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我要代表俄共政治局和德共代表团，为以下的策略建议辩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共和政体还是君主专制这一选择对我们的关系不大……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来说，资产阶级民主一般要比君主专制有利得多，即使这种民主非常有限。……我们最初曾认为，无产阶级就要对资产阶级民主立即展开斗争。……可是，革命一旦转入低潮。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差别，就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了。德国的帝制派候选人已经得到一千一百万票。……帝制派的危险主要并不在于霍亨索伦皇室的可能复辟；它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帝国复辟’危险，也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我们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帝国复辟的严重障碍；它本身就是半帝制性的。在谢德曼发表于11月革命时期的演讲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一点，现在，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最不像是会抛弃君主专制的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很糟糕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非常糟糕的共和派。他们是多半不会保护共和国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得到八百万票，我们得二百万票，民族主义分子得一千一百万票。所谓的共和联盟得一千三百万票，帝国联盟得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一百五十万票；局势犹如千钧之系一发。假如帝制派候选人当选，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就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最大的危险是，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将会疏远我们。……我们认为我们的口号必须非常简单；只应该提出最受人欢迎的要求。……在初选中，我们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在复选中，我们必须考虑最后的结果。……你们可以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学会这些策略……
从感情上讲，人们会反对选举那个该死的奥托·布劳恩。假如艾伯特还活着，我们会投他的票吗？我们当然要投他的票——为的是反对耶雷斯。作为一个工人政党，我们可以说：在每一个我们必须表示政治态度的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同等的敌人。我们必须判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否真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专制的选择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
你们对我说：那样一来，《前进报》就会拍手称快，叫嚷起革命已经完结了等等。……我们可以清醒地回答他们：你们说世界革命已经宣告停止，那么你们也就能够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共同行动建议了。
路特·费舍：我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完全正确……〔虽然〕我并没有低估我们党实行这些策略的困难。……在德国，立即发动革命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我们的同志所不了解的，正是1923年和1925年之间的这种差别。
卡茨：在我们的同志看来，艾伯特—巴尔马特党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是一个腐败的资产阶级集团。……目前，帝国复辟的危险并不比过去更大。去年，帝制派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如果在去年举行选举，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会得到几百万票。耶雷斯是一个典型的大企业代表。……实行这些策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党将会全面瓦解。
季诺维也夫：我们生活在被敌人包围的环境中。我们需要有头脑；如果我们失败了，工人阶级就将不得不再被资本主义奴役二十五年。在英国，我们投了麦克唐纳的票；为了在英国找到一条道路，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人曾经研究了几十年英国问题。你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13] “路特·费舍：兴登堡选举是1923年10月以来的转折点；对于没有表明自己有能力完成本身任务的党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共产党工人对任何策略转变都怀着不信任，是改进我党活动的一个严重障碍。
兴登堡是英国的候选人；道威斯计划是一种为英美服务的计划，但对于法国资产阶级也足够有利，以致同时也是一种为法国服务的计划。帝制复辟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始于最近几个月，而是早在1918年11月9日便萌芽了——从1923年10月革命失败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阿图尔·罗森贝格：这两个集团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代表大企业，因此，共产党人如果保卫一个大企业集团来反对另一个，就肯定会丧失他们的革命斗志。假如通过了在普鲁士议会中支持左派内阁的决议，共产党就将不得不投票赞成警察的经费预算。那样，我们就等于是赞成给予哈雷市警察局长皮茨格中尉以薪金。这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背于它的历届世界代表大会和执委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农民不是玩物’，共产党也一样。必须首先割断联结着资产阶级的脐带，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小农和知识分子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但是，要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可能办到的。
汉斯·韦伯
[20]〔来自帕拉廷耐特，另一个极左派集团的领导人〕：假如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最后就会有人要求共产党投票赞成黑红黄国旗。
维尔纳·肖雷姆〔代表另一个极左派集团〕：共产党不能在普鲁士议会里接受警察经费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