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左派共产主义和道威斯计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四部分转变时期

第十八章左派共产主义和道威斯计划

· 美国的建议
· 曼努伊里斯基代表团前来柏林
· 共产党的法兰克福大会
·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
· 议会接受道威斯计划

　　在凯特·柯尔维茨^[1]的著名石板画中，有一幅题为《德国——1923年和1925年春天》的作品。这幅画的前半部画着一个德国工人阶级妇女，两手托着头极度忧伤地坐在那里；由于疲惫不堪，他的眼睛紧闭着，瘦伶伶的嘴边的皱纹，显示出她的满腹心酸和绝望。画的后半部是同一个妇女的同样姿态，但是她的眼睛睁开了；她又怕光地眯着眼显出一半惊异一半好奇的神色；她的嘴丰满了一些，嘴角上的皱纹也少了几道。凯特·柯尔维茨本人始终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她是共产党推崇的人民艺术家之一，上面所说的石板画便代表了人们当时的情绪。

　　尽管柏林政府在反对两种极端分子——汉堡的共产党和慕尼黑的纳粹——的行动中表面上取得了胜利，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处境仍然是复杂而不稳定的。希特勒暴动的平息并没有把民族主义分子和黑色国防军镇压下去。随着塞克特和巴伐利亚国防军之间的重新妥协，慕尼黑仍然是反魏玛别动队的演武场。在军队及其不合法的外围组织中，有无数渴望实行军事独裁的人，他们把塞克特—卡尔协定给予柏林的喘息时机，只看做是一种暂时的停战，他们将利用这段时间来准备另一次政变。民族主义密谋分子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同情者，他们颇可以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一种战略退却，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共产党人具有合乎逻辑得多的理由。

　　柏林政府在同英国人举行的谈判中获得成功，英国同意了赔款问题应该通过预备谈判来商定，同意对莱茵—鲁尔的占领应该结束。可是，这种成功只是解除了对德国的最大压力，因为法国人仍然赖着不走，并且施加压力企图永远控制鲁尔。法国打算成为东抵维斯丢拉河的欧洲大陆的霸主。英国的赔款建议一方面是旨在遏制法国的这种野心，另一方面则是要把德国拉向西方，防止它可能和苏俄结盟。在这种英—法—俄三国角逐的情况下，德国企业界感到又有可能提出先贷款后赔偿的要求；它希望通过这种利益冲突的迷雾，能够寻求出一条恢复德国力量的道路。

美国的建议

　　1923年底，战后欧洲英国政策的一个真正强大的竞争者第一次登上了舞台，这就是美国。随着1918年以后孤立主义浪潮的席卷全国，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总统主张加入国联的建议。美国曾经承担了向协约国提供战费的主要负担，战争结束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了它的债务国。对美国来说，德国赔款问题直接关系着协约国的偿还战债。

　　德国尽管被战败了，仍然是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在外国贷款的帮助下，它的经济是可以在短时期内恢复过来的。从1920年以来，德国经济学家就曾在无数备忘录中强调过这种情况，这些备忘录都是根据调查研究写出的，在结尾时总是提出加强生产的建议。德国只有在得到外国贷款以后，才有能力向国外购买原料和恢复工业，从而才有可能生产出必要的盈余以偿付赔款。而且，德国专家还不断提出，赔款的偿付必须是灵活的，要随着德国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正当的经济理由提出每年赔款额不作硬性规定的这种要求，成了德国政府修改凡尔赛条约的一个重要武器。

　　1923年秋，在汉堡、慕尼黑和德累斯顿政治危机达到高潮时，柯立芝^[2]总统接受国务卿休斯^[3]的建议，同意把赔款问题交给不管政治的专家去研究。12月7日，选出了这样一个专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后来的副总统查尔斯·道威斯^[4]将军。到同年年底，便已经着手拟订“道威斯计划”的初步方案，其内容大体上和许多德国专家在过去几年中所提的建议相一致。它的主要原则是，赔款应该以经济利润、特别是出口盈余来支付，而不应该以让与资本作为赔偿。赔款总额不作明确规定。原来硬性规定每年必须偿付的巨额赔款，将改成按照德国经济的产量作增减的滑准偿付制。在第一阶段，将让德国经济得到相当的休养生息，使它得以生产需要运交国外的剩余物资，在第一阶段，美国的第一批巨额贷款将为以后的偿付创造基础。从1924年9月1日到1925年8月31日，德国必须筹措两亿金马克，此外，美国将提供一笔八亿金马克的贷款。在第一个赔偿年，德国的赔款将以十亿金马克开始，按年偿付，到1928—1929年，将增加到每年二十五亿金马克的“正常”（而不是“最高限度”或“最低限度”）偿付额。在重新发生经济和财政危机时，驻柏林的赔款总署有权停止向德国的债权国偿付赔款。另一方面，如果德国经济繁荣，协约国每年则可以多获得一些赔款。这种滑准赔偿制给予了德国工业以直接刺激，但是，道威斯计划也使德国经济为美国商业盛衰的周期性所束缚。

　　美国专家接受了普恩加莱的生产保证思想，但他们是按照美国方式来理解的。因为对法国政府说来，生产保证就是夺取和吞并德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地区的另一种说法；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求把鲁尔区国际化，就是重复了法国在1923年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的建议则完全是根据经济考虑提出的。生产保证是一种同时牢牢控制德国经济的保护制度。作为第一个抵押担保，成立了一个由各债权国代表控制的独立股份公司，负责经营政府的铁路系统。各债权国在国家银行理事会中的代表，也把国家银行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德国政府之外的机构。围绕着这两项关键性措施，建立起一系列相当于控制国家预算的担保制度，例如以关税收入和运输税为抵押等等。

　　在德国，道威斯计划遭到了少数人的猛烈反对；这些人振振有词地说，实行这个计划的结果将使德国“殖民地化”和“巴尔干化”。（控制银行和铁路确实是担保土耳其、巴尔干诸国和中国归还贷款的典型方法。）直接干涉内政引起了民族主义的抗拒情绪。国家机关中的工人和雇员害怕外国专家会削减他们的薪资。可是，除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右派和围绕着极右翼政党的大小集团以外，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对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大企业和德国政府中的高级人物都接受道威斯计划，认为这是回到世界市场中的最好方式。既然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不可能立即改变，既然德国工业的复兴是保证德国未来的前提，因此大多数保守派政党和组织都同意接受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的最坚决支持者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只批评了计划中影响到工会或该党工人工资的那些部分。一般说来，他们是欢迎美国资本干预的，因为他们要求得到保障，不致再为1923年那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苦。

　　道威斯计划给了莫斯科政治局一个强烈的印象。包括尤金·瓦尔加在内的俄国专家研究了它的一切细节，认为这个计划证实了他们的“德国已沦为工业殖民地”的理论。美国对德国经济的这一直接干预，对苏俄说来具有莫大的关系。在道威斯计划可能在德国产生的一切后果中，俄国政治局只关心一点——它将对苏俄的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并没有召开会议，根据道威斯计划使欧洲产生的深刻变化，研究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共产国际政策。对凡尔赛条约一个重要部分的根本性修改，要求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有相应的改变，既要考虑到没有被粉碎的复辟力量，又要考虑到德国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新均势中所处的境地。由十月失败而引起的滔滔不绝的左派革命词句为莫斯科的政策帮了大忙，正好使它避免在德国承担义务，不去分析道威斯计划的意义。

　　这样，道威斯计划便被单纯理解为一种包围俄国的新工具，旨在为英国指使下的德国干涉作准备。他们指示德国党要无保留地反对这个计划。可是，这些指示都是多余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德国共产党本身就上下一致反对来自西方的任何干涉。俄国政治局担心它同德国军界以及倾向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关系会被削弱或中断，于是陈说利害，不仅强调稳定化的经济后果，而且强调它对德国前途的更广泛影响。难道德国要变成一把供英国人用来对付莫斯科的匕首吗？德国可以走哪条路呢？是走向伦敦，还是走向莫斯科？德国不能在路当中停步不前，如果不能及时作出选择，它就会被粉碎。道威斯计划的规定尽管比较有伸缩余地，它却仍然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凡尔赛条约，将使世世代代的德国人为华尔街和伦敦商业区做奴隶；另一方面，同俄国联合则可以使德国最后摆脱西方的统治和殖民地化。共产党的小册子、传单、宣传大会、在议会中的演说，以及在国防军军官和民族主义集团中进行的更专门化的宣传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总的口号下进行，这就是“要伦敦，还是莫斯科？”^[5]

曼努伊尔斯基代表团前来柏林

　　1924年3月1日，自1923年10月以来据以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紧急状态宣布解除塞克特将军为内政部长卡尔·耶雷斯^[6]——在后来的1925年选举中，他是民族主义分子提出的总统候选人——所接替。随着形势的这一转变，党开始能顺利进行活动，为恢复原有的地位准备了条件。

　　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由1923年9月的二十六万七千人下降为1924年4月的十二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主要反映了由于党的漠不关心而遭到排斥的革命干部的损失。党报的印数也许达到了党员人数的两倍。在地下时期，往往把党的文献伪装成其他物品，提高邮局以小包裹寄给各个地方组织。^[7]获得最大成功的是一种歌本，印刷总数达三十万册。在埃森，法国占领军当局没收了共产党书店中的全部书籍。“在好几个城市，例如在不莱梅，警察在市场上公开焚烧党的文献。”^[8]

　　在这段地下时期，俄国政治局关心地注视着德国党内日益增长的反莫斯科倾向。1922年季诺维也夫曾经把奥古斯特·克莱恩—古拉尔斯基派到柏林。他在仍然受俄国党党纪约束的情况下，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德国政治局。1923年10月，他抛弃布兰德勒，成为建立中派集团的推动力量——这个集团主要包括赫尔曼·雷梅勒、威廉·科嫩、瓦尔特·乌布利希和瓦尔特·施特克尔。一个主要由这个集团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将是便利于莫斯科控制的极好的名誉领导机构。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实际主席，同时又一身而兼跨两党，古拉尔斯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莫斯科对德国党的操纵。让古拉尔斯基成为德国党的实际领袖，是季诺维也夫在这一时期很想实现的一个主意，但是，当情况表明这种打算已无法实现时，也就不得不考虑控制德国党的其他措施了。^[9]

　　在斯大林书记处的建议下，政治局任命了一个果断的人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10]协助季诺维也夫工作。这项任命是斯大林借以渗入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以前，曼努伊尔斯基只做过俄国党的工作；他没有参加对外活动的资格。截至1923年为止，被派到共产国际中来的一直都是声誉卓著的——或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国际书籍上——俄国共产党人。只有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才享有真正的威信；被容纳进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共产党人，往往遭到各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就像在塞拉蒂—列维危机期间，拉科西·马加什在意大利所遭遇过的那样。

　　斯大林怎样把俄国党的工作方法带进了共产国际，可以从曼努伊尔斯基这个人身上看出来。他是一个乌克兰乡村神父的儿子，1904年在圣彼得堡大学求学时，便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他参加了1906年的喀琅施塔得起义，遭到逮捕和流放，以后从俄国逃出。1917年以前，他一直在欧洲浪游，特别是在法国，在那里，他当了好些年推销员。他在1909年参加了一个反对派集团，在《前进报》上写过几篇反对列宁的论文（这件罪行也就成了日后总书记控制他的武器）。他在1917年回到彼得格勒后，最初参加了一个介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集团；他当时同托洛茨基颇为接近，曾警告——据托洛茨基说——他不要同列宁联合。可是后来他本人也在同一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

　　1919年夏，党把他派到乌克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3年。在存在着民族主义和工人反对派特殊问题的乌克兰，曼努伊尔斯基站到党机器的一边。在这个空气紧张的地区，这位组织局的干部学会了一种随机应变的本领，因此，当他从自己的极有利的地位观察到斯大林书记处的权力与日俱增时，他便设法参加了正在得势的一方。

　　他在1920年曾作为共产国际代理人被派往法国，官方身份是乌克兰红十字会会长。他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后，成为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和乌克兰党的书记。1924年，他率领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德国，组成这个代表团的，全是名义上受共产国际管辖但实际上为斯大林所秘密控制的秘密支部的成员。^[11]

　　当我最初在莫斯科后来在柏林遇到曼努伊尔斯基时，我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型俄国共产党人。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种直言不讳的犬儒主义。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兴趣，只限于它们在玩弄权术方面的应用。他领着手下那班人住在柏林，就像是一群波希米亚人，在个人生活方面相当逍遥自在，只对阴谋诡计感到兴趣，对于每一个由于信仰共产国际公开表明的宗旨和原则而皈依它的人，都抱着一种冷酷的蔑视。德国共产党人之不喜欢曼努伊尔斯基，正如他之不喜欢他们一样；他们那种拙劣的但也是认真和热烈的献身精神，和他那种冷嘲玩世态度之间的鸿沟，不可能给友谊留下任何余地。他对待德国共产党人就像是对待一群过分热心的和讨厌的小孩子，他们总是要过问大人们的问题——这些问题，他是只同自己那一伙俄国特工人员讨论的，而这个集团，任何外国人都休想置身于其中。

　　比起他的前任拉狄克，曼努伊尔斯基手下拥有更多的工作人员。他在柏林安顿下来，占了许多房屋，派遣秘密观察员到所有的地方支部去，把看到的情况写成报告交给他，由他转送莫斯科；德国党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访问他的人川流不息，代表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派别；他们同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讨论党的危机问题，他仁慈地倾听着他们的诉苦。他使自己成为党内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帮助他们解决个人困难，其方法是聘请他们从事报刊或情报工作，由他发给薪金，或者是把他们推荐给莫斯科总部，到俄国或国外担任政治工作。不过，在曼努伊尔斯基来德国活动的这个第一阶段，做出的成绩很小。德国党当时仍然为下层党员的情绪和愿望所统治，对莫斯科仍旧桀骜不驯，虽然它从没有能足够明确地表示出它的反抗。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德国党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如果容许左派掌握党的领导权，他们就会领导党脱离共产国际。但是，如果立即采取过于严格的措施，又只能加强反莫斯科的倾向。因此，他要求有一段时间先渗入德国党，从组织方面进行工作。

共产党的法兰克福大会

　　对曼努伊尔斯基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在德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到来了，这次大会于1924年4月初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法兰克福的警察当然知道，所谓体育俱乐部会议或者乌戈·埃贝莱因那天所用的别的什么名义，实际上是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但是，共产党方面也不傻，因此，会议平安无事地进行了下去。不过，即使发生紧急情况也不要紧，因为负责保护会议的技术工作部门配备着突击队，能够把警察袭击的危险通知大会，使讨论及时中断。

　　这次法兰克福大会的精神，在下层党员对工会的敌视上最好地体现了出来。人们认为工会应该为1923年的失败负责。正如在1919和1920年一样，又一次讨论了共产党是否要参加工会的问题。许多代表认为工会已经永远失去德国工人阶级的信任，感到党支持这些腐朽的机构是在浪费精力，最好是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工会。在代表大会进行的同时，着手组织了一个革命工会代表全德委员会，由独立的工会和一般工会中共产党集团的代表组成。尽管它们拥有的会员人数比较少，这些独立工会却使共产党的合法组织和地下机构都得到了巨大的帮助。

　　要求党集中力量组织独立工会的建议，给了俄国领袖一个求之不得的干涉德共事务的机会。按照传统的列宁主义学说，脱离工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在一封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季诺维也夫警告大会要防止这种极左派的货色，并且提到了党内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他指名攻击了鲍里斯^[12]和萨木什^[13]。

　　鲍里斯和萨木什是两个年轻人在党内所用的名字，他们都是革命后从俄国迁居德国的。在党报《红色信使报》上，他们对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示怀疑。同另外一个青年理论家罗夫·卡茨一道，他们研究了革命低潮时期苏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之间的关系。使私人企业部分地复辟的新经济政策，把俄国经济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苏俄外交政策迫于要适应俄国的经济，便不得不尽力使俄国同它的资本主义邻国之间保持和好关系。这样一种妥协政策必然要和俄国以外其他革命政党的利益相冲突。因此，鲍里斯和萨木什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国际组织应该同苏维埃国家断绝关系。它的总部应该迁离莫斯科；二者之间应该断绝一切政治的和组织的联系；各国共产党应该拒绝莫斯科的财政援助，独立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用去考虑苏俄外交政策变化无常的需要。俄国党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一员，同其他党享有平等权利，而不应该借助于国家力量统治共产国际。

　　鲍里斯和萨木什这两个影响很小的年轻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引起了莫斯科政治局的抗议风暴。如果德国左派竟然容忍这种色彩的反布尔什维克思想，季诺维也夫说，那它“对世界革命来说就将是不可救药的了”。季诺维也夫指出了它们的民族根源；每一个不是俄国党党员而加入另一个共产国际支部的俄国人，都是极其可疑的。季诺维也夫的这封信，俄国政治局的若干幕后干涉之一，激怒了左派代表。莫斯科政治局和德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疏远，当时很容易感觉出来。显而易见，政治局不会容忍德国党内的任何独立倾向，它宁愿使党分裂也不愿看到这样一种发展。鲍里斯和萨木什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得到响应，因为一般的德国共产党人过于纠缠在内部争吵和各个派系夺取权力的斗争中了，以致不能对俄国的政治方针、新经济政策或它们的意义作一番彻底的研究。不过，在左派的秘密会议上，来自柏林、鲁尔、汉堡和帕拉廷耐特的许多代表，都建议抗拒莫斯科自封的领导。在给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秘密答复中，左派驳斥了季诺维也夫的指责，并且对俄国政治局敌视德国左派的问题表示关心。德国左派领袖，这时是台尔曼、马斯洛夫和费舍，受到代表们的委托，要他们对这种干涉大力展开斗争，使党摆脱俄国政治局的控制而取得独立。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政治决议，完全不足以应付由道威斯计划引起的紧急政治任务。党所集中研究的，是从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吸取教训，并且寻求出一种最简单明了的公式，以保证这次暴动中的消极被动永远不再重演。代表大会文件中一再重复的词句，所涉及的都是如何夺取政权以及为夺取政权作组织准备的方法。考虑到俄德两国情况的变化，这些口号很快就变成了荒唐可笑的东西，因此，法兰克福决议是理当受到批评的。但是，左派的这个严重缺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这就是，党的发展动向还有另外一面。重新活跃起来的干部们，热情蓬勃、精神饱满地投入了组织党、重申共产党政策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德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曼努伊尔斯基集中一切力量，希望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选。按照党章，中央委员会必须根据代表中间各派力量的对比组成。左派多数让中派在中央委员会内得到了超出其代表人数应得的名额，并且把右派的克拉拉·蔡特金和威廉·皮克也吸收进来。^[14]但是，曼努伊尔斯基没有能使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或瓦尔赫尔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需要这些人，并不是由于支持他们的政策，而是为了布置更合适的瓦解中心。左派多数控制了全党及其在法兰克福的机器——从中央委员会到地方组织干部统统换了人，这是自斯巴达克团成立以来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动。党的财产、报纸、建筑物、基金都换了主人。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结束后，曼努伊尔斯基和他的属员回到莫斯科，报告他们此行的不佳收获，在莫斯科，人们大失所望；后来，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说：

　　“首先，我必须坦白承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已经在违背执委会意愿的情况下征服全党。在我们这个国际的全部历史中，据我所知，出现这样的事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种情况证明，德国左派的力量在当时相当强大；至少是在最初阶段，它夺取了党的领导权，而置共产国际的意愿于不顾。执委会无法可想，只有承认这一事实，并且依据这样一种指望、即在左派内部能形成一个更靠近我们的核心来采取行动。除此以外，便别无道路可走。要布兰德勒还是要左派，这就是当时的选择。一切比较健康的无产阶级分子都倒向了左派，因为右派领导已经破产。不幸的是，我们想建立一个中派集团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这个中派集团很快便销声匿迹了。”^[15]

　　法兰克福会议加剧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摩擦。政治局通过了反对德国左派的决议，把它们交给身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去执行，而这些决议的部分目的，也就在于离间他和德国党——当时共产国际在俄国以外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党——的关系。在俄国的高级领袖中，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国际主义的代表。一个由左派领导的德国共产党是一个捣乱的东西，将会给俄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不少麻烦，而且，尽管季诺维也夫公开批评它，这样一个党的存在本身可能加强他在政治局中的影响。不过，由于德国党的绝大多数都支持新的领导，斯大林决定先等待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曾通过马克斯·列文^[16]给马斯洛夫和我分别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列文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紧张关系告诉我们，并且强调他们两人都非常希望同德国党的左派领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不论是马斯洛夫或者我本人，都没有对斯大林的私人信作答复，也没有理会曼努伊尔斯基要我们最好和俄国总书记合作的多次暗示。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在拒绝斯大林的这些表示时，我们便使自己陷入了危险。在他的权力机器向前滚动的过程中，斯大林决不能容忍两个这样不肯合作的人控制着柏林——共产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地区。马斯洛夫特别引起他的痛恨，因为斯大林感到马斯洛夫受过他的深恩，理当对他永远感激，不料马斯洛夫反而恩将仇报，竟对他表示不信任，并且闹起了独立性。按照斯大林巧妙玩弄的政治法则，当一个强大的对手主动要做你的保护人时，你竟敢这样公然表示轻蔑，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行为。当时很难用再一次调查的名义把我们召唤到莫斯科去；要把我们排除出德国党的领导岗位，必须想出某种别的方法。

　　1924年5月4日，举行了通货膨胀以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选举的结果表明，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极大增长，在它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以前的1920年，它在议会中只有十五个席位，这次却一跃而增加到六十二席，获得选票三百七十万张。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受到警告——从一百七十一席减少到一百席，这是1918年11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民主党人也很惨，从三十八席降为二十八席；施特莱斯曼自己的党，德意志人民党从四十四席增至四十五席。与此同时，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17]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从原来的六十七席增长到九十五席；加上德意志人民自由党这样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小党派的三十六席，它体现了通货膨胀危机发生后德国的一个重大倾向，这一事实表明，共和国对希特勒及其信徒取得的胜利并不巩固。选举揭晓后的那天上午，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极端分子的这种得势——不论是左是右（“提尔皮茨和路特·费舍是胜利者”），而德国继续动荡不安的这种征兆，正好成了支持道威斯计划的另一个理由。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

　　选举刚结束，我便被派去参加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各国党在举行一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大会时，一向有一种彼此互派兄弟代表的习惯，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官方干涉的日益独断独行，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流于形式。当时，新的德共政治局不知利害，开始在独立于莫斯科的情况下同西方其他国家的党建立联系；德国左派开始缔造欧洲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了。

　　我化名去伦敦，在那里遇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彼得罗夫斯基^[18]，他当时正用贝奈特的假名在英国共产党内工作。他手下也有一批顾问和技术人员，不过比曼努伊尔斯基的要少一些。我还遇到刚刚脱离共产党的埃伦·威尔金森^[19]，以及约翰·沃尔顿·纽博尔德^[20]，后者同我讨论了德国的政策。我和哈里·波立特^[21]、帕姆·杜德^[22]以及威廉·加拉赫^[23]都见了面，他们都表现出对德国党比对贝奈特的忠告更感兴趣。贝奈特和我同路去曼彻斯特赴会。不料我刚向代表们打了几声招呼，警察便赶来逮捕我，而且只逮捕我一个人。贝奈特一点没有受到打扰。不过，警察还算客气，只在走廊上等着我，这便给了我一个机会，穿上我的一个英国朋友的衣服，并且借用她的证件逃了出去。经过这次事件，我便同共产国际的代表断绝往来，瞒着他旅行到利物浦，从那里取道回国。我在坐上科隆的火车时，从报上看到马斯洛夫已经在几天前于柏林被捕。

　　我立即打电话给一个可靠的同志，让他在汉诺威接我，绕道把我带回柏林。我在柏林一直居于地下状态，直到议会开幕、我可以享有不受逮捕权时为止。

　　在从汉诺威到柏林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马斯洛夫的被捕问题。我们断定，莫斯科机器已经开始严厉执行共产国际的制裁，不再像以往那样松懈无力，这一次准是他们同柏林警察串通搞的鬼。马斯洛夫是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开完会回去时被捕的，尽管有特工人员保护着会议的参加者。他是唯一被捕的人，虽然柏林警察当时还不太知道他。一个侦探借口马斯洛夫这群人中有扒手，故意制造了一阵小小的骚扰。于是，马斯洛夫便被带到警察局，以曾在1923年10月（当时他正被扣留在莫斯科）阴谋推翻德国政府罪被捕。

　　192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由于共产国际的活动和欧洲的发展前景是如此一蹶不振，以致共产国际已经对俄国共产党人失去吸引力，季诺维也夫需要大吹大擂一番，以便恢复他在俄国政治局中的地位。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反映了当时笼罩着共产国际的犹豫、不安和谲秘的气氛。共产国际没有在任何国家取得任何进展，而代表大会也就反映了这种困境。当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举行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种部队平息了格鲁吉亚的一次暴动，关于这件事，一点消息也没有对代表们泄露。波波夫就这次暴动事件写道：

　　“农村人口中个别阶层日益不满的情绪，已经在1924年初秋通过一系列严重征兆表现出来。

　　这些征兆中的第一件就是格鲁吉亚的八月暴动。这次暴动在几天内便被平息，它是由外国帝国主义挑唆起来的。暴动组织者是得到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金钱援助的孟什维克。暴动的支持者是过去的贵族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是，一小部分农民也对暴动显示了同情的态度。特别危险的是下列事实，即这种态度是在格鲁吉亚贫苦的半无产阶级地区（古里亚和明格雷列亚）显示出来的。”^[24]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欧洲形势作了不精确的解释；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模糊概念阻碍了共产党政策的坚决转变。在对工人政府的性质问题展开的复杂讨论中，工人政府一词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被接受下来。玩弄这种语义学花招的目的是，在不必明确说破的情况下，为最终参加巴尔干或中欧各国政府开辟道路。

　　通过“工农政府”向巴尔干诸国扩展的这种新企图，是对“工业主义者”展开论战后形成的。其理由是，革命已经在德国这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遭到失败，而英法两国目前显然并没有面临革命危机。可是，难道我们不能在不稳定的巴尔干诸国夺取政权吗？在那里，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巴尔干农民显然不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所吸引，但却可能支持一个对苏俄友好的工农政府。所以需要说什么“同义词”云云，既是为了使这种政策有别于最近在萨克森的不愉快经验，又是为了掩护政策的改变，硬把它说成同原先的革命思想完全一样。这种执意要维持一种永不间断的传统，这种从不把转变说成是转变的做法，是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一个主要特征。

　　然而，在巴尔干诸国建立农民政府的想法，也反映了共产党人正在摸索着同俄国农民达成妥协。在新经济政策下——也就是说，在一个存在有限自由市场的农业国，农民需要一种比共产党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利更加直接的参政权。贫农委员会曾经是农村中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内战期间，它曾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以城市为根据地的共产党的代理人。富农和贫农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难道不能由一个日益独立于党之外的贫中农委员会，既在农村中完成这一斗争，又在地方和全国机构中充当农民的代表吗？这项新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早在1923年，为了把各种农民组织在一个受莫斯科控制的国际中，已经成立了农民国际，这时，人们正在筹备举行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24年，季诺维也夫建议在各级苏维埃中组成非党农民集团——作为将来可能成立的苏维埃农民党的核心。

　　“莫斯科的气氛不是欢愉的。德国革命的失败造成了一种和绝望相去不远的颓丧情绪。人们认识到，一个历史时代的最后一张牌已经打了出去。谁应该受责备呢？共产国际的领袖〔！〕拉狄克当然是替罪羊。托洛茨基的党徒使用了‘胆小鬼’这样的形容词；他们说，没有把早就准备好的骑兵派出去，让他们通过波兰走廊开进德国，这完全是一种懦夫行为。……党已显然走上严重内讧的道路。

　　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策略。在德国大失败以后，‘工业主义者’似乎已失去很大阵地。他们回到了关于社会革命的讨论上，这种革命将通过巴尔干诸国和意大利实现。它的中心是农民阶级。人们又一次提议成立农民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辅助组织。”^[25]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所有兄弟党的代表都效法季诺维也夫的声明，一个个登台表示他们始终如一和不可动摇地忠于“列宁主义原则”。这场检阅旨在支撑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摇摇欲坠的地位，以反对那些“取消派”，也就是说，那些希望取消这个无用机构、取消这个妨碍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组织的人。因此，季诺维也夫就这样部分地利用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来保卫在俄国党内遭到反对的共产国际。

　　这些讨论并不能反映共产国际中托派集团的真正力量。俄国党内各派都彼此担心另一派会同托洛茨基集团组成联盟；政治局的全体成员都警惕地注视着，使每一个人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都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通过共产国际中俄国代表团的决议，斯大林从幕后把季诺维也夫推到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最前端。季诺维也夫也回敬一枪，希望通过各国共产党“最高世界权威”对他的反托派提纲的批准，使斯大林—托洛茨基联盟成为不可能。

　　于是，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便成了政治局内各种集团的斗争舞台；它此外别无其他意义，也没有什么威信。

　　6月14日，当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在列宁陵墓上出现的时候，他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但是，由于他这时的政策是沉默隐退，他并没有参加争辩，耐心地容忍了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高谈阔论。^[26]托洛茨基过去和现在背离列宁学说的各种错误受到了指责，而所有这一切关系到的，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以前的分歧——在国家党执政的新情况下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分歧。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正如俄国人所说的那样，是“饭后才送上的芥末”。指责托洛茨基具有“反革命”或“资产阶级”倾向，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斗争的目的只在于不让他在政治局内坐第一把交椅，而不是要把他永远排除出党或共产国际的集体领导机构，或者是对他的“革命荣誉”表示怀疑。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出现时，具有他在夺取权力的这一阶段独有的特征。他让代表们径自去举行他们的无数次会议和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说，自己从不参加。他只是仔细观察着代表们的举止和性格，选中某些人到俄国党的总部——这个地方一般是不容共产国际代表踏入的——去私下谈话。他组织了同欧洲各国党内观察员的亲自通信，他以俄国政治局组织者的身份，将直接听取这些观察员的报告。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代表团，没有一个成员对季诺维也夫有一句批评；那样做将是对俄国党内约法的破坏，按照这种约法，在“外国人”面前对俄国党的表面团结有任何破坏，即使是最轻微的破坏，也将是一桩莫大的罪行。不过，斯大林仍然在人们当中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季诺维也夫并不是真正领袖的印象。

　　在这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第一次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所知悉。他静悄悄地、几乎是鬼鬼祟祟地溜进圣安德鲁大厅四周的会客室和走廊。他口衔烟斗，穿着一身独特的军服和一双威灵顿长靴，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翻译的协助下，同一小群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谈着话，摆出了一副新型俄国领袖的姿态。他的这种姿态给年轻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面前，他表现出是一个瞧不起空洞革命词藻的革命家、脚踏实地的组织工作者，他的机敏果断和现代化的工作方法，将能够解决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而围绕着季诺维也夫的，则都是一些年老的、爱小题大做的、过了时的人。

　　我有充分的机会来观察这种笼络人心的效果。我率领的代表团大约有四十名德国代表，他们几乎只关心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最好地保卫本国的革命利益。他们当中的大炮是德国党的新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他特别攻击季诺维也夫对德国革命的失败应负的责任；他以一种幼稚的执拗，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挖空心思提出最左的口号。由于我接受了前面提过的所谓“同义词”论，他感到万分气愤，认为这是背叛了我们的党以及我们的干部会议遵循的原则，因此，在以后的会议中，他都一直对我背着脸坐着。可是，俄国党内的每一个人都大捧台尔曼，认真地考虑他提出的每一个浅薄建议。年轻的代表之一，海因茨·诺伊曼^[27]，对斯大林特别热心。在马斯洛夫被关进毛比特监狱以后，他就成了我们当中少数几个懂俄语的人之一，每当斯大林露面时，他都像一头找到新主人的小狗似的，恭而敬之地跟着斯大林的屁股转。斯大林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利用他在代表们中间做宣传——不仅是在德国人中间，因为诺伊曼通好几国语言，能够同大多数欧洲代表用他们的本国语交谈。

　　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台尔曼、马斯洛夫（缺席）和我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新委员。

　　参加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们回去了，他们的口袋中塞满了关于工人政府问题的决议，而在他们要返回的德国，当前的问题却是要不要接受道威斯计划。

议会接受道威斯计划

　　马克斯—施特莱斯曼内阁的一些声明把道威斯计划称为“作出巨大牺牲的道路”，从而迎合了民族主义经济学家赫尔菲利希^[28]的“第二个凡尔赛”的说法。另一方面，施特莱斯曼也强调指出，道威斯计划提供了解决赔款问题的唯一方法，而且，如果议会批准这项计划，它将最终导致“莱茵和鲁尔同胞的解放”。德国的所有民族主义派别都明白他说的是真话。

　　社会民主党也热烈支持同美国合作。社会民主党人对民族主义分子强烈反对道威斯计划的宣传是如此关心，以致打算在议会万一否决它以后，建议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计划。阿图尔·克里斯平——一个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员，言谈举止上表现激进，以善谈“科学社会主义”知名于世的人——欢迎道威斯计划，说它是资本家对群众的有条件投降。^[29]工会给这类漂亮的词藻加上了一些比较清醒的评论，指出了公平分配道威斯负担的必要性。

　　在德国的所有政党中，以共产党对道威斯计划的抨击最为猛烈。德、法、比三国共产党都举行了示威性会议，强调反对这个包围苏联计划的西方共产党统一战线。在1924年春天，施特莱斯曼对自己的政策能否在议会中取得必要的法定票数没有把握。在一次外交委员会会议上，他甚至向共产党隐约表示，如果他们投票赞成道威斯计划，他就可以颁布特赦（当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关在监狱里）。

　　塞克特害怕俄国的这种激烈宣传会产生不良影响。5月29日，他作了一篇关于俄国阴谋和共产党颠覆活动的演说。社会民主党人也加入合唱；6月3日，议会议长保尔·洛贝发表了一篇谴责“共产党阴谋分子”的声明。

　　我和阿图尔·罗森贝格博士当时是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共产党委员。在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一大群总参谋部军官强调说，道威斯计划既不会削弱俄德之间的传统友谊，也不会削弱两国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精神联盟。这些话主要是说给共产党委员听的，以便让他们报告给莫斯科。但是，在公开场合，像雷文特洛夫伯爵这样的民族主义分子都竭力想模糊他们过去同共产党人的勾结。

　　1924年8月，道威斯计划终于在议会中以248对175票被接受；投反对票的包括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及其追随者和共产党。

　　赔款总署署长帕克·吉尔伯特^[30]把他的总部设在柏林。有五年之久，道威斯计划一直值得称道地起着预期的作用。从1924年9月起到1931年7月胡佛提出延期偿付时止，德国一共偿付了一百零二亿二千一百万金马克。债权国对赔款能迅速和如数偿付感到满意；保护制度效果良好；每年偿付数额总是规定得很慷慨，有利于德国的债权国。当然，出口应该成为德国复兴基础这一点是计划中所固有的。没有出口，就不可能有偿付赔款的剩余产品。

　　“德国履行赔款义务的能力取决于这些外国贷款。……这些我国贷款使德国在1924—1929年期间得到如此巨大的刺激，以致有能力课取巨额赋税并筹足赔款。……整个计划的用意只是过渡性的，在德国能重新自力更生以前先扶它一把。但是，赔款的继续偿付却有赖于外汇的不断流入和不发生危机。”^[31]

　　布鲁克^[32]继续说道，道威斯计划“以美国的伟大榜样”鼓舞了德国，加速了已经成为德国工业特征的合并为少数几个巨大企业的过程。德国工业“比英国工业的兴起要晚得多，因此从一开头就适应于更大规模的生产（熔炉少而产量多）”。

　　尽管赋税沉重，工农业生产仍然同购买力一起增长。德国银行在储蓄数字增加和人们普遍感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鼓励实行扩张政策。随着出口额的不断增长，国家岁入逐渐增加，外债逐渐减少。出口货物主要是煤和铁矿石，化学产品（染料、钾碱、氮气等）和工业品（光学仪器、纸张、机器等）。在生产上升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事业也相应改善。运河同其他水道工程都大为扩展；出现了新的轮船和火车头；全国公路系统也得到扩建。汽车生产和运输量都突飞猛进。最能表明这种普遍倾向的现象之一，就是公用设施——发电厂和煤气厂、交通线、公共住宅工程、学校、运动场、游泳池、公园、戏院——的发展。

　　道威斯计划带来了一个具有空前规模和强度的复兴时期，它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公司发起人时代有些类似。工业的合理化，德国经济和技术方针的决定，都是按照美国方式安排的。这是美洲的再发现，是一次走向“美国经济奇迹”的朝香历程。^[33]

　　在德国的财政方面，特别是在国家马克的稳定问题上，驻在柏林的赔款总署署长掌握着决定性大权。单是这一事实便鼓舞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信心，使德国成了欧洲一切国家的主要投资场所；除去滚滚而来的美元之外，英国、瑞士和荷兰的资金也相继涌来。美国资本家往往更喜欢投资于公用事业，因为他们认为市政府和邦政府的财产要比私人企业更安全。这样，在道威斯计划之下，美国私人企业便主办了德国的集体和社会企业。

　　10月20日，在进行过一场争取多数的困难斗争以后，马克斯—施特莱斯曼宣布解散议会，承认这样做是为了粉碎极端分子。共产党议员只有在议会开会时享有不可侵犯权。7月5日，警察曾违反这项法律，搜查了议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共产党议员的橱柜；议会一休会，他们便接到逮捕路特·费舍和恩斯特·台尔曼的命令。^[34]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但我们认为柏林的地下住所是不安全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知道它们，而这些人和柏林政治警察又有勾结。因此，一部分政治局委员暂时避居到布拉格。

　　在这段时期，德国党内讨论中一种受欢迎的消遣，就是比较革命前景的长短问题。在夺取政权之前，在把魏玛共和国变成一个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之前，需要的准备时期究竟是长是短呢？用共产主义的教条科学武装着的天真的下层党员相信，他们能准确地预言他们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时间。当下一次机会、当共和国即将面临的新危机到来时，人们便会看到，德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一个经过改组的、“布尔什维克化”了的党，而在这样一个保证能夺得政权的前提条件下，他们就能胜利地结束长期内战。如果有人提出比较现实的分析，就会遭到下层党员情感上的反对，在他们眼中，每一个悲观主义者都可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所有的俄国联系，不论左中右，都以“短期革命前景”论来迎合他们的德国追随者，虽然他们建议德共采取的政策各不相同。认为革命危机永久存在着的这种理论，使得党有必要实行更严格的纪律，从而大大便利于政治局直接干涉德共事务。

　　在德国，道威斯时代是以“资产阶级联盟政府”的口号开始的。资产阶级政党当时已分裂成两个营垒：中央党和民主党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其他政党则依旧居于反对派地位。“资产阶级联盟”口号的用意在于打破这种阶级间的联盟，划清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阵营之间的界限。当时，大多数文官仍然是1918年以前君主政权机关的留用人员，因此，提出这种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粉碎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中、特别是在普鲁士政府中的据点。

　　在4—10月的几个月中，欧洲政治舞台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伦敦的麦克唐纳内阁主动出面，在仲裁国际事务、逐步裁剪军备等问题上同德国进行协商。在法国，和平主义者赫里欧^[35]接替了普恩加莱。国际联盟由于英法政策的这些变化而重新具有生气。欧洲又把脸转向西方——转向英、法，并且日益转向美国——希望复兴西方和保存西方文明。

　　在1924年趋于结束时，战后危机似乎已被克服。通过接受道威斯计划，欧洲显然已开始逐步修改凡尔赛条约，这一方面将使德国工业得以恢复，同时又能使德国调整它和全世界的政治关系。德国还没有加入国联，但是，一旦道威斯计划收效，它当然就会采取这一步骤。有些热心家已经写文章大谈起“和平时代”来了，据他们说，在这个时代里，欧洲各国将会逐步合并为一个同英美和谐合作的联邦。

　　俄国在欧洲的影子越来越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海洋到海洋”，反苏国家列成了一道堡垒，而俄国则被孤立于这道堡垒之后的现象，似乎已成为战后欧洲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德国共产党在1924年12月7日的道威斯选举中遭到惨败，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共产党几乎丧失了一百万张选票，德意志人民自由党的议席也由三十二席降至十四席。可是，冯·提尔皮茨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却获得五十万票。出乎意料的是，社会民主党竟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从5月选举的六百六十万九千票一跃而增长到12月选举的七百八十八万六千票），这样，它就几乎恢复了它在1923年以前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的这次胜利使莫斯科政治局就像触电一样受到极大震动。对莫斯科来说，道威斯计划的成功和德国的即将加入国联，体现了一种新均势，一种英德的反苏联盟。假如政治局时刻担心的“新干涉”、即英德对俄作战果然成为事实，在政治局的估计中，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动员德国工人阶级为干涉出力。因此，俄国加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运动；只有那些一直坚持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同西方妥协的德国政党或政治家，才是被拉拢的对象——而且不管它们在德国内政问题上持有什么观点。这种在反资本主义词句掩护下继续实行1923年施拉格特政策的做法，同一种新的指示、即通过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结成统一战线来瓦解它们的指示结合了起来。这两个莫斯科指示是彼此矛盾的，并且趋向于相互抵消；莫斯科被社会民主党的优势气得发了狂，要求这两种办法都能立竿见影。可是，德国共产党人这时仍然有他们自己的愿望，他们反对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指示，畏畏缩缩地试行着一种在他们看来是适应于德国形势的自己的政策。因此，如何更好地对德国党进行调节，使之完全服从它的政策，就成了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于是，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1] 凯特·柯尔维茨（Käthe Kollwitz，1867年7月8日——1945年4月22日），又译“凯绥·珂勒惠支”，娘家姓施密特，版画家、雕塑家，曾创作了大量反映劳动与斗争的作品。

^[2] 小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Jr.，1872年7月4日——1933年1月5日），美国政治家。1898—1899年任北安普敦市议会议员。1907—1909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会议员。1910—1912年任北安普敦市长。1912—1915年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员。1914—1915年任马萨诸塞州议会议长。1916—1919年任马萨诸塞州副州长。1919—1921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镇压了波士顿警察罢工。1921—1923年任美国副总统。1923—1929年任美国总统。1928年放弃竞逐连任总统。1933年去世。

^[3]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1862年4月11日——1948年8月27日），美国政治家、法学家。1888年起担任律师。1907—1910年任纽约州州长。1910—1916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16年接受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威尔逊，随后返回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1921—1925年任美国国务卿。1930—1941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41年退休。

^[4] 查尔斯·盖茨·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年8月27日——1951年4月23日），美国银行家、外交家、作曲家。1887年起担任律师。1898—1901年任财政部货币监理长。1902—1921年任伊利诺伊中央信托公司总裁。1912年起从事音乐创作工作。美国参加一战后，于1917年入伍，1919年以准将军衔退役。1921—1922年任预算局局长。1923年—1924年任德国财政和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主席，并提出了道威斯计划。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25—1929年任美国副总统。1929—1931年任驻英国大使。1932—1951年任美国城市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总裁。1951年去世。

^[5] 参看《要伦敦，还是要莫斯科？》，恩斯特·台尔曼和路特·费舍在议会中的演说，柏林1924年版。——原注

^[6] 卡尔·耶雷斯（Karl Jarres，1874年9月21日——1951年10月20日），出身于天主教家庭。1903—1906年任迪伦市议员。1910—1914年任雷姆沙伊德市长。1914—1933年任杜伊斯堡市长。十一月革命后加入德意志人民党。1920—1933年任莱茵邦议会议员。1921—1933年任普鲁士邦议员。1923—1924年任内政部长，期间曾兼任副总理。1925年参与了第一轮德国总统选举。纳粹上台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至1945年，此后从事工业生意。

^[7] 例如，1923年12月寄出154个包裹和380个小包裹；1924年1月寄出364个包裹和639个小包裹；2月寄出377个包裹和74个小包裹。在这段地下时期，红色互助会请了120名律师，干预了6600个案件。军事当局时常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者采取保安羁押措施。 ——原注

^[8] 《关于德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报告》，1924年4月7—10日举行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柏林1924年版。 ——原注

^[9] 经过在党内的若干盛衰荣辱，包括短时期附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古拉尔斯基在三十年代中叶被派往拉丁美洲（大概是巴西）。 ——原注

^[10]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11] 在斯大林统治共产国际的二十年中，曼努伊尔斯基始终居于领导地位。他和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是最熟谙这个世界性机器各种复杂阴谋的人；据可靠消息，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仍然是它的领导人。在1945—1946年，他是俄国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乌克兰代表出席过旧金山和纽约的联合国会议。 ——原注

^[12] 鲍里斯·罗宁格（Boris Roninger，1896年8月1日——？），出生于敖德萨，一战后移居德国。1923年加入德共，在党内是左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化”。1924年起鼓吹各国共产党应摆脱共产国际控制，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因此被费舍排除出领导层。1925年参加极左反对派，被费舍和马斯洛夫迫害。1926年参加了科尔施领导的反对派组织，但不久后便脱离政治活动，移居英国，当上了大学教授。其后的情况不详。

^[13] 萨木什·托马尔金（Samuel Tomarkin，1884年7月27日——1937年9月14日），俄裔德国革命者。出身于柯尼斯堡一个俄国会计师家庭。1909年在柯尼斯堡加入了由俄国流亡革命者组建的文化教育协会。一战爆发后被流放到开姆尼茨。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斯），在莱比锡组建工人社区。1926年起进入苏联贸易代表团工作，并担任共产国际联络机构的负责人。纳粹党上台后返回苏联。1937年4月30日被捕，同年9月14日病逝于布蒂尔卡监狱。1993年平反。

^[14] 在出席大会的一百一十八名代表中，布兰德勒右派只有十一人，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内连一个名额也分配不到。这一百一十八名代表中，有八十一名在战前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有十八人是在战时入党的，革命开始后入党的有十九人；在代表当中，一共有十二人参加过斯巴达克团，八十四人参加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九十六人在1919年以前是工会会员。（《关于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法兰克福会议，第394—400页。） ——原注

^[15] 《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举行于莫斯科，汉堡1926年版，第501页。参看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罗明纳兹1926年7月4日在《红旗报》上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讨论了德国、波兰和意大利极左派的力量：“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违反共产国际愿望的情况下落到了极左派——马斯洛夫、费舍、肖雷姆、卡茨——的手中。可是，共产国际在当时无法选择。”在后来的党内讨论和报刊文章中，人们却常常说莫斯科在1924年“扶植”了左派的领导。 ——原注

^[16] 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后，列文在莫斯科找到藏身之所，在那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工作，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关系。1937年，在经过几年秘密监禁以后，他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或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他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私交就是他的罪状。 ——原注

^[17] 阿尔弗雷德·彼得·弗里德里希·冯·提尔皮茨（Alfred Peter Friedrich von Tirpitz，1849年3月19日——1930年3月6日），生于屈斯特林（Küstrin），1865年参加普鲁士海军。曾参加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曾任巡洋舰舰长、波罗的海中队参谋长。1892年出任海军参谋长。1897年出任海军大臣。1911年晋升为海军元帅。1916年被解职。1917年参与创立极右政党“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并出任主席。十一月革命后，祖国党解散，提尔皮茨随大多数党员参加了德国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并于1924年至1928年代表民族人民党当选国会议员。1930年死于慕尼黑。

^[18] 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Пё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99年10月1日——1941年9月11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维堡区委书记，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攻打冬宫的行动。内战期间曾任萨马拉契卡主席、第4军第22步兵师师长、东线第4军司令、俄共（布）乌拉尔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3—1924年任共青团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年先后被派往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开展秘密工作，同年在荷兰被捕，1926年获释回国。1926—1928年任《明星报》主编。1932年因参与留京集团而被捕，1934年获释。193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57年平反。

^[19] 埃伦·西塞利·威尔金森（Ellen Cicely Wilkinson，1891年10月8日——1947年2月6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07年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20年加入大不列颠共产党，1923年退党，试图在工党内部组织左翼反对派。1924—1931年、1935—1947年任下议院议员。1926年5月参加全国总罢工。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5月17日至10月8日任养老金大臣议会秘书。1940年10月8日至1945年5月23日任内政部副国务秘书，期间倒向反共立场，压制英共报刊出版。1943—1944年任工党副主席。1944—1945年任工党主席。1945—1947年任教育大臣兼枢密院顾问。1947年去世。

^[20] 约翰·特纳·沃尔顿·纽博尔德（John Turner Walton Newbold，1888年5月8日——1943年2月20日），1908年加入费边社。1910年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21年退党，参加了大不列颠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退党，返回工党。1928年加入国家社会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29—1931年任国家社会党期刊《社会民主党》编辑，支持麦克唐纳与工党决裂。1943年去世。

^[21] 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1890年11月22日——1960年6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09年参加英国独立工党。1911年加入不列颠社会党。1915年领导南安普顿锅炉工人罢工。1918—1920年间组织泰晤士河地区车间代表运动，积极参加“不许干涉俄国”的运动。1920年参与创建英国共产党。1921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2年起任英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29年间担任工会“少数派运动”的总书记，领导工人对右翼工会领袖推行的政策进行有力的斗争。1925年因被控煽动、诽谤和兵变罪入狱一年。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56—1960年任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

^[22] 拉贾尼·帕姆·杜德（Rajani Palme Dutt，1896年6月19日——1974年12月20日），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3—1965年任英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党内是斯大林派，激烈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晚年反对欧洲共产主义。1974年逝世。

^[23] 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1881年12月25日——1965年8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3年进厂做工，曾先后参加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并担任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主席。1916年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19年因参加“40小时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五个月监禁。1920年加入苏格兰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ur Party），同年参加大不列颠共产党。1925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十二个月监禁。1935—1950年任下议院议员。1956—1963年任大不列颠共产党主席。1965年逝世。

^[24]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25页。
　　几星期前，季诺维也夫曾在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了国内危险的紧张局势：
　　“外国观察家非常关心我们是否还预备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英德两国报纸已经表示他们的不安。在贝尔格莱德，白俄逃亡分子的报纸《新时代》写道：‘假如NEP（新经济政策）停止了，我们就要建议组织一个VEP（即全俄大屠杀）。’把投机分子逐出莫斯科，严格管理国营贸易，扩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基辅、列宁格勒和斯塔夫罗波尔的政治审判，拒绝新的让步，按照‘阶级路线’分配住房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孟什维克的伤心。”（《国际新闻通讯》，1925年6月9日，第91期，第1240页。） ——原注

^[25] 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68页。 ——原注

^[26] “托洛茨基接到邀请，要他出席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看法，但他却假惺惺地以党纪为理由而拒绝参加大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个兽医代表大会上却作了一次其内容根本不同于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国际形势报告，显然表现出他并没有把党纪放在眼里。”（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13页。）——原注

^[27] 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1902年7月6日——1937年11月26日），曾译“牛曼”。出身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进入《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曾坐牢半年，其间学会了俄语。1922年认识了斯大林，此后直到1932年他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武装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M机关与Z队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后担任梅克伦堡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维萨里昂·维萨里昂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一同组织了广州起义。1928年返回德国，任《红旗报》主编，推行斯大林的极左政策，在维托夫（Wittof）事件中是少数支持台尔曼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开始同斯大林和台尔曼产生分歧，1932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28] 卡尔·特奥多尔·赫尔菲利希（Karl Theodor Helfferich，1872年7月22日——1924年4月23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1902年进入外交界，很快成为了德国政府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领头人之一，1906年任安纳托利亚铁路（Anatolian Railway）经理，1908年任德意志银行经理，1916年至1917年任财政大臣，并曾两次出任副首相。

^[29] 《社会民主党1924年党代表大会记录》，柏林1924年，第43—50页。 ——原注

^[30] 塞缪尔·帕克·吉尔伯特（Seymour Parker Gilbert，1892年10月13日——1938年2月23日），美国律师、银行家、外交家。1918—1920年任财政部战争信贷顾问。1921—1923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24—1930年任德国赔偿总署署长。

^[31] 华尔纳·弗雷德里克·布鲁克：《从威廉二世到希特勒的德国社会经济史，1888—1938年》，伦敦1938年版，第174页。 ——原注

^[32] 华尔纳·弗雷德里克·布鲁克（Warner Frederick Brook，1880年8月23日——1945年5月29日），美国经济学家。

^[33] 古斯塔夫·施托尔帕：《1870—1940年的德国经济》，纽约1940年版，第176—178页。 ——原注
　　古斯塔夫·施托尔帕（Gustav Stolper，1888年7月25日——1947年12月27日），德国经济学家。出身于奥地利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1913—1914年任《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编辑。一战期间担任奥地利政府战争专员。一战结束后，先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1925年移居柏林。1925—1926年任《柏林证券交易所快讯》编辑。1926年加入德国民主党。1926—1933年任《德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1930—1932年任国会议员。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美国，曾任《外交事务》杂志和《纽约时报》记者。1945—1947年任德国和奥地利战后经济形势调查委员会经济政策顾问。1947年去世。

^[34] 参看《纽约时报》，1924年10月22日与29日。 ——原注

^[35] 爱德华·玛丽·赫里欧（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日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