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28日
敬爱的马斯洛夫同志：
你2月20—25日的信收到了。首先请接受我的问候和希望你很快获释出狱的热烈祝愿。
现在就来谈本题。
（一）你（而且不仅是你）过分夸大了和赫尔佐格谈话这件事。我所以不能并且不想把他赶走，不仅因为他是党员，而且因为他是拿着盖施克同志的信来见我的。盖施克同志在信中恳求我和赫尔佐格谈一次话。我现在将这封信的抄件寄给你。德文原信我已经寄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了。我在盖施克同志的书面请求下同赫尔佐格谈了一次话，仅仅根据这件事就得出结论说，俄共中央正在改变或者打算改变对布兰德勒的态度，这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如果俄共中央，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知道你或者德国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怀疑俄共中央同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怀疑俄共中央从左派转向右派，那他们是会捧腹大笑的。这一次你又太多疑了，因此也就看错了问题。
（二）你说德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属于旧式领导者的典型，他们已经过时了，非让位给新型的领导者不可了。在我们俄国，许多旧的文学界领导者和‘旧领袖’也陆续衰亡了。这种衰亡过程在革命危机时期加剧起来，在积聚力量时期则减缓下去，但它是始终存在的。卢那察尔斯基之流、波克罗夫斯基
[4]之流、斯特罗也夫之流、罗日柯夫
[5]之流、戈尔登贝尔格
[6]之流、波格丹诺夫之流和克拉辛
[7]之流等等，——这就是我首先记得的过去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后来都退到次要地位了。这是富于生命力和日益发展的党的领导干部更新的必要过程。顺便谈一下，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同上面这些同志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背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货色，而上述同志却没有这种货色。可见，这种差别不是有利于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而是不利于他们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把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排挤出去，把他们逐出舞台，单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德国共产党在成长，在前进，在接连取得胜利，至于德国共产党的那些明显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说了。关于这些成就，你在信中写得完全正确。如果现在有人认为〔俄共〕中央委员会有人打算扭转德国共产党发展的车轮，那就未免把俄共中央想得太坏了。
马斯洛夫同志，请你慎重些。
（三）你讲到德国共产党的路线，毫无疑问，你们的路线——我指的是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俄共和德共之间才有你在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密切友好的（而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掩饰德共或者俄共的政治工作中的个别错误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说，德共中央或者俄共中央没有个别的错误呢，能不能断定说，批评德共中央的部分活动（没有充分利用巴尔马特事件、普鲁士议会共产党党团在选举议会议长问题上的人所共知的投票，同道威斯计划有关的税收问题等等）是和完全赞同德共中央的总路线相抵触的呢？显然不能。
如果我们，比如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见面时，闭眼不看自己党的个别错误，而热衷于炫耀完全一致和平安无事，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彼此附和，那末我们的党将成什么了呢？我认为这样的党永远也不能成为革命党。这将是木乃伊，而不会是革命党。
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们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从来信看，你也是反对这样做的。这对德国共产党会更好。
（四）我坚决反对对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采取排斥政策。我反对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我怜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政策会在党内造成恐吓制度、威胁制度以及窒杀自我批评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制度。如果对党的领袖害怕而不尊敬，这并不好。只有党内不害怕党的领袖，而是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威信，党的领袖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造就这样的领袖是困难的，这件事情是长期的，不容易的，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党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纪律也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纪律。我认为德国同志违反了这个无须论证的真理。
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来捍卫布尔什维主义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基础，虽然按俄共中央当时的力量和威信来说，我们可以不必展开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几十万新党员（和非党员）。非常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同志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在惩罚反对派以前先展开广泛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或者用这个运动来补充对反对派的惩罚，这样就不大容易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驱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并不困难，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战胜布兰德勒思想是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这里单靠惩罚只能损害事业，这里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和认真地启发党员。
俄国共产党一直是在矛盾中，在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是在这个斗争中才日益壮大并且不断培养出真正的干部。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同样是一条通过矛盾，通过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特别是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布兰德勒思想等等进行真正的、严肃的和长期的斗争而发展的道路。但是要进行这种斗争，单靠惩罚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德共中央的党内政策应当灵活些。我相信德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改正这方面的缺点。
你对工会工作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德国工会的作用和俄国不同。在俄国，工会是党成立以后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党的辅助机关。在德国和整个欧洲就不是这样。那里党是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工会对群众的影响胜过党的影响，并且往往成为党的沉重的绊脚石。如果问一问德国或者整个欧洲的广大群众，他们认为哪个组织对他们更亲近，是党还是工会，他们一定会回答说，工会比党对他们更亲近。欧洲的非党工人认为工会是帮助他们同资本家作斗争（工资、工作日、保险等等）的主要堡垒，而把党看做某种辅助的和次要的（虽然是必要的）东西。不论这种看法是好还是坏，但这是事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广大的工人群众把极左派从外面同现在的工会进行的直接斗争，看做同他们的主要堡垒进行斗争，这个堡垒他们建设了几十年，现在‘共产党员’却要来破坏。不考虑到这个特点，就会断送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由此应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西方，不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不在工会内部加强自己的影响，就不能掌握住工会。正因为如此，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同志在工会中的工作。
暂时就写到这里。
请别见怪我的坦白和直率。握手。
约瑟夫·斯大林”[8]
“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弄明白德国亲西方的新倾向。外交趋向的这一改变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气氛，这反映在缺乏阶级觉悟的部分无产阶级的身上。……在被腐蚀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可以看到所谓‘反莫斯科’的倾向增长了，这是资产阶级新动向的反映。部分说来，德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这种情绪。”
“这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凶恶进攻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回击。……打着同‘西欧’偏向、也就是说同背离共产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偏向作斗争的幌子，马斯洛夫实际上在宣传一种最坏的‘西欧共产主义’……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马斯洛夫同志的集团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一直是不正确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
在过去几年中，路特·费舍同志不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抗议，派遣代表到共产国际的许多支部去活动，责成他们通过派别活动来改变执委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