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俄国党内争夺继承地位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一章俄国党内争夺继承地位的斗争

·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 关于党领导人的列宁遗嘱
· 列宁最后的政治声明
· 列宁和斯大林决裂

　　在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后，列宁希望在俄国党^[1]和国家内部各种冲突力量之间找到一种有效的妥协方法，但是未能如愿。工人反对派集团的影响，可以从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的大规模清党上最好地得到衡量。“由于清党结果而被开除出党的有十七万人，即约占全体党员百分之二十五。”^[2]

　　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新当选的党中央委员会便着手更换一年前上届代表大会选出的三人书记处人选，免去了克列斯廷斯基^[3]、谢列布里亚科夫^[4]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5]的书记职务（第三个人曾和布哈林合作编写过许多共产主义教科书）。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对待党内的反对派集团过于仁慈，后来，这三个人都加入了反斯大林阵营。新的书记处由莫洛托夫^[6]、雅罗斯拉夫斯基^[7]和米哈伊洛夫^[8]组成；正是这个三人小组，执行了清洗工人反对派的工作。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后，斯大林后来的副手——安德烈耶夫^[9]、基洛夫^[10]、古比雪夫^[11]、乌格拉诺夫^[12]等人——开始第一次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军队在苏俄生活中不再占主导位置，党机器的地位加强了。不过，军队的组织者托洛茨基已经在俄国广大人民中间成为最知名的领袖，甚至比党的领袖列宁还要出名。他奇迹式地挽救了俄国，使它避免了被入侵的列强瓜分和毁灭的命运。在群众的心目中，他是“常胜的托洛茨基”、“救主托洛茨基”。在俄国，青年人的热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局外人看来，他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他对俄国军队和经济的控制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党内，托洛茨基的地位却并不如此巩固。在他乘坐着总司令火车周游前线的两年半中，他的统治经常和党发生摩擦；他对党的干涉抱着不耐烦和瞧不起的态度。可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把反对莫斯科中央的一切力量都吸引到了自己周围，因为他是最有希望继承列宁位置的候补人。

　　列宁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复杂而变化不定的。他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托洛茨基这样一个有力量的人物容纳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往往联合起来，打击反对他们的较小人物。可是，与此同时，他却不愿意让托洛茨基在党内或共产国际内占据中枢地位。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中央委员会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党内各集团调和一致。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就以此为主要议程。大会决定加强党的书记处，其方法是设立一个总书记，把三人中的另两个人降为总书记的助手。约瑟夫·斯大林于1922年4月2日被任命为总书记。这时，斯大林无疑是列宁看中的人；这部分因为斯大林也是党官僚们看中的人，这些官僚不仅要求有一个坚强的人来打击阶级敌人，而且要求有这样一个人来对付工人反对派，防止托洛茨基对党机器的任何侵蚀。

　　1922年，斯大林在俄国党内有一个良好的名声。他是列宁的亲密学生和朋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来自下层；在党的领导人流亡国外期间，他曾经住在俄国；他既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理论家或演说家。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组织工作者，彻底讲究实用主义，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完全不同于那种欧洲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斯大林是党内干部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在这一点上，他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都要高出一筹。他是上层领导干部熟悉的人；在中央委员会中，他熟练地处理着繁杂的党内事务，同时力求（而且往往能成功地做到）使地方和中央党组织之间融洽相通。既然党的干部要他担任总书记，列宁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或个人理由硬要另选别人。

　　5月26日，列宁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发作；党领导机构把这件事瞒着一般党员。经常关心同志健康的列宁本人，一直具有无穷的精力。现在，他竟病得如此严重，以致很难断定他是否再能视事。于是，一场争夺继承权的纵横捭阖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了。正因为托洛茨基是当然继承人，党的上层才联合起来反对他，而这也就变成斯大林获得成功的历史性机会。

　　加米涅夫继承了列宁的政治局主席职位，他和他的另一个自我，季诺维也夫，共同担任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头脑。在这段时期，他们对待斯大林有一些傲慢，打算把他变成替他们协调党内工作的工具。在较年轻的领导人中，布哈林支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拥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党组织的领袖，加米涅夫则领导着莫斯科党组织；控制着俄国两个首都的党组织，他们相信自己在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都肯定会居于多数。

　　在短时间内，斯大林似乎也甘心服从政治上的长子继承权法则，让季诺维也夫去决定政策。他只全力集中在两项组织工作上：第一，充分利用首都和外省之间天然存在的矛盾，把地方党组织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第二，把组织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契卡”^[13]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掌握之下。

　　中央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惩罚和清洗党员的机构，它的职能同契卡的工作是互相交错的。每一省都有自己的监察委员会，它们直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这个监察网和党分庭抗礼，而且比党本身还要危险，因为它的工作是保密的，并且利用警察方法。一个监察委员会可以用党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任何它所不满意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并且剥夺他的苏维埃法律地位。斯大林利用喀琅施塔得以后的清洗，挥舞着党和监察委员会这两个权力工具，终于把党领导阶层中一切和他不一致的人都压服或驱除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七人团中的四个人，变成了斯大林掌权的基础。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斯大林本人，自我委任的组织局代表，另外三个人是什基里亚托夫^[14]、柯罗斯捷辽夫^[15]和穆拉洛夫^[16]。

　　斯大林的所有这些活动一部分是瞒着其他领袖进行的，被人们看到的那些活动也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他不断无情地指出托洛茨基的危险，在其他领袖的眼前，他就以这种方式巧妙地进行活动，使自己采取的步骤得到赞同。在1922年，托洛茨基的参加政治局变成了仅仅是一种形式。一切问题都是在政治局成员背着托洛茨基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决定的；在地方上，则借口为了防止可能的政变必需采取一种安全措施，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1922年8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举行后隔了几个月，又召开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检查党对工人阶级的关系。列入议程的有修改党章、工会任务、合作社任务、新经济政策下的反苏维埃政党等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作出的决定都以加强党的垄断地位为目的。“经过考验的，可信任”的共产党员应该被安排到工会中，以消除“共产党工会领导人和企业经理之间的彼此疏远和敌视”。党内几乎已经被完全打垮的工会反对派，再次企图至少在一个领域中获得有限的活动自由。他们主张工人的合作社同国家合作社的中心组织——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社——分离。

　　党对工厂食堂、卫生站、幼儿园、疗养院这类机构的控制，是控制工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因为分配给一个工厂的食物数量，是同它拥护党的热情、对党唯命是从的程度成正比的。在全面退却的情况下，工会在这样一个小问题上作了最后一战：至少使工人的吃饭问题脱离书记处的严格控制。斯大林认识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一种自治，也会妨碍他的执掌大权，因此作了坚决反对的回答。“我们必须加强国家贸易组织，”会议答复道。在保护新经济政策的虚伪借口下，自治的工人合作社遭到反对，其理由是，它们将会疏远农民合作社，而根据当时流行的逻辑，“这就会便利各种资产阶级反苏维埃分子的活动”。

　　工会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不信任国家组织，你就是不信任党。如果你不信任党，你就是国家的敌人，你就参加了资产阶级反革命。

　　“利用目前影响了工人阶级处境的国家经济困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政党企图进行这样一种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即诬蔑苏维埃政府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正在蜕化和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实行一种独立于苏维埃政府政策之外的自己的政策。这种反苏维埃的宣传在党内个别软弱和不坚定的分子、特别是前‘工人反对派’分子中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17]

　　身体不能很快好转的列宁认识到，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再不能全部担当起以前的工作了。在处于他自己的政治控制之下时还可以用得的斯大林，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他在卧病期间体会到了清党的影响、喀琅施塔得以后危机时期的痛苦；他开始修正自己对国家党垄断的看法。譬如说，他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警告欧洲同志不要机械地效法俄国的那篇演说，就是由于清党有感而发的。在对斯大林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列宁消除了他和托洛茨基的疏远。这两个最高领袖——一个由于患病，另一个由于党内的纵横捭阖，都被夺去了权柄——就在这种情况下和解了。

关于党领导人的列宁遗嘱

　　列宁曾短期恢复视事，但在12月16日，他的病又二次发作，这时大家都很清楚，列宁积极活动的生活已经完结。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进入了尖锐手段。在他卧病的最后阶段，列宁注意到了党领导机构内危机的发展；在他看来，继续实行集体领导具有无上重要的意义。

　　在1922年，感到深切忧虑的列宁曾经就谁来继承他的问题，和他所有的政治密友讨论过许多次。对政治局的每一个成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权衡了他的长处和缺点。分裂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和共产国际的毁灭，是作出一切决定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托洛茨基在候补继承人的名单上列居首位。他在国家行政官员、军队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中深受拥护；在共产国际中，法国党赞成托洛茨基为候补人。不过，他在共产国际中也面临着强大的反对派；在1922年，当拉狄克吹嘘着托洛茨基是未来的全党领袖时，他在欧洲得到的是一种不冷不热的反应。人们害怕托洛茨基那种过分严格的纪律，害怕他从上面进行毫不容情的干预；当时，还没有人把他看成党的民主派。

　　列宁既不希望托洛茨基或斯大林，也不希望另外某一个人在他死后成为俄国党的领袖。他不希望实行个人领导；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最高级干部有能力单独领导党。他尤其担心季诺维也夫会被撤销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职务。

　　在一般党员们的眼中，季诺维也夫有许多短处。他对待十月起义的态度，尽管在这时期从没有被提出过，却仍然有损于他作为“坚定革命家”的声誉。^[18]在列宁格勒，工人反对派的力量特别强大，因此，他在该地的统治给他招来了许多来自下层党员的批评。最后，共产国际组织在俄国党领导阶层中是普遍不得人心的，共产国际的经常失败和无休止的内讧使他们感到厌倦，他们对它在政治局中的代表所抱的态度，便反映了这种情绪。在共产国际中，对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俄国党的事务等等，讨论起来比较自由，而且可以进行无知的、天真到粗暴地步的批评；与此同时，负责的俄国领导人、地方上的党内首领、企业经理、和行政官员，却身受纪律的严格束缚，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置一词。共产国际的不良声誉没有提高季诺维也夫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一个不完全受俄国机器控制的国际组织，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内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就是由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造成的。从一开始起，斯大林便害怕季诺维也夫会组织他的“外国人”反对总书记。

　　列宁在第二次发病一星期后，口授了一封就领导人问题致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据托洛茨基说（他的记忆无疑是最准确的）：

　　“所谓的遗嘱是分两次写的，中间相隔十天：第一次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在1923年1月4日。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份文件：为他的口授作记录的速记员沃洛季契娃和克鲁普斯卡娅^[19]。在列宁还有一线好转的希望时，克鲁普斯卡娅始终秘藏着这份文件。”^[20]

　　直到一年以后，1924年5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克鲁普斯卡娅才把这封信交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当时，克鲁普斯卡娅和季诺维也夫最为接近，因此，他至少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后就知道了这份文件。遗嘱对他的支持最大，因此，他希望把它公布出来以打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当时这两个人正在和季诺维也夫作斗争，在政治局内从不同的角度排挤他。他最怕的就是军队的组织者托洛茨基和党的组织者斯大林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他本人——共产国际的组织者。但是斯大林——在这类事情上玩弄阴谋诡计的大师——阻止了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作为一种妥协，这封信在各地代表团领导人参加的代表大会高级领导人员会议上宣读了，只是在这个会上，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才第一次听到它。^[21]

　　遗嘱的全文如下：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这种措施一般是可以采取的。因为，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22]）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很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阴谋中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极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是我希望，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也是极难以置信的事。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到一百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

　　当然，对两人的评语只是就现时来说的，同时假定这两个卓越而忠诚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1922年12月25日

　　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1923年1月4日。”^[23]

　　写这封信的目的仍然在于以“一般是可以采用的措施”来防止分裂——《俄国思想》杂志所体现的反苏维埃力量把希望寄托于其上的分裂。以工农两个阶级的联盟为基础的党，有一天也许会由于这种联盟的破裂而分崩离析。不过，列宁在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纯粹个人特性”引起的更近的危险。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首先使列宁感到不安的，是总书记掌握的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十天以后，这个评语更为加强了：“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是……”但是在列宁看来，托洛茨基从另一个角度代表了同样的危险。“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却“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认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全都是——如果不是同等——危险的人物；不论是由他们中间哪个人来领导，组织权力都会过分发展，从而有可能蜕变为个人独裁。作为一种反措施，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五十至一百人，强调扩大集体领导的必要性。^[24]

　　在遗嘱的最后几段中，列宁对政治局的其他重要成员作了品评，值得重要的是，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个人没有因为他们的目前表现而受到批评。他提到十月事件，只是为了再次强调不应该利用这件事攻击他们。这最能表明列宁在1922年对待他们的态度。

　　早在列宁去世前，已经建立了预定要继承他的领导集团——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人小组。^[25]这种由于害怕托洛茨基而勉强结成的联盟，始终没有能搞得很顺利，在此后的几年中，季诺维也夫将一直摇摆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枉费心机地谋求政治领袖的这样一种结合，能够抵制各种危险的趋势和潜流。对他这个列宁的学生来说，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继续统治，是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延续分不开的。

列宁最后的政治声明

　　在1923年的头两个月，列宁以极大的努力连续口授了五篇文章对苏维埃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最后忠告。列宁最后的这几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为人注意的，这一部分由于它们是用党的语言写给党员看的东西；列宁不希望挑起非党工人来反对党。

　　这些文章之一，题为《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26]的一篇，建议把新近成立的，由俄国普通工人农民组成的检查院，同党的最高法庭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这种合并将会削弱该委员会同秘密警察的联系，使非党的“厨子们”能对党员的政策和作风实行监督。

　　在第二篇《宁肯少些，也要好些》^[27]的文章中，列宁指责臃肿的官僚机构既浪费钱又没有效率：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

　　列宁所关心的，不仅是权力日大和日益腐败的国家官僚对工人阶级的关系，而且担心苏维埃国家和农民之间可能发生分裂。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

　　这两篇文章中的批评，在另一篇题为《论合作制》^[28]的文章中得到详尽补充。在后一篇文章里，列宁实际上重复了刚在几个月前被宣布为非法的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并且使这种批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认为，单是由下而上地建立壁垒来防范契卡侵犯党的职权是不够的；需要做的乃是以其他组织形式来代替国家党。

　　“未必每个人都会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费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

　　这样，在国家党统治时代方兴未艾之际，在人民和国家官僚之间的疏远和敌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苏维埃社会应该以全体生产者的合作社为主要基础的要求——这是工团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喜爱的一个老公式，照布尔什维克党一向的观点来说，它不过是另一个世纪的可笑要求。列宁的这些表述也是对半合法的工人反对派——在这一时期，其主要人物为加布里埃尔·米亚斯尼科夫^[29]——纲领的反应。

列宁和斯大林决裂

　　到1923年初，也就是列宁第二次发病以后，斯大林便加紧了他的统治。在把监察委员会和契卡合并的过程中，他更重视后者。在这几个月中，他开始为党的领袖设置个人档案，记下他们的种种缺点、错误以及对革命斗争曲折过程的反应。对于每一个党的干部和共产国际的知名人物，斯大林的秘密档案柜里都给预备了一份详细的档案，正是这个秘密档案柜，成了斯大林逐步控制住全党的基础。

　　病情严重的列宁，对于党内这种新的警察控制，一时还不能够领会其全部意义，但他所知道的东西已经足以使他万分吃惊了。列宁一天比一天衰弱，斯大林便一天比一天大胆，而当斯大林以他那“粗暴”的方式这样争夺个人权力的时候，列宁也修改了自己在“遗嘱”中对他的看法，即基本上认为他应该同托洛茨基平分统治权。1922年底和1923年初，在那些使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达到分裂地步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格鲁吉亚问题。

　　格鲁吉亚共和国原来由孟什维克统治，它的独立已经在1920年5月被莫斯科承认。但到1921年2月，红军便占领了格鲁吉亚，这完全出自斯大林个人的意见，因为对他说来，自己的故乡被孟什维克统治是不可容忍的；同年7月，斯大林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第比利斯，孟什维克被逐出政府和流放，但是，乡村中的农民以及第比利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顽强地抗拒莫斯科的苏维埃化。就连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都建议让格鲁吉亚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只是通过友谊和莫斯科联在一起，而不是屈居于它的统治之下。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遭到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代理人奥尔忠尼启则^[30]领导下的契卡人员的无情镇压。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打算向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申诉，但又受到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阻挠，他们设法不让列宁听到全部真相。可是，列宁感觉到了分歧是如何深刻，因此自行搜集资料，决定站在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方面出面干预。他打破党的一切惯例，在3月6日越过政治局直接向格鲁吉亚支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姆季瓦尼^[31]、马哈拉泽^[32]等同志（抄发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在这件事上完全支持你们。奥尔忠尼启则的跋扈以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使我极端气愤。我正在为你们的事起草演说和准备材料。

敬礼！

　　列宁”^[33]

　　据托洛茨基说，列宁还在同日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宣布和他断绝一切个人关系。

　　“加米涅夫刚去看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是她要她去的。她非常惊慌地告诉加米涅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向他的速记员口授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是要和他断绝一切关系。’引起这一举动的直接原因是半私人关系性质的。斯大林一直在设法使列宁和一切消息来源隔绝，在这方面，他曾经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表现得非常粗鲁。‘不过，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的，’克鲁普斯卡娅接着说。‘他如果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粉碎斯大林的话，他一定不会作出断绝个人关系的决定。’”^[34]

　　在口授了这两封信三天后，也就是3月9日，列宁的病第三次发作，这次发病比前几次都要严重，使得他不可能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在政治局突然陷入的慌乱情况下，格鲁吉亚问题被草草处理完毕，每一个人的注意力这时都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上，由谁来继承列宁？

　　在列宁第二次和第三次发病之间，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的处境愈来愈困难和复杂。列宁一天还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三人小组便一天保持着看守政府的性质。可是，当情况表明他们的统治多半不会因为列宁的康复而结束时，他们在列宁死后政治局组成人选的问题上就彼此各怀异心了。季诺维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拥护，托姆斯基给予他以消极支持，而斯大林支持他的态度则一天比一天暧昧。“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束缚了斯大林……他们从来不逾越某种界限。”^[35]

　　列宁不能积极参加活动后，托洛茨基的地位有了提高。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刚要召开时，政治局采纳了他关于工业任务问题的意见，同时作了强调党有必要领导国家机器的某些补充。连斯大林都表现出对托洛茨基新地位的承认。当时曾讨论由谁来代替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第一个这样说：‘政治报告当然由托洛茨基同志来做。’”^[36]托洛茨基客气地拒绝了，并且提议由总书记做报告。被他们两人紧紧夹攻的季诺维也夫，好容易才换成选他做报告人的多数。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1923年4月17日于莫斯科召开，这是第一个由斯大林的书记处控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大会。当季诺维也夫做报告时，围绕着他的——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是一片阴森森的沉默”，这表明，从此以后，党的统治者不再是政治领袖而是组织工作人员了。

　　在他的组织报告中，斯大林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必要性上。毫无疑问，发动机必须是党，它必须通过苏维埃、共青团、合作社、工会等“杠杆和传送带”来带动国家机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由于和斯大林有联盟关系，对于他这样解释党的作用未置一词，但托洛茨基对此提出异议，一个工人反对派集团散发的一份匿名政纲也反对这种解释。为了实现这一报告，重新划分了全国行政区，使党在地方上得到更多权力。作为一种讽刺性的补充，大会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监察委员会合并，以古比雪夫担任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这种安排下，工农检查院便连思想带组织都被消灭了；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表面上接受列宁的做法更能表明，日益飞扬跋扈的党机器是如何不把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放在眼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从七人增至五十人，另有候补委员十人——所有的人都是斯大林的亲信，而根据为它新规定的任务，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专门对付党员的“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工人反对派和工人真理派这两个反对派集团遭到谴责，说他们胆敢和国外建立联系，图谋组织一个第四国际。工人真理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散发声明，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目前只是徒有其名，它已经在内战后被国家党摧毁。1923年夏，这两个集团都被正式开除。

　　在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暗中进行的斗争，在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论争中公开暴露出来。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支持格鲁吉亚代表希望扩大地方自治权的要求，但却遭到斯大林的粗暴斥责，他在会上大谈特谈“地方沙文主义”的危险。随着党的权力日益增长，民族抗拒在一切边区都变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主要代表工人组织的大俄罗斯中心和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抗，总书记就利用这种状况来排除异己和树立个人统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研究怎样来对付各地的民族叛乱。早在这一年年初，基洛夫已被派往阿塞拜疆，以加强那里的中央控制。会议认为，新政策的执行在土耳其斯坦最没有成果。其次是乌克兰。“‘我认为乌克兰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斯大林同志说。”^[37]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表面上没有变更政治局内的均衡形势，却把斯大林从三巨头之一提上第一把交椅。季诺维也夫回到了他的共产国际岗位时，他明白党内危机并没有过去，深深为此担忧，但竭力不让共产国际知道这种情况。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同来到莫斯科要求指导和仲裁的德国同志商谈。正是在俄国党内争夺权力的角逐日益展开的这种环境下，德国代表们由于本国已面临着一个决定性关头而来到莫斯科求助，以便向德国资产阶级发出最后的打击。

^[1] 本书从现在起，凡是提到俄国党的地方，“党”这个名词概用大写（指外文写法），以表明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中独一无二的权力工具——国家党。——原注

^[2] 〔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319页。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50页）记载的数字甚至更高：“有二十万人——如果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按七十三万人计算，这个数字便几乎达到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开除出党……在外省的清党工作中有某些过火的地方。”——原注

^[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4]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Серебряков，1888年5月30日——1937年2月1日），出生在萨马拉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在多地领导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11月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红军政治局局长。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局委员。1922—1924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6年8月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2月1日遇害。1986年平反。1987年恢复党籍。

^[5]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年2月15日——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大主教家庭。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4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是“缓冲集团”成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及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1—1923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起草和签署“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1932年与伊万·尼基希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重新入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再次被捕，7月13日遇害。1988年平反。

^[6]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乌共（布）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再次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7]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8]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94年12月7日——1937年9月26日），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7—1918年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和莫斯科契卡主席。1918—1920年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2—1923年担任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1932年担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副建筑经理，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遇害。1956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10]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1904年底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10月被选为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捷列克苏维埃委员。1919—1920年任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独立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全权代表。同年又受命率苏俄代表团在里加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

^[11]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年5月2日——1935年1月25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斗争。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3年、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6年任苏联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制定执行了苏联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193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病逝。

^[12] 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1886年12月5日——1937年5月3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1911年在军队服役。一战爆发后入伍，1914—1916年在部队任士官。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与留京等人秘密组建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1933年被捕。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3] “契卡”这一名称是由俄文“非常委员会”一词的开首字母拼成的。它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以后数次改组，相继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GPU）、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OGPU）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简称NKVD）。后来到1946年，它又被分为内务部（简称MVD）和国家保安部（简称MGB），前者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强迫劳动的工业化事务，后者则负责苏联国内外的谍报和反谍报工作。国家警察这种经常改变名称的情况，既反映了它的周期性改组，也怀有故意要乱人耳目的目的。它的名称从“非常”委员会到“总”局，最后到“内务部”，所显示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原注

^[14] 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Матвея Фёдорович Шкирятов，1883年8月3日——1954年1月18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一战时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军事局成员，图拉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20年任服装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1—195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52—1954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4年逝世。

^[15] 格奥尔基·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斯捷辽夫（Георг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ростелёв，1885年4月1日——1932年3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12月领导了萨马拉工人大罢工。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8年1月担任奥伦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奥伦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4年任吉尔吉斯共产党（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吉尔吉斯局书记。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维亚特卡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逝世。

^[1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爆发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了莫斯科士兵苏维埃，同年9月任莫斯科士兵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10月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是莫斯科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7—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20年进入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4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1925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鄂木斯克。1929年被流放到新西伯利亚。1936年1月投降，同年4月17日被捕。1937年遇害。1986年平反。

^[17]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69页。——原注

^[18] 1917年10月20日和23日，在中央委员会筹划发动政变的两次决定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反对列宁的主张，即布尔什维克应该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他们的反对根据两点理由——第一，布尔什维克不应该打算单独夺取政权，因为他们如果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获得成功，就只能依靠恐怖手段保持政权，从而也就会破坏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第二，国际形势还不够有利。10月24日，他们向党的最重要的几个区委会宣布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于10月31日在孟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鼓吹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成立联合政府。列宁建议把这两个破坏党纪的人开除，但这一建议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他们的观点受到党内很大一部分人的拥护，其中包括另外好几个中央委员，如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等。
　　11月17日，也就是起义十天以后，这五个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一篇抗议新政府政策的声明：“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11月14日通过一项决议，废除了它和参加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其他政党就成立苏维埃政府问题达成的协议……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得以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经过修正的决议，这项新的决议本来可以成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但是在此以后，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坚决不容许各苏维埃政党共同组织政府，而要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为此，它不惜让工人和士兵付出任何代价，绝大部分无产阶级都渴望各民主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迅速结束，可是，中央委员会目前却违背他们的意志，硬性实行这种灾难性的政策。我们不能为这种政策负责，因此，为了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请求工人和士兵支持我们的口号，我们特辞去中央委员会中的一切职务。一切苏维埃政党的政府万岁！”（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616页。）〔查中文本《列宁全集》第26卷有关部分，并未附此原件，上文均系译者自译。——译者注〕
　　几星期以后，这一分裂得到克服。上述五人都回到中央委员会中，不论是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都没有因为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的最重要关头有过这种重大分歧而介介于怀；他们的和好是彻底的。可是在1923年，托洛茨基在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和斯大林组成了三人小组，参看下文第17章）的斗争中，却利用了这一事实。在三人小组破裂后，斯大林也采用了这种论战手法，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斯大林主义者所编造的重要神话之一——即早在1917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开始背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原注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加入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9]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0] 托洛茨基：《被隐瞒的列宁遗嘱》，纽约先锋出版社1946年版，第14页。——原注

^[21] 直到1926年10月18日，马克斯·伊斯特曼把这份遗嘱的全文送交《纽约时报》发表以后，广大公众才第一次知道有遗嘱的存在。伊斯特曼在他的《列宁死后》一书中转载了这一文件，当时，托洛茨基正在为反对派取得党内合法地位而斗争，因此同意斯大林集团的要求，驳斥伊斯特曼在这一问题上的攻击。不过，他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发表声明，以致肯定了伊斯特曼所谈的事实，即的确有这样一封信存在，而且这封信经过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某些代表的讨论。托洛茨基写道：“伊斯特曼的书里有几个地方谈到中央对党‘隐瞒了’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问题的书信、著名的‘遗嘱’等等），这无非是对我们党中央的诬蔑……列宁同志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无论就他对党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党本身的性质来说，都不可能有这种‘遗嘱’。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通常提到的‘遗嘱’，就是列宁同志的一封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提出的建议的信（已经被〔伊斯特曼的文本〕歪曲得面目全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像对待所有其他书信一样，也非常重视这封信，并根据这封信做出了适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结论……不管伊斯特曼的动机如何，这一本拙劣的著作总是反革命的工具，它只能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凶恶敌人服务。”（《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维也纳，1925年9月3日，第5卷，第68期，第1004—1006页。）——原注〔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0—151页。——译者注〕
　　两年以后，当俄国党内的斗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斯大林感到有义务回答人们再三提到的列宁遗嘱这一问题时，他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三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经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把它公布……有人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11月17日，第7卷，第64期，第1428—1434页。）——原注〔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9、151页。——译者注〕斯大林在他1929年反对布哈林的斗争中，也提到甚至引用了遗嘱中的话；参看他在中央委员会四月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英文本，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版，第116页），在这篇演说中，他引证了1926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4卷，第66页）——原注〔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1—62页。——译者注〕
　　马克斯·弗雷斯特·伊斯特曼（Max Forrester Eastman，1883年1月4日—1969年3月25日），美国文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师从约翰·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协助约翰·里德发表《震撼世界的十天》。1922年访问苏联，反对斯大林，并将“列宁遗嘱”和《俄国革命史》引入美国。三十年代后期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公开反对越南战争。1969年在布里奇敦逝世。

^[22]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奥登堡（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1888年6月29日——1940年4月28日），俄国记者、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亲近十月党。1918年参加白军。1920年流亡法国，同司徒卢威合作出版《俄国思想》等反共杂志。1940年死于法国。

^[23] 参阅《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16—618页。——原注

^[24] 在第六次和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之间——也就是说，从革命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起到列宁提出建议为止——中央委员人数增减很少，一直都在二十五人左右。同一时期，候补委员人数从一人增加到十九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9—540页。）——原注

^[25] 原文为“Troika”，是党的语言中常用的一个譬喻；原意为构成一组的三匹马，或是由它们牵曳的车子。——原注

^[26] 《列宁选集》，英文本，第9卷，第382页以下；完稿于1923年1月17日。——原注〔参阅《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6—440页。——译者注〕

^[27] 同上，第387页以下；完稿于1923年2月9日。——原注〔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1—455页。——译者注〕

^[28] 同上，第420页以下；完稿于1923年1月6日。——原注〔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430页。——译者注〕

^[29] 在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米亚斯尼科夫已经被开除出党。他的纲领基本上和萨普龙诺夫—施略普尼柯夫集团的纲领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要求的政治民主更为广泛。“米亚斯尼科夫……党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主张让一切人——从保皇党直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56页。）
　　在被开除后，他随着一个贸易代表团被派到柏林，在那里，他会见了马斯洛夫以及德共左派和左派脱党集团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其他领袖。他向这些领袖介绍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在他们面前描绘了一幅非常令人沮丧的图景。斯大林发觉了这些情况，他认识到，俄国左派和德国左派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征兆。被契卡在1923年驱入地下的米亚斯尼科夫集团，继续组织一个全国范围的工人反对派。1927年，米亚斯尼科夫本人越过波斯边界逃到国外，1933年以后抵达巴黎。
　　米亚斯尼科夫生于乌拉尔，原来的职业是五金工人。当我在1939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尽管他的法语程度很低，他已经能很好地适应一家巴黎工厂中的生活。在战争开始时，他参加了进修学习，并以工程师的资格毕业。
　　在1928—1929年期间，米亚斯尼科夫写过一本反对俄国国家党的书，题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失败》，但这本书并未出版，只有很少几章曾发表在一个左派小杂志上（《欧罗巴月刊》，巴黎，1939年2月号，第12—16页）。他写道，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当苏俄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候，存在着好几个苏维埃政党。这种多党制丝毫也没有削弱苏俄的国防，而是相反地加强了它。通过他们的各种政治组织表现出来的俄国大多数人民的合作，产生了为度过这一困难时期所必需的热情。外国干涉的危险过去以后，官僚们便摧毁了国家机器的可替换部分，建立起自己的一党统治。他继续写道，但是工人阶级并不只包含一种成分，单单一个政党并不足以代表它。它是一个包含多种成分的阶级，需要一种多党制来代表。在它们的少壮年代，资产阶级以多党制度顺利进行着统治；资产阶级社会给予人们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当权的人经常更换，政府和反对派政党之间的显著的不同使这个制度更为灵活。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从来不能克服被推翻的危险，而从经验上看，这只能依靠统治艺术来消除。资产阶级懂得，它能在多大限度内给予人们以民主权利，不利于它继续统治的危险发源于何处。党的专政排除了工人阶级参加政府的机会；这是一种走向权力垄断的蜕变形式，最终将会对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致命的后果。
　　1946年，在巴黎的朋友们力图探听出来米亚斯尼科夫的下落，在此以前，他已被一架苏联飞机带回俄国——据谣传，这是出于自愿。但是，他的法国妻子迄今还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信息。——原注

^[30]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31] 波利卡普·格尔根诺维奇·姆季瓦尼（Поликарп Гургенович Мдивани，1877年10月7日——1937年7月10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1920—192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主席兼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1922年以后是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加入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

^[32] 菲利普·叶塞维奇·马哈拉泽（Филипп Иесеевич Махарадзе，1868年3月9日——1941年12月10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2月至7月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1938年任格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7月—194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3]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1页。——原注

^[34]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5页。托洛茨基在这里关于这封信的说法，同他在其他著作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参看《斯大林》，第374—375页，以及《俄国真相》，纽约1928年版，第308页，在这两本书中，他引用了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的证词和季诺维也夫的一篇演说作为旁证。——原注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35]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94页。——原注

^[36] 同上，第366页。——原注

^[37]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0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