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八章 从苏维埃运动到企业代表会[1]

1919—1920


↘苏维埃思想与企业代表会的现实
↘领导五金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
↘在纽伦堡遭到失败，在斯图加特达成妥协
↘《企业代表会法》、武装冲突与党的分裂
↘五金工会内部的政治分歧与企业代表会中心
↘1920年第一次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
↘革命在1920年的状况


　　1919年三月工潮失败后，苏维埃运动转变了战略。既然已经不可能用苏维埃去取代国民议会，那么，现在就只好把苏维埃纳入魏玛宪法，并尽量为苏维埃争取最大的权力——米勒和多伊米希是出于无奈，才咬牙接受了这种转变的[2]。三月工潮还产生了第一个局部胜利：魏玛宪法第165条不仅允许成立企业代表会，还允许成立区域性的工人代表会、区域性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3]。两个层面上的经济委员会都允许雇主参加，但是，按照宪法，至少在区域一级保留了仅让工人参加的代表会。但是，宪法本身只是一纸空文，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立法与社会实践才能变成现实，所以，苏维埃运动的斗争仍未结束。本章讲述的是：从革命苏维埃运动到魏玛共和国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t）企业代表会的转变，以及米勒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企业苏维埃运动和一个支持它的革命工会运动、却最终失败的经过。

苏维埃思想与企业代表会的现实


　　1919年8月，魏玛宪法生效了，在此之后，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仍未结束，并延续到了1920年，但是，新的企业代表会的概念，却在范围上狭窄了不少，而政治性工人苏维埃不是已经死亡，就是已经把权力转让给了旧的政府机关[4]。苏维埃运动以企业代表会这种狭窄的形式，专注于扩大“经济方面的”代表权，在共同决策机制中争取更大的决策权，为此，它一方面力争《企业代表会法》[5]，对企业代表会的角色做出更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又要澄清企业代表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

　　这些纯经济性的企业代表会——在德语中叫作Betriebsräte——是工厂一级的机关。组建它们，是为了让它们在各个企业中代表工人，处理劳动条件、工资与雇佣等方面的问题。它们基本上都是关注基层的问题，这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基层特别强烈，另外也是因为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政治工人苏维埃已经被击败了。但是，企业代表会这种形式深深扎根于工人的日常生活：除非彻底破坏生产，否则它们是无法解散的。革命派把注意力转向这些企业代表会之后，他们就可以创造一个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一种产业民主制度。

　　起初，里夏德·米勒是以代表柏林所有类型工人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企业代表会的；在1919年夏季之后，他就主要以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企业代表会了。企业代表会原本围绕在执行委员会身边，在执行委员会被解散后，新成立的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成了柏林所有企业代表会的核心。同时，米勒还是德国五金工会内的反对派的活跃领袖。米勒和多伊米希——他们一起提出了“纯粹苏维埃制度”——还通过《工人苏维埃》和各种会议上的跨地区合作，对柏林之外的企业代表会运动产生了影响。

　　在实践中，米勒和多伊米希在企业代表会的狭窄范围内活动，不过他们原本的“纯粹苏维埃制度”思想仍在继续启发人们，或许还成了指路明灯。比方说，在1919年7月27日于哈勒召开的革命企业代表会大会上，米勒和多伊米希让大会通过了他们的提案，挫败了共产党人威廉·科嫩的提案。科嫩的观点，与米勒在1918年11月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代表会应当在不接管企业领导权的情况下，实行监督权和共同决策权。然而，米勒现在反对这种观点，他激烈地抨击科嫩“想要搞谈判”，并从总体上将他自己的立场温和化了。一个决定苏维埃制度的指导方针的委员会最终通过了一个草案，这个草案是根据米勒和多伊米希在《工人苏维埃》上鼓吹的“纯粹苏维埃制度”编写的。这个草案不仅要求重新划分德国的行政区划，将各邦改为更加合理的经济区，还要求彻底实行社会化，并切实剥夺统治阶级的权力。它还提出设立政治苏维埃制度，取代资产阶级统治制度。这样一个文件，最多也只能提供一个远景，但在苏维埃运动处于守势的时候，它就无法给具体的政治工作提供任何指导[6]。

　　这个草案强烈地、然而却是不太现实地坚持要求直接贯彻苏维埃空想，这一点遭到了1920年底之前的同时代人的批评，也遭到了后世历史学家的批评。比方说，弗里茨·奥佩尔就认为米勒“死抱着越来越虚幻的想法不放”。当苏维埃运动遭遇挫折时，米勒却仍然坚持这种思想，这看起来很像是教条主义，但这是可以解释的。在他的思想的背后，可以彻底终结资本主义的另一波革命浪潮或新的11月9日并不遥远。所以，哪怕是在企业代表会运动彻底最终失败（1920年10月，企业代表会被迫从属于工会）之后，他仍然宣称：“世界革命已经来临了”，并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工会在英格兰、亚洲和苏俄的发展的政治影响，他认为这很有可能在德国引发新的革命起义[7]。尽管他经常考虑力量对比关系，而且总是反对任何操之过急的行动主义。米勒坚信资本主义即将覆灭，这是他的革命信念的基石。这种末世论式的期待，在当时的激进左派当中非常常见，而一月起义、苏维埃共和国和三月罢工这些事件，一再证明了形势并没有平定下来，所以这种期待才能保持生命力。只有到了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才会发现，这些事件实际上反而一再证明了左派的行动在集中的国家政权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之前，德共始终坚信革命会在德国复兴。直到魏玛共和国在1924年得到巩固之后，德共才放弃了这种想法。

领导五金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


　　在1920年底，里夏德·米勒不仅是企业代表会运动的领袖，也是五金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的领袖。这个反对派源于1917年工会大会上的反战派。虽然革命使这个少数派变成了与独立党关系密切的多数派，但它在政治上分为左派和温和派：左派的代表是以里夏德·米勒为首的苏维埃拥护者，而温和派的领袖是来自法兰克福的罗伯特·迪斯曼。左派和苏维埃拥护者在柏林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多数派，在柏林五金工会全体大会上，与会者最终决定罢免阿道夫·科恩的柏林五金工会主席的职务，由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奥托·托斯特取而代之。另外，五金工会全体大会还在4月6日通过了里夏德·米勒的决议，强烈谴责了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政策，并要求尽快召开五金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将苏维埃制度作为工会运动的政治纲领[8]。

　　工会官僚企图阻止这一行动。由于左派控制了柏林、布伦瑞克、哈勒、布莱梅和斯图加特等地的五金工会分会，罢免了忠于工会官僚的分子，工会官僚便指控左派做出了不民主的行为，利用恐吓，企图分裂工会。工会领导层改变了工作计划：压制左派成了首要任务。1919年6月16日—18日，在斯图加特举行了工会大会，然而，这次大会并不是有法定人数参加的、可以决定工会政治路线的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而是由执行委员会和五金工会地方分会主席（包括许多新当选的左派分会主席在内）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企图通过一个“指导方针”——按照这个“指导方针”的规定，罢免那些任职时间较长的干部，就会违反革命时期的劳动法。正如弗里茨·奥佩尔指出的，“对执行委员会来说，最要紧的是维持它在组织里的地位。由于革命，工会会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工会的政治立场也扩展了，威胁到了执行委员会的地位。这些新的、更激进的会员现在想要真正地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代表选上去，换掉那些总是在一片欢呼中重新当选的干部[9]。”然而工会领导层的策略没有奏效。反对派拒绝就指导方针进行表决，执行委员会只好接受新选出的分会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工会领导层拥护战争的立场，在革命爆发后的六个月里，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处理过。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事实上仍然在执行“国内和平”政策，只不过换了个名目叫“合作协定”[10]，成立了各种合作委员会，让劳资双方在从劳动条件到工资等级的一切问题上达成妥协，就好像革命从未发生一样。这些合作委员会是根据工会和大企业的代表在1918年11月15日——革命后的第六天——达成的协议而成立的，按照这些协议，工人赢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却要放弃其它方面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化或工人苏维埃不但不是必须达成的目标，反而会威胁到工会领导层的地位——他们自称是工人的唯一代表，然而社会化和工人苏维埃会威胁到他们的这种地位[11]。

　　不出意料，五金工会执行委员会现在矢口否认自己在战争期间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格奥尔格·莱赫尔[12]发表了一个支持工会领导层的文件，无耻地把1914年反战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了全体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程度不够，工作做得很糟糕，因此加强了资本主义。他声称，有组织的工人本来应当能够使自己的领袖反对战争。然而，由于群众在战争期间想要工作，致使领袖在战争初期就无法反对战争，同时，在无数证据面前，莱赫尔还百般抵赖，宣称“国内和平”从来不是五金工会的正式政策[13]。

　　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左翼反对派设法使里夏德·米勒获得了无限的发言时间。米勒发表了有力的讲话，驳斥了莱赫尔对会员群众的指责，澄清了事实真相。自从1914年夏季开始，工会领袖就执行了连贯的政策，比方说，执行委员会在1916年群众罢工期间散发的反罢工传单，就体现了这种政策。工会领袖也没有认真地反对德国的吞并政策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米勒继续指出：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拥护政府的战争政策。米勒继续为刚刚还被贬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苏维埃制度辩护，并指出苏维埃制度体现了无产阶级民主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优越性。苏维埃的组织形式，直接源自革命创造的新关系，而不是源自什么“疯狂的理论幻想”。他很现实，他承认：苏维埃曾在1918年11月统治了全国，但现在剩下来的只有“一堆残骸”，然而他并不认为革命形势已经结束，所以他预测：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已经覆灭，新的政治革命必将发生[14]。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坚定不移的。

　　在这次大会上，温和反对派的代表很少。莱比锡代表阿图尔·利贝拉什[15]——他曾是1917年4月的莱比锡第一个工人苏维埃的委员——是唯一一个发言的人[16]。他把社会主义置于作为一种经济秩序的苏维埃制度之上，并要求按照这个原则把五金工会统一起来。于是，五金工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就显得很清楚了——虽然要到秋季的五金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五金工会才做出了分裂的决定。但是，在此之前，还要举行一次整个工会运动的代表大会。

在纽伦堡遭到失败，在斯图加特达成妥协


　　1919年6月30日，德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苏维埃拥护者未能在这次大会上占据优势。由于所有德国工会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左派在五金工会内占大多数，但在这次大会上他们只占少数。在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卡尔·列金[17]旁边代表反对派发言的不是里夏德·米勒，而是罗伯特·迪斯曼。迪斯曼对左翼反对派做了总结：他们会继续在工会运动中坚守阵地，把“旧的革命精神”带给工会运动，“取代官僚的、僵化的思想”[18]。迪斯曼要求的是回归战前的社民党工会传统，反对当时的社民党多数派的亲资方政策。然而，迪斯曼没有把工人苏维埃列入他的要求。

　　另外，这次大会上的表决结果表明：反对派——无论是社民党左派还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拥护者——主要来自五金工会，而在其它工会内根基较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老成员们——他们曾在卡尔·列金领导下，率领工会执行“国内和平”政策——就不会入选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了；全德工会联合会是一个新的全国工会中心，取代了原先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然而，这个表决结果，意味着全德工联将会继续执行旧的政策，只不过换了新的名目。大会不出意料地通过了一个决议，认可了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这意味着工会左派遭到了重大失败。

　　但是，五金工会左翼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在1919年10月[19]于斯图加特举行的五金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远远胜过了他们在纽伦堡全体工会代表大会上取得的成果。尽管执行委员会在会议程序中设下了种种狡猾的规矩，尽管社民党多数派声称某些反对派代表不是经过正当方式产生的，但执行委员会还是未能阻止反对派在大会上占据大多数席位[20]。大会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由里夏德·米勒提出的，另一个是由罗伯特·迪斯曼提出的。两个决议都批驳了由“合作协定”体制确立的工会与雇主合作的路线，都宣布拥护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目标都是独立党纲领的不可缺少的成分，尽管它们听起来很像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但它们还是得到了党内温和派的支持。

　　罗伯特·迪斯曼在他的决议中指出，目前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确定的胜利……汇入胜利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之中”，他催促采取多种工会民主化措施，比如增加地方分会的财政权、让地方分会更频繁地举行全体大会、工会干部每年都要改选等等[21]。里夏德·米勒的决议更为大胆，它讲的不仅是工会民主化的问题。他对迪斯曼呼唤的阶级斗争做了更具体的描述：“夺取生产资料的斗争”，而传统的工会组织已经无法满足这种斗争的需要了。他认为“最后的斗争正在日益逼近”，因此，他建议不仅要把工会民主化，还要把各个工会合并成“强大的产业组织”，使其成为“正在有机地发展的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要建立这样的产业组织，就要跟工会组织的原则——按照职业（砖瓦匠、管道工或车工）划分工会——彻底决裂。早在战前，五金工会就已经转向了产业工会主义，把整个产业的劳动力都组织进了一个共同的工会里，米勒认为，五金工会应当成为所有工会的榜样。他按照以前的做法，把苏维埃制度划分为三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苏维埃是斗争的组织；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苏维埃是推动这种过渡的手段；而在未来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中，苏维埃就是这种社会的组织原则[22]。尽管迪斯曼也把苏维埃当作政治目标，但他并不打算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五金工会的内部组织。

　　但是，尽管米勒和迪斯曼存在种种分歧，但他们两人的决议都以194票对129票获得通过。虽然两个决议都以多数赞成而获得通过，看起来好像反对派内部的两个派别已经团结了起来，双方似乎只有一些策略上的小分歧，但是，迪斯曼和米勒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不仅是独立党右翼与左翼的分歧。历史学家弗里茨·奥佩尔正确地指出：“迪斯曼和独立党右翼想要的只是做出拥护阶级斗争原则与战前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姿态，而里夏德·米勒和左翼要的却是把目前的运动定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将苏维埃制度作为运动的象征[23]。”这些分歧在大会上也体现了出来：尽管两人的激进话语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迪斯曼提出的加强地方分会独立性的主张，与米勒提出的根据苏维埃民主原则改造工会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前者意味着温和的去中心化，而后者却是要根据基层民主原则彻底改造工会。

　　总之，两个决议都不具备约束力。要使这两个决议产生实际效果，就必须修改工会章程，而要修改工会章程，仅凭联合反对派的微弱多数是不够的。按照五金工会章程，要想对工会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就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得到至少三分之二的代表的赞成。结果，无论是迪斯曼的彻底民主化提案，还是米勒的按照苏维埃原则改造工会的提案，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只对工会的组织体制做了三处小修小补——规定了不领工资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权力；规定了地区一级工会委员会的权力；每年改选地区委员会，使地区委员会民主化——这三项修改被纳入了工会章程。这些修改仅仅对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进行了轻微的限制：地区一级的工会代表仍然必须得到执行委员会的核准。所以，哪怕是对迪斯曼的提案来说，这些修改都嫌太小，更不用说米勒的要求了[24]。

　　于是，尽管反对派能够使大会通过承认苏维埃制度、罢免旧的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却无法对工会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结果，不仅反对派的两个派别达成了妥协，而且反对派还跟旧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达成了妥协——要想修改章程，并向正在柏林发生的罢工提供财政保障，就必须得到执行委员会的同意。

　　为了达成妥协，左派还不得不在执行委员会的席位上做出让步。当了三十年主席的亚历山大·施利克[25]由于他在战争期间扮演的角色而失去了主席职位（考虑到德国工会恪守传统、注重延续性的文化，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26]，迪斯曼和温和反对派成员阿尔文·布兰德斯[27]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尽管如此，曾在六月里无耻地把拥护战争的政策归咎于德国工会基层会员的格奥尔格·莱赫尔也入选了执行委员会。里夏德·米勒与保尔·哈泽（Paul Haase）一同担任工会机关报《德国五金工人报》的主编：这是激进左派在这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赢得的唯一一个重要职位。

　　结果，反对派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只赢得了徒有其表的成果。他们提出了两种修改工会章程的方案，然而，就连比较温和的一个方案，他们也未能推行下去；尽管反对派的力量足以改换工会领导层，但是，为了保住小小的成果，他们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没有全部罢免旧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米勒一定发现了，现状对于推行他的苏维埃民主思想来说是非常不理想的。

　　距离革命爆发已经过去了一年，在军方的支持下，社民党多数派牢牢掌握了政权，而独立党未能控制国家政权中的任何职位。另一方面，企业代表会依然是革命的，但它却忙于工资斗争。米勒只能满足于在纸上设计苏维埃制度，而苏维埃制度的具体实现只能等到未来的革命。不过，他希望通过《德国五金工人报》的主编职位，向五金工会的一百六十万会员宣传苏维埃制度，并为下一次危机中的革命创造更好的出发点[28]。

《企业代表会法》、武装冲突与党的分裂


　　反对派在五金工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团结仅是昙花一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另一个较大的工会出现左倾的迹象。此外，由于群众不愿意在得不到工会领导层的同意的情况下举行大规模行动和野猫罢工，在1919年春季罢工失败后，社民党政府能够在企业代表会的问题上推行偏向资方的政策，特别是在《企业代表会法》的起草过程之中。在起草魏玛宪法时，罢工浪潮仍未结束，因此，魏玛宪法第165条给工人代表会提供了较多的工业中的共同决策权；但是，当《企业代表会法》草案于1920年2月6日公布时[29]，它却既没有授予工人真正参与管理生产单位的权力，也没有授予工人监督生产、订货或记账的权力。事实上，企业代表会的作用，就跟1916年的《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规定的工人委员会的作用没什么两样。正如弗里茨·奥佩尔指出的，这个草案预先“断绝了工人切实参加共同决策的一切希望”[30]。

　　但是，工人并不想轻易地放弃希望。尽管工人并没有举行罢工，但在1920年2月13日那天[31]，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它是里夏德·米勒在执行委员会被强行解散后，为了协调柏林地区的企业代表会而成立的——与独立党和德共一同号召在国会大厦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32]。企业代表会中心是由米勒和革命工长运动时期的一些活动家领导的，它的目的是协调柏林地区的各个企业代表会，使各个企业代表会在忙于各自企业的经济问题和车间问题时，仍能构成柏林地区的一股政治力量。在1920年2月，他们利用了企业代表会中心的这种力量，来抗议《企业代表会法》。

　　成千上万的工人响应了号召。但是，政府却不肯做出丝毫让步，并调动军队保卫国会。结果发生了冲突。当国会内正在宣读《企业代表会法》的时候，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导致42名示威者丧生。尽管惨案暂时打断了草案的审议过程，但在几天后，它还是毫无阻碍地通过并生效了。在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历史上，又记下了一笔社民党政府赤裸裸地动用暴力镇压激进工人的账[33]。

　　事态的这种转变，一定让号召游行的里夏德·米勒和苏维埃拥护者深感震惊。他和同志们确实预料到了会发生冲突，但他们恐怕没有预料到工人居然会遭到这样的残杀。我们不知道这场惨案是否使米勒产生了疑虑或是宿命论的想法。这些事件很可能证明了他的想法：只有新的革命才能结束由1918年11月9日开创的一切——最近几个月的经验表明，仅靠游行和罢工，无法迫使政府作出哪怕最微小的让步，只会招来野蛮的镇压。

　　在过去一年里，重新成立的正规军的士兵允许社民党利用自己去镇压革命左派和激进工人，这些士兵绝不是政府的没有头脑的工具。他们显然是拥有自己的动机的，1920年春季的卡普暴动——这场政变让社民党多数派完全措手不及——就体现了这一点。普鲁士高级公务员沃尔夫冈·卡普[34]和瓦尔特·冯·吕特维茨[35]将军动用了他们的军队去推翻政府，并在柏林建立了军事独裁[36]。

　　右派的进攻，迫使工人运动中针锋相对的两派再次携手合作，就连卡尔·列金和全德工联都号召发动总罢工。这个号召成了一个信号：社民党、独立党都号召罢工，德共在晚些时候也号召罢工。尽管总罢工获得了胜利，各个工会和各个工人阶级政党联手抵抗反对军队，但是他们仍然未能就共同行动的路线达成共识。在柏林出现了两个平行的罢工领导机关：一个得到了全德工联和社民党的支持，而另一个则是得到了独立党执委会、德共执委会、柏林工会委员会和企业代表会中心的支持的大柏林中央罢工委员会[37]。左派另立一个罢工领导机关的原因之一，便是左派当中比较激进的派别全都根本不信任社民党政府。左派的每一个派别确实都反对右翼政变，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会保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府。他们还没有忘记1920年2月[38]在国会门前的惨案，也没有忘记被野蛮镇压的1919年一月起义和三月工潮。有些独立党员出于实用的理由，想与艾伯特重新联合，但其他党员则跟共产党人一样，永远不会这么做。

　　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但总罢工仍然成功地瘫痪了全国的公共生活，迫使政变分子投降。里夏德·米勒在柏林参加了斗争，试图使整个斗争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独立党执委会在几天之后便与列金和社民党妥协，停止了罢工，这让他大为失望。米勒和柏林的各个企业代表会拒绝停止罢工，但是，仅凭他们自己是无法继续坚持罢工的。3月23日，他们也不得不停止罢工。然而，罢工还没结束，社民党又用重拳镇压了激进的武装工人，这次是在鲁尔重工业区。在卡普暴动刚开始时，一万多名武装工人组成了“鲁尔红军”，占领了鲁尔，在卡普政府撤离后，鲁尔红军仍然占领了矿山，并要求把矿山社会化。但是，社民党政府刚刚返回柏林，就出动军队镇压鲁尔红军。镇压鲁尔红军的任务，被交给了前几天还在拥护政变的极右部队。他们毫不犹豫地服从了政府的命令——只要能够镇压“斯巴达克斯分子”，他们就愿意接受社民党的指挥。

　　因此，在半年后于哈勒召开的独立党代表大会上，米勒不出意外地痛斥党执委会，指责党的领导层停止罢工，向政府军的专横暴虐屈服，抛弃了正在鲁尔地区战斗的工人[39]。他还把独立党向艾伯特争来的八项妥协条件斥为“对革命工人的欺骗”。米勒对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如此愤怒的抨击，是因为他先前遭到了攻击。对他发动攻击的是独立党政治家露易丝·齐茨[40]，她为独立党领导层的行动辩护，说党的领导层想要避免为时过早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避免重蹈1919年的覆辙。她声称，党执委会收到了来自鲁尔的几封电报，要求他们“叫里夏德·米勒闭嘴，我们不想要苏维埃共和国[41]。”米勒坚决否认自己曾号召立即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不管是在柏林还是在鲁尔[42]。直到独立党领导层同列金达成一致后，他和多伊米希才最终承认“继续罢工是没有意义的”，并决定在柏林也停止罢工[43]。

　　但是，那次罢工只是鲁尔斗争的苍白回响，它根本不可能给米勒提供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机会。当鲁尔工人举行武装抵抗的时候，柏林工人却正在举行代表会的选举，德共的一份通讯记录了这一点。虽然在共产党的鼓动下，代表会的选举进行得很接近米勒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方案中的设想，但是，群众却没有像鲁尔那样采取行动，没有产生出革命的思想倾向。结果，许多工作单位只是追认了之前就已经按照新的劳动法选出的企业代表会，而没有选出新一届的革命工人代表会[44]。只有一批核心积极分子才期望政变会促成苏维埃运动的复兴。企业代表会中心在自己的机关报《工人苏维埃》上乐观地呼吁工人为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准备，但这次大会却未能召开。仅在十月由现存的企业代表会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大会——政治性的苏维埃未能复兴[45]。

　　所以，高调发表宣言、鼓吹立即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并不符合米勒的政治作风，而且，米勒总是比他的独立党同事更加了解柏林工人群众的情绪，然而群众的情绪也并不适合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一月起义和其它事件期间，他都反对单打独斗、贸然行动的倾向。因此，独立党执委会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可能是故意对他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提前阻止他批判执委会的政策。如果说这件事暴露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党内各派的关系已在1920年10月彻底破裂，事实上，党也在这次大会上分裂了。

　　独立党和社民党草率达成了政治妥协，结束了1920年3月罢工，让许多人深感失望，有鉴于此，米勒、多伊米希和独立党左派激烈地回绝了卡尔·列金和社民党提出的成立工人联合政府的提议，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工人联合政府没能成立，社民党的赫尔曼·米勒—弗兰肯当选为总理，成立了一个由社民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只有民愤极大的国防部长诺斯克与普鲁士内务部长海涅[46]被迫辞职[47]。尽管从事后来看，工人联合政府未能成立这件事，显然断送了把初生的魏玛共和国转入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但这一点在当时并没有显得那么清楚。米勒和多伊米希盼望鲁尔斗争能重新在全国点燃革命的烈火。然而事与愿违。左派内部的政治分界线定型了，就连左派好不容易在五金工会内赢得的优势，也因为1920年的发展而遭到了削弱。

五金工会内部的政治分歧与企业代表会中心


　　削弱的一个征兆，便是里夏德·米勒与五金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矛盾不断加深。导致双方矛盾加深的原因，表面上是由于米勒的双重身份导致的：他既是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的领导，又是设在斯图加特的《德国五金工人报》主编，而他不愿搬到斯图加特。执行委员会指责他不愿为报纸全力工作，反而全神贯注于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主席的职务，然而，当时的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主席其实是海因里希·马尔赞[48]。与执行委员会的这些矛盾，对米勒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这是因为，正当五金工会明显右倾之时，五金工会左派内部分别以迪斯曼和米勒为代表的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也在加大。在五金工会内部，迪斯曼是独立党右派的代表，而米勒是独立党左派的代表，两人早在1919年11月底的独立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发生过冲突。米勒显然是担心迪斯曼提出反对苏维埃制度的提案，推翻在1919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党代会上做出的决定。经过一些讨论后，双方的分歧得到了解决，但迪斯曼和米勒之间的关系依然很紧张。

　　一部分群众认为这种矛盾完全是由于个人仇怨造成的，比如大会代表布吕特纳（Blütner）就对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感到很生气，他抱怨说，这已经成了“两个大佬之间的决斗”[49]。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苏维埃共和国拥护者与社会民主主义左翼之间的严肃的政治斗争，不但正在独立党内、而且也在五金工会内进行。它始于1919年10月五金工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决议，但现在已经全面爆发。工会执行委员会内的温和反对派逐渐远离了苏维埃思想，它觉得不能再让米勒这样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者担任工会机关报的主编了。因此，执行委员会指责米勒不重视自己的主编职务，只想利用工会和机关报去宣扬自己的苏维埃思想。最后，这场冲突以米勒在1920年6月退出编辑委员会而告终[50]。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很清楚这件事的意义：“里夏德·米勒并不是自愿退出《五金工人报》编辑委员会的，他被撤职并不是因为迪斯曼和布兰德斯不喜欢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的整个政治路线都不符合他们的口味[51]。”

　　五金工人中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潮流也没有在国际上得到巩固。1920年8月，第七次国际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各国五金工人在这次大会上齐聚一堂，这是“钢铁国际”在战争爆发后首次开会。里夏德·米勒和罗伯特·迪斯曼都以德国五金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米勒提出了一个提案，反对苏波战争，在政治上支持苏维埃俄国，并号召在各国采取直接行动、夺取生产资料。这个提案被大会驳回了，大会采纳了由迪斯曼提交的更为温和的反提案。尽管迪斯曼提案中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有力批判，并号召对苏维埃俄国之敌实行武器禁运，却很少提到各国的斗争。里夏德·米勒宣称，与前几次大会相比，它是一大进步，却又批评了它的毫无约束力的性质。这就等于是批判钢铁国际，而不是批评迪斯曼提案：国际没有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而仅仅是依靠各国组织去接受这些决议，而用米勒的话来说，各国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米勒还发言反对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IFTU），他批判了它的领导层，说它的领袖都是卡尔·列金那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卡尔·列金曾是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在1919年被全德工会联合会取代后，尽管他拥护战争，还是当选为全德工会联合会主席。米勒批判了卡尔·列金的连任，还批判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毫无约束力的性质，他把各国工会在战争期间的失败归咎于阿姆斯特丹国际毫无约束力。米勒号召成立一个新的、“严格地集中的”工会国际，并让会员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首先，他对坚定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本次大会的争论与决议绝不能变为空洞的宣言，而应该表达出行动的意志[52]。”他还进一步要求五金工人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钢铁国际应当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中心，还是莫斯科工会中心。”后来，在1921年夏季，他更加强烈地要求参加新成立的“莫斯科”工会国际。

1920年第一次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


　　不过这还是未来的事。在1920年秋季，米勒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柏林明茨大街的企业代表会中心的工作上。从1920年2月开始，企业代表会中心接管了《工人苏维埃》的出版工作，而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企业代表会运动与工会之间找到平衡——大多数工会都认为企业代表会威胁到了自己代表工人的权利[53]。尽管如此，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双方有时还是可以合作的：比方说，在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就得到了当地工会组织的支持。但在独立党内部却爆发了关于企业代表会的作用的斗争。到了1920年7月，斗争加剧到了这种程度：米勒发表公开信，抗议党报《自由报》编辑部推迟或干脆不肯发表他关于企业代表会论战的文章，蓄意歪曲他的立场：应当组织企业代表会与工会开展合作，但要保留企业代表会的独立性[54]。另一方面，许多工会活动家和独立党温和派代表企图把企业代表会纳入工会体制，使其从属于工会。第一次全德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按照《企业代表会法》的规定而举行，会上做出了关于企业代表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的最终决议。这次大会于1920年10月5日—7日在柏林诺伊克伦市区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新世界”（Neue Welt）会议厅举行。里夏德·米勒打算把独立组建企业代表会的柏林模式向全国推广。魏玛共和国的一个国内情报机构——公共秩序监察局[55]认为企业代表会中心为这次大会所作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特地在每周情况汇报上记录了这些准备工作。这些报告指出，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已经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如果获得通过，就等于号召人们立即开始进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斗争[56]。”这个分析或许与米勒的真实期望相差不远。但他的期望未能成真。

　　在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上，里夏德·米勒与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57]发言拥护工会左翼反对派——两人日后还会更加靠拢。这是一次热烈的大会，其特征是强烈的革命情绪，只有苏俄代表团的长篇致辞才能使这种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尽管如此，米勒的对手罗伯特·迪斯曼还是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取得了胜利：大会通过了他提出的将企业代表会从属于工会的提案[58]。迪斯曼很会利用革命的词藻和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来吸引代表们支持那些并不革命的提案，这一次，他实际上使企业代表会运动屈从于奉行阶级合作路线的全德工联执委会的领导。代表们几乎无法理解他们的决定造成的深远影响：这个决定在事实上终结了德国的独立代表会运动。

　　里夏德·米勒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原本就对这次大会不抱什么期望，然而大会的结果还是令他大失所望。他在《工人苏维埃》上批评这次大会是惯于把改良主义要求与“革命词句”搅合在一起的“工会官僚的一出闹剧”。他认为这次大会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扼杀“任何自由的、独立的企业代表会运动或活动”。迪斯曼让企业代表会从属于全德工联，并向资产阶级议会求助，他把国家机关说成是“企业的有组织力量”的工具，并号召革命斗争，但米勒认为迪斯曼这些话全是“彻头彻尾的废话”。不管表面上怎么说，企业代表会的独立性已经名存实亡。米勒引用了这次大会上提出的制度设计，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终决策权都落在了全德工联执行委员会手中。米勒将其与1918年12月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做了对比：在这两次大会上，代表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革命负有的重大责任，他们是由工人选出的，却把工人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议会制度，这就等于政治自杀。

　　尽管米勒对这次大会做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但他仍然认为，革命的进程不会被政府的法令或代表大会的决议所阻止。他尴尬地预测：“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历史性斗争的一个阶段，社民党工会的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及其决议很快就会被集体遗忘[59]。”里夏德·米勒再次用对世界性—历史性的革命进程的期盼，来弥补政治上的失败。在1918年至1921年之间，德国革命充满了半吊子的措施，而米勒每到关键时刻，都会发现他站在革命倡议的一边，但是革命倡议最后不是陷入了犹豫不决，就是由于遭到残暴镇压而失败。

　　1920年10月的失败也对米勒个人造成了影响。迪斯曼的提案获得通过后，他不仅实现了政治胜利，还摧毁了米勒在前几个月所取得的工作成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设起来的企业代表会中心，就这样突然从一个模板，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怪胎。米勒呼吁柏林的同志们不要理睬代表大会的决议，要作为独立的企业代表会中心，继续开展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就连以前一直拥护米勒的柏林五金工人，也不愿意因为坚持自己的当地机关而遭到工会运动的其余部分的孤立。在一次企业代表会的大会上，他们拒绝了米勒的呼吁[60]。分裂的迹象不久就出现了。1920年12月，独立党右派退出了企业代表会中心，并准备与社民党多数派共同建立另一个企业代表会中心[61]。这样一来，米勒的企业代表会中心里就只剩下了共产党人和独立党左翼；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德共的内部机关。1920年12月14日，公共秩序监察局给它安了双重名称：“共产党工会中心（明茨大街企业代表会中心）”[62]。

　　迪斯曼在五金工会内部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后，米勒和左派在五金工会内就失去了影响力。1920年11月，迪斯曼甚至还想让五金工会加入“钢铁产业联合会”，这是德国金属工业的一个游说组织。虽然这个建议被执行委员会坚决驳回了，但是，这意味着五金工会参加了公司与工会之间的“合作委员会”（Arbeitsgemeinschaft），而在此之前，五金工会一直是强烈反对这么做的（在大工会当中，只有五金工会不愿参加合作委员会）。五金工会现在不愿支持代表会制度了，宁愿支持阶级合作。在下一期《工人苏维埃》上，里夏德·米勒不得不承认：“每一种使工会革命化的方法，每一次打破列金的权威的尝试，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这有一部分是因为迪斯曼和他的同志们不是革命派，只是玩弄空洞词藻的空谈家。但这也是因为，向列金做出丝毫让步，都会巩固他的地位[63]。”大工会利用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精心设计的战术妥协，说服了它们的大部分会员不要公开反对。

革命在1920年的状况


　　上面引用的几行字，来自米勒在1920年底写的《当前工人运动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革命在当时的状况。在文章开头，他认为革命运动正在政治上退潮，得到工会支持的资本主义形态正在开始巩固，然后，他指出了危机的其它迹象。由于德国的国债迅速增加、德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弱势、凡尔赛和约造成的沉重负担，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濒临全国破产。他认为，由于缺乏原料和销路，生产同样濒临灾难，而政局已经陷入了公开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右翼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大批工人悲剧地站在了资本一边，而工会官僚事实上充当了“资产阶级最后的防波堤”。

　　在1920年底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中，米勒以惊人的精准，指出了造成超级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经济在1923年史无前例地崩溃的原因。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政府和大工业故意使货币严重贬值，牺牲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让自己大发横财。他也没有预料到，在美国大银行的干预下，德国的偿付能力重新恢复了信誉，最终在1924年重获巩固。

　　在1920年底，米勒和革命左派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正在逼近，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又在变得更为稳固。工会与大工业共组的“合作委员会”是这种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思想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及其亲资政策又重新站稳了脚跟，这首先是因为它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口头上的让步，宣称要进行社会化，要实现社会主义，然而它从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落实。米勒认为，这样的“满嘴空话”是主要问题。他试图通过强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历数工会在战争期间的“旧的恶行”来改变群众的情绪。在他看来，经济的崩溃——他认为，在1918年底，经济崩溃是对革命的主要威胁——现在为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事实上的保障。胜利总是从指缝间溜走，但是，对危机的强调，特别是革命在苏维埃俄国的巩固，补偿了他的遗憾。他写道：“东欧的万丈红光，使所有工人心中自然产生了与苏维埃俄国同仇敌忾的纯洁感情[64]。”他之所以对新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充满希望，认为它将成为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动机，这就是原因之一。

　　然而，在德国，米勒却不得不承认，1920年10月的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的结果是一个失败。这次大会的决议，使企业代表会被国家机关和工会机关收编了，它也是革命代表会运动转向衰落的标志。工人运动的政治主动权再次完全被政党掌握。1920年12月，里夏德·米勒接管了德共的全国工会中心之后，他也从苏维埃活动家变成了政党政治家。



[1] 企业代表会（Betriebsrat）中的“代表会”，虽然与工人苏维埃（Arbeiterrat）中的“苏维埃”是同一个词（rat），但是，企业代表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仅是某种程度的“工人参与”机构，因此中译者将其译为“企业代表会”，而不译为“企业苏维埃”。——中译者注

[2] Morgan（摩根），1975年，第252页。——原注

[3] 魏玛宪法第165条内容如下：
　　第165条：工人与雇员应当以同等权利与雇主合作，共同制定工资、劳动条件以及生产力的经济发展的全部领域的规章制度。双方组织的团体及其协定均受认可。
　　工人与雇员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组织工人代表会，并可以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区域性工人代表会与全国工人代表会，作为自己的合法代表。
　　区域性工人代表会和全国工人代表会应当与雇主代表及有关各界群体的代表组成区域性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履行经济职能，通过合作推行社会化的法律。应当让所有重要的经济团体，根据其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重要性，组成区域性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
　　全国政府在提交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社会法律草案或政治—经济法律草案之前，应当将其提交全国经济委员会审议。全国经济委员会本身也有权提出此类法律。如果全国政府不同意，全国经济委员会可以向国会提交草案，并解释自己的立场。全国经济委员会可以指派一名委员出席国会。
　　工人代表会及经济委员会在其管辖范围内，享有监督权与管理权。
　　工人代表会及经济委员会的发展与职能，以及它们同其它自治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只能由国家加以规定。——中译者注

[4] Morgan（摩根），1975年，第268页。——原注

[5] 关于《企业代表会法》，请参阅：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中译者注

[6] 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第153页及其后、第162—164页。——原注

[7] 里夏德·米勒，《工会运动的日常问题》（Die Tagesfragen der Gewerkschaftsbewegung），刊登于：《工人苏维埃》，第45/46期，1920年，第2页。——原注

[8] Opel（奥佩尔），1957年，第86页。——原注

[9] 同上，第87页。——原注

[10] 1918年11月15日，以胡戈·施蒂内斯（Hugo Stinnes，1870—1924）为代表的雇主联盟和以卡尔·列金（Karl Legien，1861—1920）为代表的工会达成了“合作协定”（Arbeitsgemeinschaft），史称“施蒂内斯—列金协议”：雇主承认工会是工人的代表机构，承认工人的结社自由，承认同工会的集体协议。工人委员会应当同雇主一起监督履行集体协议。还规定成立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机构，在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机构内劳资双方各占一半席位。承认八小时工作制。为了履行协议，由雇主联盟和工会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中央合作委员会。关于该协议的具体内容，请参阅：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8—59页。——中译者注

[11] 请参阅：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第187页及其后。关于工会代表的动机，另请参阅：Plener（普雷纳），1999年。——原注

[12] 格奥尔格·莱赫尔（Georg Reichel，1870—1947），当过铁匠学徒，1888年参加五金工会。1891—1895年在莱比锡担任五金工会会员代表，1895—1903年担任德国五金工会全职书记，1903—1919年担任德国五金工会副主席，1919—1933年担任德国五金工会联合主席。——中译者注

[13] Opel（奥佩尔），1957年，第88页。——原注

[14] 同上。——原注

[15] 阿图尔·利贝拉什（Arthur Lieberasch，1881年10月20日——1967年6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899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8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在莱比锡领导了罢工，在十一月革命期间领导了工人苏维埃。属于独立党左派，1920年参加了德国统一共产党。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在德共内是坚定的右派，1929年被开除后，与人共同创建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瑞士。战后返回莱比锡，1947年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1951年被开除出党，斯大林死后得以平反，并恢复党籍。——中译者注

[16] 关于阿图尔·利贝拉什在1917年的影响，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300—303页。——原注

[17] 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 Rudolf 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参加工会运动，1889年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0年起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主席，1913年任世界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Confederation）首任主席，1919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1920年发动总罢工抵抗卡普暴动。1920年6月出任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曾于1893—1898年和1903—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18] 《德国五金工人报》，1919年，第30期，第116页及其后。——原注

[19] 具体日期为1919年10月13日—22日。——中译者注

[20] Opel（奥佩尔），1957年，第97页。——原注

[21] 这个决议转引自：Opel（奥佩尔），1957年，第104页及其后。——原注

[22] Opel（奥佩尔），1957年，第105页及其后。——原注

[23] Opel（奥佩尔），1957年，第101页。——原注

[24] Opel（奥佩尔），1957年，第108页。——原注

[25] 亚历山大·施利克（Alexander Schlicke，1883年3月26日——1940年2月2日），生于柏林，中学毕业后当了机械师学徒， 1895—1919年担任五金工会主席，1919—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1919年曾担任符腾堡邦劳动部长，1919年6月—1920年6月任国家劳动部长。——中译者注

[26] Bieber（比伯），1989年，第784页及其后。——原注

[27] 阿尔文·布兰德斯（Alwin Brandes，1866年6月12日——1949年11月6日），出身于锁匠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和五金工会。1901年至1918年被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马格德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起领导马格德堡地区的独立党组织，后随独立党右派回到社民党，并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罗伯特·迪斯曼逝世后成为德国五金工会领袖，纳粹上台后两次被捕。——中译者注

[28] 这个会员人数取自五金工会的统计材料《从数字看五金工会》（Der DMV in Zahlen），德国五金工会出版社，柏林，1932年出版，五金产业工会Ortsverwaltung Berlin于1980年按照原因翻印。——原注

[29] 此处有误，《企业代表会法》草案于1919年8月16日由政府向国会递交，同日进行“一读”，1920年1月13日—16日进行“二读”，1月18日进行“三读”，2月4日正式实施。《企业代表会法》的完整中译文收录于：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52—379页。——中译者注

[30] Opel（奥佩尔），1957年，第112页。——原注

[31] 此处有严重错误：事实上，这次示威游行发生在1920年1月13日，也就是《企业代表会法》草案在国会举行“二读”的那一天。——中译者注

[32] 在1920年1月1日那天，《红旗报》和《自由报》分别发表了不同的呼吁书：《自由报》的呼吁书自称是由“大柏林执行委员会”发布的，这很可能是指由独立党代表和德共代表组成的“红色执行委员会”，尽管它已经在1919年底被取缔，但是，执行委员会的独立党代表，包括里夏德·米勒在内，仍继续在企业代表会中心工作，因此他们继续在明茨大街24号的执行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原注

[33] 阿克塞尔·维佩尔特在他最近的文章在《在权力的大门前：1920年1月13日国会门前的示威游行》（Vor den Toren der Macht. Die Demonstration am 13. Januar 1920 vor dem Reichstag）中复原了这次事件的过程，请参阅：Weipert（维佩尔特），2012年。

[34] 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中译者注

[35] 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1859年2月2日——1942年9月20日），一战期间曾任旅长、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5集团军参谋长、“皇太子威廉”集团军群参谋长、第10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群司令。十一月革命后被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镇压了一月起义。1920年3月与卡普一起发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匈牙利，1925年获大赦后回国。——中译者注

[36] 关于卡普暴动，请参阅：Erger（艾尔格），1967年。——原注

[37] Opel（奥佩尔），1957年，第116页。——原注

[38] 应为1920年1月。——中译者注

[39] 《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es in Halle vom 12. bis 17. Oktober 1920），第33页及其后。原样收录于：USPD（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会议记录》，1976年。——原注

[40] 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1865年3月25日——1922年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曾当过女仆、制烟工人、幼儿园老师。1892年参加社民党，长于宣传鼓动活动，被誉为“女倍倍尔”。1908年入选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执委会的女人，负责妇女工作。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直至逝世之前一直任独立党中央委员。——中译者注

[41] 《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第21页。——原注

[42] 同上，第33页及其后。——原注

[43] 同上，第34页。——原注

[44] 总罢工中止后德共中央局发给各地区组织的第42号通讯，柏林，1920年3月22日，收录于：Könnemann and Schulze（科耐曼与舒尔策），2002年，第342—344页。——原注

[45] 《工人苏维埃》，第12/13期，1920年。在卡普暴动期间，由于总罢工，加上印刷厂和排字间被卡普军队捣毁，《工人苏维埃》未能出版，延后了几期。因此，该报编辑部未能直接介入事变。请参阅：《工人苏维埃》，第11期，1920年。——原注

[46] 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1861年5月3日——1944年5月9日），德国法学家，当过律师，1887年参加社民党，是党的主要法律专家。1898—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8年12月—1919年3月出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19年3月—1920年3月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卡普暴动平息后被撤职。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47] Opel（奥佩尔），1957年，第117页；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b，第97—98页。——原注

[48] 《1920年国会手册》（Reichstagshandbuch 1920），柏林，1920年，第282页。——原注

[49] 《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11月30日—12月6日）》（USPD –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es in Leipzig vom 30. November bis 6. Dezember 1919），第436—440页；原样收录于：USPD（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会议记录》，1976年。——原注

[50] 请参阅：《德国五金工人报》，第26期，1920年6月26日。——原注

[51] 《红旗报》，第112期，1920年6月24日。——原注

[52] 里夏德·米勒，《钢铁国际》（Die eiserne Internationale），发表于：《工人苏维埃》，第36期，1920年。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另请参阅：Tosstorff（托斯托夫），2004年，第300页。——原注

[53] 《工人苏维埃》出版第5/6期合刊后，它的出版社转到了明茨大街24号的企业代表会中心办公室；从1920年3月出版的第11期开始，《工人苏维埃》正式成为了企业代表会中心的机关报。——原注

[54] 《自由报》，第292期，1920年7月23日。——原注

[55] 公共秩序监察局（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Überwachung der öffentlichen Ordnung）是魏玛共和国的秘密警察机构，成立于1920年春天，隶属于内务部，负责监视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政治活动，1929年7月1日被撤销。——中译者注

[56] 公共秩序监察局（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Überwachung der öffentlichen Ordnung），《1920年10月形势报告》（Lagebericht vom Oktober 1920），BArch R1507/2003，第 6页。——原注

[57]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布莱梅工作，在布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担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58] 第一次全德企业代表会柏林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5日—7日》（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Ersten Reichskongresses der Betriebsräte Deutschlands, Abgehaltenvom 5.-7. Oktober 1920 zu Berlin），柏林，1920年。——原注

[59] 《工人苏维埃》，第43/44期，1920年；另请参阅第40期，1920年。——原注

[60] 请参阅《孤独的死尸米勒》（Der vereinsamte Leichenmüller），《前进报》，第52期，1920年10月26日。——原注

[61] 公共秩序监察局，1920年12月14日的情况报告，BArch，R 1507/2003。——原注

[62] 公共秩序监察局，1920年12月14日的情况报告，BArch，R 1507/2003。——原注

[63] 《工人苏维埃》，第45/46期，1920年，第9页。——原注

[64] 同上，第2页。克劳斯·金纳（Klaus Kinner）认为，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有三大基本前提，其中之一就是：战后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死胡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另外两个是：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优越性，并宣称十月革命代表着世界革命进程的开端。请参阅：Kinner（金纳），1999年b。——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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