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五章 劳工骑士会的政策和领导


1．教育的作用
2．反工会主义
3．对政治行动的态度
4．对罢工的态度
5．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
6．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
7．天主教会的作用
8．泡德利的官僚领导机器
9．社会主义劳工党向泡德利挑战的失败


　　作为一个团结美国全国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来说，劳工骑士会本来有很大的潜力。如果它能有一了正确的政策和明智的主张作指导，劳工骑士会可能会改变过去七十年美国劳工的历史，从而也就会改变美国整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不幸的是，尽管劳工骑士会在劳工团结等问题上基本上采取了进步的立场，但它的许多政策和多数领袖在认识上这样混乱，同美国工人群众的真正需要与愿望如此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以致这个组织的潜在的集体力量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局势的根源在于：几乎在劳工运动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上，骑士会的领导者和会员群众之间，都存在着根本的冲突。

教育的作用


　　劳工骑士会散发的一份传单写道：“劳工骑士会的基本原则是教育。”骑士会会员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工人在希望取得他们应有的社会领导权之前，必须受到教育。由于劳工骑士会大多数会“受环境所迫，被剥夺了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知识的机会”[1]。有些人虽然进了学校，但却没有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真相，而只是学到了歪曲的、反劳工的、亲资本主义的论点，所以劳工骑士会就有必要建立它自己的教育机构和纲领。
　　劳工骑士会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大体上包括邀请组织内的杰出人才和社会上友好的进步分子作演讲，以及建立图书馆和阅览室。[2]地方分会在每半月举行一次的集会中，讨论很广泛的题目。一家当时出版的劳工报纸写道：“地方分会在许多地区已成为实用经济学的学校，并清除了长期以来阻碍人们认识究竟是什么伤害了他们的那些谬论。”[3]
　　许多地方分会建立了图书馆和阅览室，并且通常是把它设立在会所内。在好些地方，劳工骑士会所建筑的和拥有的劳工会堂，变成了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4]
　　不幸的是，当时对于劳工骑士会的领袖们来说，教育变成了行动的替身。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会员的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能自觉地和有效地行动起来，因此他们强调在教育方案没有充分实现以前，应当暂时停止罢工、抵制和政治活动。他们还认为：“我们主要是一个教育的团体。宣传健全的经济学馆，是我们最神圣的任务，在若干年内，我们应该集中致力于这一方面……除了要求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真理之外，我们不要对会员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让他们念好了功课时，再行动吧。”[5]
　　但是会员的认为教育是正确行动的指南，这种行动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而恰恰就在他们的日常斗争中。
　　然而劳工骑士会的领导对工人们的日常斗争是毫不关心的。泡德利认为为工资而斗争的纲领是一种“浅见”，其用意不过是要求“每天增加几分钱”而已，而且他还强调说，“谈论缩短工作时间……是枉费时日的。人们从缩短工作时间中所获得的，将以其他的方式被剥夺回去。”[6]
　　劳工骑士会的领导对于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这类“琐碎问题”毫不关心。相反地，他们促使工人们集中全副精力：“采用合作制度，使人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己的雇主，……这样来废除现代文明的灾害——工资奴役。”尽管劳工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所提倡的生产合作运动失败了，〔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纽约版，第277—281和618—623页。〕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仍旧抓住这个空想的万应药，并对工人宣扬这是结束资本主义灾害的唯一希望。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使生产合作社更难于顺利地生存下去了，但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泡德利坚持说，合作是“劳工解放的杠杆”，所有男女工人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杠杆上。[7]
　　在一个短时期内，劳工骑士会对于建立和维持多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是起了作用的。〔劳工骑士会所组织的大多数消费合作社都是些小规模的杂货店，许多地方分会的会址便设在这些商店楼上。（爱德华·贝密斯著：《新英格兰的合作社》，见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丛刊》，1888年纽约版，第69页）〕但是，在劳工骑士会里说风靡一时的合作化浪潮不久就消退下去了，因为经验证明，小规模的合作社是注定要失败的。资产阶级在每一个场合都对合作社进行坚决的打击。对于工人的合作批发商不供应物资，铁路在运费和运输方面，以及银行在信贷方面，都加以无理的歧视。此外，私营公司还利用减价和笼络顾客的特殊手段，来扼杀它的合作社竞争者。[8]
　　急躁冒进，效率低，内部分歧，以及缺乏资金，也都是劳工骑士会所办合作社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有的合作社经住了以上这些考验，那些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企业，在铁路、人和银行的协助下，还是不会让它们成长，并且最后使它们不可能生存下去。[9]
　　有些合作社碰到了本身内部的劳工纠纷。多伦多劳工骑士会办的公共马车合作公司，因强迫马车工人接受降低的工资，引起马车工人的罢工，结果公司就此倒吃。类似的情况，加速了明尼阿波利斯本来办得相当成功的制桶生产合作社的倒自从木桶生产采用机器以后，制桶生产合作社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金来安装昂贵的机器，以便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这样一来，就减缩了能够雇用的工人人数，弄到后来，甚至也采用低微工资雇用童工来管理机器了。结果，明尼阿波利斯的合作社自己的工人也罢工起来了。不出数年，合作社经营就垮台了。[10]
　　劳工骑士会的领袖们，在用该会的人力和财力来建立生产合作社时，〔印第安纳州堪奈尔堡城的联合采矿公司，是整个由劳工骑士会建立起来的合作社的唯一例子，最后只以四千美元出售了。这和劳工骑士会不到两年间所投入这个煤矿的资金相比，还不到1/10。（见弗莱得立克.特纳1885年4月18日致泡德利的信；威廉·路易斯1885年4月15、16、28日和5月11日致泡德利的信；泡德利1885年5月4日致威廉·路易斯的信。以上见美国天主教大学莫伦图书馆所藏泡德利书信集。以下曾称《泡德利书信集》。）〕削弱了生活困苦的会员们的日常斗争。这些领袖们可用了激昂的言论来谈论合作化的原则，他们强调工人们不应在现存的制度下为着眼前的利益去斗争，这实际上是帮助了资本家。

反工会主义


　　在劳工骑士会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赞成和反对工会的人物之间曾发生过拉锯战，但总的来说，拥护工会的观点胜利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熟练工人的技能工会很容易适应劳工骑士会的组织，因为后者允许每个工会按职业在骑士会内部成一个分会。劳工骑士会也鼓励按照其他全国性行业工会的形式在骑士会内部组成全国性的行业分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很多最有势力的工会在劳工骑士会内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劳工骑士会和工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并没有持很久。1885年，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权落入了一些具有落后的反工会思想的分子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盘踞在第49区分会家庭俱乐部内的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这个俱乐部是劳工骑士会内势力最大的独立团体，同时这个区是会内的第二个大区。这个区分会成立于1882年7月，它包括纽约和布鲁克林大部分的地方分会。它在八十年代中期拥有六万会员。
　　家庭俱乐部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们敌视工会组织，他们不同意甚至积极反对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所作的斗争，他们鼓吹成立工人合作企业，并以此作为减轻工资制度害处的手段。他们加强了泡德利领导集团的中产阶级阳向，并且严重地加剧了劳工骑士会内外同工会之间的惨痛冲突。在短短的时间内，这种反对工会的观点变成了总执行委员会的既定政策。到1886年，家庭俱乐部对劳工骑士会的政策已能起很大的影响，并控制了总部的大部分成员。[11]
　　这并不是说，在劳工骑士会内部反对工会的情绪只来自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其他方面也有这种情绪：如农户主、店主、农村知识分子、商人、农民互济会会和绿背劳工党的残余分子，以及劳工骑士会内部的其他非工人阶级分子。但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的一点是，拉萨东派社会主义者的反工会的态度，恰好和劳工骑士会内部非工人阶级的意见不谋而合，并且和泡德利以及其他领袖的政策思想也相适应。
　　劳工骑士会内部反对工会的分子认为，由于广泛采用机器的原故，工会组织完全过时了，并且完全没有能力来有效地对抗正在发展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认为，工业革命通过专业化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熟练工人的人数，以致不需要再有技能工会了。此外，许多工会各自为政的孤立政策，使工会在对付反劳工的老板们的斗争中成为软弱无能。老板们往往能够击溃工会号召的罢工，因为同一企业中其他工会的会员并没有停止工作，甚至把罢工的工会会员的工作也做了。正如劳工骑士会的总书记和家庭俱乐部的会员弗雷德里克·特纳所组织的：“工会脱离了各行业是要失败的，劳工骑士会的责任和目的正是要消除这种工会情精，促成人的的一种共同的手足之情。”[12]
　　另一种对工会的批评，认为工会主要是注意于眼前的改善，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等。1884年，劳工骑士会总会认为工会和骑士会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会旨在获得根本的改变，而工会……则接受现存的工业制度，并且设法使自己适应这种制度。我会对于现存的工业制度的态度必然是一种战斗的态度。”[13]
　　总之，反工会分子认为，这个“古董”——工会——已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它应该让位于像“混合”分会等一般的劳工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各行业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工人员组织在一起，工人们在这些团体里，受到有关劳工团结以及生产合作社在结束工资奴役的罪恶方面的作用等基本原则的教育。泡德利认为，劳工骑士会的“混合”分会，较之按行业而的孤立的工会，“犹如今天的火事头和半世纪前的驿站马车之间的区别一样”[14]
　　对工会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很多技能工会只关心多多益善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它们忽略了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困苦；它们制造了障碍，来阻止黑人工人、女工和外国出生工人入会；它们安于一种孤立的地位，甚至对受到攻击的兄弟工会的需求也漠不关心。它们的论据是，劳工运动的唯一目标，就是争取眼前生活的改善。虽然如此，反工会分子的论据还是有严重的缺点，他们对技能工会缺点的解决方法，不仅注定会损害熟练工人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尽管机器的出现严重地削弱了八十年代熟练工人向资方谈判的力量，但还没有使技能工会过时。批评技能工会的排他性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下结论应该把这些工会撤销，应该把它们的会员直接拉到劳工骑士会来，并且同各个不同行业的工人，非熟练工人，甚至非工人阶级分子，一起合并到“混合”分会里去，这样只能说是对战略和策略的一种可怜的无知。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固然有共同的问题和需要，但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和需要。承认了这一点，才能制定按行业建立劳工骑士会分会的正确政策。当时的需要，并不是不管不同类型工人的特殊要求而把工人联合在一个总的、混杂的团体里来，而是要在熟练工人行业分会和“混合”分会之间促成更紧密的团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劳工骑士会在不同手艺、肤色、性别、宗敬信仰和国籍的工人中期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了团结。当反工会分子以“劳工团结”为名向工会宣战时，他实际上破坏了劳工的进一步团结。因为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他们强使熟练工人为了自卫而破坏了他们在劳工骑士会内同非熟练工人的联系。
　　有人批评工会主要注意眼前生活的改善，并且安于接受现有的工业制度，这种批评乍看起来似乎是极进步的想法。但是这种批评忽略了几个极重要的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不少工会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也希望使“现有工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并且致力于“促成这种变化”。而他们的做法是，正确地把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和消灭工资奴役的运动结合起来。这种态度比反工会分子所提出的表面激进而实际上是空想的主张要进步得多了。反工会分子强调工人的精力应该用在通过生产合作社来改变工业制度。大家都知道，反工会分子的领导主要是一些拒绝阶级斗争和主张劳资利益一致的人，他们不是漠视就是仇视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而通过这种斗争是能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向着取消工资奴役的道路前进的。显然反工会分子的主张实质上是落后的。基本上它后退到了六十年代的劳工哲学，而中产阶级往往崇向这种哲学。

对政治行动的态度


　　泡德利在1880年写道，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需要用政治行动才能解决：“……我们现在用罢工来反对的罪恶，是由于不良的立法所造成的，一旦有了合理的立法来纠正和改良现状时，罢工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泡德利和劳工骑士会的其他领袖们经常把政治行动和罢工对立起来，借以证明罢工是不必要的。这种看法在1884年地方分会的章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罢工最多只能提供暂时的解决，我们应该教育会员们依靠严密的组织、合作和政治行动，并且通过这些来消灭工资制度。”[15]
　　看了这篇关于原则性的声明，可能会使人相信，领导人具劳工骑士会采取激烈的政治活动。然而，泡德利在许多决定中，指示地方分会决不要讨论政治行动。他用一种典型的神秘口气说：“劳工骑士会比政党更崇高，更伟大。在它的面前有更光明的前途。他反对成立劳工党，其理由是，这“和美国体制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16]。
　　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仲可就这样被置于混乱的境地：一方面领导上告诉他们说，劳工运动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中，有许多只能靠政治行动来解决：另一方面，领导上又说，在分会内讨论政治行动是违反劳工骑士会的原则的。无怪泡德利收到了由分会寄来的雪片似的信件，要求澄清“采取政治行动”的问题。更无怪许多分会在采取政治步骤时，不得不托辞说，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和采取的行动。“将不是政治性的”[17]。
　　实际上，尽管泡德利和其他总会的领袖同不断提出警告，许多州的分会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8]1885年秋，劳工骑士会会员在密歇根、伊利诺伊、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纽约和弗吉尼亚各州被提名并当选为选任人员候选人。[19]泡德利非但不欢迎这些劳工的胜利，反而大发脾气。他发出一道命令，警告以劳工骑士会会员的名义而提出候选人的分会“他们已经丧失了会员的权利”。但是这些分会并没有理会这种威胁，而约翰·斯文登则责备泡德利无视活生生的事实，他说：“劳工骑士会虽然不是政党，但是它不能够完全回避政治。它的会员必须参加管理国家的事务。”[20]
　　领导人的老一套陈腔滥调和动摇不定，削弱了劳工骑士会的政治影响。除了1885年2月间国会通过反对契约劳工制法案时，它成功地策动过议员以外（国会听取证词时，出席的十六个团体中，有十四个与劳工骑士会有关系的，而该会呈送国会的请愿书中，有一份曾经过五万人签名），〔在这些劳工骑士会的中，有钱多是属于骑士会的工会。这个事实和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有矛盾的，他们认为由于熟练工人没有受到契约劳工制度的威胁，“工会很少支持”争取通过反对契约劳工制法案的运动。〕劳工骑士会的政治活动整个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反对契约劳工制法案的获得通过，说明工人阶级原本可以获得立法方面的丰收，但结果只得到一点贫乏的意外的收获而已。

对罢工的态度


　　和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其他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一样，〔至于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劳工领袖们对罢工的态度，详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61—562和739—746页。〕第劳工骑士会的创始人都相信罢工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武器，应该摒弃不用而代之以仲裁和协商。这些结论是由于许多工会的组织还不完善以及南北战争后若干罢工的失败所致。这些人低估了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认为罢工是注定要失败的。
　　劳工骑士会的领导，甚至在八十年代当劳工的力量正在蓬勃发展而多次罢工获得成功时，仍然坚持这种看法。他们的论点是：不管结果如何，“罢工对于工人来说：总是弊多利少的“。正如泡德利所说“任何罢工都很少能逃出这样一个结局，即产生混乱和不信任，最后把工会搞垮。不管罢工的成败如何，一般说来它总会瓦解从事罢工的那个分会。”[21]
　　劳工骑士会的全国领导人关于罢工的政策并不能说服会员群众，因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劳资之间的关系，好些人主张如果劳工骑士会要有所收获的“他们必须准备罢工，尽管他们从来不肯这样做”[22]。这些人并认为，对罢工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不是对待全国领导人政策的正确的态度。他们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罢工，不管罢工可能带给工人们什么困难以及胜利的可能性如何，但是他们有道理指责全国领导人直接给雇主们帮了忙。这些领导人的政策，不仅剥夺了工人的一个主要的斗争方法，而且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八十年代，大多数雇主甚至不愿考虑和工会谈判来解决和工人之间的分歧。同时他们也漠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劳工骑士会会员们举行的多次罢工，只是在多方努力调解都归于失败后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才采取的。[23]
　　劳工骑士会会员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若不用罢工作为最后的手段，雇主的是不会妥协的，工人仍要求改善生活的努力就会毫无结果。因此他们对全国领导人宣传罢工的危害性的多次声明，是不大理会的。[24]
　　会员群众对泡德利等领导人经常强调罢工无用的论调很冷淡，这使他们很愤慨。1886年，泡德利领导集团采取了措施，使劳工骑士会会员的几乎不可能利用罢工作为经济斗争的武器。他们宣布禁止罢工，除非在秘密投票中获得2/3的赞成票。当罢工需要外界的经济援助，而且在总执行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尝试调解以前，不得举行罢工；如果调解不成，还只能在总执行委员会下命令以后才能开始罢工。总之，执行委员会故意为自己卸脱责任，不去倾听受到残酷剥削的会员们的要求。
　　对于劳工骑士会会员们来这种破产了的政策的结果是悲惨的。泡德利自己承认：“每当我们劳工骑士会以强力制止罢工和抵制行动时，雇主就开始他们自己的‘罢工'和‘抵制'。当雇主们了解到我们会进行罢工是违反会章时，就发生了二百多起停
　　工解雇的事件。”[25]〔在1886和1887两年中，被雇主用停工解雇的方法夺去工作的工人达十六万一千六百一十人，其中多数是劳工骑士会会员。此数占1881—1890年十年期因这种原因而失去工作的总人数的60.3%。（据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1901年，第17卷，第633页的材料计算）〕

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


　　泡德利在1886年春天第二次高尔德罢工以及在同年秋天罐头食品厂工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行为，使领导上和会员群众之间的冲突更加严重了。
　　1885年的事件解决后不久，事情已经明显，高尔德并不真正允许工会在他的王国内存在下去。加入劳工骑士会的铁路工人被开除了；加班加点不付工资；工资没有恢复到罢工前的水准；而且调度工人、桥梁工人、护路工人以及其他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经常在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上受到歧视：这些都是违反协议的。[26]同时，不久情况也就很明显了，除非西南铁路系统内的劳工骑士会组织得到承认，否则是不能迫使资方遵守罢工协议条款的。
　　1886年1月，在第101区分会某次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西南铁路系统承认劳工骑士会，并且要求规定“非熟练”工人每日最低工资为一元五角。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立刻着手准备罢工，以便在必要时就举行罢工，迫使铁路资方承认工会并接受最低工资的要求。[27]
　　罢工首先在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爆发，当时间公司正因破产被接管。1886年2月18日，担任第101区分会会长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修理所组织的领班查理·霍尔因未经准假误工而被开除。第101区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者马丁·艾朗斯急于求和平解决，向破产接收人呼吁恢复霍尔的工作，但未获成功。当同破产接收人协商的一切努力都失败后，实行罢工的命令下达到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各个地方分会。装煤工人、矿工和报务员也参加了修理所工人的罢工。[28]
　　当高尔德的经理方面拒绝了所有和平解决罢工的请求时，罢工就传遍了整个西南铁路系在3月6日至13日之修理所工人、转辙工人护路工人以及其他铁路工人都实行了罢工。不幸的是，很多在1885年罢工中曾经很积极并起过重要作用的司机、司炉、司制动机工人和列车管理员却继续工作。各个保守的铁路兄弟会的领袖们对主张劳工团结的呼吁竟置若罔闻。
　　具有熟练技术的铁路工人，过去受到高尔德经理方面优厚的待遇，使他和其他铁路工人区分开来，而各个兄弟会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不管对罢工会产生什么影响，决定不去危害这些既得的利益。高尔德对他的铁路工人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这时收效了。[29]
　　尽管面对着恐怖、威胁、歇斯底里地扣帽子以及铁路兄弟会领袖们的破坏，罢工工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在圣路易、堪萨斯城和其他西南铁路枢纽上，交通中断了，营业陷于停顿。[30]
　　罢工初期是由马丁·艾朗斯领导的。但是，他的猛烈的战略和策略使劳工骑士会的最高领导感到很惊慌。3月中旬，泡德利就决定进行干预。他立刻采取步骤，向铁路当局保证，艾朗斯的政策并不代表劳工骑士会的政策，而且他还向掌管西南铁路系统业务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H.M.霍克西请求召开会以仲裁方式来解决罢工。泡德利计不得逞，但他并不干休，又向高尔德本人呼吁。这次他似乎成功了。他和高尔德在3月28日会晤，对仲裁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协议。高尔德通知泡德利说，他已电令霍克西在雇用工人时不要歧视劳工骑士会会员。电报中还说：“我们并不反箭对雇员和公司之间的分歧进行仲裁，不管它是过去的或是将来的分歧。”[31]
　　泡德利高兴极了。他的和平仲裁的政策似乎证明是有效了。泡德利没有同罢工工人或他们号推选出的任何一个罢工领袖商量，就致电艾朗斯说：高尔德已同意进行仲裁，并命令参加罢工的工人复工。他愉快地告诉记者说：高尔德同意和罢工工人进行仲裁，罢工已告结束。[32]
　　但就在第二天，高尔德宣布他从来没有同意进行仲裁！他说；罢工由霍克西处理，只有他才能决定政策。[33]这样，一下子就暴露：高尔德和泡德利的协议，是公司方面的一种破坏罢工工人士气的策略。
　　泡德利要求再度举行会议，而这一次霍克西对他说，公司方面只能同由实际在说公司工作着的工人所属成的一个委员会接洽。尽管这意味着在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得到考虑之前，就须取消罢工，泡德利还是命令艾朗斯接受霍克西的条件。[34]他又一次在发出命令前没有和任何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商量。
　　正如一个研究这次罢工的人所写的：“假如艾朗斯服从的话，罢工将就此结束，而劳工骑士会就会遭到可耻的惨败因为这是屈辱性的投降条件。”[35]但是，艾朗斯拒绝副署泡德利出卖工人利益的命令，并号召罢工工人坚持阵地，准备斗争到底。罢工工人的反应迫使泡德利同意继续罢工。[36]
　　泡德利和其他劳工骑士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在口头上支持罢工，但除了发表一些措词漂亮的谈话外，并没有做出什么。同时，罢工工人遭到的攻击达到了新的猛烈的高潮。4月9日，东圣路易的罢工工人同警察、民团、法警发生了战斗，七名工人被击毙。每天都有罢工工人被诬以藐视法庭和图谋骚乱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组织。甚至还有些人被控告的罪名是所谓同某些“劝他们不要工作”的人有通信联系。[37]
　　当罢工工人被枪杀和遭逮捕时，泡德利却只局限于向高尔德讲述高尔德本人作为一个主要企业的领导人所应有的责任，请求高尔德用更明智的判断来结束罢工。高尔德没有理会这些可怜的恳求，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他已下定决心要打垮工会。[38]
　　4月12日，众议院决定对罢工进行调查，三天以后，一个由七名众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说往罢工地点进行调查。经过长时期的听取证词，委员会写成了一份报告，认为罢工工人的许多申诉是有道理的，并且承认“从证据中可以看到，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以及所采用的压迫手段，可能促成了劳工的不安”。但是，委员会对劳工说了一些甜言蜜语后，立刻传过头来说，罢工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第101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马丁·艾朗斯所挑起的，按照委员会的意见，若不是因为他们在骑士会总会长泡德利先生的要求下，罢工就会取消了”[39]。委员会没有说明为什么大多数罢工工人都觉得泡德利出卖了他们，以及为什么工人们曾坚持要他撤回他的取消罢工的不民主的命令。
　　4月底，罢工明显地失败了。西南铁路系统几乎全部都恢复营业了，只有少数忠实分子还来担任罢工纠察员的工作。大部分罢工工人由于面临着饥饿，大批逮捕，警察、执行吏〔执行吏（sheriff）为一郡之中主管司法行政的官员。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和强制执行法律政令。在辖境内如遇有发生骚乱时，执行吏拥有征召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协助平定秩序权（Pose Comitatus）。凡由执行吏派遣至现场执行任务的人员，在本书中均称作法警（deputy sheriff或sheriff’s deputies），——译者〕、军队、民团的无故的攻击，以及劳工骑士会最高领导的摇摆不定的政策，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5月4日，劳工骑士会总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终止罢工。泡德利松了一大口气。他私下写道：“西南部的罢工今晚就要结束了，我对此感到愉快。”[40]然而工人们却不能有像泡德利的这种喜悦。结果是无条件投降了，没有替工人安排一点保障，甚至并没有要求资方考虑工人们的申诉。没有一个劳工骑士会的会员再被雇用。[41]很多罢工工人被列在各铁路线的黑名单上，往后的生活就更不堪设想了。艾朗斯本人则被列在所有企业的黑名单上，被剥夺了作为工人来谋生的任何机会。〔艾朗斯的运气一直很不好。他的妻子在罢工期间逝世了，家中的家具因负债被没收。他被迫离开所有他打算要做的工作后，曾打算作演讲家，然而失败了。在临终前的几年中，他被迫替密苏里一家地下室的小餐馆掌管柜台。但在这几年艰苦挨饿的生活中，他始终是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见《尤金·德布斯言论集》，1948年纽约的版，第42页）
　　艾朗斯在1900年逝世，但是，他的生平事迹却活在密苏里工人们的脑海里：1910年在密苏里州劳工联盟主持下，在他的墓上立了一块纪念碑，尊敬他为“争取产业工人自由的无畏战士”〕

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


　　泡德利出卖了铁路工人罢工不数月后，在肉类罐头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又作出同样背信弃义的勾当。1886年夏天，芝加哥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违背了他们在5月1日和工人达成的协议，当时罐头厂工人的罢工胜利了，取得了八小时工作制而不减少工资。芝加哥肉类罐头厂的老板的否认这个协议，重新实施了十小时工年作制。1886年10月，芝加哥联合屠宰场的二万五千名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举行了罢工。劳工骑士会总执行委员会立刻派委员汤姆斯·巴利前往主持罢工事宜。
　　罢工工人使屠宰场整个停工了，老板们快要屈服了。正当工人们接近胜利时，泡德利电令罢工工人放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并恢复工作。[42]
　　泡德利取消罢工的命令来得这样突然，以致出乎罢工工人意料之外，在开始时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当有人证实确有其事时，工人仍拒绝服从这道命令。这时，泡德利就向巴利发出指示如果工人们不服从命令恢复工作，就收回他们的分会执照。泡德利还把指示抄送了一份给美联社，因此老板仍立刻就知道了由于总会长泡德利慷慨的协助，他已在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中断了和巴利以及罢工委员会的谈判，并在1886年11月8日通过决议案，由二十四家肉类罐头厂签了字（其中有阿穆尔公司，斯威夫特公司，约翰·古达希、纳尔逊·莫里斯公司，芝加哥肉类罐头食品公司等），在决议案中，老板们谴责在屠宰场的劳工骑士会分会，并且告诉罢工工人：“我们将不雇用任何一个参加这种劳工组织的人。凡受雇的人必须退出这种劳工组织，并且把脱离组织的声明交给雇主。”[43]
　　一星期后，罢工以工人们的完全失败而告终。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他对劳工骑士会的信心严重地动摇了。在复工前夕的一次会议上，工人们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总会长泡德利命令工人们无条件复工一事，证明“泡德利是故意给罐头公司老板们帮忙，而不是为着工人们的利益”。在一次特别召集的会议上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向劳工骑士会呼吁，要求谴责泡德利破坏罢工的行为。那些愤懑的和幻想破灭了的工人宣称：“我的斗争的是原则，而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哪个人的命令。”[44]
　　泡德利在被迫说明他的背叛行为时，回答说“我们不能轻易地干预商业的规律。”他又说：“拥有资本的人并不是我的敌人。如果认为他的是我们的敌人的话，那末，今天的工人在明天致富时，就变成了其他劳动人民的敌人了。因为总的说来，我们所要努力学习的，正是怎样取得资本以及怎样正当地使用它。”[45]

天主教会的作用


　　泡德利除了决心不使劳工的激烈行动激怒老板以外，还极力注意不和天主教会作对。实际上，两者是互相牵建，一鼻孔出气的，因为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们在不断地催促教会谴责劳工骑士会，说它在图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882年时，就有一个实业家警告一个天主教司铎说：劳工骑士会的成长使他预料，在美国将会出现“一种不会比巴黎公社所造成的更轻的恐怖景象”。1886年，当劳工骑士会的会员数目达到七十万人时，这些实业家伸也是指靠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的堡垒，来抵挡被残酷剥削的工人们的愤怒。[46]
　　1884年9月，罗马天主敖蒙皇发出训令，谴责劳工骑士会，并且指令北美所有天主教的司铎，阻止教区居民参加该会。[47]〔1884年秋，有一个天主教徒骑士会会员发表了下述意见，他们意见可以代表为数大约十二万五千名天主教徒劳工骑士会会员的意见，他写道：“作为天主教徒，我们不能拒绝服从教会的训论。但是如果教会命令我叫放弃从奴役下获救的唯一希望——这种奴役是范德比尔特、高尔德、巴莱特、佩金斯和其他公司大亨优由于我们一向处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而加在我们身上的——那末，教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代价在强求那样的服从啊！”（见1882年1月28日约翰·科奇斯赫尔致泡德利函，《泡德利文件集》。）由于没有对劳工骑士会会员们的宗教信仰迸行调查，会员中天主教徒的数字，是根据泡德利的估计其准确性是很不可靠的，（见1884年10月24日泡德利致派特立克·里安大主教函，《泡德利书信集》）〕1884年以后，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人数激增，然而泡德利却认为，除非取消这道禁令，不然骑士会就会垮台。他在1886年秋写道：“面对着基督教会的反对，我们将不会有什么进展。如果各派基督教会都反对我加若这无疑地会使我们得到不信仰宗教分子的支持，而依靠这些分子来同情劳工骑士会，那就很容易判断，我们骑士会作为一支善良的力量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48]
　　泡德利的“赢得美国教会的仁慈宽恕”的公式简单得很，这就是：用言行来证实劳工骑士会在美国人生活中是一种保守的势力，它不仅同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没有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反对激进主义的堡垒。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教会应该鼓励天主教徒工人留在劳工骑士会内，因为如果他们离开，这个组织的控制权就会落到激进分子的手中。[49]
　　这个公式用完美的措词写出时，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若要使它和劳工骑士会会员们的战斗活动协调起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教会人士甚至把罢工也描写为“有限的革命”时，不难了解，泡德利要向教会证明劳工骑士会是一个保守的团体，这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工作，特别是泡德利自己，要想消除由于他先前和劳工骑士会内外的激进分子来往而给予别人的印象，那更不简单了。
　　虽然劳工骑士会的创始人尤利亚·斯蒂芬斯坚决反对同社会主义者“个人或团体”发生任何关系，[50]但是几年来，泡德利和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袖们的关系是好的。他曾在反对劳工骑士会的至高无上的秘密制度的运动中，急于接受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而且甚至他本人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51]
　　但是在1882年夏天和秋天，泡德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认真努力消除教会人士对于他和激进分子来往而产生的疑虑。他私下承认，他们然抱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说：“如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恢复人的天赋权利，那末，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然而，他故意避免在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演讲的会议上出现。他深信，如果他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话“就会有人发电讯到世界各处说，劳工骑士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了”[52]
　　泡德利后来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演讲和写作中，反复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经同激进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几乎以歇斯底里的语调否认他曾经参加过社会主义劳工党。[53]
　　泡德利的保守的演说和行动，对于天主教会和劳工骑士会之间的和好，无疑地起了很大作用，并有助于为劳工骑士会获得罗马教廷的恩宠。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即合众社传播了天主教报纸的言论，颂扬泡德利的领导是“保守的和英明的”，称赞劳工骑士会“选择他做领导人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预言，如果他被撤换不再任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人的话这会是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54]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即1887年2月20日，巴尔的摩城红衣主教詹姆斯·吉本斯亲自呈递给罗马宗教法庭一份有名的吁请书，请求梵蒂冈撤销对劳工骑士会的谴责，其中特别着重泡德利所提供的证据，说明劳工骑士会本来就是保守主义的，以及该会领导人员不主张暴力，并且把罢工限制在良好秩序和合法行动的范围内。
　　泡德利的拥护者争辩说，1887年3月，罗马宗数法庭发布公告，宣布不反对劳工骑士会，一年半以后，教皇作出最后决定，有条件地宽容了劳工骑士会，〔罗马宗教法庭的决定是“有条件的宽容”，而不是赞许，这就是说“它当然并不直接赞许美国劳工组织”，而且“它所着重的当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不是这样一个劳工组织的极端必要性和从而能获得的好处”梵蒂冈的决定要求更改劳工骑士会会章的几项规定。尤其是地方分会会章的引言中那些好像带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的字句必须加以修改，以说明土地是上帝赐给人的，或者更确切地是赐给人类的，以便每一个人有权获得一部分土地，但所用的手段必须是合法的，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见亨利·布朗恩著：《天主教会与劳工骑士会》，1949年华盛顿版，第323—324页。）〕这都证明了总会长的保守政策是正确的。[55]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以下的事实：第一，撤销对劳工骑士会的禁令，并没有终止美国天主教司铎的个人对劳工骑士会的抨击；第二，撤销禁令时，劳工骑士会已在迅速地走下坡路；第三，最重要的，正是骑士会导的这些保守政策——这些政策在获得教会对劳工骑士会有条件的宽容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速了这种衰落（我们从下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这并不是说，罗马教廷的最后决定对美国的劳工运动毫不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步骤，它标志着教会领袖们从反对工会组织转到有条件的赞成工会的过渡（其条件是工会必须避免过激行动）。但是劳工骑士会会员们手以及整个美国工人阶级，为教廷的决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就是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人对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及其拥护者展开了反动的进攻。

泡德利的官僚领导机器


　　如果劳工骑士会总会的其他领导人能表现出跟他们的上级不一样的特点，那么泡德利所起的不良影响可能被抵消了。但是，除了约瑟夫·布加南等少数人外，多数总会的领导人具都表现出同样好说漂亮话的本领，而他们的行动同口头的那一套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和泡德利一样，他们并不熟悉和工人们有重大关系的那些问题，并且很难和一般会员们打成一片。和泡德利一样，他们蔑视工人，并且把劳工骑士会受到老板们和他们的代理人的打击归罪于工人。和泡德利一样，他们乱扣红帽子，把反对导上的阶级调和政策，说成“完全是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甚至怂恿总会长，“在那些要求用美国方式进行改革以及用输入的方法和诡计来进行改革的人们之间明确地作出选择”，[56]从而响应了老板们和他们号的代理人的叫喊，说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派都是“外国派来的煽动分子”。总执行委员会的许多做法，实际上和总会长泡德利本人的特点一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劳工骑士会所取得的成就，是违背这些领袖们的意志的。
　　尽管泡德利辞过一次职（1883年1月5日），[57]后来并多次威胁要辞职，但到1893年止，他一直担任着总会长的职位。会章把大权授给他和他在总执行委员会的心腹们。正如约瑟夫·拉巴迪1882年正确指出的：“它（指会章）对于那些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少数人授权过多了。”[58]现总会的大多数委员会都是由泡德利委派的，尤其是掌握大权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他就能控制了代表的席位，扼杀他所反对的经案，并且大体上总是按照他的愿望或多或少地操纵了历次代表大会。此外，由泡德利和他的助手们所控制的总执行委员会，〔泡德利写道：“我的领导机器在全国转动得很灵活。某些人不久将不得不离开总执行委员会或者被开除出去。”（1888年2月22日泡德利致约翰·海依斯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莫伦图书归所藏的泡德利和海依斯的来往信件.以下简称《泡德利海依斯通集》。）〕能够停止任何一个地方分会的领导人的职务和会员的会籍，废止任何一种规章，并且经过全体一致投票，终止任何全国的或局部的罢工。[59]最后，泡德利和他的心腹们通过对劳工骑士会机关报的控制，在任何政策上，能使会员们只听到争论中的单方面（领导方面）的意见。[60]

社会主义劳工党向泡德利挑战的失败


　　劳工骑士会的许多地方领袖和基层会（例如马丁·艾朗斯和弗兰克·法赖尔）是社会主义劳工党人或者是受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影响的。他们在动员劳工骑士会会员们参加积极的斗争以及在促进劳工团结的纲领上是起了作用的。[61]但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大多数是德籍美国人，他们集中全力使劳工组织作出决议，用空洞的言词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轻视劳工骑士会，因为它没有明确地和坚决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
　　恩格斯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时，批评了德籍美国人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劳工骑士会没有提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就和它疏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团体（指劳工骑士会。——译者）里面进行工作，在这群异常温和的人中培养一批骨干，他们了解这个运动和它的目标”，以便这些人在会员群众的支持下，能够胜利地向泡德利领导的阶级调和政策作斗争。[62]
　　但是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63]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者，在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和泡德利领导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的关键性的岁月里，是一直站在旁观地位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劳工骑士会只剩下一个躯壳的时候，才放弃这种态度。〔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工骑士会疏远的期间，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别，例如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对劳工骑士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伯纳特·哈斯克尔的领导下，在极西部和落基山地区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攫取了很多地方分会的领导权，并且把的约瑟夫·布加南安置在劳工骑士会的总执行委员会里。（见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有关伯纳特·哈斯克尔的文件；查理·麦克阿瑟·德斯特勒著：《1865—1901年间的美国激进主义》，1946年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版，第99—103页。）〕
　　不久，工人们就认识到泡德利的政策全部破产了。工人仍看到，在他和老板们斗争时，劳工骑士会的首领和他的助手们总是站在敌人那一边。那正是泡德利的领导机器最活跃的时期，要取消他的领导和改变他的政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斗争在继续着，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在1893年泡德利的领导和统治终于结束了。



[1] 詹姆斯·戴维逊（James B.Davison）1887年11月11日给泡德利的信里所附传单，《泡德利文件集》。

[2] 乔治·恩格伯著.《明尼苏达州有组织的劳工的兴起》（the Rise of organized Labor in Minnesota），载于《明尼苏达史》，第21卷，1940年12月，第390页。

[3] 1888年12月1日《底特律前进报》（Onward，Detroit）；前引格拉哲著：《密歇根州劳工及农民运动》，第246页。

[4] 1883年12月23日《约翰·斯文登报》：《劳工骑士会1899年大会议事录》，第24—50页；1899年11月约翰·海依斯（John W.Hayes）签署的小册子：《市民学习会》（the People's Institute of Civics），未标出地点。

[5] 约瑟夫·拉巴迪（Joseph A.Labadie）1882年6月12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泡德利1882年7月5日给约瑟夫·拉巴迪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6] 1882年9月28日泡德利给莫尔汗（J.Mulhane）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7] 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464页；J.J.苏利文（J.J.Sullivan）1882年7月30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8] J.D.雷达德（J.D.Leydard）1885年12月12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9] 柏特·史都华（Bert Stewart）1886年12月22日给亨利·劳埃德（Henry D.Lloyd）的信，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藏，《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文件集》。

[10] 道格拉斯·肯尼迪著：《加拿大的劳工骑士会》，第49—50页；1885年9月6日《圣保罗环球日报》（Daily Globe）；阿尔伯特·肖（Albert Shaw）著：《西北的合作事业》（Cooperation in the Northwest），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丛刊》，1888年，第206—207页。

[11] 前引瓦尔书，第110—111页。

[12] 1885年9月8日《圣保罗环球日报》；1886年2月8日W.H.福斯特（W.H.Foster）给冈波斯的信，《劳联通讯集》；1885年5月29日弗莱德（特纳）给泡德利的信。

[13] （略）

[14] （略）

[15] （略）

[16] （略）

[17] 威斯莱·司徒华（Wesley A.Stuart）给泡德利的信。

[18] 1882年4月17日底特律《工会主义者》（Unionist）；1885年7月15日，8月12日及10月14日底特律《劳工活叶报》（Labor Leaf）。

[19] 1885年10月25日及1886年1月31日《约翰·斯文登报》；约翰·泰勒·洽培尔（John Taylor Chappel）著：《劳工在里奇曼如何取得了胜利》（How Labor Triumphed in Richmond），载于1901年10月《同志》（the Comrade），第1卷，第11页。

[20] 1885年12月2日泡德利给威斯莱·司徒华的信；1886年7月30日泡德利给B.H.韦布斯特的信；1886年8月11日泡德利给M.L.惠特（M.L.Wheats的信，以上均见《泡德利书信集》。

[21] 1880年11月15日《联合劳工杂志》；《劳工骑士会1882年大会议事录》，第278页《1883年大会议事录》，第408页。

[22] 《劳工骑士会1880年大会议事录》，第10页1883年12月9日《约翰·斯文登报》。

[23] 请阅第2922地方分会员劳工骑士会的传阅通知，未注日期，但记明“1884年6月1日收到”，见《泡德利文件集》，前引麦克奈尔书，第424页以下。

[24] 1882年6月《联合劳工杂志》；1883年3月30日罗伯特·雷登（Robert D.Layton）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25] 1886年10月3日《约翰·斯文登报》。

[26] 密苏里州劳工统查局：《西南铁路系统大罢工正式历史》（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Strike on the Southwestern Railway System），1887年版，第89—95页；哈利·福鲁末曼著：《1885—1886年的罢工》（the Strikes of 1885—1886），载于1937年10—12月号《马克思主义者季刊》，第398—399页。

[27] 1887年美国第49届国会第2次会议，众议院第4147号报告：《密苏里该州的劳工纠纷调查……》（Investigation of Labor Troubles in Missouri……），第1部分，第11—12页。

[28] 同上报告，第1部分，第11—第12页；第2部分，第438页，第44页。

[29] 鲁兹·艾伦（Ruih A.Allen）著：《西南大罢工》（The Great Southwest Strike），1942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版，第55页，第129—130页。《罢工调查》（Strike Investigation），第354页。

[30] 参阅J.L.平格雷（J.L.Pingrey）著：《舆论和1885—1886年的高尔德罢工》（Public Opinion and the Gould Strike of 1885—86），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硕士论文；前引福鲁末曼书，第400页。

[31] 《罢工调查》，第19页。

[32] 1886年3月26日至28日《论约时报》。

[33] 1886年3月29日同上报。

[34] 《罢工调查》，第66页。

[35] 前引福鲁末曼书，第403页。

[36] 《罢工调查》第82页。

[37] 前引艾伦书，第68—69页；1886年4月10日《纽约时报》。

[38] 《杰依·高尔德和泰伦斯·泡德利及其他人之间的通信（Correspondence Between Jay Gould，Terence V.Powderly，et al），未注日期及地址，第1—3页；前引艾伦书，第69页。

[39] （略）

[40] （略）

[41] （略）

[42] （略）

[43] 1886年11月鲍特福德等人（G.W.Botford，etc）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

[44] 《1886年11月15日屠宰场罢工工人在秘密会议上通过的决议》（Resolutions passed at private meeting of late strikers of stock yards，November 15，1886），附于1886年11月15日米契尔·卡希尔（Michel Cahill）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45] 前引布加南书，第320—321页；《劳工咨询者》报，1887年1月5日。

[46] 前引道格拉斯·肯尼迪书，第102页；亨利·布朗恩（Henry J.Browne）著：《天主教会与劳工骑士会》（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Knights of Labor），1949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版，第89页。

[47] 前引布朗恩书，第101—104，108，130页。

[48] 1886年10月25日泡德利给汤姆（Tom）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49] 1884年10月24日泡德利给里安大主教（Archbishop Ryan）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50] 1879年8月19日尤利亚·斯蒂芬斯（Uriah S.Stephens）给詹姆斯·苏利文（James S.Sullivan）的信，未注地址，美国天主教大学藏《尤利亚·斯蒂芬斯书信集》。

[51] 1881年9月12日，1883年5月20日及8月13日菲利浦·范·巴顿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1881年10月13日泡德利给菲利浦·范·巴顿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52] 1882年9月28日泡德利给J.莫尔汗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53] 见剪报《泡德利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吗?》（Is Powderly a Socialist?），附于1887年9月9日A.M.杜威（A.M.Dewey）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54] 前引布朗恩书，第90—92，109，112，138—139，140—141，156—157，169—170，300—302页。

[55] 见哈利·卡门（Harry J.Carman）著：《泰伦斯·文·泡德利》，载于侬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1卷，1941年5月版。

[56] 约翰·布尔曼（John P.Bulman）1883年4月18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57] 1883年1月5日泡德利给执行委会信；1883年1月23日约翰·麦克列兰德（John S.McClelland）给泡德利的信；1883年1月26日吉尔伯特·洛克伍德给泡德利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

[58] 1882年7月26日的约瑟夫·拉巴迪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59] 前引瓦尔书，第103页；1888年2月22日泡德利给约翰·海依斯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60] 1883年1月7日的约瑟夫·拉巴迪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61] 依拉·基普尼斯（Ira Kipnis）著：《1897—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The American Socialist Movement，1897—1912），1952年纽约版，第12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193页。

[63] 参阅西奥多·古诺（Theodore F.Cuno） 1882年6月28日，7月3日，8日及15日给泡德利的信；乔治·斯陶姆（Geo.Storm）1885年12月14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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