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二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1．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
2．纽约中央工会
3．犹太社会主义者
4．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
5．无政府主义者
6．国际工人协会
7．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8．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作用
9．贝拉米和工业国有化运动
10．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贡献

　　在第一卷中作者曾经叙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乌托邦阶段到1877年社会主义劳工党成立以及党到八十年代开始时的发展历史。〔参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纽约版，第260—295，316—320，326—327，352—358，467—470，661—668，691—696，715—716，718—720，723—728页。〕在本卷中，已经有必要重述八十年代以前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但是，由于这段历史同1880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有关，某些事实对于本卷还是很重要的。

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即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派，前一派人接受了菲迪南德·拉萨尔的思想，他们相信“工资铁则”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永远存在着一批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工资就永远要被压低到最低的水平。因此，劳工的任何旨在提高工资或者缩短工时的济斗争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拉萨尔派认为工会注定要失败，他们强调政治行动是万能的，并且强调由政府出资成立合作社来逐渐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政治行动。〔大多数追随坎门司及其副手们的美国劳工历史学家（参看《美国劳工史》，1918年纽约版，第2卷，第449，514·515页）曾经把这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策略上的冲突过分简单化，把这说做是“政治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社会主义者”的冲突。事实上，这一争论是关于工会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两派都是一个政党的一部分，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政治行动。〕事实上，他认为，所有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是，他把重点放在建立工会上，使工人能够进行斗争以争取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强调工会和政治活动互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强有力的工会运动，是使政治行动得到胜利的必要基础。
　　在整个八十年代中，虽然拉萨尔主义在社会主义劳工党中的影响仍然很大，但是工会和政治行动互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已组成了组织党的公认原则。”。社会主义劳工党根据这种观点，开始影响全美国工会的形成，并且产生了工会领袖，这些领袖对劳工运动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881年，社会主义劳工党员已减少到二千六百人以下，但是说该党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的党员数目。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许多工会，都是由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其中突出的例子是粗细木工工人、成衣工人、海员、制雪茄工人、皮毛业工人，以及家具业工人的组织^[1]。
　　全美国的城市中央劳工团体也是由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期间继续影响着这些团体的政策。^[2]

纽约中央工会

　　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中央劳工组织是纽约中央工会。它是在1882年2月11日召开的由十四个工会的代表出席的一次会议中成立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全国书菲利浦·范·巴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社会主义劳工党英语工人部的领袖、粗细木工联合兄弟会的创始人和书记彼得·麦克基尔在草拟中央工会的纲领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使纲领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精神”。虽然纲领的好几部分为拉萨尔主义所冲淡——尤其是关于由政府贷款资助的生产者合作社最后能够清除资本主义的那种主张——但是它的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认为在阶级斗争中工会和政治组织是必需的。^[3]
　　纽约中央工会发展迅速。到1883年8月，它已拥有六十多个分会。三年之后，有代表十五万会员的二百零七个工会隶属于它。中央工会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游行和庆祝会，大大地激起了公众对土地问题、金融、运输和一般劳工问题的兴趣。它首创了以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劳动节的惯例。它参加了政治活动，进行反对陷害劳工的法律的斗争。它使抵制运动的斗争方式发展起来。它从劳工系且微中捐募款项以帮助工会所进行的罢工。例如，1882年7月，为了支持搬运工人的罢工，纽约中央工会为罢工工人募集了六万美元。1885年8月，在涉及一千五百名工人——其中大部分为犹太人移民——的大衣业两周总罢工的时候：“中央工会的代表曾积极参加协助解决这次罢工”^[4]。
　　总之，中央工会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已作为日益发展的劳工运动的有组织的表现形式而出现。中央工会是纽约劳工运动的主流，它是美国出生的和外国出生的白种和黑种工人的有力的组织它是由社会主义思想领导的，它的原则是激进的。
　　在纽约，由社会主义者和领导的其他中央行业工会有、德国人工会联合会、犹太工人工会和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5]

犹太社会主义者

　　在八十年代初期，一小批犹太社会主义者移民，为以后在美国的犹太工人中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这批犹太激进分子中有许多是年轻人，他们在未来到美国之前，曾参加或同情过俄国的革命运动。他们在到达美国之前，对工会运动的经验很少，而且有些人甚至认为改善工人阶级处境的工会运动是社会革命的阻碍。^[6]
　　1882、1884和1885年，犹太移民中间组织了好几个工人社团，其中最重要的是1885年4月19日组织的犹太工人工会。这个工会创办了日耳曼犹太语（意第绪语）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机关报《纽约的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该报在1886年6月25日创刊，一直继续到1889年12月20日，最高发行额曾达到五千份。在这三年半的期间，这个周报对在犹太工人中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思想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转载了马克思的经典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并且刊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讨论以及所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集会的通告。^[7]
　　犹太工人工会成立以来的二十七个月当中，在犹太移民工人中作了比以前所有各种社团合起来所作的更为有效的组织工作。到1886年，它组成了十四个工会，的有三千名下述各手艺行业说日耳曼犹太语的会员：礼帽与便帽模型制造业、衬衣裁缝业、杂货店店员、裤子缝纫业、钱袋缝制业、裁缝业、衣帽间工人、理发匠、排字工人和小贩。它对于纽约实行契约制的工厂大衣缝纫工人1885年的总罢工行了有价值的和有组织的援助，并且在1886年组织了一个鼓动废除血汗工场和整个契约制度的反血汗工场同盟，它也帮助了1886年6月的雪茄制造工人和家具工人的罢工。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工人工会所组织的所有工会，在它的章程中，都有一项规定，即号召劳工在政治上进行独立行动。^[8]
　　犹太工人工会所组织的早期的移民工人工会寿命都很短。这些工会最初都是在罢工当中间生的，它们往往在斗争过去之后就解体了。除了雇主的残酷攻击之外，工会还由于犹太社会主义者缺乏工会运动的经验而受到挫折。如果罢工失败了，他们就觉得工会好像是没有用处似的；如果罢工胜利了，大家就认为既然已经通过罢工达到了目的，就再没有必要维持工会组织了。而且，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接近移民工人，认为有必要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但是，他们在鼓励建立稳定的工会方面却裹足不前。反之，有许多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却强调说，工会仅仅是镇定剂，它会使工人离开争取工人阶级完全解放的重要斗争。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

　　犹太工人工会的使犹太社会主义者认识到在移民工人中建立强有力的稳定的工会的重要性。这种新获得的认识，反映在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犹太人劳工组织的第一个永久性的联合会——的诞生和成长上面。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是在1888年10月9日的一次大会上组成的，有十名代表和其他个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代表三个犹太人工会（美犹排字工人工会、犹太演员工会和犹太合唱队演唱者工会），两个社会主义劳工党分部（说日耳曼犹太语的第八分部和说俄语的第十七分部），以及给与犹太工人援助和在组织上给予支持的德国人工会联合会。大衣缝纫工人勃纳德·温斯坦被选为记录书记，衬衣裁缝工人莫里斯·希尔奎特被选为第一通信书记。
　　大会采纳了可能是八十年代劳工运动中表达得最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草拟章程的时候，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是以强有力的纽约中央工会的章程为基础的，但是无在一般原则或者具体要求方面，却都把那个章程中的许多拉萨尔派的公式改为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章程中要求工人们组织起来：“共同保卫自己，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并且对工人们说明，他们一方面通过组织和工会，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斗争，就能够把自己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章程接着就：“随着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所谓政治自由不过变成了一句空话，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劳资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其原因就是因为资本是从那些没有土地、财产、或生产手段的工人那里非法取得的利息、租金和利润所构成的。”
　　章程中引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口号只有依靠工人自己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因为其他阶级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是毫不关心的”，这一点使这个文件更加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价格和利润的理论。这一原则性的阐述也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掌握着我国自由制度的未来，他们注定要以一个建立在正义、自由和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基础上的新秩序来代替目前邪恶的社会制度”^[9]。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成立时，在所属三个工会中，共计有会员八十人。在它的第一次会员上，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选出了一个组织委员会，委员会立即进行恢复犹太工人的已经停止活动的工会，并且在没有工会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工会。在第二次会议上，委员会报告说，衬衣裁缝工会已经恢复了。在这次会会议后不久，又组织了一个裤子缝纫工人工会、一个短裤缝纫工人工会和一个大衣缝纫工人工会。随后又成立了犹太人音乐师、订书工人和钱袋缝制工人工会。
　　在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成立六个月之后，它拥有十一个分会，共有会一千二百人。到1890年它拥有二十二个地方分会约有会员六千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它继续增长着，同时，按照纽约城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的组织形式，费城、芝加哥和波士顿的社会主义者相继建立了犹太工人联合会。^[10]
　　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建立全国工会、组织城市劳工中央团体和建立地方工会，尤其是在德国人、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希米亚人、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外国出生的工人中间工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日益发展的美国劳工运动是一个卓越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劳工党本身的成长中反映出来。这个政党由于不断的分裂而遭到了削弱。这样，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一个重要派系就纠缠到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派”理论中去了。

无政府主义者

　　来自德国的移民，曾历过1878年俾斯麦的禁止所有工会和激进的政治组织的“例外法”；来自俄国和意大利的移民，则经历过他们本国的对革命活动的镇压。许多有战斗性的美国工会运动者和社会主义者，从这些移民那里听到了关于其他国家中成立自卫队和秘密准备革命的情形。他们可能从暗杀沙皇和国王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中得知，恐怖手段是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斗争的一种障碍。但是，他们还没有深切体会到这个历史的教训。
　　早在1875年，在芝加哥就有一小批德国社会主义者成立了一个武装社团，来保护工人不受军警的袭击。这个社团的公开名称是“智勇社”。1877年大罢工期警察、民兵和美国陆军对工人的攻击，使得这一运动扩展起来了。虽然大多数武装团体的会员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但是，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却谴责这种组织，理由是认为它们歪曲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政策。1878年，所有社会主义劳工党员都被命令脱离这种社团，但是，这一命令遭到了芝加哥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再夹杂了其他一些争端，这样便造成了1880年该党的分裂。
　　同年，一批退出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人们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组织。不久，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在其他城市——波士顿、费城、密尔沃基和芝加哥——中也成立起来了，在这些城市里住有大批外国侨民和移民，他们在美国阶级斗争中所受的新的惨痛经验，使得他们特别易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11]
　　在这一运动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芝加哥俱乐部，是由阿伯特·帕森斯和奥古斯特·施皮斯领导的。帕森斯是中西部卓越的美国土生的社会主义人物。奥古斯特·是一位德国出生的工人，他在1877年铁路罢工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主义演讲者和记者之一，他能很流利地说和写英文和德文。帕森斯和施皮斯都是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运动者，他们曾在芝加哥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资格参加过竞选。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对政治行动丧失了信心，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办法来对付警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的进攻，其中最残酷的一次进攻发生在芝加哥。^[12]
　　博加特和汤普逊写道：“芝加哥的警察反映出雇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他们认为罢工本身就证明了工人把自己置于反对法律和秩序的地位……用警棒来驱散工人的种种集会，已变成了小队骑警或分队警察的一种消遣。警棒是不长眼睛的：男人、妇女、儿童乃至商店门口的旁观者都难免受到它的光顾。由‘平克尔顿密探’加以协助的警察，对于这种斗争等于火上加油。对于工人们来说，他的就是工人们所反抗的可恨的专制压迫的具体体现者。”^[13]

国际工人协会

　　1881年，在芝加哥举行了各地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全国会这个会员是由参加过一次伦敦会议的纽约俱乐部所召集的。在伦敦会员上曾进行了关于恢复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这个协会就是所谓“黑色国际”，它是由巴枯宁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巴枯宁破坏了欧洲劳工运动，并且使得第一国际分裂。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从第一国际开除出去。纽约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成员从伦敦会议回来—他们在会议中把自己的俱乐部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带来了“用行动来进行宣传”的学说。他们主张，对统治阶级进行阴谋行动和个人恐怖，是鼓动群众起来反抗的唯一办法。
　　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1881年的会议并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机构，而只是通过了采用革命社会党的名称和一个纲领。这一纲领要求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工会，并且说，应该只对具有“进步”性的工会才给予帮助。这一纲领也谴责了投票选举，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一个花样”，并且建议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其目的在于向工人证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平等的，企图通过投票选举来改造社会是徒劳无益的”。纲领建议应以“随时准备拿起枪杆来反抗侵犯自己权利的工人武装组织”。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武器。^[14]
　　一直到1882年，在约翰·莫斯特来美国以后，社会革命党人运动才真正联合起它的队伍，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莫斯特是有口才的演说家，又是一位长于讽刺而有才华的作家，他很敏感而有些自负，他很快就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公认的领袖。
　　在旅行全国之后，莫斯特就为1883年10月在匹兹堡召开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大会铺平了道路。在这次会员上有二十六个城市的代表出席，并且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莫斯特、帕森斯和施皮斯是最活跃的代表。
　　莫斯特在大会上占了主导的地位。他是热烈主张运用恐怖手段的人，他反对为当前的要求——较短的工时、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斗争，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施给工人阶级的小恩小惠，其作用只能是把他们更紧地束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主要是由莫斯特起草的，宣言既没有提到政治行动也没有提到当前的要求。它强调了“用一切手段，也就是用有力的、无情的、革命的和国际的行动来摧毁现存的阶级统治”，并且“在生产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宣言在结尾处号召对资本主义的罪恶采取唯一的对策——暴力!^[15]
　　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子出席了匹兹堡大会，他们主要是在反对政治行动这一点上联合起来的。由莫斯特所领导的和其他东部城市的代表，赞成个人的恐怖行动。由帕森斯和施皮斯伸所领导的西部代表，在认为政治行动是徒劳无益的而暴力即很有用这一点上，同莫斯特是意见一致的，但是，他对于工会工作则有坚定的信心。在理论上，他们当时所持的主张是，工会不应满足于只为当前的要求而进行斗争；它的唯一任务，是为完全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新社会而进行斗争。工会作为未来社会的“萌芽机器”，应依靠工人群众的直接行动，来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础。作为对资本主义作战的战斗单位，工会的主要武器就是强制和暴力。宣言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和摆脱奴隶制度的桎梏：“让暴君们战斗吧！最后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混合物，就是所谓的“芝加哥思想”。西部派掌握了足够的票数，它迫使大会采纳了这一思想。莫斯特和他的一派对于宣言的这一方面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他们与妥协了，因为当时的形势已明显地表示出：如果他们加以反对，就可能导致分裂。就他们而言，宣言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他们除了试图争取工会会员来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外，并无意于集中力量进行工会工作。
　　虽然在理论上宣言强调了工会不应满足于只为当前的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中为了取得工人的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追随者不得不支持工人的当前要求。因此，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会中也就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中西部，在那里，由帕森斯、施皮斯、迈克尔·施瓦布、塞缪尔·菲尔登等一些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人物所领导的芝加哥派，深深地渗入了工会运动。许多工人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仅芝加哥一地就有五千到六千名会员。温地城的社会革命党人发行了五种刊物：帕森斯编辑的英文版双周刊《警钟》，发行额为二千到三千份；施皮斯编辑的德文日报《工人报》，发行额三千六百份；《先兆报》；以及一份波希米亚文的日报。
　　芝加哥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了引人注目的群众示威游行，并且在中西部各地作了巡回演讲，因而能够发生比他们的实际人数所表示出的大得多的影响。他们控制了芝加哥中央工会，该会在1886年包括有二十二个工会，其中有芝加哥城七个最大的工会。他们参加了中西部大多数的劳工斗争，并且帮助工人进行斗争，而不论他们所属的团体或所持的社会哲学如何。但是，他们都一再表明，当前的要求是没有重要意义的；直接行动——强制、暴力——才是万应药。正如1885年10月施皮斯所提出的芝加哥中央工会的下述决议案所说的：“我们紧急地号召工资工人阶级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能够向他们的剥削者提出唯一能够发生实效的论点：暴力……”^[16]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中，社会主义劳工党失去了许多党员。一批批党员退出了组织党，参加了更富于斗争性的国际工人协会。到1883年底，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减少到一千五百人，而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在1885年则号称有七千之众。^[17]
　　这是国际工人协会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峰。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的基本弱点，1886年5月干草市场事件后所造成的歇斯底里，以及社会主义劳工党采取的更富于战斗性的立场，重新确定了该党在美国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社会主义劳工党觉察到，在公众的心目中，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混淆不清〔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夫妇访问美国时，曾作了很大的努力来说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的区别他们写道：”美国人所犯的是一个普通的即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其实，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同它最近的一些发言人一样，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是革命者。”（《美国工人运动》，第21页。）〕，因此，便设法说明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1883年4月，菲利浦·范·巴顿直接写信给和马克思一起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约翰·莫斯特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正在夸耀说：“莫斯特跟马克思的关系很密切……而马克思也同意莫斯特所作的宣传”。菲利浦·范·巴顿强调指出：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在这里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此，他觉得如果恩格斯就“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跟社会主义对立这个问题的态度”发表一下意见，将会有助于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来克服这种影响。恩格斯在他的回信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在他1883年4月18日从伦敦寄给范·巴顿的信件中，简略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的根本区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1-163页。恩格斯给范·巴顿的信，范·巴顿致恩格斯函，刊于同书第161页。〕从巴枯宁一开始用现在这种形式提出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就反对无政府主义，〔这里所指的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他曾领导第一国际中的一个宗派进行阴谋活动，于1872年海牙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谁要是硬说莫斯特同马克思有任何关系或受到过马克思的任何协助：“这个人不是受了骗，就是故意撒谎”。恩格斯同意了范·巴顿发表他的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304——305页,俄译本编者注。〕。
　　1886年，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敌手》中用道：“抗议把我的同任何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或在任何方面与他们等同起来；我们是一切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本小册子在无政府主义的强制和暴力的理论时解释说：“为了挽救工人阶级免于遭受彻底奴役，我们可能要进行战斗。但是，战争只能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而我何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虽然这一点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或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必须而且的确认为这在美国是可能的，并且只要是在言论和新闻自由、和平集会和的权利、以及普选权（包括妇女的选举权）不受现行法律剥夺的任何地方，这也是可能的。我们对我们的思想和目的是完全直言无讳的，我们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所有工作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使用秘密组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8]
　　但是，仅仅把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混乱和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立场区分开来还是不够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未能彻底了解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会中得势的真正原因。国际工人协会并不只是专门致力于通过演说和著作来宣传它的理论，它也领导了罢工斗争，尤其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因此，虽然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会员是德国移民，但是它却深深地渗入到各个工会的美国工人中去了。

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作用

　　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发展。在整个八十年代中，恩格斯曾一再指责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他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理论”不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死东西。在恩格斯看来，他们在原则上拒绝学英语不仅仅显示出他们心胸的狭窄，而且也显示出他们政治上的愚昧。无怪乎恩格斯在一封致左尔格的信中忿怒地宣称：“要是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因而全部瓦解了，那倒是个收获，不过那样的好事是我们指望不到的。”^[19]
　　尽管有德籍美国人的把持，社会主义劳工党还是采取了一些使自己美国化的步骤。在1885年的有代表四十一个小组和四千名党员的三十三位代表出席的大会上，该党决定创办一份英文的“党报”。此外，该党还按照民族划分了小以便成立纯粹美国人的小组。^[20]
　　虽然《约翰·斯文登报》赞扬这一行动，但是，它却正确地指出：当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仍然同群众的劳工运动隔绝的时候，该党的影响是决不会增长的。它着重指出：在他们拒绝学英语并且把自己的活动限制于说德语的工人之间的时候，他们将继续陷于孤立。

　　“本城或全美国的德籍美国人要是全都学会说、读和写美国的语言的话，他们在社会、道义、或政治上的影响会比现在大十倍。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大批的德籍美国人同他们周围社会的一般生活隔离开了。如果他们掌握了美国的语言，他们会对全美国注入多少新思想呀！我们知道，德文是一种丰富、成熟、微妙、精巧和流畅的语言，但是五千多万美国的白人和黑人进步人民所说的语言也是如此。”^[21]

　　恩格斯完全同意这种批评。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为了在美国发生重要的作用：“必须彻底清除任何外国化的残余，必须成为完全美国化的党。这个党不能等着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同时又是外来的，因此，应当向国内占大多数同时又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学习英语”^[22]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低估外国出生的移民工人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所作出的贡献。他也了解，从1872年以来，社会主义劳工党一直鼓励在外国出生的工人中建立分部，分部的党员可以用非英文的语言来进行会员和教育工作，该党承认了由于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同民族的组成成分而产生的需要。正像犹太社会主义者机关报《工人报》所解释的一样：“因为只有我犹太语的公民才能够在犹太移民中顺利地进行工作，因为我们说他们的语言——仅仅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才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犹太人团体。日耳曼犹太语是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我的的目的之一是消除劳工世界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的区别。”^[23]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移民曾经这样地改变了劳工队伍的成份，以致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外国出生的工人构成了工人的多数。在承认移民工人需要在民族单位的基础上以本民族语言作为组织手段来加组织以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劳工党对于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在外国出生的工人间进行工作和利用他们的民族和人民的语言——移民所了解的唯一语言——作为组织工作的媒介。它的错误是在于——正如斯文登所说的一样——社会主义者不了解，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就必须把他们的主张传播给“五千万美国的白人和黑人进步人民”。举例来说，他们没有做特殊的努力来接近数十万的黑人工人；事实上，他们完全忽视了美国工人阶级这一重要部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种族歧视、剥夺公民的自由和私刑。的确，1885年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大会曾要求实行不分种族、性别和肤色的普选权，但是在政纲中却没有包括黑人的任何其他特殊要求。
　　1886年9月16日，爱德华·艾威林博士、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德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来到了美国。英国的生理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艾威林博士和他的妻子爱琳娜·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在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主持下在各地作了演讲。他们协助了在说英语的工人中撒播社会主义学说的种子，并且促使社会主义者在1886年秋季的劳工运动的巨大群众性政治高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标志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社会主义劳工党第一次成为美国群众性的劳工运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4]
　　但是，在把社会主义劳工党改变成一个美国政党方面，艾威林夫妇的努力并没获得太大成功。德籍美国人宗派主义分子的影响仍然太大了。艾威林夫妇离开美国时确信，如果社会主义者工作得正确的他们在美国是有优良的发展条件的。他们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在美国有着：“大批不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在听到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之后，就喊叫说：“呀！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就都是社会主义者啊。”^[25]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在不停地寻求比现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制度较好的制度，寻求用合作来代替竞争，用社会所有制来代替私人所有制——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艾威林夫妇所说的美国的广大群众已线准备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正确的。从下一事实上就可以反映这种情形：1889年，在威廉·布利斯（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乔治·赫隆（George D.Herron）、理查德·伊利（Richard Theodore Ely）的领导之下，由一些牧师和教授成了基督徒社会主义协会，〔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强调主张，地方政府应拥有电灯、暖气和运输公司，电报和铁路国有化，以及建立邮政储蓄银行，作为所有工业全部社会主义化的准备步骤，同时，应该征收以缩小贫富悬殊为目的的赋税（布利斯：《什么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小册子，1890年版。）〕该会的宗旨是：“以耶稣基督的精神，并按他的教诲，来使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符合于上帝的父爱和人子的兄弟情谊。”^[26]㉖这也反映在四十本左右乌托邦社会主义小说的问世，它们描绘了只要用一种基于理智原则的制度来代替现行制度，全体美国人就能获得光辉的未来。

贝拉米和工业国有化运动

　　乌托邦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一本文学作品，即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这本小说：的经路是这样大，以致印刷商都赶印不及。在几年之中就出售了一百万册以上，而且有一个时期出售率是每天一千册。
　　围绕着贝拉米的主要政治主张，即工业国有化，形成了一个寿命很短的社会主义运动。1888年在波士顿首先成立了“工业国有化运动俱乐部”，接着迅即扩张到全国。这些工业国有化运动者的团体是通过通信和互相派人演讲的方法很松懈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主要从城市中等阶级中征集会员。它们企图通过生产和分配国有化的办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端。它们认为在完成了这一点之后：“建成一个真正民主和人民的社会便会有绝大的可能；全世界的人将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一个合理的、有秩序的完善的共和国——个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理想的共和国。”
　　这个新社会将通过逐步的改革而建立起来；用“有理性的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27]这种运动建议在公众准备好的时候，逐个地接收各种工业。它的最初要求是，电话、电报、运输公司、铁路和煤矿的国有化，由地方自治机构办理地方选举，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改革文官制度。^[28]
　　虽然工业国有化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极少共同之处，而且伯拉米自己竭力表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一运动确曾有助于美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长。尽管它有缺点，《回顾》这本书却在许多年间继续成为向许多美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的第一本书籍。
　　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去接近那些在不断地寻找方法去克服日益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弊害的美国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鼓动和加深他对美国生活中的不平的憎恨，直到人民大众都痛恨这种不平为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处在一切鼓动和运动的中心，来教育工人，使他们了解，只有根本改变社会结构，才能根本改变他们的境遇，而且这种改变不是能够靠理论说服资本家来实现的。社会主义者应处在所有导致工人离开那两个老政党而建立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的独立政党的运动中心。

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贡献

　　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确曾尽到了某些这类的责任。在阶级斗争极为剧烈的这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劳工党员整个劳工运动带来了一种刺激和新的看法与意义。住促使重要的全国工会、地方工会和城市中央劳工组织成立和壮大了起来，而且它的党员在劳工骑士会里进行了英勇的工作。它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清楚地区分开，而无政府主义在这些年代中曾力图渗入美国的劳工运动。它领导了工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问和改善工作条件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劳工党在移民工人中奠定了有战斗精神的劳工组织的基础，这种在美国工会运动中不久就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有这种外国出生工人的工会都加入了美国总的劳工运动，并且变成了它的一部分。
　　然而，社会主义劳工党并没有制定和树立一个牢固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领导，在它的党员中真正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是寥若晨星。在大部分这一段时期中，拉萨尔派在说党中发生了过大的影响：〔直到1889年9月，那些仍然坚持拉萨尔主义立场、赞成政治行动而完全排除工会活动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中央工作人员才被撤换，而代之以强调扩大工会活动的必要性的人，（朱斯图斯·埃伯特著：《美国工业的进化》，1907年纽约版，第66—67页。）〕其结果正像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在劳工运动礼特别是在劳工骑士会中的影响。最后，在这整个时期中，社会主义劳工党保持了它的几乎完全由德国人组成的面貌，只有一些犹太人、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和意大利人掺杂其中。朱斯图斯·埃伯特说：“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是一个德国人的政党，它的正式语言是德文。美国人的成分一般而言是不占重要地位的。”^[29]
　　虽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传统、语言和经验的不同，他们同美国工人是分开的。因此，按照恩格斯的话来说他们（德国人）不了解怎样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推动美国人民大众前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页——译者〕。

^[1] 《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11月2日；1880年4月8日J.埃赫曼（J.Ehmann）致菲利浦·范·巴顿（Philip Van Patten）的信，见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文件》《Socialist Labor Party Papers）；菲利浦·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1页；菲利浦·方纳《毛皮及制革工人工会》（The Fur and Leather Workers Union），1950年新泽西州纽厄克城版，第18页；查理·麦克阿瑟·德斯特勒（Charles McArthur Destler）著：《1865—1901年美国激进主义》（American Radicalism，1865—1901），1946年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城版，第83—84页。

^[2] 菲利浦·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0页。

^[3] 《纽约市及郊区中央工会章程及附则》（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Central Labor Union of New York and Vicinity），1887年纽约版；《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502—503页，第808—813用《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0月14、21日；彼得·斯皮克（Peter A.Speek）著：《单一税与劳工运动》（the Single tax and the Labor Movement），1917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城版（Madison，Wisconsin），第25，317—318页。

^[4] 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4月8日；《纽约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1886年7月12日；《纽约太阳报》，1886年7月19日。

^[5] 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著：《美国社会主义史》（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903年间纽约版，第286—287页。

^[6] E.伯京（& Burgin）著：《犹太人劳工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Labor Movement），1915年纽约日耳曼犹太语版，第68—85页；马丁·柯亨（Martin A.Cohen）著：《犹太人移民及美国工会》（Jewish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Trade Unions），1941年8月芝加哥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第35—37页。

^[7] 《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6月7日；前引E.伯京书，第100—103页前引马丁·柯亨文，第41—43页。

^[8] 《犹太人生活》（Jewish Life），1952年4月号，第12页；前引E.伯京书，第103—112页。

^[9] 莫里斯·夏普斯（Morris Schappes）1948年在美国犹太人历史学会年会上的报告，载于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未出版的文件。

^[10] 勃纳德·温斯坦（Bernard Weinstein）著：《最初的年代》（the First Years），（日耳曼犹太文），载于哈利·兰与莫里斯·芬斯通（hariry Lang and Morris Feinstone）合编：《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五十周年念刊》（United Hebrew Trades 50th Jubilee Book），1938年纽约的版，第32页；前引马丁·柯亨书，第68—69页。

^[11] 尤尼斯·米奈特·修斯特（Eunice Minette Schuster）著：《道地美国人的无政府主义：美国左翼个人主义之研究》（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A Study of Left Wing American Individualism），1931—1932年马赛诸塞州北安普顿版，第162—164页。

^[12] 兰·卡尔玛（Alan Calmar）著：《劳工鼓动者：阿伯特·帕森斯的事迹》（Labor Agitator：the Story of Albert R.Parsons），1937年版，第52—62页。

^[13] E.L.博加特（E.L.Bogart）和C.M.渴普逊（C.M.Thompson）合著：《1870—1893年的工业州——伊利诺伊州百年史》（the Industrial State，1870—1893，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Illinois），第4卷，1920年伊利诺伊州斯普临菲耳德版，第167—168页。

^[14] 前引亨利·戴维书，第64—69页。

^[15] 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著：《美国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1886年版，第358-363页。

^[16] 塞米尔·耶艺（Samuel Yellen）著：《美国劳工的斗争》（American Labor Struggles），1936版，第48页。

^[17] 前引莫里斯·希尔奎特的书，第217—218页。

^[18] 《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敌手》（Socialism and Anarchism，Antagonistic Opposites），《社会主义丛书》（Socialistic Libraiy），第6册，1886年6月1日纽约版，第7—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8页。

^[20] 《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10月18日；《工人拥护者》（Workmen’s Advocate），1888年1月8日。

^[21] 《约翰·斯文登报》，1886年2月21日。

^[2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英译本美国版序言）。

^[23] 《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1890年12月5日。

^[24] 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43—44页。

^[25] 同上书，第45页。

^[26] 前引莫里斯·希尔奎特书，第319—321页。

^[27] 《新民族》（New Nation），1891年1月31日；《民族主义者》（the Nationalist），1889年5月号。

^[28] 《民族主义者》，1889年12月号多《新民族》，1891年1月31日。

^[29] 朱斯图斯·埃伯特（Justus Ebert）著：《美国工业的进化》（American Industrial Evolution））1907年的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