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为要避免国际的纠—

一五：“为要避免国际的纠——纷”

　　大清早，一架容克机飞过来，从清明的高空撒下传单。“法兰科准备轰炸。”约瑟·贝加明，天主教的作家和人民阵线文化委员会的会员，在委员会的办公处读着一张传单。

　　“可惜你老是这样忙，”他说。“你恐怕还不知道过了今天，你说不定看不见一些石阶上最优秀的画了。”

　　这个由西班牙权威的美术家们、批评家们和作家们组织成的文化委员会，在那些星期中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用艺术珍品充实美术陈列馆和博物馆，其中有些远在教堂的黑暗角落里霉烂着，有些被锁在私人住宅的房子里，不给民众观赏，有些——好像一张画不过是一张债券或一张股票似的——被锁在西班牙银行的牢固的房子里，当作某些贵族的债款的抵押品。

　　那些图画陈列馆和博物馆重新开起花来。被委员会所发现的，被搬到布拉多去给民众观览的美丽的名画的目录，读起来好像有一所全新的、辉煌的陈列馆被发现了。“今天恐怕我们不得不把那些画重新藏起来，”贝加明说。“这些野兽会把什么都炸毁了，连布拉多也难免。我们得考虑一下，那些地下室能否用作避弹所。”

　　我在内战时期在马德里碰到贝加明以前，仅仅看过他一次，那是在初夏，在罕普斯忒德（Hampstead）的一个屋顶上举行的作家和美术家的会议席上。那时个个人都谈着一直团结的事情，而贝加明带着冷淡的，微微有点迷惑的神情，俯着头，愉快地微笑着，当人们谈着西班牙民主政治的胜利时。

　　他打出一批电话，叫人们来准备把布拉多的画移到地下室去。当他等待着人们来的时候，我们谈了一席话。他再度要我说明英国劳工运动真实的现状：各派联合是否可能。

　　“你要知道，”他说，“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对于我所信仰的、所爱好的一切事物的前途，是一个有绝对决定作用的问题。”

　　我们谈着联合的迫切需要，谈着联合的可能性。

　　夜间，轰炸机来了。

　　装在摩托车上的汽笛在街上可怕地尖叫着。这时候，还没有躲避炸弹的地窟，人们都冲向米特洛的车站去。事前准备好这一着，而隐藏在这受威胁的城市的黑暗中的法西斯蒂的枪手们，在街道上任意放枪，街上充满着惊慌失措的妇女，抱着婴孩，领着小孩，逃向地下室去。

　　在某些地方，枪手们搅起一阵恐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却被民军射倒了。在大多数地方，他们并没有吓走民众，但他们自己却在黑暗中奔逃。在该特洛·卡密诺斯，开火开得相当长久。

　　民兵们沿着旅馆的廊道奔跑，敲着房门，叫人们下楼。这主要地是给人们一个警告，叫他们不要在房间里开亮灯火。

　　我们熄了灯火，掀起窗帘。如果在白天的话，你一直可以看到瓜达拉马山崖。我们在黑暗中窥视着，倾听着德国飞机的到来。

　　在对面那所神殿的屋顶上，探照灯向各方面照射着。

　　在野外一所飞机场里，充满着紧张的等待的氛围，因为一班飞机师接到一个“上级长官”的命令，不准他们离开那里的营房。他们知道在这飞机场里，由于什么人的命令，已把大量强烈的炸药很当心地堆放在靠近的门口，可以把这地方完全炸毁。

　　在轰炸机未来前的半小时警备时间内，这飞机场奉令一直在地上燃烧起火光，把原野、营房和火药库的位置照得明明白白。

　　当第一个炸药落到那里的时候，它落在离火药库几码远的地方，落在一条狭窄的路上，刚刚落在那些飞机师所在的营房和火药库的中间。

　　早晨，这个“高级长官”被枪毙了。法西斯的报纸上出现了痛斥政府军“好杀”的文章。

　　在佛罗里达旅馆的游息场上，人们在一排一排的靠椅中间，小心翼翼地蹒跚着。

　　关于留在游息场上好呢，还是下到地下室去好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涌起一些争论：在游息场可以看到许多，听到许多，而地下室比较安全些，但同时也比较不适意。

　　“由一个美丽的小姑娘下到地下室去了，那里不会十分难受的，”一个美国人说。

　　“也许有一些美丽的小姑娘在这里，如果你在黑暗中能够看见她们的话。”说话的人划了根火柴点香烟，就有一种声音像手枪的枪弹似的从街上袭来，叫我们不要随便点火。

　　一个法国妇人说：“如果某某也到地下室去，我想这就指明轰炸一定十分厉害。”某某是一个美国新闻记者，一个著名的金融界巨头的经理人，同时也是希特勒先生的密友。

　　他在德国大使馆里费去了很多时间。他在未到查贝（Chapei）以前已经很出名了，而在此地，别人时常看见他绕着那些担任供给本城的工作的日本法西军官们的食柜奔走着，像一只追寻珍肴的残屑的狗。

　　我们看见他来到游息场，于是又小心翼翼地走向地下室。

　　“你干么不躲到德国大使馆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呢？”有谁问他。

　　“德国大使已经搭飞机到亚利干的去了。”他回答。

　　“照这种情形看来，我们的确应该躲到地下室去。”

　　我们到了地下室，接着又跑上来。

　　“在一个城市里被轰炸比在前线被轰炸似乎更不愉快——仿佛也更不自然。”我这样说。

　　一个法国人笑起来。“不管什么地方，你说被轰炸是自然的事情吗？我说着是非常不自然的事情。从个人方面说，我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布尔乔亚，我觉得自己很想向什么人抗议似的。”

　　“如果你们两国的政府一直走着它们现在所走的路，”一个年轻的波兰人说，“那么不就以后，个个人都会觉得随时随地被轰炸都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这将变成一种习惯。正如某些昆虫活了很短的一瞬间，就突然被别的昆虫所攻击，所杀害一样自然。”

　　“听，”那个法国人说。“一个波兰人告诉我们的政府应该怎样对付希特勒。我想，现在应该让我自己和我的英国朋友说几句适切的话，关于柏刻上校（Colonel Beck）的政策，关于他和希特勒的交情，关于他把波兰出卖——如果你允许我用这样厉害的字眼的话——给纳粹党的话。”

　　这个波兰人走开了，眼睛望着窗外。

　　“你听见什么吗？”

　　“我听远远的汽笛声，听见把人们从顶楼运下来的电梯的升降声。”

　　“当他们开始撒瓦斯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冲到地下室去，在那里停到炸弹爆炸了为止，于是为着躲避毒气，赶快搭电梯回到顶楼去。”

　　“于是一个炸弹掷在发电所上，而电梯就不能动了，你依旧要吃些苦头。”

　　“听。你没有听见什么吗？”

　　“我听见街上人们互相叫喊着。显然有人迷失在黑暗中了。”

　　“我很想喝一杯啤酒。”

　　“没有啤酒。”

　　“我倒要喝咖啡。”

　　“没有咖啡。”

　　“到地下室去，告诉那个万恶的法西斯蒂，说我们刚刚听见他们在撒瓦斯了，他此刻上来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没有人去枪毙这个畜生呢？”

　　“为要避免国际的纠——纷。”

　　“我此刻听到一些声音了。我能够听见飞机了。”

　　飞机来了。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一个炸弹尖叫着落下夜空。爆裂声起来了，顷刻间又变成远处妇女的突起的，苦痛的惊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