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在我们中间（К.费定）

高尔基在我们中间

К.费定

　　编者按：本文选自《费定文集》第9卷，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5-78页。首次发表于《新世界》杂志194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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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让我参的青年文学小组，称作“谢拉皮翁兄弟”（或简称为“谢拉皮翁”）而为人们所熟知。它的成员很快就确定下来了，后来一直没有变化。其中包括散文作家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米哈依尔·左琴科、维尼阿明·卡维林、列夫·隆茨、尼古拉·尼基京、康士坦丁·费定和诗人叶莉扎维塔·波隆斯卡、尼古拉·吉洪诺夫以及批评家伊里亚·格鲁兹杰夫。

　　小组的活动与“艺术之家”紧密相连。每到星期六，我们全体聚集在斯洛尼姆斯基的那间象演员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那样的小屋子里，一坐就坐到深夜，听朗读完某一篇小说或诗歌后，就争论所读作品的优缺点。当然，如果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不是这种爱好既代替了纪律，而且也代替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好的品质的话，要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坚持坐在抽得满屋是烟、象罐头盒似的房间里，非得规定异常严格的纪律和具备天使般的性格不可。这种对文学的爱好，使艺术趣味极其不同的人结成朋友，而且这种爱好不是一时的，它从一开始就不允许对艺术采取观赏的态度，它加强了我们的事业心。

　　也许有人会间谢拉皮翁兄弟中谁是“主要的”？回答是谁也不是。

　　我们与革命前的作家非常接近，各种各样的美学观点简直象旋风一样在我们身旁刮着，无数的影响在我们身边流过，因而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谢拉皮翁兄弟眼里，老一辈作家中谁是“主要的”？回答也是谁也不是。

　　谢拉皮翁兄弟特有的格言，是高尔基在和我谈到批评时一句告诫的话：“要听，但不要听从。”

　　所以在实质上，“主要人物”是高尔基，他激励每一个人独立地、单独地去解决任务。由于在文学中不可能有通用的、一般的解决方法，所以高尔基对任何人都不暗示他该做什么和该怎样做，这样一来，年青作家在他身旁，和这位威望压人的文豪一起，完全没有受压抑的感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参加小组时，这种趣味已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后来在矛盾中逐步形成起来。我们之间各不相同。我们在保持友谊的条件下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我们不考虑任何学派，不考虑任何“团体”正因为如此，无意培植学派的高尔基，容易把我们当作是富有生命力的现象。

　　我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的集会，总要与别人发生争执。在那间阴暗的房间里，我碰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幽默，玩笑，逗趣和取乐，而且这一切看来似乎都是针对最神圣的文学的基础的。艺术是一个艺术家进行探索、经受痛苦和深思熟虑的果实，它是严肃的，是要对最高的评判者——一人负责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一种最坚强的信念和最珍贵的感情。而这里人们拿文学开玩笑，把它当做儿戏。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习惯。他们热爱普希金和尊敬托尔斯泰的程度并不比我差。但我总觉得这种习惯很古怪。这里把作品说成是“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做出来”。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好。《哈吉·穆拉特》做得很好。《堂吉诃德》做得完美无缺。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不会做东西。尼古拉·乌斯宾斯基做得不坏。做东西还有“手法”。这些手法名称多极了。但也可以不用名称来说明，只用一般的概念，说这件东西是用果戈理的手法，或是用列斯科夫的手法做的。这样一来，果戈理自然就不是远不可及，列斯科夫也就近在眼前，他们和我们大家混在一起，陷入了嘲笑、挖苦和寻开心之中——啊，真可怕！我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现象呢？

　　在第三次集会上，我把考虑成熟的意见发表了出来，反对“游戏”，捍卫“严肃性”。首当其冲的是列夫·隆茨。

　　这次冲突很激烈。真理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坐在支持隆茨或保持中立的谢拉皮翁兄弟背后，得意地微笑着。

　　争论是这样的。

　　隆茨说，俄国散文已停止“运动”，它正“躺着”，在它里面什么也不发生，什么也不产生，或者只发发议论，或者只表示某种感触，但不行动，没有动作，它会由于缺乏血液循环，由于褥疮，由于水肿而死去，它成了思想、纲领的单纯反映，成了政论的镜子，作为艺术已不再存在，只有情节才能挽救它，这是一种能使它动起来，追使它行走，促使它采取果断行动的力量，而情节的传统存在于西方，我们应当把这个传统从那里引进来，用它来使我们躺着的散文获得创作能力，克服心里那种由于文学保姆的灌输而产生的对惊险小说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向掌握行动秘诀的作家学习，不管是斯特恩还是仲马，斯蒂文生还是柯南·道尔都行，同时不必要去维护俄国文学，它很伟大，不需要别人去维护，把它与西方的近邻隔开，意味着必然会使它重复已经写过的东西，而伟大的东西只要一重复，也就不再成为伟大的了。因此我们的格言是：面向西方！……

　　我是这样说的：文学所希望的，并不在于增添一些堪作典范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样的，西方的也好，俄国的也好；重要的是把这一种或那一种传统的力量运用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如果我们为了让俄国散文活动起来，追使奥勃洛莫夫坐上电车，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文学材料本身会确定它需要什么力量才会活动起来，文学材料是一种感情的东西，全部问题在于你是否具有你所要表达的感情，你是通过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点的——不管是通过受人赞扬的情节，还是通过遭到鄙视的雄辩术都无所谓，一切手段都是可用的，至少在《黑桃皇后》和《肖像》中可以用，虽然这两部小说与所谓的无情节俄国散文作品完全属于同一类型，并且由于感情永远与时代的步调一致，永远是现实的，这样，在我们时代就不可能想象一个作家能对革命创造的一切不具有激情。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深刻理解我们想要说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会知道应当如何说……

　　隆茨才二十岁。我从来没有见过象他那样的争论对手，争论的热情可把他烧成灰，在他旁边简直喘不过气来。

　　“承认吧，承认吧！您是否打算研究文学规律？”他叫喊道，象圣经中描绘的那样高举双手，不停地挥动着。

　　最后，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决定研究文学的规律，但这些规律本身是否存在——是否可以不管一部作品写的是什么内容来分析它是如何写成的——这个问题多年来还一直用各种方式提出过。

　　我们都各不相同。在开玩笑和彼此之间互相模仿取乐的同时，我们把谢拉皮翁兄弟分为喀嘻哈哈的“左派”（以隆茨为首）和严肃的“右派”（由常带嘲讽神情的伊凡诺夫领头）。在经常不断的争执中，逐渐感触到了我们共同航行应有一个目标，最后大家内心里都承认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这就是创造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新文学。我们是慢慢地理解到这个历史任务的，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些人尽管有区别，也都成了相同的人。

　　谢拉皮翁兄弟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自己时代的产物。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完全是从家门进大学门再进电影院的青年。但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非同寻常的考验，要是换一个时代，七八个年青人永远也不会象我们那样，干过这么多的职业，体验过这么复杂的人情世故。八个人身上集中了卫生员、排字工人、军官、鞋匠、医生、魔术师、办事员、士兵、演员、教师、骑兵、歌手等人物，他们曾经担任过几十种五花八门的职位，他们曾在世界大战的各条战线上打过仗，参加过国内战争，无论是饥饿还是疾病，对他们说来毫不足奇，他们亲眼目睹死亡的时间太长、次数太多了。

　　他们能写些什么？充塞着他们的想象的是什么？他们想说些什么？

　　不错，他们喜欢《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并经常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但他们的手自然而然写出来的是《在战火中》。

　　在谢拉皮翁兄弟中，首先把战争和革命的新材料写进文学作品的是伊凡诺夫及其《游击队员》、吉洪诺夫关于战争的短篇叙事诗和左琴科关于古怪人物的故事，二十年来，读者一直可以听到这个古怪人物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他们把新材料引进文学，描绘出了新的文学形式的轮廓。

张捷译

^[1]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