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原序（裴宜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英文版原序

裴宜理

　　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出生于共产党占领前夕的上海，当我在日本和美国长大时，我一直对这座我父母曾经度过二十载动荡岁月的城市迷恋不已。三十余年的隔断，我一直期盼着能回到我的出生地上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获得签证通行的目的地。第一次回乡是在1979年春天，当时不仅仅是一次消解乡恋情怀的旅行，也是一次寻找研究机会的访问。然而，直到好几年过去，在众多个人和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我才最终得以在我的出生地开展认真的研究。
　　在此项研究的众多援助者中，首先要感谢两家单位：中国方面，以张仲礼院长为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巧的是，张先生曾经在我父亲所在的圣约翰大学学习过）；美国方面，乃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尤其是玛丽·布朗·布洛克和罗伯特·盖耶。后者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1986—1987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丰富的档案资料使我所从事的上海工人运动研究得以完成。这些资料中，包括成百上千件老工人访问记录，这些访谈录都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可以肯定，这些访谈录反映了特定的政治环境，其目的是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且，因岁月流逝，被访问者的叙述肯定会有疏漏之处。然而，瑕不掩瑜，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了解上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反抗情形的窗口——通过工人自身的语言。而且，在相同事件上，工人口述史与共产党官方记述之间的差异似乎验证了这些访谈的坦率。也正是这些差异使我形成了本书的核心观点——我的发现往往与以往上海工人运动史论著不同。对那些引导我接触到这些宝贵资料的学者——虽然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许多结论——我深表谢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卫民和郑庆声，经济研究所的陈增年和徐新吾。
　　工人访谈录虽说很重要，但它们只是我在上海所使用的大量资料中的一部分。确实，我对这些访谈录的信赖是建立在其他可信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的。工厂档案——最著名的为英美烟公司档案和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既有工人访谈录，又有厂方档案，实为珍贵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引用的资料还包括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政府文件，包括罢工统计、警方报告和仲裁记录等；以及上海市总工会保存的数十种厂史未刊稿；上海港则提供了其他资料。本书使用的关键性期刊主要保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对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所提供的友好合作，以及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办（特别是王德华和田国培）穿针引线的帮助，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除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几个档案馆和图书馆也使我获益良多。台北的党史文献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使我得以利用国民党时代的许多重要政府文件。台北的调查局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共产党方面的报告。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东京的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都为我提供了真诚热情的帮助，我也要向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向为本人到上述地方开展访问研究提供资助的美国学会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eieties）表示衷心感谢。
　　在为本书写作搜集资料的不同阶段，我要向下列诸位表示谢意：乔治·布朗、蔡少卿、戴英璁、耐尔·戴芒、江柯林、李逊、刘昶、刘石吉、凯文·马其奥罗、施家英（音〕、马修·索默、蒂尔·托恩顿、萧功秦和杨久义（音）。与本书相关的论文曾经提交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立台湾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有关学者的评论使我受益匪浅。该书主体部分完成于1988—1989年华盛顿大学给予的学术休假年。初稿出来后，玛丽·克莱尔·白吉尔、查尔斯·伯吉斯、周锡瑞、马克·弗雷齐尔、爱伦·富勒、爱米莉·荷尼格、安德鲁·瓦尔德、杰弗瑞·瓦瑟斯特龙和叶文心等人细心阅读，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计划秘书劳莉·波拉克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莫利尔·贝尔的指点帮助。本书索引工作由蒂尔·托恩顿完成。尽管有幸得到如许帮助，上述个人对本书存在的问题不负任何责任。本书——专注于上海工人的起源及其政治倾向——乃是本人计划中的两卷本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第一卷。在第二卷中，我将探寻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