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占领鲁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二章占领鲁尔

· 消极抵抗
· 埃森路线
· 克虏伯事件
· 莫斯科会议
· 拉狄克把希望寄托于国防事政变

　　法国占领军当局在哈姆和多特蒙德之间设立一所哨所，以标明德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的界线。所有的火车都要在这里停留，让全体乘客下车受检查。进入占领区是不难的，乘电车或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或者步行都可以，但是越过这座哨所，一个德国警察或一支德国军队便没有任何权力。在占领区内，有几十万名矿工和冶金工人失业，德国政府发给他们的少量失业津贴，购买力一天比一天下降。居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开会和示威上。

消极抵抗

　　柏林政府以号召消极抵抗来回答占领。在1923年1、2两月，鲁尔—莱茵区的工业大部分都陷于瘫痪。火车被送进了车库，电线被割断了；法国人则以向城市课征罚金和逮捕市长相报复。不过，几星期以后，政府鼓动起来的这些活动便迅速减少。早在1月，当好些煤矿经理被捕时，柏林方面便已经无法组织群众性的抗议罢工。这一次和以后好几次，政府都威胁着要把继续工作的矿工关进监狱。3月4日，艾伯特总统宣布，凡给予法国人以任何援助，包括在矿井和铁路上工作者，政府均将予以严惩。3月18日，他在通向鲁尔的门户哈姆发表演说，敦促人们继续抵抗。

　　上涨的生活费用推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救济金，3月末，一群群失业者在莱茵—鲁尔区到处示威，要求控制物价。他们的队伍一再开进市政厅提出要求：增加失业救济金，用煤免费，供给儿童牛奶，供给寒衣，免费医疗，发给特别津贴以补偿房租的上涨，等等。柏林政府深为吃惊；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中央理事会也受到震动。法国军队不断和骚乱者发生冲突。在布埃尔—雷克灵豪森，竟出动坦克对付他们。

　　工业家们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一般说来，他们欢迎民族主义者的宣传，这些民族主义者告诉工人们说，法国的占领是对工人切身利益的威胁；但是，矿主们对工人的民族纪律性却缺少信心。1月底，柏林股票市场要求把该地区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在工人被迫进行消极抵抗的同时，许多企业主却改善和扩大了自己的工厂。在工人中间，关于鲁尔区工业家同法国冶金工业委员会进行秘密谈判、关于库诺内阁同英国政府达成秘密谅解等等的谣言，从来没有中断过。3月20日，对这种骚乱感到不安的矿工工会，吁请内阁迅速找出解决办法。

　　巴黎希望：通过成立一个独立的鲁尔共和国，也许可以使莱茵—鲁尔区永远同德国脱离。因此，凡是反对德国政府的文献，即使是煽动性的，也都得到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欣赏。法国军队的德古特将军同分离派领袖合作。但是，分离派的组织很薄弱；它们的领导人——约瑟夫·马特斯^[1]、阿达姆·多尔滕^[2]和约瑟夫·施梅茨^[3]等，并没有被人们认真看待。不过，在民族主义集团和分离派之间的无数次冲突中，有一次，施梅茨竟被民族主义分子打成了重伤。一般鲁尔工人对法国发起的莱茵区“独立”抱着某种怀疑，但是对德国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更多的热情。志愿团和瓦特尔将军指挥下的国防军当年的讨伐，留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尽管法国人不受欢迎，一般鲁尔工人由于对国防军是如此憎恨，以致于宁愿让法国人占领，而不愿意在他们所说的“德国占领”下过日子。

　　而且，在鲁尔工人中间已经发展起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同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宣传是格格不入的。在战前的二十五年中，采矿业的发展要比当地人口的增长快得多。矿上经常派人到东欧和德国的农业地区去招募工人；许多贫雇农的儿子都离开家乡，涌进了鲁尔。从1895到1900年间，他们的人数达一百万人。在盖尔森基兴左近，可以看到东普鲁士人、波兰人、^[4]俄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这个多民族的集团对民族主义宣传完全无动于衷。民族主义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黑色耻辱”（指法国的有色集团进驻鲁尔），可是工人们却并不为此所动。

　　国家政权在占领区内被削弱了，占领军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府。德国的警察和行政机关已经撤出；柏林尽管一再发出威胁和威胁，却并没有实现它们的手段。

埃森路线

　　在这一时期，柏林党组织派我作为联络人到莱茵—鲁尔区，我在哈姆和科隆之间的地区非常活跃。党的战士对马特斯和多尔滕这类分离派的领袖根本瞧不起，拒绝和他们进行任何合作。党员们的兴趣都集中在没收重工业的可能性问题上，这是把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工人团结在一起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剂。“让我们立刻把工厂主和矿主撵走吧！让我们建立起工厂委员会，统一管理莱茵—鲁尔区的全部工业结束掉腐败的柏林政府这种骗人的消极抵抗吧！用不着柏林的指挥，我们也能够产煤。让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莱茵—鲁尔区经济单位。”对他们说来，革命的中心是在莱茵—鲁尔区，而不是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如果我们不是呆在坑口，而是走下矿去，自己动手进行管理，全区的居民一定会支持我们。我们将重新建立起我们的无产阶级民兵，而一个坚强地组织起来的莱茵—鲁尔区，将会成为德国革命的领导者。”

　　因此，三年前的计划正在复活。一个莱茵—鲁尔工人共和国将成为革命的基地，从这里，一支工人大军将开入德国中部，在柏林夺取政权，一劳永逸地粉碎一切民族主义的反革命力量。这项计划部分是在党外发展起来的，当前的时机、饥饿以及对卡普暴动那些日子的记忆，促成了它的产生。它的形成部分地也是由于鲁尔共产党人的推动，在这方面他们得到汉堡、柏林、上西里西亚的支持。最后，经过许多次秘密会议的研究，决定于1923年3月25日在埃森召开一次全区党代表大会来拟订占领工厂和夺取地方政权的纲领。

　　埃森大会分成了力量几乎完全相等的两派。来自克虏伯工厂和埃森冶金工厂的代表是右翼；来自瓦内、盖尔森基兴、波鸿、多特蒙德、布埃尔的代表（其中有许多罢工）则急于夺取地方政权。在德国，鲁尔是存在着工团主义强大集团的唯一地区。

　　代表大会的争论焦点，是党暗暗与之配合的库诺的消极抵抗政策；左派建议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根据德俄结成反西方大陆联盟的政策同民族主义分子携手，其结果只能是使反对德国工人的反革命力量重新结集起来。这样，拉狄克的纲领——“坚决不服从占领军占领军当局，在一切被军事占领的工厂停止工作”——便遭到左派的反对，但没有人敢因为他的政策而公开批评俄国政治局。

　　左派要工人接管矿山的主张，是在到处风传法国军队将占领它们的气氛中提出的。在此以前，普恩加莱已经扬言要在4月1日——埃森大会开过七天后——接管鲁尔工业，这一威胁使会上的讨论变得格外热烈。当时，德国内阁和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对这件可能发生的事也正在不断讨论。在库诺内阁的鼓动下，工会领袖已经几次宣布，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将发动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这次罢工的声势将比反对卡普暴动的那次还要浩大，而且一定能得到全国的大力支持。对工会领袖保证的总罢工感到怀疑的左派宣布，共产党不应该参加这种由政府指使的使鲁尔财产保留在资产阶级手上的罢工，而应该把它变为无产阶级罢工，“以粉碎一切法西斯流派，推翻库诺政府，并建立一个革命工人政府”。左派在一篇声明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篇声明旨在把党团结在鲁尔区共产党人的周围，从而根本改变党的政策：

　　“鲁尔的占领已经如此加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瓦解过程，以致使德国资产阶级目前沦入了绝望的处境。库诺政府采取的消极抵抗政策，把最沉重的经济负担加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身上，它必须承担鲁尔被占领的全部损失。……考虑到德国资产阶级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软弱，民族主义集团鼓吹的积极抵抗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宣传和准备是一种反革命部署，通过这种活动，他们正在为反对无产阶级的血腥战斗作准备。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是资产阶级用以束缚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历史任务应该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从而把德国无产阶级从永无止境的和悲惨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这样，就能够保持无产阶级德国的团结，齐心协力反对一切帝国主义。”^[5]

　　这时，在拉狄克和中央委员会的指派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克拉拉·蔡特金赶来进行干预。她在一篇庄严而伤感的演说中，警告鲁尔共产党人不要重蹈过去曾给党带来很大灾难的冒险主义覆辙。照她的说法，鲁尔工人处在相互竞争的德法帝国主义的夹攻之下，轻举妄动是不会有成功希望的。千万要避免冒险主义。党应该集中精力同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进行斗争。可是，尽管蔡特金声望卓著，左派的立场仍然在党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慌了手脚的拉狄克急忙给莫斯科打电报，在他的请求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表示反对左派的纲领。它表明，莱茵—鲁尔区任何反对库诺内阁的起事，都将遭到共产国际的公开否认，它将指示其余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和起事者合作。

　　埃森路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争取支持者。柏林和汉堡支部已经对它表示拥护，其他支部也有可能被争取过来。俄国政治局担心这会打乱它的外交政策，于是要两派在5月到克里姆林宫去开会。

克虏伯事件

　　3月31日，即埃森代表大会召开过六天后，在该地的克虏伯工厂发生一次事件，这在法国军队同德国工业家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中，是闹得最凶的一次。当工程师委员会到达工厂时，迎接他们的是预先安排好的消极抵抗仪式。在工厂汽笛的召唤声中，五万三千名工人被命令停工半小时，到院子里集合。这些工人一向依靠工厂的卡车运送他们的食物和工资；当他们听说委员会打算征发这些卡车供法国军队使用时，他们便开始举行示威，纷纷聚集在阿登多弗街工厂车库的周围，或是爬到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民族主义鼓动者发表演说，煽起工人反对德国人；他们试图使工人们唱起爱国主义的歌曲，但是没有成功。在示威者和军队发生的冲突中，有十三名工人被打死，四十二人受伤。^[6]

　　几天以后，这座工厂的所有者古斯塔夫·克虏伯博士，同他的一群经理一起被捕。柏林政府把克虏伯捧成民族英雄，吹嘘他为德国的荣誉采取了勇敢的立场。有人散发了这样的传单，传单上画着普恩加莱坐下来进餐，上的菜是盛在银盘子里的一个烤熟了的德国婴儿。民族主义宣传达到了新的高潮，但是，鲁尔区工人对黑色国防军的刻骨仇恨还没有消退，它们的1920年讨伐队在工人的头脑中记忆犹新。国防部长盖斯勒不得不在议会中发表辟谣声明，否认他正在主使志愿团密谋在鲁尔发动反法武装起事。发生克虏伯事件几天后，埃森各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断然拒绝同工业家联合行动，议决独立进行抵抗。

　　4月13日，梅尔海姆的工人在围攻一天以后终于占领市政厅，接管了当地的政府。城里的形势是如此紧张，以致连法国人都不敢立即进行干涉。梅尔海姆的共产党地方组织不理睬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始组织“工人政权”。他们开仓散粮，组织工人民兵，派遣联谊代表到附近的工业城市去。梅尔海姆起义的消息激动了全区。

　　柏林谴责法国人容忍甚至保护共产党的暴动。内阁正式要求从柏林遣回保安警察，这一要求被法方接受。共产党民兵队退进议事厅，坚持到4月21日被德国警察逐出，死十人，伤七十人。

　　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向埃森地方组织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这种暴动主义的冒险。党中央威胁要把参加暴动的党员开除，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果真实行了这种制裁。但是骚动的浪潮仍然继续增涨，并且在5月发展到最高峰。

　　5月9日，克虏伯被解到杜塞尔多夫监狱，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大肆颂扬他的殉道精神。一个破坏组炸毁了埃森的一座桥；民族主义鼓动员布满全区。法国向埃森市课征了一笔罚金，并且向柏林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强硬抗议。最后，柏林警察不得不逮捕了保民团的一个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7]。

　　民族主义英雄之一是列奥·施拉格特。他对占领军当局进行的破坏活动，在炸断杜塞尔多夫附近的一条铁路时达到最高峰。他终于被法国人逮捕，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后，于5月26日被处决。像他这样的人有几十个，他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拉狄克后来颂扬过他，曾称他为“值得我们革命战士真诚尊敬的一位勇敢的反革命战士”。

　　5月底，在鲁尔爆发了激烈的战斗。27日，在波鸿和盖尔森基兴，“法西斯分子”和“赤党”发生冲突，结果有十三人死亡。在多特蒙德和盖尔森基兴，粮食仓库被占领。盖尔森基兴的矿工攻下警察总署，并且把警察档案架成一个大营火堆统统付之一炬，作为他们对柏林作斗争的欢乐象征。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法方准许保安警察开去镇压。德古特将军也再次答应这一请求。指挥保安警察的是一批国防军军官，他们都曾在研究过1918—1920年经验的专家指导下，受过打内战的训练。经过好几天战斗以后，保安警察把工人赶出了盖尔森基兴的据点。在波鸿，经过激烈的战斗后，他们把共产党委员会成员全部逮捕。

　　到5月末，已经有五十万名矿工和十二万名钢铁工人罢工；他们仍然留在矿上和工厂中，因此，连经理都无法再执行自己的行政工作。5月30日，罢工者宣布复工；他们的工资增长了50%，但别的要求都遭到拒绝。

　　这一连串的骚动和罢工，表明当时达到了如何不安定的程度。由于缺乏任何指导力量，这些大部分是自发性的运动，始终没有越出地方性事件的范围。

莫斯科会议

　　我肩负着鲁尔共产党人的委托从埃森回到柏林，准备向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要他们改变政策。在《红旗报》本部，我见到拉狄克，他正在等待着最晚的消息，以便亲自给第二天的社论作最后润色。在一次有赫克特和皮克参加的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上，我再次为鲁尔共产党人的主动精神申辩，并且再次建议对他们发出新的指示。拉狄克大发雷霆。他用最阴暗的色调描绘了一幅党即将被消灭的图景，而且威胁着要把一切反对他支持消极抵抗的人开除。

　　5月，我作为左派代表之一去莫斯科，参加由俄国政治局召开的德国党内各集团会议。其余的代表是：右派代表保尔·波特赫尔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左派代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恩斯特·台尔曼。俄国代表团由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组成。

　　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员会本来是不愿意开这样一次调解会议的；他曾经希望在莫斯科能够干涉以前就把左派开除。但是，对莫斯科的邀请却不可能拒绝。经过一星期的讨论，俄国政治局取得了一种妥协。“把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争取过来，使之成为工人运动右翼”的莱比锡纲领，受到了严厉谴责。各集团都大致同意：德国的革命危机正在发展，有必要“加强”夺取政权、特别是在莱茵—鲁尔区夺取政权的斗争。

　　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发现，操纵左派并不是那么困难，在会上，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不让布兰德勒把他们开除出党，而不是联合宣言中的实际问题。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虽然莱比锡提纲被否定，布兰德勒主张共产党部长加入萨克森和图林根邦政府的建议，却为俄国政治局所赞同。对莱茵—鲁尔区的占领问题作了讨论，但是并不彻底；而且，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这一次又没有被提及。不过，布兰德勒的另一要求，即要俄国人借口党内审查不放马斯洛夫回德国，却被他们拒绝了。作为和解的表示，通过互选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了四名左派，但这是一种不为任何人所喜欢的妥协。

　　德国党内危机丝毫也没有因此而被消除。德国党所以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别，表面上好像完全是由于对德国当前形势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更深入地看来，它却是俄国党内争作列宁继承人这一斗争的反映。在举行5月会议时，这一斗争正处于最高潮。当时，列宁已经奄奄一息，斯大林也还没有巩固他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权力。

拉狄克把希望寄托于国防军政变

　　在占领鲁尔期间，德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友好，以致拉狄克能够在菩提树下街七号的柏林大使馆正式安顿下来。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而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或监视；在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办事处，也有一个供他使用的房间，他往往利用这个地方同国防军代表会谈。^[8]拉狄克往来于菩提树下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二百二十五号《红旗报》社之间，就像他习惯于从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步行到《真理报》社去那样自由自在。对他说来，在1923年初春的这些日子里，柏林几乎成了另一个莫斯科。

　　国防军为同法国发生武装冲突所作的准备，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的反军国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些工人对国防军的“心存恶意”，由一个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政客作了如下描绘：

　　“在德累斯顿的警察总署，多年来一直没有一个特殊的邦情报处，其职责是对国防军进行心怀恶意的侦查。不仅是铁路或公路上的部队调动受到侦查，而且连最偶然的小事也在被侦探之列。在这种侦探工作上，官方或非官方的铁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组织者，都同特派的警察官员（他们和萨克森境内外的部队有联系）合作。

　　就这样，举凡调动中的部队力量、武器类型、调动的性质和目的，以及特殊训练科目等等，都受到了侦视；他们暗中监视单独旅行的军官，侦探不论是穿军服或是穿便衣的国防军人员。他们检查火车票，注意其目的地，并且检查行李。他们注意军队信鸽的飞行，记下它们的飞行时间。火车时间表的更动也受到审查，以断定这些更动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防军。军官的餐厅乃至俱乐部都受到侦查。军营日以继夜地被监视。就连停在军队总部门前的民用汽车，也被记下牌照号码，然后对车主的姓名进行审查。”^[9]

　　围绕在德意志自由人民党周围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正在组织秘密军事活动，而且据蔡格纳对邦议会报告，他们还得到库诺政府的支持。他揭露了冯·塞克特将军和普鲁士内阁中社会民主党部长卡尔·塞费林之间的一项秘密协定。^[10]

　　蔡格纳和另一个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里夏德·利平斯基，一再向共和国总统艾伯特致送照会，对日甚一日的秘密重整军备表示不安。

　　“在1923年7月7日至8月8日的议会休会期间，萨克森和共和国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地步。蔡格纳博士发动了一个反对鲁尔抵抗的挑衅性运动，并且——这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猛烈谴责国防军。当时确实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萨克森邦的首脑进一步加剧了他自己的政府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理库诺博士的政府之间的敌意……

　　蔡格纳博士竭尽咒骂国防军之能事，觉得无论骂多少次也不为过。这些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的谴责……造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形势。”^[11]

　　拉狄克对黑色国防军活动的了解，要比蔡格纳这样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多得无可比拟。在一群专家和使馆武官的协助下，他能够看到红军军事情报方面的各种报告，而这些材料当然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看到的。当库诺政府开始打击鲁尔共产党的时候，拉狄克便对库诺政府施加威胁，强迫它采取他所主张的国内和平政策：

　　“政府深知，由于法帝国主义造成的危险，德国共产党已经对许多事情保持沉默。可是，要为其代理人的行动负责的政府，正在由于这些行动而变得不适合于进行国际谈判……如果政府不停止它对共产党的挑衅性进攻，我们就要打破我们的沉默。”^[12]

　　这种间接地公开承认同库诺合作，在党内造成了惊慌和混乱。反布尔什维克派共产党脱党分子的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人报》，在一篇指责拉狄克同民族主义分子打交道的文章中，建议共产党人把他们党的名称改为“德意志民族布尔什维克人民党”。

　　有一期《红旗报》印了下面两句报头：

　　“在鲁尔河同施普雷河，
　　打倒库诺和普恩加莱！”

　　第二天早晨，拉狄克来到报社，认为两个负责人（一个是格哈特·艾斯勒^[13]，又名汉斯·伯格）“玩忽职守”，把他们撵走了。于是，报头改成了：

　　“在施普雷河反对库诺，
　　在鲁尔河打倒普恩加莱！”

　　在军队和黑色国防军中，同俄国可能结成联盟是无休止地讨论复仇战争问题的基础。红军和国防军总参谋部之间的这些秘密联系，在1938年最后一次做样子的公审中，通过一种被歪曲的方式得到证明。长期担任过苏联驻柏林大使的克列斯廷斯基是被告之一。在供认他曾经于1921年参加非法的托派集团以后，他继续说：

　　“一年以后，我犯下了一桩罪行……我奉托洛茨基的指示，同代表国防军的塞克特将军缔结了一项协定，他答应以金钱援助托派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在这方面有义务为国防军做若干谍报性质的工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我们的外交路线在当时同德国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处于破产状态，考虑到德国对英、法和波兰等国所怀的复仇情绪，德国和苏俄在最近的将来绝不可能发生冲突……1923年以后，同塞克特缔结的协定主要在莫斯科、有时也在柏林执行……

　　维辛斯基^[14]：……我想更精确地弄清楚一个问题。据你说，你开始想到利用德国国防军，是在1921到1922年间的冬天。

　　克列斯廷斯基：为托派的罪恶目的利用德国国防军的计划，出现在1922年的春季。

　　维辛斯基：是否在1921年以前，你们的托派组织就已经同塞克特保持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当时存在着一种我不想在公开审判时说明的联系〔这也许指的是1920年俄波战争〕……这不是一种托派性质的联系。

　　维辛斯基：如果你希望这样，我们在公开审判时将不触及这方面的任何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也许是现在就可以谈一谈的。首先，柯普是什么人？

　　克列斯廷斯基：大致说来，柯普是一个老孟什维克……

　　维辛斯基：据你说，这一个柯普在1920年7月同塞克特建立了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是塞克特同柯普挂上了钩……

　　维辛斯基：……柯普在1920年担任红十字会代表的时候，就同塞克特将军建立了联系。是这样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15]

　　藏在这种捏造后面的事实很简单。1922—1923年间，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系，是根据当时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的命令进行的。可是，进行这种活动是遵循政治局、首先是总书记拟订的外交路线。而且，国防军本身还往往主动同红军建立联系。然而，维辛斯基所说的塞克特曾以大量黄金资助托洛茨基，却是使审判显得这样冠冕堂皇的弥天大谎之一。

　　在亲俄的德国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于1922年末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以后，关于缔结德—俄联盟的秘密讨论变得更具体了。布罗克道夫长期以来一直同情苏维埃政府。1917年4月，他赞成让列宁假道德国自由返俄。在布尔什维克的11月胜利以后，他很快便看出德俄结成反西方大陆联盟的可能性。1918年12月，人民代表委员会任命他为外交国务秘书。两个月后，他成为谢德曼内阁中的外交部长，但他辞去这一职务，以表示他对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抗议。他从公共生活中引退，暗中为德国实行亲俄的外交政策而努力。在1922年，同他的朋友外交部东方司司长阿道夫·冯·马尔赞^[16]男爵一道，他草拟了拉巴洛条约，两人都把这个条约视为他们的主要成就之一。

　　拉狄克同接近库诺内阁的人直接讨论了俄国对待德法重启战端的态度，保证他这方面将保持善意中立，包括德国共产党人支持战争在内。他绞尽脑汁写出许多篇社论，组织中央委员会开会，干预组织局的人事分配。对拉狄克说来，魏玛共和国的瓦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大大积累政治资本，把自己变成俄国的最高领袖之一。他指望德法两国之间将完全决裂，国防军同莱茵—鲁尔占领军将发生一场局部战争。而英国由于许多原因将不会进行干预。他考虑到，在法国如此被孤立的情况下，德国军事力量将能够击退法军，而在战争过程中，一个国防军—共产党联盟便可以占取优势。

^[1] 约瑟夫·弗里德里希·马特斯（Josef Friedrich Matthes，1886年2月10日——1943年10月9日），早年担任记者。1918年加入德国民主党。1919年退党，参加了社民党，1920年因贪腐丑闻被开除出党，同年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23年起鼓吹莱茵分离主义，1923年10月21日在法国的支持下自封为“莱茵共和国”总理，11月27日辞职，流亡法国。1941年被引渡回德国。1943年死于达豪集中营。

^[2] 汉斯·阿达姆·多尔滕（Hans Adam Dorten，1880年2月10日——1963年4月？日），早年从事法官。1914年入伍。十一月革命后持莱茵分离主义立场，1919年6月1日自封为“莱茵共和国”总统，失败后流亡法国。1923年再度筹划建立“莱茵共和国”，失败后再度流亡法国，1927年起在法国从事律师行业。1963年在尼斯逝世。

^[3] 约瑟夫·施梅茨（Josef Smeets，1893年？月？日——1925年3月25日），早年参加了社民党。1918年加入独立党，并担任独立党科隆组织委员。1919年退党，鼓吹莱茵分离主义，并创立“莱茵共和人民党”（Rheinischen Republikanischen Volkspartei），自任主席。1923年参与了“莱茵共和国”的活动，失败后流亡法国。1925年死于梅斯。

^[4] 1913年，鲁尔区大约有一千一百七十七个波兰人社团。在波兰移民达到最高潮的1905年，盖尔森基兴有一万名波兰工人，为他们服务的有一所波兰人银行、若干波兰人教堂、百货商店中的讲波兰语售货员，此外还有若干波兰人合作社和一家波兰文报纸《波兰掷弹兵》。见埃伯哈德·弗兰克：《鲁尔区与东普鲁士：东普鲁士人的迁入；历史、范围及其意义》中《鲁尔区的民风》一章，第1卷，埃森1936年版，第20页。 ——原注

^[5] 在1923年3月25日埃森大会上反对派提出的决议案。《德国共产党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举行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柏林1924年版，第132页。 ——原注

^[6] 《在法国军事法庭上的克虏伯》，载《南德月刊》（慕尼黑，1923年），第20卷，第9期第88页以下。 ——原注

^[7] 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1899年5月7日——1968年2月26日），德国记者、作家。1916年入伍。1917年加入德意志祖国党。一战期间参加了第三次佛兰德战役、康布雷战役和春季攻势。1919年加入埃尔哈特旅，参与镇压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22年参加了黑色国防军的活动。1923年帮助纳粹党在黑森成立党组织和党卫军，同年10月参加了啤酒馆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在国防军的斡旋下获释。1929年加入纳粹党，支持斯特拉瑟领导的“民族革命派”，不久被开除出党。1933年加入钢盔团。1936年重服现役。1938年起参加反希特勒活动。1940年参加了巴巴罗萨计划。1944年“七·二〇政变”失败后转入地下。二战后参加社民党。1950年为西德政府成立军事情报部门。1953年被解职。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8] 在1923年，尤里·卢托维诺夫被派来领导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他是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派他出国是为了割断他同俄国其他反对派分子的联系。据别谢多夫斯基说（《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100页），卢托维诺夫被派来柏林，任务是检查被维克多·柯普搞得一塌糊涂的财务。有一天，一群德国军官来到商务代表处，要求会见拉狄克的继任者进行照例的谈话；他拒绝接见他们。同年晚一些时候，当卢托维诺夫回莫斯科时，拉狄克竟恬不知耻地指责他同法西斯分子寻求联系。卢托维诺夫一直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对拉狄克进行威胁，在这么一闹以后，事情才被搁起不谈。
　　卢托维诺夫早在1904年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是一个五金工人，把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工会工作，1917年以后成为五金工人工会理事会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理事。1924年5月，他由于对党的蜕化感到绝望而自杀。 ——原注

^[9] 《社会民主共产主义者》，德意志人民党第46号小册子，柏林，1924年，第13—14页。 ——原注

^[10] 关于黑色国防军的法庭记录，转引自保尔·梅克尔：《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城1944年版，第1卷，第87页，以及库尔特·卡罗和瓦尔特·厄梅：《阴谋者的发迹：德国反革命史料之一》，柏林1933年版，第156页。 ——原注
　　库尔特·迈克尔·卡罗（Kurt Michael Caro，1905年7月25日——1979年6月24日），德国作家。1930—1933年任《柏林人民报》主编。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法国。1936年出版《我的奋斗》法语版。1939年加入法国军队。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1943年加入英国陆军。二战后退役，移居奥地利。1945—1950年任《世界新闻报》主编。1950年起在西德外交部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958—1964年、1970—1972年任苏黎世《世界周刊》主编。1964—1970年任《瑞士插画》杂志主编。1979年在瑞士逝世。
　　瓦尔特·厄梅（Walter Oehme，1892年3月1日——1969年3月13日），德国记者。1912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和德国人权联盟。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12月任格罗德诺《士兵委员会》报主编。1918年12月16—20日任总理府秘书。1923年因泄露国防军组建黑色国防军的计划而被捕并被判处一年监禁。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回国。1945年6—8月任萨克森邦政府新闻办公厅主任。1945年8—12月任格尔利茨市长。1945年12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1946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释。1963年平反。

^[11] 阿尔布雷希特·菲利普：《萨克森与共和国中央》，德累斯顿1924年版，第63页以下。菲利普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议会代表。 ——原注
　　阿尔布雷希特·菲利普（Albrecht Philipp，1883年2月1日——1962年1月24日），出身于工厂主家庭。1907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1907—1908年任魏玛国家档案馆研究助理。1913—1915年期间参与编辑《俾斯麦历法》。1914—1916年期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1918年任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9年加入民族人民党。1919—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0年任国会议员。1928年加入萨克森人民党。1939年重服现役。1943年退役。1944年起在大学任教。1949年退休。

^[12] 《红旗报》，1923年5月27日。 ——原注

^[13] 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1897年2月20日——1968年3月21日），出生于莱比锡，1901年随家人移居维也纳，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8年11月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1年移居柏林，在《红旗报》编辑部工作，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9年间参加调和派，1929年至1936年曾在中国和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8月在巴黎被捕，1941年越狱后逃往美国，1947年被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离开美国，返回民主德国，在宣传机关工作，1956年至1962年任民主德国国家广播委员会主席，1967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4] 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15] 《反苏维埃“右派与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判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262页以下。
　　在审判克列斯廷斯基前一年，拉狄克在受审时并未被准许在这个问题上作证。“把你过去的托派活动简单地告诉我们，”是维辛斯基的严格命令。“同其他被告相反，在同样多的证词中，拉狄克对头十年谈得很简略，只是谈到他在三十年代的托派活动时才详细起来。这样，1926—1927年的托派主要成员拉狄克，对这段时期的情形竟未能置一词，而充其量也不过是该集团同情者的克列斯廷斯基，反而必须在供词中追溯到1920年。照维辛斯基的安排，拉狄克所起的作用不同，他不愿意让拉狄克过深地牵涉进一桩叛国活动。”参看《反苏维埃托派中心案审判记录》，莫斯科1937年版，第82页以下。 ——原注

^[16] 阿道夫·格奥尔格·冯·马尔赞（Adolf Georg von Maltzan，1877年7月31日——1927年9月23日），德国外交官，曾在促成拉巴洛条约的谈判中发挥过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