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结 论
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简言之，这就是本书的论点。在探讨上海罢工问题时，我力图追溯这些工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开始进厂时有些什么习惯，在厂里结成了什么团体，这些习惯和组织对其集体行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
通过将工人阶级文化——以其工作经历为中介——与抗议行动联系起来，我试图将“新工人史”的有关方面（特别强调大众文化和劳动环境）与对罢工的常规看法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种联系尤为重要，因为上海工人阶级不同的文化特性和团体倾向是与主要政治党派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对以行会为基础的江南籍工匠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以帮会为基础的北方籍机器工人与国民党的关系的探寻，充分揭示了两党的力量和局限性。这两个对立的政党都产生了各自的政权（中华民国之后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以上海工人运动为对象的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现代中国政府之社会基础的研究。
当然，在现代中国，工人与政府相互影响的方式并非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丝毫不差。确实，近年关于工人研究的一种有益趋向是避免将工人阶级的形成普遍模式化，而是更关注国家的发展和演变。[1]但是，如果每个国家的（以及每个城市的）工人历史都是独无二的，其基本变数就明显是一样的。在“结论”这一部分，我将探讨这些共性——先从中国的其他地区入手，然后再看看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
中国内部的比较
对中国其他地区工人状况的研究为数不多，但这些已经出现的成果有助于支持我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差异的先入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云南省对工厂工人的一次调查揭示了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技术工人和来自内地的非技术工人之间的鸿沟：
三十八号工人，来自上海，他对自己长期在现代企业工作感到自豪。他的父亲是名汽车修理工，他的兄弟也是一名技术工人。他们家住在一家工厂附近，在他儿时，常常随父亲去厂里，摆弄各种零件。……所以，他很熟悉各种现代机器。
来自本地乡村的工人只熟悉庄稼和土地，……对于各种机器，中国农民由于没机会接触，完全是外行。当他们进厂后，往往一筹莫展。他们举手投足，看起来很愚蠢，因为他们从没有接触过这些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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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提升靠的是同乡关系，而不是技术水平。我收集的大量抱怨和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无疑，一定的同乡关系确实起着作用，对工人们来说，技术水平是次要的。那些不刻意讲究这种关系的人觉得技术高不可攀，越来越泄气。必须看到，讲究同乡关系的人，事实上都是非技术工人。……在采访过他们后，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并不想成为效率高的工人。他们的兴趣与其说是在厂里，还不如说是在农村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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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绝大多数雇员都是江南籍人时，地缘关系占了上风，工作能力退居其次。就像蒂利说过的，技术是“一种建筑在社会基础上的关系”，它的定义外延甚广，远不止于工厂的主观要求本身。这个定义过程不单单是雇主偏爱的结果，而是反映了技术工人严格控制进入某个行业的潜力。作为必备知识的垄断者和向那些需要知识的工作提供工人的看门人，工匠在形成与其技术相联系的标准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同乡关系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
虽然与现代机器业联系在一起，工厂技术工人儿几乎与其来自乡村的非技术工人同伴一样，仍然生活在一个封建的环境里。并不是现代性，而是特权地位给了工厂工匠先锋队的角色。工厂兴旺和地位，加上公共组织及其发挥的作用，就具备了工匠进行激烈反抗的条件了。
工匠在上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显著作用并未脱离常规。琳达·夏弗（Lynda Shaffer）在湖南省找到了可以对比的情形。琳达在其对中共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四次罢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中，工匠或其他传统型工人扮演了领导角色；也许，其他省份的情况也是如此。”[5]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一座工人表现十分本分的城市——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发现，工匠所得津贴甚少，以至很难将他们与非技术性工人相区分。工匠和工厂工人一样，都与被称之为家乡的华北乡村保持着密切关系。[6]天津“贵族工人”的缺乏，伴随着该市作为重要的工业都市而缺乏活跃的工人运动，可能不仅仅是巧合。*
* 1918—1926年间，据一位中国学者的计算，天津只发生了14次罢工，与同时期上海发生的638次罢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近八年来国内罢工的分析》，载《清华学报》1926年8月。这种差异可能与两个城市工人力量的悬殊有关。1928年，上海产业工人的数量据估计有222670人，而天津只有47519人。见Maxwell S. Stewart and Fang Fu-an. “A Statistical Study of Industry and Labor in 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7，no.4（1930）：1083，1087.
工厂工匠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之间联系的一个例外是珠江三角洲。那里的工人政治性很强，但往往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而不是站在共产党一边。例如广东机工协会——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就与国民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7]——在20世纪20年代对共产党的动员工作一直持公开抵制态度。正如陈明指出的，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国民党工运领袖都是广东人，而且他们都是在当工人时作为同县或同乡人一起做工的。相反，共产党往往是外来人，无法渗入适宜国民党领导的工会生存的工匠行会。[8]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和政党政治（在服务于国民党的广东工运组织的操纵下）将当地工匠剥离于共产主义事业之外。然而，从比较中不难看出，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
对欧洲工人的最新研究，明确界定了特权工人在工人阶级抗议之增长和激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始，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均倾向于认为，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技术性工匠是斗争的先锋。[9]对于这种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种说法强调的是工匠的社会网络。同行业工人居住毗邻，常常相聚于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在英国，常常是小酒馆或音乐厅；在法国，则是咖啡馆或是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在中国，就是茶馆之类的地方。这些场所既为工人抗议提供了传播公众不满的机会，也是组织的中心。[10]此外，到19世纪中叶时，工匠们为了发展其事业，组成了许多互助团体。[11]这些组织在圣诞日举行宗教仪式，在其成员遇到丧葬、疾病和其他个人困难时提供帮助（这种情况与上海的会馆公所如出一辙）。
第二种说法揭示了技术工人的流入问题。工匠数量的相对繁荣，为互助组织提供了可靠的后备源，互助组织的壮大又为工会的充分发展打下了基础。积储于这些组织的钱财又为维持长期罢工准备了经济条件。[12]
技术工人集中的劳动条件也常被人认为是促使他们走向政治行动主义的一个附加因素。这一点对作为前工业化时代工匠的工厂匠人确实如此。正如埃立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rn）所注意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器工人“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富有战斗精神之工人运动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米切尔·汉纳根（Michael Hanagan）也看到，“工厂之工匠，没有什么地方比机器制造业更多了。尽管被圈在工厂的围墙里，机器工匠仍与以前在小作坊里一样我行我素”[13]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多世纪就出现了。1851年，图卢兹警方在竭力解释工厂机器工人为什么“几乎都是社会主义分子”时指出，他们的宣传工作那么快捷便利，主要是因为他们都集中在大车间里。[14]
作为工作关系密切——还有学徒制的盛行——的结果，技术工人对其职业感到自豪。他们习惯于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对雇主的要求甚高。对自身经济价值的认识促使这类工人常常与资方较真。[15]杰弗里·海杜（Jeffrey Haydu）指出：“技术工人总是想凭借其在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对雇主施加更大的影响，并为自己被取而代之制造更大的麻烦。由于人数较少，在车间里活动的空间更大，他们在发泄不满、提出要求和协调行动时，遇到的麻烦要比非技术工人为少。”[16]虽然工厂工匠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特权阶层，但他们常常把自己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工匠觉悟”与“阶级觉悟”这两个概念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所谓“工匠觉悟”，就是某个特定技术群体对集体利益的认识；所谓“阶级觉悟”，就是人们对自己及工人阶级其他阶层的共同利益的认识。[17]
绝大多数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不一样——后者与城市的联系常常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他们则习惯于城市生活。作为城市社会的永久居民，他们不单对工厂，同时也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大多数工匠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政治化倾向。*工匠不但有着响当当的城市化、工作稳定、受过教育、充满自豪感等特性，在工人阶级的战斗性方面，表现也特别突出。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如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以印刷业为对象的研究，罗伯特·贝祖查（Robert Bezucha）以丝织业为对象的研究，埃立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琼·斯各特（Joan Scott）以制鞋业为对象的研究。[18]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上海几位最活跃的共产党工运领袖的背景：陈云曾在该市最大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张祺是上海前丝织业巨头美亚绸厂的熟练工匠；从北方南下的刘长胜曾是一名制鞋工。
* 1908年的莫斯科调查显示，技术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机器工人——有文化者约占90%，与纺织工人比起来，他们的城市生活经历更久（以其城市出生者的百分比来衡量）。参见Diane Koenker，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Princeton，N.J.，1981）.正是这类工人——有技术、收入高、有文化、生活城市化——在20世纪初年俄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见同前，pp.76-78.
但是，如果工匠们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条件都已具备的话，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性呢？有鉴于以往学者只是强调机器生产给工匠带来的是失业和苦难，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机器的引入并不总是对工匠构成威胁。正如威廉·塞韦尔（William Sewell）已经指出的，工厂的增长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对工匠及其产品的需求。[19]另外，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凝滞很少能激发罢工浪潮。[20]
然而，罢工确实反映了因工业发展而带来的重大变化。许多分析家认为，工匠激进主义的最初爆发并不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在城市工人中引进了大量女工和童工，而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了半技术性、工厂培养的男工。在后一阶段，工匠历来对技术的垄断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怒火被激发出来。此后又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 Tailor）科学管理方法（即所谓“泰勒制”——译者注）的引进——资本家试图以此将工匠的立身法宝即自主性劳动过程连根拔除。这些生产体制上的变化有助于解释早期工匠罢工的目标：劳动纪律和工厂工头，而不是工资或机器。[21]
尽管这些作者没有从其观点出发，进一步对技术性工人和半技术性工人展开调查，但现在对上海的研究表明，这条途径是值得一试的。近代中国工人政治的动力大部分都可以从曾经是独立的工匠之激进主义和资方养成工之保守主义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中追溯根源。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利用这一原生敌意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两党形成鲜明对比的工运计划之优势和弱势。
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
虽然欧洲工人运动常常被视为国际比较的标准，但就上海的情况而言，把它与美国的工人情况做个比较也是可行的。两者的相似之处包括招收工人的过程——两国从一定地区和背景中流泄出来的工人都进入了一定的工作行列。就像约翰·坎布勒（John Cumbler）在讲到美国的情况时所说：
挑选、招收移民工人时，他们不同的技术和经历往往决定了其今后特定的工种。往往在移民之前便已存在的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规定了新来者进入既有的以地缘祖籍相划分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社会的人种的区分通过传统、习俗和他们原有的技术水平将工人分隔开来，又在他们目前根据人种群体相划分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
[22]
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上海，都有一个以半技术性工人构成的中间群体，他们也在工人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缺乏技术工人那样的稳定性和地位，这类人往往依赖帮会网络（在美国以黑手党为代表）求得保护。帮会有助于农村移民渐渐适应城市生活。帮会还充当工人与政治家之间的中间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臭名昭著的曼哈顿民主党组织“坦慕尼（Tarnmany）协会”之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联系。
和中国一样，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个帮会活动向更为复杂的政治活动转化的过程。当时该国的禁酒，就像中国的禁烟一样，有助于加强政治家和帮会之间的联系。[24]为了换取政府对其非法勾当的保护，帮会分子答应发动工人支持政客。[25]1923年，《纽约时报》曾对旧式黑帮手法的终结发出哀叹，并带着赞赏的口吻谈论其新手段——刻意插足工人问题——的出现。[26]
有组织的犯罪染指卡车司机工会*就是这种趋势的先兆。还在四轮马车时代，声称代表车夫利益的该工会创立伊始，便已贿赂公行。有位出道不久的黑帮分子在解释黑帮对美国运输工人的控制情况时说：“每个工人都是一个处于危险境地的小人物，所以很容易恐吓得手。”敲诈勒索和保守政治是这类工会的标记。在20世纪50年代初，凡是被怀疑为同情共产党的人，就是被开除的理由。[27]
* 此处“卡车司机工会”之卡车司机的英文为 Tearristers即运货马车夫的意思——译者注。
卡车司机工会之臭名昭著随着工会活动分子吉米·霍法（Jimmy Hoffa）受到底特律紫社（Purple Gang）和芝加哥黑手党的青睐而至于极点。霍法凭借黑帮关系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情形，与依靠工人和帮会而日益闻名的上海闻人杜月笙及陆京土、朱学范相去无几，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帮会关系是他们迅速攀升的阶梯。霍法追求社会名望的心思在他最后一次对其工会信徒的演讲中表现得十分露骨：“我的儿子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无论是对我们霍家还是对我妻子波齐瓦克（Poszywak）家来说，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大事。对我岳父岳母来说，对我父母来说，都没机会读大学。正是美国制度之伟大，才使我从一个看仓库的站到这里来，才使我妻子从一个洗衣妇得到了她现在的位子。”[28]所谓“伟大的美国制度”，实际上不是别的，就是黑手党霍法家族上升的机遇与杜月笙家族利用青帮关系上升的情况如出一辙。杜月笙修建家庙以及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同样是为了追求社会名望。[29]
对普通工人来说也是一样，保护与被保护的帮会关系既是进步的阶梯，又是恐怖的陷阱。正如霍法所说：“个人关系是接受服务的关键，帮助下属是我们做买卖的惟一原因。至于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并不那么重要。我想，司机们并不希望我在为他们主持什么社交聚会，或是在广播里讲什么德国做错了什么，意大利做错了什么。我们所做的就是出卖劳力。我们要尽量敲定最好的价钱。”[30]
帮会通过公开否定政治兴趣来赢得半技术性工人的支持，而在同时，他们的工会又在竭力构筑与当局的联系。正如安东·布洛克（Anton Blok）在分析黑手党时所说，黑手党与普通土匪相区别的关键是，前者与执掌权柄者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在联系政客与普通人之间的保护和被保护网络中，黑手党成员扮演着政治中介或权力掮客的角色。[31]半技术性工人由于地位不稳——他们的未来有赖于城市，但他们在为自己争取永久性城市空间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使得他们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有组织的犯罪。作为资方养成工，他们没有技术工人那种自治性行会传统，很容易成为强调经济利益而非政治抵抗的黄色工会中人。
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
如果说工匠天生就能响应激进派工人领袖的号召，而半技术性工人与保守派工人领袖则相伴而生的话，那么，非技术性工人与无论哪一种政治类型的组织都缺乏密切联系。这类工人对农村的亲近甚于城市，他们倾向于按照旧习惯采取突然而简单的行动，一遇苗头不对就打退堂鼓。[32]他们的抗议很少产生持久的政治组织。
非技术性劳动者割不断的乡村关系遭到了其城市同伴的歧视。就像有位俄国机器工人在世纪之交说过的一番话一样：
人人都知道机器工人占尽优势，高人一等……纺织工人的古怪外表却令人感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穿着农民的服装。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是走错了路而徘徊于城市街头的乡巴佬，明天就要寻找回家乡的路。妇女在其中占了多数，人们一见到这些人，就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与纺织工人相比，机器工人完全是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习惯于都市生活，更具有独立性。
[33]
当非技术性工人真的走上街头时，他们的抗议常常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乡村的集体行动。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曾对1973年克罗根（cologne）的福特汽车制造厂的罢工作过描述，当时工厂各大门都被来自土耳其各乡镇的农民移民所占据。他说：“这些移民的斗争方式——在他们占据的工厂里跳舞欢宴，他们的妻子也加入了纠察队的行列——与其说是工业化时代的冲突，还不如说是传统的乡村冲突。”[35]
几乎所有工人史学者都认为，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人之间的合作不是工业化过程的自然结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工人的历史就是工人之间互相冲突的历史。[36]然而，尽管在绝大多数城市中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两者之间的联合并非不可能。大规模罢工浪潮（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内战时期上海工人的斗争等）正是依赖于这种合作。在俄国革命时，黛安·柯恩克尔（Diane Koenker）指出：“机器工人帮助催化，将他们的激进主义传导给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工人，激发他们的行动主义。”[37]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解释道：在革命过程中，这两个群体扮演着不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角色。那些发动工人运动的都是“干部”工人，特别是机器工人，因为他们有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视厂如家，文化水平较高，有参加非正式团体的经历，有责任心，所以能积极参加工运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新工人的举动比起“干部”工人来更为狂暴，因为他们糅合了低工资工人的种种不满、贫农的愤怒、女工和童工所遭受的特别沉重的压迫。[38]
* Charles F. Sabel，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New York，1982）.例如，萨贝尔指出，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对什么是公平工资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农民一工人往往反对工厂的工资分类原则，认为工资应当按照工人劳动量的比例而不是按价值来支付。技术工人——其劳动创造了更大的价值——自然与他们的观点相反。
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工人们克服差异、进行共同的斗争？许多分析家强调刚刚萌芽的阶级觉悟之重要性——克服既有差异，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团结起来采取阶级行动。对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如马克思、苏莱尔（Sorel）、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总罢工是工人阶级之阶级觉悟产生的戏剧性预兆。*虽然目前许多论者喜欢用其他词汇来取代“阶级觉悟”一词，例如“反抗的亚文化”或是“团结文化”之类，但其内容仍是人们所熟悉的：只有当工人们认识到他们有着作为被剥削的劳动者共有的处境，超越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才有可能采取争取改善其利益的政治斗争。**
* 马克思把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化过程中的罢工视为无产阶级军火库的一件重要武器，见Karl Marx，On Revolution，ed Saul K. Padover（New York.1971），p.61.对乔治·苏莱尔（Ceorgs Sorel）来说，罢工表达了无产阶级“最高贵、最深厚、最激动人心的感情”。见Reflections on Violence（New York.1961）.列宁在强调只有外来的革命者才能将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灌输给工人的同时，又把19世纪俄国的罢工视为“酝酿中的阶级斗争”。见What Is to be Down？（Beijing，1975），p.36.对列昂·托洛茨基来说，罢工是无产阶级内在激进主义的显示，也是比较落后的工人被卷入阶级冲突大漩涡的一种方式，见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lon，1967），2：243.
** Richard Jules Ostreicher，Solidu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1986），p.60，作者认为，“如果存在一个有力的工人阶级的话，不同的工人阶级文化就会汇合成一种超越人种差异的工人阶级反抗的亚文化。”Rick Fantasia，Cultures of Solidarity，（Berkeley，Calif.，1986），p.238.作者认为“团结文化……能够破除工人之间的地位差异，更大范围地团结起来。”
总罢工是不是表现了源自对工人被剥削的认识而产生的政治行动主义呢？可以肯定，大规模罢工反映了更广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可以说，国家繁荣与罢工浪潮是紧密相连的。[39]但是，国家繁荣并不总是伴随着工人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特别是常常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通货膨胀可以被视作无论是待遇较好还是待遇较差的工人都会产生不满的一种警报。然而，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 E. Cronin）指出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在消费点上而不是在生产点上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当工人在工厂里被技术、性别和人种区分开来的时候，在市场上，有的工人都是遭受通货膨胀负面影响的消费者。[40]当然，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时期上海的罢工浪潮就与当时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
政治因素也可能激发罢工浪潮。就象像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发现的那样，政治危机——和经济繁荣一样——容易提高跨行业罢工活动的水平。[41]在1905年的俄国，“血腥星期日”的悲剧使沙皇统治人心大失，在城市技术性以及非技术性工人中激起一波反抗大潮。[42]在中国，“五卅”悲剧也有着相同的催化作用。很有意义的是，20世纪中国的政治危机常常包含民族主义的因素。五四运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侵略而引起，五卅运动同样是由针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愤怒而引起，内战时期的抗议则涌动着反美情绪。就像经济竞技场的通货膨胀问题一样，政治竞技场的民族主义问题以一种超越工人分裂的方式将城市居民动员起来。男人和女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全都加入到反对外国人压迫的斗争行列中来。正如上海一位纱厂工人回忆五卅运动的情形时所说：
当时反帝情绪不仅盛行于工人当中；所有在上海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情绪。罢工时，甚至连警察、掏粪工人、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以及厨师无不参加进来。这当然是一场群众运动。共产党以前从来没能激发出这种情绪。当人们听说外国人杀害了我们一名中国人时，都被激怒了，觉得我们必须起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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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择论者迫使我们面对横亘在集体行动道路上的障碍。即使当人们分享他们所看到的共同利益时，由于缺乏信任可能妨碍他们采取一致行动。[45]在同一容易导致工人阶级分裂的人种/性别/技术的群体里，信任更有可能产生，自由散漫更容易克服。同行业无产阶级的倾向看起来会按照这些阶级内部的（往往是竞争性的）群体来划分，而不是按照某种通向阶级团结的进步道路发展。绝大多数工会、罢工和政党都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种阶级内部团结的基础上的。*
* 就像亚当·普尔泽瓦尔斯基（Adam Przeworsky）和约翰·斯普拉格（John Sprague）在他们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情况可能是，“与决定政治行为的阶级特点有关的历史变迁，可以归因于政治党派所实施的战略。”见Paper Stones（Chicago，1986），p.11.但必须记住，成功的政党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战略裁剪得当，以适应其选民的感情。工人阶级中的有些群体，最著名的如工匠，看起来对阶级召唤特别敏感。关于从合作传统走过来的工匠容易产生阶级觉悟的情况，可以参见William H. Sewell，Jc，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948（New York，1980），pp. 179—213.
换句话说，工人的战斗性并不等同于阶级觉悟。确实，正是看到了工人内部实际存在的差异，才常常使工人行动主义受到了鼓舞。工人们依赖于他们所处的工作地位，在力图缩小维持或扩大他们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工资或工作条件上的差别时，往往显示出斗争精神。[46]即便是在不同技术和工资水平线上的工人开展联合斗争的重大案例中，他们的联合也不必定反映阶级觉悟。[47]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如同前述，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这类事件的参加者都是以消费者或市民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出现的。而且，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组织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秘密结社之类引入合作，才可能有大动作。正如戴维·斯特兰（David Strand）在研究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情况时所说：“群众组织并非一个能打破基于地位、地缘或不同工种等而产生的障碍的解决办法，而只不过是在公共场合展示其分裂的机会。”[48]
克雷格·卡尔洪（Craig Calhoun）说：“传统团体给了其成员开展持续斗争的社会力量，给了他们保证全体参加的‘选择动机’，给了他们一种为什么而战、并且是立竿见影的感觉。”[49]卡尔洪加入了当前否定马克思的时髦潮流，认为传统工匠和农民比起现代工厂人确实更具革命性（为他们原本就有团体），后者的工会和党派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但是，在“传统”的工匠或农民与“现代”的工厂工人之间真那么容易划出一条界线吗？[50]我要说的是，工人阶级行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前工业化时代长时期形成的习惯之上。正如赫尔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所说，工人阶级仍然与前工业时代的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庭、阶级和人种等关系不可能轻易化解。”[51]
技术因为作为“一种建筑在社会基础上的关系”而成为工人政治的一个强有力的预言者，它常常与长期的文化与组织习俗联系在一起。技术水平不同的工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地区，熟悉不同形式的组织，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享有不同程度的工作保险系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也不同。就上海来说，江南工匠依赖茶馆文化和行会组织，经常发动罢工，以保护其传统特权。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适应城市生活，这些工人很容易接受激进学生组织者的动员，后者很多也来自江南。相反，来自华北的非技术性工人，对当时知识分子争论的问题很少有兴趣。由于缺乏教育，与城市生活联系不紧密，这类工人在言谈举止上还与农民无异。介于前两类工人之间的是半技术性工人。虽然仍然不相容于“精致”的江南文化，但这些来自北方的机器工人倾向于在容纳他们的城市生活下去。因为他们的背景严重限制了他们升迁的机会，半技术性工人便转向秘密帮会寻求帮助。
反映各自背景的技术性、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人，虽然倾向各异，但并不能冲淡其历史意义。即使工人们没有显示出阶级觉悟，但他们仍在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半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帮会和国民党的关系，有助于界定国民政府的特征。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联系，成为城市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他们对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相对缺乏兴趣，但他们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规模抗议中是重要的参加者。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是紧接在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共同参加的罢工之后建立的。
植根于其成员色彩斑驳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经历，上海无产阶级显示出多重战斗性。绝大多数学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向来把“中国工运史”研究限定在“中共党史”的范围内。[52]谢诺（Jean Chesneaux）把现代中国工人运动阐释为阶级觉悟的觉醒，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53]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指导的结果。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以同样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工人运动，提出在社会主义政党/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工人阶级的“重塑”问题。[54]这些分析强调了共产党在塑造以及重塑一个先是有阶级意识的、后来是依附性的工人阶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书在对上海工人的研究中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工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响，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原有的经历虽有局限，但也开启了不同的工人群体开展不同形式的政治之可能性。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之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只有一种倾向的主体被证明是共产党的忠实盟友。
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
探讨工人运动的历史，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将在本书研究的第二卷中看到，共产党人，就像他们之前的国民党人一样，很快就会明白，在国家权利得到巩固之后，不能忽视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的存在。相反，他们不得不面对某些新的矛盾。
尽管有人说中国工人阶级被共产党政府改造过了，但千万不要忘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共和国政策的许多官员都是从前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陈云，50年代中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设计者，当他2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馆内的激进工会——陈是其中的一位积极分子——是从早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很久的印刷工人行会演变而来的。[55]陈云来自江南，是上海早期参加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典型。（大跃进时，他主持制定的政策受到冷遇，便以写有关其家乡江南地区的戏剧传统的文章打发日子。[56]）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在一个面向工人的工学计划里接受教育的，其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是在上海以工运组织者的面目出现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在1927年3月成功地领导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皮革工人出身的刘长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负责上海的共产党工人运动，曾经在1949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祺是江南籍熟练织工，作为上海地下团组织的成员参与领导了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后来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即使是邮务工人出身、参加过帮会的朱学范，建国后担任邮电部长，参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作为杜月笙插手工运事务的主要助手，朱学范在产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9年后，他开始把这些有价值的经验转而应用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去。后来，上了年纪的朱学范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在全国政协里担任要职（按：朱学范已经在几年前去世——译者）。
共产党新政权为这些从前的工运组织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扮演了关键角色。考虑到技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他们在1949年以后得到优厚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这些都是全世界工匠拥有或希望拥有的——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57]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业经济中，工匠遗产成为最显著的一部分，即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态保障了工人的工作、高工资和良好的福利待遇。正因为有了这些好条件，人们常把国有企业的工作称为“铁饭碗”，与之相对应的便是集体企业不那么持久、不那么称心的“泥饭碗”。[58]
共产党企业的排他性和家长式管理容易使人联想到工匠行会。要进入这些对其职工提供终身保险和特权的工厂工作，必须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就像早先的行会一样，社会主义企业也对其成员规定了一定的行为准则。[59]但是，传统行会只不过依赖行业神的权威来实现其价值，而新型国有企业却从共产党的合法统治中伸张权威。
在各个省市，国有企业职工的特权受到当地总工会即政府分管工人事务的分支机构的监督。*就上海而言，该市总工会的位子一直由以前的共产党工运积极分子占据，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南方工匠行列。
*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同时也是该市中共市委副书记。参见Paul F. Haper，“Trade Union Cultivation of Workers for Leadership.”in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ed. John Wilson Lewis（Stanford. Calif.，1971），p. 125.
如果说共产党新政权充分体现了技术工匠的许多优点的话，其他遭到压抑的工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满。对国有企业老工人特权的怨恨，是激发1949年以后工人动乱浪潮的重要因素。
早在1956-—1957年间，在百花齐放运动的刺激下，成百的工厂爆发了罢工。这些工人罢工很多都是由边缘工人——临时工、合同工、服务业人员、学徒以及其他享受不到国有企业技术性老工人之特权的工人——发动的。[60]无论当时如何喧闹，国有企业工人与临时工、合同工之间的裂缝在后来的岁月里并未消弭。[61]
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的斗争又重新在全国各地工厂爆发出来。在上海，国有企业老工人中充斥着所谓保守的“红卫兵”，这些人主要来自江南，都曾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工人运动。他们的领导人很多都是以前地下党的工运组织者，也都来自江南地区。相反，革命造反派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工人，部分人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苏北南下的干部领导。造反派中，有不少人是非技术性的合同工和临时工。[62]对于没有特权的工人的造反动机，琳·怀特（Lynn Whyte）解释道：
最初，失业工人和合同工并没有被历史学家的错误、小说家的思想或是音乐家的宗旨激起狂热反应——虽然正是激进派在1965年底1966年初炮制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社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失业工人对他们不喜欢的政治领导人还是有些看法的。当上海市长曹荻秋之类人物——他们曾经拥护过“工农制度”——因为在文化政策上犯错误时，在下层无产阶级中开始激发出一些热情。
[63]
老工人对新工人的不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工作者对从前的工运积极分子的采访中即已显露出来。被采访者经常在其谈话中流露出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一位纱厂老工人称：“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过去的艰苦斗争根本不理解。他们总是抱怨工资低，待遇差。……青年工人要是在工作中掌握了一些技术，就要翘尾巴，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年轻人总以为自己受过教育，把老工人都看作是没文化的人。”[64]
耳朵里不断听着老工人唠叨他们以往岁月的革命功劳，青年人便产生了寻找机会拉平比分的渴望。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年轻的革命造反派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与老一辈的反抗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65]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的发迹之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是工人发动暴力的场所，“文化大革命”时成为斗争的策源地，历史与现实何其相似，可能并非巧合。在1925年发生在该厂的一次事件中，工人们将一个人人痛恨的工头骗去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对他进行了公开声讨。这个倒霉的工头被迫跪在众人面前，双手被反绑着，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狗卖国贼”！工人们还将这个工头的狼狈样拍成照片，挂在厂门口，警告厂方不得恢复其职位。[66]
“文化大革命”中，当激进派工人采取同样的策略时，他们的斗争矛头指向了老一辈和总工会之类的组织（在共产党新政权里，这些组织拥有特权地位）。在1967年的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对从前的中共地下党工运组织者、后来是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人发起了一连串的进攻。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解放前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书记的张祺，被迫在群众斗争大会上不断遭到羞辱。她的双手被紧紧反绑着——当时叫做“坐喷气式”，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走狗”的大牌子——因为犯下了“修正主义罪行”。当年12月，张祺被关进了她亲自监督建造的总工会大楼的地下室。[67]虽然张祺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而且身体还很好，但她的许多战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最近有资料显示，在造反派对上海总工会的攻击中，受迫害者很多都是以前的地下党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江南的技术性工匠。[68]
只有反观国民党时代的工运历史，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裂痕。国民党在其统治初期，在处理工运事务方面，采取了更为主动的姿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大力气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两者都力图把工人行动主义变为政府控制的组织：国民党控制下的黄色工会，共产党控制下的总工会。两者都在国家政权巩固后对工人中的冲突抱一种矛盾的心理。*两者都意识到并且成功地把工人领袖吸收为政府官员。（王洪文及其革命造反派在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的飞速攀升，不禁使人联想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青帮工运领袖的飞黄腾达。）更有甚者，两个政权的中央领导都被迫削弱由工人参加建立的新政治组织：1927年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后建立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以及1967年1月夺权风暴之后建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者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严正指责：“成立公社，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公社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什么事都由公社来管，那么把党放到哪里去了？……必须要有一个党，必须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它叫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必须要有一个党。”[69]对毛泽东来说，就像对蒋介石来说一样，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也有可能对政府控制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得到资产阶级拥护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声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一样。
* 毛泽东于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前一年爆发的罢工指出，要加强教育，要改进领导方法。1957年春，刘少奇提出，工会和党员干部应该更勇敢地亲自投身到罢工中去，重新赢得工人的信任，参见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41889，p. 58.
尽管共产党政权无疑比其前任要强大得多，但当前的中国政府与其社会力量相比还没有做到完全自主。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政权就是工人政府，就像国民党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个委员会一样。但它有可能竭力行使专制统治，政府不得不面对各种社会势力可能产生的反抗。政府必须与这些势力达成妥协，其中工人阶级应该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的反抗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在政治上利用过工人运动，1949年以后的中国领导者一直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十分警觉。今日国有企业工人所享受的特权，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政府对这一处于战略地位的群体潜在的经济、政治力量的认同。*
* 1974—1975年间，中国的许多工厂发生了罢工和怠工，要求发放奖金和增加工资，在当时，毛主义的正统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杭州连续举行罢工，情况最为严重，还是邓小平亲自赶到该市，向充满愤激情绪的工人保证实行工资改革，才将事态平息。见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Berkeley，Calif.， 1987），pp. 165—167.
和过去一样，工人阶级仍然存在分裂。[70]而且和过去一样，政治倾向和政治行动仍然可能按照分裂的界线形成。[71]对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提出的挑战是，必须追溯普通工人因来源和地方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及其对现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注释
[1] 这一趋向发端于汤普森（E.P. Thompson），见汤著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Class（New York，1963）.对美、法、德工人运动之间差异的探讨，可参见 Ira Katze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Working-Class Formation（Princeton， N.J.，1986）.
[2] Kuo-Heng Shih，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Cambridge，Mass.，1944）. p.，p. 14—15.
[3] 同上，第16—17页。
[4] Charles Tilly，“Solidarity Logics：Conclusions，” Theory and Society，no. 17（1988），p.453.
[5] Lynda Shaffer，Mao and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N.Y.，1982），p.210.
[6] Gail Heishatter，The Wot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1986），pp.49—63.
[7] 参见本书第49页脚注。
[8] 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rton Delta，1895—1927”（Ph. D.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5），pp. 171，258—60.
[9] 参见导言的注1和注2，以及第一部分引言的注4。
[10] Ronald Aminzade，“French Strike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1980）： 63—78；James E. Cronin，“Labor Insurgency and Class Formation，”ibid，p. 143.
[11] William H，Sewell，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u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New York，1980）；Ronald Aminzade，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A Study of Mid-Nineteenth-Century Toulouse，France（New York.1981）；
[12] Dick Geary. European Labour Protest，1848— 1939（London，1981），pp. 40，72.
[13] Eric Hobshawern， Labouring Men（New York，1963），p. 424；Michael. Hanagan，The logic of Solidarity（Urbana，.IU.1980），pp. 10—11.
[14] Aminzade，“French Strike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 ”p. 76.
[15] 约翰·弗兰奇（John French）对巴西工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技术工人无论是在工会中还是在共产党里都显得特别活跃。见弗著“Achvism in the Workplace：The Not So Powerless Prevail，”unpublished paper，1991.
[16] Jeffrey Haydu，Between Craft and Class：Skilled Workers and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1890—1922 （Berkeley，Calif.，1988）， p. 13.
[17]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Hanagan，The Logic of Solidarity，p.210. Victoria Bonell，Roots of Rebellion：Workers’ Poli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erg and Moscow，900—1914（Berkeley，Calif.，1983），p.444.
[18] Natalie Zemon Davis，“A Trade Union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1966），pp. 48—69；Davis，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Stanford，Calif.，1975），pp. 4—10；Robert J. Bezucha，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Cambridge，Mass.，1974）；Eric J. Hobsbawm and Joan W. Scott，“Political Shoemakers.”in Workers：Worlds of Labor，ed. Eric Hobsbawm （New York，1984），pp. 103—30.
[19] Sewell，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pp.155—156.正如塞韦尔所说，这种工厂和工匠工作共生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外就是纺织业——新的纺织厂排挤了手工纺纱织布。
[20] Hanagan，Logic of Solidarity，p. 79；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Strikes in France，1830—1968（New York，1974），p. 76.
[21] Cronia，“Labor Insurgency，”p. 138；Hanagan，Logic of Solidarity，pp. 12—13；Aminzade，“French Strike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pp. 63—78； Sewell，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p.160.同样的关于美国情形的看法可参见 David Montgomery，“Workers’ Control of Mach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The Labor History Reader，ed. Daniel J.Leab（Chicago，1985），pp.129—130.
[22] John Cumbler，“Migration，Class Formation，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in Confrontation，Class Consciousness，and the Labor Process，ed.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Stephenson （New York，1986），p. 42.
[23] Stanley Aronowitz，False Promises：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 Consciousness（New York，1973），chap.3.
[24] 提出这一类比的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见魏文：“Palicing Modern Shanghai，”China Quarterly，no. 115（1988）：416.
[25] 关于黑手党担当工运掮客之事，可参见Howard Abadinsky，The Mafia in America（New York，1981），pp. 4—11；Joseph L. AIbini，The American Mafia（New York，1979），pp.143—144.
[26] New York Times，Sept.9.1923.
[27] Jonathan Kwitny，Vicious Circles：The Mafia in the Maketplace（New York， 1979），pp.143—144.
[28] Jim Clay，Hoffa！（Beaverdam，Va.，1965）. p. 163.
[29]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221—225页。
[30] Clay，Hoffa！p. 163.
[31] Anton Blok，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New York，1974），pp. 6-7，177.
[32] 参见David M. Mandel，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New York，1983），pp.31-32，其中对俄国非技术性工人的抗议模式进行了探讨。
[33] 转引自S.A. Smith，Red Petrograd：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1917—1918（Cambridge，1983），p.29.
[34] David Mandel，Petrodrad Workers，p. 23.
[35] Charles F. Sabel，Work and Politics：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New York，1982），p.134.
[36] 参见Richard Jules Ostreicher，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Chicago，1986）.其中对底特律工人中的工资、技术水平，尤其是人种等问题的差别做了有趣的探讨。关于中国的情况，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对上海纱厂女工的分析、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对天津工人的研究均对工人阶级之分裂作了详尽描述。
[37] Diane Koenker，“Moscow in 1917：The View from Below，”in 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1917（Cambridge，1987），p.90.同时参见Diane Koenker，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Princeton N. J.，1981），p. 359.
[38] Smith. Red Petrograd， p. 255.
[39]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引言注2的有关内容。
[40] James E. Cronin，“Labor Insurgency and Class Form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1980）：144—145.
[41] 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Strikes in France（Cambridge. 1974）. p. 104.
[42] Victoria Bonnell，Roots of Rebellion（Berkeley，Calif.，1983）p.447.
[43] “朱连科访谈录”，1958年5月6日，上海会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44]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yfesto of the Communit Party（Beijing，1975），p.45.
[45]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Mass.，1977）； Russel Hardin，Collective Action（Baltimore. 1982）.
[46] 关于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可参见 Jobn R.Low-Beer，Protesl and Participation：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kaly（Cambridge，1978），p. 175.
[47] Haydu，Between Craft and Class，p.212，该书作者发现，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团结中往往伴随着占上风的经济主义。
[48] 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Berkeley Calif.，1989）.，p. 196.
[49] Craig Calhoun，“The Radicalism of Tradi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in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ed. Michael Taylor（Cambridge，1988）. p. 153.
[50] 关于工匠之“传统团体”与工厂工人之“现代组织”的类似区分，还可参见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Reading，Mass.，1978），pp. 62—64，and in Edward Shorter， ed.. Work and Community in the West（New York， 1973），pp. 17-20.
[51] Herbert G. Gutman，Work，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77），p.41.
[52] 参见《努力开创党史、工运史资料征集工作新局面》，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第7页。
[53] 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 Calif.，1968）.
[54] Andrew G. Walder，“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1949—1981，Modern China10（1984）：3—48.同时参见其Communist Neatraditionalism（Berkeley，Calif.，1986），p.85.
[55] 《商务印书馆工会史》，上海图书馆，第1—2页。
[56] David G. Bachman，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Berkeley， Calif.，1985）pp.72—73.
[57] 瓦尔德（Walder）对当代中国工人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关系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研究，见Andrew G.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el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Calif.，1986）.
[58] 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I.. Parish，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1984），p.33.
[59]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chap 4.
[60] Francois Gipouloux ，Les cent fleurs à l’ usine（Paris，1986），pp.198—205；同时参见Lynn White H，“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6，no.1（1976）：105—7.
[61] White Ⅲ，“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pp. 107—115.
[62] 对上海部分前红卫兵的访问，1987年5月27日，7月2日。
[63] WhiteⅢ.“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pp.114—115.
[64] “顾兴盛（音）访谈录”，1958年5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65] 关于在耳熟能详的反抗方式中吸取营养的重要性，可参见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Cambridge，Mass.，1986）。关于上海学生的研究中对这一论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见Jeffrey Wasserstrom，Student Protest in Twer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Calif.，1991）.
[66] 《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斗争史》，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1953年第61—70页。
[67] 《上海市总工会被砸纪实》，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5期，第1—6页。
[68] 《铮铮铁骨垂青史》，同上，第13—22页。
[69] Stuart Schram，ed.，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New York，1974）， p.278：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Slanford，Calif.，1981），pp. 251—252.
[70]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zonalism，1986，chap.2.其中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的主要社会差别（如年龄、工作保障和工资级别等问题）提出了有益的看法。然而，在他的分析中，这些社会群体无法解释政治网络（行动主义的、非行动主义的和对立派别之间的，等等）。
[71] 关于1949年以后社会差别（性别、工作保障等）与政治抗议相联系的人运动情况，可参见Gipouloux，Les cent fl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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