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反对“国内和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三章反对“国内和平”^[1]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而又令人大惑不解的方式，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工人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处境：他们既想守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建设起来的组织的力量，却又逐步发现，这种力量遭到了滥用，成了替全球大屠杀寻找合理性的借口。大规模的战争宣传，使这种困境变得更加复杂：里夏德·米勒本人的事例，说明了即使是社会主义工人也要经过艰难的斗争才能使自己摆脱它的影响。在战时审查制度下，宣传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哪怕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怀疑或反对战争的工人，也没有想到跟自己的组织决裂：他们继续相信，只有集体行动才能使自己获得力量，包括反对战争的力量在内——毕竟以前的工人运动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组织的工人并没有脱离工人运动，而是在工人运动内部建立反对派网络。在战争爆发时，社会民主党与政府达成了政治上的休战协议，使德国工人运动屈服于帝国的“民族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国内和平”^[2]，本章讲述的就是里夏德·米勒与同志们在五金工会内部建立反对派网络的故事。

“大叛卖”

　　欧洲工人运动并不会对世界大战的爆发感到惊讶。1890年，当奥托·冯·俾斯麦被解除首相职务时，这位著名首相此前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设计的欧洲联盟体系就开始瓦解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运用高超的外交手腕，避免了现有的工业强权英国与法国同迅速崛起的德国发生外交政策上的矛盾。他一直致力于使列强之间达成均势，避免他的杰作被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或俄罗斯帝国毁灭^[3]。

　　威廉一世在世的时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了铁腕首相处置；威廉二世继位后，却想一手操办国家大事，他采取了鲁莽的、有时是极其不恰当的外交政策，这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俾斯麦体系瓦解的原因。其实，危机的根源远比这种解释更加深刻：它源于英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衰落，自由贸易资本主义逐步让位于多个自给自足的强国集团之间的竞争^[4]。起初，这些强国集团在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时，并没有诉诸战争，而是通过外交手段，比如1884年的柏林会议^[5]；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世纪之交变得越来越紧张了。1905—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6]、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7]、德国支持奥地利吞并原来由俄国主导的巴尔干地区、以及围绕巴格达铁路的争端^[8]，都证明了扩张主义的德国并不畏惧冲突，而这正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强权集团所无法忍受的。德国正在挤压他们的势力范围和市场。

　　欧洲工人运动了解这种局面，并不断声称它不会容忍世界大战。社民党的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曾激烈反对普法战争，倍倍尔在1913年逝世之前一直担任社民党主席，在他的坚持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把反战立场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1912年的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宣布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并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阻止战争。到了1914年7月底，社民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还在头版上发表了一篇热情的重要社论，它以这样的呼吁结尾：“我们不要战争！打倒战争！各民族的团结友爱万岁！^[9]”

　　然而，在1914年8月，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颠倒了自己的立场，支持本国参战——每个党都认为这是一场自卫战争。在德国，是立宪君主制在抵抗俄国君主专制的侵略；在法国，是共和国在抵抗德国反动派的侵略。所有人都在保卫自己的祖国，所有人都在抵抗侵略者。在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中，只有英国独立工党和意大利社会党拒绝支持战争^[10]。欧洲工人阶级政党虽然高呼和平，但它们似乎并没有为和平而做出持久的努力。它们召开的和平大会、它们发表的和平宣言产生了巨大的象征性效果，但是，在战争爆发后，它们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反战活动。工人运动不仅低估了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统合机制，甚至还不肯承认这种统合机制的存在。工人运动的组织机关的力量、工人运动的印刷媒体、工会的工伤与养老基金以及其它补助体系，都被当作社会成果，这是正确的；然而，早在1914年以前，工人阶级就被反复灌输了这样一种恐惧：如果激烈地反对国家，这些社会成果就会丢失^[11]。

　　到了1914年夏天，大多数工人政党虽然在口头上高调反对本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其实它们早已被这种体制高度统合。战争以及大部分政党与工会领袖的公开转向，在思想层面上清楚地表明——阶级斗争的政策已被抛弃，工人运动的社会诉求被重新定义了：只有在阶级合作的范围内，当工人运动的社会诉求有利于民族利益，并最终有利于全民利益时，它们才是正当的。虽然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预料到它最终会导致社民党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法案。这样的打击使人猝不及防。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这个议会没有多少实权）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法案^[12]。没有一个社民党议员投反对票，就连以反军国主义著作而著称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服从了国会党团的纪律，投了赞成票。此外，被社民党推出来替这个新政策充当代言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党主席^[13]、坚决反对战争的胡戈·哈泽^[14]，党迫使他宣读爱国主义声明，为党在战争拨款问题上的路线辩护。此时，就连（也可以说特别是）左派也囿于无条件维护组织团结的承诺，而不敢挑起党内冲突^[15]。菲利普·谢德曼^[16]在1914年是拥护战争的多数派的成员，后来当上了魏玛共和国总理，希特勒夺权后，他流亡国外，在流亡时期的著作中，他也发现了这种党纪的黑暗面：“社民党的绝对纪律，曾被奉为党最神圣的信条，这在今天看来是几乎无法理解的。党组织本来应该是为了达成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但它却逐渐变成了目的本身，它经常动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律：也许，正是这种纪律导致了它在政治上的覆灭^[17]。”

　　就在几天前，扭转工人运动的方向、使其支持战争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在8月1日和2日的一次会议上，几个重要工会的主席决定，根据先前同内务部谈判的结果，撤销一切罢工，在战争期间不再发动工人斗争。由于工会与社民党具有密切联系，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国内和平”的揭幕仪式，而“国内和平”就是要让德国工人运动屈服于帝国利益的政治休战协议^[18]。

从服从纪律到反抗

　　尽管党纪可以使国会党团在8月4日投出它想要的赞成票，但是，在战争造成的紧张局面面前，党纪也顶不住了。反对派很快就出现了。1914年12月2日，卡尔·李卜克内西成了第一个投票反对新的战争拨款法案的社民党议员，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对派的象征^[19]。其他议员也纷纷效仿，很快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反对派：一个是以胡戈·哈泽和格奥尔格·雷德布尔^[20]为首的温和派，另一个是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激进派，这个派别后来成了斯巴达克斯派^[21]。这两个派别不久后就一同构成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是所有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的平台。社民党的《前进报》编辑部的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恩斯特·多伊米希^[22]，不但不支持党的领袖拥护战争的政策，而且还多多少少地公开批判党的路线^[23]。于是，没过多久，这些编辑与工会总委员会^[24]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了，最终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在1890—1919年间，工会总委员会是社民党工会运动的中央领导机关^[25]。党突然跟阶级敌人打得火热，让许多工人心生疑惑，并且正在寻找新的政治路线，而《前进报》编辑同工会总委员会的冲突，使他们得到了又一个信号。但是，重新确定路线、重建组织需要时间，而国家和社民党机关也正在抓紧时间巩固阵地。1916年，在社民党领导层的干预下，恩斯特·多伊米希的《前进报》编辑的职务被撤掉了。

　　反对派不仅出现在党内，也出现在工会里。一些基层会员从一开始就反对拥护战争的新路线。在战争爆发后的五金工会柏林分会第一次干部会议上，里夏德·米勒以柏林车工分部领导人的身份，宣布他的分部不会参加“国内和平”^[26]。当然，由于车工在生产流程中的核心地位，他们才有底气在其他工会会员依然服从“国内和平”的时候，直接反对工会领袖拥护战争的立场。但是，这样的反对派在基层也很常见。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27]——很可能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认为，由于集权国家的训练，社民党和工会的基层成员都陷入了战争狂热之中；但阿诺·克勒内^[28]却认为，这种战争狂热的出现，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存在了。相比之下，里夏德·米勒指出，并不存在民族主义狂热，而且“工人群众与代表们”“非常冷淡地”反对德国社会的拥护战争的气氛^[29]。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符合米勒的观点。在1914年，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积极反对战争，但他们也没有欢迎战争。而技术工人又拥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可以发展自己的意见。正如米勒指出的，柏林的车工——

　　——是一个组织严密、对生产来说必不可少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代表了重工业的核心。公司给了他们较高的工资，他们的劳动条件也比其他工人更好。这个群体完全反对公司的战争措施〔包括事实上的工资冻结〕，要求提高工资，并成功了……但是，车工不只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力量较弱的工人群体，特别是女工同公司发生纠纷时，他们也会伸出援手^[30]。

　　车工鼓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对此说得更加明白：“如果车工车间停工，整个生产就会立即中止^[31]。”车工车间是军工生产的核心环节；车工，以及他们经过多年训练习得的技能，是不可替代的。罢工遭到禁止后，必然会导致工资冻结，而当车工反抗工资冻结后，他们的要求很快就能得到满足。

　　但是，车工的立场，却造成了五金工会内部的不和，这让米勒深感忧虑：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与他最坚定的信念完全是相悖的。过了十年，米勒在他的《从帝国到共和国》之中，还在强调由于工会内部“纪律松弛”而导致的意见分歧的危险性^[32]。尽管米勒坚决反对工会领导层的政策，但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都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不和，劝说人们不要分裂，尽量在现有的工会运动框架内进行政治斗争。尽管米勒最后还是在1928年左右参加了一个左派分裂工会——德国产业联盟，但他在参加这个工会之后，依然认为大工会的路线转变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前提。而且，米勒对于工会运动的认同，远远强于他对于他参加的政党的认同。他一生曾两次改换政党：先是脱离社民党参加独立党，然后又参加了德共，但是，只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五金工会由于他持有共产主义思想而开除他之后，他才离开了主流工会运动^[33]。

　　虽然米勒始终致力于工会运动的团结，但他仍然敢于同五金工会柏林分会的干部进行激烈争论，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并从1914年起发动了多次野猫罢工^[34]。起初，罢工仅限于工资要求，并没有以破坏军事机器为目标（那是后来的事）。但是，正如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布鲁门塔尔^[35]后来说的，“在戒严状态下，在‘国内和平’下，每一个工资行动都会变成政治行动^[36]。”五金工会当地分会几乎无力采取任何措施反对罢工。最后，据米勒记载，“在得知工作单位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当地分会非常高兴^[37]。”

　　车工的反抗行动的集体性质，具有重大的意义。李卜克内西或多伊米希反对战争，还可以解释为个人良心使然，但车工集体反对战争，就不能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了。没有工厂里的基层群众的直接支持，里夏德·米勒就不可能发动这些行动。因此，虽然米勒本人认为国会内的两个反对派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它们的政治影响是很有限的。尽管它们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它们与基层工人缺乏直接联系，所以无法发动群众行动或罢工^[38]。

　　当工会领袖还在观望的时候，会员群众正在逐步地进行自我组织。随着战事的进行，里夏德·米勒与车工的工会代表——后来他们在1918年采用了“革命工长组织”这个名字——从1917年起，着手在全德国建立联系，组成了一个有力的反对派网络，这个网络扎根于柏林的各家大公司之中^[39]。此时，米勒正在通用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AEG）的涡轮机厂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柏林市摩阿比特（Moabit）区，他跟附近的公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比如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路德维希·勒维股份有限公司（Ludwig Loewe AG）与德意志武器弹药制造公司（Deutsche Waffen und Munitionsfabrik，DWM）^[40]。

　　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群众的不满也与日俱增，1914年那种全民狂热迅速衰退了，这为在反对战争的工人当中有针对性地组织网络提供了机遇。罢工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车工中间，也发生在越来越广泛的工人当中，而“国内和平”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产业实行了新的“战时委员会”（Kriegsausschuss）制度，在战时委员会里，雇主、工会领导和政府共同协商社会问题；战时委员会制度刚实行时，罢工的数量出现了上涨，然后又回落了，但是，在1915年中期，由于粮食成本的激增，引发了新一轮的自发罢工，工人对战时委员会的信任也一落千丈^[41]。

　　在这些不满的迹象的激发下，工会内的反对派会员继续发展自己的网络。尽管推行了“国内和平”，但正式的工会大会仍要受到警方的监控，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所以，柏林车工就通过工会大会上的非正式谈话来建立联系，或是为本行业的工人组织宴会和节日活动，以此来作为掩护。保尔·布鲁门塔尔在当时是五金工会焊工部门的负责人，也是革命工长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后来在接受东德历史学家的采访时说：

　　工会大会是讨论工会问题的。但是反对战争的同志们很快就认出了彼此，开完会后，我们就聚在一起喝啤酒。我们交流经验，让彼此受益，大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可以说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42]。

　　以工友饮酒作乐为掩护，革命工长组织的网络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每个工长都能代表他^[43]所在的整个工作单位，而他在单位内的各个部门和车间又有可靠的代表，所以，尽管革命工长组织的人数很少，但他们却能影响到大公司里的成千上万工人^[44]。在这一时期与革命工长组织合作过的雅可布·瓦尔赫尔^[45]介绍了革命工长组织的工作方法：

　　革命工长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享有其他工会代表的绝对信任的人，而且他们自己往往就是各自的工会分部的干部……所以，在大公司里，这些级别较高的干部往往能影响几十个……代表，革命工长组织的行动号召……传给几百个单位的工会代表，代表们再传给单位的全体工人，然后工人就会追随他们行动^[46]。

　　跟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同，革命工长组织的结构并不会让他们——

　　——成为一个任何人都能加入的群众组织，要想加入它，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在日常的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中接受过一定程度的训练，拥有一定程度的经验，而且一定要对在职工人拥有影响力。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47]。

　　但是米勒描述的并不是一种集权的先锋队。米勒本人还有整个革命工长组织，始终拒绝在违背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发动行动，他们只有在确信工人会支持自己的情况下才会行动，哪怕这样做会被人以为他们怯懦或不够坚定。革命工长组织的代表制度并不是以先锋队理论为基础的，而是以柏林五金工人的地方主义的工团主义传统为基础的。在《反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e，1878—1890）时期，一切工会活动都被禁止，但柏林五金工人仍然进行了自我组织，他们的主要组织形式，就是由各行业的代表组成的非正式体系；他们直到1897年才加入五金工会。因此，在1907年以前，柏林五金工人在工会内，一直享有在当地发动罢工的自主权^[48]。战争爆发时，这种结构已经融入了更加官僚化的五金工会内——而米勒在担任车工部门领导和鼓动委员会委员期间，在这个官僚化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49]。这种融合，使五金工人的力量更加集中了。代表体系被专业化了，罢工基金被集中了。这些措施加强了他们作为一个工会的战斗力，然而代价却是把发动行动的主动权从基层会员手中转到了专职的地方干部手中。会员群众起初接受了这种做法，但在战争爆发后，他们对其进行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

　　里夏德·米勒起初是支持这种加强官僚化与集中化的倾向的，但他现在却领导了反抗这种倾向的运动。他一边力图改造五金工会的正式机关，同时又把革命工长组织建成了一个地下的、平行的结构^[50]。1915年9月，他建议修改工会章程。米勒要求赋予基层组织——比如他的柏林车工分部——更大的权利，让基层组织能够更自由地选择派驻工会当地分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这样一来，执行委员会和当地分会就必须向基层组织负责，最终就要向工作单位的全体工人负责，所以，就能让基层群众更多地参与工会事务。当地分会的工作是由专职工会干部负责的，而基层的组织者——比如里夏德·米勒——却都是志愿者，他们要在工厂里挣钱糊口，工会是不会给他们发工资的。正是夹在基层会员和专职干部之间的这批中层干部，构成了反战运动的核心^[51]。有一个由十三人组成的改革委员会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开了十七次会，尽管如此，米勒的提议还是全部被工会领导层拒绝了。只有工会内部的沟通渠道做了一些改动^[52]。

　　不管怎么说，这些提议能否使工会真正民主化，仍是很可疑的。虽然反战派已经站稳了脚跟，但米勒在1915年9月的提议仍然流于形式。这些提议与他后来关于苏维埃民主的设想相差甚远。虽然米勒和他的圈子反对战争和“国内和平”，但在1915年，他们还没有设想出一套与社民党左翼有明显区别的政治纲领或社会改革计划。虽然他们反对罢工禁令和“国内和平”，但他们还没有对工会或社民党的政策提出深刻的批判。1916年6月，革命工长组织——尽管他们要到1918年才采用“革命工长组织”这个名字——组织了第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即所谓的李卜克内西罢工，在此之后，他们才事实上与这些形式决裂了。

初期的模糊暧昧及其代价

　　在1916年中期之前，各个反对派团体的政治立场是模糊暧昧的，有一件事充分地暴露了这一点：在1915年4月的车工分部大会上，米勒拒绝把工会政治同更广泛的政治联系起来，甚至不肯讨论紧迫的政治问题。正相反，他断然声称：“我们既不想、也不能讨论外面发生的事。那些是政治事务^[53]。”米勒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体现了当时很普遍的工人运动中的分工：工会负责经济事务，社民党负责政治事务。虽然他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战争，但他起初只反对“国内和平”和罢工禁令。直到群众罢工开始之后，革命工长组织才开始激进化，并开始攻击战争本身，而不是由战争导致的个别结果^[54]。

　　米勒在1915年分部大会上的讲话，被收入了一本记录了车工鼓动委员会在1914—1915年的工作的小册子里^[55]。在这次讲话中，他谈的主要是工会工资率（union wage）问题，至于战争，他只谈到了战争对于经济、工人组织工作和车工行业的工资结构的影响。读了他这篇讲话，就会发现，虽然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九个月，但米勒仍然认为这场战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谈到老板们的威胁时，他写道，“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等到现在这种紧急状态结束后，等到我们又可以完全自由地思考的时候，我再来讨论它。”一方面，审查制度迫使他不能讨论劳资关系之外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似乎以为战争不久就会结束，和平时期的正常状态很快就会恢复。因此，他把长远的政治问题推到以后去讨论，或者只在私下里思索。然而，他不得不指出，“这场战争让不少同事晕头转向，搅乱了他们的思想，引出了许多以前根本没有人想过的意见和看法。”

　　当然，这场战争也让米勒看到，“现代工人运动的病根，是群众中间的松弛与虚弱^[56]。”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人运动一直坚持国际主义，然而，在1914年夏季，国际主义却被如此轻易地抛弃了，这让米勒大为震惊。尽管他在十年后写道，“对于粉饰出来的‘战争狂热’，工厂里的群众和办公室职员都是很冷淡的，甚至是‘厌恶的’^[57]”，但这本1915年的小册子却显露出了相当程度的自我怀疑，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什么采取了模糊暧昧的政治立场。米勒对于他的工会同志们的信念遭到了动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

　　或许米勒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新形势。这本小册子确实没有把重心放在反对战争上，而似乎是放在米勒在战前就特别关心的事项上——在工会内保存代表制度，并继续进行反抗泰勒制改革的斗争。米勒发现，行业内的人员已经过剩，不难预料，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他甚至还打算帮助那些半熟练工人做好准备，迎接就业形势的变化。当然，战争不久就向他提出了相反的问题。

　　米勒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摆脱战争初期的模糊暧昧，获得坚定的革命信念；几个月后，革命工长组织又与五金工会领导层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他表现出了明显的革命信念。1916年3月，五金工会柏林分会主席阿道夫·科恩（Adolf Cohen）准备在五金工会柏林全体大会上竞选连任。里夏德·米勒没有按照标准的议程行事，而是迫使大会对战争政策和罢工禁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讨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以至于需要再举行两次会议，但米勒显然赢得了胜利，因为大会采纳了他的反对“国内和平”的决议。然后，代表们还想更进一步，罢免阿道夫·科恩，让米勒当主席，但米勒谢绝了。他个人支持科恩竞选连任。在大会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给阿道夫·科恩投了赞成票，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弃了权。

　　米勒后来认为，他这个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工会选出了一个反战的主席，军方就会认为工会不听话，从而一定会“与军方发生冲突”^[58]。不难理解，他担心的是，如果他担任了领导职务，他现在认同的思想成了主导思想的话，他就会被监禁，整个工会也会遭到镇压。他很可能还在期待社民党和工会的领导层会改变路线。在1919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米勒报告说，尽管各派工人组织的领袖的政策是难以理解的，他仍然“一直认为他们都是很想帮助德国人民——无产阶级的^[59]。”直到革命爆发后，他才对工会领导层彻底失望，于是他和反对派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改选，改换了五金工会的执行委员会。米勒在几本小册子里的意见，使人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他不愿担任工会主席，是因为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种情绪确实是非常普遍的：当柏林反对派批判罢工禁令时，它却没有批判军工生产，直到1916年11月通过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60]。因此，虽然早在1914年柏林就出现了罢工运动和反对“国内和平”的反对派，但要到1916年，革命工长组织和工会反对派才真正转为反战政治运动，这与米勒后来的记述是相反的。而他们直到1917年末才成为革命组织，这就更晚了。

　　在1916年3月的全体大会上，五金工会内部的反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原本可以把这个胜利保持得更久。由于米勒的退让，军方趁虚而入，在阿道夫·科恩的配合下阻止了柏林五金工会的改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柏林五金工会再没有举行过改选^[61]。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对派只好建立起自己的平行组织。经过这次重组后，它就撇开了工会的正式机关，完全自行其是。

^[1] “国内和平”的原文为Burgfrieden，直译为“城堡和平”。所谓“国内和平”，是指资产阶级和工人官僚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停止国内的阶级斗争，让工人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驯顺地为资产阶级充当炮灰的状况。——中译者注

^[2] “国内和平”（Bugfrieden）：直译为“城堡和平”，它把德意志民族比作中世纪的一个遭到围攻的城堡，城堡内的所有居民必须放下成见，齐心协力对抗外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经常在宣传中引用中世纪的典故。——原注

^[3] 关于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的详情，请参阅：Ullrich（乌尔里希），1997年，第223—263页，以及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a，特别是第1章。——原注

^[4] 请参阅：Arrighi（阿里基），1994年。——原注

^[5] 1884年，为了解决帝国主义列强在抢占非洲殖民地时的矛盾，在俾斯麦的倡议下，十四个国家在当年11月15日于柏林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瓜分非洲的决议。——中译者注

^[6] 十九世纪末，摩洛哥逐步沦为法国的半殖民地。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丹吉尔，宣布支持摩洛哥独立，向法国发起挑衅，引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在英国的调停下，1906年1月16日—4月7日，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行会议，暂时缓解了这次危机。——中译者注

^[7] 1911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把军队开进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于1911年7月1日派遣“豹”号和“柏林”号炮舰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引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经过英国的干预，德国被迫让步，同法国达成了妥协。——中译者注

^[8] 在十九世纪末，德国为了加强对近东和中东地区的控制力，提出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这条铁路于1903年动工，1940年最终完成。——中译者注

^[9] 《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原注

^[10] Abendroth（阿本德罗特），1965年，第81页。——原注

^[11] 请参阅：Ullrich（乌尔里希），1997年，第446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4页、第72—77页。——原注

^[12] 帝国国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它可以监督财政预算，但首相和内阁是由皇帝提名的，议会对此无权干涉。——原注

^[13] 原文为“副主席”，但社民党在1892—1916年间一直实行双主席制，1892—1911年间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1844—1911）担任主席；1911—1913年间由奥古斯特·倍倍尔与胡戈·哈泽担任主席；1913—1916年间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与胡戈·哈泽担任主席。——中译者注

^[14] 胡戈·哈泽（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14年不愿支持战争拨款法案，但迫于党的纪律，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12月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中译者注

^[15] 请参阅：Laschitza（拉西扎），2007年，第237页。——原注

^[16]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拥护战争，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17] Scheidemann（谢德曼），2002年，第92页。——原注

^[18] Limmer（利默），1986年，第41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75页。——原注

^[19] 来自哈勒的国会议员弗里茨·库纳特（Fritz Kunert，1850—1931）也不愿支持战争拨款，但他只进行了消极抵抗。积极参加反战运动的弗里德尔·格莱夫（Friedel Gräf）在回忆录中写道，库纳特同志“根本没有出席会议。他一直待在国会的洗手间里。”SAPMO-Barch，SG Y 30/0297，第30页。关于卡尔·李卜克内西，详见Laschitza（拉西扎），2007年。——原注

^[20]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 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22年没有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21] 关于斯巴达克斯派，请参阅：William Pelz（威廉·佩尔茨），1987年。关于这两个派别之间的互动，请参阅：Luban（卢班），2008年b，第69—75页。——原注

^[22] 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1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代表独立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中译者注

^[23] 想了解多伊米希的更多情况，请参阅：Morgan（摩根），1983年；Naumann（瑙曼），1986年。——原注

^[24] 1890年11月16—17日，由社民党领导的各个工会在柏林举行代表会议，成立了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由卡尔·列金担任主席。——中译者注

^[25] 每一个工会都要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负责政治总路线。1919年，总委员会被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ADGB）取代。——原注

^[26]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4页。——原注

^[27] 沃尔夫冈·瓦尔特·阿努尔夫·阿本德罗特（Wolfgang Walter Arnulf Abendroth，1906年5月2日——1985年9月15日），生于艾尔贝菲尔德（Elberfeld）一个中间阶级家庭。1920年11月参加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由于反对“第三时期”路线而被德共开除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党上台后，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而在1937年被判处四年徒刑。1941年获释后当了律师。1943年被强征入伍，被派驻希腊。1944年投奔希腊人民解放军。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参加社民党。自1950年起在马尔堡（Marburg）执教。——中译者注

^[28] 阿诺·克勒内（Arno Klönne，1931年5月4日——2015年6月4日），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中译者注

^[29] 埃尔文·温克勒在他关于革命工长组织的论文中赞同米勒的观点，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97页。另请参阅Abendroth（阿本德罗特），1985年，第145页；Klönne（克勒内），1989年，第138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70页。——原注

^[30]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4页。战争爆发后，由于大批工人应征入伍，工厂女工的数量剧增。想要了解车工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请参阅： 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288—290页。——原注

^[31] Müller（米勒），1915年，第61页。——原注

^[32]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4页。——原注

^[33] 1924年2月21日，米勒给德共领导层写了一封信，然后又把这封信转给了共产国际，米勒在这封信里指出，他被五金工会开除，是因为他开展了让五金工会参加莫斯科领导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活动。但他并没有写出他具体是在哪一天被开除的。请参阅：《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5页。——原注

^[34] 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指未经过工会正式批准的非正式罢工。——中译者注

^[35] 保尔·布鲁门塔尔（Paul Blumenthal，1890—1979），锁匠，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率领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了通用电气公司亨尼希斯多夫工厂罢工，在1918年1月罢工后被强征入伍；1922年参加德共，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36] 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31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东德整理了一些关于革命工长组织的口述历史记录，并结集出版，取名为《柏林1917—1918：老党员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柏林工人运动的影响的报告》（Berlin 1917–1918 – Parteiveteranen berichten über die Auswirkungen der Groß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ie Berliner Arbeiterbewegung）。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有功老战士工作组也编纂了一本《德国工会运动老战士关于十一月革命的回忆录1914—1920》（Erinnerungen von Veteranen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an die Novemberrevolution (1914–1920)）。——原注

^[37]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4页。——原注

^[38]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7页。关于斯巴达克斯派与哈泽—雷德布尔的议会反对派之间的分歧，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09—112页。——原注

^[39] 据保尔·布鲁门塔尔记载，具体的“革命工长组织的机关”是在1916年5月1日之后成立的。请参阅：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31页；Müller（米勒），1924年a。——原注

^[40] 保尔·盖斯勒（Paul Geisler）的口述历史访谈,出自：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1960年，第582页。德意志武器弹药制造公司还有另一个厂区，位于柏林市维特瑙（Wittenau）区的艾希波恩达姆（Eichborndamm），该厂区至今依然存在。柏林州档案馆现在也在那里。——原注

^[41] 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130页及其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5页。——原注

^[42] 保尔·埃克尔特（Paul Eckert）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 30/0180，第5页；保尔·布鲁门塔尔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 30/0079，第10页。——原注

^[43] 这里用“他”，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工长组织并没有女性成员。就像当时的工人运动的一切组织一样，革命工长组织也全是由男性组成的，尽管他们代表了许多女工，并且领导女工进行罢工。不过，在1918年1月，克莱尔·卡斯佩尔（Cläre Casper）当选为柏林罢工领导层中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她后来还被革命工长组织核心圈子接纳，被承认为与其他人平等的成员。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克莱尔·卡斯佩尔的口述访谈，SAPMO-BArch，SG Y 30/0148，第4页、第15页。露易丝·齐茨（Louise Zietz）也担任了革命工长组织与独立党中央领导层之间的联络员。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Grebing（格雷宾），1994年。——原注

^[44] 小企业被明确地排除在这个网络之外。革命工长组织只接受雇员人数在一千人以上的大企业的代表。请参阅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在1919年1月的独立党工人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的声明，SAPMO-BArch，RY 19/II/143/2，第30页。革命工长组织网络的具体人数至今仍未查明。1924年，米勒本人估计有“一千多人”，但他指的应该是整个网络的人数，而不是实际上领导组织的核心圈子。请参阅《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出自：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8页。——原注

^[45]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斯派，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参加右派而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然后又参加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46] 革命工长的组织》（Die Vereinigung der revolutionären Obleute），雅可布·瓦尔赫尔的遗作，SAPMO-BArch，NY/4087/12。——原注

^[47]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1页。——原注

^[48] 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198页及其后。——原注

^[49] 同上，第270页及其后介绍了代表们的个人任务与五金工会内的日常活动。——原注

^[50] 大部分的——但不是全部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都是五金工会代表制度内的工会正式代表。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18页。——原注

^[51] 同上，第288页。后来的一部回忆录也指出，五金工会各个分部的领导几乎全都支持左翼。另请参阅《与革命工长组织的论战纪要》（Protokoll einer Aussprache mit rev. Obleuten），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no. 199。——原注

^[52] 同上，第278—284页。迪尔克·H·米勒认为，围绕着“国内和平”政策，发生了争议，而这个改革提案就是由这些争议而引发的“组织上的本能反应”：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286页。——原注

^[53] Müller（米勒），1915年，第33页。——原注

^[54] 在1918年底，米勒和他的同事艾米尔·巴尔特（Emil Barth）都卷入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艾米尔·巴尔特在1919年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巴尔特认为米勒不关心政治，并声称米勒只知道罢工的必要性。请参阅Emil Barth（艾米尔·巴尔特），《来自德国革命的车间》（Aus der Werksta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柏林，1919年，第13页。想要更多地了解米勒与革命工长组织在1914—1915年的立场，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104页及其后。——原注

^[55] 这本小册子题为《德国五金工会柏林分会钢铁与转轮车工鼓动委员会在1914—1915年财年的报告》（Bericht der Agitationskommission der Eisen-, Metall- und Revolverdreher der Verwaltungsstelle Berlin des deutschen Metallarbeiter-Verbandes für das Geschäftsjahr 1914/1915），即参考书目中的“Müller（米勒）， 1915年”。——原注

^[56] Müller（米勒）， 1915年，第13页。——原注

^[57]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70页。——原注

^[58]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91页及其后。——原注

^[59] 里夏德·米勒，《这与你息息相关》（Tua res agitur），《共和报》，1919年6月6日。——原注

^[60] 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05页及其后。——原注

^[61] 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04页及其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6页及其后。1917年9月，五金工会所有的地区大会都发出了抗议，反对各地分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同军方勾结的行径，最后要求各地分会“立即退位”。这次抗议被完全忽视了，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140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