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柏林执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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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柏林执委会主席

1918—1919

　　里夏德·米勒当上了柏林执委会的主席，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窘迫的事实：革命工长组织发现，发动革命比推动革命继续前进更加容易。他们推翻了旧的资本主义帝国政权，然而，他们对于如何建设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执行委员会采用的国号——却似乎毫无准备。革命工长组织没有一个条理分明的政治远景，又受到了工人的强大压力，要求他们与社民党内的老对手恢复团结，所以，革命一开始就陷入了停滞。本章将通过分析米勒在执行委员会内的作用，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曾在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却丧失了主动权，让社民党——它与旧制度的依然强大的残余物密切合作——获得了主动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本章将专门阐述执行委员会与米勒及其苏维埃委员们的政治表现，而把关于苏维埃原则的理论探讨、苏维埃原则在实践中的发展与畸变留到下一章。

　　尽管执行委员会在理论上是革命的最高机关，而米勒又是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在短短几周时间里，执行委员会就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排挤下，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由六人组成，而军方和旧的国家机关支持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中的非正式的铁腕人物。米勒和拥护他的思想的革命工人未能认清这一点，他们一方面高估了自己的革命影响力，特别是高估了自己在柏林之外、在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中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低估了旧制度在政治环境变化之后自我重组的能力。前文讲过，在革命的首批机关创立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就遭到了排挤。布什马戏场大会拒绝成立一个代表工人苏维埃与士兵苏维埃的行动委员会，选择了成立一个由两大工人政党——社民党与独立党——平分其席位的执行委员会。

　　本章将讲述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为了争夺权限而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时，这一点将会削弱革命工长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支持者的地位。11月23日，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从此以后，执行委员会只能“监督”政府，这是一个对执行委员会非常不利的决定^[1]。在12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这个监督权又被转给了新成立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2]。结果，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执行委员会就失去了革命最高机关的地位^[3]。由三名社民党代表和三名独立党代表组成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获得了这个地位，因为中央苏维埃仅仅是个空架子，它从来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

　　结果，执行委员会现在只能代表大柏林地区的工人。由于复员，它失去了士兵，但在1919年初，它能够建立一套复杂的、由区域性的苏维埃构成的苏维埃民主制度。然而，这一发展来得太迟了：苏维埃制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必然要经过的临时草就的、理想主义的初步阶段，发展成为有效的政治实践，然而，社民党、军队和旧的国家机器却把握住了这关键的几周时间来攫取权力。尽管遭到了这些挫折，执行委员会还是在1919年3月总罢工中夺回了它在柏林地区的影响力，直到它在1919年夏天被军方强行解散为止。但在1918年11月，在空气中充满革命热情的时候，谁也预料不到事情竟然会这样发展。

由里夏德·米勒签名的执行委员会许可证，1918年。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冲突、谨小慎微与反革命

　　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11月10日成立后，它便在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4]上的著名的普鲁士邦议会大厦（现在是柏林州议会所在地）里举行了会议。它在形式上是德国所有革命苏维埃的代表，因此，它宣称自己高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是临时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监督和解散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正式权力。

　　然而，执行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却远不如它声称的那么崇高。在它失去了革命最高机关的地位之前，它已经深陷于鸡毛蒜皮的泥潭之中，这是因为：内部的政治分歧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某些委员的不称职；担心社会化措施操之过急；缺乏保卫革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不明白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且执行委员会主席里夏德·米勒也跟社民党一样担心经济崩溃，所以他积极反对所谓的“疯狂的社会化”，他不仅把工人苏维埃的权力局限于“审核”雇主的账目，而且也没能给工人苏维埃提供一种手段，让工人苏维埃借此真正落实有限的权力，挫败必然会发生的抵抗^[5]。米勒在经济上的谨小慎微，甚至致使他在通用电气公司的一次会议上要求重新实行计件工资制——这会使他失去群众的大量支持^[6]。

　　但最重要的是，当执行委员会内有人提出社会化措施时，跟资产阶级勾结的社民党就会百般拖延，然而，由于米勒在经济上的谨小慎微，他未能挫败社民党的拖延策略。

　　社会化的进展还遇到了其它障碍，其中之一，就是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与历史悠久的工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的准备工作是由工会负责的，在实行了社会化的单位里，代表工人利益的也是工会，这样一来，公司就能挑动工会和苏维埃相互争斗^[7]。工会依然被亲公司的、服从社民党领导的官僚掌握着，而在执行委员会的体制内，工会官僚又有许多同伙。比方说，执行委员会决定由工会监督工人苏维埃的选举，这就削弱了苏维埃的独立性。米勒批评这个决定，却不能推翻它。然而，执行委员会却在1918年11月23日通过了一个方针：“为了保卫工人的经济利益，企业苏维埃必须与工会达成一致^[8]。”它忽视了工会的亲公司倾向，忽视工会同革命苏维埃的竞争关系。

　　谨小慎微的心态，还影响了米勒以及执行委员会内的独立党党团对国家机关的态度。尽管工人苏维埃一直要求把那些不可靠的部长给撤职，并由工人苏维埃亲自掌管政府部门，但是，旧制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完好无损，比如法院、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低级官僚——高级官僚虽然被撤换了，但低级官僚原封不动——而独立党却没有认真地同这种局面作斗争。而且，由于许多资产阶级的高级公务员得到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力保，执行委员会也未能将这些公务员免职^[9]。由于执行委员会害怕混乱和崩溃，所以，它只能把彻底解散旧的国家机关的工作推迟到革命的后期阶段进行，结果，这就使资产阶级和社民党领导层能够更加容易地重新掌握权力。

　　当米勒明确地向旧的政权机关提出要求时，比方说，提出关于武器的问题时，他和执行委员会遭遇了来自内外的阻挠。在执行委员会内部，多数派总是反对米勒和他的同志，而在执行委员会外部，苏维埃政权正在不断地衰退。

　　11月12日，执行委员会一致决定成立一支保卫革命的赤卫队^[10]，然而，社民党和军方首脑联合发动宣传攻势，把赤卫队说成是跟军队对立的组织，成立赤卫队就等于不信任士兵，在宣传攻势的影响下，士兵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施加压力，迫使执行委员会在次日退让^[11]。这样一来，执行委员会和革命就失去了重要的——就算不是关键的——权力基础。革命是由士兵和水兵引发的：由于他们拒绝服从命令，革命才能发动。尽管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怀有革命思想，并推动事态向前发展，但是，没有士兵的支持，革命就不会稳固。

　　有一件事明确体现了这一点：社民党设法赢得了士兵代表的忠诚，而在社民党和士兵代表的阻挠下，执行委员会的大量计划都失败了。他们能够使执行委员会举步维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全国的情况相符的。德国工人阶级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愿意继续扩大、至少是愿意保卫革命的成果。这一派的代表是斯巴达克斯同盟、独立党、革命工长组织及其追随者。大部分社民党基层党员也拥护革命，尽管他们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但社民党领导层强烈反对革命，他们特别反对由苏维埃造成的“混乱”。他们与军方和旧的国家机关结成了维护秩序的联盟。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体制化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强烈信念，使他们看不清这个事实：革命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会和社民党的领袖继续执行了同军方及旧政权合作的政策，而在革命爆发前，他们就已经同军方及旧政权合作了很久。

　　因此，执行委员会的失败，正是革命本身的失败，而且，里夏德·米勒之所以经常犹豫不决，也不是像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解释的那样，是由于他个人的缺陷或优柔寡断导致的^[12]。

　　由于执行委员会陷入了瘫痪，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便主导了革命的进程，它坚决反对苏维埃制度。尽管革命工长组织成员艾米尔·巴尔特也参加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巴尔特是唯一的激进派。他的独立党同事哈泽和迪特曼都是温和派^[13]。所以，虽然社民党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内并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但它在实际上控制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而且，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关键人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又得到了旧政权的残余官员的支持。艾伯特还与格勒纳^[14]将军暗中勾结，通过他获得了残余的旧军队的支持。

　　革命爆发后，才过了两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主导权就得到了正式承认。1918年11月23日，苏维埃制度内的权责明确划分之后，柏林执行委员会就只能把执行权正式移交给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5]。这个决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仓促应变的气氛和革命的热情，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出来：这个决定，使权力发生了决定性的转移。米勒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给自己保留了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最广泛的监督权”，以为这样就能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抛弃革命时重新掌握控制权^[16]。然而，这种权力在现实中并未动用过。在这种政治变迁之中，如果有谁认真地打算撤换起初极受欢迎的社民党—独立党联合政府，就需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1919年1月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但它却以革命左派的惨败而告终。

　　激进派逐渐丧失了在执行委员会内的影响力，此外，由于社民党、独立党和士兵代表之间的矛盾，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也陷入了停顿。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多数派的成员不断变更，这主要是因为社民党经常撤回代表，提名新的代表。后来，在1919年实行比例选举制之后，就连德共和自由民主派都参加了执行委员会。总的来说，执行委员会几乎无法稳定地开展工作^[17]。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往往充斥着无休无止的、而且大多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遮蔽了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保尔·布鲁门塔尔当时以米勒秘书的身份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他把总是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讥讽为“辩论社团”^[18]。社民党人海因里希·舍菲尔（Heinrich Schäfer）在1918年12月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描写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典型场面：

　　里夏德·米勒〔作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严厉控制着局面……他无数次抱怨说，政府里的人民全权代表没有给予执行委员会应有的尊重。反动派再次昂起了粗鲁的头，到处都有人怀疑艾伯特正在策划政变。这使雷德布尔获得了充足的理由，发表了第九十九次抨击“反革命”的讲话……他不吝于语言攻击……他认为艾伯特和谢德曼是彻头彻尾的叛徒。赫尔曼·米勒^[19]插嘴时，雷德布尔被激怒了，他把各种俏皮话劈头盖脸地喷向赫尔曼·米勒。赫尔曼·米勒气得满脸通红，倒在扶手椅里。雷德布尔现在站的时间多过坐的时间，他还想打〔赫尔曼·〕米勒，但主席要求人们遵守秩序，阻止了他。接下来科恩^[20]讲了一番打圆场的话，想让大家平静下来^[21]。

　　政变阴谋绝非无稽之谈。12月6日，一批军官企图逮捕执行委员会，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立为共和国总统。政变头目印发了一份传单，声称“背信弃义、无能透顶、欺世盗名”的执行委员会已被逮捕，因为它使“德国人民的未来”陷入了这般危险的境地：只消半个月工夫，“饥荒、穷困、瘟疫和黑鬼”就将在柏林肆虐^[22]。只有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将其作为圣诞节礼物献给年幼的共和国”，才能避免这种惨剧发生。这里说的“黑鬼”，是指法英两国的殖民地士兵，一旦他们占领柏林，就会污染“德国人民”的种族纯洁性。在反革命宣传中，类似的种族主义屡见不鲜；反革命宣传还同样利用了反犹主义^[23]。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政变分子既反动又不专业，但在政变计划彻底垮台之前，艾伯特并没有跟他们保持距离^[24]。

　　这些事件表明，在鼓吹召开国民议会的社民党看来，执行委员会是他们的障碍，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既然他们抱着这种态度，那么执行委员会内的气氛就很难得到改善。尽管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在12月7日举行了谈判，打算对双方的权责做出清晰的划分，但也没有取得什么效果^[25]。

　　尽管里夏德·米勒出于革命的精神，勇敢地开展工作，让执行委员会通过有意义的决议，但在他的革命史里，当他描写自己的努力工作时，他采用了一种特有的讽刺腔调，把作为叙事者的自己，跟笔下的自己疏离开来，把他的奋力斗争写成了一出悲喜剧：“在关于政治分歧或与人民全权代表的关系的最激烈的争论进行了几个钟头后，当神经极度紧张、大脑再也无法理解其它事情的时候，里夏德·米勒就会提出提议。在执行委员会的那种氛围里，要想为革命挽救一点东西，就只能这么做^[26]。”

　　这种氛围是很不利于正确决策的。社民党人赫尔曼·米勒—弗兰肯——当时是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当过德国总理——写道：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都是出于鸡毛蒜皮的动机”，并认为米勒“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一个如此重要的机关^[27]。1918年12月，米勒—弗兰肯和社民党代表科恩与赫勒^[28]退出执行委员会后，里夏德·米勒大方地向他们的合作表示感谢，而米勒—弗兰肯却在此之后表达了他对里夏德·米勒的轻蔑。这件事更加暴露了米勒的徒劳无功：米勒为了让执行委员会的权威显得更强大，做了很多努力，“总是想让执行委员会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样子，然而这种团结根本不曾存在过”^[29]。总的来说，米勒不愿分裂，倾向于把纷争交给各个委员会去解决。尽管他竭力促使不同的党团在短期内相互合作，但从长远来看，他的做法使执行委员会变得犹豫不决了。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无法真正地控制政府，它无法使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也无法巩固纷杂的苏维埃体制^[30]。

失去了全国性的职责

　　既然如此，在12月16日于普鲁士邦议会大厦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执行委员会就难免失去全国性的职责。苏维埃代表大会是由全国各地的苏维埃的代表组成的大会，这些代表被选出的方式，要比十一月间仓促成立的那些苏维埃要正规一些。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形式上具有更强的合法性，而它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社民党人。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苏维埃，接管了原先属于执行委员会的全国性职责，这样一来，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就只限于柏林一带了。

　　执行委员会的权力，仅剩下了空洞的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政府的“监督权”，但这一次，独立党却被激怒了。它犯了策略错误，抵制了中央苏维埃的选举，结果，中央苏维埃的委员全是社民党人。它让艾伯特和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放手行动，它从来没有动用过监督政府的权力，也从来没有起到过它作为苏维埃制度的一部分所应起的作用。这个结果，表明执行委员会不再是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机关了^[31]。

　　然而，当时人们并没有马上就看出这一点。在12月12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里夏德·米勒预料到了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事态发展，他表示，在他看来，这是“很简单的”：“我的职责将在12月16日结束，然后我就会回到车床旁边^[32]”，尽管如此，在执行委员会把权力转交给中央苏维埃之后，至少在大柏林一带，执行委员会显然仍是当地的最高革命机关，而里夏德·米勒仍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会随后进行了改组，1919年1月，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全体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从那时起，就废除了由独立党和社民党平分执行委员会席位的做法，改用比例代表制，根据各政党赢得的选票数量来分配席位。此外，执行委员会也改为对柏林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负责。

　　在第一次选举后，各党派在执行委员会内所占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然而，由于实行了激进的民主措施——为了确保苏维埃不脱离群众，每当大多数工人要求改选苏维埃时，就要重新举行选举——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权力变动。在二月的选举之后，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有两人入选了执行委员会，再加上代表独立党的革命工长组织，左派首次在执行委员会内成为多数派，而社民党首次成为少数派。在1919年春季，执行委员会进一步左倾，使左派在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大多数；此时的执行委员会只能管到柏林一带。

　　由于执行委员会在群众——它的权力始终来源于群众——当中很有影响力，并对产业工人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1919年3月的柏林总罢工中，执行委员会成了总罢工的领导层，短暂地恢复了它的重要意义。然而，这次总罢工最后还是被打败了，它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也没有使执行委员会获得持久的好处。而且，在总罢工失败后，执行委员会还得应付政府的种种报复：搜查、逮捕委员、没收文件，等等^[33]。

　　1919年7月16日，社民党退出了执行委员会，另行成立了一个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并吸收了自由民主派参加，同执行委员会相对抗，这样一来，执行委员会就只剩下了独立党和德共的代表，使它成为了“红色执行委员会”。社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做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工作之后就消失了，而红色执行委员会却顶着军队和国家的不断加强的镇压，继续积极地开展工作。8月23日，社民党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出动军队，强行驱散了执行委员会，把它从总部——柏林蒂尔加腾（Tiergarten）附近的一栋住宅——里赶了出去^[34]。在此之前，当普鲁士立宪议会选出后，它就被迫迁出了普鲁士邦议会大楼。在执行委员会被赶出新的办公地址的过程中，它的记录与文件都被毁坏了。幸免于难的只有里夏德·米勒自己保留的副本。

　　在被强行驱散后，《前进报》嘲讽米勒是个“蠢笨无能的民粹主义者”，并把他写成一个总是跟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的小暴君。资产阶级报刊也乐于提供版面传播这种污蔑；它提供了绝佳的材料，去反对工人苏维埃的一切群众性的决策方式^[35]。这是执行委员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的象征：它的解散并没有引起严重的政治分歧，只招来了轻蔑的嘲讽。

　　“红色执行委员会”迁到了新的办公地址——明茨大街^[36]24号后，继续开展工作，专注于组织柏林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直到它最终于1919年11月6日被取缔为止。此后，红色执行委员会就转入地下，以“全体干部”会议的名义举行全体大会^[37]。红色执行委员会在12月7日再次恢复，但是马上又被取缔了。它最后一次出现，是号召举行反对《企业代表会法》的游行，这个法案在1920年2月13日被国民议会通过，它限制了企业代表会的权力，使企业代表会仅能在车间一级代表工人，彻底剥夺了企业代表会的政治权力。尽管红色执行委员会的名字出现在反对这个法案的呼吁书中，但执行委员会从此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早在执行委员会最终消失之前，政治性的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就已经陷入了混乱。义务兵退伍后，新的军队里就没有了苏维埃。而工人则忙于在工作单位里维护自己的权益，抵抗雇主的新攻势，里夏德·米勒和他的同志们也全力投入了这些斗争^[38]。以柏林各市区为基础的革命的政治性工人苏维埃也已不复存在——它们要么自行解散了，要么被强行解散了。然而，工厂苏维埃——现在叫做“企业代表会”——却依然十分活跃，特别是在大企业里。脱胎于执行委员会的企业代表会中央委员会（Betriebsrätezentrale）在1919年中期成了苏维埃运动的新论坛。它的总部设在明茨大街，也就是红色执行委员会最后的办公地点，而它的领袖就是里夏德·米勒。

　　当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12月失去了全国性权力时，米勒对它做出了感人的结论，这个结论同样可以用作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墓志铭：

　　我承认，组成执行委员会的人选是很糟糕的。让我庆幸的是，那段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比如我〕来说充满了痛苦的日子，总算结束了。我的朋友们和我曾试图保卫革命。我们并不是不够坚定，然而形势比我们更强。哪怕是在今天……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权问题^[39]。

^[1] 请参阅《1918年11月23日执行委员会关于工人士兵苏维埃任务的声明》，收录于《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6—78页。——中译者注

^[2] 请参阅《1918年12月16日至21日德国第一届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做出的最重要决议》，收录于《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2—93页。——中译者注

^[3] 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详情，请参阅Materna（马特纳），1978年；以及执行委员会的三卷文档汇编的序言，收录于：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1997年与2002年。关于中央苏维埃的记录与叙述，请参阅Kolb（柯尔布），1968年。——原注

^[4] 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Prinz-Albrecht-Straße）是柏林的一条街道，1891年开通，普鲁士邦议会即位于这条大街上。1951年更名为尼德尔基尔希纳大街（Niederkirchnerstraße）。——中译者注

^[5] Müller（米勒），1924年b，第107页。彼得·冯·奥尔岑指出，许多被米勒和社民党称为“疯狂的”社会化措施，其实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独立地、自发地完成的。请参阅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第32页。——原注

^[6] 请参阅雅可布·瓦尔赫尔的回忆，出自：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编纂，1960年，第459页；以及埃里希·罗赫勒（Erich Rochler）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 30/ 0985，第24页。——原注

^[7] Materna（马特纳），1978年，第110—111页。——原注

^[8]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58年b，第461页、第400页、第449页。——原注
　　请参阅《1918年11月23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企业苏维埃及其任务的方针》，收录于《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9—81页。这句引文在中译文中为：“企业苏维埃同自由工会就维护工人和职员的经济利益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中译者注

^[9] 请参阅Materna（马特纳），1978年，第54页、第128页。——原注

^[10] 《1918年11月12日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赤卫队的呼吁书》（Aufruf des Vollzugsrates zur Bildung einer Roten Garde vom 12.11.1918），出自：Ritter and Miller（里特尔与米勒），1983年，第102页及其后。——原注

^[11] Materna（马特纳），1978年，第67页。——原注

^[12] 比方说，Drabkin（德拉布金），1968年；Materna（马特纳），1978年。由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编纂的执行委员会文件汇编（1993年、1997年、2002年）的序言提供了另一种分析。——原注

^[13] 请参阅Barth（巴尔特），1919年。——原注

^[14] 卡尔·爱德华·威廉·格勒纳（Karl Eduard Wilhelm Groener，1867年11月22日——1939年5月3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84年参军，1899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任职于铁路科，1912年任铁路科科长，1916年11月转入普鲁士陆军部，任副部长，负责战时生产。1917年8月任驻乌克兰的德军集群参谋长。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辞职后，他接任军需总监一职。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建议威廉二世逊位。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当时已经是德军第二号人物的格勒纳同艾伯特达成了密约，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保持军队作为德国政权支柱的地位，作为回报，格勒纳同意让军队支持艾伯特政府。1919年9月退役，1920年至1923年任交通部长，1928年至1932年任国防部长，在弗兰茨·冯·巴本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后，格勒纳退出政界，1939年死于波茨坦。——中译者注

^[15] 请参阅《1918年11月23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工人士兵苏维埃和人民全权代表的国家法律地位发表的声明》，收录于：《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79页。——中译者注

^[16]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2编，第2卷，柏林（民主德国），1957年，第465页。——原注

^[17] 在召开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执行委员会的多次扩大，彻底加强了社民党的地位。请参阅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xxx页及其后、第xxxvii页。关于其它人员变动，请参阅第2卷，第xii页及其后和第3卷，第x页及其后。——原注

^[18] 保尔·布鲁门塔尔的报告收录于：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编纂，1960年，第121页。——原注

^[19] 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策。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于1920年3月27日——6月21日、1928年6月28日——1930年3月27日两次出任总理。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为了与其他姓米勒的议员区分，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了“弗兰肯”，成为了赫尔曼·米勒—弗兰肯（Hermann Müller-Franken）。——中译者注

^[20] 马克斯·科恩—罗伊斯（Max Cohen-Reuss，1876年1月30日——1963年3月1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当过会计和出口商。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成为记者。他在党内属于右派，支持帝国主义战争。魏玛共和国时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二战后，他担任过多家德语报纸驻法国的特派记者，1947年至1951年间任社民党驻法国正式代表。——中译者注

^[21] Schäfer（舍菲尔），1919年，转引自Müller（米勒），1924年b，第162页。赫尔曼·米勒—弗兰肯评论说，舍菲尔“根子在科隆，看什么都像狂欢节，他眼里只能看见‘斗鸡’，毫无政治眼光。” Müller-Franken（米勒—弗兰肯），1928年，第107页。舍菲尔是科隆工人苏维埃派往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请参阅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1卷，第xxxvi页。——原注

^[22] 这份传单收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b，第171页。——原注

^[23] 另请参阅“忠君同盟”（Bund der Kaisertreuen）的传单，收录于：Müller（米勒），1924年b，第294页及其后。——原注

^[24] 请参阅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1924年b，第165—175页，以及Winkler（温克勒），1984年，第97页及其后。——原注

^[25] 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616页及其后。——原注

^[26] Müller（米勒），1924年b，第109页及其后。——原注

^[27] Müller-Franken（米勒—弗兰肯），1928年，第108页、第111页。——原注

^[28] 古斯塔夫·赫勒（Gustav Heller，1878年5月17日——1921年8月21日），社民党人，当过机械师。十一月革命期间，于1918年11月10日入选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918年12月23日退出执行委员会。1918年12月—1919年4月当选为德意志社会主义中央苏维埃委员。1920年大柏林市成立后，当选为区议员。1919—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立宪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29] 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xli页。——原注

^[30] 同上。关于米勒自己的评价，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b，第145—147页、第151页及其后。——原注

^[31] 关于对这个委员会的评价，请参阅Kolb（柯尔布），1968年。——原注

^[32] 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803页。——原注

^[33] 请参阅Materna（马特纳），1978年，第42—48页。——原注

^[34] 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分裂与解散，请参阅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2002年，第xx页及其后，以及Materna（马特纳），1978年，第226页。——原注

^[35] 请参阅《前进报》，第429期，1919年8月23日；《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1919年8月28日；米勒的反驳刊登于《自由报》，1919年8月30日。——原注

^[36] 明茨大街（Münzstraße）是柏林市施潘道区的一条街道。——中译者注

^[37] 雅可布·瓦尔赫尔的口述历史访谈，出自：SAPMO-BArch，SG Y 30 / 0985，第47页。这一段说的是究竟是八月那次被取缔之后的那段时间，还是十二月那次被取缔之后的那段时间，或者是包括了这两段时间，尚不清楚。——原注

^[38] Morgan（摩根），1975年，第268页。——原注

^[39] 出自里夏德·米勒在1918年12月16日—21日的第一次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请参阅：Zentralrat der deutschen sozialistischen Republik（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1919年，第18页。米勒这篇讲话有一个简略的英译文，收录于：Kuhn（库恩），2012年，第31—38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