三部。此书在1979年出了新版，1984年第三次印刷。

[47] 陈叔平：《巴黎公社工资政策的研究》，载1962年《历史研究》第6期；方民生：《略论巴黎公社工资原则的革命意义》，载1964年《浙江学刊》第5—6期；陈耀庭：《巴黎公社的工资政策及其意义》，载1964年《教学与研究》第6期。

[48] 潘润涵：《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载1962年第6期《历史教学》；管敬绪：《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载1963年《江海学刊》第5期；王本敏等：《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纪念巴黎公社92周年》，载1963年3月17日《青海日报》；徐伟斌：《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载1963年3月21日《江西日报》，等等。

[49] 李德庆：《巴黎公社的文学旗手》，载1962年《哈尔滨师院学报》（人文科学）第1期；徐知免：《关于巴黎公社文学》，载1963年《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2期；《红石竹花——关于巴黎公社女诗人路易丝·米歇尔》，载1963年3月19日《文汇报》；《属于巴黎公社的小说——读<雅克·万特拉>》，载1962年10月17日《文汇报》；刘连祥等：《战斗的巴黎公社诗歌》，载1966年3月20日《光明日报》，等等。

[50] 许征帆：《学习巴黎公社英烈的崇高品质——读<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载1963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姚石：《穿破衣服的财政委员——巴黎公社领导人瓦尔兰的故事》，载1965年3月19日《羊城晚报》；《红色的姑娘米歇尔——巴黎公社人物故事》，载1965年4月1日《羊城晚报》，等等。

[51] 江南：《第一部真实的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载1962年8月17日《文汇报》。此文是对利沙加勒的著作的介绍。

[52] [苏]捷彼尔编，李家壁译：《巴黎公社的革命漫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53] 关于这次讨论会的情况见下述报导：《四川大学讨论什么是巴黎公社的指导思想》，载1962年5月19日《文汇报》；《探讨巴黎公社的指导思想》、《川大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讨论巴黎公社的指导思想》，载1962年5月10日《成都晚报》。

[54]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览在北京开幕》，载1966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55] 作者郑之思，见1966年《红旗》第4期。

[56] 见潘荻写的《热心宣传巴黎公社原则的人》一文中对沈大力的介绍，载1981年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57] 罗新璋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本书的编译者是利用到法国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到巴黎国立图书馆将原文一一抄回。

[58] 吴惕安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该书所附巴黎公社大事记及其他附录为陈叔平所编。

[59] 共上下两册，由[苏]巴赫主编，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

[60] 伍铁平、王伯熙等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61] 黄晋凯等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62] 刘风云、沈大力译注，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63] 这是由于该馆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的重视以及一些热心人的支持，如老作家巴金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杜歇老爹报》捐赠给该馆，外语学院教师沈大力替该馆在法国购置不少有价值的图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张芝联、郭华榕等参加了该展览会的整理工作，等等。

[64] 《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图集》，编者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武继忠、马志卿等同志。这部图集虽早已编好，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5年才出版。

[65] 陈汉楚：《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民主》，载1979年《历史研究》第1期；高放：《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载1980年《群众论丛》第1期；高放：《巴黎公社的一切公职人员都是选举产生的吗？》，载1979年《世界历史》第5期；陈崇武：《略论巴黎公社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载1979年3月16日《文汇报》；汪子嵩：《公仆与主人》，载1979年3月17日《中国青年报》；等等。

[66] 陈叔平、薛汉伟：《巴黎公社原则与按劳分配》，载1978年《历史研究》第8期；冯天才：《巴黎公社的薪金措施是社会主义的吗？》，载1979年《历史研究》第10期；关世杰：《怎样理解巴黎公社的薪金措施？》，载1980年《世界历史》第2期；陈崇武：《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载1979年《世界历史》第2期；管敬绪：《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是民兵还是野战军》，载1979年《安微师大学报》第4期。

[67] 《法国史通讯》（巴黎公社专辑），法国史研究会1981年3月编印；《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一十周年），北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编辑出版部1981年5月编印；《国际共运教研参考》（巴黎公社研究部分），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等1981年5月编印；《社联通讯》（增刊3。巴黎公社研究专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学术情报组1981年6月编印，等等。其中主要文章有：《关于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李元明），《对巴黎公社的再研究》（洪韵珊），《试论巴黎公社的政权性质》（李惠康），《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不能否认》（陈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传统》（尤天然、洪波），《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产生及其在建立公社斗争中的作用》（朱希淦），《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王兴斌），《公社流放者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斗争》（戴成钧、楼均信），《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流亡者》（吴惕安），《纪念公社——一点感想》（张芝联），《巴黎公社与中国》（陈叔平），等等。

[68] 李元明：《正确认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一十周年》，载1981年《红旗》第6期；洪韵珊：《正确理解巴黎公社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载1980年《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吴惕安：《论巴黎公社的政权性质》，载1981年《世界历史》第3期；王琏：《实事求是地认识巴黎公社的历史特点和历史经验》，载1981年《文史哲》第4期，等等。

[69] 详见以上所举各有关学会的纪念巴黎公社110周年专刊的有关论文。有关公社教育问题，见张宏儒、端木美写的《巴黎公社改革学校教育的措施》，载1981年《世界历史》第2期；有关对公社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评价，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期曹特金的文章。

[70] 请参看以下文章：郭明：《巴黎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载1983年《国际共运》第2期；丘少伟：《巴黎公社的文教政策》，载1983年3月11日《甘肃日报》；王文超：《关于巴黎公社内部两派斗争的几个问题》，载1984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高华：《巴黎公社卢弗尔军械厂实行工人管理的经验》，载1983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5期；聂运林：《对巴黎公社<人质法令>的再认识》，载1983年《国际共运》第2期；祁绍征、马晓波：《试论巴黎公社委员会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关系》，载1984年3月《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等等。

[71] 周之良：《正确评价瓦尔兰》，载1981年《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楼均信：《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瓦尔兰》，载1981年《兰州学刊》第1期；孙娴、郭华榕；《艾米尔·爱德-公社时期布朗基派的一位重要代表》，载1981年3月《法国史通讯》（巴黎公社专辑）。

[72] 伍铁平：《一本亟待校订的重要历史文献》，载1980年《世界历史》第5期，该文对《巴黎公社会议记录》一书的译文质量提出批评和建议；伍铁平：《<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一书史实订正》，载1981年《世界历史》第8期。

[73] 这两部译著是：阿·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陈之骅等翻译，重庆出版社1982年出版。

[74] 楚图南：《记巴黎公社社员墙》，载1979年《世界知识》第6期；王朝闻：《石墙、女神、战士》，载1979年3月18日《工人日报》；江溶：《永不凋谢的红石竹花-略谈巴黎公社的文艺》，载1979年3月17日《工人日报》；杜宣：《巴黎诗简》中《谒公社社员墙》一篇，载1981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沈大力：《谦卑的紫罗兰-献给巴黎公社的烈士》，载1981年8月19日《中国青年报》，这篇作品还被改编成广播剧；《土依勒里宫的音乐会巴黎公社的文艺活动》，载1981年3月29日《光明日报》；《巴黎公社诗选纪念巴黎公社诞生110周年》，载1981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等等。

[75] 沈大力：《巴黎“公社墙”考辨》，载1983年9月7日《光明日报》。

[76] 苏姗娜·贝尔纳：《真正的公社战士墙》，廖先旺译，载198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本文作者自1978年起在我国《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

[77] 记得70年代初，王子野曾建议把它译为“公社战士墙”。然而“公社社员墙”已成通译，至今仍普遍使用。

[78] 楚图南：《记巴黎公社社员墙》，载1979年《世界知识》，第6期第10—11页。我也曾去瞻仰了沃氏的浮雕壁，以为那是另一个公社墙。

[79] 作者文国璋、张志有，载1979年《世界知识》第6期封面。

[80] 见1979年3月18日《工人日报》。

[81] 这是他所创作的《巴黎诗简》中的一篇，载1981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82] 刘白羽的短诗见他为纪念巴黎公社110周年而写的《巴黎公社的呼啸》一文结尾，载1981年3月14日《人民日报》。诗的内容是：
　　巴黎，在别人心中是花，
　　它在微风里轻轻摇荡。
　　巴黎，在我心中是火焰，
　　它在长空中飞腾呼啸。

[83] 《我爱新中国访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王合内》（采访人郑理），载1981年7月7日《人民日报》。

[84] 杜宣：《谒公社社员墙》。

[85] 见1980年6月17日《人民日报》。据报导，邓颖超一行在瞻仰公社社员墙后，又到欧仁·鲍狄埃墓前献了花圈。

[86] 瓦莱斯对于中国一部分读者来说并不陌生。除了历史书上的介绍外，他的反映巴黎公社的小说《起义者》，早在60年代初就已翻译介绍过来，当时就已经有人写了书评，对作者及其作品作了介绍。《樱桃时节》的公演，更使他为中国人民所进一步了解。成凯写的《在瓦莱斯墓前》一文（见198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对我们了解瓦莱斯的生平也有所帮助。

[87] 见1983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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