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六章 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劳动节和五一节


1.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2.劳动节的建立
3.八小时工作制
4.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创始
5.第一个“五一节”


  就在劳工骑士会取得最大成功的时候,另外一个组织兴起了,并且不久就在美国的劳工运动里取代了劳工骑士会的领导地位。这就是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它在1886年更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

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在前一卷里,我们追溯了导向劳工联合会议成的力量的起源:并且详详细地叙述了它在1881年匹兹堡城一次大会上的诞生。〔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51—768页。〕
  从一开始,各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就用一项条文控制了劳联。这项条文规定,全国性的行业工会根据会员人数的多少按比例取得出席年会的席位,而地方性的工会,不论会员多少,却只有一个投票权。但是,尽管给了全国性行业工会重要的地位,若干年间它们的多数对劳联并不热心,而那些比较热心的,在劳联非常需要经费时,也仅仅是“口头上加以支持”而已。[1]反对工会的分子还没有取得对劳工骑士会的控制权,因此,许多主要的全国性工会感到劳工骑士会已能满足它们的需要。另一些工会则对劳工骑士会和劳联都不接近。曾派代表十个人参加1881年匹兹堡大会的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在1883年退出了劳联,因为劳联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谴责高额的保护性税率。[2]〔失去了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对劳联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该协会会员人数在1882年估计在五万到六万之间(1882年5月14日《纽约太阳报》;W.H.福斯特1885年12月28日给冈伯斯的信,见《劳联通讯》。)几年后,木匠工会领导兼美国劳联财务秘书彼得·麦克基尔写信给冈伯斯说:“我们不能在税率问题上表明立场,因为我们先前由于这个问题在1882年对旧日的联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教训已经足够了。”(1897年5月21日《劳联通讯》)〕
  劳联对它的会员组织并不发给执照,并且由于会员不多和费不足而使工作受到阻碍,它迅速地降低到一个只会通过决议案的团体的地位。〔在1882—1884年间劳联所通过的决议案中,有一个是1882年大会通过的决盛曾向所有的妇女组织提出邀请,并且向这些组织保证,它们在劳联今后的会议上将“和男子的行业工会组织享有平等的地位”(这样的邀请书送给送给黑人工人的组织)。1883年的大会继上届大会发出上述致妇女组织的邀请书后,直接向“劳动妇女们”发出呼吁,促使她们从组织上和劳联团结起来,为确立“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而共同斗争。大会还吁请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并且要求它的“立法委员会”应“在未来的一年中特别努力来组织全国的产业工人”。(见《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2年大会记录》,第16,19,20,23页;《1883年大会记录》,第13,19页。)〕在大会朗会期期劳联仅通过它的“立法委员会”来工作,这个委员会是1881年为一个争取对工人有利的保护性立法和其他立法的运动而设立的。”〔塞米尔·冈伯斯是“立法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鲍华斯是第一副主席,加布里尔·艾德蒙斯顿是第二副主席,W.H.福斯特是秘书,罗伯特·霍华德负责财务。〕委员会帮助被列入黑名单的工人们寻找职业,推动几个城市组织了工会,并且协助整顿了许多全国性的工会。虽然委员会在经济方面的工作逐渐也有所开展,但是,它的活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3]该委员会自己认为,在它成立的头两年中,曾努力促成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对劳资问题进行普查;曾协助击败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宣告海员工会为煽动叛变和暴动的组织,凡组织海员工会者将罚以巨款和判以长期徒刑;曾影响俄亥俄州议会通过关于取消监狱劳工契约的法案。”制度的法案;曾影响纽约州议会通过禁止在住所内制造雪茄烟的法案;并曾影响了几个州议会通过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和规定对儿童实行义务教育的法案。[4]卷委员会进一步报告说“在最近的选举中,劳工的朋友们在国内几个地区已被选入立法机关,使他们在制定一些管辖我们的法律时有了发言权。更令人欢欣的是,几个著名仇视我的事业的官员们最近已因工会人员的共同努力而被黜免了。[5]〔“立法委员会”刚成立后,就在1881年11月20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主张这个团体的成员“不得公开赞成任何政党的主张;但是这并不阻止他俯拥护诚心诚意直接为劳工谋福利的人担任公职。”(1881年11月19日至1887年12月17日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立法委员会记录,见美国劳联档案)〕
  不管这些话是否正确——根据已有的证据来说是难于断定的——“立法委员会”对它本身的成就是相当不满意的。该委员会在向1883年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我们原来有意在我们的任期内广泛地发行一些短文和小册子,目的在于教育工人们来拥护工会运动和劳联的宗旨;但是直到最近我们还是缺乏经费,因此不得不把这项工作移交给我们的继任者。”[6]
  但是“继任者”的境遇也不见得好些。弗兰克·福斯特书记在1884年芝加哥大会上向代表着将近五万附属工会会员的二十五名代表作报告时,承认劳联是失败了。它在立法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它要组织的产业工人的运动才刚刚开始。统一工人运动的努力并没有结果。大多数重要的全国性工会仍然没有加入劳联,而少数已经加入劳联并且派代表出席大会的工会,也很少给它支持,或者没有给予支持。福斯特说:在这黯淡的景象中唯一光明的一点,就是由于劳联活动的结果,法国和美国工会之间已开始有了兄弟般的关系,这一点他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来通知代表们的。〔福斯特和法国工会通信时写道:“劳工问题在全世界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在性质上并无差别。劳工是不分国界的,全世界的工人们应该为他们的共同福利而携起手来,劳工如果团结起来,野蛮的战争是不能存在的。”(见《1884年大会议事录》,第12—13页)〕此外,他就指不出什么积极的成就了。福斯特说“当我以书记的身份提出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时,我体会到报告的主要意义是指出目前形势所孕育的未来的可能性,而不是记载已经取得的成绩。缺乏经费严重地妨碍了劳联的工作,再加上它是一个缺乏紧密团结的组织,我们能做出成绩的可能就很小了。”[7]

劳动节的建立


  已濒于瓦解的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的1884年大会,也还产生了对后代的美国劳工运动以及美国人民整个说来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项决议。一项决议导致劳动节的建立,另一项规定了五一劳动节作为劳工的假日。
  1882年5月18日,粗细木工兄弟会的发起人兼总书记社会主义者彼得·麦克基尔,在纽约城中央工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建议“应规定一天作为在城市街道上游行的节日”。他建议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因为“这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差不多在7月4日国庆节和感恩节两者的当中,它可以把法定假日表中的一个较长的空白填补上”[8]
  这个建议受到热烈的欢迎,于是劳工团体规定1882年9月5日为第一次游行的日期。三万多名砌砖、运货、印刷、油漆、打铁、铁路、制雪茄烟、皮货、缝纫以及其他男女工人,在9月5日清晨列队游行。他们昂首阔步通过市繁华的第五街,走进联合广场。工人们带着标语牌,其中的口号有“劳工一定会团结起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用投票作为斗争武器”等等。[9]
  1883年9月5日劳工再度游行时,队伍有一万人,报纸当时报道说:“比游行队伍多十倍的人在街道两旁欢呼。”许多参加游行的人——黑人和白人〔由一百五十名黑人工人组成的温德尔·菲利浦斯劳工俱乐部,在游行中走在第二大队的最前列。〕——背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一定要打垮垄断组织,以免它们打垮我们。”[10]
  1884年,岛中央工会决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劳动节游行,这一天是9月1日。〔1882年的游行是在星期二举行的。1883年的游行是在星期三举行的。〕该会事前曾和其他城市的中央劳工团体通信,促请它们把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工人的普遍假日”来庆祝。凡是为生活而劳动的工人都应受到欢迎。“不分肤色和宗教,消除种族歧视,只要为每日的面包而劳动的人都一律平等。”[11]
  那一年工人们在布法罗、辛辛那提和马萨诸塞州的林城和哈佛希尔城以及纽约市都举行了游行。在纽约有二万多工人代表着五十个工会参加了游行。《纽约先驱报》用大字标题写道:“从中央工会涌出的劳工巨流;游行队伍堵塞了街道——并受到热烈的欢呼。[12]
  在全国性的组织中,首先建议为全国各地劳工设立一个庆祝日的,就是有说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4年在芝加哥的大会上劳工领袖中的老前辈、第16印刷工会会员安特鲁·卡尔·喀麦隆,代表芝加哥行业和劳工大会,提出下面这样一个议案:“兹决定规定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工人的全国假日,井建议所有工资工人不分性别、职业和国籍,一律参加这个节日。”[13]
  这个决议案经全体一致通过。劳联在号召全国工人大力支持这个决议案时,促所有和劳动大军有关的人,不论熟练和非熟练工人,都站到一个旗帜下来,使这一天能和工人的事业相称”[14]。后来许多州的地方团体通过的一些专门决议,对这个口号又有所补充。明尼阿波利斯行业和劳工大会号召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时说:
  “向资本家、银行家和他们的仆从显示一下,当你们充分了解怎样为自己着想和怎样为自己立法时,你们的力量有多大。正当你们仅仅为了生存而辛勤劳累时,这些好吃懒做和不事生产的家伙却过着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生活,而他们所挥霍的财物原是属于你们的,是你们的劳动所创造的……
  “他们力图否定我们起来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现政府的宪法所保证了的。因此,我们号召你们来向他们表示抗议;表示你们一定会组织起来;表示你们已经组织起来了;表示你们获得解放的日子临近了。为此,我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庆祝这一天。
  “行业和劳工大会宣布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工的假日。离开你们的工作台,离开你们的工场吧……”[15]
  1885年9月7日,全国各地第一次把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全国假日来纪念。当时的一家报纸评论道:“这一天已定为全国劳工假日,只要在美国各地的劳工运动存在一天,这个假日很可能将被继续执行下去。”[16]1887年奥里根州把劳动节规定为正式的节日,它是美国各州中第一个这样做的。1894年,纽约州的议员、第六印刷工会会阿莫斯·克明斯在国会中提出美国劳联所起草的一项法案,建议把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个法案于1894年6月28日在国会通过,当天由克利夫兰总统签署生效。[17]

八小时工作制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每一次劳动节游行示威的主要口号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时”。因此,可以理解到,号召庆祝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工的全国假日的美国劳联的同一届大会,在遍及全国的争取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运动中,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劳联的1884年大会通过了下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作出决议,从1886年5月1曰起,一天的合法劳动应该是八小时,并且向本区所有的劳工运织建议,请它们在上述日期把它们的规章修改得符合这一决议。”[18]
  作为工人仍显示本阶级团结和国际团结的一天的五一劳动节,起源于他们为争取较短的工作日的努力,特别是起源于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在前一卷中,我们曾追溯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为八小时工作制作斗争的历史。〔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45—554,557,734—739页。〕这个斗争产生了一些结果。到1867年,有六个州通过了规定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一些市参议会制定了对公务人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1868年6月,国会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联邦法律,使八小时制适用于政府工作人员。
  但是,这些法律是无法生效的,它们的主要意义仅在于建立了一种法律上的先例,并且反映了正在增长的普遍要求。各州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实施的办法,并且往往包括下一条款:如果受雇人和雇主订有关于较长工作时间的专门合同,即可不受本法律的限制。联邦法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以致不能使所有应享受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人都获得这种利益。不仅如此,在有关缩短工作时间的法令中,还有一项关于削减工资20%的条款,这一条款在1872年前一直有效,只是在劳工的坚决抵抗后才被取消。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在1876年完全取消了这项法律,声明联邦政府能够同雇员分别订立合同。[19]
  在八十年代初期,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主要还是限于立法活动。但不久就很明显,劳工不可能再依靠立法行动来获得八小时工作制。〔由劳联指派的以众议员麦奇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1882年访问了切斯特·阿瑟总统:“促请他把原有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法津付诸实施。委员会在白宫受到冷淡的接待,总统率直地告诉他们:“我不认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是符合宪法的,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实施一项不符合宪法的法律。”(见《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2年大会议事录》,第2和18页。”)总统好像不懂得,他的职责是实施而不是解释法律。〕彼得·麦克基尔在一次木工的群众大会上说:“取得八小时工作制要靠组织。1868年,美国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那个法律仅仅执行了两次。如果你们要八小时工作制,就要自己去争取制定。”他代表粗细木工工会宣称:“我们要有一个由工人自己制定的法令,规定从某一天起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而且他们自己应该来强制执行这一项工法律。”[20]
  1884年,麦克基尔的工会——粗细木工兄弟会——指示它出席美国劳联芝加哥大会的代表们提出一项决议案,规定在1886年5月1日这一天,各地应同时确立所有工人每天的合法劳动时间为八小时。这个决议案由艾德蒙斯顿代表提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二十三票对二票获得通过,决议案中并没有任何条文指出在1886年5月1日劳工应用何种方法来取得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从代表支持弗兰克·福斯特的建议,可以看出他们是预见到各地会举行罢工的,这个建议说“在下届国会开会以前,所有劳工组织应举行一次投票,以决定是否能用全体罢工的方式来争取至迟在1886年5月1日实现八(或九)小时工作制。”[21]为《约翰·斯文登报》采访大会消息的一位记者写道:代表们确信“等待立法是无济干事的……缩短工作日的齐心合力的要求,加以完善的组织支持,较之制定要仰仗野心勃勃的政客和阿谀逢迎的政府官员的高兴才能实施的上千种法律,将会有效得多。”[22]
  劳联知道,它的建议的成败,要看比它更强大和更有影响的劲敌——劳工骑士会——的反应而定。因此,它通过了一项决指令下届“立法委员会”吁请劳工骑士会“在完成八小时工作制的改革的总运动中进行合作”[23]
  当时有理由相信,这种吁请将不会得到劳工骑士会领导方面的支持。1884年,劳工骑士会曾经宣布它要“用普遍拒绝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的方法来缩短劳动时间”[24]但是,泡德利和他们在总执行委员会的同僚的却明确地表明,这并不等于支持实行总罢工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泡德利不主张举行群众的示威游行,而是建议劳工骑士会的全体会员应同时在1885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写信给各个报馆。在写信运动结束后,泡德利宣布“造成健康的舆论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厂商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和研究它的可能性”[25]。当然,这对于在工厂、车间和矿井工作超过八小时的数十万工人来并不是什么实际的安慰。
  到了1885年夏季,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方面是在存心破坏劳联所发起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劳工骑士会总书记弗雷德里克·特纳甚至不答复劳联书记的来信,信中催请劳工骑士会说:“和我们合作来争取从1886年5月1日确立八小时工作制吧”。在1885年的大会上,劳工骑士会总会职员对于一项要表扬劳联并且号召支持劳联正在倡议的运动的决议案给予极少的考虑。不仅如此,泡德利在对代表大会的致词中,竟特意指责劳联的“五一”计划。他硬说“八小时工作制……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建议“劳工骑士会不应该支持为在1886年5月1日确立缩短工作时间而举行总罢工的建议。对这个计划最感兴趣的人例对于运动还没有认识,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罢工,那是一定会流产的。所订的日期不适宜;所提出的建立八小时工作制的计划也是不妥当的。”[26]
  但是,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却不是这样想法。一个接一个的分会通过了决议要求总会规定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日”,而且劳工骑士会的组织者们还利用八小时工作制的题目建立了新的分会。有些分会给泡德利的信,在赞成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同时,还提出要求更彻底地改变经济制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分会写道:“工人兄弟们,时间已到了,我用应当停止只折枝节,而来着手砍断树根吧。除八小时工作制以外,或必须要求全面改变经济制度。”[27]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并没有号召在整个社会制度得到改革以前应该放弃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另一方面,泡德利以一种典型的伪宣传家的口吻主张只有“在土地、机器、铁路和电报的所有制方面建立了公正的和人道的制度并且建立了公平的货币制度”以后,才能够实现“由于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天八小时所得到的利益”[28]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创始


  劳工运动中工人群众的热烈反应,鼓励了出席劳联1885年大会的代表伊耳再度宣告八小时工作制要在1886年5月1日生效。他们更进一步要求不隶属于劳联和不准备为缩短工作日而举行罢工的工会组织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协助那些准备罢工的工会组织。“立法委员会”受权在1886年5月1日“把八小时工作制付诸实施”,并且有权向各行业工会请求财务援助。[29]
  这一次,劳联的负责人采取了一些步骤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当时建立了一个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准备和雇主们协商的机构,同时也起草了一项供工会和雇主们谈判时签字用的协议格式。但是,如果和谈一旦无效,工会还要进行罢工。与此同时,在1886年5月1日以前,工会要通过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和用其他手段来鼓吹八小时工作制,而且要动员工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30]
  劳联把这个计划送到劳工骑士会,再一次请它合作。可是后者的领导方面又一次冷淡地对待这个邀请,基本上是置之不理。但是,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即又一次举双手欢迎这个计划,越来越多的地方分会通过决议要求领导上支持劳联。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是准备采取斗争方式的,但是它的领导人太偏爱和平了,以致不肯采取广泛的产业工人的行动”[31]
  当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不顾总会的劝戒,开始为1886年5月1日做准备工作时,泡德利发出了许多秘密通函,其中有一份警告会员们不要使劳工骑士会作出支持八小时运动的保证。在1886年3月13日的著名的秘密通函中,泡德利写道:“劳工骑士会的任何分会不得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按照总会的命令而在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的,因为这样的命令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是不会有的。资本家和工人都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来认识缩短工作时间的必要性。”[32]
  泡德利虽燃无力阻止八小时运动,但他在阻止劳工队伍采取有效的和一致的行动方面却颇有收获。上述3月间的通函分化了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们。虽然有数千会员继续在纽约、费城、芝加哥、路易斯维尔、圣路易、密尔沃基、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五一节日”的准备会议上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他们知道这是越过总会领导的做法,而且这是很多劳工骑士会会员不准备采取的步骤。[33]
  在芝加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最激烈的地方——社会革命者以全力投入了这个运动,在这个城市的争取缩短工作日的巨大浪潮中起了主导作用。开始时,国际工人协会(所需“黑色国际”)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们并不赞成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警钟》报写道:“如果同意资本家有权利取得我们八小时的劳动,这比妥协还要糟糕,这实际上是承认工资制度是对的。”缩短工作日的运动即使成功了,比起消灭工资制度的斗争是微不足道的。这只是施舍给工人们的一点小恩小惠,用来堵住他们的嘴,并转移他们的精力,使他们不去进行推翻工资奴役制的斗争。[34]
  但是,当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看到各地的工人阶级如何深入地被鼓动起来,看到工业资本家是如何拼命地反对这个运动时,他们了解到有觉悟的男女劳动者必须团结到一条共同的战线上来。帕森斯后来解释说,“左翼”分子之所以赞成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第一,因为这是一个反对权威的阶级运动,因而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也是必要的;第二,因为我们不愿袖手旁观,以免被我的工人弟兄们误会。”[35]
  芝加哥社会革命党人一旦全心全意地投入八小时运动,就给斗争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激进分子虽然遭到了比较保守的劳工领袖们的漠视,但他们号日以继夜地为此而工作着。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最活跃的中央工会,则全力支持八小时工作协会。这就是在芝加哥发动这次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五一”前夕的星期日,中央工会员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八小时制示威,参加的有二万五千工人,代表着二十五个工会。[36]
  在芝加哥筹备的全国“五一”罢工的工作是最成功、最有力的,这里形成了战斗的左翼劳工运动的中心。纽约、辛辛那提、巴尔的摩、密尔沃基、波士顿、匹兹堡、圣路易、华盛顿和其他许多城市,数以千计的工人,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男工和女工、黑人和白人、本国人和外国的移民、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都卷入了缩短工作日的斗争。1886年4月中旬,《约翰·斯文登报》到处都可以看到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宣传鼓动。”那时,将近二十五万产业工人投身运动中。运动浪潮是这样的猛烈,以致约有三万工人已经获得了九小时或八小时工作日[37]〔有些工会开始时提出九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后来在斗争过程中转到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见《美国劳联主义者》,第2卷,1895年6月版,第61页。)〕
  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流行的口号像八小时工作制的号召这样能够抓住美国工人的心。替老板说的报纸和其他代言人悲伤地说:八小时工作制是“猖獗骇人的共产主义”,它会鼓励“游荡、赌博、暴动、堕落和酗酒”,而且只会员美国工人们带来更低的工资、更大的贫困和社会的退化。[38]〔有个别的劳工领袖附和了老板们的意图。例如,机车司机兄弟会保守的会长P.M.阿瑟表示反对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少工作两小时意味着多了两小时时间到处闲荡和喝酒”。(见查理·安迪柯特:《资本和劳动》——在波士顿中央工会会议上的讲1886年3月28日,第11页。)〕但是工人们对此毫无所动。他们吸着“八小时牌香烟”,购买“八小时牌鞋子”,并唱着“八小时歌”歌[39]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
  我厌倦了白白的辛劳,
 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
  从没有时间让我乃去思考。
 我们要晒晒太阳,
  我们要闻闻花香;
 我们相信:
  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
 我的从船坞、车间和工场
  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
  八小时归自己!

第一个“五一节”


  在那关键性的5月1日这一天,所有工业城市的工人都放下了工具,要求八小时工作制。遍及全国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个单位的大约三十五万工人参加了罢工。仅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四万工人罢工,还有四万五千多工人不用罢工就获得了较短的工作日。一家芝加哥报纸写道:“芝加哥市铁路交通全部陷于停顿,所有仓库都闭了门和贴上了封条,芝加哥的大部分工业处于瘫痪状态。工厂和制造场高大的烟囱上看不到的青烟,到处呈现出好像安息日的景象。”属于劳工骑士会的芝加哥各肉类食品罐头工会把畜栏关闭起来,加入了全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罐头工会在罢工中胜利了,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工资并没有减少。[40]
  在底特律城有一万一千人参加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游行,这次游行是由底特律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和劳工骑士会共同主持的。[41]
  《纽约太阳报》用“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欢呼”的大标题来描述纽约市的“五一”示威游行。据估计,将近有二万五千人参加了一次火炬游行,通过市中心的百老汇,浩浩荡荡进入第17街的联合广场,走过两座演讲台,一座台上的演讲人用德语演讲,另一座台上的演讲人用英演讲。在第一座台上“飘扬着红旗”。各个地方性工会的会员们在他们自己的旗帜后面列队前进。第一面包师工会的三千四百名面包工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这样的景象在纽约是破天荒的。[42]
  据估计,在参加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的三十五万工人中,总共有十八万五千人在5月1日或过后几天就达到了他们的要求。此外,主要是由于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二十多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或超过十二小时的工人移于获得了每天工作十小时或九小时的权利。在许多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的行业里,则减到了十二小时;不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业部门缩短了工作时几十种工作十小时的行业,特别是建筑业,箍短到九小时。很多地方采取了星期六休假半天的办法;当时曾有要求商店提早关门的广泛运动。星期日工作的惯例在大多数工业中已经逐渐废除了。[43]
  紧接着“五一”之后,由于老板们对劳工运动展开了进攻,有钱多工人确实又恢复了较长的工作时间,但是冈波斯于1899年对国会指派的工业调查委员会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说:“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我确信,1886年的运动使美国劳动人民减少了整整一小时的劳动。”[44]在1889年的美国劳联大会上,有一位工会工作者演讲时宣称:“很多人认为1886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完全失败了……你知道今天在哪一个行业里工人还像在1886年5月1日以前那样工作那么多的小时呢?甚至用不着看熟练工人,只要看看所谓非熟练工人,就可以看出来了。”[45]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导使成千上万工人加入了劳工组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武器。




[1]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页。

[2]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7—18页。

[3]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页;《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7—8页。

[4] 同上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页;《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8页;1884年12月4日参议员威尔金逊·考尔(Wilkinson Call),给G·艾德蒙斯信(G.Edmonston),见《劳联通讯集》。

[5]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日。

[6] 同上联合会《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8页。

[7] 同上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12页。

[8] 1882年5月19—20日《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

[9] 1882年9月6日《纽约世界报》,《纽约先驱报》,《纽约太阳报》。

[10] 1883年9月6日《纽约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纽约世界报》。

[11] 1884年6月25日《联合劳工杂志》,第725页;1884年8月31日《约翰·斯文登报》。

[12] 1884年9月2日《纽约先驱报》,1884年7月6日及8月31日《约翰·斯文登报》。

[13]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23页。

[14] 阿伯特·帕森斯剪贴簿内所附传单,藏于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15] 1885年7月19日及8月16日圣保罗《环球民主党人报》(Globe Democrat)。

[16] 1885年9月13日圣保罗《环球日报》。

[17] 《美国劳联主义者》(American Federationist),1894年8月,第1卷,第128—129页。

[18]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24—25页。

[19] 1884年2月4日《纽约时报》。

[20]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9页;1885年4月4日《约翰·斯文登报》。

[21]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8,10—14页。

[22] 1884年10月26日《约翰·斯文登报》。

[23]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4页。

[24] 伊拉·罗斯·坦布西(Ella Rose Tambussi)著:《劳工骑士会》(The Knights of Labor),霍尔约克山学院经济学及社会学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Mount Holyoke College)的硕士论文,第95页。

[25] 前引坎门司及其副手书,第2卷,第377—379页。

[26] 加·艾德蒙斯顿1885年7月26日给弗雷德里克·特纳的信,美国劳工联合会大楼藏《塞米尔·冈波斯书信集》(以下简称《冈伯期书信集》)中的副本;《劳工骑士会1885年大会议事录》,第15页。

[27] 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253页;粗细木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1885年11月21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28] 泡德利著:《我走过的道路》,第169页。

[29] 《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5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1—15页。《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立法委员会从1881年11月19日至1887年12月17日议事录》,1885年12月11日会议的报告收集于劳联档案中;1886年2月1日印刷品《向所有行业工会和劳工会呼吁》(Appeal To all Trade and Labor Unions),由W.H.福斯特签署,副本存于《劳联通讯集》。

[30] 前引卡希尔书,第154—155页。

[31] 前引戴维书,第164页。

[32] 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496页。

[33] 1886年4月11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1886年4月11日《约翰·斯文登报》。

[34] 1884年3月2日,1885年6月7日及1886年5月2日《约翰·斯文登报》。

[35] 前引卡尔玛书,第78页。

[36] 同上书,同页;前引戴维书,第182—183页。

[37] 1886年1月10日及4月18日《约翰·斯文登报》;前引戴维书,第177页。

[38] 见乔治·甘顿(George Gunton)著:《财富与进步》(Wealth and Progrss),1887年纽约版,第243页;1884年3月2日《约翰·斯文登报》。

[39] 1886年5月16日《约翰·斯文登报》。

[40] 1886年5月8日和15日《勃拉德街报》。

[41] 前引格拉哲书,第71—72页。

[42] 1886年5月2日《纽约太阳报》。

[43] 1886年5月8日和15日《勃拉德街 报》;前引卡希尔书,第159页:1886年5月2日《约翰·斯文登报》,《1886年劳联大会会员录》,第6页。

[44] 《制造业及一般行业中劳资关系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and General Business),1901年华盛顿版,第7卷,第623页。

[45] 《1889年劳联大会会录》,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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