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39—1941年期间的平反和镇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一、叶若夫的撤职和贝利亚的任命
二、1939—1941年期间的局部平反
三、1939—1941年期间的新镇压
四、国际舆论对苏联三十年代后半期政治镇压的反应

一、叶若夫的撤职和贝利亚的任命

　　1937—1938年巨大规模的镇压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形势，而且也影响了国内政局和人民的情绪。在苏联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是或多或少的和镇压有关的。所有的监狱和集中营里都毫无例外地超额挤满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现有全部人员无法应付如此大量犯人的审讯工作和看守工作。需要改变这种状况。斯大林，这个会使用政治避雷器的能手，也懂得这点。
　　1938年初秋拉·巴·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任命。但是对叶若夫及其最亲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警报信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上层机构里开始作了一些人事变动。9月底叶若夫的著名助手之一И·И·伊利茨基晚上坐小船划到莫斯科河中心，把身子探到船舷外边，往自己头上开了枪。
　　1938年11月17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逮捕、检察和审讯》的秘密决议。该决议提出“整顿”惩治机关工作的任务。
　　1938年12月8日，莫斯科报纸的最后一版上在“新闻简报”栏里登载了简短通知：尼·伊·叶若夫因本人请求免除内务部人民委员职务，保留其水上运输人民委员职务。这一通知后的几个星期里叶若夫还没有被捕，甚至于在1939年1月21日和斯大林一起出现在大剧院举行的盛大纪念会的主席团的席位上。但不久叶若夫失踪了，他的名字就永远没有因为某种原故在任何报纸上出现过，可是《真理报》曾断言，叶若夫是“人民的宠儿”，具有“极高的警惕性，铁一般的毅力，非常敏锐的无产阶级嗅觉，异常的组织天才和超群的才智。”
　　现在我们知道，叶若夫是1939年初被捕的，被指控企图暗杀斯大林和篡夺我国的领导权。老布尔什维克巴·伊·沙巴尔金（1965年去世）对本书作者讲了以下有关叶若夫的情况：“……我从索洛维茨克监狱再一次转到布蒂尔卡监狱进行复审，这时我和当时知名的党的工作者德·布拉托夫关在一间牢房里。布拉托夫拒绝作交待并要求叶若夫本人来讯问他。（几年前布拉托夫和叶若夫同是中央两个不同的部的领导者，他们又是邻居，经常互相作客。）1938年秋天，布拉托夫第五次被提审。墙上的门突然敞开了，叶若夫走进审讯员的办公室里。他问审讯员：‘怎么样，布拉托夫交待了吗？’审讯员答：‘一点也没有交待，总委员同志。’叶若夫说，‘那么，你们就好好地收拾他一顿’，于是又从进来的那个门走岀去了……此后，布拉托夫几次挨打，但后来似乎把他忘记了。几个月后，在1939年，布拉托夫又被提审了，他一昼夜多没有回牢房。回来后，他倒在床上大哭起来。过了两天他才告诉我（沙巴尔金），他被带到另一个监狱里，进了审讯员办公室并看到了叶若夫，他已经被捕监禁。这是一次对质。叶若夫用单调的无所谓的声音开始讲他如何企图排除斯大林并篡夺国家领导权，布拉托夫是他的组织成员之一，为了‘更好的保存’他，他们决定把他放在布蒂尔卡监狱里；布拉托夫当然拒绝承认这一诬陷，但是叶若夫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几小时审讯后叶若夫被带走了，布拉托夫被汽车带到列福尔托沃监狱，逼他脱光衣服后带到地下室去。他在那里看到另一个脱光衣服的人，他认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局长。布拉托夫问：‘要对我们干什么？’这位不久前还是叶若夫的战友很了解这类事情，他回答：‘显然是要枪毙。’但是几小时后，布拉托夫被从地下室叫上去，给了他衣服又把他送回布蒂尔卡监狱。布拉托夫是过了一段时间被枪决的，叶若夫是在比这次还早就被枪决了。”
　　根据А·В·斯涅戈夫的说法，叶若夫是1940年夏天被处决的。最后几个星期他被关在莫斯科市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监狱——苏哈诺夫监狱里，这里关的都是特别“重要的”“人民敌人”。有名的细菌生物学家П·Ф·兹德拉多夫斯基1940年春天也关在这里。负贵他案件的审讯员指给他看一个小教堂的窗户对他说，那里关的就是尼·伊·叶若夫“本人”。（大家知道，当时人民中传说，叶若夫得了精神病，关在精神病院里。显然，这些谣言都是有意传出去的，因为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一种解释，同时这些谣言又是政治避雷器，使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
　　代替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部人民委员的是拉·巴·贝利亚。这无疑是“叶若夫传统”的称职的接班人和继承者。贝利亚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从早期活动时起，他就是可以干出任何罪恶勾当的毫无原则的致力于功名利禄的人。贝利亚作为巴库苏维埃城市公用事业住宅部的一个很不显眼的视察员开始，走上他的可怕的升官发财之途。冒险家巴吉罗夫在国内战争期间吸收他参加了契卡机构的工作。那时苏维埃政权在高加索还不太牢固，所以毫不奇怪，象贝利亚这样的人会想方设法在局势有所变化时保住自己。正如1953年对贝利亚审讯时搞清楚的那样，他早在1919年就和“平等党特务组织”^[1]建立了联系，1920年又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暗探局建立了联系。1921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务部的部长米·克德罗夫^[2]在检查阿塞拜疆契卡工作时（契卡主席是巴吉罗夫，副主席是贝利亚）发现，贝利亚不知是什么原因释放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然而却判处了一些无辜的人。克德罗夫怀疑这是叛卖行为，所以通知了在莫斯科的捷尔任斯基。克德罗夫在信中建议把贝利亚作为不可信任的人予以撤职。但是不知为什么这封信当时没有收到效果。^[3]
　　二十年代后半期，贝利亚被调到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他耍尽阴谋和干尽了罪恶勾当，爬上了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职位，后来又成了整个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
　　1931年以前斯大林自己并不认识贝利亚。当然，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贝利亚的名字。他也无疑知道贝利亚和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拉·卡尔特维拉什维利之间的敌对关系，也知道巴吉罗夫对贝利亚的庇护。斯大林也可能会从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那里听到对贝利亚的尖锐的评价。高加索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高加索人（谢·奥尔忠尼启则、Г·阿里哈诺夫、А·汉德然等）和贝利亚见面时都不打招呼。
　　根据А·В·斯涅戈夫的说法（他在1931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斯大林和贝利亚是在下述情况下认识的：
　　1931年夏天，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突然收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斯大林休养和治疗的专门决议。这次休养的组织工作，找房子等交给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很快就决定斯大林在茨哈尔图博市休养和治疗。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交给了贝利亚。这时贝利亚开始非常积极地活动起来了，他派了许多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到茨哈尔图博，并且亲自领导了警卫团的工作达一个半月之久。在这几个星期内经过和贝利亚多次谈话，斯大林看出他是“有用的”人。
　　9月底或10月初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他没有忘记贝利亚。不久第比利斯（梯弗里斯）收到指示，要求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外高加索三个共和国准备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汇报。但是并没有指明汇报的内容。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三个共和国中央常务局的全体成员都到莫斯科去了。主持政治局的是拉·卡冈诺维奇。斯大林当然也在场，而且显然很不高兴。第一个汇报的是拉夫连季·卡尔特维拉什维利。接着是Г·达夫达利阿尼^[4]代表格鲁吉亚中央作汇报，弗·波朗斯基代表阿塞拜疆中央，А·汉德然代表亚美尼亚中央作汇报。不知为什么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А·В·斯涅戈夫问了坐在旁边的人，他回答说：“谢尔戈为什么要来参加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早就认识这个骗子。”
　　在外高加索来汇报的人讲话以后，斯大林发言了。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斯大林首先讲了外高加索的民族政策、棉花和石油生产。讲话快结束时他转向了组织问题，而且突然提出要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二书记，即拉·卡尔特维拉什维利的最亲近的助手。许多人惊呆了，卡尔特维拉什维利高声说道：“我不能和这个招摇撞骗的人一起工作”。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了卡尔特维拉什维利，其中就有弗拉基米尔·波朗斯基，他不知从什么样的派别利益出发，当时正向贝利亚暗送秋波。但是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多数委员反对了斯大林的建议，因为在这以前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党组织内的名声很坏。斯大林对这样的反应十分生气。他红着脸怒气冲冲地说：“好吧，我们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会议结束了。
　　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常务局成员会后直接去奥尔忠尼启则的住处。他在家里，心情很沉重。大家问谢尔戈，他为什么同意提拔贝利亚，他怎么能再回梯弗里斯。谢尔戈本来想转个话题，但后来忍不住了，说：“我早就告诉斯大林，贝利亚是骗子，但斯大林不听我的，谁也不能说服他。"
　　就在第二天，按“工作程序”通过了关于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员会领导组成和常务局多数原成员命运的决议。拉夫连季·卡尔特维拉什维利被调到西西伯利亚任边区党委第二书记。外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第二书记А·И·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东方黄金》托拉斯经理。Г·达夫达利阿尼被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去学习。А·В·斯涅戈夫被派到伊尔库茨克作党的工作。马米雅·奥拉赫拉什维利被任命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过2—3个月后贝利亚被选为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不久成为外高加索联邦的第一书记。马米雅·奥拉赫拉什维利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马恩列研究院的副院长。在贝利亚转到格鲁吉亚作党的工作不久，那里就开始大批更换党的干部。这吋各区的内务管理局的三十二名领导人担任了各区的党委第一书记。
　　贝利亚牢牢记住了谁反对他被提拔为外高加索党组织的“领导人”。他在1936—1938年期间对这些人进行了报复。有些原高加索的工作人员（拉·卡尔特维拉什维利、马·奥拉赫拉什维利、Е·阿斯里别科夫等）在大镇压年代里专门从莫斯科，甚至从远东带到梯弗里斯受审，并在贝利亚直接领导下受到特别恶毒的刑讯。不过，在这以前，于1932—1935年期间被斯大林提拔和支持的贝利亚就对外高加索党组织简直是实行镇压，残酷迫害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而且使用了那些不诚实的，不正派的，但是会阿谀奉承的干部。贝利亚酗酒纵饮，淫荡无度。他目无法制，不择手段，当时就已经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而且是一个刑事犯了。
　　也许，这个未来内务部人民委员的这些品质对斯大林是保秘的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样。我党许多著名活动家，如：奥尔忠尼启则，奥拉赫拉什维利等人多次提醒过斯大林，表示过对贝利亚政治上不可信任。
　　在中央2—3月全会上格·卡明斯基的发言中也包含着对贝利亚的否定评价。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外高加索就流传着贝利亚和平等党分子有着老关系的说法。根据Е·Д·果戈别利泽的证实，早在1933年列凡·果戈别利泽同拉科巴就谈过这个问题。外高加索党员知识分子中间流传关于贝利亚愚昧无知的事，当时说，“古登贝格时代”以来的书他一本也没有读过。外高加索党组织许多干部写的揭发贝利亚的罪行及道德败坏的信件和通报也都送到了斯大林手里。但是斯大林不仅不指责贝利亚，相反，虽然他自己本性多疑，但仍然把贝利亚这个头号骗子当成自己的心腹。斯大林正是把全国惩罚机构的大权交给了这个早已连最后的一点良心和正直都丢光了的人。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1938—1939年能认识贝利亚真正面目的人还不多。因此对叶若夫撤职和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一事人们还是寄于希望。
　　果然，在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已经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而这些案件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甚至还组织了以安·安·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专门委员会。（安德烈耶夫本人积极参与了 1937—1938年粉碎“人民敌人”的斗争，所以才被选为这类委员会的领导人。）
　　不出所料，在叶若夫被撤职和贝利亚被任命后马上掀起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部新的撤职和逮捕的浪潮。几乎所有叶若夫的最亲近的助手都被逮捕和枪决，内务人民委员部几十名负责工作人员也遭同样的命运。被捕的人当中有象扎科夫斯基这样的人，他是叶若夫的副手之一，长期从事莫斯科，特别是列宁格勒的镇压活动。诺沃西比尔斯克州的内务局局长马里采夫也被捕，他是一个大刽子手。白俄罗斯内务部部长——患迫害狂者别尔曼^[5]也被监禁了。在高尔基市拉甫鲁申和他的州内务局副手卡明斯基和利斯滕古尔特被捕交付法庭审判。
　　多数典狱长亲自尝到自己监狱的制度。（如布蒂尔卡典狱长波波夫、雅罗斯拉夫尔典狱长魏恩什托克、索洛维茨克典狱长等）许多曾以毒刑加人的审讯人员自己受到了同样的折磨。甚至连象雷登斯^[6]这样有名的斯大林和叶若夫的战友也被逮捕和枪决了，他是斯大林第二个妻子娜·阿利卢耶娃的姐夫。1937年雷登斯是莫斯科内务管理局的局长，并领导了莫斯科的大规模的镇压。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内务部人民委员，同样积极参与了粉碎共和国党和苏维埃机构的运动。但不久他自己被捕枪杀了。
　　1939年春夏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干部和一般干部，其中包括叶若夫的亲信和他的司令部的成员，他们过去曾编造了那么多假的、蓄意制造出来的所谓的“阴谋”案件，而现在他们自己又异口同声地老老实实地交待了自己的“阴谋”和准备进行“中心恐怖活动”，即暗杀斯大林。
　　有关叶若夫被捕以后，笼罩着内务部许多工作人员的那种惊惶失措的情形，可举象柳什科夫^[7]这样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干部作例子。根据原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副检察长М·П·巴托格林及苏共党员巴·伊·沙巴尔金及А·В·斯涅戈夫的证实，柳什科夫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反托洛茨基的专门小组，并且在那时就广泛地使用了阴谋手段。1935年正是柳什科夫负责审理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案件。1937年柳什科夫被调到罗斯托夫州任内务局局长，他在这里领导并镇压了党和苏维埃干部。后来柳什科夫被任命为远东内务局局长，在这里他又迫害了当地干部。柳什科夫知道叶若夫和内务部许多其他领导人被捕以后就逃到满洲里，身上带着外币、文件和内务印章。同时他把苏联军队在远东的布署情况出卖给日本关东军的领导机关，他还“揭发”了斯大林的暴行，然而他本人就是这些暴行的积极参与者。

二、1939—1941年期间的局部平反

　　所有无辜被判决的人们及几百万的亲友所期望的尽快进行普遍平反之事落空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对无辜被判决和被诬陷的人进行平反谈得不少（安·亚·日丹诺夫的讲话尤其引起许多受害者的很大的期望），但实际上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有限，只涉及到几万人。斯大林在世时平反工作不可能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因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几十万人已被枪决了，对他们的平反等于承认斯大林自己的罪行。
　　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部分指挥员，这显然是由于军队中指挥干部严重缺乏，1939—1940年因国际形势紧张和苏芬战争而进行的第一批动员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时被平反的主要是中级队列指挥员（不高于师级指挥员）。被平反的人当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如后来的元帅，苏联英雄康·罗科索夫斯基^[8]，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季·阿·梅列茨科夫^[9]，苏联英雄亚·瓦·哥尔巴托夫^[10]大将，第二坦克军团司令、苏联英雄С·И·波格丹诺夫^[11]上将，海军中将和苏联英雄Г·Н·霍洛斯佳科夫^[12]，乌克兰游击兵团政委，苏联英雄С·В·鲁德涅夫^[13]少将，列宁格勒自卫战的英雄Н·Ю·奥捷梁斯基，他因战功荣获两枚列宁勋章和三枚红旗勋章等等。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小儿子列·格·彼得罗夫斯基被恢复了军籍并任命为第六十三步兵师的指挥员。1941年8月在争夺德聂伯河战役中他作为英雄牺牲了。但是具有同样天才的大部分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在战争年代还继续在自己祖国的劳改集中营和监狱中受着折磨，他们几乎所有府人都坚决要求派他们到前线去。例如：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当他的小儿子列昂尼德牺牲后，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释放他的大儿子彼得和С·А·扎格尔^[14]，并派他们到前线去。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信中写道：“反法西斯战争初期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寄到中央请求释放我的儿子彼得出狱，我曾说他将和列昂尼德一样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战斗。我没有收到回信……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任何爱国的因素都会减轻人民在战争中的重担。‘一切决定于人’。对我曾经是最亲近的和遥远的一切，我都失去了，但是如其在鬼知道什么地方丢掉这一切，还不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失掉他们。我再一次请求中央释放彼得·彼得罗夫斯基和扎格尔出狱，给他们机会在前线或后方为红军服务……”但是斯大林没有回信。国内战争英雄，乌拉里斯克英勇保卫战的领导人彼得·彼得罗夫斯基于1942年被枪决了。^[15]
　　部分科学工作者和设计师也被平反了。例如，有名的物理学家Л·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前夕被释放了。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的有：安·图波列夫，В·佩特利亚科夫，В·米雅希谢夫，Н·波利卡尔波夫等十几名其他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被横行的瘟疫吓坏了的斯大林允许在战争期间释放细菌生物学家П·兹德拉多夫斯基，他是我国防治瘟疫的优秀专家之一。细菌生物学家Б·А·季利别尔也被释放了。
　　党、苏维埃和共青团干部被平反的幅度少得多。我们只能提出几个人的名字：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Ф·М·齐亚夫金，维拉·霍鲁热伊^[16]（白俄罗斯人民后来的女英雄）等一些人。
　　对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来说，这些平反只是转移视线的策略。斯大林打算用这种办法安定一下被大规模恐怖手段弄得惶惶不安的社会舆论，并为逮捕和消灭叶若夫给予解释。此外，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少量的平反是强调说明主要镇压活动是正确的，是有根据的。

三、1939—1941年期间的新镇压

　　对惩罚机构新领导说来，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原领导和局部的平反当然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很快恢复了对诚实的苏联人，对党和军队工作人员，对作家和科学家的镇压。诚然，这些新的镇压后来一直没有再达到1937—1938年那样的巨大规模，但斯大林已走上了违法和恐怖的道路，也就再也不能停止或放弃这条道賂。因此，直至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天，镇压和枪杀一直伴随着他。
　　还在叶若夫时期开始审理的成百上千的判处了极刑的案件，在1939—1940年期间予以执行了。有些案件中逮捕和判决的人，原因是被诬陷指控这些共产党员准备暗杀叶若夫，及布柳赫尔、波斯蒂舍夫、埃赫等人，而这几个人当时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可是连这些案件也没有被复查。根据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С·库德里亚策夫的交待而被捕的乌克兰的一些干部也没有被释放，而安·亚·日丹诺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列举出来的诬陷的例子正是库德里亚策夫的交待。（显然，这些交待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人员自己编造出来的，而库德里亚策夫只是在严刑拷打下“承认的”。）
　　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作家和科学家的镇压在1939—1940年间仍在继续。就是在这个时候逮捕了我们前面已提到的：А·В·科萨列夫、尼·伊·瓦维洛夫、Г·К·卡利彼钦科、伊·埃·巴别尔、弗·埃·迈耶尔赫里德、弗拉基米尔·查皮奇，等等。
　　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积极参加者，后来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著名工作人员米·谢·克德罗夫正是在这一时期悲惨地牺牲了，他早在1921年设法揭发过贝利亚。1939年克德罗夫已退休养老了。他的一个儿子在雅戈达时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的一名侦查员，他积极参加了一些审理政治案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广泛地使用了非法的审讯手段。伊·米·克德罗夫在叶若夫时代继续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工作。我们不知道，米·谢·克德罗夫对他的儿子，对亚哥达和叶若夫的活动持什么态度。但是当他知道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部人民委员时，米·谢·克德罗夫和他的儿子一起于1939年2—3月间给斯大林写了几封揭发贝利亚的信。对这些信件的第一个回答是伊戈尔·克德罗夫的被捕和被枪决。1939年4月米·谢·克德罗夫也被逮捕了。
　　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米·谢·克德罗夫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安·安·安德烈耶夫的信，当时安德烈耶夫在斯大林的大镇压机器中也起过不小的作用。克德罗夫写道：“从列福尔托沃监狱阴暗的牢房里我向您发出求救的呼声。当您听到我悲惨的呼声时，请不要置之不理，来保护我吧，请帮助我们除掉那些残酷不堪的审讯吧，揭发错误吧……我是无辜地受着迫害。请相信我吧，时间会证明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这些指控是根据诬陷材料提出来的。我对党对祖国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没有玷污过这个称号，我在党内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奋斗了已经快四十年……然而，今天，侦查人员对我这六十二岁的老人施用了更厉害、更残酷、更加具有侮辱性的肉体上的折磨手段进行威胁。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没有能力承认自己对我的作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们把我说成是最凶恶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对我的迫害，用以来为自己辩解。让党知道，我是无辜的，任何办法都不能使党的忠诚的儿子，至死忠于党的人变成敌人……一切总会有个结束。我已疲惫到了极点。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尽，最后时刻就快来临了。脸上带着可耻的特务和祖国叛徒的金印死在苏维埃监狱中——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极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动了。不能就此结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这样死去，不应该这样死去。党和苏维埃政府都不能允许这样残酷的、无法纠正的不公正事情发生。我相信，当心平气和地、公正地、不用谩骂，没有险恶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进行调查以后，那么，就很容易断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深信，真理和公正会取得胜利。我相信如此，我相信如此。”
　　米·谢·克德罗夫是无罪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就连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也认为他完全无罪。但贝利亚不管有这个决议，仍然不允许释放克德罗夫，1941年10月他被枪决了。而且对克德罗夫的新的判决，在枪决后才补办了手续。
　　我党最老的活动家菲·伊·戈洛舍金于1939年被捕牺牲了，他早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大会上就被选为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三十年代末他是苏联人民委员会议的总调解员。^[17]
　　马·马·李维诺夫被撤职后，又逮捕了一些苏联外交官员。甚至已经开始筹备对所谓“外交部人民敌人案件”迸行审理，但后来这一案件被取消了。
　　因为苏芬战争初期的失利，又有不少军人被逮捕了。如：列宁格勒军管区总参谋长Н·Е·瓦尔福洛麦也夫^[18]失踪了。
　　参加西班牙国内战争的军事干部也普遍地被逮捕了。前面已讲过，这次逮捕浪潮是在1937—1938年间开始的。例如，苏联驻西班牙武官В·Е·戈列夫^[19]被召回莫斯科后就被枪杀了。他是马德里保卫战的真正的组织者（西班牙的米亚哈^[20]将军在组织马德里保卫战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在戈列夫被捕两天之前米·伊·加里宁还在克里姆林宫授予他一枚列宁勋章。
　　象联共（布）中央委员Г·М·施特恩^[21]这样高级的军事指挥员也遭逮捕，而且被枪决了，他是为了接替布柳赫尔担任特别红旗远东军司令员的职务从西班牙调回国的。Г·М·施特恩领导了哈勒欣河战役，他坚持要大大增加远东军的数量。（1941年12月时，在我国东方已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良好的基干部队，它在粉碎进攻莫斯科的法西斯战役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许多远东师被调到西线。）1940年施特恩突然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部防空局局长。但不久也遭到了和布柳赫尔同样的命运。
　　战前不久又有一大批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军人遭逮捕。其中有二十二名苏联英雄和几名两次苏联英雄，包括两次苏联英雄雅·弗·斯穆什克维奇^[22]，他在1937—1938年期间在西班牙指挥了空军，回国后任我国空军司令员。
　　西班牙内战的另一个英雄，苏联英雄巴·雷恰戈夫^[23]也牺牲了，他同斯穆什克维奇一起指挥过苏联空军。斯大林下令枪决了空军旅指挥员，西班牙战争英雄П·И·普姆普尔^[24]，以及其他几名苏联英雄：叶·萨·普图辛^[25]，И·И·普罗斯库罗夫^[26]，Э·沙赫特^[27]，阿尔让努欣^[28]等，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可以完全肯定地说，1939—1940年在苏联被处死的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军官比在西班牙战场死于法西斯子弹的军官还多。在佛朗哥胜利以后逃到苏联的一些西班牙共和党人也被逮捕了。
　　战前不久还有一位著名军事指挥员А·Д·洛克蒂奥诺夫^[29]也被逮捕，后来牺牲了，他曾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波罗的海滨军区司令员。苏联武装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鲍·里·万尼科夫也在战前这些日子里逮捕了，不过只有几个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党的十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斯大林也毫不客气的加以迫害。）
　　1939—1941年在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滨地区也进行了大量的非法逮捕。在苏联这些新的西部地区，除了一些真正的无产阶级敌人、暗探、反动政客、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外，还镇压了几千的完全无辜的人们。在这一些地区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实行了罪恶的迁移出境的政策——把几十万地方人口迁移到东方地区。这样的作法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人民极大的不满，不满反过来又导致更加严重的镇压。所以毫不奇怪，利沃夫，基希讷乌，塔林，里加和其他城市的监狱在战争前夕全部超满额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战争爆发后最初日子里因为手忙脚乱，慌成一团，来不及把一些城市［利沃夫，塔尔图］的犯人撤出来，结果他们就又犯了新的罪行——下令枪杀了这些犯人。死者的尸体都没有来得及处理掉，利沃夫的人民在德国人来到之前赶到监狱里去辨认尸体。这种恶毒的作法更加引起西部地区的无比愤怒，而且这被法西斯和班德拉^[30]分子^[31]广为宣传利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内务部机构罪恶的作法，我国西部地区的抵抗运动在法西斯占领时期发展得很慢。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比我国其他被希特勒军队占领的地区开展得消极得多。）
　　综上所述，斯大林和他的新内务部人民委员贝利亚在1939—1941年期间继续补充他们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清单。

四、国际舆论对苏联三十年代后半期政治镇压的反应

　　国际舆论对苏联三十年代违法行为和镇压的反应值得我们特别提一提。
　　这些各式各样的反应是很矛盾的。
　　理所当然，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报刊广泛利用了苏联政治恐怖的消息，用以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对1936—1938年“公开”的政治审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应则特别多。
　　这些审判案的具体细节和内幕虽然谁都不了解，但是西方观察家、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不难判斯，被告人的绝大部分供词纯粹是一场骗局。西方报刊指出了被告人供词中许多不衔接和矛盾之处，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还有许多在审判中提到的事实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例如，在第一次“公开”审讯时被告人哥尔茨曼宣称，他在1932年去过柏林并在那里见过谢多夫，后来和他商定与托洛茨基见面，他们这一会见是在哥本哈根“布利斯托里”饭店里。但是审讯结束后第六天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发表通告说，哥本哈根没有“布利斯托里”饭店，这一饭店早于1917年就彼拆除了。而且还为此事件建立了一个以美国一位科学家为首的委员会，它证明哥尔茨曼并没有见过托洛茨基，而谢多夫在审讯所提到的日子里没有去过哥本哈根。
　　在第二次“公开”审讯时皮达可夫“承认”自己1935年底在国外的时候，在12月25日夜里乘机飞往奥斯陆和托洛茨基会见。在皮达可夫这一声明的两天之后，挪威《晚邮报》发表通告说，1935年12月间没有一架飞机在供词所提到的飞机场上降落。1937年1月29日另一挪威报纸《工人日报》上发表了该飞机场场长的专门声明，他说1935年12月在皮达可夫所提到的飞机场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多数资产阶级报纸在报道关于苏联恐怖的消息时，对恐怖的牺牲者并没有表示任何惋惜或同情。许多白俄侨民的报纸在发表苏联大镇压消息时，则有着幸灾乐祸的情绪，他们说：俄国的共产党人杀死另一些共产党人。
　　但是，许多自由资产阶级，左倾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别是那里的共产党人觉得莫名其妙，他们不懂在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当中有些继续相信斯大林并支持他的一切论点。另一些人发生怀疑，他们沉默了。只有少数人提出了抗议。
　　里昂·费赫特凡格尔对这一事件的立场是很典型的。他于1937年初到了莫斯科，而且和斯大林见了面，他从莫斯科发出的第一篇文章里，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位“朴实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听到对他的批评时并不生气”的人。费赫特凡格尔列席了“平行总部”的开庭审判之后，他完全同意控告结论的全部荒谬的说法。他在《1937年的莫斯科》一书中写道：“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事件，我是从报纸上和目击者的讲述中了解到的。我亲自出席了对皮达可夫和李可夫的审讯。第一次开庭审讯时我是处在西欧的环境里，第二次开庭审判时我处在莫斯科气氛之中。对第一次案件我的认识曾受了欧洲的影响，第二次我则受到莫斯科的影响，这使我有可能特别尖锐地感觉到苏联和西方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别。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说这些审讯从头到尾是一出悲喜剧，是野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骇人听闻的事件。一批又一批原先是苏联的朋友的那些人在这些审判案件之后成了反对苏联的人。许多把苏联社会制度看成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制度的人，在这次审判事件之后，感到不知所措了，他们感到那颗打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子弹，同时打死了一个新世界。我自己在欧洲时，也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审理所提出的控告，认为不能令人信服。我觉得，被告人的歇斯底里似的交待是经过某种秘密途径取得的。当时整个审判在我看来是一场戏的排演，是一种以非常可怕而且是极高的技巧排演出来的戏。可是，当我出席了莫斯科的第二次审判时，当我看到和听到皮达可夫、拉狄克及其同伙之后，我感到，我的怀疑如同盐在水里一样被溶化了，因为我受了被告人所讲的内容以及他们是如何讲了这些内容的影响。如果说这一切是有意编造出来的，是经过精心安排的，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了。”……
　　西方报刊上的与审判有关的许多文章的作者都在问，在莫斯科进行政治审讯时为什么被告人不但不拒绝承认，而且相反，在交待问题时为什么一个被告总想超过另一个被告呢？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肮脏不堪的、卑鄙的罪犯呢？为什么他们不象一般的被告人在法庭上那样为自己辩解呢？即使他们已被揭发出来，为什么他们不想办法讲一些能减轻自己处境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而是恰恰相反却要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呢？既然他们相信托洛茨基的理论，那么这些革命者和思想家为什么不公开站在自己领袖和他的理论的立场和观点上说话呢？为什么他们现在、最后一次能在群众面前讲话的时候，不去颂扬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应该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值得自豪的，西方评论家们说：可以设想某些被告人是被压服了，但全都被压服了不大可能。
　　里昂·费赫特凡格尔也力图答复这些问题，他在他的书中写道：“在法庭面前所展开的这次审判无疑应被看成是某种党的审判。被告人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党，有些人被认为是党的领导人。如果认为在党面前受审判的人应该和西方一般在法庭上受审判的人一样行动，那么这是错误的。甚至连拉狄克的最简单的失言，他称审判员为‘审判员同志’，主席就马上纠正他说：‘要说审判员公民’，这样的事表现出来的意义是说明审判的内部性质。被告人还觉得他还和党连在一起，所以审讯案件从一开始就带着外国人觉得格格不入的辩论性质。审判员，检察长和被告人——这不仅是一种表面现象——他们还被一个共同的目标连在一起的。他们如同工程师一样正在试验完全新式的复杂的机器，有些人并非出于恶意把这架机器的某一部件弄坏了，而只是因为他们是想把自己改进这一机器的理论试验一下。然而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但是这个机器对他们来说和对别人一样是和他们的心连在一起，所以他们也和别人一起在研究自己的错误。对这部机器的共同兴趣，对它的热爱把人们都连结在一起了。正是这样的感情激起审判员和被吿人相互间的如此友好的合作。”
　　费赫特凡格尔这个说法的无知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不符合起诉的性质。这里讲的不是什么错误，而是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对“党机器”的热爱，而是企图完全毁灭这个机器，说的是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等等。费赫特凡格尔写道：指控托洛茨基和希特勒有关系那是合情合理的。但这里说的不是是否“合情合理”的问题，而是要搞清楚指控是否是真实的。正象戈培尔所说过的，谎话只有当它合情合理时在政治上才会有益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费赫特凡格尔写的关于政治诉讼案的书不仅是不真实的，而且态度是不诚恳的和虚伪的，虽然它当时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都认为它是一份诚实的材料。费赫特凡格尔在本书中自己也承认，关于莫斯科政治诉讼案件内幕的许多方面他还没有弄明白。但是，他马上急于补充了这样的话：“我的话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我想丑化诉讼案件本身及其成果。如果问，我的意见的焦点是什么，那我就援引英明的证论家恩斯特·布洛赫^[32]使用苏格拉底解释赫拉克里特的话中的某些不清楚之处时所说的话来做答复，他说：“我已明白的是美好的。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所剩下的不明白之处也是美好的。”^[33]
　　费赫特凡格尔在解释斯大林安排这次公开的政治审判的动机时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诚恳。因为这些解释破坏苏联在相当一部分西方进步知识界和工人阶级中的威信。费赫特凡格尔却马上放弃了下面的设想，认为：斯大林具有毁灭一切的专横性格，恐怖能使他兴高采烈，他的感情是变态的，充满了权势的欲望、无竭制的复仇心理。他又把这些审讯和……苏维埃社会的民主化连在一起。按他的说法，政府不愿意让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这个国家的民主化。
　　理所当然，斯大林马上利用了费赫特凡格尔的书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本书译成了俄文并在苏联大量发行^[34]，尽管其中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某些畸形表现也有所批评。斯大林这时是利用了费赫特凡格尔的书，把它作成一个很方便的政治避雷器。
　　象罗曼·罗兰这样忠实的苏联的朋友，为了 1936—1938年的镇压活动，感到十分难过。他当时的心情可以从他1938年3月5日写给赫尔曼·哥瑟的信得到证明。哥瑟请罗兰替两个在苏联被捕的人说情。罗兰回答，他已几次在类似情况下力图维护自己的苏联朋友，并且写了信给斯大林，但是没有得到回信。罗兰写道：“高尔基在世时，我还可以经过他办许多事。可是现在我什么也不能办了。显然，‘哲学家’（正如让·雅克·卢梭时代所说的那样）对当权者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35]罗曼·罗兰谈到斯大林及其助手时感叹道：“幸亏事业超过了他们这些人。”
　　罗曼·罗兰处于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他没有公开站出来谴责苏联的大镇压。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监督的专横的制度，是连起码的自由、公正和人道这些神圣权利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制度。我感到：痛苦和愤怒充满了我的心。我压住自己想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写出来的要求。我也处于瘫痪状态了。只要我对这个制度发表那怕是很小的谴责，那些雇佣的敌人……马上要利用我的话，把这些话用他们最罪恶的居心加以毒化以后当作武器来使用。”^[36]
　　斯大林暴行的事实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中有不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有关我国发生的这些罪行的报道。例如，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社会学家萧伯纳一直到死都还继续赞扬斯大林，把斯大林的行为和自己所接近的社会主义思想等同起来。但是萧伯纳也没有能使自己相信德国有死亡集中营的存在。他也不相信，希特勒分子把西欧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消灭了。^[37]
　　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彼特罗·南尼^[38]也没有彻底搞清楚苏联审判剧的彩排。他于1938年在《新前进报》发表的文章中把莫斯科审判案的原因归结为两方面的蜕化：一方面，党的官僚主义和警察式的蜕化，另一方面是反对派的阴谋和罪恶的蜕化。这样，三十年代的镇压在南尼看来，就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了。
　　罗斯福驻莫斯科的特使戴维斯^[39]也没有搞清楚莫斯科政治诉讼案是怎么回事。在一个审判开庭的日子里他给自己的女儿写信说，由于政治审讯的结果，在苏联清除了一次危险的阴谋。戴维斯后来在他的《在莫斯科的使命》一书中也是这样写的。他想让美国读者相信，苏联在战前就粉粹了“第五纵队”。戴维斯在1941年写道：“当我翻阅1937—1938年审讯材料时——我亲身出席了这次开庭审判并且密切注意了审判的整个进程——我看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德国‘第五纵队’的行动方法实际上经过俄国的吉斯林^[40]分子的自我揭发已经暴露无遗了。现在很清楚，这些当时显得如此严厉、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审讯，清洗和清算，乃是斯大林政府力图防止内部政变和外部侵略的坚决而果断的措施的一部分。苏联政府在国内进行了彻底清洗和排除叛卖分子的工作。过去的一切怀疑都在有利于苏联政府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1941年在俄国已经没有‘第五纵队’的代表一一他们都已被枪决了。清洗使国家安定了，使国家避免了叛卖行为。”
　　甚至象丘吉尔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但是他相信的情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暗探局通过西方秘密渠道传出去的阴谋伎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正是要搞乱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舆论的视听。在丘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中可以看到如下叙述：“……俄国的高级人士和德国政府的秘密联系是通过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进行的。这是企图推翻斯大林和建立亲德派新制度的军人和老共产党员的所谓阴谋的一个因素。贝奈斯^[41]总统不失时务地把听到的一切，通知了斯大林。此后，在苏维埃俄国军政机构里马上就进行了残酷的、但可能不是无益的清洗工作，1937年1月进行了一系列审讯，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发表了精彩的讲话。”^[42]
　　众所周知，和莫斯科政治诉讼案进行的同时，托洛茨基企图在美国举行“反诉讼”，以便证明自己与莫斯科对他提出的指控毫无关系，他还想证明审讯时证人和被告人交待的主要事实都是假的。当托洛茨基约请西方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支持他的时候，他们拒绝参与托洛茨基的“反诉讼”行动方案，而且还维护了斯大林。例如：美国在保卫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反诉讼”的宣言下面签字有：西奥多·德莱塞^[43]、希克斯^[44]、雷蒙特、马克斯·莱涅尔、罗宾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斯大林辩护的有：路易·费希尔^[45]和维特·居兰蒂。在美国，维护托洛茨基委员会里的成员主要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在西方著名知识分子中只有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46]参加了“反诉讼”。1937年9月杜威组织的委员会在长期研究了各种文件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说：“在明显的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认为，1936年8月至1937年1月的莫斯科诉讼是纯属假造出来的案件。”但是他们这个决议，注意到的人很少，在西方报刊中几乎是没有人知道就过去了。
　　象赫·威尔斯和安·纪德^[47]这样的西方著名作家也不知所措了。他们不愿意支持托洛茨基，但也不愿意支持斯大林。许多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象萧伯纳一样，不愿意相信从莫斯科传岀来的有关大规模枪杀和死刑的消息。例如：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48]长期不相信关于苏联的那些违法行为的消息。他对费赫特凡格尔写的关于审讯的书的问世是很高兴的。布莱希特认为，现在他找到了最好的解释，所以他写信给费赫特凡格尔说，他的书是西方关于这个题材出版的书中最好的一本。^[49]可是当布莱希特于1941年春天来苏联短期访问，并知道许多德国反法西斯战士被捕，台尔曼俱乐部和李卜克内西学校都被关闭，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老师，他的朋友苏联作家特列季亚科夫被枪决时，他又开始产生怀疑了。就在这时候布莱希特写了一首名为《人民难道无罪？》的诗，其中写道：

　　“特列季亚科夫，我的老师，
　　如此伟大和如此诚实，
　　他却被处决。
　　人民的法庭审判了他，
　　罪名是间谍，
　　他的名字被诅咒，
　　他的书被焚烧。
　　连提到他都非常可怕。
　　大家沉默了。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他有罪，——人民的儿子在回答。
　　他是敌人，——那些厲于劳动者的。
　　工厂和集体农庄也在重复这样的话，敌人，
　　——全体国人都异口同声赘同这样的话。
　　这是世界上最英勇的国家，
　　没有一个人那怕说出一句为他辩护的活。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谁敢怀疑，在人民法庭里就有人民的敌人呢？
　　没有法官的法庭还叫什么法庭？
　　要请去看白纸黑字写着罪行的文件是可笑而愚蠢。
　　胡说！没有这样的文件。
　　叛徒手中握着他清白无罪的一切证明，
　　那无罪的人却没有任何证明无罪的证件。
　　那么，只有沉默吗？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五千人在从事创造，一个人在从事毁灭。
　　也许，投进监狱的五十人中，
　　能找到一个无罪的人？
　　可是如果他无罪呢？
　　如果他无罪，
　　你们怎么敢于竟把他枪决？”

　　（Н·高尔斯卡娅^[50]俄译）

　　西方知识界的许多苏联的朋友陷于不知所措的程度可以从西方著名的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致斯大林、维辛斯基和加里宁的信中看得出来。下面我们列举其中的一封，是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于1938年6月写的。他们三人——伊琳^[51]和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居里^[52]夫妇和让·彼茨安是因为苏联当局逮捕了两名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反法西斯战士而写了信的。信中说：“本信书者是苏联的朋友，他们感到有责任提醒你们注意以下事实。
　　两位杰出的外国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霍乌特尔曼斯^[53]博士（1937年12月1日在莫斯科被捕）和亚历山大·魏斯别尔格^[54]〔同年3月1日在哈尔科夫被捕）受到监禁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科学界的极大不安。霍乌特尔曼斯和魏斯别尔格在科学界是知名人士，所以我们担心，他们的长期被监禁会给与那最近已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威信和打击苏联同西方著名的民主人士之间共同合作的政治运动以新的借口。这些情况更加困难了，还因为那些以苏联的朋友闻名、在敌人攻击苏联时维护过苏联的西方科学家们，对霍乌特尔曼斯和魏斯别尔格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虽然已被长期监禁，但苏联政府迄今并没有给予任何解释。这使我们对你们的这类措施失去了向我们国家社会舆论进行解释的任何可能性。”
　　二十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于1938年5月16日专门写信给斯大林。他抗议俄国逮捕许多受到西方同行的极高尊重的著名科学家。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维辛斯基和加里宁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这类信件和电报都不予答复。
　　西方所有社会党对斯大林恐怖政策采取否定立场。诚然，许多社会党相信了 1937年发生的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伙的“阴谋”。盖世太保千方百计把有关该“阴谋”的“真实”消息送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接近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国侦探系统。这些消息又从法国侦察系统传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手里。但总的来说，欧洲社会党对于歪曲社会主义民主，专横和苏联其它的畸形现象，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显而易见，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迫害行为和法制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党人只是在解释产生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悲剧的原因时才出现了不同意见。某些人认为，苏联国内正在发生往法西斯式国家迅速蜕变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就是消灭那些仍然忠于自己理想的老革命家们。另一些人则认为，苏维埃社会内部正在进行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而斯大林在这斗争中依靠了新一代苏联人，他们渴望作实际事情，而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之类的理论问题之争则毫不关心等等。上层采取的工业和农业革命的措施不可避免要伴随着出现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第三批人认为，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的原因很简单，这只不过是由于斯大林的自大狂和虐待狂所致。
　　在那一段时间里，毫无保留的支持了苏联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共产党的领导，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西方的共产党报刊往往是完全重复着《消息报》和《真理报》所登载的一切。而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解释审讯事件时的主要理由是说：苏联审判是无产阶级的审判，因而不可能是不公正的。西方共产党报刊关于苏联“第五纵队”的报道，按其调子和性质和莫斯科报刊的报道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有关非刑和虐待传闻，全世界的共产党报刊对此都作为恶毒的诬蔑加以否定。甚至当一些外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在莫斯科遭到逮捕，驱逐和枪杀时，共产党报纸则既不过问也不怀疑。应该指出，共产党运动的多数积极分子在那时确实相信，问题乃是涉及在苏联国内消灭危险的人民敌人、内奸和阴谋家。1956年美国共产党员古·迈耶尔在他的书中写道：“那时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相信，斯大林会下令消灭无辜的人，因为他们自己无法设想自己会干出这样的罪行。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取得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功绩：……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巨大成绩、看到多数苏联人民对自己领袖的不容置疑的爱戴和忠诚。因此，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大量罪行的存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如果不赞同对待敌人采取残酷态度，或者如果说共产党人完全不了解对待‘人民敌人’使用了过分作法，那都是错误的。‘严峻的措施’被认为是合法的。怀疑态度则被蔑视为‘软弱’。至于有关苏联的违法行为的报导他们则作为反苏谣言加以驳斥。”^[55]
　　还应该指出，普通工人，包括共产党员工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同意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袖们的这种信心。正如伊·迈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他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流派马上就抓住了来自苏联的有关逮捕和镇压的消息，在工厂里广泛地进行宣传并且得出结论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带来的结果。’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些年里当我见到一些英国共产党员时，他们痛苦地甚至是绝望地向我提岀了和威尔斯向我提出过的同一问题：‘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相信，有这么多老的，有功绩的，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的党员竟成了叛徒。’他们还告诉我说：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如何使工人们抛弃了苏维埃国家，如何破坏了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法国、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荷兰、比利时等许多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56]
　　一些因为害怕受到斯大林惩罚机构打击而拒绝回苏联的外交官和侦察人员致西方舆论界的信和声明也给西方社会舆论以一定的影响。例如，1937年12月有些欧洲报纸（包括米留可夫^[57]的报纸《最后消息》）发表了克里维茨基将军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发给法国社会党的事务委员会，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第四国际常务局的。
　　1937年在国外负责办理苏联军事订货的克里维茨基写道：

　　“十八年以来，我忠诚地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服务，我深信自己也是为十月革命事业及整个工人阶级事业服务。我是1919年参加联共（布）的党员，多年来属于红军的最高指挥系统。后来是军事工业研究所的所长，近两年来在国外完成特殊任务。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一直是信任我的。我曾荣获红旗勋章，而且荣获所谓的‘荣誉钢刀’的称号。
　　近年来，我观察了苏联政府的政策使我越来越觉得忧心如焚。但是我用维护苏联合法利益的思想压制着自己的这种担忧，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我的政府服务，因此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但以后发生的事件使我深信：斯大林政府的政策不仅越来越违背苏联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
　　在莫斯科审讯中，特别是在秘密审讯中，老布尔什维克的最优秀代表被作为间谍和‘盖世太保的暗探’问罪了。
　　现在付诸消灭的人，他们不仅只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们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以及其后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国内战争熔炉中，在饥饿和寒冷中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一代优秀分子。斯大林甚至于冒了使红军没有了指挥的危险，他命令消灭最优秀的和最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等。他象对付其他牺牲者一样诬陷他们是出卖祖国的人。实际上，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破坏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它的国防力量，它的经济，它的科学成就和苏联建设的其它各个方面。
　　长期以来，我力图压制我内心的震惊，反感和忧虑，说服我自己，无论如何应该继续完成交给我的军事工作。我应该承认，我不得不以最大的毅力决定断绝同莫斯科的联系，并且留在国外。
　　在国外期间，我希望自己有可能促进几十万所谓‘间谍’和‘盖世太保暗探’的平反工作，因为他们在实际上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忠实战士。今天统治着国家制度的主宰正在对那些在列宁领导下建立了这苏维埃制度和在他逝世后继续巩固了这一制度的人们进行逮捕，枪杀，流放，消灭。
　　我知道（我已掌握了确实证据），现在已经悬赏取我的首级了。我知道，格别乌为了使我能够沉默，将用尽一切手段暗杀我。在叶若夫指挥下的，已经有几十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正在追捕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我认为我有责任将这些情况告诉国际工人舆论。

　　В·克里维茨基（瓦尔特）
　　1937年12月5日”

　　几天以后，欧洲的许多报纸又发表了原苏联驻希腊全权代表А·Г·巴尔明的类似的一封信，这封信他是寄给《人权和公民权同盟》的。
　　巴尔明在信中写道：

　　“在我拒绝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之时，我认为有责任把以下事实转告你们，我从人道主义及人权出发，对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为苏联政府工作了十九年，我参加联共（布）党已经十九年了，我一直为苏维埃制度奋斗着并且为工人的国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莫斯科的审讯使我感到震惊和恐怖。我不能同意对老的革命领导人判处死刑，尽管他们自己供认了，然而正是他们的这些交待使我的良心受到震动，使我心情十分沉重地产生了疑虑。
　　我对工人阶级及苏联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我曾深信领袖们是不可能有犯罪行为的信念，使我克制自已，和事实妥协了。我当时认为，我的克制是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但是近几个月来的事态使我的幻想破灭了。那些轰动一时的审讯原来却是为大规模的消灭联共（布）干部作准备，即消灭所有那些从事地下斗争，完成革命，进行国内战争和捍卫了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取得胜利的干部。今夭给他们抹黑，把他们交给刽子手了！
　　……为了那些至少还活着的人们，我向社会舆论发出坚决而绝望的呼吁，我对那些假造出来的，卑鄙的指控表示抗议。现在我在想那些在欧洲，亚洲及美国的，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工作的朋友们，和我同样的命运每天都在威胁着他们，在他们面前也摆着一种选择：是回国去迎接死亡还是因拒绝回到祖国而冒险被格别乌在国外的暗探所暗杀，这些暗探不久前还在到处跟踪我。
　　对我来说留在岗位上为斯大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着失掉任何道德准则，就是对每夭在我国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负有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终身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

　　原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发表的与此事件有关的谈话，特别值得提一提。
　　1930—1939年期间著名作家和政论家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爱沙尼亚，丹麦，保加利亚从事外交工作，他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英雄，1917年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主席，后来是海军副人民委员和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员。早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根据В·С·扎伊采夫的证实^[58]），拉斯科尔尼科夫越来越忧虑地看到个人迷信在日益发展，接踵而来的是我党最优秀的列宁时代干部的牺牲。他也注意到起初是叶若夫，后来贝利亚派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暗探总是在跟踪他。1939年7月，他在法国的时候得知，在他的祖国他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且已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于是发表了公开声明，题为《怎样把我变成人民敌人的！》，作为回答。在声明中他坚决维护了自己和其他无辜遭到迫害的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几个月以后，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再一次揭露了斯大林的专横、违法乱纪，以及破坏苏维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行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谴责斯大林对无辜的人们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而特别使他忧虑的是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干部被消灭。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这封信中写道：

　　“斯大林，您开辟了一个在我们革命史中将被称之为'恐怖时代'的新阶段。在苏联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当他上床睡觉时，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夜间被逮捕。真是无一人能幸免。正确的人和犯了错误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和非党员，集体农庄农民和外交全权代表，人民委员和工人，知识分子和苏联元帅——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的旋转木马^[59]上转圈……您一开始，血腥地镇压了原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后来转向消灭老布尔什维克，接着又杀害在内战时期成长的，那些肩负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和非党的干部，而且还组织了对共青团的洗劫。您用和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进行斗争的口号来作掩饰，但是您手里的权力不是昨夭才开始取得的。如果没有您的允许，任何人也不能钻到重要岗位上去。那么谁把那些所谓的‘人民敌人’安插在国家、军队、党和外交的重要岗位上去的呢？……是约瑟夫·斯大林！是谁把所谓的‘暗害者’安排到苏维埃和党的机构的各个环节里去的呢？……是约瑟夫·斯大林！……
　　您借助于肮脏的捏造排演了审判，这些审判按其荒谬程度超出了您在神学校的教科书中就已知道的中世纪对魔鬼的审判。您自己很清楚，皮达可夫并没有坐飞机到奥斯陆去过，马·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托洛茨基也没有干使火车出轨的破坏行为。您明明知道这都是谎言，可是您鼓励您的那些走狗——你们诬陷吧！你们诽谤吧！……造谣中伤总会留下一点什么痕迹的。
　　您在列宁的灵前庄严地宣誓：实现他的遗嘱，要象保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团结。您是一个违背了誓言的罪人！您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您诬陷和枪决了列宁的许多战友，他们都是无罪的人，这是您非常了解的。在他们面对死亡时，您还强迫他们承认那些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而且强迫他们从头到脚把自己抹得漆黑。
　　那么，现在十月革命的英雄们在哪里？布勃诺夫在哪里？克雷连柯在哪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哪里？德边科在哪里？是您，斯大林，把他们逮捕了！……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哪里？……他们都已不在人间了。是您，斯大林，枪杀了他们。您败坏和玷污了您的战友们的灵魂。您强迫那些和您一起走的人踏着昨天的同志和朋友血泊，满怀痛苦和厌恶之情往前走。在您领导之下写出来的假的党史中，您把那些被您害死，枪杀和受尽您的凌辱的人们的成就和功绩窃为己有。
　　在战争前夕，您毁掉了红军，它受到我国人民的爱戴，它是人民的骄傲，是我国威力的靠山。您使红军和红海军没有了领导。您把那些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考验中培育出来的、以光荣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夭才的统帅们都消灭了。您把内战的英雄们消灭了，他们用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改造了红军并使它无敌于夭下。在巨大的战争威胁面前，您继续消灭红军的领导人，消灭红军的中级和下级指挥体系。布柳赫尔元帅在哪里？叶戈罗夫元帅在哪里？……是您，斯大林，逮捕了他们！
　　您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虚伪地恢复了对俄国历史人物的崇拜，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60]，德米特里·顿斯基^[61]，米哈伊尔·库图佐夫^[62]，您似乎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战争中比被您枪杀的元帅和将军会更能助您一臂之力……”

　　正如海军上将В·格利沙诺夫^[63]于1964年在《消息报》上公正地写的那样，这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给作者增添了荣誉。^[64]
　　但是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发表的，因此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 平等党为阿塞拜疆1912—1920年反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后来亦称穆萨瓦特特务组织，因为内战时期，它已变成了英国资助的特务组织。——译者注

^[2]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Кедров，1878年2月12日——1941年10月28日），189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流亡瑞士。1916年秘密回国。1917年3—4月任北波斯苏维埃主席。1918年加入契卡。1931—1934年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6年任军事卫生研究所所长。1936—1937年任神经外科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39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3年平反。

^[3] И·维克托罗夫：《地下工作者·战士·契卡》1963年版第81—83页。关于拉·贝利亚早期的政治生涯还有一些其他材料。有的材料说，贝利亚在平等党的警察局（而不是在侦察机关）工作时，表示愿为布尔什维克地下委员会工作，条件是加入党。这件事是和米高扬协商的，贝利亚被吸收入党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米·克德罗夫的信没有得到结果。

^[4] 加伊兹·所罗门诺维奇·达夫达利阿尼（Гайоз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Девдариани，1901年10月2日——1937年11月12日），早年加入格鲁吉亚共产党。1930—1931年任格鲁吉亚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5]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别尔曼（Борис Давыдович Берман，1901年5月15日——1939年2月22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契卡。1923年加入俄共（布）。1937—1938年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兼白俄罗斯军区特别部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并被处决。

^[6] 雷登斯是著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干部，斯大林的连襟，有关他的情况请参考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译者注
　　斯坦尼斯拉夫·弗兰特斯维奇·雷登斯（Станислав Францевич Реденс，1892年5月17日——1940年2月12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23—1924年任克里米亚格别乌主席。1924—1926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1年任外高加索联邦格别乌主席。1931年5—7月任白俄罗斯格别乌主席。1931—1933年任乌克兰格别乌主席。1934—1938年任莫斯科格别乌主席。1937—193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11月任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11月被捕。1940年遇害。1961年平反。

^[7] 亨利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Генрих Самойлович Люшков，1900年？月？日——1945年8月19日），苏联格别乌特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赤卫队。1918年加入契卡。1937—1938年任格别乌远东管理局局长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叛逃到日本，为日本关东军服务。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日军处决。

^[8]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1896年12月9日——1968年8月3日），1914年入伍。1917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1—8月任第30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8月—1921年任第35骑兵军团司令。1926年起在军队学院任教。1930—1932年任萨马拉第7骑兵师师长。1936—1937年任普斯科夫第5骑兵军军长。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40年平反。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9机械化军军长、布良斯克前线司令。1944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49—1956年任波兰国防部长，期间兼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1957年、1958—1962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高加索军区司令。1968年逝世。

^[9] 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Кирил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Мерецков，1897年5月26日——1968年12月30日），1915年起开始参与工人运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1919—1920年任第14师副参谋长。1924—1932年在莫斯科军区工作。1931—1932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32—1934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1934—1936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参谋长。1936—1937年化名“彼得洛维奇”（Петрович）参加西班牙内战。1937—1938年任红军总参谋部副主任。1938—1939年任伏尔加河军区司令。1939—1940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40年6—8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41年6月被捕，9月获释。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沃尔霍夫阵线司令、第33军军长、卡累利阿阵线司令。1944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45—1947年任远东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1947—1949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39—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6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年逝世。

^[10]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哥尔巴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рбатов，1891年3月21日——1973年12月7日），1912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0年参加苏波战争。1938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获释并平反。卫国战争期间曾任乌克兰第25军团副司令、第226兵团司令、西南阵线骑兵检查员、第24军团副司令、第5突击军司令。1953—1954年任空降部队司令。1954—1958年任波罗的海军区司令。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在莫斯科逝世。

^[11] 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Семён Ильич Богданов，1894年8月17日——1960年3月12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参加苏波战争。1921年参与镇压了安东诺夫叛乱和坦波夫叛乱。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2年徒刑并获释。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0坦克部队副司令、第12装甲军司令、第6机械化军总司令、第9装甲军司令、第2装甲军司令。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8—1953年任苏联陆军装甲化和机械化部队司令。1953—1954年任白俄罗斯军区第7机械化军司令。1954—1956年任斯大林装甲部队军事学院院长。1956年因病退役。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年逝世。1968年完全平反。

^[12] 格奥尔基·尼基蒂奇·霍洛斯佳科夫（Георгий Никитич Холостяков，1902年7月20日——1983年7月21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40年平反并获释。1940—1941年任第3潜艇旅旅长。1941—1943年任新罗西斯克舰队司令。1943—1944年任亚速海舰队司令。1944—1945年任多瑙河舰队司令。1950—1951年任里海舰队司令。1951—1952年任远东舰队司令。1952年12月因一艘S-117潜艇发生事故，导致潜艇全部52人牺牲，被解除一切职务。1953—1969年任苏联海军总参谋部作战训练部副部长。1969年退休。

^[13] 谢苗·瓦西里耶维奇·鲁德涅夫（Семё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Руднев，1899年2月15日——1943年8月4日），1916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赤卫队和布尔什维克。1938年被捕。1939年获释，同年因病退役。1940—1941年任普蒂夫区苏维埃主席。卫国战争爆发后在乌克兰领导了一支游击队。1943年英勇牺牲。

^[14] 扎格尔是彼得罗夫斯基的女婿。——译者注

^[15] 引自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家人所提供的材料。

^[16] 维拉·扎哈罗夫娜·霍鲁热伊（Ве́ра Заха́ровна Хору́жая，1903年9月14日——1942年？月？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5年任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兼西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32年获释后回国。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9年获释。卫国战争爆发后在沦陷区开展地下斗争。1942年被德军逮捕，英勇就义。

^[17] 苏联在宪法制定以前，凡属民事纠纷，由调解部门处理，如调解无效，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故行政各级，除法院外，有调解系统。——译者注

^[18] 伊万·伊万诺维奇·瓦尔福洛麦也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Варфоломеев，1896年4月11日——1948年1月16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副参谋长。1938年5—10月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38年10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5年任第5突击军副司令。1945年任第69军副军长，参加了柏林战役。1948年逝世。

^[19]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Горев，1900年？月？日——1938年6月20日），生于维利日（Велиж），高中毕业后入读彼得格勒铁路工程学院（поступил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нженеров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未及毕业便于1918年参加了红军，曾担任第51旅旅长、第17步兵师师长。内战结束后继续留在红军工作。1925年至1927年曾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8月，化名“桑乔”（Sancho）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10月回国。1938年1月被捕，同年6月20日遇害。1956年平反。

^[20] 何塞·米亚哈·梅南特（José Miaja 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于奥维耶多，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在阿斯图里亚斯与摩洛哥服役。虽然曾参加西班牙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参加叛乱。1936年7月19日任陆军部长。内战期间曾担任中央战区司令。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21] 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терн，1900年8月6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基辅省斯米拉市（Сміла）一个犹太医生家庭。1919年参加俄共（布），同年在红军第46步兵师担任连政委。1929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年担任第7骑兵师师长。1937年1月，化名“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4月回国后，担任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张鼓峰冲突和诺门罕冲突。1939年8月29日被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在苏芬战争期间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1940年6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担任远东方面军司令。1941年6月被捕，同年10月遇害。1954年平反。

^[22] 雅科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斯穆什克维奇（Яко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мушкевич，1902年4月14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立陶宛罗基什基斯（Rokiškis）。1918年年底参加俄共（布），在1918年至1920年间曾在西方战线作战。内战结束后，于1928年担任第2航空旅第43中队政委，1930年担任第2航空旅政治部副主任。1931年担任第2航空旅旅长兼政委。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化名“道格拉斯”（Douglas），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后担任空军副司令。1939年参加了哈勒欣河冲突。1939年至1940年担任空军司令。1941年6月8日被捕，同年10月28日被判处死刑。1954年平反。

^[23]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Рычагов，1911年1月2日——1941年10月28日），1928年加入红军。1936—1937年化名“巴兰卡”（Palancar）参加西班牙内战。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加入联共（布）。苏芬战争期间任第9军航空兵司令。1940—1941年任红军空军总局局长。1941年2—4月任副国防航空人民委员。1941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4] 彼得·伊万诺维奇·普姆普尔（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Пумпур，1900年4月25日——1942年3月23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7—1929年任第17战斗机中队司令。1936—1939年化名“朱利奥上校”（Colonel Julio）参加西班牙内战。1937—1938年任空军作战训练局局长。1938—194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第2空军司令。1940—1941年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被捕。1942年遇害。1955年平反。

^[25] 叶夫根尼·萨维奇·普图辛（Евгений Саввич Птухин，1902年3月3日——1942年2月23日），1918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37—1938年化名“何塞”（Jose）参加西班牙内战。1938—1941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1941年1—6月任红军防空总局局长兼基辅军区空军司令。1941年6月被捕。1942年遇害。1954年平反。

^[26] 伊万·伊万诺维奇·普罗斯库罗夫（Иван Иосифович Проскуров，1907年2月5日——1941年10月28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加入红军。1936—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194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远东阵线空军司令。1941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7] 恩斯特·基里霍维奇·沙赫特（Эрнст Генрихович Шахт，1904年4月14日——1942年2月23日），1918年加入瑞士共青团。1921年7—11月任瑞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1922年任瑞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驻青年共产国际柏林局代表。1922年流亡苏联。1923年加入红军。1936—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40—1941年任奥廖尔军区空军副司令。1941年被捕。1942年遇害。1955年平反。

^[28] 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阿尔让努欣（Фёд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Арженухин，1902年7月15日——1941年10月28日），1920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8—1930年任第3航空旅旅长。1931—1932年任第57航空中队司令。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8—1940年任红军空军参谋长。1940—1941年任空军指挥和导航军事学院院长。1941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9]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洛克蒂奥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Локтионов，1893年8月23日——1941年10月28日），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芬兰团士兵苏维埃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3—1935年任白俄罗斯军区航空兵副司令。1935—1937年任哈尔科夫军区航空兵副司令。1937年8—11月任中亚军区司令。1937—1940年任红军空军参谋长兼副国防人民委员。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1年任波罗的海特种军区司令。1941年遇害。1955年平反。

^[30] 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班德拉（Степ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Бандера，1909年1月1日——1959年10月15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29年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31年成为该组织领导人。1934年企图暗杀波兰内务部长，后事泄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39年波兰沦陷后获释。1941年6月同纳粹合作，在利沃夫建立傀儡政权“乌克兰国”。1941年7月因同纳粹德国意见不合被捕，被软禁在柏林。1944年获释，随即在乌克兰领导了一支反苏游击队。二战后定居西德。1959年被克格勃特工暗杀。

^[31] 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德拉，逃亡国外后，成了法西斯的雇佣宣传机构的领导人。——译者注

^[32]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年7月8日——1977年8月4日），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33] 里·费赫特凡格尔：《莫斯科·1937年》莫斯科1937年版。

^[34] 里·费赫特凡格尔的书于1937年11月23日发排的，1937年12月24日签字付印。

^[35] 《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1期第233—235页。

^[36] 引自Ж·彼柳斯：《罗曼·罗兰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巴黎1968年版。

^[37] 见Э·希尤兹：《萧伯纳》莫斯科1966年版第272页。

^[38] 彼特洛·桑德洛·南尼（Pietro Sandro Nenni，1891年2月9日——1980年1月1日），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Emilia-Romagna）法恩扎镇（Faenza）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15年自愿参军。192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3年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编辑。1926年流亡法国。1936年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回法国。1943年8月返回意大利，参加了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的工作。1944年当选意大利社会党全国书记。二战结束后曾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职务。

^[39] 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Joseph Edward Davies，1876年11月29日——1958年5月9日），美国外交官、律师、1915—1918年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1936—1938年任驻苏联大使。1938—1939年任驻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1945年作为杜鲁门的特别顾问参加波茨坦会议，同年获列宁勋章。1958年逝世。

^[40] 维德昆·亚伯拉罕·劳里茨·约翰森·吉斯林（Vidkun Abraham Lauritz Jonssøn Quisling，1887年7月18日——1945年10月24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1年毕业于挪威高级军事学院。1918年任驻彼得格勒使馆专员。1922—1923年任国际俄国救济委员会哈尔科夫办事处主任。1927—1929年任驻苏联公使馆秘书。1930年加入祖国联盟（Fedrelandslaget）。1931年加入农民党（Senterpartiet, Sp）。1931—1933年任国防大臣。1933年5月效仿纳粹党模式，创立国家统一党（Nasjonal Samling）并担任党主席，但在议会选举中多次失利。1939年起同纳粹德国合作，并于1940年挪威沦陷后组建傀儡政府。纳粹德国垮台后，于1945年5月9日被迫自首。同年9月10日被判处死刑，10月24日被处决。

^[41] 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1884年5月28日——1948年9月3日），1918—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8年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流亡英国。1939—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1945年回国。1945—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48年逝世。

^[42]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莫斯科第226页。

^[43]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年8月27日——1945年12月28日），美国现代小说先驱、现实主义作家。

^[44] 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1901年9月9日——1982年6月18日），美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1925年起在大学任教。30年代初期是马克思主义者，1934年加入美国共产党。为大清洗运动辩护。1939年因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退党。1940年以后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立场。50年代以后彻底沦为反共主义者。

^[45] 路易斯·费希尔（Louis Fischer， 1896年2月29日——1970年1月15日），美国记者、传记作家。

^[46]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现代教育学创始人之一。

^[47]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

^[48]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德国戏剧家、诗人。1918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926年起支持德共，但从未入党。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相继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法国、丹麦、苏联和美国。1947年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再度流亡法国和瑞士。1949年返回东德。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 1954—1956年任德国艺术学院副院长。1956年在东柏林逝世。

^[49] Л·柯培列夫：《布莱希特》莫斯科1966年版第255页。

^[50] 娜塔利娅·维谢沃洛多维奇·高尔斯卡娅（Натэлла Всеволодовна Горская，1928年6月22日——2008年7月24日），苏联诗人、翻译家。

^[51] 伊琳·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1897年9月12日——1956年3月17日），居里夫人的长女，法国化学家。193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52] 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年3月19日——1958年8月14日），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93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53] 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弗里茨”·霍乌特尔曼斯（Friedrich Georg “Fritz” Houtermans，1903年1月22日——1966年3月1日），德国核物理学家。

^[54] 亚历山大·魏斯别尔格—西布尔斯基（Alexander Weissberg-Cybulski ，1901年10月8日——1964年4月4日），犹太物理学家。

^[55] 迈耶尔：《赫鲁晓夫报告和美国左派运动的危机》莫斯科1957年版第10页。

^[56] 伊·迈斯基：《萧伯纳和其他人》莫斯科1967年版第83页。

^[57]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58]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12期。

^[59] 公园中儿童玩耍的大的旋转木马，这里比作斯大林的血腥的镇压机器。——译者注

^[60]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1220年5月30日——1263年11月14日），俄罗斯帝国统帅、政治家。因在涅瓦河打败瑞典人被称为涅瓦河英雄。成功保持俄罗斯统一。1547年被东正教追封为圣徒。

^[61]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顿斯基（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Донской，1350年10月12日——1389年5月19日），1363—1389年任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位期间奠定了俄罗斯的统一。

^[62]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Кутузов，1745年9月16日——1813年4月28日），俄罗斯帝国元帅、军事家。

^[63] 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格利沙诺夫（Васил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Гришанов，1911年4月3日——1994年12月26日），1929年加入红军。1933年进入海军工作。参加了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1964年晋升为海军上将军衔。1987年退休。

^[64]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是在俄侨《新俄罗斯报》于1939年10月1日发表的，即在作者死后。可以设想，拉斯科尔尼科夫把信寄到法国消息通讯社，这个通讯社当时把这一情报提供给许多报纸，包括一些侨民的报纸。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其他向舆论界呼吁的办法。1964年侨居在法国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夫人，把拉斯科尔尼科夫这封信的手稿带到莫斯科交给在作家协会领导下成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遗稿整理委员会。大家知道，拉斯科尔尼科夫死于1939年9月。根据法国报纸的报道，他是从窗户跳出去自杀的（也许是被扔出去的？）。不管怎样，有关拉斯科尔尼科夫死因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