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革命工长组织与政治性群众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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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革命工长组织与政治性群众罢工

1916—1918

↘革命工长组织的第一次政治罢工：抗议当局逮捕李卜克内西
↘镇压与新反对派
↘米勒被捕与四月罢工
↘在镇压下等待时机
↘准备一月罢工：群众的不满日益强烈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榜样
↘1918年一月罢工：苏维埃政权的初现
↘行动委员会的政策与一月罢工的结束
↘米勒不在时，巴尔特和多伊米希领导革命工长组织
↘米勒的复归

　　在1916年3月的“严重错误”之后，里夏德·米勒与五金工会内的反对派别无选择，只能违抗罢工禁令，与拥护罢工禁令的工会领导层对着干，抗议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改变路线。起初他们没有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反战立场日益坚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仅靠五金工会内部的非正式组织，不足以发动有效的行动：工会官僚每一次都能阻挠他们的行动。因此，米勒及其反对派只能进行非正式的自我重组，用一系列逐步升级的行动来表示反战态度。虽然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显然他们是在为德国革命做准备，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把自己当成革命者，要到1918年他们才采用“革命工长组织”这个名字。改变他们政治态度的原因不是大脑，而是肚子：粮食短缺日益严重，就连技术工人及其家属也开始受到影响，这些日益激进的工人找到了一种宣泄怒火的新方法：政治性群众罢工。本章将介绍革命工长组织在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组织的三次群众罢工，它们一次比一次强大。

革命工长组织的第一次政治罢工：抗议当局逮捕李卜克内西

　　1905年俄国革命遭受野蛮镇压时，历史性的政治罢工浪潮也随之产生了，围绕着政治性群众罢工——由于它具有政治目的，与一般的群众罢工或总罢工不同——的使用方法，德国工人运动曾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在1905年的社民党耶拿代表大会上，执行委员会、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左翼和以爱德华·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一致认为，在整个工会运动遭到攻击时，比如企图废除成立工会的权利时，可以利用群众罢工进行自卫；也可以利用群众罢工作为进攻手段，争取实现普选权。然而，才过了几个月，在科隆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甚至不肯承认群众罢工或其它群众行动，他们认为这些手段都是“荒谬的”，是应该谴责的，干扰了他们“建设更加强大的工人组织的日常工作”^[1]。这样一来，党对群众罢工的一致支持完全变成了空话。但是，过了十年，当群众罢工变成现实时，无论是党的干部还是工会委员会，都无法对群众罢工的发展施加多少影响。工人自己选择了群众罢工，将其作为自己的斗争手段。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斯巴达克斯派在1916年1月成立^[2]，而同年6月发生的第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又与斯巴达克斯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16年五一节那天，斯巴达克斯派在波茨坦广场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卡尔·李卜克内西在这次集会上公开谴责了战争和政府，然后他立即就被戏剧性地逮捕了，尽管这次罢工是由这个事件引发的，而且斯巴达克斯派也确实参加了罢工，但这次罢工的组织者其实是革命工长组织。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相互合作，但它们之间也有摩擦。它们的动员范围也不一样：革命工长组织把车间的工人组织起来，而斯巴达克斯派却想让工人走上街头。

　　斯巴达克斯派的人组织过几次反战游行，虽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但他们在1916年仍在这么做。在1916年五一节，这种情况改变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号召，通过口口相传和草草印制的传单传了出去，结果有几千人来到了波茨坦广场。李卜克内西曾被强征入伍，当了“劳役兵”（Schipper），他的任务就是挖战壕，而不是参加战斗，看来政府也不敢把枪发给他。现在他穿着军服，出现在波茨坦广场上的几千群众面前，发出了传奇般的号召：“打倒战争！打倒政府！”效果立竿见影：警察用武力驱散了集会，当场逮捕了李卜克内西，将他关进了监狱，直到1918年10月才获释，这使他再次成为了革命和平运动的象征^[3]。

　　现在，革命工长组织逐步站到了政治反对派的最前沿。6月27日，一些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的游行，抗议将于次日举行的对李卜克内西的审判。这次审判的公示期很短，所以没有多少时间来准备政治行动。但是，革命工长组织还是决定试一试，在游行之后的当天晚上组织一次集会^[4]。然而，当革命工长组织的领袖走进他们租下的音乐家舞厅（Musiker-Festsäle，柏林一家舞厅）时，显然集会的消息已经走漏，里面已经混入了“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家伙”，也就是警方的密探^[5]。既然如此，原定的集会也就开不成了。不过，之后还是有大约30人在索芬大街（Sophienstraße）的一家酒馆里重新会合。在那家酒馆里，在里夏德·米勒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在次日举行政治性群众罢工。革命工长组织散去了，尽管整个计划是匆忙制定的，但在6月28日，柏林有55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要求释放李卜克内西。

　　罢工是从柏林的几家大公司——波尔齐希（Borsig）、通用电气公司、路德维希·勒维公司和施华蔻（Schwarzkopf）——开始并发展起来的。“车工为了李卜克内西罢工了！”的消息通过口口相传，刺激了各家公司里的其它部门，促使许多工作单位彻底停工^[6]。这一行动，把国家权力的耀武扬威，变成了反战运动宣示力量的机会，并展示了新的反对派团体的潜力。尽管革命工长组织一开始只有柏林各大公司的车工参加，但他们的号召让金属加工业内的广大工人群众感同身受，他们便纷纷停工。甚至在那些没有派代表参加革命工长组织的公司里，也发生了声援罢工。社民党与五金工会的领导层对此的回应，是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为“国内和平”辩护的文章；但是，当他们想散发反罢工传单时，却发现自己的权威在现实中是有限的。当地五金工会领袖阿道夫·科恩在一次工会代表会议上，把传单交给工会代表们，让他们传给工人。然而，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布鲁门塔尔恰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向阿道夫·科恩发出抗议，然后全体与会者都拒绝散发反罢工传单，40000张传单连一张都没传下去^[7]。

镇压与新反对派

　　尽管如此，“李卜克内西罢工”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卡尔·李卜克内西出庭受审，被判定有罪，而革命工长组织在他上诉和判决期间并未再次发动罢工。这或许是因为，这次出乎意料的反抗，引来了国家的凶狠报复。几十个参加罢工的工人和被怀疑为罢工领袖的人被强征入伍，被送到了前线。里夏德·米勒也被迫短暂入伍，但在三个月后就退伍了^[8]。

　　强征入伍的威胁，严重打击了工人的行动积极性。此外，工会领导层和社民党也支持国家的镇压并谴责罢工，然而，引发罢工的原因——工资降低和其它方面的退步——明明是由于战时经济导致的。这第一次群众罢工，表明工人阶级对党和工会无可置疑的忠诚已被严重动摇，但还没有破裂。虽然斯巴达克斯派像以往一样，愿意发动政治性群众行动，而且也催促革命工长组织这么做，但革命工长组织并没有号召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人阶级群体不愿接受进一步的行动。里夏德·米勒批评了斯巴达克斯派的行动主义（actionism），批评他们不理解工人阶级的思维方式。但是，米勒在后来的著作中并没有指出这一点：革命工长组织仍在与斯巴达克斯派合作，制定具体的计划，准备在1916年8月再次发动罢工^[9]。但他们失败了，革命工长组织没有参与。斯巴达克斯派一意孤行，发出了罢工的号召，但是，由于革命工长组织没有参与，没有多少人响应他们。

　　李卜克内西受审期间没有发生群众行动。罗莎·卢森堡被捕后，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被置于“保护性拘留”，直到1918年11月革命爆发后才获释^[10]，在这段时间里，也没有发生广泛的抗议。一时间，镇压似乎使工厂工人失去了战斗力。

　　尽管如此，六月罢工仍然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潜能。它标志着米勒与革命工长组织的活动进入了新阶段。在此之前，他们局限于工资斗争和车间斗争，在此之后，他们自觉地、更深入地投入了更大范围的政治活动之中。这次罢工展现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鼓舞了政治反对派，现在他们正在建设自己的网络，并准备发动新的行动。

　　在议会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1917年4月，由于反对战争与“国内和平”而被开除的社民党国会党团成员，与赞同他们的基层党员，一同创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独立党汇聚了德国所有反对战争与“国内和平”的人^[11]。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也在保持组织独立与战略观点的前提下，加入了独立党。斯巴达克斯派仿效李卜克内西，继续举行示威游行，保持在街头的存在；而革命工长组织则继续默默地在基层进行组织。

米勒被捕与四月罢工

　　革命工长组织根据工人阶级的情绪来决定政治路线，只有在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情绪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而在1917年4月，在独立党成立大会结束一周之后，举行第二次群众罢工的时机成熟了。在前一年冬天，饥荒蔓延全国，被称为“芜菁之冬”（Kohlrübenwinter），而新颁布的《为祖国志愿服务法》又进一步限制了工人选择就业的权利^[12]，于是，在1916年六月罢工失败后陷入消沉的工人，又重新愤怒起来。这项法律是在1916年11月22日以草案的形式提交的，它要求全体工人在军工产业中从事“爱国主义的志愿服务”^[13]。也就是说，工人失去了辞职的权利，只能任由老板宰割。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支持这项法案，为了换取工会的忠诚，政府承认工会在战备计划中的关键地位，工会干部可以免服兵役^[14]。

　　基层会员完全反对这一切。1916年11月26日，柏林五金工会全体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它是由里夏德·米勒提出的，它从根本上反对《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认为这个法案只是“限制工人的戒严法令”，并反对工会的修改意见，因为它们“根本不能保障工人利益”。按照《为祖国志愿法》而成立的工人委员会与以前的“战时委员会”根本没有区别：它们不能代表工人，而且，既然罢工权也要被废除了，那么这些工人委员会也就毫无用处。这个决议在最后呼吁“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15]对这项法案投反对票^[16]”。这个决议还把独立党国会议员称作柏林五金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17]。

　　尽管如此，米勒的决议并没有从根本上批判战时生产。这个决议甚至还表示，改善工作条件后，军工生产也会“显著增长”。这个说法表明柏林反对派尚未采取坚决的反战政策^[18]。但是，这个决议也是这类文件中的最后一个。从1917年春季开始，米勒和同志们发表的声明就越来越坚决和明确了。

　　尽管遭到了群众的抗议，但《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还是在1916年12月生效了，在此期间，粮食供应量也严重下降。在那个冬天，工人阶级的怒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写给柏林警察总监的一份报告（日期为1917年2月21日）指出，“工人中间的气氛非常紧张，……工人不断地试图改善劳动条件、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份报告继续指出，在许多工作单位发生了大量的短时间罢工，在这些罢工中，“工人明确承认，他们不愿干活，不是因为管理层，而是因为政府没有给辛勤劳动的城镇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19]。”

　　工人对社民党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1917年3月23日，政府宣布削减配给定量，工人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工会领导层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召开了一连串大会小会。威廉二世甚至亲自安抚人民，保证将在战争结束后实行拖了几十年的普鲁士选举制度改革，取消三级选举制度^[20]。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奏效，反而让工人变得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再也不愿轻易容忍粮食短缺了。形势一触即发。

　　革命工长组织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打算利用预定于4月15日召开的柏林五金工会全体大会，再次号召举行群众罢工，这一次他们既要挑战政府，也要挑战工会领导层。他们之所以选中这次全体大会，是因为：一方面，革命工长组织在工会内具有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这次大会代表了柏林所有大型金属加工企业^[21]。

　　这些计划不可能不被政府发现。就在全体大会召开前两天，里夏德·米勒第二次被捕，被送往于特伯格镇^[22]的一个军营服役^[23]。工人普遍怀疑他是被五金工会的领导告发的；最近，不少历史学家确认，一些工会干部充当了密探，告发了罢工工人，尽管工会在当时竭力否认这一点^[24]。虽然里夏德·米勒在1916年3月没有参加柏林五金工会主席的竞选，这或许使他逃过一劫，但是，他终究还是逃不脱镇压。他在破坏“国内和平”的运动中的领头地位再也瞒不住了。

　　他的对手阿道夫·科恩在1917年4月15日主持了五金工会全体大会。米勒被捕后，科恩就想阻止罢工，如果阻止不了，也要把罢工的诉求限制在纯经济范围之内。但他失败了。代表们得知米勒被捕后，立即要求释放米勒，并决定用罢工来实现这个诉求。释放米勒成了四月罢工的第一个政治诉求，而这正是科恩竭力想要避免的。但是，他巧妙地操作会议程序，让一个以他为首的代表委员会而不是全体大会掌握了罢工的领导权。这样他就可以操纵罢工的进程了。

　　这次全体大会是在星期天召开的，罢工立即在星期一全力发动了。柏林有二三十万工人参加了1917年4月的“面包罢工”，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1916年那一次。1916年那次罢工中，参加罢工的只有柏林和布伦瑞克两个城市，而在1917年这次罢工中，哈勒、马格德堡和莱比锡也参加了。罢工的号召能获得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响应，部分是因为在独立党成立大会上达成的秘密协定，使得不同地区首次协调起来，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战群众罢工^[25]。国际形势也刺激了罢工行动。1917年3月8日，愤怒的女工举行了国际妇女节游行，由此引发了革命，推翻了俄国沙皇。民主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工人苏维埃的支持下，掌握了政权。按照俄国当时使用的尤里乌斯历法^[26]，这次事件发生在二月，所以得名“二月革命”，它极大地鼓舞了德国工人。

　　从1916年起，政府的民事机关就把权力转让给了鲁登道夫将军和军队，所以阿道夫^[27]·科恩就代表柏林罢工工人，同柏林及周边地区的最高军事当局——侯国军区司令部谈判^[28]。军区司令部保证会重新考虑征召米勒入伍一事，并保证会增加粮食供应。科恩得到这些保证后，便心满意足了，过了一天后，他在代表委员会内的微弱多数的支持下宣布结束罢工^[29]。

　　但是，柏林工人当中的一个人数很多的少数派却继续罢工，米勒后来估计这批工人大约有50000人^[30]。坚持罢工的这批工人选出了一个工人苏维埃来代表自己，这是一个崭新的举动^[31]。除了原先的释放米勒、改善粮食供应之外，他们还提出了新的政治诉求——政府必须保证实现不割地赔款的和平，结束戒严，撤销书报审查制度，撤销《为祖国志愿服务法》，废除使普鲁士成为德国保守主义大本营的三级选举制度，代之以不记名的普选制度^[32]。这些诉求，都是邻近莱比锡工业中心的更为激进的罢工工人早就提出过的，莱比锡已经在1917年4月成立了第一个工人苏维埃。然而，就连这种激进主义也有其局限性。尽管在1917年4月的面包罢工中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苏维埃，但罢工工人的诉求中却不包括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或苏维埃民主性质的诉求。他们的物质诉求局限于改善粮食供应和实现和平，他们的政治诉求没有超出普选。

　　工会领导层设法分裂柏林罢工，最终瓦解了罢工。尽管独立党国会议员迪特曼^[33]与霍夫曼^[34]在各种大会上鼓动工人继续罢工，但罢工还是在4月23日彻底垮掉了。

在镇压下等待时机

　　米勒不是唯一一个被逮捕并被强征入伍的工运活动家：负责管辖柏林及周边地区的侯国军区司令部把大批工运活动家送上了前线，公司老板也把不听话的工人的名单交给军方。这些活动家的入伍文件上都被打上了“Kohle”（煤炭）的字样，提醒军官和上级要特别严厉地管教他们^[35]。里夏德·米勒只好留在军中服役，直到1917年6月才能返回工人运动。他能这么快就退出现役，很可能是因为雇主宣称他是熟练工人，对于战备工作至关重要^[36]。

　　尽管四月罢工最后还是被打垮了，它却确凿无疑地展现了工人的力量。罢工参加者数量的剧增，让军区司令部头疼不已，尽管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工人反抗当局的意愿却与日俱增^[37]。

　　德国的厌战情绪不断加深。1917年7月19日，在社民党与天主教中央党^[38]的倡议下，就连曾经绝对忠诚的帝国国会都通过了一个和平决议。这个决议号召实现不割地赔款的和平，还采纳了莱比锡罢工工人的要求中的核心要点。然而，首相米歇利斯^[39]虽然接受了这个决议，却又补充了一个关键的限制性条款——“就我所知”——于是，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理睬这个和平决议。国会比以往更加软弱无力：它不但不能罢免首相，因为首相一直都是只向皇帝一人负责，而且威廉二世又在1916年把决策权全部移交给了军方首脑。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和平决议是迈向民主的一步，但它实际上无足轻重，只具有象征意义^[40]。它只是再次暴露了这一事实：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前，德国议会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决策权。它既无权撤换政府，也无权自行立法。由各邦代表组成的议院——联邦参议院（Bundesrat）有权否决帝国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而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又能确保联邦参议院被重工业和贵族地主的代表所掌控。

　　政治制度向反战积极分子和左翼激进派关上了大门，他们就只能到街道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在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的号召下，1917年夏季和秋季发生了越来越多的示威游行。莱比锡和布伦瑞克成了政治罢工的焦点，两地都发生过有上万人参加的政治罢工。虽然有证据表明里夏德·米勒得知了这些行动计划，并有至多6000份罢工传单被寄到了柏林的一个地址，但在柏林没有人试图发动罢工^[41]。这些局部行动也没有达到先前的群众罢工的水平；没有革命工长组织的积极配合，就无法发动更为广泛的行动，而革命工长组织仍然不愿行动。米勒不愿让革命工长组织用一些小规模行动来“分裂革命力量”，他还认为，只有在工人愿意行动并推动运动前进时，革命工长组织才能行动。但是，致使革命工长组织不愿采取行动的原因，也可能是：革命工长组织、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之间的竞争；国家的镇压削弱了革命工长组织的力量；柏林的粮食供应得到了改善^[42]。

　　不过革命工长组织仍在继续开展政治工作。1917年6月27日至30日，德国五金工会在科隆举行代表大会，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二次，里夏德·米勒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五金工会领导层与会员之间的裂痕暴露无遗，而且，跟1915年的全体大会不同，在这次大会上，反对派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反对派事先向大会递交了一个提案，要求停止向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缴纳会费，重新使用罢工手段，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并以“阶级斗争”作为解决纷争的总方法^[43]。

　　然而，执行委员会并不想被逼着走上这条道路。在五金工会驻工会总委员会代表鲁道夫·维塞尔^[44]的指使下，执行委员会断然反对任何系统的反战表态。他简洁地指出，“工会以现行经济秩序为基础，并致力于在现有秩序之内改善自己的处境^[45]。”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派设法使代表大会同意由法兰克福工会会员罗伯特·迪斯曼^[46]出版一份副刊，并迫使大会就五金工会的路线进行公开讨论。迪斯曼和里夏德·米勒是反对派的主要代言人。米勒批评的主要是工会配合《为祖国志愿服务法》的行径，他甚至还以为他在柏林的对手阿道夫·科恩是这一行径的主创者^[47]。但是，这些批评最后还是没能使工会民主化，甚至没能阻止执行委员会连任^[48]。他们仅仅促成了各反对派团体和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执行委员会遭到了公开挑战，各种反对战争的争论，这些都不是可以轻易抹消的。革命工长组织也利用这次工会代表大会来扩展自己的网络，并同全国各地建立联系，虽然这个组织的大本营仍在柏林。

准备一月罢工：群众的不满日益强烈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榜样

　　到了1917年底，新建立的联系使革命工长组织得知工人的怒火正在不断高涨。里夏德·米勒和同志们断定，重新采取行动的时机到了^[49]。

　　国际形势使他们大受鼓舞。俄国二月革命和沙皇的倒台，推动了1917年四月罢工，同样地，十月革命再次鼓舞了德国工人阶级，促使他们转入行动。革命工长组织散发传单，介绍十月革命的消息，他们开始把不关心政治的工人变成反对派，又把反对派变成革命派^[50]。俄国政府在兵临城下之际，提出实现不割地赔款的和平，而德国代表团却乘人之危，冷酷地提出了非常过分的吞并领土要求，而且还得逞了，这些工人对此深感愤怒。政府声称德国进行的是“自卫战争”，然而，到了这个份上，这个说法已经连忠于社民党的工人或基督教工人都骗不过了^[51]。

　　1917年底，革命工长组织找到独立党执行委员会，打算同独立党的帝国国会议员和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举行一场集会。他们在独立党的国会会议室里开了会。这并不是在国会里召开的第一次颠覆性会议——毕竟这里有个无可估量的好处：不会被警方的特务监视^[52]。据里夏德·米勒回忆，他在这次会议上向独立党的代表们报告了工人中间的总气氛：他说，工人马上就要重新举行群众罢工。只要独立党公开发出罢工号召，就会“引爆”一场“政府无法镇压的斗争”^[53]。尽管米勒是在六年之后才记录这件事的，但从他的话语中却可以看出，他当时希望同政府进行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显然，前两次群众罢工以及俄国革命的深度与广度，已经使里夏德·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明显地激进化了^[54]。

　　然而，米勒的革命期盼，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独立党议员的赞同。以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55]为首的一个少数派根本不相信米勒关于工人情绪的报告，以胡戈·哈泽为首的多数派虽然相信米勒的报告，却担心党会在政府的镇压中瓦解，所以他们不愿支持米勒的行动号召。只有以格奥尔格·雷德布尔为首的第三个派别完全支持革命工长组织的路线，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必要，他们会单独在号召书上签字。最后只通过了一个妥协办法——米勒反对这个办法，将其称为“腐朽的妥协”。根据阿道夫·霍夫曼的建议，一个号召群众“抗议”的宣言写了出来，要求按照帝国国会在1917年通过的和平决议，实现不割地赔款的和平，但又没有明确号召罢工或起义。出席会议的全体独立党议员都在这个宣言书上签了字^[56]。

　　无论如何，革命工长组织仍在准备罢工。他们已经秘密印刷了号召罢工的宣言，并传给了全国各地的独立党组织。在内部讨论中，罢工的日期定为1918年1月28日，但为了避免反宣传，为了打政府一个措手不及，罢工的日期必须保密。

　　虽然革命工长组织一直对罢工日期秘而不宣，就连他们在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内的联络人都不知道，但在1月28日的前几天，斯巴达克斯派却散发了一份传单，号召在1月28日举行无限期罢工。这样一来，罢工就失去了出其不意的因素。而这正是革命工长组织的行动方法所尽量避免的。走漏消息的人，似乎是革命工长组织内的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布鲁诺·佩特斯^[57]。革命工长组织并没有不让布鲁诺·佩特斯参加他们的会议，因为他是他那家工厂的反对派代表。佩特斯觉得革命工长组织的策略不够坚决，他想发动工人参加罢工^[58]。

　　工人的情绪之强烈，由此可见一斑：就连亲政府的各个社民党工会的执委会都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只有自由派的希尔施—敦克尔派工会^[59]的中央委员会才发出了反对罢工的声明^[60]。希尔施—敦克尔派是德国工会运动中的一个规模很小的少数派，一直比较亲近资方，而它们的行动是无足轻重的。当保守势力无力行动或靠边站的时候，革命潮流却赢得了广泛的响应：在斯巴达克斯派的号召书中，还介绍了自从一月中旬以来，维也纳和奥匈帝国其它城市爆发群众罢工的消息，这进一步刺激了柏林工人的情绪。结果，斯巴达克斯派的冒险的、轻率的举动，反倒对革命派产生了好处^[61]。就在罢工前一天，车工分部举行了正式大会，里夏德·米勒在会上正式宣布罢工。出席大会的约1500名车工全都接受了罢工计划，并开始为罢工做准备。

1918年一月罢工：苏维埃政权的初现

　　1918年1月28日早上，车工与革命工长组织用锤子敲响了用于焊接的氧气罐，宣告罢工开始^[62]。几个小时之内，柏林的军火工业就全部停产了。在第一天下午，414名代表来到柏林工会大厅内开会，他们代表了400,000名工人。里夏德·米勒主持了大会，并接受了代表们的要求。代表们一致决定，要实现不割地赔款的和平，让各国工人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国内的要求包括改善粮食供应、结束戒严、恢复新闻自由、军方不得继续干涉工会事务、“对整个国家机关实行彻底的民主化”、普鲁士和其它邦的议会实行普选——并赋予妇女普选权。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最大的邦，它的三级选举制度使它成了集权制度的主要支柱，所以它特别重要。除了这些要求之外，代表们还发誓“全力保卫我们的领袖和代表，不让他们遭受任何纪律处分，并呼吁整个德意志帝国和其它交战国举行群众罢工^[63]。”然后他们选出了领导罢工的行动委员会。罢工工人提出的这一系列要求，其实就等于以推翻德国的集权国家为目标。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能实现失败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建立宪政民主，让德国在这方面赶上英法等欧洲先进国家——它们在两代人以前就实现了宪政民主。

　　一月罢工可不像以粮食问题为主要诱因的1917年四月罢工那样容易打发。在去年的罢工中，科恩狡猾地操纵了罢工的领导层，而这一次，罢工工人已经学到了教训。他们明确反对现有的工人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层。他们再也不愿接受“纪律处分”或屈尊俯就的态度了。尽管他们还没有提出苏维埃民主的要求，但工人苏维埃的实践在罢工中非常普遍：基层代表直接决定提出哪些要求，采取什么行动，而行动委员会接受基层代表的授权，它的合法性并不来自政党或工会。在同年年底的革命中，德国各地仿效柏林一月罢工的领导层，自发成立了许多苏维埃^[64]。威廉·迪特曼的回忆，证明了这些组织形式即使对于独立党而言都是非常新鲜的。迪特曼以独立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所以他非常清楚，行动的倡议来自哪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只把米勒及其同志当作独立党“在工作单位的代表，他们自称‘革命工长组织’”，却把整个罢工运动当成由独立党执行委员会发动的一次行动^[65]。

　　其实，革命工长组织并不是独立党在工作单位的代表，它利用独立党为讲坛，扩展了他们的车间抵抗与跨地区群众罢工的策略。但是，从迪特曼这个党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只能看出一条道路：党在前面领导，工人在后面追随。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回忆录中以多种形式重复这种论调，革命工长组织的作用才会被历史学界忽视。

行动委员会的政策与一月罢工的结束

　　行动委员会的委员几乎都是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埃克尔特^[66]、保尔·诺严多夫^[67]、保尔·布鲁门塔尔、海因里希·马尔赞^[68]、里夏德·米勒、奥托·克拉茨^[69]、保尔·肖尔策^[70]、奥托·托斯特^[71]、弗里茨·齐默尔曼（Fritz Zimmermann）、保尔·蒂尔皮茨（Paul Tirpitz）和克莱尔·卡斯佩尔^[72]。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克莱尔·卡斯佩尔不曾参加过革命工长组织，被选入行动委员会后，她就被革命工长组织接纳了，她也是革命工长组织唯一的女性成员^[73]。

　　卡斯佩尔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战前有一些女工明确提出过要求，但五金工会从未为女工设立单独的代表。女工有什么问题，只能去找男性工会领袖帮忙解决^[74]。卡斯佩尔克服了一切障碍，成为了罢工领导层中的女代表，这代表了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女工的数量急剧增长，她们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环境。男人——除了免服兵役的技术工人、学徒和年纪较老的工人之外——都上前线去了，女工只好在厂里干“男人的活儿”，还得带小孩、做家务。由于她们的技术不够熟练，在工作中往往不知所措、筋疲力尽，有时还要从事危险的工作。因此，大概从1917年4月开始，她们就成了群众罢工的领导力量。虽然在目击者的报告中提到的罢工领导层中的女工只有卡斯佩尔，但女工也为一月罢工做了大量工作^[75]。

　　1月28日的代表大会在选出领导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后，又邀请独立党领导层派三名代表参加行动委员会，不过，有人提议也邀请社民党派三名代表参加，但这个提议在表决中以两票之差被驳回了。里夏德·米勒总是优先考虑工会运动的团结，所以，他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请求采纳这个提议。由于他具有极高的威望，所以大会改变了态度，邀请社民党派代表参加行动委员会。米勒后来为自己辩解，说大会领导层不想“制造不和”，或许他也想通过让社民党群众参加罢工，推动他们左倾^[76]。1924年，米勒卷入了一桩官司，他在法庭上作证时回顾了当年的情景，他当时认为：“如果能让社民党右派亲自参加两年前被他们称作‘叛国’的行动，那就太好了^[77]。”但是，既然参加行动委员会的是社民党的领袖，而不是基层党员——他们经常跟米勒及其同志一样批判战争——那么，使工人摆脱自己的领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做法也会使社民党领导层获得操纵罢工的工具。不过，米勒的希望也没有完全落空。社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它具有双重作用，虽然一方面社民党参加了罢工领导层，但另一方面又谴责罢工，所以至少会有一些工人脱离社民党，转投独立党^[78]。

　　独立党派来的代表是胡戈·哈泽、威廉·迪特曼和格奥尔格·雷德布尔，都是革命工长组织的熟人；社民党派来的代表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79]、菲利普·谢德曼和奥托·布劳恩^[80]。社民党代表抵达后，行动委员会立即开始了工作。起初，社民党想跟1月28日在柏林工会大厅里提出的罢工要求保持距离，并要求跟革命工长组织平分行动委员会的席位，企图制衡革命工长组织。这个要求被驳回了。在讨论其它的组织问题之前，有人报信说警察来了。里夏德·米勒在他的德国革命史的第一卷中描写了接下来的场面：

　　三个社民党代表立刻跳了起来。尽管谢德曼年纪已经不轻了，他仍能像羚羊一样跳进大衣里，而微胖的弗里茨·艾伯特却碰到了不少麻烦，只得接受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的关照。这个消息一点也没有让工人代表感到惊慌。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以必要的细致与认真，冷静地完成了工作^[81]。

　　社民党的三个代表像惊弓之鸟一般逃走后，行动委员会完成了讨论，一个人也没被抓走。社民党代表以为警察已经到了很近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工人们散会后，就回到工厂里，选举各自公司的罢工领袖了。次日，当地军事当局——侯国军区司令部取缔了一切罢工委员会，警察驱散了一切集会。尽管遭到了镇压，罢工工人的数量还是达到了五十万人。

　　行动委员会现在打算同政府谈判，并通知了内务部国务秘书瓦尔拉夫^[82]，说一个由工人和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愿意同他见面。代表团成员有：社民党的菲利普·谢德曼、独立党的胡戈·哈泽，还有里夏德·米勒与保尔·肖尔策。然而，内务部却拒绝接见代表团。米勒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

　　一个小时过去了，代表团仍然站在门外等待，就像乞丐一般。谢德曼开始紧张了，既然国务秘书摆出了这样的态度，其他的代表团成员都打算放弃了。谢德曼倒是非常顽强，他跑来跑去，抓住一个服务员或议员，就跟他们讨论，做手势，最后他终于抓住了天主教中央党的代表吉斯贝茨^[83]，他回来时满面红光，兴高采烈，他说吉斯贝茨已经答应帮他安排跟瓦尔拉夫会见。然而瓦尔拉夫还是没有接见代表团^[84]。

　　瓦尔拉夫只愿意同议员谢德曼与哈泽谈话，却不愿接见工人米勒与肖尔策。

　　当天晚上，罢工领导层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他们的集会也被取缔。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甚至还接到了命令，叫他们到警察总局报道，还要用书面方式确认他们已经得知了这个命令。然而，行动委员会继续开会。1月30日，《前进报》被查封，于是柏林的印刷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罢工领导层宣布将于1月31日举行游行和集会时，警察驱散了他们，抓走了独立党驻行动委员会代表威廉·迪特曼。

　　菲利普·谢德曼没被抓走，但他也挨了警察的痛打。在当天下午的行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大发雷霆——他可是议员，以前从来没挨过打^[85]。随着事态的发展，气氛越来越紧张，社民党代表便竭力遏制罢工。他们当时用的借口是：罢工的失败会招来可怕的后果，工人阶级一定会遭到野蛮的镇压；然而，几年后，他们的真正动机才暴露出来。1924年，一个记者指控已经当上了国家总统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犯有“叛国罪”，因为他参加了罢工，艾伯特便起诉了这个记者。艾伯特在法庭上说，他和社民党之所以参加罢工，只是为了拖住罢工，尽早结束罢工。艾伯特参加罢工，并不是因为他幡然悔悟：他的两个儿子为德国而战死，而他们的父亲却从来不认同罢工工人的反军国主义^[86]。

　　1918年，在柏林特雷普托夫公园（Treptower Park）的一次罢工集会上，艾伯特发表了演讲，这篇演讲更为清楚地暴露了他的用意：他说，工人有义务“支持前线的父兄，把最好的武器交给他们”，因为“显然，每个德国人都想要胜利”。这些言论公开表明他不赞成罢工的目的，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听众咒骂他是“工贼”和“出卖工人的叛徒”^[87]。他只好灰溜溜地退场。此后，他和谢德曼都没有公开同罢工保持距离。相反，他们建议由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同首相谈判。独立党的代表对这个建议保持中立，但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拒绝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这个建议，就等于交出罢工的领导权，让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控制罢工，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又是受社民党控制、并拥护“国内和平”的。罢工继续进行，街头的骚动有增无减。武斗和暴动时有发生——有轨电车司机企图破坏罢工，遭到了罢工工人的抗议，愤怒的罢工工人推翻了有轨电车^[88]。

　　2月1日，军方扬言要占领几家大工厂，于是独立党代表也倒向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立场。哈泽和雷德布尔转而同首相单独谈判，并试图重新召开代表大会，澄清罢工的路线。但是首相不肯让步：新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必须中止罢工。这个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于是，现已被判为非法的行动委员会必须做出决定：是继续罢工，还是中止罢工，还是让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出面谈判？斯巴达克斯派打出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罢工”的口号，准备把罢工发展成暴动^[89]；社民党却想由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出面谈判。现在，行动委员会的十一位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必须做出决定。他们根本不想让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接手罢工。他们不顾拥护战争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工会官僚的反对，进行了三年的鼓动，才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率领工人阶级投入了政治性群众罢工。但他们也不想为罢工升级负责。由于军队依然完好无损，革命工长组织担心，如果罢工升级为暴动，工人很可能遭到纪律严明、随时准备向罢工工人开枪的柏林驻军的屠杀。

　　最后，革命工长组织决定中止罢工，并将这个决定通知工人代表。2月3日，柏林工人停止罢工，其它城市的罢工也停止了，这次罢工没有获得任何成果。后来，里夏德·米勒试图为这个决定辩解：

　　显然，从《前进报》到《十字日报》^[90]，都认为这是工人的失败、政府的胜利。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重要的是，那些继续斗争的人是怎样看待这次罢工的结果的。领导层在这一点上没有犯错……工人并不觉得自己被打败了；他们觉得自己像拳击手一样，后退一步，只是为了更狠地出拳^[91]。

　　米勒这个马后炮式的看法是否得到大多数工人的赞同，现在仍无法查明。事实上，在中止罢工的信号发出之前，柏林的罢工就已经开始瓦解了；罢工领导层正在失去主动权。罢工结束后，军方继续镇压：就像四月罢工后一样，大批罢工工人和领袖被强征入伍，他们的文件上再次被打上了“政治上不可靠”的印记。里夏德·米勒也被再次强征入伍。这一次，他没能像上次那样轻易逃脱，直到1918年9月，他才退出现役。即使是在那时候，他也只是依靠好运和同志们的帮助，才能回到柏林。尽管罢工未能实现任何要求，随之而来的镇压打击了工人阶级的士气，但这段低谷并没有持续太久^[92]。毕竟，在一月罢工期间，工人从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他们瘫痪了军工生产，迫使社民党领导层参加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

米勒不在时，巴尔特和多伊米希领导革命工长组织

　　军方利用强征工会活动家入伍的方法来镇压工人运动，事后证明，这种方法是一柄双刃剑。米勒后来认为这种政策是“军方最大的错误”。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继续在前线进行鼓动，他们有的在军中开展组织活动，有的通过私下谈话来启发士兵^[93]。米勒承认，这些活动在1918年夏季之前，并未能动摇铁一般的军纪，但随着败象越来越明显，这些活动的效果也就越来越显著了^[94]。

　　一月罢工后，革命工长组织明白，就算军方尚未查清他们的工作方法或具体人员，至少也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组织的存在。一月罢工结束后，革命工长组织立即开会，每个成员都给自己指定了一个替补，一旦发生大规模逮捕，就由替补人员接替自己，维持组织运转。米勒在被强征入伍之前，任命柏林五金工会管道工分部的领导艾米尔·巴尔特^[95]为自己的替补，让巴尔特领导革命工长组织^[96]。对于米勒而言，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他只得硬着头皮去执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在一些谁也不知道是否有能力领导运动的候选人当中选出自己的替补：每一个候选人都可能像他一样被捕。他不愿选择独立党的政治家，因为他觉得这样就会破坏革命工长组织的独立性。他后来回忆说，他选中了巴尔特，是因为巴尔特“对革命工长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巴尔特“经常会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言论”，但这也只是个“不可避免的缺点”^[97]。

　　米勒被捕后，巴尔特领导了柏林工人支援委员会，负责给罢工之后遭到打击迫害的工人提供支援^[98]。然而，在十一月革命期间，他却疏远了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因为他以独立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成了革命政府的成员，而这个政府最后压过了由米勒领导、并最贴近米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革命失败后，巴尔特和米勒进行了激烈的论战，猛烈地相互指责^[99]。无论米勒在刚指定巴尔特为自己的替补时对巴尔特怀有什么疑虑，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只会使他更加不信任巴尔特。

　　1918年夏季，恩斯特·多伊米希加入了革命工长组织。多伊米希不是基层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他当过《前进报》编辑，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剧本。在1916年，由于他公开地、坚定地反对战争，导致他丢掉了工作，从那以后，他接手了社民党的一家地方刊物，将其变成了反对派的机关报。他跟米勒一样，也是被事态的发展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从党务工作者变成了革命者^[100]。

　　多伊米希成了“被革命工长组织所接纳、并被承认为自己人的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和外来者”^[101]。理由是：事实证明，这个剧作家要比管道工艾米尔·巴尔特更加注重实干，他承担了“把巴尔特那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拉回地面”的任务^[102]。

　　据米勒记载，多伊米希就是这样加入了革命工长组织的“实际领导层”的。1918年9月米勒退伍后，两人密切合作^[103]，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贯穿了米勒的大部分政治生涯，甚至比革命工长运动存活得更久。米勒与多伊米希一起参加了革命，一起经历了革命的失败，一起为苏维埃制度而斗争，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在1921年危机期间，他们又是几乎同时与共产党决裂。直到多伊米希在1922年去世，才结束了两人共同的道路。

米勒的复归

　　米勒在服役期间不太可能拿过枪。他高度近视，根本不适合参加战斗。据格奥尔格·雷德布尔记载，米勒“入伍后，就呆在某个军营里……尽管他根本不适合服役”^[104]。他最终能够退役，不是因为他“不适合服役”，而是因为事态发生了剧变。1918年5月25日，国会议长约翰内斯·肯夫^[105]去世了，为了填补他留下的空缺，必须举行补选^[106]。而他的选区，恰好就是米勒居住的那个柏林市区，于是，在格奥尔格·雷德布尔的坚持下，独立党提名米勒参加补选^[107]。补选于10月15日举行。军方只好释放了米勒。米勒在9月离开了军队，参加到竞选活动中去，对他而言，这是个全新的、不寻常的角色。竞选活动正好发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到了十月初，西线的崩溃已经不是秘密了。就连陆军最高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tung）的鲁登道夫将军也只能求和，承认了德国的战败。10月3日，威廉二世任命自由派人士、巴登的马克西米利安亲王^[108]为首相，鲁登道夫不得不放弃了他对国内政治的非正式的、但却是牢固的控制。为了满足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森提出的停战条件，马克西米利安亲王要把德意志帝国变成议会民主制。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马克西米利安亲王任命菲利普·谢德曼为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相当于不管部长；并任命社民党工会官僚、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古斯塔夫·鲍尔^[109]为新成立的国家劳工部（Reichsarbeitsamt）部长，于是，谢德曼和鲍尔就成了德意志帝国史上首批入阁的社民党人^[110]。谢德曼的国务秘书职务，相当于直接向首相负责的部长。随着败象越来越明显，谢德曼便坚决认为，社民党不能为这个正在垮台的政权分担责任，尽管如此，社民党党团还是派他参加了政府。他“牢骚满腹地”勉强同意了——他后来是这么说的。党内最拥护参加政府的一派，是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的，而阿尔伯特·许德库姆^[111]和古斯塔夫·诺斯克^[112]是其重要支持者^[113]。内阁的其它职位被天主教中央党和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自由派政党）瓜分^[114]。

　　在一月罢工期间，这些民主化的初步措施被政府拒绝了，但现在政府却想用它们来挽救威廉二世的皇冠，使德国免于彻底投降。然而，就连威尔森总统也觉得这些措施不够彻底，并拒绝了新任首相的初步和谈提议。

　　人民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政府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这两种情况，在米勒的竞选活动中都体现出来了。一位目击者报告说：

　　我参加了一次集会，里夏德·米勒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竞选演说。参加集会的人很多。我不记得米勒说了什么，只记得很有鼓动性，但是一直在监视集会的警察，是个很鲁莽的家伙，突然命令大家散去。然后就是一片大乱，到处是嘘声。我以为大家马上就要冲上讲台，把那个警察拖下去。他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站在讲台上，两手插在兜里，那头猪肯定在兜里藏着把手枪。突然有人从讲台上往台下撒传单，大家就去抢。谁都想抢到一张……要是在一个月后的李卜克内西的集会上，那个鲁莽的警官肯定不会这么莽撞，因为他一定会遭到痛打^[115]。

　　那个警官没有挨打，但这件事表明，在1918年秋季，政府的权威已经开始遭到质疑了。

　　米勒努力竞选，最后输给了生产钾盐的工业家马克西米利安·肯普纳^[116]。然而肯普纳在国会里也没待太久：事态变化得太快了^[117]。竞选并不是里夏德·米勒获释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如果能在民主的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就能获得提升影响力的机会，但他参加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游戏。在晚上发表竞选演说之后，革命工长组织就会举行秘密会议。把德国变为议会制君主国——在1917年4月，这曾是革命工长组织提出的最激进的要求，然而，这个要求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了。社民党希望通过国会和普鲁士的选举改革，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道路也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在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圈子内外，推动他们行动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热切渴望。

^[1] Limmer（利默），1986年，第37页；关于罗莎·卢森堡的作用，请参阅Luban（卢班），2010年。——原注

^[2] 战争爆发后不久，在柏林形成了一个叫做“国际派”（Gruppe Internationale）的圈子，斯巴达克斯派就是从这个圈子中产生的。它是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其他社民党左派知识分子组建的。1916年，为了从其它城市吸收更多成员，它改组为斯巴达克斯派。在革命期间，斯巴达克斯派改称“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并在1919年1月1日与其它一些组织合并为德国共产党。欲知详情，请参阅Pelz（佩尔茨），1987年。——原注

^[3] 请参阅Laschitza（拉西扎），2007年，第300页及其后。——原注

^[4] 《前进报》，1916年6月24日。——原注

^[5]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01页。——原注

^[6]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02页。对车工的身份认同感，成了罢工的引信；还有这里列出的几家公司，说明了革命工长组织此时依然只是地方性的运动。想更多地了解受到罢工影响的公司的情况，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212页。——原注

^[7] 请参阅保尔·布鲁门塔尔的报告，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30页。——原注

^[8]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04页，脚注。——原注

^[9] 请参阅Luban（卢班），2008年a；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04页。——原注

^[10] 1915年2月18日，罗莎·卢森堡由于发表反战演说而被判处一年监禁。1916年2月18日获释，但在五一节示威游行之后，她又被当局以“保护性拘留”的名义关押，直到1918年11月9日才获释。从1915年到1918年，她总共坐了三年四个月的牢。——中译者注

^[11] 关于独立党的发展和历史，请参阅Krause（克劳泽），1975年；Engelmann and Naumann（恩格尔曼与瑙曼），1993年。——原注

^[12] 1916年12月2日，帝国国会通过《为祖国志愿服务法》（Vaterländische Hilfsdienstgesetz），要求17岁至60岁的成年男子均必须在战争期间为国服务，所有在不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机关和工厂工作的人都要强制为战争服务。自由选择工作单位的权利也被取消了。——中译者注

^[13] 该法案的英译文可在华盛顿特区德国历史研究所（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的网站上找到：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953 ——原注

^[14] Opel（奥佩尔），1957年，第57页。——原注

^[15] 1916年3月24日，社民党国会党团多数派投票赞成政府的紧急预算案，十四名议员在表决前离开了会议厅。除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奥托·吕勒之外，还有十八名中派议员反对预算案。在随后举行的国会党团会议上，以58票对33票把18名反对预算的议员开除出社民党国会党团。3月30日，被开除出党的社民党议员成立了自己的党团——社会民主劳动派（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SAG），并宣称自己仍然属于社民党。社民党国会党团就此分裂，一年后，独立党正式成立时，社会民主劳动派就成了独立党的国会党团。——中译者注

^[16] 《德国五金工人报》，第50期，1916年12月9日，另请参阅Opel（奥佩尔），1957年，第57页。——原注

^[17] 其实独立党此时尚未正式成立，要到1917年4月6日，社民党内的中派才正式从社民党中脱离出去，成立了独立党。——中译者注

^[18] 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05页；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248页及其后。——原注

^[19] 转引自Scheel（谢尔），1957年，第4页。——原注

^[20] 三级选举制度（Dreiklassenwahlrecht）：1849年5月30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颁布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年满24周岁的男子可享有选举权，但选民按照其纳税额的高低，分为三个等级，高等级选民的一票，相当于低等级选民的好几票，所以这种制度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比方说，在1849年，第一等级仅占选民总人数的4.7%，第二等级占12.7%，第三等级占82.6%，然而第一等级的一票，相当于第三等级的17.5票。除了普鲁士之外，布伦瑞克、瓦尔德克和萨克森也采用了这种制度。萨克森在1909年废除了三级选举制度，其它地方也在1918年革命之后彻底将其废除。——中译者注

^[21] 东德历史学家海因里希·谢尔有意误导读者，企图让读者以为这次罢工是斯巴达克斯派鼓动的结果，而他的同事埃尔文·温克勒则企图贬低革命工长组织的作用，把领导他们的米勒写成一个在行动中犹豫不决的人。他们两人都不过是在遵照东德历史学界对德国革命定下的规矩罢了：斯巴达克斯派是反战运动的领导。其实，早在罢工前三天，里夏德·米勒曾就罢工行动提出过警告，但他自己并不反对罢工，他只是指出，在没有领导、没有协调的情况下发动罢工是危险的。在最近的研究中，奥托卡尔·卢班对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在四月罢工中的作用提出了更接近现实的观点：前者的贡献主要是制作和散发传单，而后者才是罢工的组织者与主演。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297页；Scheel（谢尔），1957年，第24页；Luban（卢班），2008年a，第7页；以及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19页。关于政治对历史阐释的影响，本书第11章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原注

^[22] 于特波格（Jüterbog）是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23] 当局从二月底开始强征工人代表入伍。请参阅Scheel（谢尔），1957年，第5页和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0页。——原注

^[24] 请参阅传单《我们被出卖了！》（Wir sind verraten worden！），1917年4月，收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1页及其后。彼得·冯·奥尔岑提供了社民党工会同警方勾结的证据，他引用了一份侯国军区司令部在1916年举行的一次听证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一位工会领导表示愿意向军方提供“其他煽动分子的名单”，请参阅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第63页。汉斯·约阿希姆·比伯也补充了几个事例：当一些技术工人提出免服兵役的请求时，如果这些工人属于反对派，工会就不会转交他们的申请，请参阅Bieber（比伯），1981年，第512页。可以确定的是，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一个柏林代表是密探，他从1917年4月初起，把罢工的准备工作泄露给了警方，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295页及其后。但是，除了这些与柏林金属加工业有关的事件之外，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否与警方有过系统的合作，至今仍有争议。——原注

^[25] Luban（卢班），2008年a，第9页。——原注

^[26] 尤里乌斯历法（Julian calendar）是由尤里乌斯·凯撒制定的历法，于公元前45年开始实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中世纪时，历法已经与实际日期有较大差距，因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实行历法改革，改用更为精确的格里高利历法（Gregorian calendar），但俄国依然坚持使用尤里乌斯历法，直到1918年2月14日才改用格里高利历法。在1900年2月以前，尤里乌斯历法比格里高利历法晚12天，从1900年3月起晚13天。——中译者注

^[27] 英文版此处误作“Alfred”，经核对上下文改为“阿道夫”。——中译者注

^[28] 关于军队对国内政治生活的主宰，请参阅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a，第132页及其后。侯国军区司令部（Oberkommando in den Marken）的管辖范围是以前的勃兰登堡侯国（Mark Brandenburg），即现在的柏林及周边地带。——原注

^[29] 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298页及其后。——原注

^[30]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1页。——原注

^[31] Opel（奥佩尔），1957年，第60页。在当时的柏林，是否存在着一个横跨多个工作单位的工人苏维埃？这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但是，工人至少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03页及其后。柏林最早的企业一级的工人苏维埃，出现在克诺尔制动器公司（Knorr-Bremse）和德意志武器弹药制造公司（DWM）。请参阅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47页；Schneider and Kuda（施耐德与库达），1968年，第19页。——原注

^[32] 这些诉求记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2页。另请参阅Opel（奥佩尔），1957年，第60页及其后；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00页及其后。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最大的邦，它的选举制度制定于1849年，按照这个制度的规定，选民依据其缴税额分为三个等级，等级越高，投票的分量就越重。投票也不是通过无记名方式进行的，所以当局可以借此向社民党选民和自由派选民施加压力。结果，保守派在普鲁士议会内占了大多数席位，而在帝国的联邦体制内，普鲁士政府又拥有强大的否决权，所以，三级选举制度阻碍了政治改革。——原注

^[33] 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家具木匠，1898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当上记者，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反对一战，特别反对书报审查制度。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曾与水兵莱希皮奇（Reichpietsch）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免，11月—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中译者注

^[34] 阿道夫·霍夫曼（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担任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入选普鲁士邦议会；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入选德国国会。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即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党左派一起加入德共，1920年入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一起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但没有回到社民党，在他逝世前一直是独立党的一个保持独立的残余小派别的党员。——中译者注

^[35] 请参阅Scheel（谢尔），1957年，第73—74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6页和第124页，上面翻印了打着Kohle字样的文件。——原注

^[36] 保尔·布鲁门塔尔写道，米勒在1918年一月罢工之前，“是柏林一家小公司的工人，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米勒能回到柏林，也是因为得到了胡戈·哈泽的帮助，哈泽一直在为释放他而奔走。由于米勒视力很差，军方也拿他派不上用场——本书前面印有里夏德·米勒唯一存世的肖像照，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见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格奥尔格·雷德布尔甚至写道，米勒之所以能暂缓服役，是因为他“身体条件不适合服役”。请参阅保尔·布鲁门塔尔的回忆，出自：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69页；关于哈泽营救米勒的详情，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311页；关于雷德布尔的意见，请参阅Ledebour（雷德布尔），1954年，第61页及其后。——原注

^[37] 根据同时代人的记录，四月罢工遭到镇压后，革命工长组织开始在柏林建立“跨车间领导机构”，但是，至今仍未查清这跟先前的网络有什么区别。请参阅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53页。——原注

^[38] 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是一个天主教政党，1870年12月13日成立。——中译者注

^[39] 格奥尔格·米歇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年9月8日——1936年7月24日），生于西里西亚，曾在布雷斯劳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地求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885—1889年前往日本教授法学。回国后进入普鲁士政府工作。1909年担任普鲁士财政部次官。1917年7月14日——10月24日担任帝国首相，他是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首相。——中译者注

^[40] 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a，第154—155页。——原注

^[41] 请参阅Luban（卢班），2008年a，第13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7页。——原注

^[42]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37页；Luban（卢班），2008年a，第13页。——原注

^[43] Opel（奥佩尔），1957年，第65页。关于1915年工会代表大会的详情，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144页及其后。里夏德·米勒没有参加1915年代表大会。——原注

^[44] 鲁道夫·维塞尔（Rudolf Wissell，1869年3月9日——1962年12月13日），1888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任柏林工会中央工人书记处委员，1916年起在《前进报》工作，1918年3月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鼓吹劳资合作，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1月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2月至7月任经济部长。1928年至1930年任劳动部长。纳粹上台后退出政治活动。1945年后参加了社民党的重建，反对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中译者注

^[45] 《德国五金工人报》，1917年，第19期，第80—81页。——原注

^[46] 罗伯特·迪斯曼（Robert Dissmann，1878年8月8日——1926年10月30日），车工，22岁时当上巴门—艾尔贝菲尔德（Barmen-Elberfeld）的五金工会领袖。1905年当上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五金工会书记，1908年当上社民党哈瑙（Hanau）党组织的书记。1914年参加反对派，1917年参加创立独立党。1919年10月当上五金工会主席，成为工会内左翼反对派领袖，后来因坚持工会的独立性、在哈勒代表大会之前和哈勒代表大会上反对独立党参加共产国际，因而同独立党左派决裂。独立党左派同德共合并后，继续留在剩余的独立党内，1922年同列维合作，反对独立党同社民党合并。1923年同列维在社民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后来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47] 《德国五金工会1917年第十三次全体大会会议记录》，第77—80页。——原注

^[48] Opel（奥佩尔），1957年，第67—68页。关于这次大会的详情，请参阅Bieber（比伯），1981年，第505页及其后；Winkler（温克勒），1964年，第357页及其后。——原注

^[49]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37页。——原注

^[50] 尽管遭到了审查，《前进报》还是能在1917年12月1日刊登列宁和托洛茨基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的《告各交战国人民书》（To the Peoples of the Belligerent Countries）。这个宣言书号召立即举行和平谈判，它明确表示，俄国的和平提议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并暗示德国革命终将实现人们长久期盼的和平。关于这些传单的详情，请参阅奥托·里希特（Otto Richter）的报告，收录于：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63页。——原注

^[51] 请参阅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a，第179页；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前因后果，请参阅Carr（卡尔），1966年，第3—58页。——原注

^[52] 请参阅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53页。革命工长组织还联系了斯巴达克斯派的代表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请参阅Luban（卢班），2008年a，第14页。——原注

^[53]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38页。——原注

^[54] 施耐德与库达写道，自从1917年夏季——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以来，革命工长组织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自己的目标了。请参阅Schneider and Kuda（施耐德与库达），1968年，第21页。迪尔克·H·米勒的观点要谨慎一些，他认为，在饱受批评的柏林五金工会全体大会上，“工会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革命工长组织也开始转型，成为一个更有条理的组织。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05页及其后。里夏德·米勒后来声称，“在1917年四月罢工之后”，革命工长组织就认为德意志帝国必将遭到军事失败。这可能加强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信心。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53页。——原注

^[55] 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1869年6月7日——1944年1月11日），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为多家党报撰写文章。1908年起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0——1916年间任《前进报》编委。一战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国际派，1917年加入独立党，曾与其他编辑一起企图将《前进报》置于独立党的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4日至1919年1月4日任普鲁士邦总理。独立党分裂后，回到社民党内。1931年参加社工党，但1932年初又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44年逝世。——中译者注

^[56] 关于这次会议的详情，请参阅保尔·布鲁门塔尔的记述，出自：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69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38页。据布鲁门塔尔记载，这次会议是在1917年11月举行的，但根据里夏德·米勒的记载，这次会议不早于1918年1月。——原注

^[57] 布鲁诺·佩特斯（Bruno Peters，1884—？），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1916年成为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党组织书记，并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7年4月领导了DWM柏林工厂的罢工。1918年1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担任了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工人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创立德共（斯），后在监督委员会内任职。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长时间担任次要职务。——中译者注

^[58] 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39页，以及布鲁诺·佩特斯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回忆录，SG Y 30/ 0099，第19页。这份传单收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238页及其后。保尔·布鲁门塔尔和保尔·肖尔策（Paul Scholze）也与斯巴达克斯派有过联系，至少是在此之后有联系。请参阅Luban（卢班），2008年a，第10页。——原注

^[59] 希尔施—敦克尔派工会的正式名称为德国职工协会联合会（Verband der deutschen Gewerkvereine），1868年由马克斯·希尔施（Max Hirsch，1832—1905）和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1822—1888）创立，它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劳资和谐”路线，在政治上拥护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德国工会运动中影响很小。1919年改称德国工人、职员与公务员协会联合会（Gewerkschaftsring deutscher Arbeiter-, Angestellten- und Beamtenverbände）。1933年5月被纳粹党解散。——中译者注

^[60] 这个声明也收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239页及其后。这个自由派工会得名于创立者马克斯·希尔施（Max Hirsch）与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原注

^[61] 瓦尔特·巴特尔（Walter Bartel）认为，斯巴达克斯派的传单表明他们是这次罢工的“鼓动者与组织者”，这种观点至今仍然广为流传。其实，大部分工人是被独立党执委会的传单发动的，而工作单位内的组织工作又是由革命工长组织进行的。请参阅Bartel（巴特尔），1957年，第140—183页；关于更接近现实的观点，请参阅Luban（卢班），2008年a，第16页及其后。——原注

^[62] 请参阅布鲁门塔尔的记述，出自：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72页。关于一月罢工的整个过程，详见Opel（奥佩尔），1957年，第70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39页；Bartel（巴特尔），1957年。波贝尔与文采尔（Boebel and Wentzel）在2008年出版的文选《反战罢工》（Streiken gegen de Krieg），收录了对于一月罢工的最新研究成果。——原注

^[63] 这一系列要求收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240页；Dittmann（迪特曼），1995年，第526页。——原注

^[64] 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第75页及其后。——原注

^[65] Dittmann（迪特曼），1995年，第526页。彼得·冯·奥尔岑描写了社民党人对工人的政治潜能的看法：“这样的工人是不能独立行动的。在〔社民党人〕看来，只有党和工会组织才能行动，才有权行动。”请参阅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第76页及其后。——原注

^[66] 保尔·埃克尔特（Paul Eckert，1883—？），五金工人，1914年前参加社民党，一战中组织和领导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任罢工行动委员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2月任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但仍留在独立党内，领导独立党左派。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工会部门工作。支持列维，在被开除出德共后参加了共产社，随后于1922年参加独立党，后回到社民党。从1922年起在社民党内任次要职务。1945年后定居东德，以“老革命”的资格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67] 保尔·诺严多夫（Paul Neuendorf，1880—？），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参加五金工会，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工人士兵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以后在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内工作。——中译者注

^[68] 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1884年12 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 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 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社民党议员，与他人共同领导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返回德共。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纳粹夺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多次被监禁。纳粹政权政权垮台后，在西柏林市政府工作，1948年9月因参加统一社会党而被解雇。此后在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工作。——中译者注

^[69] 奥托·克拉茨（Otto Kraatz，1878—？），水管工，曾先后加入社民党和独立党，1916年至1925年间领导五金工会柏林水管工分会，是革命工长组织中的“党信得过的人”（Vertrauensmänner）。——中译者注

^[70] 保尔·肖尔策（Paul Scholze，1886年4月13日——1938年5月22日），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柏林革命工长组织主席，一月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之一，二十年代初成立国际工人救济会（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1924年至1935年间领导国际工人救济会西欧分会。1929年至1932年被选为德共的柏林市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35年移居苏联，1936年含冤入狱，1938年遇害。——中译者注

^[71] 奥托·托斯特（Otto Tost，1883年1月4日——1954年1月30日），柏林五金工人，曾参加海军，后退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还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参加了罢工行动委员会。后再次被征召入伍，在库克斯港（Cuxhaven）组织了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division），并短暂领导了该部队。1919年10月任五金工会主席和柏林工会书记，属于独立党左派，支持迪斯曼，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中译者注

^[72] 克莱尔·卡斯佩尔—德费尔特（Cläre Casper-Derfert，1894年2月5日——1976年6月16日），革命工长组织成员，曾参加五金工会，后参加独立党和德共，在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中译者注

^[73] 齐默尔曼是行动委员会委员，但他不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正式成员。请参阅：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1960年，第115页，第354—363页。另请参阅克莱尔·卡斯佩尔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 30/ 0148。——原注

^[74] 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b，第155—178页。——原注

^[75] 请参阅瓦尔特·施帕尔菲尔德（Walter Sparfeld）和恩斯特·费舍尔（Ernst Fischer）的报告，收录于：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74页及其后。在战后的复员过程中，妇女就业率再次下跌，对此只有很少人提出抗议。请参阅Grebing（格雷宾），1994年，第24页。——原注

^[76]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40页。——原注

^[77] 一位记者声称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犯有“叛国罪”，艾伯特便起诉了这位记者，米勒在这桩官司中的证词收录于：Brammer（布拉默），1925年。——原注

^[78] 当过编剧、后来参加了德国革命的雅可布·韦伯（Jakob Weber，1892—1979）就是一个例子。请参阅SAPMO-Barch，雅可布·韦伯的口述历史访谈，SG Y 30/0985，第17页。——原注

^[79]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裁缝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当选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11月8日担任总理，1919年2月11日担任总统，镇压了十一月革命。——中译者注

^[80]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年1月28日——1955年12月14日），生于柯尼斯堡一个铁路职员家庭，188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政策，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3月27日——1921年4月21日、1921年11月5日——1925年2月18日、1925年4月6日——1932年7月20日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81]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41页。——原注

^[82] 路德维希·特奥多尔·费迪南德·马克斯·瓦尔拉夫（Ludwig Theodor Ferdinand Max Wallraf，1859年9月18日——1941年9月6日），1917年10月25日——1918年11月9日任内务部国务秘书，1918年11月参与创立德意志民族人民党。1921—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担任国会主席。1933年5月参加纳粹党。——中译者注

^[83] 约翰内斯·吉斯贝茨（Johannes Giesberts，1865年2月3日——1938年8月7日），出身面包师家庭，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当了面包师。1893年参加天主教工人运动，后参加中央党，1905—1918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06—1918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2—1933年担任中央党国会党团委员会委员。1919年当选为魏玛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2月13日——1922年11月22日出任邮政部长。——中译者注

^[84] 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43页。——原注

^[85]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44页。——原注

^[86] 关于这桩官司的文件，请参阅Brammer（布拉默），1925年。——原注

^[87] Bartel（巴特尔），1957年，第163页；Brammer（布拉默），1925年，第68—69页。——原注

^[88] 请参阅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82页。——原注

^[89] 请参阅收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243页的传单《不惜一切代价继续罢工》（Ausharren um jeden Preis）。——原注

^[90]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于1848年创刊，因其标志为铁十字，故又被称为《十字日报》（Kreuz-Zeitung），它是普鲁士保守派的喉舌。——中译者注

^[91] 《前进报》是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十字日报》是保守派报纸。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47页。——原注

^[92] 据瓦尔特·巴特尔记载，有十分之一的罢工工人，也就是50000人，被送上了前线。请参阅Bartel（巴特尔），1957年，第178页。关于罢工工人的详情，请参阅Morgan（摩根），1975年，第91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24页及其后、第163页。——原注

^[93]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在1919年也同意这种观点。请参阅Ledebour（雷德布尔），1954年，第61页。——原注

^[94] 这种现象在西线特别明显。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52页及其后。而东线的情况却不一样：在1917年的东线，这种现象不断地促使双方士兵联欢。请参阅当时的亲历者的报告，收录于：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1957年，第86页。——原注

^[95] 艾米尔·巴尔特（Emil Barth，1879年4月23日——1941年7月17日），五金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退伍，同年加入独立党。一月罢工后，他接替里夏德·米勒，出任革命工长组织领袖。在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918年11月至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1921年任企业代表会主席。1920年没有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仍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此后无突出表现。——中译者注

^[96] Müller-Franken（米勒—弗兰肯），1928年，第100页。关于巴尔特，请参阅Ryder（莱德），1967年。——原注

^[97]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3页。——原注

^[98] 这个委员会（Unterstützungskommission der Berliner Arbeiterschaft）里有革命工长组织的一些成员，但也有社民党的代表。它可以当成一月罢工中的行动委员会与十一月革命中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请参阅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xi页；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16页。——原注

^[99] 巴尔特在回忆录里，把米勒写成一个能干的、激进的、“却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米勒则把巴尔特的整部书斥为“既自负又充斥着矫揉造作的空想”。请参阅：Barth（巴尔特），1919年，第11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46页。——原注

^[100] 他接手的那份刊物叫《柏林及周边地区社会民主党选举协会公报》（Mitteilungs-Blatt des Verbandes sozialdemokratischer Wahlvereine Berlins und Umgegend）。1917年，它成了独立党的机关报；在1918年以前，它一直由多伊米希经营。请参阅Morgan（摩根），1983年。在接受社会主义之前，多伊米希曾在德国殖民地军队中当过军官。请参阅Weir（维尔），2010年。——原注

^[101] Schneider and Kuda（施耐德与库达），1968年，第21页。——原注

^[102]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3页。——原注

^[103] 同上。——原注

^[104] Ledebour（雷德布尔），1954年，第61页。——原注

^[105] 约翰内斯·肯夫（Johannes Kaempf，1842年2月18日——1918年5月25日），自由派政治家，进步人民党人，1912—1918年出任国会议长。——中译者注

^[106] 国会议长相当于国会的代言人。——原注

^[107] Ledebour（雷德布尔），1954年，第61页及其后。至少从1912年起，米勒就住在柏林的滕佩尔霍夫区，因此他在警察档案中登记的住址也是那里，请参阅柏林州档案馆的居民登记档案。——原注

^[108] 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全名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Maximilian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1867年7月10日——1919年11月6日），1918年10月4日德国成立议会制民主政府后，出任帝国首相，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于11月9日被迫将权力移交给艾伯特。——中译者注

^[109]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尔（Guastav Adolf Bauer，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生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附近的达尔凯门（Darkehmen），父亲是司法官员。当过律师事务所职员。1895年成立德国职员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 der Bureauangestellten Deutschlands），1908—1918年担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委员，1912年代表社民党当选国会议员，一战期间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政策。1918年10月担任劳工部长，1919年6月21日——1920年3月26日出任总理。1925年被社民党开除出党，1926年恢复党籍。1928年退出政治活动。1944年在柏林去世。——中译者注

^[110] 奥古斯特·米勒（August Müller）曾在1917年加入了农业与粮食部（Kriegsernährungsamt），但他的职务只是次官，不算内阁成员。——原注

^[111] 阿尔伯特·奥斯卡·威廉·许德库姆（Albert Oskar Wilhelm Südekum，1871年1月25日——1944年2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者。1900—1918 年是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12]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中译者注

^[113] Scheidemann（谢德曼），2002年，第89—92页。——原注

^[114] Winkler（温克勒），2006年a，第364页。——原注

^[115] 弗里德尔·格莱夫（Friedel Gräf）的历史口述访谈，SAPMO-BArch，SG Y 30/0297，第42页及其后。——原注

^[116] 马克西米利安·肯普纳（Maximilian Kempner，1854年6月3日——1927年5月11日），律师、公证人。1918年10月在柏林第1选区代表进步人民党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117] 请参阅Müller-Franken（米勒—弗兰肯），1928年，第100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