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四部: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



三十二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遗嘱,1925年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到了香港。三天以后,他飞到汉口,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汉口,他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的奇异、落后、辽阔的国土。
  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想象的穷困围绕着撩人眼花的奢华,官僚集团顽强地抗拒着现代思潮;他在这儿会见了政府的低级官员,参观了简陋的军医院,随后就作了到北方去的准备。
  初次接触中国使他感到惊愕。在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共产主义这些汹涌的浪潮之中,许多震撼亚洲的重要事件正在这儿展开。它们的起源只有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现代欧洲的兴起、列强的竞争、中国人民惊人的奋起当中才可以找到。

  五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文明。当欧洲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封建时代。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却很深远。印刷术和火药都是从中国传去的。中国是欧洲商旅向往的圣地,在西方的嫉羡的眼光里,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宝库。但是,早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出现裂痕的三百年以前,工业革命就开始动摇西欧的封建制度。印刷的文字促进了对旧制度的挑战。资本主义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它的新制度就到处去寻找市场和原料。它依仗着火药的力量在落后的亚洲和非洲进行掠夺。
  当欧洲在亚洲之前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正遭受着从陆上来的侵略、满洲人的专制统治以及国内驻扎外国军队的耻辱。但是,最难堪的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使中国蒙受的奇耻大辱。
  那是个强取豪夺的世纪。英国霸占了香港,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并且在炮轰沿海口岸的威胁之下把鸦片输入中国。日本夺走了朝鲜和台湾,法国抢去了印度支那。德国在中国大陆上侵占了好几个城市。帝俄夺取了满洲的重要港口。美国因为正在开发自己的边疆,来晚了一步。它发觉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于是就施展了一套特殊的办法。它一面侵占菲律宾,一面要求在中国与其他列强享受“同等权利”。美国的政策具体表现为“门户开放”的要求,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我也有份”的政策。
  当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大发其财的时候,中国人民却被普遍的贫穷、疾病、文盲和苛政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有一贯与历代帝王勾结的封建地主阶级,还是照旧地富有,照旧地腐朽。每次农民起义总是被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与外国军队的联盟镇压下去。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历史和进步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找到了最伟大的代言人,孙中山先生。同时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在满清的汉人军队中的传播,当时国内形势就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1911年,部分军队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于是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由孙中山出任总统。
  起初这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变革。地主和官僚依然存在。广大的地区还是由各地的军阀统治着。他们反对孙中山,争先恐后地勾结列强与他对抗。孙中山当时仍然面临着以下的一些问题:驱逐帝国主义,统一全国,建立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政府,打倒旧的封建集团,实施一些已经晚了千百年的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个变革的过程。
  德国和奥匈因为战败退出了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集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放弃了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且公开宣布同情各殖民地国家要求完全独立的愿望。伴随着那些操纵中国的列强的削弱,中国国内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加强了民族独立运动。在大战的特殊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些实业家苦于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列强的种种经济上的压迫,希望有一个能保护他们利益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人阶级虽然还弱小,却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因素,它通过严密的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孙中山周围,现在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以日益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其次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纲领具体表现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结束“军阀割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在广州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军队。军队里的军官是从著名的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训练出来的。于是就开始了北伐,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军队对军阀的巢穴和外国势力的堡垒的进军。
  北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到1927年,革命军已打到外国势力主要根据地上海的城下。从广州到上海,军阀都被推翻了。英法和美国派来了军队,但觉得还是不用为妙。在上海市内,工人们在化装潜入市内的周恩来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在革命军还没进城以前就夺取了全市。
  孙中山的遗嘱好像快要实现了。但是现在那些有势力的实业家,也就是昨天的封建地主,却恐慌起来。他们感到,在上海表现得如此惊心动魄的新兴人民力量,以及要求社会改革的热情,很可能推翻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在帝国主义代表的指使下,他们通过国民党右派暗中进行活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高潮,同时与封建势力和外国利益实行妥协,以保证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选中了蒋介石作他们的“铁腕人物”。
  这时,蒋介石乘人不备地向他的工农同盟者发动了进攻,他下令消灭共产党,残杀数以千计的工农领袖,解除左派军队的武装并加以监禁,压制任何自由思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废弃了。对军阀的斗争束之高阁了。在国民党用空前的血腥屠杀背叛革命以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
  但这仅仅是第一个阶段。共产党人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他们率领着他们残存的队伍向江西进军,在那儿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们就是以一支有组织的军队领导着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蒋介石不顾人人皆知的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向美国大举借款,对江西红色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二个阶段,即“十年内战”时期就此开始。
  日本利用内战的局面,抢在其他帝国主义前面,侵入中国东北,在短期内占领了这片广大的疆土,并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蒋介石熟视无睹,甚至不与东京断绝外交关系,却专心致力于消灭江西的共产党。
  1932年,在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屡次的围攻以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蒋介石的回答却是对红军再度进行围攻。结果蒋介石的军队里有许多人起义加入了红军,还有许多人投降了。
  向蒋介石提出的一致抗日的要求是以“中国所受到的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个前提为根据的。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里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是蒋介石对所有的要求都置之不理。从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他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江西进攻,又遭惨败。但是到1933年10月,他又发动一百万大军的围攻,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胜利。
  由于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同意见的斗争,结果产生了把红军转移到北方的陕西省的那个著名决议,以便更有利地击退蒋介石的进攻,并出兵抗日。
  于是1934年开始了惊险的“长征”,这是一个由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从江西到陕西的二万五千里的徒步跋涉。成千的战士死在途中。其余的则受到蒋介石的军队的追击。但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三万名百炼成钢的战士终于在1935年到达陕西,和陕北红军会合。他们以延安为首府,在那儿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现在他们迫近了日军,东京便威胁蒋介石,要他消灭红军,否则将发生可怕的后果。于是蒋介石在西安特设一个绥靖总署,向这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但是当时要求停止内战、保卫中国的呼声已传遍了全国。不仅蒋介石的剿共军队的士兵拒绝作战,甚至最高级的将领也与红军缔结了非正式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大为震惊,便亲自跑到西安去挽救这个局面,结果他本人却为他部下的军官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当时由于他一心想消灭的共产党出面进行调停,蒋介石才保全了生命。

  西安事变的结果,产生了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协议。在西安,蒋介石终于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全国军民不愿接受其他办法。他迫于群众的要求,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日军在1937年夏天再度发动进攻的时候,红军根据地已从陕西向西北伸展到宁夏,向西伸展到甘肃。国民党承认这三省为国民政府辖治下的自治“特别区”。现在约有八万人的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仍由红军领袖统率。现在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了。
  当日军向南推进,侵入新“特别区”东北的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时候,八路军的部队就进入这几个省,并和其他中国部队取得联系,在日军后方建立了一个称作晋察冀的新“军区”。现在,不管共产党和国民党重新合作的前途如何黯淡,一个抵抗侵略者的堡垒已经在北方建立起来。

  2月22日白求恩坐火车离开汉口,就是到这个地区去。他的路线要穿过许多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无路的山谷。他离开汉口十天以后,就有一些新闻记者拍电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了。

三十三


  当纽约、汉口和延安之间函电交驰,打听他遇难的传闻的时候,白求恩正在和南下的日军捉迷藏。
  离开汉口以后一天,他到了郑州,那是一个刚被轰炸过的铁路中心。他在车站附近的一条板凳上睡了一夜,然后离开了这个被炸毁的城市去潼关,从那儿乘沙船渡过黄河,然后又坐上了同蒲线的火车北上。
  火车慢慢沿着汾河东岸走进两行山脉之间的洼地。这是中国奇异的黄土高原的起点,从这儿起,褐赭色的山冈延绵数百英里不断,层层叠叠,好像巨大的人造台阶一样。
  他一路经过许多下行的列车,车上挤满了逃避日军的难民。在每趟南下的列车上,难民都把车箱挤得满满的,有的冒险坐在车厢顶上,有的乱挤在机车上,有的站在脚踏板上和两节车厢中间的挂钩上。他们一声不响,面容枯槁得像两旁的田地一样,他们甚至疲惫得不能举目去看那些像乌云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成千上万的野鸭。
  日间,列车在沿途的车站停了好几次,站上有小贩卖热小米粥、面条、茶水、炸兔肉、大饼、馒头、煮鸡蛋。两天以后,他们到达临汾,却发觉他们必须往回走。
  他们进站的时候,临汾站台上挤满了携带着全部家当的老百姓,以及四肢和头部缠着沾满尘土、血渍斑斑的绷带的伤员。日军离城不远了,正在迅速推进,居民正在撤退。在遍布全城的混乱状态中,白求恩到处寻找当地共产党部队的司令部。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司令部已转移了——没有人知道移到哪儿去了。他发觉现在只有向南开行的列车,车上都载满了难民。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几小时以后,眼看这个城市就要陷落了,再往前走显然又不可能找到交通工具,他无可奈何地同意搭最后一趟火车,再由原路折回潼关。
  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白求恩在日记里记下了以后的旅程。

  2月28日:事情就这样简单。到延安去,我们得往西走三百英里。徒步和坐骡车!得过河入陕西。到了陕西境内还得过两条大河。(当然是没有桥!)前面还有丛山。可是对于八路军的战士们,这一切都好像是平淡无奇的。
  在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在这座空城里逛了一阵,在街上用一元四角钱买了四分之一只小猪做食品。不分昼夜,一、二十个一批的伤员陆续从前线退下来。城里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敌人的炮声。
  我们跟着一个四十二辆大车的运输队离开了高显,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每辆车由三头骡子拉着。天气很晴朗。我走在运输队前面,呼吸着凉爽干燥的空气。沿途有许多城镇,但是由于日军迫近的消息,居民把城门都关上了,我们只好在野外绕过了城墙再走上大路。
  我们第一次遇到敌人是在下午,离开高显只有四个小时。我正在第一辆大车旁走着,忽然看见离我们左边两英里的地方有两架轰炸机向南飞行。它们立刻发现了我们。四十二辆大车从前到后有四分之一英里多长,附近既没有高射炮,全省也找不出一架中国驱逐机。我们一定使他们垂涎三尺!我们好比一群鸟,坐在那儿等人打死,他们就果真下手来打我们。有一架在高空盘旋,另一架从我们头上掠过去,离地面不过五百英尺。我们的护送队里有五个大人和五个男孩,总共只有五支旧步枪。我和赶车的以及护送的人一起从车旁跑开,伏在地上,附近找不到一块石头、一棵树可以给我们一点遮掩。
  当我们望着的时候,第一架轰炸机回来了,飞得低到我能够用一个棒球击中它。它向运输队前面投弹,但是没炸中,差着五十英尺的样子!它向最后面的车辆飞过去,又投下四颗炸弹,这次可见效了。这次我听见炸伤的人的喊叫。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受伤,还有十五头骡子炸死,十二头骡子炸伤。李少校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每头赔一百块银洋。我发现这是八路军一贯的政策:从老百姓那儿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
  我医治了受伤的人,我们把炸死的和炸伤的骡子从炸坏的大车上卸下来。我们现在只剩下二十辆车了,还不到出发时的一半。我们在满天阴云的黑夜里赶路,睡在大米包上,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震得骨头发疼。
  3月1日:清早五点钟,我们又到了汾河岸上,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我们在硬梆梆的土炕上睡了四个小时,九点钟起来吃早点,吃的是酒酿,里面打了一个鸡蛋。
  在我们对面远远的河岸上是绛州城。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和这些步行着的伤员!
  我们渡河到绛州的时候,日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早晨。这儿河面有二百码宽,水很浑,有半人深,流得很急。
  绛州在一座小山顶上。当我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法国式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尖塔。我奔向这个教堂。除了一些商人和乞丐以外,这座城整个空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只有这两等人没走——比较有钱的人和赤贫的人。这些有财产的人等候着日本人到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恐慌,但是他们的财产比害怕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守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愿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取自由。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教堂里我看到一座普通常见的教会住宅,里面住满了避难教徒的家属。教堂里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一个荷兰神父和一个法国神父。他们热忱地欢迎我,开了一瓶红酒,给了我一支很香的雪茄烟,并留我过夜。我们谈得很投机,大部分用英语,夹杂着一点法语。
  他们预料日军会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来到。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膀。日军对基督教徒不是和对中国人同样地残酷么?难道他们期望侵略者会尊重教堂尖塔上的法国国旗吗?他们承认以前发生过“不幸的”暴行,并且杀死了几个传教士,但是他们一定要和他们的教民留在一起。我佩服他们的勇气。第二天我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招待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说:“我希望我们在世上能够再见到。不然的话,就在天堂。”
  我们等脚夫把所有的米都背过河以后,在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离开绛州的时候,听说日军离那儿只有二十五英里,他们的骑兵离得更近。有这条河把我们和敌人隔开,使我们心里轻松得多。
  到傍晚我们已走了六十里(二十英里),一路都是步行,然后在一个名叫岐山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3月2日:我们很早就动身。除了我们的步行的伤员以外,路上看不到一个战士。
  我走在两辆大车前,看见前面有一个年青人不时停下来休息。等我赶上他的时候,我看出他呼吸很急促。他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小伙子。他的褪色的蓝上衣上,有一大块变黑了的旧血渍。我强迫他停住,给他检查。他在一星期以前肺部被枪弹打穿,现在右胸上部的前胸壁上有一个正在严重溃脓的伤口。伤口从没上过药。枪弹射进了肺,又从背后穿了出去。胸腔里一直到前面第三条肋骨都有液体。心脏也往左移了三英寸。这小伙子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步行了一个星期。假若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是决不会相信的。我把他放到我们的大车上。当这辆骡车在那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路上慢慢地走着的时候,他躺在车上,很痛苦地咳嗽着。
  今天我们只走了二十英里。我们和紧跟在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遮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3月3日:今天我们到了河津县。满城都是阎锡山将军的本省军队。我们终于追上中国军队了!我们听说美国长老会医院已在一个月前撤退。教会走了一个星期以后,从北面来了五百个伤员,而本地已没有医院给他们治疗了。
  我在一家“店”里找到了这城里唯一的“医生”。他一身兼任医生、牙医及药剂师——其实就是一个江湖郎中。他的店里有好些伤员等着上药包扎,每人收费一元钱。我买了一小卷值五角钱的纱布,他要了我四元钱。
  当地的部队似乎没有什么纪律。我们听说有的士兵不服从长官。据说老资格的军官还剋扣士兵的军饷,虽然他们的军饷本来就少得可怜——除了伙食和制服以外,每人六元钱一个月。我们又听说有些部队已经许多月没发饷了……一塌糊涂!
  3月4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四十八岁。去年在马德里,今年在中国的河津。我给伤员们的手和胳臂上药包扎,借以庆祝一下。我发现所有这儿的伤员都只有些被忽略了的轻伤,其余的伤员都在路上死掉了。我还在城里逛了一趟看看“景致”——鱼贩子木桶里的活鲤鱼,摇晃着大耳朵的黑猪,不叫唤的狗,窗户上糊着白纸的房屋,满是虱子的炕。
  3月5日:今天我们离开河津到黄河东岸的小村子。动身以前,我们听说日军已经把我们在三十六个小时以前走过的那些村子烧成了一片焦土。
  我们很迟才出发。晚上九点,我们在一片漆黑中走向河岸。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岸上有十来处生着火,有五千人带着卡车、骡马、野炮和大堆的军用品囤集在那儿,都在等着过河去陕西。这片营地附近像墙一般陡峭的山坡上闪耀着反射的火光。在两岸高耸的悬崖之间,河水在翻腾咆哮。巨大的冰块汹涌地滚滚而下,在远处黑黑的河面上发出撞击的声音。这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奇景。
  3月6日:我们到半夜才睡,就躺在河边的大米包上。清早五点我们就起来了,天很冷,阴云密布。过河的沙船一共只有四条,这样至少要用四天工夫。我们听说日军离这儿只有十英里了。
  3月7日:负责渡河的中国军官把我们放在最先离岸的那条沙船上。这船有五十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上面载着一百个人,还有野炮、骡子和行李。我们一下子就被向下冲了半英里,冲过了岸上有上千名伤员聚集的地方,后来还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子跳到水里,用一根竹竿做锚使船慢了下来。随后船夫就竭力使船离开奔腾的急流,慢慢地渡到对岸。
  西岸防御得很坚固,有许多部队,有很好的战壕和地洞。我看见了好几队野炮。士兵看上去很精神。他们表现出有秩序、有纪律、有效率。他们穿着沾满尘土的褪了色的制服,颜色和那沾污了他们多少个日月的泥土一样。他们的装备看起来也还好,有许多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手榴弹。
  我们走到附近一个村子,找了一所空房子住下。我开了两听罐头牛肉片给大家当午饭。我记得最后看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朱德将军的枣红色骏马。他曾把它借给在不久以前访问晋北战场的美国陆军武官伊万斯·卡尔逊中校。卡尔逊把这匹马交给了我们的队长,托他还给朱德将军……
  我们听说日军在我们离开河津一天以后就到了那儿。我们总算抢在他们前面走了……可是,河水正在上涨,如果日军明天到达东岸,我担心那儿会有许多人被俘。河津离这儿只有五英里。我们预料岸上会有战事。天下着雨,很冷。
  3月8日:我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昨天下午四点,日本骑兵到了东岸。我领着一伙人到河岸去搬我们还没有运走的物资,就在这时,敌人向我们发射机关枪,宣布他们已经到了对岸。枪弹在一百码以外落到河里。我们从河岸爬进一条战壕,从那儿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我们决定从一块没有遮拦的空地上跑过去。他们又对着那儿向我们开火。我们扑倒在地上,枪弹把泥土打得乱飞,近得使人胆寒。等我抬头一看,我吓坏了,原来我们正伏在五十英尺外我们自己的一座野炮前面。我们赶忙爬开,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日军枪打得很准……
  我们听说,对岸有两万名日军,包括四、五百名骑兵,几队野炮,以及步兵。我们的物资大部分已经运过河了。我给许多伤员上了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军医。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发现国民党军队各个师的医官只给他本师的人治疗,此外一概不管。简直是疯狂!
  这是这些天来最冷的一夜,地上有二英寸厚的雪。我们给自己找着一个洞,又舒服,又暖和,但是我可怜那些躺在雪地上,一点遮蔽都没有的士兵。村子里除了小米以外没别的东西吃。
  日军的炮队在不久以前到达了对岸,现在正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轰击。我们的炮队也在还击。爆炸声在群山中此起彼伏地发出奇异的回响。一颗日本炮弹把三百英尺以外的一所房屋的屋顶给轰掉了,但是敌人却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洞在山腰里,深入地下四十英尺。
  我发现了一批药品,这是一个混帐医官遗弃在这里的,其中有好多瓶樟脑化合物溶液、毛地黄、肾上腺素、外科手术用的丝缝线、注射器和好多瓶古柯碱。
  3月9日:今天早上一醒,就听见我们的中国士兵里有一个在唱《马赛曲》。在黄河岸上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起身号。上午有一个小孩得了惊风症,他的母亲跑出洞去大声喊叫孩子的名字,以招回他的灵魂(她相信他的灵魂暂时离开了他的身体)。邪魔和《马赛曲》在一起!
  3月10日:今天我们出发步行到二百二十英里以外的西安去。李真是惊人。他还不到三十二岁,过去曾经在上海拉黄包车,后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两条腿就像树一样。当我们到达韩城的时候,他的精神仍然相当饱满。
  今天是个行路的好天气。这儿的田野看着很不错,麦子已经有四英寸高了。
  我们一直在河的左岸走,路上碰到了许多临汾大学的学生。他们有三千人被日军赶得七零八落的,向着南面和西面奔逃,其中有的被俘获杀害了,有的在山里冻死了。我们所遇见的学生中有许多一心想投奔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抗大。
  下午五点钟我们到达韩城,城墙很高,我们是从西门进去的。至少我很高兴我们到了这儿。
  3月22日: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动笔。我们在韩城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等侯从西安派来的卡车。多么紧张的一星期!我给许多伤员治病,同时又有许多患病的老百姓包围着我。我所治的病有肺结核,有卵巢炎,有胃溃疡,什么病都有。我在一个设在一座庙里的部队后方医院工作了几天以后,那儿的外科主任和全体护士都要跟我到延安去。当然我们是不能带他们去的。3月19日,卡车终于来了,我们随即出发去二百英里外的西安,路上走了两天,现在我们在这儿了。已会见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她一直在尽力设法给延安的各医院运去医疗器械。我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是到浴室去。一次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快感——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一次洗澡!
  再过四天我们就出发到延安去。

三十四


  卡车从疏落的小山中驶过,走上了一条急转直下的路。这时,在下面三个山谷会合处的薄饼似的平原上,白求恩看到了那座城市。
  终于到了延安!
  这儿就是那些仍然不大为外界所知道的人们。三年前他们还只是一小支打得七零八落的队伍,可是现在他们的话已经以一种先知先觉的力量传遍了全中国。当外界还在不加理会,或者感到纳闷的时候,二十世纪最复杂的政治演变已经在这儿展开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境内出现了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所领导的自治区。
  在城中心,一个代表团正在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到中国来的,换了姓名,跟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
  在这个专区的军事和行政总部里,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在他本人出现前就传开了。马大夫领着他访问各军政机关的时候,那种期待的气氛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自从我们得到报告,说你在离开香港以后就失踪了,我们急得什么似的,”马大夫对他说。“你想象不出大家多么盼望你来。一个有你这样的资历的外科医生!还有在西班牙的经验!我们到处打电报,打听你的下落。天晓得,我们多么需要你!”
  和各方面初次会晤以后,白求恩就被送到他的住所——附近山里的一个窑洞,大小和加拿大人家的一间大房间一样,里面有一个暖炕和一张小桌子。
  他在延安的第一天的见闻使他觉得非常兴奋。他那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因为学生和其他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到了这个抗日根据地,延安的人口从三千增加到了三万。政府于是把居民组织了起来,在周围的山里挖了许多舒适的窑洞,居住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白求恩就住在这样一个窑洞里。因为粮食缺乏,这儿已经实行了配给制来平均分配所有的粮食,前方战士的定量比老百姓多一倍。
  虽然共产党人在这儿处于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他们还是鼓励国民党人以及其他分子参与政府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同心协力地抵御侵略者,不受白求恩在南方所看到的种种限制和阴谋的阻碍。延安到处都强调这一点:专区的一贯政策是要给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一个如何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榜样。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晚上,白求恩就会见了制订共产党战略的主要人物——由于运用这一战略的结果,胜利地建立了这个专区和日军后方的晋察冀边区。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被邀请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一条阴暗的大街上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进行的。除了白求恩和毛泽东以外,在场的还有八路军卫生部长江大夫和一个翻译。
  白求恩一进去,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亲切地欢迎他。毛泽东的身材魁伟,漆黑的头发在巨狮般的头部中央分开。他紧紧地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亲切地笑着,他的平静的眼睛打量着他。他们握着手站了一会儿,在烛光下互相端详着。然后毛泽东伸手示意,他们两人就在这没有陈设的房间正中的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来了。除了这张桌子,房间里只有五、六把椅子,一个普通的炕,几个摆得满满的书架。当毛泽东和翻译在讲几句话的时候,白求恩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他很吃惊地发现,在美国所发表的那几篇毛泽东访问记不但没有能够表达出他的整个形象,反而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在谈了半小时之后,这最初的感觉更加深了。
  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面,听着那柔和而低沉的声音以及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同时又能以锋利的政治言论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他身上各个不同的方面浑然而成,因此他的思想和谈吐又极其平易近人。
  毛泽东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很谦和地问白求恩对于西班牙的看法。虽然他起先只限于提出问题,可是不久就显出他对于西班牙战争以及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动态都有详尽的知识。他熟悉民主西班牙的所有军政领袖的名字,他问起莫达斯脱、李斯特、拉·巴塞奈利亚、蒂阿兹、乃格林和法约。他最后说,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加速运送人员和军火到西班牙,企图使这场拖延着的战争从速解决。
  毛泽东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从他征求白求恩的意见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于提出的意见一定会极端重视。
  白求恩说,他觉得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问白求恩有没有带任何医疗器械。
  有的,他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械,足够供给一个他所提议的战地医疗队的需要。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战地医疗队,”他自言自语地说。“在前线附近工作……好,这办法好极了。使我们的战士知道他们一受了伤会立刻得到治疗,那一定好极了。”
  从那天早些时候和马大夫的谈话中,白求恩已经知道由于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的缺乏,按西方的标准来讲,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设施。他于是开始向毛泽东提问题。
  八路军有战地医疗队吗?
  回答说没有。
  那么,重伤员怎么办呢?
  毛泽东回答说,不幸得很,由于没有医疗设备,他们中间死的人太多了。
  “但是他们是能够救活的,”白求恩肯定地说。他认为只要有战地医疗队,有适当的设备和及时的治疗,这是能够做到的。马大夫曾对他说,这儿任何一个后方医院都没有过腹部受伤的伤员。在白求恩看来,这并不表示前线没有这样的伤员,而是他们没有能够到达后方医院。一句话,他们半路上就死了。
  毛泽东点点头。
  “我在西班牙见过类似的情形,”白求恩继续说。“根据我在那儿的经验,我敢说,如果立刻动手术,这类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前线附近必须有战地医疗队的理由。”
  毛泽东抬起头来,脸上显出强烈的兴趣。“百分之七十五?这类伤员现在很少有不死的,你倒以为百分之七十五可以救活?这数字正确吗?”
  “正确,百分之七十五。”
  毛泽东的思想好像完全集中在这个数字上了。现在整个的谈话仿佛都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事实。“那么毫无疑问,”他决断地说。“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
  “好!”白求恩满意地说,他很高兴他的计划这样快就被批准了。他接着说,他立刻就写信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通知他们这个决定,并请他们拨款来推进这项工作。在他离开美国以前,他们曾保证经常给他汇款。他现在要提议他们每月至少汇一千美元来。
  他们商妥了白求恩在最近的将来的工作这个实际问题以后,话题就又转到西班牙,转到白求恩在那儿的工作,输血术最近的发展,如何在中国内地技术落后的地区应用白求恩的方法,在没有现代冷藏设备的条件下是否有储藏血液的可能,国际局势,中国国内的政治,以及抗日战争的进程,等等。毛泽东对于白求恩在火线后面的小河的冷水里储藏血液的试验特别感兴趣,就和他讨论在中国是否有应用这种办法的可能。
  至于中国,他接着说,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并不是因为抗战是绝望的挣扎或者成败在所不计的冒险而制订出来的。胜利不仅是国内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是实际上完全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共产党的纲领明确地指出了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很容易地就为大家所了解,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拥护。目前汉口的国民政府里还有不少强有力的分子,他们由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宁愿与日本妥协,而不愿和共产党合作抗日。但是,由于在孙中山领导下开始的社会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发展,中国人民现在已经不是毫无办法的人民,而是武装起来的人民了。人民的抗战意志非常坚决,足以孤立那些卖国的集团,使妥协投降成为不可能。国民党首脑的根深蒂固的反共成见,以及他们的政策中某些暧昧的成分,都摧毁不了人民要求全国一致进行抗战的决心。至于军事形势,战争也在按着一个相当明晰的规律进展。就军队的现代化和装备而言,日军占优势。但是就能决定最后胜负的那些更重要的因素而言——例如士气、人力、政治觉悟、全面的潜在力量,民族团结、地理条件等等,中国却又远在日本之上。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日本可能获得一些暂时的军事胜利,但是最后中国一定会击败侵略者。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抗战。日本并没有能达到速胜的目的,而在一个长期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却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
  等到会谈结束,白求恩一看时间,想不到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他们没有间断地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而毛泽东还是像谈话刚开始的时候一样,精神那么饱满,那么敏锐。
  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到门口,保证他一定会得到军事指挥部方面的充分合作,并请白求恩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转致谢意。他告诉白求恩,他们的援助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团结,以及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他接着说,中国的战士一定会知道如何纪念他们的朋友,并且如何在将来报答他们。说到这儿他停住了,握着白求恩的手,随后,就仿佛一定要把这一点弄到明确得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忽然又说:“关于你刚才所说的那类伤员——百分之七十五,是表示能救活的伤员的实际比例吗?”
  “至少如此,”白求恩说。
  毛泽东热烈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这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形,以及他们如何决定了由他组织中国的第一个战地医疗队,等他写完,天已经快亮了。会谈一完,他立即回到了他的窑洞。他非常兴奋,急于趁着没有忘记以前,把会谈的详细经过记下来。他坐在炕上,膝盖上放着打字机,一支蜡烛在他身旁的一条板凳上发着微弱的光。他这样结束了他的日记: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三十五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他的器械和药品从西安运来了,同时从汉口又来了一个加拿大人,名字叫做理查德·布朗。布朗是个年青的大夫,在汉口公理会的医院里工作。他听到了北方游击战争的消息很激动,便在医院里请了三个月的假来帮助边区。他是个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很投机。白求恩估计他至少需要十来个技术熟练的助手,才能完成他计划中的工作。现在感谢老天,他总算有了一位布朗大夫。
  4月24日,他们出发去巡视延安北面二百英里外的前方医院。八路军决定要他从那儿向东走,前往晋察冀军区。这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方的广大地区(十万平方英里),这是特别边区的一个自治单位,由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治理着。这儿的游击队很厉害,使得日军不敢侵犯。马大夫曾考虑和白求恩同行,但是延安需要他,因此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作白求恩的医疗队和延安之间的联络员。
  他们由十二个战士护送向北走,先坐了一段卡车,顺着一条很硬的土路行驶。

  离开延安几个小时以后(白求恩写道)就到了山里,路陡了起来。在一个叫作延平的小城,我们路过两口石油井。再往前走,我们看见路旁有高级无烟煤的露天煤层。将来有一天工业化了以后,这儿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在延安北面一百英里的绥德,大路就到头了。他们只好步行,把医疗器材改由驮骡载着。他们走了一百五十英里,到了盘塘的一个医院,然后到贺家川的一个后方医院。他从贺家川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份报告:

  我们现在正在贺家川工作,这是一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在黄河以西二十华里(约六又四分之一英里),长城以南约七十五英里的地方。这儿是一片荒凉的山野。我们从米脂(卡车通行的大路的终点)步行到这儿,器材由十三头骡子驮着。走得最快的时候,我们一天走了二十五英里。我们一共走了六天。路过的地方多半一棵树也没有,只是山洼子里有几棵柳树。
  这儿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就是这儿的所谓“医院”。看见这些伤员会使你心碎。他们躺在炕上,下面只铺着一点干草。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这地方夜间冷极了,我们队里的人都庆幸自己有鸭绒睡袋可睡。
  伤员们浑身都是虱子。他们只有身上穿的那套制服,而且由于九个月的战斗所留下来的积垢脏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绷带洗了又洗,已经成了肮脏的破布条。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因为冻疮变成了坏疽而失去双脚,什么衣服也没有,只有一条被单。他们的食物是小米粥,没别的。所有的人都贫血,营养不良。大多数都因为饥饿和脓毒病而在慢慢地死去。许多人有肺结核。
  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是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作战的战士。我们是否能筹一笔款子,使医疗队不成为经济困难的八路军的负担呢?我估计我们的医疗队每月需要一千二百五十元(国币)的经费。按最近的汇兑率折合,这还不到四百美元。

  他在日记里写道:

  军事形势恶劣。倒不是在这个地区,而是在中国其他的地方。这儿大家都相信汉口至迟在一两个月内一定会陷落。
  我收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拍来的电报,要我给他们写几篇文章。好极了!我们可以用这笔稿费来购买药品器材。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腾出时间来写文章——我似乎连给马大夫和毛泽东写报告的时间都找不出来。但是我必须挤出时间来!

  6月初,他们又出发到兴县和岚城的医院。到了月底,他们的视察工作完成了。这时白求恩离开加拿大已经六个月了,可是他还没有收到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任何信息[1]。他拍了一封电报到纽约去打听,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他所巡视过的医院的总结报告,随后他就动身到晋察冀军区去。
  晋察冀军区是什么?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怎么居然能在敌人后方存在?那儿有些什么人?白求恩曾在一篇很长的文章里记下了他的第一手印象[2]

  这个完全被日军包围的地区在中国北方的内部,面积有十万平方英里,地势崎岖不平,人口一千三百万。在这个地区里,所有的铁路和主要交通线都被日军占领了。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就在这里。因为这个政府预示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因此让人们知道它的历史和成立的经过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
  在日军入侵华北,大规模的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开始以后,冀东和北平就沦陷了。敌人向西向南进攻,他们不久就先后占领了河北、察哈尔和山西等省的主要铁路线。这几省的地方军队或是战败了,或是退却了。各省政府和市政府的官员不久也逃之夭夭了。他们的权力也随着消失了。平津、平石、平同和同太等铁路线上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日军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宣布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他们进攻华北的战役好像是成功了。他们掌握着大多数的主要城市,所有的铁路中心点,所有的公路中心点。他们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驻了兵,同时继续向南推进,大有所向无敌的神气。他们公然蔑视中国军队,大摇大摆地闯过陷落了的中国城市。
  1937年秋天,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中国军队只是一些极为分散的独立作战的部队,总共约有二万五千人。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部。也没有人去组织农民,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不久聂荣臻将军率领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进入了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聂将军是共产党最出色的战略家之一。他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五台山里,它的雄伟的主脉就是现在的晋察冀军区。他派他属下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去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和两侧作战,以配合部队的活动。
  不久以后,这儿的八路军就能给日军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了。聂将军先让日军向南推进,占领了许多城市和铁路中心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八路军和它所集合的其他部队在山西平型关附近从敌后突然向敌人猛攻。结果日军狼狈败退。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随后聂将军就和这儿留下的政府官员接洽,要求他们合作来为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建议这个政府应该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建立在战败日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目标之下。
  于是在1937年12月29日成立了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来筹建这样一个政府。这个委员会决定召集这个地区(山西、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人民团体和部队开一个会议。这个著名的会议是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的。
  在这儿,省政府及国民党的官员,中央军及八路军的军事首长,工人、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和青年组织的代表,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商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到会的一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代表。这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议会。以往总是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一千三百万人民的命运,现在一切由人民自己决定了。与会的那些群众组织一共代表着三百万人。
  这个会议选出了一个九人行政委员会,负责治理这个命名为晋察冀的地区。这个行政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内阁,包括教育、内政、农业、工业以及其他各部门的部长。委员会里有两个军事代表,聂将军和吕将军。聂将军被选为最高军事司令员,在九个委员之中,只有聂和吕是共产党员。
  晋察冀的游击队和部队的武器是怎样来的呢?这场战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人主要是以从日军那儿缴获来的武器和物资跟日军作战。我本人的装备就是一个例子。我的皮帽、战马和皮靴都是日军的。
  现在要为十二万五千名到十七万五千名官兵——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军队、游击队和自卫队——提供武器、服装、粮食,以及医治伤病员。虽然如此,这里的行政费用恐怕是中国行政史上最低的。举例来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以前是山西省的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现在每月薪金只有二十元。战士和游击队员每人每月一元。聂将军是每月五元……而国民党官员的月薪是从二百五十元到二千元不等(还不包括他们贪污受贿的收入,这项收入仿佛已成为许多国民党官员生活里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晋察冀没有贪污受贿!
   游击队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穿上军服的劳动者。他平时是个农民,身体强壮结实,能吃苦耐劳,惯于在长时间里吃得很少或者甚至什么也不吃。他从小就在外面风吹日晒,所以天气冷热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从那些还没有受到日本飞机、枪炮或刺刀蹂躏的村庄口口相传而来的消息,他知道了祖国所遭受的危难。人们告诉他,他怎样可以为祖国出力,同时把这场战争以及一切战争的起因都给他解释清楚,最后劝他和他的同胞联合起来。他于是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并且开始学习识字和写字。
  他可以加入自卫队,领一支旧步枪或者一根粗陋的长矛,被派去巡查道路,守护桥梁,监视有汉奸嫌疑的人。
  他若是加入了自卫队,就不能离开他住的地区。他甚至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劳动。他也可以直接加入一个游击队,在队里受军事训练,领一套制服和武器。他对于制服的态度是和所有的游击队战士们一样的。命令他穿,他就穿上。命令他脱,他就脱下——这样,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农民一样,可以混进敌人的防线。他的饷和正规军队的战士一样,虽然他的任务不同……
  日军现在掌握着晋察冀四周的二十五个大小城市,但是游击队一直使得他们不能利用乡间的物资。
  在晋察冀,人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斗争对于全中国以及对于全世界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所有的群众组织大会上以及在游击队和八路军部队定期举行的大会上,都有人对于全面的战略加以说明。晋察冀现在是全中国最有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军的力量在这里耗尽了,他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晋察冀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是根据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起来的。因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未进入一个地方以前,一定先请求当地政府及国民党和他们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1927年以来就被国民党放弃了,在晋察冀它却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民权、民族、民生三个主义现在真正实行起来了。封建制度正在被消灭。减低租税。扫除文盲。不没收任何人(除了给日军当傀儡的军阀和汉奸地主)的财产,也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目前的口号,而是将来的口号。共产党主张必须首先击败敌人和消灭封建势力……
  这时候日军决定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成立了一个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分散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部队。由于他们的正面进攻,以及他们所抄袭的游击队战术都一一失败了,他们现在开始对八路军在晋察冀的主要根据地五台山区进行全面包围。
  晋察冀边区现在是与中国其他的地方隔绝了。但是在这儿,坚决抗日的火焰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的远景,终于从帝国主义和国内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这个地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和雏型。

三十六


  白求恩是6月初到晋察冀的,在他寄出的但永远没有到达外界的许多信件当中[3],有一封这样写着:“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了。”
  但是这种在日军防线之内,而同时又在解放区的新奇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今天在前线与敌人发生接触,明天突袭一下又退到山里,从后方进行狙击,在敌人补给线附近像马蜂似地困扰,控制离开敌人前哨只有几英里的地区——这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特色。这个特色使白求恩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来不及刮脸,因此他索性不刮脸了,留起胡子来。
  在医疗队到达五台县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把他的时间分配在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的三个军区后方医院里。
  他巡视了这几个后方医院,检查其中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到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又制作医学图表,研究他的笔记,给聂司令员和延安写详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各“后方医院”总共有三百五十张病床,但是这些病床并不是真正的病床,这些医院也不是真正的医院。这儿的情况比他在贺家川所见到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儿伤员也是睡在铺着草的土炕上面。因为没有病员服,他们仍然穿着自己的那套肮脏的制服。工作人员虽然尽到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人员。这儿没有麻醉药——除了他自己带来的那些,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一件外科手术所需要的器械。纱布绷带是用过了又洗,晾干了再用。缝伤口用的线是自己做的。药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丹,功效不可靠。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和镊子。这儿也没有任何训练医生和护士的设备。
  归根到底,能够用来照顾晋察冀的伤员的只有他所带来的药品,他自己的器械,他本人的技术,布朗大夫,五个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以及那些服务热心但是没有什么训练的义务工作者。到了7月中,布朗的假期又满了,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在一起爬山越岭,在同一个炕上取暖,在设备简陋的手术室里并肩工作。布朗动身回汉口教会去以前,他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在药品器材方面帮助白求恩。
  布朗走了以后,聂司令员派来了一个曾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中国县长,给白求恩当翻译。他的名字是董越千。他是一个矮胖的、好性情的年青人,脸上常带笑容,天生有一个外交家的圆通。他的英语很别致,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知识非常渊博,不久他对于白求恩就非常钦佩了。还没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把他叫做“我的化身”。

  布朗离开后的第二天,白求恩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拍了一封求援的急电: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他写信给延安的马大夫——这是他现在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请他把他留在那里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

  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布朗走了,我要想念他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和他谈话也非常有趣。
  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名字叫赫尔多·汉森,刚从北平来到这里。他就要南下去采访朱德。我告诉他我们工作的情况,以及我们如何需要药品器材。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这整个地区的文章,已经交给汉森,托他到汉口后给我寄出。
  聂给我派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姓董,他的英语相当别致,我少不了他。我已经学会了一点汉语。我从来也没学会过一种外语,可是这次仿佛一见汉语就有缘似的!你能给我寄一本汉语字典和一些报章杂志吗?
  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知到过什么没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西班牙战争有什么变化?你得到过什么消息?
  我今天做了八次手术……我很累,可是心里非常痛快……看样子我必须在这儿开办一个卫生班,从最初的东西讲起。我必须在输血方面做点工作。为了把事情办好,我现在是哭、笑、嚷嚷一齐全来。
  我需要一个助手!不多写了。我们是在一条血泪冲洗着的道路上前进。

  几天以后,他到五台山里的蛟潭庄军区司令部去参加一个军区卫生工作会议。
  他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这个会议。听说聂曾在法国学工程,孙中山先生联俄时期在苏联进过军事学校,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1927年蒋介石突然向共产党发动进攻以后,他就加入了红军。他现在才四十岁,但已经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主要将领。到了蛟潭庄的军区司令部,白求恩很惊异地发现这位将军看起来像三十岁的人,脸光润、年青,带着一种一分钟也不肯闲着的态度。
  他非常热烈地欢迎了白求恩。“其他的人,”他说,“处于你现在的情况,恐怕早就不干了。”
  他接着说,他有一个建议提供给白求恩,希望他予以慎重的考虑。看来与支持白求恩的国际援华委员会保持联系是件困难的事。而同时,正如白求恩在许多次汇报中再三指出的,抗日部队的医疗方面的需要却一天比一天迫切。军区方面同意白求恩的看法,认为必须采取非常措置。他因此提议,请白求恩为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一个医务系统。白求恩的美国友人汇来的款项当然都用来推进他的工作。如果他肯答应,他就不仅是以加美医疗队队长的身份,同时还是以晋察冀八路军的卫生工作领导人,以及晋察冀政府卫生顾问的身份来进行工作了。
  董还没有把话译完,白求恩就答应了下来。他后来写信给马大夫说:“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头衔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以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需要。他觉得以他带来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建立一个有较好的病房、训练得较好的工作人员、照顾病人较为周到的医院,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想,设立这样一个医院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以榜样来说明如何利用现有设备改善军队中的医务工作。
  7月底,在聂司令员的热烈赞助之下,他召集了一个医务工作人员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河北村举行的,由军区卫生部长叶大夫主持。白求恩在会上概括地说明了他的计划,然后会议通过了他的计划并决定开展一个“五星期运动”,将这个模范医院建立起来。

三十七


  他们骑着马从河北村出发,在路上慢慢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后来身子都僵了。他们的路程只有九十里(三十英里)。但是这条路是一条骡车道,才十英尺宽,路面上有很深的大车轨迹。路有时在两边山岩耸立的山沟里,有时则越过崎岖的高山。
  村子的南北两面矗立着崇山峻岭。西面,在他们背后,巍峨的五台山脉高耸在山西与河北之间,山顶上有长城蜿蜒起伏。东面,山谷又通到另外一个高入云霄的山脉。
  不久他们就到了村里。村里有一堆茅屋,住着二百来个农民,村边有一条碧清的小河。虽然村里的人已经看惯了这位留着长胡子长着白头发的外国人忽来忽去,他们照旧出来到那尘土飞扬的街上,很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白求恩和董走过去。医院设在一座紧靠村边的山岩上的小庙里,周围长着些柳树和松树。当他们骑着马走近的时候,白求恩听见一个和尚在念经的凄凉的声音:“阿弥陀佛……”这座庙改作医院以后,和尚们照旧住在那儿。“虔诚而肥胖,”白求恩后来在日记里描写他们,“活像法朗士[4]在《企鹅岛》中所讽刺的僧侣。”

  他们的肥胖的脸,圆滑的态度,以及那一副多余的卑躬屈节的样子,使我每次看了都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他们每天念三次经,一面念一面敲打着铃锣。我一嗅空气,闻到那种把花香压下去的熏人的气味,就知道他们是在烧香拜佛了。当我下马的时候,战士们忽然唱起一首爱国的歌曲来: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和尚在唱他们如何信佛,战士在唱他们如何信另外的神。我走进院子里,看见满院花卉盛开,心中感到极大的喜悦。大朵的粉红色荷花,有如那些被一顿丰盛的午餐撑得有点透不过气来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陶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围绕着漆得很富丽的门洞。洗净的一小块一小块纱布挂在低矮的橘树上晾着,好像一朵一朵皱缩了的木兰花。小庙的台阶上坐着几个休养员,缠着绷带的胳臂和腿显得那么的不灵活。护士们跑来跑去,有时候跨过了睡在地上的狗或猪的身子。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着鸽子的唧唧咕咕的叫声、山底下潺潺的溪流声以及林间簌簌的风声。光线黯淡的病房门对着院子,这儿以前是和尚的斋房和客房。

  这就是在安静的松岩口村里的后方医院。董说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但是在白求恩的图表和计划里,它却成为他梦想中的模范医院的所在地,而且在五星期之内,它就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家要记载在中国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传奇的名字。

  “五星期运动”开始的时候,先开了一个工作人员会议,规定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又为村里的人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说明这个运动的意义,同时又收到毛泽东拍来的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
  毛泽东的电报是给聂司令员的,聂又把它转到了松岩口。董非常兴奋地给白求恩送了来。他拿着电报在大家面前一个劲地摇晃,最后才给白求恩翻译了出来,一面译一面还加上些兴高采烈的话。电报上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毛泽东。

  白求恩写了一封回信给毛泽东,在信里关于他的计划作了进一步的报告,并谢绝了给他的津贴。

  陕西延安八路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来电敬复如下:
  第一,我谢绝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或加拿大汇给我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我本人若需少许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第二,我批准给各后方医院的经费约计一千五百元,系改建此间医院为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工料费用……将来每月约需一千元。
  第三,目前需要五千元的各类药品。这些药品可以在北平购得。
  第四,请随时将加拿大和美国汇来的款项示知,以便明了经济状况。
  第五,以上并不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医院的计划,该项工程规模较大,约需五万元。永久性医院计划不久即可送呈。目下工作系利用现有材料进行改建工程。

  “五星期运动”以旋风般的速度进展着。白求恩指挥村里的群众盖起了一个手术室。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手术室仍然极其简陋,但是用处很大。无论如何,在整个边区这是第一个真正的手术室。他组织了几个“清洁队”进行清除垃圾、残食以及污秽的纱布绷带的工作,并负责维持病房清洁。他建立了一个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他画出图样让人做了一个器械和绷带的消毒器。他给护士、护理员和医生都详细规定了各人的职责。他又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给他们如何做胳臂和腿的夹板,担架,病员证章,保存食物用的盆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
  他在医院外面选了一块地方,叫人把它整平,安放了一些舒服的椅子,使它成为休养员的娱乐场。一间附属于这座庙的屋子,本来是一个厨房,现在给改成了一个俱乐部——游乐、演讲、开会、看书、写信的地方。
  村里的妇女自告奋勇,试做了五十套病员穿的衣服、枕头、被子以及油布床单。这些东西做好了,他就把它们用在一间病房里,这是大家在事前一齐动手清理过、刷过浆、消过毒的病房。松岩口的伤病员是晋察冀全区最先穿上病员服和睡上床单的人。
  在“边干边学”的口号下,他开始给医务人员上起课来,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在这以前,这些知识只有延安卫生学校里有限的几个人才能得到的。讲授是隔一天一次,从下午五点到六点在院子里举行。当医务人员盘着腿坐在他面前,聚精会神地听讲的时候,他站在一块黑板前讲授解剖学、创伤治疗法、生理学等等,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飞快地画着图。
  他除了给医务人员上课以外,还开办了一个附属于这个医院的卫生学校来训练护士和医生。他拟订了全部课程,留给这个学校在他走后采用。因为晋察冀全区也找不出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他就自己动手写,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他在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以极大的速度编写着。他一面写一面叫董译成中文。这本书写成以后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印行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游击战医疗手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他说这本手册将分发给全体的医务人员,并附带说:

  如果这本手册成功,我要再写一套关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等的小册子,现已着手写一本二百页的更详细更基本的医学教科书,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

  在这一切当中——与时间的竞赛,万分艰巨的工作,从创造、帮助和领导别人而得来的愉快——他发现还有一些他得学习的东西。
  作为医院经常性工作的一部分,他规定了工作人员周会,在每星期日下午举行。全体护士和医生都参加周会,共同讨论一周中的问题。最初几次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上有坦率的批评和建议,还有使他很高兴的,是工作人员都认真地把会上的讨论记录下来。现在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工作人员一定会以正确的态度来迎接一次针对各人工作上的缺点的正式的检查,检查的结果一定会使工作获得改进。
  会上大家立刻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白求恩轮流批评了各人的工作。例如游大夫,他因为技术上有进步,受到了表扬,但是因为不能坚持正确的意见,受到了批评。林大夫,白求恩下面的主任外科医生,技术很好,训练方面一等,并且总是乐于动手术,但是他还得学习做平淡无奇的例行工作。刘指导员,精明强干,负责可靠,对他的政治工作有热情,肯想办法。
  当白求恩一个一个往下说的时候,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对于他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后就轮到大家来鉴定白求恩的工作了。
  他们说话的态度非常自然,正像习惯于冷静地提出批评和接受批评的人一样。他们对于他的工作、他的领导、他的技术以及他不断督促大家提高工作的精神,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可是等到董把他们各人的话翻译完了以后,他却转过脸对白求恩,嗫嚅地说:“另外还有一点。他们对于你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意见,但是我却想不起来在英文里怎么说。”
  “是批评吗?”
  “是。”
  “关于我的工作?”
  “不,不是你的工作。”
  “关于我个人?”
  “对了。他们用了一个字眼……急性……可是在英文里我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来表达他们的意思。”
  白求恩一会儿就找着了。这就是:“脾气大。”
  那天晚上,在给他准备的那间房间里,他把这件事记在了他的日记里:

  这个字是“脾气大”。我的“化身”,董,没想到这个字,可是我一想就想出来了。每逢工作进行得不顺利,或者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他们做事没效率,他们说我总是脾气大。他们每人都说,以后我发觉他们做错了事的时候,请我讲话放和气一点。我答应了。难道我永远不会改过吗?我答应了——可是十五分钟以后,我就因为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粗心而对他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他请董提醒我不要忘记了我的诺言。
  我回答说:“我没忘记。可是也提醒他,他做事马马虎虎要影响人命的。”
  不过我说话的态度是平和的,我接着又对这个护士说:“你换药粗心,不能由我原谅你,只能由这个受伤的战士原谅你。”
  那个战士(胳臂重伤——榴弹碎片)仰头望着他,很认真地说:“我原谅你。”
  这个护士几乎哭了出来。我想我以后用不着再对他发脾气了。而且我想我以后也再不愿发脾气了。

三十八


  有一天,从北面越过高山送来了五十六个伤员。在照料他们入院的时候,白求恩发现他们中间大多数虽然伤很重,但是动手术后是会好转的。其中有一个战士在到达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现在躺在炕上还是一动也不动的。白求恩迅速地检查了他的伤,把手放在他的又冷又湿的前额上,随即吩咐董去立刻召集一个全村大会。
  “他死了吗?”一个护士问道。
  “没有。他的伤并不太重,可是失血过多。”
  十五分钟以后,全村的人都集合在庙外面。男女老少一共二百人站在松树林中的空地上。过一会儿,白求恩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几个护理员,抬着那不省人事的伤员。他们一见就往前靠拢。白求恩吩咐护理员把伤员放在他们面前,随后就仔细端详着他们的黝黑而坦率的脸。
  这是他一向在期待着的大好机会。三个星期以前,当他正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伤员流血过多,他便问护士有没有愿意给他输血的。结果手术室里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他对大家解释输血对于输血的人的身体并没有任何损害,但是他们还是畏缩不前。他不由得大怒地大声嚷嚷说,伤员的生死完全要看他是否能在以后几分钟内输得到血。难道他们都害怕吗?难道没有一个人肯牺牲一品脱的血来救一个战士的生命吗?“你——”他对一个护士,一个身体长得很结实的年青人说,“你怎么样?”
  那个护士局促不安地低下头去。
  董从他身后拉拉他的袖子,用息事宁人的口吻对他低声说:“他们还不懂。你不妨先取我的血,以后再解释给他们听……”
  白求恩忿忿地瞪了这些护士一眼,便一言不发地把输血器准备好,抽出了自己的血。因为他是O型,万能输血者,所以没有必要检查伤员的血型。当其他的人羞愧地在旁边看着的时候,白求恩替伤员输了血,接着做完了手术。
  这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从那时候起,那伤员已经逐渐见好,白求恩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思索那些护士不肯输血的原因。所有他的助手在勇敢方面都是决无问题的人。倘使奉到命令,他们会穿过日军的防线,在最危险的袭击中与敌人交战,或者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敌占区。但是他们现在却害怕了。不是怕死,怕受伤,而是怕他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敌人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敌人侵犯了他们的国土,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抵抗。可是他们却从来没看见过输血,那是一件他们不懂的事情。

  对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总是害怕的。他们和我以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克服恐惧,最主要的,是靠了解和知识。当他们看见我如何抽出自己的血,而对我自己并无副作用时,他们就不再觉得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东西值得他们害怕了。然后他们看见那个伤员救活了过来,看出了这与输血之间的关系,他们就觉得羞愧。至于我对他们大发脾气,那就和他们害怕输血一样地毫无根据。毛泽东对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说过:“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多么深刻而贴切的话……要做一个更好的先生,必得先做一个更好的学生……

  现在,他站在村里的人面前,脸上带着一副和蔼的笑容。等大家安静了下来,他对董说:“请你告诉他们我要表演一次输血,还要你在我们进行的时候翻译我所说的话。”他走到那副载着伤员的担架的一头,面对着群众,直接对他们说:

  这儿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他昨天在前线受了伤。我们的不怕辛苦的同志们爬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把他抬到了这儿,一路上敌人加在他身上的创伤一直敞着口,流着血。你们瞧瞧他。他躺在这儿一动也不动,好像一个死人,你们说像不像?如果我们不给他想办法,他的眼睛就永远不会再睁开了。

  村里的人都挤到前面去,看着这战士的一动也不动的身子。他们的脸都皱了起来,露出一副怜悯的表情。

  如果我现在对你们住在松岩口的任何一个人说,你只要做一件简单的事就能救活这个伤员,你会怎么回答?你一定会回答:“我愿意做。”这正是我想做给你们看的——你们可以把他救活过来。他的眼睛闭上了,他看上去几乎连呼吸也停止了,他离死不远了。这不单单是因为他受了伤,而且是因为他受伤后失血过多。在这儿医院里,我们能够治他的伤,但是他身体里若没有血,他等不及我们把他治好就会死的。土里没有种子就不会长小米。身体里没有血,就不会有生命。因此我们必须把他所失去的血补还给他。这样,我们才能治好他的伤。这样,他才能够再去和敌人打仗。我们怎样才能补充他所失去的血呢?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取。从一个健康的人身上取点血,对于他的身体没有损害,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很快就给自己补充上血了。

  他向一个护理员做了个手势,让他把输血器拿过来。他坐到这个伤员旁边的一副担架上,一面说:“我要做给你们看,这事多么容易。”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人踌躇地从他身后的医院工作人员的行列中走上前来。这人就是三个星期以前,白求恩曾怒气冲冲地在手术室里问他肯不肯输血的那个护士。这个护士胆怯地向董翻译走过去,隔着两副担架向董说:“我请求你们从我身上取血。倘使白求恩同志准许我代替他,我一定觉得很光荣。他不久以前刚输过血,我年青,身体好。”
  白求恩抬起头来看着这个护士,一面高兴地笑着。他说:“伤员不止需要输一次血。我先从我自己身上取,然后再从你身上取。但是我们必须先检查你的血型。”
  白求恩解开橡皮管,举起了管子头上的针。“就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先给我的胳臂消毒。然后把这根针插到静脉里,就像现在这样。这根针很尖,可是中间是空的,血从这根针流进橡皮管,然后再流到瓶子里。”
  当涌出来的血把护理员高举在众人眼前的瓶子染红了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吃惊得张大了嘴。白求恩躺在担架上面,直到那瓶子注满了三百毫升的血液。随后他就敏捷地从胳臂上拔出了针,一只手灵活地卷了一块纱布,用橡皮膏把它粘在插针的地方。
  他站了起来,重新面对着村里的人们。“你们瞧,我还是和原先一样。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做,把血输进这个战士的静脉里。”他于是就以他在西班牙战场上练得像反射动作一般的纯熟技巧,把针插进这个战士的前臂,把它粘住了,然后往后一站,高高举起那个瓶子。
  村里的人们又凑近了一点,交头接耳地嘀咕着,随后就一声不响了。他们紧紧盯住这个战士的脸,几乎连气也不敢透。他们怀着疑惧的心理在期待着,可是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一群鸟在他们头上盘旋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树木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着,寂静中听得见一阵好像是低声叹息的声音。
  瓶子里的血液慢慢地少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向前欠着身子,仿佛都在无声地祈求一件事的发生。不久这个战士的嘴唇动了,他哼了一声,睁开眼睛,抬起头来,他有点莫名其妙地向周围看看,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群众中间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呼声——喜悦、宽慰、敬畏和胜利的呼声。
  一个老太婆走到他的面前,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她的背驼着,她的眼睛发亮。“我老了,没有什么用处,”她说,“我愿意输血。”
  白求恩亲热地握住她的胳臂,转过身对群众说:“等再有伤员来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血。以后会有许多伤员从山那边送过来。你们愿意组织一个志愿输血队吗?你们肯给点血,让我们受伤的战士能够重上战场吗?”
  村里的人们一齐涌到他的面前,嘴里喊着:“我们给!我们给!”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以后,在白求恩所去过的乡村和城镇里,也都成立了同样的志愿队。

三十九


  到了“五星期运动”的第四周,河北村会议所订下的目标就如期完成了。病房已经打扫和改建了,医生和护士的职责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新的设备也都已装好并分别应用上了。那座古庙里的医院,在上个月还像一个简陋的救护站一样,现在已经合乎白求恩给模范医院所定的标准了。
  一星期内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这时白求恩出发到那个地区的各救护站巡视了一次,在所到的地方做手术,讲演,表演外科技术。
  第五天在回松岩口的途中,医疗队在蛟潭庄停了一下,他在那儿得到通知,请他立刻去见聂司令员。他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不料到了以后发现聂司令员的房间里摆好了茶点,并且有位女主人在座。她是聂司令员的夫人,路过这儿去参加一个晋察冀妇女组织的会议。他们由董担任翻译作了半小时愉快的谈话。
  等聂夫人走了以后,聂司令员就改变了态度。他陡然板起脸来开始对董说话,一面说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话说得很快,董简直来不及翻译。
  “首先要谈的,”聂说,“是白大夫完全忽视他本人的健康和安全。”
  白求恩刚要开口来辩驳,就给聂司令员摆摆手止住了。“不对。不对。我们全都听说了,”聂坚决地说。“我从你所到过的每一个村子和每一个前线都接到同样的报告。你睡得不够。你吃得也不够。而且你好像以为日本人的枪弹炮弹决不可能打中你似的。”
  白求恩插嘴说这些报告都太言过其实。“我吃得足够,睡得也足够。而且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危险。”
  董现在越出了他的翻译的职责,来表示赞同聂司令员的意见。“他吃得不够,睡得也不够,他一个人做着十个人的工作。”
  “那样下去是绝对不成的!”聂坚决地说,他那副故意装着生气而又装不出来的样子,使得白求恩不禁笑了起来。
  他一看见白求恩笑了,便改变了方法。“好吧。我们姑且不谈吃和睡的问题。军事委员会命令我每月付给你一百元钱,你却拒绝接受。为什么?你有你个人的需要。你一定得有钱来照顾你自己啊!”
  “我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里已经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了,”白求恩回答说。
  “但是你总得生活,”聂坚持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部队里,你是生活在最低的水平上的。”
  白求恩带着幽默的表情望着聂。“聂将军,”他问道,“你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每月多少钱?”他没等回答就接着说:“每月五元钱。一般的战士有多少呢?每月一元钱。如果我们拿你的钱做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是全军区的最高军事首长,而我不过是卫生顾问。再说,你得照顾你的家庭,而我却是个单身汉。按简单的算术来算,我应该减到一般战士每月所得的一元钱。事实上,连战士的需要都比我的大,因为他们往往是有家眷的。”
  聂在他的椅子里移动了一下。“好吧,随你便。你这人有时候很难对付,白求恩同志。可是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笔钱无论如何是要付的。你的意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以你的名义把它用作伤病员的特别费用吧。”

  那天晚上,在他和董住的那所房子里,白求恩从炕上爬了起来,点了一支蜡烛,搬出了他的打字机。他写道: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而且尤其能满足我的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是他们表示了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像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他躺到炕上,想起聂将军对于他的关切,想起医院,想起自己如何在教别人的时候反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了教育。两天之内,松岩口的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到那时候他得发言。这必须是一篇有意义的讲演。
  他们大家都会因为这个医院和他们的工作感觉到骄傲的。因此,他必须得想法在讲演中总结一下他们的成就、收获、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及一些决定医学的价值的基本原理。

四十


  松岩口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妇女们在茅屋里把她们又长又黑的头发梳好。从附近各村子,来了两千多人参加这将要在古庙里举行的盛大典礼。叶大夫从河北村赶到,他代表卫生部。从五台县来了一个军官代表团,他们代表八路军。此外还有一个代表晋察冀统一战线政府的代表团。
  这一天是这个军区和八路军的第一个模范医院正式开幕的日子,它标志着“五星期运动”的胜利结束。对于在场的战士们、医务工作人员、老百姓和政府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开幕仪式是下午在病房里开始的。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准备在会上发言的人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对卧床的伤员作了一些简短的讲话。随后全体工作人员就结队穿过了悬旗结彩的院子,走到那改建的医院前面的广场。到了这儿,穿着雪白的工作服的护士、医生和护理员就一排一排地坐在讲演人的讲桌和村里的人以及能够行动的休养员之间的地方。
  当讲演人的讲桌还在布置着,来宾陆续在地上就座的时候,战士们唱起歌来。随后刘政治指导员宣布了开会。他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一对聪明的眼睛,嘴角上总挂着和蔼的笑容。他用简短、自豪的话宣布了模范医院正式开幕。在他后面接着致辞的有八路军代表、晋察冀政府代表、医院工作人员代表以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然后刘又站了起来,先回头看了紧挨着董坐在讲桌后面的一条板凳上的白求恩一眼,接着就说:

  同志们,战斗员们,松岩口的老乡们,今天你们亲眼看到了我们在“五星期运动”中为我们的伤员建立起来的新医院。
  这在晋察冀军区,在我们全体人民,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现在起,我们的伤员可以有更多的复原的机会。从现在起,死在敌人手里的战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
  是什么使这个模范医院成为可能的呢?这当然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于边区政府给我们支持,由于群众帮助我们完成了艰巨的改建工程。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新医院。这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同志,白求恩大夫。建设这个医院的计划是白求恩想出来的。白求恩指导我们,督促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医院是如何必需,而且如何才能把它建立起来。他教导我们,他批评我们,他永远不让我们懈怠。他以他自己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孜孜不倦的榜样。
  白求恩同志,为了你的工作,和你对于我国人民的忘我的忠诚,我们要在这里深深地感谢你。但是,除了那些我们所富有的东西:艰苦、牺牲、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送人。因此,我们备了一点我们自己做的礼物来送给你。我们希望这点礼物能表示我们全区的军民对你的敬爱。

  刘转过身对院子那儿做了一个手势。当会场上的人纷纷站起来欢呼的时候,有一队人,其中有护士、能行动的伤员以及村里的人,从院子那儿走了过来,手里高举着七面红旗。每面旗子上都有题词,是董用中英文写就,由村里的妇女用金线绣上去的。
  这一队人唱着歌,先在会场上绕了一周,然后向着白求恩那儿走过去。每一个小组走到他跟前,一面高声念出红旗上的题词,一面把旗子献给他: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医生。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友人。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榜样。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同志。

  这时,白求恩慢慢走到讲桌前面,眼睛由于激动的泪水而模糊了,董笑嘻嘻地站在他身边。村里的人、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宾都高声欢呼起来。有好大一会儿工夫白求恩低着头,凝视面前讲桌上的讲演稿子。随后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着亲切的微笑,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坐下去,带上了他的白金镶边的眼镜,随即开始讲起话来,每讲几段他就停顿一下,让董替他翻译:

  同志们:感谢你们送我的美丽的旗子,以及对我所说的恳切的话。我觉得,而且我知道你们也一定觉得,今天是我们大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在我们一心一意要走的道路上添了一个新的哩程碑(我实在应该说,“里”程碑)。
  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光荣的斗争的中国。这个医院的设备是你们的外国同志所提供的[5]。我被派来作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那一边和你们一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正在阻碍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运动。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抱着同情的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帮助中国来保卫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
  我来到晋察冀军区,在这个医院里和你们一起工作,才不过几个月的工夫。我起初总觉得这是“你们的”医院,现在我却觉得这是“我们的”医院了。因为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互相影响,使彼此都改变了,是不是?我或许可以说,我们彼此之间辩证地起了反应;我们使彼此都有了改变;我们起了变化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天开幕的这个顶刮刮的新医院。我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益。你们教给了我忘我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教益。我唯一的报答,就是我也许曾多少教过你们如何去掌握技术。
  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日本用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从一个第十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它采用了西方的技术。技术掌握在日本金融资本的独裁者手里,结果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的公敌。技术掌握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手里,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强国。那么中国必须模仿日本么?是的,在许多方面都要模仿。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们必须在掌握技术方面效法他们,并且超过他们。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去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
  技术这个名词,一般说是用来形容对于材料和方法的掌握的。它就是最进步、最有效率的做事方法。它意味着我们控制自然,而不为自然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扫地的技术,组织医院的技术,上药的技术,动手术的技术,给病人洗澡的技术,扶起病人来的技术,以及使病人舒适的技术。所有这些工作以及无数的其他工作,每一种都有正确的做法,也有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方法叫做“好的技术”,错误的方法叫做“坏的技术”。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
  我们为什么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呢?因为好的内外科技术能使伤病员好得快,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死亡、疾病和残废。这些事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倘使在前方作战的同志们问我们:“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可说。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医治伤病员。”他们也许要接着问:“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我们说:“我们在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在心里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吗?”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父兄还亲——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把他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在卫生部工作,其实,也简直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在英国,医院里有句老话:“医生要有一颗狮子的心,一双妇女的手。”这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是,同时也得和蔼、仁慈、对人体贴。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从事救治伤病员工作的人——医生、护士、护理员。因此,你要时时刻刻想着伤病员,时时刻刻问自己:“我还能多帮助他们么?”你要想方设法去改进你的工作,掌握你的技术。
  一开始你们需要教导,需要监督,因此你们需要领导人。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养成时刻得有人监督的习惯。那只是暂时的,当你还在学习的时候。你最后必须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工作。倘使你是个护理员,你应该去找领导你的护士长、大夫或者护士,跟他们说:“我下面还做什么?告诉我做什么。我这么做对吗?”等到把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再到他那儿去跟他说:“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过不久,他对于你的纠缠不清就会觉得腻烦,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护士。等到你做了护士,你又去找你那个单位的大夫,找领导你的人,跟他说:“请你教给我怎么做这工作。我药上得对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他迟早也要对于你的纠缠不清腻烦透了,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一个跟他一样的大夫。等到你当上了大夫,你要照旧讨人嫌,到处找事做,忙得天翻地覆。你一个人要做两三个大夫的事情,时刻研究怎样提高你的技术,时刻想着你的伤病员的舒适和福利。倘使别的大夫每天去看他们的伤病员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你就每天去看他们两三次。这样,过不久,聂将军就会听到你,并把你提升做一个军分区的主任大夫。你在那里要和从前一样,时刻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时刻计划怎样改善伤病员的情况,时刻教导别人。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会听到你,想提升你做整个八路军的卫生部部长。到那时候,聂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就要展开一场友谊的争夺,看谁能抢到你,因为聂同志一定不愿意让你离开他的军区!
  同志们,我们不但需要技术,同时还需要领导人才来运用技术。我们的理想是要有一个有训练的、有责任心的、有技术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什么品质呢?他必须具备:第一,组织的能力,第二,教导的能力,第三,监督的能力。组织意味着计划——全面的计划和详细的计划。教导意味着把这个计划传给别人,把正确的技术教给别人。监督意味着经常检查计划的进展,纠正错误,以及通过实践来修正理论。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的军队迫切地需要领导人才。每一个部门都在找领导人才。我们需要领导人才,甚于需要枪支和粮食。
  我们这个医院有一项任务就是培养领导人才。当我谈到领导人才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想的只是将军、上校和边区主席。不,我所想的是这整个军队和这整个军区,从那在所谓上头的大领导人到那在所谓下头的小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上头和下头。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的组织不像一所房屋——固定的、静止的、不动的。它好像一个行星一一圆形的、流动的、活动的、能动的。它好像一滴水,由于各部分的凝聚和合作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想到领导,我所想的主要是小单位的“小”领导人,而不是大单位的大领导人。要想进行革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有主动性、有社会意识的人群,就必须从培养“小”领导人做起。等到那个工作完成以后,领导人(像国家一样)就将逐渐消灭。因此,虽然你们在现在,以及在很远的将来,都需要领导人,你们却必须学习着不依赖你们的领导人(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养成过分依靠领导人的习惯)。你自己就该做领导人,虽然你只领导你自己,因为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先从领导自己做起的。
  我们这些由于有点经验而领导着你们的人,我们是在费尽心机要让位给你们。我们急切地盼望你们来担当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责任。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并且来赞美你们这些胜过我们的人(当然是怀着友善的嫉妒)。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且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该佩服、崇拜,并且像羔羊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现在让我回到本题,谈我们的本位工作。大夫们,你们要教导并监督你们手下的小大夫、护士和护理员。领导他们;给他们树立一个精神饱满、不顾自己、体贴别人的榜样。护士们,你们要指导你们手下的护理员,领导并监督他们;做事要勤快,要多做事,少说话;当你们自己还不懂的时候,不要太轻易地互相提供意见。要练习独立工作,而不需要六七个人帮忙。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找别人做。
  至于会议,它们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用的,但是跟着要有行动才真正有用。说话不能代替行动。人类发明了语言是用来描写行动的。我们要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预定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实现五星期计划,使这个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最好的医院。我认为它确实是八路军中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医院大多数我都见过。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停留在这儿。我们必须继续计划和工作,使这个医院成为全中国军队中的最好的医院。这是我们必须订下的目标。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可不止需要五星期的时间!这事能办到吗?我相信一定能办得到。怎么才能办到呢?全仗着每个同志积极工作,必须大家合作,拿出精神,拿出热情,才能办得到。你们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热情——把它应用到这个伟大的任务上面去吧。没有任何工作是琐碎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不重要的。
  倘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尽职,结果大家都要遭殃;倘使有一个人的工作特别好呢,结果大家就全有好处。最后,我还有几句忠告。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由于目前的成功而乱打如意算盘;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把主观愿望和实际成就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在批评当中要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批评一切个人虚荣心,不要管年纪、地位和资历,倘使它们阻碍我们前进。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论都拿到实践的阳光中去检验。唯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反映现实。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建造这个我们大家引以自豪的好医院出过力的人们。我感谢木匠们,他们辛辛苦苦地修盖了这些房屋,做了改建工程,制造了病房的家具。我感谢做托马氏夹板的铁匠。我要表扬各位大夫、护士和护理员,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出色,尤其应该表扬的是那些义务护士,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于伤员的爱护是每天摆在我们大家眼前的忠心耿耿的榜样。村里的老百姓,无论男女,都乐于和我们合作,在他们家里安插了这样多的伤员和工作人员,而且往往给他们自己造成了很多不便。我要感谢我们的管理科和勤务班。如果让我提名字,我可以提出十几个应该受表扬的人,但是我在这儿只提出两个。一个是刘同志,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工作。另一个是董同志,我的化身、助手兼翻译,要是没有他的耐性,他的好脾气和他的聪明,我一定是要不知所措的。

  (当董翻译听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脸红了,窘得说话有点吞吞吐吐。白求恩笑了起来,双手抱住他,引起了会场上的人们拍掌欢呼。然后白求恩又接着讲。)

  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钦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必然的。现在,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里不能行动的人也都听见我们。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护来报答你们的苦痛。在那些英勇牺牲了的、我们未能救活的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一定牢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让活下去的人和可能要死的人共同保证我们的同志友爱。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会战无不胜了。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像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白求恩!”有人喊了起来。到会的群众立刻发出了响应的呼声:
  “白求恩,我们的大夫!”
  “白求恩,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我们的友人!”

四十一


  整个晋察冀庆祝了模范医院的开幕。延安把这消息当作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消息传到了前线,传到了各解放区,传到了那些在日军后方神出鬼没的战士那儿。同时也传说着,领导“五星期运动”、创立这个医院的人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来帮助解放战争的“大鼻子”。
  在山西的丛山里,在河北平原上,在黄土地带,在茅屋和窑洞里,流传着一个新奇而悦耳的名字,白求恩,一个能把垂死的伤员变成生龙活虎的战士的大夫。有些游击队里的农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大城市,现在都骄傲地谈论着这位从外国来到他们中间的大夫。敌占区里的地下工作者以他的名字作为日益增长的支援中国的国际团结的例证。甚至从来没有医生去过的偏僻乡村,也在传说他有一天会到他们那儿去使有病的人恢复健康。在高山上行军的游击队,把他带领医疗队到凡是有伤员的地方去的故事编进了歌曲。他医治过的战士归队以后,肃然起敬地给同志们形容他的高颧骨,有胡子的脸,他的炯灼的眼睛,他的奇怪的语言。
  一个传奇人物流行了起来,传遍了整个北方和西北。大家这么说,他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他往往爬到最高的山顶上去救治受伤的战士。在他还没有给伤员想尽一切办法以前,他决不肯离开。他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而不需要休息。他只有在没有一点工作剩下来的时候才去睡觉——有时在露天,有时在乡村的茅屋里,有时在窑洞中。如果他的工作给耽搁了,或者他看到别人的工作没效率,他会大发雷霆,把他左右的人吓得浑身发抖。但是对于他医治的战士,他眼睛里却流露出慈爱。对于所有的伤员,他劈头第一句,总是用中国话说:“我的孩子……。”这个传奇人物越传越盛,同时晋察冀周围的游击战事也越来越激烈,结果许多前线的部队都纷纷要求延安派他到他们作战的地区。
  在前线有新的战事的消息传到白求恩那儿的时候,他正忙着,每天平均做十个手术,还给新组织的几个医疗队准备药品器械,并且每天给他们讲课。他又为那个被派来主持医院的延安卫生学校毕业生准备详尽的指示,以进一步改进医院的工作。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写着他那本针对中国特殊需要的医学教科书。他利用手术室里实际工作的机会,教董如何上麻醉药。在这一切繁忙的活动中,他给他自己的医疗队作了到五台山区去的准备(那儿又有新的日军部队进犯)。
  在分别出发到各自岗位上去的前一天晚上,这几个医疗队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他们的新任务。就是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它不久就变成了游击队医务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口号是: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
  第二天,在寒冷的黎明时分,这几个医疗队匆匆告别,向五台山区进发。最后出发的是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在他这一队里每一个人和每一头牲口都是适得其用的。白求恩和董骑着马走在前头,他们后面是王大夫和游大夫,这两个人是他选来作助手,并且要在战地给以特殊训练的。再后面是贾,一个有说有笑的健美的年青女护士,一个炊事员,两个勤务员和两个饲养员。白求恩的简易“手术室”由两头骡子驮着,其中包括一张能折叠的手术台、一整套外科器械、麻醉药品、消毒药品、腿和胳臂的夹板、消毒纱布以及其他必需用品。
  当这一队人马从医院走进村子的时候,街两边都站满了人。村里的人几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他要出发到接近激烈战事的地区,所以都跑出来给他送行。当他骑着马走过的时候,村里的长者都恭敬地向他鞠躬,年青人高声喊着爱国口号。他走过欢送的行列时,举起了右手行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敬礼,他们都知道这是他在和同志打招呼时特有的手势。
  等他进入了山谷,奔向阴暗的山腰的时候,他还听得见送行的呼声。这是一个值得骄傲、令人满意的送别。

  他们爬山越岭,穿过漫长的山谷。有时候,山路奇陡,步行倒反比骑马还来得快。他们在山洞里过夜,那儿可以避风,却避不了夜间刺骨的寒气。他们在黑暗中互相贴着身子躺着,白求恩仰望着满天的繁星。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又上马动身了。
  他们绕过了不久以前曾发生过战事的柏兰镇,到了河谷村,这是八路军第五团和第六团的救护站。在六天内,他们医治了一百四十二个病员,做了一百零五个手术,平均每天几乎有二十个。
  这时有消息说,八路军的部队在攻击一支从河北开来的日军。于是白求恩的医疗队就向东走,由山路进入河北省。这是白求恩没有来过的地方,这里的救护站,这里的战况,这里的地名,对于他都是生疏的。他得查看他的医务日记才能想起那些有伤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村子的名字:龙王里、下龙王、谢家河。
  医疗队每到一个村子,就立刻把简易手术室布置起来,给外科伤员做手术。然后白求恩就带着他的助手们去看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伤员。这项工作完了之后,他就把村里的居民集合起来,给儿童检查身体,给生着病的老百姓诊治,并且巡视当地的卫生工作。
  10月中,他出发到洪子店。根据事前得到的情报,他们现在离着日军防线只有几英里路远。他们走在曲折的山路上,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因为他们知道倘使面前的高山忽然移开了,他们就会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他们是在一个舞台的幕的一边,而敌人就在幕那一边。
  快到洪子店的时候,他们看见最近日军进犯的痕迹:偶然见到的死驮骡,一辆被人抛弃了的大车,一支上着刺刀的日本步枪。“他们来侵占中国,”董说,“鸟儿会啄他们的眼睛的。”
  再往前去,冀西还是一片多山和多岩石的不毛之地,往往走了很远都看不见一点人烟。在这静悄悄的荒原上,只有一些小村子散布在六七条小河的河岸上,疏疏落落,好像柳树枝上的芽似的,每个村子有五十户到三百户人家。看见医疗队来了,村里的人感到稀奇,等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白头发、长胡子、满嘴洋话的外国人,他们就都诧异起来。他们的皮肤是红润的棕色,男人们个儿很大,有时候足足有六英尺高,妇女们矮些,但很粗壮,脸很好看,盘起来的黑头发上常常插着一根银簪,她们手腕上带着银镯子,手指头上带着银戒指。
  每个村子里都有简单的欢迎仪式和讲话,并有病人送来让白求恩医治。老百姓招待的殷勤是说不尽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很困苦。大米是没有的,茶是奢侈品,主要的食物是小米和煮面条。根据经验,他们从来不吃生冷的东西。牛奶是没有的,在每个村子里白求恩都看见过母亲们抱着三四岁大的孩子喂奶。
  所有的耕地都在村子附近。它们大多是小块的田地,有的在河岸上,有的在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挖凿得很深,没有树木的山腰上所筑的台地上。他们一路走过了成千的这样的台地,像一层一层架子似的靠着山崖,面积在几平方英尺与半英亩之间,每一块都是一个人造的盆地,里面充满了宝贵的土壤。
  10月18日他们到了洪子店。他们到达的时候,城里还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烟雾,以及泼过水的灰烬的气味。一支从平山出发突袭的日军部队攻占了这个城镇,在撤退以前又放了火。日军进攻的时候没有遇到抵抗,但是等到他们开始撤退来缩短交通线的时候,游击队曾向他们发动攻击。从那场战斗下来的伤员正在仅存的少数几所房子里等着白求恩。
  当游击队还在骑马走一个小时就能到的地方困扰日军后卫部队,以及白求恩还在一个临时的手术室里治疗伤员的时候,代表们正纷纷沉着地赶到洪子店来参加县政府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

  早上八点钟,参加这个干部会议的代表们聚集在一个没有被日军毁掉、并且为着这次会议而布置过的仓库里。
  除了军人和政府官员以外,这儿差不多是一座空城。在那长长的、曲折的、成了废墟的大街的两旁,有六七个小贩在卖油、纸烟、肉和蔬菜。一个理发匠在街上摆好了椅子,并且已经做起活来了。附近有一个老年人正在他的烧毁了的房子的灰烬中挖掘。笑嚷嚷的小男孩们,在清晨的凉空气中还是一丝不挂,正在瓦砾中玩耍。
  县政府大门口有一个卫兵直挺挺地站着,他的草绿色制服上满是补丁,袖子上佩带着晋察冀军区的臂章。他的旧步枪的背带是一块污秽的绷带,可是他腰带上插着的四颗手榴弹的黄色木柄却是崭新的。他的光脚上穿着布鞋,鞋底是用破布做的,鞋面是鲜艳的红绿毛布,每双鞋的大脚趾头处都有红红绿绿的穗子。
  太阳已经从山头升起了。日光斜着射进了烧得焦黑的、满地砖瓦的院子里,在残留的房子的白色水泥屋顶上闪耀着。白求恩和董朝开会的地方走去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想:在这个多少世纪以来没有变化的偏僻的地区里,生活忽然流动了起来。仅仅两星期以前,日军到了这儿,而居民在事前就极有秩序地撤退了。日军打了过来,但是扑了一个空。现在日军走了,居民几天内就会再回来,重建家园,在他们出走的地方居住下来,同时又准备着一旦日军再打过来,他们就再撤退。董有一次曾引用共产党的名言:“我们是中国人民大海里的游鱼”,结果,这个大海吞没了恼羞成怒的侵略者,以及他的枪炮和他处心积虑征服中国的计划。
  白求恩隔着那少数几所依旧完整的房子的低矮屋顶,可以看见城外山上的一座小庙。因为离得很近,他可以从敞着的庙门看见焦黑的内部和没有屋顶的房间。一群鸽子轻盈地飞过小庙。他知道日军就在这烧毁了的小庙以东才十七里(五英里半)的地方。他们的骑兵可以在一个小时以内来到城里。但是在洪子店和敌人之间却有游击队散布在山上,隐藏在深谷里。几个小时以前在城里可以听到机关枪和大炮的声音,那是敌人想用炮火把他们从阵地上赶走。
  当白求恩和董走进仓库的时候,二十名代表已经围着一长排拼在一起、漆得亮亮的桌子坐下来了。仓库里的空气阴湿寒冷,污秽的墙壁和高高的天花板上还带有燃烧着的木头的气味。这排桌子的上头给他们俩留了两个上座。会议就要开始了。白求恩很有兴趣地看着这些代表的脸,他们大多数是年青人,看上去都很精干。
  “同志们,”主席宣布开会。白求恩发现这位站在他身旁的人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少妇,身上穿着游击队的褪了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她的脸宽阔安详,她的身体矮胖结实。
  “同志们,”她重复着说,“我们召集这个紧急会议,是要请大家来对上两星期的工作加以批评和分析,并且想办法来应付我们面前的新情况。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设法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还要更有效地来协助我们部队保卫我们这个地区。下面我要请雷同志发言。”
  当她坐下来的时候,白求恩注视着她的安详的脸。他心里想,她代表三百个村子宣布了一个非同小可的议程:与东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作战。但是她却用一个妇女联谊会会长讨论下星期茶会的口吻,把它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在她之后说话的人,也都用着同样质朴而严肃的语气。伛偻的农民,眼睛发亮的学生,传统装束的妇女,穿着制服的军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或短或长的发言,讨论着如何抵抗敌人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从他们讲话的神气,可以看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会上,无论表扬或批评都是以完全客观的态度提出来的。在这儿,延安的军事和政治纲领成了县里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焦点。在这儿,通过各阶层的代表,这个纲领在被检验,被实行,并且被传达给农民、学生、教师、自卫队、妇女组织、穿军服的和不穿军服的年青人、公务员,以及各级行政机构。
  第一个发言人,雷同志,身材瘦长,约有三十五岁。他穿着一件粗布的蓝棉袍。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深黄色的脸上都是皱纹,薄薄的嘴唇,大而直的鼻子,一对严肃而聪明的眼睛。
  他是这一县的农会领导人。他代表着三万个小自耕农。
  他谈到军事的实际情况,坚壁清野的政策,以及在敌人最近的进攻中农民组织和其他组织所暴露的弱点。他说,在某些部分人当中还流露着一种情绪,他们认为用火枪和上了锈的大刀来抵抗武器精良的敌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现有的武器来打仗,”他强调说,“因为我们要是不从敌人那儿夺取武器,我们是不会有其他来源的。”
  主席又站了起来。“为了认清我们面前的任务,”她说,“我们必须考虑敌人的目标以及敌人的弱点和优点。”
  她接下去报告了目前的军事形势,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日军已经从长江战场调了三四个师来进攻晋察冀军区: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县的几个优点。我们现有的武器和队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战斗中,我们的人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死伤的数目因此也减少了。我们的主要武器是手榴弹。因此我们得打交手仗。这对我们很合适:我们战士的勇敢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政府一直在领导着人民;它并没有撤退。因此,人民对于政府的信心是坚强的。敌人进攻的时候,人民在没有得到政府的命令以前决不撤退,这个事实表现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群众组织协助部队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村里的民兵——人民自卫队——的活动把敌人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在好些村子里,每逢日军的扫荡部队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村里的自卫队就积极地担负起保卫本村的任务。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加强在人民中间的宣传工作,让他们明白这场战争的真相。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与基层干部取得联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去更广泛地动员人民来参加斗争。我们必须扩充我们的游击队。我们必须扩大我们抗战的范围。

  下一个发言人是政治指导员刘同志,他是属于第四军分区司令部的,曾在松岩口与白求恩一起工作。他说话干脆利落,正像一个首先在脑子里把自己的意思搞清楚了,然后又能很流畅地把它们表达出来的人。他只讲了一点:不断加强政治教育,作为增强县里的军事力量的基础。
  再下面的两个发言人都是年青的女孩子。她们穿着和主席一样的衣服,宽阔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她们报告了从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来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这时到了正午,暂时休会让大家吃午饭。代表们结队走到仓库前面的院子里,围着一张粗糙的长桌子坐了下来。女同志们从一个临时的厨房送来了一大锅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白菜汤,大家一面说笑,一面就着锅吃。喝完了汤,接着吃没发酵的白面做的蒸卷子。吃完饭又继续开会。
  午后一连五个小时,这些代表研究着以下一系列的问题:县里的财政计划、粮食供应问题、税收制度、成立更多的流动合作社、降低零售价格、在农民中储存粮食、加强各村子集体领导的方法、训练更多的军事和政治干部、扩展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到了六点又休会一次。暮色在慢慢地笼罩着这座静寂的城镇,带来了夜晚的寒气。桌子上点起了几支蜡烛,烛光使那些真挚的深黄色的脸显得分外严肃,并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投射下巨大的、摇晃不定的黑影。白求恩从敞着的门可以看见天上最先出现的疏星。
  现在可是没有饭吃了,因为午间的一顿饭已经把这一天的定量都用完了。唱歌代替了吃饭,他们起初低声哼着,可是不久就放开喉咙高唱起军歌来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要求主席唱一个歌。她起初不肯,可是最后还是答应了。她坐在那儿,用清亮悦耳的声音唱了起来:

  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必须抵抗压迫我们的人们。
  只有抵抗才能得到解放,
  只有斗争才能继续生存。
  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
  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前进。
  把日寇赶出我们的国境,
  只有用我们的鲜血才能给祖国赢得和平。

  然后代表们转向白求恩,请他们的大夫唱一个歌。董推推他的臂肘,低声说:“来一个西方的好歌。”
  白求恩笑盈盈地站了起来。在这些年青代表当中,他的留着胡子的脸使他看起来像一个老家长似的。他说:

  今天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为了把人类从贫困、愚昧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着的人们。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像你们一样,也都渴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能过和平而庄严的生活。我特别骄傲地想起那些坚强的西班牙同志们,他们以和他们的中国同志一样的英勇,在为同一个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因此我要给你们唱一个西班牙战争中的歌。它是国际纵队中反纳粹的德国人所唱的歌。它是台尔曼营的战歌。

  他先念出了歌词,让董翻译出来,然后就以他的轻快的男中音唱了起来:

  西班牙天空放出灿烂的星光,
  高悬在原野里我们的战壕之上。
  从远方传来黎明的呼声,
  召唤我们重新走上战场。

  这歌词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年青人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就连这曲调的简单、整齐和怀乡的节奏,在他们东方人的耳朵里听起来也很舒服。白求恩一面唱着,一面想这眼前的事情多么合情合理,甚至是天经地义:他,一个加拿大人,唱着反法西斯的德国人的歌词,这些词句是在马德里郊外战线上的壮志与豪情中所产生,现在却由他远隔重洋在洪子店的断墙残壁中对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和教师唱着。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象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敲战鼓,上刺刀!
  前进,胜利将是我们的报偿。
  在我们的旗帜下面粉碎他们的纵队。
  塔洛莽营——准备,前进!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唱完歌以后,代表们又继续开起会来。摇曳不定的烛光在光亮的桌面上映射出幽灵似的图案,他们在烛光中又继续讨论了三个小时。
  散会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代表们彼此匆匆道别,因为按着抗战的时间表,这个时刻已经够晚的。明天,他们中间有些人就该回到远处的村庄,在本地干部会议上传达这次紧急会议的决议。有些人要上前线。有些人正在偷偷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回到自己的游击队,或者到敌后继续做地下工作。
  那天晚上白求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董和我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了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

四十二


  以后十天内,战地医疗队走了一百七十五英里,一路上爬过了这地区最高的一座山,并在十三个住着伤员的村子里设立起临时的手术室。到现在,医疗队的全体人员已经习惯白求恩的步伐了:天没亮就起身,徒步或者骑马作很劳累的行军,每到一个救护站或者后方医院就立刻进行检查和做手术,略微休息一下让大家睡觉,随后就又向下一站进发。
  11月中旬,他们到了五台山聂司令员的司令部。
  当别人休息的时候,白求恩和聂讨论了医疗队今后的工作。聂概括地向他说明了目前形势的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军事形势。日军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围攻。这次围攻对于晋察冀是个新的考验。国民党的首脑们已在怀疑这个地区是否守得住。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校在几个月前代表美国情报局到这儿来访问的时候,也曾想到同样的问题。英国外交部也在暗中打听日军的新攻势是否能被击退。由此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关于这儿战事的消息传到国外,晋察冀边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却在好些国家的首都被默认了。
  聂从这个军事形势谈到了第二方面:国内的政治形势。从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看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是在违背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基本原则。而日本人哩,因为现在已经占领了主要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他们就狡猾地用和平建议来引诱国民政府。他们为着要破坏中国人的团结,作出了花言巧语的宣传,说他们除了对有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以外,不准备发动任何新的军事行动。现在,在所有国民党军与日军对立的正面战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情况不妙的相安无事的状态。汉口已经陷落,国民政府已经深入内地,迁到重庆。摆脱了沿海各大城市学生、工人和爱国团体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内部的地主、实业家和金融家集团在重庆显然正在要求实行一种更适合于他们切身利益的新政策。他们有双重目的:一是减少军事行动,以便与日本妥协媾和;二是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措施来封锁北方的共产党军队以及江苏的新四军。
  聂深信这些分子并不能强迫政府向日本投降。蒋政权反对公然投降,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全国上下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他们却在暗地里进行着偷偷摸摸的投降活动。延安和重庆之间的联系现在已经减少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但共产党员,就连比较开明的人士都在遭受迫害,同时各正面战场对敌人的军事行动已经减少到单纯的“牵制战”。最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应该抗击日本的国民党军队,正在被调来对付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他们显然是在对北方的抗战地区实行军事包围,实际上就是一种全面封锁。同时在南方,也有包围新四军甚至解除它的武装的企图。
  在这种形势之下,聂说,战争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倘使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唯一的真正抗战就将限于八路军和晋察冀的游击队所进行的战斗。那样一来,日本就可以从南方抽调出更多的军队,集中力量对付晋察冀。
  日军把他们的战略寄托在人力和武器的优势上面。八路军的战略将是把敌人诱到山里,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然后再突然从四面八方进行袭击。但是今后的战斗一定会以一个新的规模展开,伤员也一定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在这方面,”聂最后说,“白同志,你对于我们将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你在我们这儿工作这个消息本身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部队的士气。许多部队都要求我派你到他们那儿工作……”

  医疗队从聂的司令部回到了常峪。在这儿,白求恩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举办了一个护士训练班,整顿了当地的后方医院,并且挤出时间把他的日记补上:

  听到了吉西大夫动身来这儿帮助我的消息。这消息太好了。但是对于西班牙,它意味着什么呢?那边的情形究竟怎么样?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一直都是很坏的……
  吉西到这儿来!而马写信说有一个叫柯棣华[6]的大夫(受过高深的训练)也已经从印度启程了。马警告我说,国民党的封锁是非常紧的!听说蒋的部队已经和南面的新四军发生过冲突。
  马说广州没有抵抗就沦陷了,汉口在猛烈的轰炸以后也陷落了。
  等我回北方到王将军那一旅去工作的时候,游大夫和王大夫要跟我一同去。我们的药品器材很缺乏。我们需要刀子、夹血管的钳子、外科用的剪子、羊肠线和丝缚线。如果没有任何器材能通过蒋的封锁线,我们就得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去运来!目前只有绷带、药棉和纱布还够用的。防腐剂存得很少。麻醉药也一样。我为战地医院装备设计了一种新式的运输工具,以便运载一个手术室、一个换药室和一个药房所必需的一切用品。这全部的装备足够做一百次手术,上五百次药,配五百个药方,只要用两匹骡子就都可以装载了。这装备包括一个可以折叠的手术台、外科用的器械、胳臂和腿的夹板、麻醉药、防腐剂、消毒纱布,等等。我打算在各处表演它的使用方法。所有我们的医疗队都应采用这种运输工具。

  在战地医疗队就要向北往涞源方面出发的那天,白求恩从他的窑洞里走出来,看见董和王、游、叶、肖、林五个大夫——卫生部的全体高级干部——站成一排在等候他。他们像小学生似的正嘻开嘴笑着。白求恩探询地望望董的时候,董就走上前去,用庄重的声调说:

  卫生部的领导干部希望把一封给你个人的信交给你亲收,并叫我把它译成英文。因为你就要离开,所以他们给你这封送行的信。我现在把它念给你听,好让你知道他们对于和你在一起工作,以及对于你的离开,都是怎样想法。

  他举起一束纸来。在那五个大夫点头表示同意的时候,他郑重地念道:

  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大夫
  亲爱的白求恩大夫:
  首先我们要感谢你在教导我们以及在指导我们医院的工作方面所尽的力量。你不但提高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而且改善了我们医院的组织,又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计划来改进这些医院,使得很多的伤员能够得到治疗,恢复健康,前线作战的兵力也能够增加。我们卫生部和各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愿意并且诚恳地接受你的批评和意见。
  但是我们很惭愧,我们没有好好招待你,这是我们要恳切地请求你原谅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们的好意和指导。
  其次,我们要深深感谢的是,你把你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捐给我们的伤员,作为购置烟叶和纸烟的特别费用。你这份深厚的好意说明了你关切我们的伤病员是这样无微不至,而却忘了你自己。不但那些躺在炕上的伤病员要感谢你,而且医院的工作人员也要向你表示敬意。你真正是一个拯救世界和平的人,一个为世界和平民主奋斗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现在用你的钱给我们的伤病员买了许多纸烟和美味的食物。在分送这些礼物的时候,我们希望你来看看他们,并对他们讲几句话。
  我们听说你将要动身到其他的军分区,去给伤病员做手术并提高医生和护士的技术水平。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希望你很快就回来,再给这儿卫生部和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以更多的教导和训练。
  我们向你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叶大夫、游大夫、肖大夫、林大夫、王大夫

  董念完以后,把信(中英文各一份)塞到白求恩手里。白求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和每一个医生都握了手。
  “你们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志,”他说。“我有时候说话粗暴,但是我很高兴,你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并且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准备做照顾我们的伤员的重要工作。”随后他又对留在这儿的肖大夫和叶大夫加上一句说:“我希望不久又可以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祝你健康,”他们一面鞠躬,一面说。
  “我祝你们健康,”白求恩回答。“并且希望我们的伤员在你们的照料下早日恢复健康……”

四十三


  他们从常峪出发,经过一片长长的平原,走向远方黄色的山峦。庄稼地里夏天没割尽的残梗已经枯黄了。上了冻的沙子路在马蹄下面发出清脆的响声。白求恩的年青活泼的勤务员邵一平跟在后面,他拣起路上的石片,向头顶上飞过的白鹁扔去,一面唱着流行的歌曲:

  巴巴眼,望望天……
  快活似神仙……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等他们走到平原的尽头,爬上头一座山的时候,天气就更冷,山路也更艰险了。从山头下来以后,他们又到了一抹平川。
  有五天工夫,他们继续往北走,一路上经过延绵不绝的高山和山谷。在山谷里,马蹄在耸立的峭壁中间发出得得的回声。在山腰上,他们下了马,挣扎着往上走,山风在他们周围号叫,吹干了他们脊背上的汗水。在山顶上,他们呼出的气立刻成了水气。在狭窄的小山沟里,有时只不过是山岩中很深的裂缝,亮晶晶的冰穗子挂在他们的头上,好像悬在半空中的凶器。
  到了第三天,他们碰上了大风雪。这时候整个平原都埋在一层厚厚的白雪底下,所有的山头都让浓云遮蔽了。雪积在白求恩的日本皮帽子上,堙没了山路,在流汗的牲口身上化成蒸气。为了取暖,他们下马步行,手里紧紧握着马的缰绳。自从他们离开常峪以后,温度已经降低了二十度。这是山西山区严冬的开始。
  在董以前曾当过县长的阜平,他们休息了一晚,在城里人家的热炕上取暖。第二天他们又上了路,一路上都在严寒和突如其来的风雪中挣扎前进。11月11日黄昏,他们在没吃东西也没休息一口气走了十个小时以后,终于到达了第一个救护站。这是三五九旅设在河淅村的后方卫生部。
  由于解放区的无线电通讯网很有效率,这儿的人在事前就知道他们要来了。在卫生部办公室里,他们受到了古部长和卫生主任方大夫的欢迎。方大夫是个高个子的年青人,脸长长的,有一副农民的结实身体。
  他们和这儿的人见面以后,脱下了潮湿的外衣,跺跺麻木了的脚,喝了没有加糖的热茶,随后白求恩就问,“病房在哪儿?”
  “正在准备饭,”方关切地说。“倘使你要在今天晚上去看的话,等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我们就陪你去看病房。”
  “我不但要在今天晚上去看——我现在就要去。吃饭还有多久?”
  “不会超过二十分钟,”方说。
  “要是那样,我提议我们现在就去,”白求恩一面说着,一面穿上大衣。
  方不安地望着古部长,随后又望着董。董一声不响地向白求恩那儿低着头,做了一个表示警告的眼色。方有点发慌地提议道:“但是你们刚走了一天山路,并且还是早上出发时吃的饭……”
  “是的,”古部长插嘴说。“最好还是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
  白求恩扣上了他大衣的扣子。“我们刚走了很远的路,但是伤员们也是一样啊。”
  他们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进外面的黑夜里。
  病房就在村边的一座小庙里。它和白求恩在更靠南的地方所见过的许多简陋的医院一样。在一间狭窄的病房里,有三十多个伤病员躺在沿着墙的一排炕上。他立刻从第一个炕开始,很迅速地一个接一个检查下去。检查快完的时候,他问了方一些问题,给了他助手一些指示,记下了哪些伤员需要动手术,并给其他的伤员换了药。在这一排炕快到头的地方,他在检查着一个腿伤的伤员,忽然间他挺直了身子。“这伤员是谁负责的?”
  方迟疑地走上前来。“是我。”
  白求恩转过身去,“立刻准备给他动手术……等完了以后我有话对你讲。”
  他检查完了其他的伤员,随后就满脸怒色地大步走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在那儿这个年青的伤员已经躺在一张石头手术台上了。这就是手术室,四面挂着白布,房顶上也绷着白布,当中挂着一盏汽灯,嗡嗡地响着。手术台旁边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套手术器械和消毒药品。白求恩很快地洗完了手,开始把伤员腿上的绷带解开,这时候董站在手术台的上头,游大夫站在他旁边。绷带上满是浓血,紧粘在血肉上。等到绷带解下以后,屋子里顿时弥漫着一股臭味。
  白求恩转过身来,又冷冷地说了一遍:“这伤员是你负责的吗?”
  “是……”
  “你要受到处分的。他这条腿得切掉,这得由你负责任。你瞧瞧,这根骨头从肉里露了出来,像一只犬牙似的!你怎么会让他的伤恶化到这种地步?你当初为什么不上夹板?”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在白求恩的责难之下,方往后退了几步,就仿佛挨了一顿鞭子似的。这个当着他的同志们的面叱责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白求恩,他自己曾热烈地期待着的全军所崇拜的人物。他的淳朴诚实的脸由于羞愧而抽动了起来。他想要开口,可是话刚到嗓子里就缩回去了。他带着求援的神情看了看古。
  古部长觉得很窘。“也许,”他以和解的口吻说,“这不是由于方同志的疏忽……”
  “不是?”白求恩带着冷峻的神气对他说。“如果这不算是疏忽,那么这是什么?伤员的腿到了这个地步,方大夫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吗?也许他能够给伤员换上一条腿吗?这不仅是疏忽——这是完全没有把伤员当回事。”
  “可是前方的医院总共只有十副夹板,现在都有人用着。方大夫当时没有夹板可以给这个伤员上。”
  “没有夹板!”白求恩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成为理由吗?难道说我们就得等着现成的夹板吗?我问你,古同志,我们的战士总有现成的武器吗?他们没有武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打仗呢!他们是说‘好了,我们别打了,等有了武器再说吧?’还是挺身上前,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呢?如果没有夹板,方大夫就应该想办法做几副夹板,哪怕他得亲自动手。一个真正的医生就应该这样做工作。我们在松岩口就是这样做工作的。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对待伤员这样漫不经心,还管自己叫做医生。”
  方低着头,古一声不响,其他的人——除了董以外——全都愣住了。董一直站在手术台上头给伤员上麻醉药,现在仿佛就没有出过什么事情似的,他从那儿平静地说:“白大夫,伤员睡着了……”
  白求恩转身回到了手术台。他低着头对伤员露出骨头的、坏疽的大腿看了一会儿。随后忽然间,他开始解释起他要做的手术,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不像刚才生气时那般粗涩了。为什么必须做截肢手术呢?他于是先把坏疽说明了一下,指出了骨头破碎而且突出的状况,详述了选择一个适当部位做截肢手术的重要性,一一指出了哪些肌肉、神经、血管、骨组织应该切开,简单地讲了一下动手术时以及动手术后止血的方法。
  屋子里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董翻译时较高的声调以及头顶上汽灯的嗡嗡声。他一面说着,一面动起手术来。这时候,王和游在手术台两边各自站到了指定的地位,方、古、贾以及其他的护士也都轻松了下来。
  白求恩忽然停住了,举起手中的器械,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这,”他转过身对方说,“只是一把普通的锯子!这是锯木头的,不是锯人骨头的!难道你们指望我用它来作截肢手术吗?”
  方吞吞吐吐地说:“这……这……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把锯子……”
  白求恩厌恶地把锯子扔到一边。“游大夫,我们必须拿出我们自己的器械来。等一等。那需要多久?不成,来不及了。我们的东西还没有下驮呢。没时间了。”他重新捡起那把锯子,这时候其他的人都在提心吊胆地看着。他用手把锯子弹了一下,嘴里咒骂着,匆匆忙忙地把它消过毒,然后回到了手术台。
  他咬紧了牙做着手术,胡须上面的嘴闭得紧紧的,只听见锯子在骨头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手术做完的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医生们和护士们一声不响地站在伤员周围。白求恩用绷带把露着肉的残腿裹好以后,又转过身对方大夫说:“我们花多少年的工夫工作,学习……为的是到时候我们能保全一条腿,一个生命……可是倘使我们没有好好地工作,学习,倘使我们做事疏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有人得牺牲一条腿,一个生命……告诉我,方大夫——你是那个医科大学毕业的?”
  方含糊地答了一句,低着头走出了手术室。
  屋子里又静寂了下来。游大夫一向是不轻易说话的,他现在和解地说:“弄到非截肢不可的地步实在是非常不幸的。可是目前我们的物质条件确实太困难……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夹板,也许……”
  “也许!没有足够的夹板!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足够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呢?不行,说什么这都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情况必须报告给聂将军。倘使一个战士扔掉他的枪,那不消说是要受到处分的。同样的,假使一个医生毫无理由地让一个战士丧失一条腿,那么他也一定要受处分。枪还可以补充,但是腿哩,那是我们没法补充的。”白求恩把手一挥,转过身子,表示这件事情到这儿为止了。他给伤员作了最后的检查,吩咐时刻要有一个护士守着他。洗完了手,他看了看手表,以一种仿佛是要接着去做一件未了的事情的神情对古说:“其他的伤员怎么办?”
  他看见古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气,就重复说:“其他的伤员。这儿没有别的病房吗?让我上这儿来的电报上明白说着——‘许多伤员待医。’这儿只有三十个。其他的在哪儿?”
  “是有其他的伤员,”古急忙地解释。“可是他们都在曲回寺。我们的医院分成两部分。这是后方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在曲回寺,在更靠北接近前线的地方。重伤员都在那儿。我们的计划是让你先检查这一部分,然后再陪你去曲回寺。我们想你刚走了很远的路,一定需要休息……而且从这儿到曲回寺,路是很难走的……”古支支吾吾地说,仿佛怕白求恩再发脾气似的。
  “那是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他恳切地对董说,他的声音很低,因此白求恩没听见他说什么。“你不能解释一下吗?我求你平平这位老人家的火气。他又行军又做手术搞得太疲劳了。倘使我们不负责任地把他拖来拖去,我们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
  “你们在说什么?”白求恩问。
  “同志,”董平缓地说。“医院的那一部分离这儿有许多里路。现在时间也太晚了,不便出发。再说,他们也得准备一下才能走。我们不妨利用等的时间休息一下。他们照顾你也为的是伤员。倘使我们现在出发,你怎能够有精神去给伤员动手术呢?”
  白求恩又看看表,想一想说:“好吧,时间太晚了,没办法。早上四点半能准备好吗?”他这句问话等于一个命令。他看着古,直到他点头同意。“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早上四点半一定出发。游大夫,我们要带着我们全套的手术器械。”
  “现在也许,”古怯生生地问道,“白求恩同志和其他的同志们肯赏光来吃我们准备好的饭吧?”
  外面一片漆黑,他们踏着雪走进了沉寂的村庄,身子往前弯着,顶着从街上吹过的山风。当白求恩走进卫生部办公室的时候,古把董拉住了。
  “他当真要我们早上四点半出发?果真那样,他只有两小时的睡眠啊。他是不是像别的外国人一样,喜欢说钟点?”
  “他认真极了,”董笑着回答。“他碰到伤员就像磁石碰到铁一样。”
  古抬头看着漆黑的天,在冷风中打了一个寒噤。“他自己一定也跟铁一样——到了白热的程度。”
  他们赶忙走进屋子,去吃那顿耽误了好久的晚饭。

  早上四点,白求恩就在病房,在病床旁微弱的菜油灯光下检查着肖,那个让他截断了腿的年青人。“好不好?”他用中国话问道。
  “好。”
  “痛不痛?”
  “不痛。”
  白求恩摸摸伤员的湿粘粘的额头,看着他那紧张的眼睛,憔悴的面目,紧闭着的嘴唇,以及一晚疼痛所留下的冷汗。“不对,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痛得厉害。但是你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这时候董悄悄地走进病房,到了他的身边,他于是用英文继续说道:“看到你情形好,我很高兴。在短时间内,痛苦是复原过程的一部分。我现在要到曲回寺去几天,但是他们会好好照应你的,我不久就回来看你。”他又对护士说;“你要像照应亲兄弟那样照应他……”
  四点二十五分,白求恩和董骑着马,在那改作医院的小庙外面一座胖佛像底下等着。过了几分钟,王、游、贾、其他的人员以及驮子就都来了。到了四点半,古急急忙忙地从村里赶到,他喘着气,皱着脸,很吃力地爬上了马,低声向董说:“可别叫我再过这样的一晚啦。我怕起晚了,从离开你以后,就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把灯放在表旁边,深怕误了钟点。怎么白大夫睡觉起床就像机器一样准呢?”
  等到天放亮,朝阳在白雪上闪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深山里了。白求恩和董骑马走在前头,他把视线从路上移到他的伙伴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同志,”他说,“从我们出发到现在,你还没说过一句话。你是我的化身,你知道,你要是不说话,我就也只好一声不响了。”
  董掉过头看看后面离着他们有几百码的长长的队伍。他勒住了马,让它慢慢走着。“大夫,我心里在思索方大夫的问题。”
  白求恩急速地看了董一眼。他的伙伴的愉快的宽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他都熟悉。从董脸上若无其事的神气,他看出了董一直在准备如何委婉地提出一件难于启齿的事情。他于是简慢地说:“那是白费时间。这个人不中用——他不是个医生。而且他还不能接受批评。”
  “是呀,问题就在这儿。也就是为了这个,他才叫我心里难过。”
  “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他并不是个医生,他——”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白求恩插嘴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个好医生,没有正确的态度。”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个医生。”董温和地继续说。
  “你在胡说些什么?”白求恩有点不耐烦了。“他是河淅村后方医院的外科医生。可是任何刚毕业的医科学生都会比他把那个腿伤治得好些。”
  董点点头。他们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会儿以后,董漫不经心地又谈了起来,“可怜的方。倘使他过去上过大学,他一定会比现在懂得多些。他一辈子就没正式学过医。他一向只是靠用心看,用心听,学到了一点医学知识。他的一点外科技术是从临床上得来的。”
  白求恩勒住了马,抓着另外那匹马的马衔,把董拉到他的旁边。“他怎么可能从来没学过医呢?董,从你那副装得若无其事的神气,我看得出你是在打主意让我上圈套。你在胡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袒护他,让他不受处分吗?你没有亲眼看见这个人的疏忽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吗?你肯原谅这样的事情吗?”
  “同志,”董柔和地说,“昨天晚上在你熟睡的时候,我和方谈了很久。他把他的悲惨的一生,从小到大都给我讲了。我一早上没话,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同志,我可以给你讲讲方大夫的身世吗?”
  白求恩放开了董的马,噘了噘嘴。在董说着的时候,他们两人骑着马慢慢地走着,离得很近,踏镫贴着踏镫。
  “方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他家很穷。村里没有学校,因此他没有学习认字和写字的机会,还是个娃娃的时候,他就学着看水牛。整个童年,他一直在田野里放牛。他从来没看见过一本书。后来有一天,八路军的一个支队从村子里路过。他们在村里演戏,讲战争,讲国家大事。方就加入了八路军。他自己学念学写,有不懂的就去请教别人。他一开始当警卫员。等他能读能写了,他就当上了护士。然后当上了护士班长。接着他就开始请医生们给他把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写下来,用中文注音。有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却一个人在晚上学习这些外国字……一直等到他把它们全记住了。然后他就在手术室留心看医生们工作,逐渐地由于经验而成了一个外科医生。我们来到河淅村的时候,他已经在像学拉丁药名似的学英文单字了,以便更好地向你白求恩学习。”
  董说完了,把拉着缰绳的手往鞍头上一搭,仿佛刚说完了一件对于他已经失掉兴趣的轶事似的。
  白求恩惊奇地望着他。这事可能吗?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个放牛的娃娃吸了一口外边吹来的空气,就让一个在前方作战、在后方教育人民的军队给带走了。他完全靠着苦学,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外科医生,因为他知道有战争就有伤员,而且能治好伤员就能使抗战胜利。因此在抗战中,方这个本来一字不识的人变成了方大夫,一个掌握生命和学问的人。
  白求恩在心里咒骂自己。他为什么就不知道呢?在方不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还猜不到呢?而且这儿有多少像方一样的人!肖,那个失掉了腿而不肯喊痛的游击队员。平山的女县长,她摆脱了上千年的奴役来领导一个县政府。松岩口的那个护士,他克服了比死亡还可怕的恐惧来输血。多少年青的学生忍着饥饿从敌人所占领的城市徒步走到延安进抗大,一路上偷越敌人的防线,在经过的村子里传播他们从书本上吸收来的智慧。他身边的董,是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曾荣任县长的人,但他却愉快地陪他来到荒野的地方。无数村里的男男女女,在敌人的进迫下烧毁了自己的房舍,背着少数几个包袱撤退,加入游击队,然后手里拿着枪回到家乡。他们正在从黑暗中奋起,这些一声不响的、百折不挠的、像方一样的五亿人民。他们为一股伟大的热情,一种与方一样强烈地要求学习、要求生活、要求收复国土的愿望所激励。而他——白求恩想——却竟然羞辱了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几个星期以前,他曾把一句深刻的中国格言写进了他的日记:“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他也曾努力把这句格言的意义贯穿到他在松岩口的讲演里。他以为自己懂得了这句话。但是学无止境!永远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了解,需要学习,需要传授,需要亲身体验……
  他的沉思给董打断了,董忽然在他前面停住,回过头来喊道:“下面的山谷就是曲回寺了。”
  他们已经走出山沟,走上了一条长坡,坡底下是一片闪烁发光的平原。平原中央白茫茫的雪地上有一堆深褐色的房屋,前方医院就设在这里。他们下了马,伸伸腿,活动一下筋骨,一面等候后面的人。
  白求恩一面注视着下面的村子,一面说:“我很高兴,你把方的情况告诉了我。”董瞟他一眼之后,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西方,在许多关于中国的书里,都特别提到中国人认为要保持荣誉就不能‘丢面子’。还有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吗?我在解放区里并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现象。”
  董笑着说:“有些人还是非常怕丢面子的。但是在中国许多事情都变了。你亲眼看到,在八路军以及在边区的各种组织里,我们教大家做自我批评。只有地主和有钱的人注重‘面子’。在战斗当中,没有人有工夫去想这种事。”他调皮地加上了一句:“当然,各处都知道,白大夫是不给任何人留面子或者丢面子的机会的。”
  白求恩大笑起来,他伸出胳臂抱住了董。“等我们回到河淅村以后,同志,我要去找方,并且一定要在他面前‘丢尽我的面子。’”
  第二天,他们沿着不久以前才被他们的马蹄践踏过的山路回来,傍晚光景回到了河淅村。白求恩领着董飞驰着进了村子,远在其他的人前面。他带着董一直奔向方寄宿的那个老百姓家里。
  方在暮色苍茫中躺在炕上。“好不好,”他一面招呼他们,一面一骨碌地爬起来点了一盏油灯。
  白求恩挨着董在炕上坐了下去。“方同志,”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董把你怎样学成了一个外科医生的经过给我讲了一点。”
  方急速地看了白求恩和董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白求恩平静地接着说。“现在我知道了一点你的遭遇,我愿意给你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你知道,当初我开始行医的时候,年纪比你大得多。而且做了医生以后,我又害了两种难治的大病。”
  方好奇地抬起头来。他本来以为白求恩是来着手正式检查他的工作的。但是白求恩这番话却又不像有那种意思。
  “我刚开始做外科医生的时候,忽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那是——嗯,十二年前,那时候,关于治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有许多还是新发明的,或是大家所不知道的。看样子我的病是没有办法了。我把自己埋在一所疗养院里,以为必死无疑了。可是结果我居然想办法让自己治好了。就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做一个胸外科医生……多年来我只靠一叶肺活着,可是我学习,我钻研,我在本国一位世界知名的医学大师的指导下工作。最后,我终于战胜了这个大病,并且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
  白求恩停了下来,点起一支烟。有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讲话,方静静地坐着,随后就抬起头来看着白求恩。他看见白求恩脸上现出一个谜样的笑容,使他自己也不由得神经质地跟着笑了起来。最后他支支吾吾地问道:“你的第二个疾病是什么?”
  “我的第二个……‘疾病’……哦,这可不那么简单了。这个病我不是从任何人身上沾染来的——而是从所有的事情上沾染来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当了医生以后,时时刻刻都在沾染着这个病。它比肺结核要厉害得多。它就是——我的脾气。这可和治传染病不一样。我不能用药来去掉它。而且我行医时所看见的许多事情反倒使它加重了……正像我一度向肺结核屈服一样,我有一度也曾经向我的脾气屈服。但是到了后来我就不再屈服了。这是在我明白了肺结核不仅仅是一种人体的疾病,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罪恶以后——这是我在我国看到了少数人很富,而大多数人很穷以后;在我到了西班牙以后,那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斗争。我看见人们为了争取生存而牺牲了生命。现在我在中国已住了九个月了……我已经明白怎样才能把我这第二个大病治好……可是有时候它还是发作,我还得和它斗争才能把它控制。现在它不常犯了,可是那天晚上又犯了。你明白吗,同志?”
  “我明白,”方柔和地回答。
  白求恩轻快地跳了起来。“好吧,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出发,上床睡觉以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你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并且一定会碰许多钉子,同志。要是我不坦白地警告你,我就是在欺骗你了。你必须补上所有你从前没学过的东西。你必须钻研,学习——正如同我们的战斗员得学习怎样和敌人作战一样。我要请古大夫在不久的将来把你派到我们医疗队里工作。你可以跟我一起工作。我一定帮助你学习。我们用得着另外一个医生。而且这样也会给你一个机会来充实你的经验。”
  “那我太高兴了,”方说。他站了起来,把白求恩和董送到门口,张开嘴要接着说,想想还是不说的好,最后还是脱口而出:“白求恩大夫……关于姓肖的战士那件事,我认识到我是得负责任的。这些年来,每一件事情,我都得一个人学……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读和写,也才不过几年的事。倘若我有一天能跟着你,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我有一个儿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农村的孩子们就能够有上学的机会了。我一定尽力使他得到我自己以前所没有的念书的机会。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来补偿我这一生的缺憾……”
  “把你自己训练成一个好外科医生吧,同志——这样会给他一个最好的榜样。”
  在方的严肃的脸上,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要教他学习一个更好的榜样,”他说,“我们的白求恩的榜样。”

四十四


  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的行列越来越长,于是战地医疗队翻山越岭去迎接川流不息的伤员。
  11月22日,白求恩领着医疗队到达涞源北面的转岭口,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在这儿白求恩又发了一次脾气,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道歉。
  一连三天三夜,伤员一个个从前线送到转岭口。战斗十分激烈,伤亡很重。第一批三十五个伤员抬进来的时候,白求恩已经把手术室准备好了。他刚一开始检查,就把脸给气白了。
  他把担架员叫了过来,让他们在他用作手术室的那间土房子里站成一排,然后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这些伤员从火线到这儿路上已经走了三天。自从团部的军医给他们上过药以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的照顾。为什么?为什么连一条绷带也没有换过?难道你们以为你们的任务就只是把这些伤员抬了来,好像他们是行李似的吗?你们是医务工作人员,不是骡子!”
  这些战地工作人员看见白求恩的怒容都吓坏了。“从涞源到这个村子,”其中有一个人支支吾吾地解释道,“一路上没有休息站……也没有救护队。我们没办法……”
  “这不成为理由!没有休息站,就应该临时凑几个出来。没有绷带,就应该用你们身上的衬衫。”白求恩转过身对董说。“立刻派一个通讯员到王旅长那儿去。我以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的身分,请他亲自来这儿一趟,调查伤员从前线送来时的状况。”
  第二天王旅长就应白求恩的邀请来到了后方医院,当时白求恩正在手术室里工作。他等到白求恩在动着手术的那个伤员抬走了,然后才走进去。
  “我是王旅长,”他说,“久仰,白求恩大夫。”
  “久仰你的大名,王将军,”白求恩说。“聂将军告诉我,你是他部下一位最勇敢最善战的将军。你这一旅的战斗力是无可批评的,但是你们对于伤员的处置却是非常糟糕的,不能容忍的。”
  白求恩随即把王旅长领到伤员住的那些民房里,一面对他叙说他们一连三天无人照料的情况。他指出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感染,那些没有及时治疗的轻伤,以及两名由于用止血器后欠照料而生了坏疽的伤员。
  王旅长严肃地听着。回到手术室,他沉思了一会儿,随即坚决地说:“大夫,你的批评像一把刀一样的尖锐。但是你的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卫生工作缺少器械,又缺少有训练的人员,但是你已经使我认识到我们必须马上改善这种情况。我个人负责把你的每一项建议都贯彻执行。我留在这儿和你在一起,等所有的伤员都治完了。然后我们来决定应该立刻采取什么办法。”
  王旅长在手术室里和白求恩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呆了二十四小时。白求恩动手术的时候,他在一旁看着。当曙光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的时候,屋子里的空气是沉浊的,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汗味和溃脓的伤口的臭味。那一整天,除了两次吃饭的时间和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手术一直继续着。到了晚间很迟的时候,最后一个手术才做完。他们走出去呼吸了一口清新空气,随即回来开会讨论改善对这个地区的伤员的照料办法。
  他们的讨论是简短中肯的。在前线与后方之间的村子里将设立一系列的救护站。站上有卫生工作人员和器械给向后方运送的伤员进行初步治疗。
  “战地医疗队直接到火线上去工作,”白求恩强调地说,“是我们所能实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我确信这样做一定能大大减少我们的死亡率。”
  “我同意,”王说。“在一星期内我们就要给敌人再来一个伏击战。你能准备好跟我们一起行动吗?”
  “早一天通知我们,我们就准能赶到。”白求恩回答。“我们明天早上去杨家庄的后方医院,离这儿十英里地。我们在那儿听你的消息。”
  王紧握住白求恩的手,摇动了两下,一次往上,一次往下。“我们下星期见,大夫,”他说。

  11月27日晚上,一个通讯员从王旅长的司令部来到了杨家庄,送一封信给白求恩,同时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匹从敌人那儿夺来的栗红色骏马。按照惯常的手续,信先交给了董去翻译出来。董独自在屋子里读完这封信,看了看钟点,忖度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去找游大夫商量一下。
  他在游的屋子里找到了他,游正在用鸡油擦皮带。“同志,”董带着不安的神情说,“你是白求恩的助手,我要征求你的意见……王旅长给白大夫来了一封信。信上说那个预定的袭击要在两天内发动……在灵邱北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应该现在把信送给白求恩,还是等到明天早上。你有什么意见?”
  “为什么不等到明天早上呢?”游问道。游有四十上下年纪,胖胖的身体,一张和蔼的脸。他一向以沉默寡言闻名。有人曾开玩笑地给他做过统计,结果说他一天说不上十句话。现在,他提了问题以后,就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董。
  “他会非常生气的,”董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三天内他做了四十个大手术。他已经有好多个星期没睡过整夜的觉了。虽然路程很远,可是我明天早上告诉他,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倘若我现在告诉他,他一定要立刻准备动身的……那他就又得不到休息了……聂司令员曾亲自嘱咐我们多注意他的健康。”董焦虑地皱起了眉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他听说什么地方有伤员,他是会怎样的……”
  游擦完了皮带,慢吞吞地说:“今天晚上白求恩是能够睡觉的。所有的手术都做完了。要是你等到明天早上再给他这封信,他当然要发脾气的,但是发脾气总比他不休息要强些。他的体重已经减了很多。尽管他工作能比任何人都快,时间能比任何人都长,但是他疲劳极了。他现在不是用这个工作——”游屈曲了一下胳臂的肌肉——“而是凭着这个。”他用一个手指头指指他的头和心。“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这是董听见游大夫说过的最多的一次话。
  游看完了信就抱憾地说道:“不成,这封信我们现在就得给他。这是王旅长本人来的信。信上明白写着这次袭击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出了岔子,我们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的。我们应该对白求恩说明天出发,时间是一定来得及的。可是我们千万别说留出时间让他休息,因为那样他会马上就要去的。”
  结果董同意了。他到了白求恩的屋里,白求恩正在灯下工作。从桌上放着的手稿,董看出白大夫又在编写医学教科书的另一章了。
  “王将军来了一封信,”董说。他把信译成了英文,随后就偷偷地瞅着白求恩。一点不错,董心里想,大夫确实需要休息。他穿的布裤子显得特别肥大。他上身穿着休息时候仍然穿的翻领毛衣,肩膀越发显得瘦削了。只有他的眼睛仍然透露着旺盛的精神,即使他在看书和做手术时戴的白金边大眼镜后面眼睛眯了起来,也还是一样的。
  白求恩找了一张地图,把它摊开在桌子上,计算了一下距离。“还好。离前线大概有二百里地。”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董审慎地说。“我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出发呢?明天早上几点?”
  白求恩把眉头一皱。“现在是十一点。好吧,明天早上五点。怎么啦,那有什么不妥当?”
  “从现在到五点只有短短的六个小时。这样,连睡觉和上驮子一共才只有五个小时。”董思忖着,要是五点出发,白求恩几乎睡不到四个小时。“也许七点动身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他提议道,一面机灵地加了一句:“这样,他们在开始繁重的工作以前,也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那么六点钟吧,”白求恩让步说。
  “我去告诉他们……明天见……”
  董走了出去,心里非常高兴。能哄白求恩多睡一个小时,他想,实在是一个大胜利。

四十五


  11月29日清早,天还没有亮,白求恩在广灵和灵邱之间的公路附近的一座庙里,把他的战地手术室布置好了。前一天,整个白天和大半夜,他从杨家庄走了七十五英里以上的山路。他已经同王旅长取得了联系,组织好了轮流替换的担架队来运送伤员,并且准备了专管撤退的担架队,以便把医治过的伤员输送到曲回寺。
  这次作战的目标是要切断广灵和灵邱之间的公路,这条公路,对于日军发动南下进犯晋察冀的攻势,有着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王旅长部下将有两支部队向防守公路的敌人进行突袭,三五九旅其余的部队则留在后面作后援。白求恩改作临时医院的那座小庙的位置就在这两个突击部队的中间,离着公路一英里地的地方。
  夜间,日军的装甲查道车从这条公路上开过,他们没有发觉两旁的小山上有什么异样。天还没亮,攻击就开始了,最初是军号和机关枪的声音,几分钟以后就听见手榴弹爆炸的声响。下午五点十五分,攻击后整整七小时零十五分,第一个伤员就送到了。当担架员把这个伤员从山里抬出来的时候,白求恩说,“还不够快的。”但是十五分钟以后,当这个伤员上了麻醉药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实就创立了: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战线上,从来没有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受伤以后如此迅速地得到了充分的外科治疗。
  整个晚上,战斗一直进行着,伤员陆续运送到小庙里,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不停地做着手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已经做了二十五个大手术。当他工作的时候,担架员带来消息说,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到了正午,放在小庙地上的一排一排的伤员已经增加了一倍。医疗队现在以平稳的、不间断的节奏工作着:伤员陆续从前线运来,重伤员送到手术室,做完手术的由专管撤退的担架队运送到十英里外的曲回寺的后方医院。
  王旅长的旅部来了一个干部很焦急地询问是否还能再收留些伤员,白求恩一面做着手术,一面回答说:“只要有伤员继续来,我们就继续做手术。”
  做到第五十个手术,董站着给伤员上麻醉药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了,他的手开始发抖。他勉强支持着等这个手术做完了,随即坐到地上,两眼无神,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
  白求恩把他扶到一条板凳上,看了看他的喉咙,试了他的体温,接着嚷了出来:“你总说什么我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你自己却患着很厉害的扁桃腺炎,发着高烧,接连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叫贾铺好一张床,让董睡下,并让他吃了点镇静剂。游大夫接替了上麻醉药的工作,王大夫代替了他作白求恩的助手。
  黄昏光景,伤员还是源源来到,而且送来了第一个严重休克的伤员。当时腾不出人来,于是王大夫自愿输血。白求恩抽了三百毫升,随即王又回到手术台工作了十二小时。后来又有一个伤员失血过多,游大夫和方大夫输了血。下一次的输血是由贾自愿担任的,她看见白求恩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她,觉得又骄傲,又难为情。
  接着前线传来了日军增援部队快要到来的消息。战斗结果如何不久可以分晓了。

  半夜里,三五九旅的后援部队偷偷地越过了一片朦胧的山岭,到了那条公路旁边的小山上。低声的口信来回传递着,钢碰着钢发出锒铛的声音,散兵线铺开了,隐隐约约的人影爬来爬去布置机枪阵地,然后就在山石当中隐藏了起来。
  下面五十码就是公路,一条椭圆形的细线。路的那一边,地面又陡峭地往上升起来。根据王旅长得到的情报,日军的增援部队迟早必须从这段狭窄的公路经过。侦察员又证实,他们正由五十五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运送着来了。
  中国的战士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埋伏在山石背后像山石一样地一动也不动。然后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接着一辆坦克轧轧地沿着公路开了过来,车塔里探出来一个脑袋,上面戴着一顶有帽沿的小帽。坦克后面是第一批五辆卡车。坦克和领头的一批卡车过去以后,下一批出现了,跟着又来了一批。它们开得很慢,关着灯。它们都是敞篷的大卡车,上面满载着日本兵,他们紧张的脸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山头上,王部下的战士一声不响地把步枪紧贴着肩膀,瞄准了机关枪,抚摩着挂在皮带上的手榴弹。他们用从多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冷静的纪律在等待着开火的命令。但是卡车陆续从山下开过去,命令却还没有下来,他们都不安地仰起头来,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指挥员,嘴里则咬着手榴弹的冰冷的保险盖。然后,等到至少有半数的卡车全过去了,指挥员突然喊出了命令。山上的步枪和机关枪齐发,对着敌人车队的中心、头部和尾部开火,紧接着是一阵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从敌人的车队里发出了痛楚的呼号,嘶哑的喊叫,还有命令和咒骂。领头的那辆坦克竖起了后车身,想在这条窄路上掉过头来,但是在三颗手榴弹的爆炸下歪着蹦了起来,消失在一阵烟雾里,随后就瘫在炸坏了的履带上了。卡车东倒西歪地堆挤在一起。炸裂了的汽油箱冒出一道道的火焰。敌人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卧倒在地上。他们向四面八方乱放枪。有的爬到卡车后面找点掩护,有的在慌乱中爬上对面的山坡。
  游击队的战士们冷静地、准确地继续扫射着动弹不了的车辆和乱奔乱窜的敌人。接着,一个队长跳上了一块山石,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手里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啊!”他激昂地喊道。“消灭敌人,同志们!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游击队一窝蜂地冲下山去。
  “冲啊!”指挥员一面大声吼叫,一面奋不顾身地跑在战士们前面。“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他们冲了下去,他们的枪口对着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敌人平射着,枪声与有节奏的胜利的口号声互相应合着:

  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沿着公路,深入山里,这个奇怪的作战口号追逼着失魂落魄的日军。一直到天亮,枪声才平息下来,击毙的和被俘的敌军一共有五百多名,胜利的战士们回来拾拢大量截获的装备。

  12月1日上午十点钟,白求恩疲倦地离开了手术台,吩咐战地医疗队准备出发。他已经一连动了四十个小时的手术了。自从前一天下午第一个伤员开始,他做了七十一个手术。董的热度还没有退,在屋子的一角裹着一条毯子躺着。王输过血以后,终于被强迫躺在地上休息。游在收拾整理,他两眼发呆,站在那儿打盹。白求恩自己也觉得耳朵里有一种嗡嗡的不舒服的响声。
  现在战斗结束了,所有的伤员全运走了,他才睡了一两个小时。他接着又赶紧起来,因为在曲回寺的后方医院里,伤员需要手术后的照料,并且需要特殊的检查,以评价在前线所做的手术的结果。
  下午两点钟,战地医疗队正要出发到曲回寺,王旅长赶来给他们送行。他喜洋洋地握住白求恩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作战口号。我们的战士喊着你的名字去打仗。”他喊了起来:“‘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但愿敌人在许多战线上听见这个口号!”
  在去曲回寺的冻结了的山路上,白求恩快活地骑着他的骏马,摇摇摆摆领着他的疲乏而愉快的医疗队穿过白雪覆盖的高山。一种他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喜悦在他心里荡漾,他给跟随着他的人们唱起了他心爱的那首充满战斗豪情的歌: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像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四十六


  战事沉寂了几天,白求恩休息着,同时把他的日记和书信补上:

  12月8日:回到杨家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伤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况。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2月9日:
  亲爱的马:我对于收不到你的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天,我只有这样!到现在足有两个月了。延安医疗队是11月25日到的[7]。我一直在盼望这个医疗队来,不单因为它来了对于卫生工作有帮助,而且因为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章、杂志——以及一些关于外界的消息。
  他们带来了一套没有发电机或直立器(铁)的爱克斯光设备,因此不能用。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一听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我现在留了胡子,用不着刮脸膏。其他的东西是我所欢迎的,但是我情愿把它们都拿去换一份报纸,或者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我有半年多没见着英文报纸了,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份四月十八日的《日本新闻》,这是退却的日军留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我也没有收音机,于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倘使我没有足够的工作把一天十八个小时填得满满的,我一定会腻烦透了。
  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只此一件?每月给我寄三本书、几份报纸和杂志。我想知道一些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的总统吗?现在谁是英国首相?人民阵线的政府还在法国当政吗?西班牙情况如何?
  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加拿大或者美国是否在派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吉西大夫出了什么事?柯棣华大夫呢?他们全让截住了吗?难道封锁就真有那么厉害吗?
  药品材料的情况相当严重了。我一共只剩下二十七管羊肠线。等这用完了以后,我就得发明新的东西来缝伤口了!我只剩下半磅石炭酸。我自己只有一把刀和六个动脉钳——其余的我都分散了。我只剩下两磅半哥罗芳。等这点用完了以后,我们动手术时就只好不用麻醉药了!
  这个月很忙。走了八百五十五里路,做了一百一十三个手术……倘使你觉得我以上有些话里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现在必须辩解恰恰是相反……这儿生活相当苦,而且有时候非常艰难。但是我过得很快乐。这北部地区使我想起我在安大略省北部未开垦地带的早年生活。这儿的村庄像所有中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一片用泥土或石头盖的平房,分成好些院落。三四所互相对着的房屋圈在一个院落里面。院子里有猪、驴、狗,等等。我们初来时,这儿一切——人、房子、孩子们——都脏得可怕。我们医疗队立刻开始扫除,今天,一个离开了这儿几个星期的人会不认识这个地方的。
  我在这儿一个人住一所房子。这房子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少不了的炕、我的行军床和桌子。我自己做了一个洋铁炉子,烧的是煤和木柴。唯一的窗户是用白纸糊的。墙和地都是压硬了的黄土。
  除了在小山沟里,这个地区是没有树木的。天气已经暖和一些了——白天差不多是冰点以上二十到三十度,晚上是冰点以上十度。刺骨的狂风从西北面的戈壁沙漠吹来,带来旋风似的尘土和雪。
  我们现在在灵邱南面约六十五里(二十二英里)的地方。我们四面全是日军——西面的同太铁路上、北面、东面和南面。在南面,他们正在铺设宽轨的铁道以代替原先的窄轨的铁道。游击队又添了工作了!
  我们和绥远省的东北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聂将军相信日军的计划是沿着陇海铁路向南进攻西安,再向西进攻甘肃省的兰州。北面的攻势将向西推进,通过绥远省和内蒙,然后也到兰州或那条从兰州向西北到新疆的交通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苏联供给中国的物资全是从那条公路运来的。
  倘使日军像以上所说的那样发动攻势,这儿战事一定会很频繁……吉西和柯棣华现在在哪儿?
  倘使别的办法都行不通,我想去北平一次,买些药品器材。我们的人通过日军的防线在北平进进出出是相当容易的!
  好了,我现在不多写了。圣诞节快来了,说老实话,我忽然有点想家!纽约、多伦多、蒙特利尔的种种回忆!要不是实在太忙的话,我很可以找着充足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假期。
  我现在正准备再到各处巡视一次,多搞出几个战地医疗队,给意料中的激烈战斗作准备。不要忘记给我寄几本书来,不要忘记回答我的问题!

白求恩


四十七


  在松岩口,当敌人从北面和东面打过来的时候,白求恩创立的第一个模范医院,连同它的所有的伤病员,都撤退了。剩下的一切,没几天就让敌人的炮火毁了。
  这个模范医院,它曾使八路军全军感到骄傲,它曾为所有的卫生部门树立了一个榜样,它曾证明了如何能使落后地区的伤员得到现代化的医院治疗,它现在怎么办呢?
  冀西的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撤退的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正如解放区其他许多农民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把他们的温暖的炕让给伤员,自己睡在地上。有一天清早,地里还尽是霜,他们就成百地走到一座以六十度的角度向天空倾斜的土山的脚下。他们是天刚发亮时排着队一声不响地从村子里出发的,就像行军的队伍一样。他们的肩上扛着原始的铲子、头像草耙一样宽的鹤嘴锄以及普通的木棍。他们把这些东西像武器似地扛着。事实上,这些就是他们要用来战胜那些轰毁了模范医院的日军大炮的武器。
  农民们在山脚下聚齐的时候,有一队人先上山坡去踏勘,打下木桩,做些神秘的标记,探测土壤的软硬。然后是简短的讲话和指示,接着农民们排着整齐的行列往山腰上走了一百多英尺的光景。他们就在这儿开始干起来。
  他们用鹤嘴锄和铲子在山面上掘着,用手推的小车把土运走。他们一直掘进长着灌木的坚实的硬土。掘到了坚实的黄土以后,他们又垂直地继续往下掘。
  他们每天回到山腰,弯着身子干活,在土中掘成一个又长又高的岩架。最后,这个岩架差不多有二十五英尺高,沿着山面有几百码长了,这时他们就在那平滑的、笔直的墙上画下一排半圆圈,它们彼此间离着好几码,离着岩架的底部有十英尺。这些半圆圈就是以后窑洞的顶,这是他们用系在一根绳子上的木桩标画出的。
  随后挖洞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些农民还是只用他们的鹤嘴锄和铲子,开始慢慢地、深深地挖进山腰,先从每间窑洞的顶挖起,然后再往下挖到它的底部。过了些天,他们就钻进洞里,在黑暗中往深处挖,直到后来每个张大着口的洞都变成一条空气流通的地道,二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十英尺高,有一个用不着任何支柱的半圆形的顶。
  现在在山面上比第一个岩架低三十英尺的地方,又掘了一个岩架。在这儿,这些农民又垂直地往下掘,画出洞口的图样,再往山腰里挖,像一群巨大的蚂蚁似的。等他们完工的时候,两个岩架上有一百间窑洞了。接着就开始装修这些窑洞。
  每间窑洞的门有三分之二的部分是窗户,用油纸糊着。白天有充足的光线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晚上点一盏油灯。夏天洞里比外面凉快;冬天用炭盆取暖。木炭由医院的工作人员自己烧。他们得先去伐木,然后把木头放在不久就要在半英里外建筑的特别窑洞里烧成炭。
  为了装备窑洞内部,掘地的农民就又变成了木匠和石匠。他们在每间窑洞里做了五张简单的床,这是用两块宽阔的木板放在一个石头和泥土的架子上做成的。床上铺着一个草褥子,两条被单,一床棉被,一个枕头。他们又在床与床之间做了些低矮的桌子。有一些窑洞加以特别装备,作为厨房、办公室、手术室、俱乐部。附近山腰里又另外掘了些窑洞,作为医院工作人员的宿舍。手术室,由于它的特殊性质,是三间连在一起的窑洞,每间的内部都是用砖砌的。白求恩怀着一个眼看着梦想变成现实的人的兴奋心情,巡视了这个手术室。山脚下筑了一道厚墙,从大门口有小道通到上面各层。
  模范医院在这一百间窑洞里重新安置好了,现在敌机看不见它,炸不到它,成千上万吨的土和石头围护着它。伤员搬进新病房的时候,白求恩兴高采烈地写信给马大夫说:“现在护士训练班成立了,百洞医院盖好了,新模范医院已开始工作,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
  他当时想不到他所建立的第一个医院,现在成了一个窑洞的医院,还要来回地在北方的丛山中迁移二十次,然后才在永久的地基上成为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四十八


  这是一个寒冷的黑夜。一个奇怪的声音偶尔打破这个冀西的村庄的寂静。白求恩穿着衣服躺在炕上,他一面听着,一面心不在焉地忖度着这不知是那个伤员。
  明天早上有许多事情得做——也许前线又有伤员下来。但是现在他在屋里躺了一个小时了,又累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他是不容易睡着的,因为在每间茅屋里伤员都由于没有吗啡而通宵翻来复去,他们的伤像火焰似的烧灼着他们痛楚的身体。要是再有伤员从前线来到,该怎么办呢?现在每个老百姓的家里都已经住上了伤员,新来的人往哪儿住呢?而且他的药品差不多已用完了,他怎么来给他们治疗呢?
  他一直在焦急地等侯延安的消息,通知他纽约的援华委员会终于送来药品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来,这真是糟糕透顶啦!在重庆,蒋介石在他发表的关于全国一致抗战的言论里,是说得非常冠冕堂皇的,但是药品器材却通不过国民党的封锁而到达真正在抗战的人们的手里。没有什么办法:他必须去见郝尔小姐。他必须说服她,让她帮助……
  一声尖锐的呼号惊动了他。这是一个怪熟悉的声音,他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到外面的黑夜中,已经猜出这声音是从村子中央传来的。他追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嘈杂的语声走到了一间茅屋,屋里的暗淡的烛光从一扇纸糊的窗户透露出来。在屋里,屋主人举着一支蜡烛照在炕上,他家里的人蹲在临时铺在地上的被褥上。在炕上,一个伤员正在一面挥舞着胳臂,一面嚎啕大哭。他是前几天送来动截肢手术的三名伤员中的一个。白求恩迅速地准备了一针吗啡给他注射了。他等侯着吗啡起作用,一面轻轻地握住伤员的胳臂,一面说:“过一会儿痛就会减轻,你就能睡着了。
  这个战士翻一翻眼,随后把双手绝望地伸向他的没有腿的残肢。他现在才第一次明白他已经失掉了他的双腿。
  白求恩一直等到这个战士睡着,才疲倦地回到自己屋里。他在黑暗中在炕上坐了半天,然后长叹了一声,点着了那张粗桌上的蜡烛,拿出了打字机,用他个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国际援华委员会。
  这封信重复了他以前寄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信。所说的还是同样的题目:许多人垂危;药品器材差不多用完了;迫切需要援助……

  第二天他就去见郝尔小姐。在他顺着一条小山道急速地走着的时候,他想着郝尔小姐,以及他该怎样向她开口。显然地,这需要机警、诚实和口才三者的巧妙配合。他回想起他们第一次的会面,那次她和好几十个中国人一起从山里赶来看那第一个从这地区经过的医疗队。他当时很高兴地发现,郝尔不过是村里的人称呼她的名字。她是从新西兰来的,她的中国话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她主持附近一个基督教的布道所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曾愉快地足足谈了一个小时,后来他接受了她的邀请去看望她。上次去访问的时候,他曾有意无意地谈到她作为传教士的工作,以及他作为医生的使命,可是当时没有再往下谈。在有些方面,他心里想,她使他想起他的母亲。她有修长的身材,直爽、刚毅的脸,举止端庄。每逢谈到她的工作,她总是很诚恳的。她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了坦白而恳挚的友谊,但是他今天要给她的考验是比友谊深得多的。他觉得她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而不为个人利害所左右的妇女。真的,倘使只有个人利害能左右她,她对于他就没有用处了。他打定主意,决心要把他所认识的真理摆在她面前;只有真理才能说服她。
  布道所在半山腰,盖得像座堡垒。礼拜堂就在堡垒中央的院子里,是一座大得出奇的青砖建筑,尖尖的塔顶上有一个十字架在空中矗立着。院子四面是错落的砖瓦房。他走进大门,停了一下,便走向礼拜堂,这时钟声响了。他站在拱形的门口,看见十多个中国男女跪着祈祷,由郝尔小姐带领着。他看见一幅耶稣像,一张挂着黄缎子桌围的桌子,上面放着两只银烛台,香炉里的檀香升起轻盈的青烟。这一切对于白求恩都是熟悉的,可是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日军离着耶稣的像如此的近,随时可以步行开到,这却有些不调和。他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恐怕打扰那些做礼拜的信徒。
  他耐着性子一直等到礼拜做完,郝尔小姐看见他在台阶上,带着惊喜的神情前来招呼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希望你没有等得太久,”她抱歉地说,“你能在这儿吃早点吗?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天。”
  她把他领到礼拜堂后面的一排三间平房。他在客厅里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了下来,凝神地打量着她。她虽然穿着一件黑旗袍,头发梳的式样非常简单,可是当她坐在他对面的时候,却有一种安静娴雅的风韵。他猜她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光景。
  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了。他从窗户可以看到十字架的细长的影子落在外面的地上。
  他转过脸对她平静地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郝尔小姐。你当初为什么到中国来的?”
  她惊讶地望着他,就仿佛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她耸了耸肩膀。“我是教会里的人,来这儿传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做传教士?为什么又在中国?”
  “因为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献给传播基督教真理的工作。因为世上需要拯救的灵魂太多。我加入传教的工作,为的是要尽我的一点力量,以使人由信上帝而得到拯救。”
  “我了解,”白求恩说。“我出身在一个福音传教士的人家。你也许觉得奇怪,可是我自己多少也是一个传教士。你说你在这儿给上帝工作。你要拯救人们的灵魂,使他们死后进入天国。我也要拯救他们,使他们活在世上。不管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人在这条路上什么地方与另一个分手,我们所走的路方向却是一致的,你觉得对不对?倘使你忠于你所信仰的上帝,而我也忠于我的信仰,那就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她起劲地说。“但是还不限于此……”
  “当然不限于此,”他打断说,“但是为着我的目的,为着我所要给你谈的,这就足够了。”
  “你的目的?”
  “对了。”他把身子凑近一点,急急地说。“这儿现在有迫切要做的事。就我所能想到的,你此刻是唯一合适的人。你知道我们多么缺乏医药器材。我们四面八方都给封锁了,虽然只有我们这儿在进行着真正的抗战。我给伤员动手术时,没有手套可戴,有时候没有适当的药品和防腐剂。现在我们的药品器械已经缺乏得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必须弄到药品和器械——哪怕我们得用最冒险的方法。向延安要是没有用的——他们也是一点没有。而且我们得等多少个月,他们才能设法给我们偷运进来一点点。而我们在等着的时候,伤员就会遭受着无谓的痛苦和死亡。这就是你能帮助的地方。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到北平去是不会给阻拦的。我会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买。而且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去买药品器械,把它们带回这儿,都是合法的……你肯做吗?”
  郝尔小姐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前。显然地,她内心感到极大的不安。她沉默了一会,脸背着他,好久才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告诉你我的心情。我不能参加战争。我反对杀人,我反对战争。而且就单单从我在主持这个布道所这一点来说,我也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是应该守中立的。但还不仅是这样。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太糟糕了,但是我不能参加战争。”
  “我不是要求你参加战争,我是求你做一件救人生命的事情。”
  她突然转过身去,把他领到一个小小的饭厅,一个中国仆人正在那儿摆着咖啡杯子、牛奶、蛋糕点心和一瓶葡萄酒。她觉得很尴尬,一言不发地低头吃着东西,躲避他的视线。然后她忽然抬起头来,笑着说:“安息日讲这些话让人太难受。你这人真难对付。我们在这儿安静地坐一会儿吧……不要再辩论了……”

  第二天早上,她到村里来看他。她还穿着原来的黑旗袍。她坐在他让她坐的椅子上,双手交搭在膝盖上,态度很安详。“我决定去北平了,”她说。
  “你晓得——让我再提醒你一次——这会有危险吗?对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布道所?”
  “我晓得。但是还比不上你所做的事危险。我现在深信这是主的意思……”
  后来,等她走了,她穿过日军防线到北平去的一切准备都安排好了,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遇见了一个天使……郝尔小姐,这儿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她将上北平买药品器材,并且把它们带回她的布道所——为我们!倘使她不是个天使,这个字又该怎么讲呢?

四十九


  整个秋季和初冬日军对五台山区的包围越来越紧。日军的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里有着无限的乐观情绪。看来似乎这个新的包围战略终于进逼到晋察冀边区抗日力量的大本营了。不久,东京的军事评论家们便预言游击队活动一定可以消灭掉。
  但是,当深入军区腹地的五台山陷落,日军向八路军抽紧了套索的时候,他们所捕获的——只是空气了。他们想捕获的东西不见了。在人民的大海中,游击队像鱼一样游出了渔夫的网子。日军以为已经紧紧地包围住了成千上万的游击队,而游击队却早已静悄悄地分散开,渗过了封锁线,重新在日军后方集合了起来,并且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武器和原先的队伍。于是追捕者重新又变成了被追捕者。
  这样大规模地“渗透”过日军的包围,除了敌人之外,当地人个个都知道。农民知道他们的军队的秘密调动,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村子里,帮助他们偷越过敌人的阵地,同时严守秘密。日本的军事首领们明白了事实的全部真相以后,便请他们最有经验的陆军司令官阿部将军想个办法来粉碎这个既捉不到,又围不住,也不能在战场上打败的、令人头痛的敌人。
  阿部将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他重新组织了日军的兵力,把他们分成若干强有力的千人战斗部队,这些人都受过突击和各式各样战斗的特殊训练。他的计划不在包围或是占领某一个区域,而是以迅速而残酷的突击捕捉和歼灭游击队。因为游击队的机动性大部分基于他们确实是“人民大海中的游鱼”这个事实,阿部便命令把作战区内凡是有居民的地方一概摧毁。敌人要用闪电式的袭击打垮八路军,并且把支援八路军的人民完全消灭。
  这个新的战略是在1939年初开始运用的。这些日军的千人特种部队向西进攻冀中大平原上五台山区的游击队根据地。
  主要的战事现在已从山西转移到了冀中。白求恩把他的战地医疗队扩充到十八个人,从三五九旅调来了方作手术助手,便出发去冀中了。在白求恩曾经工作了一年的山区和河北大平原之间,日军设下了一条封锁线。要抵达战区必须穿过敌占地带。2月初,医疗队向东行进,山路上的积雪堆得高高的,刺骨的寒风呼啸着。

  他们在一个阴沉的黑夜走出了丛山。在山上的最后那条羊肠小道上,他们牵着马走,看到他们下面的一片银色的雾,仿佛一大片云落到了地面。
  “这儿,”董说,“山区就到了尽头。从此是冀中平原了。”
  到了平地上,他们又上了马,向雾中前进。离奇古怪的情况出乎意外地出现在他们周围——盘根错节的古树,它们的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风的声音似乎是从远处什么地方发出的,好像隐约的低语渐渐变为高声的哀号然后又微落下去。在山里,寒冷把他们的脸冻得通红。现在又下起漾漾的细雨了。
  最前面,一小队游击队员在领路,几乎消失在迷濛的夜雾里。走在董和白求恩后面的是方、游、林和十八人医疗队的其他人。游击队方面的联系,是前一天晚上在山上一个村子里通过军区司令部接洽好的。游击队的任务是把医疗队护送过敌占区,不让他们受到敌人的袭击,同时把他们带过封锁线。这些游击队员都是瘦瘦的有自信心的老战士,他们惯于在敌人附近活动,善于渗透过敌人的据点。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包,肩上挂着旧步枪,小心翼翼地向着敌人封锁线的某一处前进,那儿是敌人所最想象不到的一处。
  在山上行进时,董和白求恩两人大谈起私事来。有好几个小时,董问起白求恩在西方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早年。现在董把马骑得更靠拢白求恩了,用袖子抹了下脸,接着问道:“同志,你舍不得到冀中去吧!”
  白求恩一面在马上把身子往前俯了一下,向黑暗中凝视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倒并不。我们早应该去了。”
  “那么郝尔小姐呢?”
  “我相信她一定会给我们把药品器械搞来的。”
  “我所指的是另外一方面,”董转弯抹角地说。“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她?”
  白求恩在马上扭动了一下,然后大声笑了出来。前头立刻传来了嘘嘘的警告声。“董,你这个鬼东西,”他嚷道:“你原来在那儿替我编出了一段罗曼史!”
  董跟着笑了起来。“那两天,他们一直都以为你跟郝尔小姐在谈恋爱呢。”
  白求恩格格地笑着。一阵风把雨点打到他们的脸上,他便把身子向前一倾。
  过了一会儿,董问:“你跟你的夫人离婚很久了吧?”
  “唔,相当久了。”
  “你还想结婚吗?”
  “你今晚的情绪很特别,董。”白求恩点起一支烟,用手挡着雨。在火柴的片刻亮光里,董端详着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仿佛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但是笑中带有悲哀的怀恋。
  “一个人总会感觉到需要一个伴侣的,”董提醒说。“那不是人人如此吗?郝尔小姐使我想起……如果你有一位夫人……”他没说下去。
  “是的,同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可是在这儿,在前线?这不像是找一个新娘,或是娶一个夫人的地方。”
  “不过也许你在中国就能找到一个人?”董暗示说。
  白求恩耸了耸肩膀。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董突然明白了过来:他的一席话把他身旁的这个人带到了他生命中的一条深渊的边缘上。他猛然觉得仿佛他自己遭受过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想到白求恩一定放弃了的许多熟悉的事物。他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家,过着安定的日子。这是他们的美好的理想的一部分,他们正为着实现这个理想而斗争。这个满脸胡子的外国人,他现在已是他最亲密的同志——他说不定忍着什么样的饥渴和寂寞哩,而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董从心里感觉到一阵冲动,他要表示一下他的突如其来的体会,说几句在同志(彼此找出人性中脆弱的地方,以便更好地克服它们的那种同志)之间有意义的话。这些话要适合这一刻的亲切的心情,又适合他们今晚就要直接在敌人枪炮底下这个事实。但是他刚开口,一个通讯员就奔跑着回来,说他们快到一个村子了,侦察员正去前面察看动静,叫大家等一等再走。
  马队在静默中靠拢在一起。在远处,他们可以看得出一片模模糊糊的灯光。他们一直等着,直到传过话来,说平安无事,又继续前进。半个小时以后,他们穿过村子,一个“小鬼”跑在游击队队伍的前面,手里一本正经地拿着一面小三角旗,上面写着;加美医疗队。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停了下来。又有一队侦察员跑到前面,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定县,日军封锁线前最后一个解放区的村子。他们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在老百姓家的炕上烘干了潮湿的衣服。
  等到他们又上路的时候,他们紧靠在一起走了。从定县到平汉路之间,他们是在无人地带。他们小心地走着,知道每一个声音可能是敌人的一个哨兵,每一堆黑黝黝的东西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抽烟和讲话是被禁止的。马蹄用布裹了起来,马嘴上挂了料袋。白求恩知道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已经杀死了所有的狗,怕它们在游击队过路时乱跑乱叫而惹起日军的猜疑。
  现在雾在他们后面,夜晚也不如以前那般漆黑了。对于在山区里住了一年的白求恩,一眼望去只看见一片黑黑的没遮拦的平原地,只有几棵树疏疏落落地散布在大道边上,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
  忽然前面来了一个命令,马队停了下来。话从前面游击队传到了后面:“向右转,离开大道,不要掉队。”
  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离开了泥土大道,在荒无人迹的原野上穿行着。从这儿起日军设下了星罗棋布的据点。游击队熟悉它们的每一个位置。他们带领着骑队迂回曲折地偷偷绕过据点。有时候他们顺大路边走,接着又离开。每走几百码,他们就停了下来,静听着,等候侦察员查看前面的动静。
  他们躲躲闪闪地走了几英里地以后,一个侦察员从黑暗中飞跑了出来。一个简短的命令马上从前面传了下来:“下马,躲到树下,不要走动,不要讲话。”他们迅速地移动到树丛里,下了马,蹲在地上,手里抓着缰绳,把马拉在身旁。有五分钟的工夫,白求恩只听见散开在树底下的人们均匀的呼吸声。然后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刺进黑夜,直射天空,照亮了前面一百码地方的一条大道。这是一条不断有日军巡逻的与铁道交叉的公路。大地震动了起来,接着是熟悉的轰隆轰隆的声音,转眼间一辆敌人的装甲查道车缓缓地驶了过去。
  查道车一走过,他们就准备越过公路。他们上了马,紧张地等候着,等信号一发出,就刺了马腹,飞快地越过了公路,在那一边的平原上重新集合在一起。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这儿,蓦地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横贯河北的封锁线。
  骑队刚停下时,白求恩什么也瞧不见,渐渐地他瞅见一条雪亮的钢轨,横在他五十码前面的地方。
  这次会合的时间算得准极了。他们一下马,左边的公路上便出现一个黑影子,朝着他们飞奔过来。这人就是李士,驻在当地的八路军指挥员。他向护送队队长敬了个礼,然后低声报告横越工作都布置好了。
  整整一夜,李的部下警戒着附近地区,监视敌人的行动,并等待着医疗队。在和护送队队长谈话时,他部下的两个战士飞快地从黑暗中跑了出来,监视着大路和铁路交叉的地方。路口两边,约在四、五十米外,其他游击队员在那儿架起了机枪。还有一些游击队员顺着铁道散开了,像一丛丛矮树似的蹲着。
  白求恩可以辨出几英里外有一座庞大的建筑物,黑漆漆的,像一个大工厂。“那是敌人的一个堡垒,”李低声说。“日军的营房就在那儿。往南……”他指着相反的方向。“那个是火车站。”隔着同样的距离,白求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车站,它被窗子里的灯光照得轮廓分明地呈现在地平线上。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上了马。医疗队沿着大道排列着。护送他们的游击队已经沿着铁道向南北两面散开了。他们的任务到封锁线便完结了。再过去,医疗队只带着一个向导继续前进。
  白求恩四下看了看,最后点了下队伍,又向那两个指挥员敬了个礼,接着用膝盖夹了一下他的骏马缓缓前行。他们在两行游击队当中穿过了铁道,在黑夜中疾驰而去。

  天亮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这是冀中一万个村庄中的一个典型的村子。村里的人照料着他们的牲口的时候,他们在那些一堆一堆的土黄色的茅屋里睡了起来。夜间,他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河间城,有一万五千人的八路军一二○师师部的所在地。一连三天,他们躲藏在沿路的村子里;一连三夜,他们在掘有阻挡敌人坦克及其他车辆的沟渠的大路上走着。白天,日本飞机在村子上空低低地飞过,寻觅着游击队。有两次,他们被几英里外日军据点发出的炮声所吵醒。村里的人似乎已习惯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他们耐心地等着炮火平息下来,接着又继续干活。
  第四天早晨,医疗队到了河间城。他们发现这儿完全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十五英里外就驻扎着敌人的部队,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关镇定地进行着工作,随时准备好一接到通知就立刻进攻或撤退。
  在师部里,李师长设宴欢迎他们来到冀中。然后全村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当地专给前线部队表演活报剧的剧团的演出会来欢迎他们。
  这出戏是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大院子里演出的。戏台是木头做的平台。观众坐在板凳上。这出戏对白求恩说来将是一次不平常的经历。
  刚一开演时,白求恩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出戏。随后他抓住了董的胳臂。。即使用不上他已经学会的那点中国话,他也早就很容易地认出了剧中的“主角”。那就是他自己。“主角”留着胡子。他是一个医生。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土。在开始的一幕中,他向前线一个游击队队长介绍自己说:“我就是白求恩大夫。我是来照顾伤员的。”
  底下简单而生动的几幕是关于这位医生主角怎样创办新的医院,把游击队队员训练成医生和医务人员,以及创建在前线工作的流动医疗队。最后一幕演出了三五九旅在广灵和灵邱之间公路上伏击战的实况。在这一幕里,白求恩把医疗队领到靠近火线的地方去工作,游击队一面冲出戏台,一面叫喊着:“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这出小戏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演员们笑容满面地鞠躬谢幕,然后假装的白求恩走到了戏台边上,宣布真正的白求恩在场。观众当然本来一直就知道这么回事,这时候全站了起来高声欢呼。在“白求恩!白求恩!”的喊叫声中,董把受窘的白求恩领上了戏台。
  “同志们,”白求恩慢吞吞地用中国话讲着,讲的时候常常停下来琢磨恰当的字眼,“这是我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我对于我能够在照顾我们的伤员上面出一份力气觉得十分骄傲。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支持着你们的反帝斗争。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和战斗。我将和你们一起工作、战斗到我的生命停息为止。”
  这确实是他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因此董嘻开着嘴,觉得有加以翻译的必要。他一讲完,台下的观众便不断地高呼起来:“再会,白求恩”,“万岁!白求恩万岁!”这是专门对伟大的民族领袖发出的欢呼。
  白求恩在台上用传统的方式回答:“再会,同志们……”

五十


  现在不管他去什么地方,有关他工作的故事总比他本人先到。
  举一个例说吧,有这么一个伤员和石头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他正从一个设在一座小庙里的后方医院走出去,他注意到一段台阶的最后一块石头不见了。他跳了下去,然后转过脸对着后面的护理员。“你跳下去行不行?”他问。
  那人轻松地回答,“当然行啰。”
  “可是复原的病人——他们跳下去行不行呢?”
  护理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搬了一块大石头把缺的那一级补上。这件事和下面一句白求恩的名言一起在医务人员中流传着:“在照顾伤员时,决不要见石不搬。”[8]
  又有一次,一二○师某后方医院里抬进了一个名字叫徐志杰的有名的连长。六个小时以前,他领着部下英勇地向敌军冲杀,现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在一次时间很长的手术中,白求恩替他缝合了十处肠穿孔,输了好几次血。接连一星期,他每隔两小时去探望徐一次,不让别人喂他饮食。医疗队出发到另外一个火线去时,他把徐放在一副特制的担架上带着走。有二十八天,徐在白求恩的亲自照顾下,跟着医疗队从一个战地医院转到另外一个战地医院,一直到后来白求恩认为他差不多快好了才被送到后方。徐离开的那天,他紧紧抓住了白求恩的手,消瘦的脸上充满了感情,一面说:“你是我的亲生父母,白大夫。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但是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只有以后再去杀敌人来报答你了。”
  在他提倡公共卫生的一个村子里,他遇见一个老头在街上哭泣着。“你为什么哭啊?”他问。
  “死了人哪,”老人回答。
  “什么人?”
  “我的小孙儿。”
  “在哪儿呢?”
  “在那里头。”老人指了指他的家。
  在那间茅屋里,白求恩和董发现一个九个月光景的死婴,一看就知道生了痢疾病死的。婴孩旁边坐着一个年青的妇女,她也在哭,怀里搂着一个四岁的孩子。
  “这娃娃死得可惜,”白求恩说。“但是我能够把那个小孩缝好。”
  “缝什么?”老人在他背后问。
  白求恩用手托住孩子的下巴。原来小圆脸给缺嘴破了相。
  “那怎么缝?”老人问。“这从来也没听说过的事儿。”
  “他会缝,”董说。
  “他就是会缝,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不要钱,”白求恩和蔼地说。
  “还得要药,我们买药也没有钱啊。”
  “我们给你们药。我们部队上的医院,看病不要钱的,”白求恩重说了一次。
  最后,那妇女眼泪汪汪地同意了。白求恩在他的流动手术室里给小孩子动了手术。几星期以后,从前线回来路过那村子,他又去看望那老头和小孩子。
  孩子的祖父和母亲看见他,高兴得了不得,喊着:“你瞧,他的嘴治好了”,并且一面道谢,一面把一包食物塞给他,硬要他收下。他仔细检查了小孩,手术很成功,他也觉得高兴,他说:“谢谢你们的东西,不过给老百姓治病是不要钱的。”
  有一次,他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去,当地驻军的指挥员预备了一桌酒席来欢迎他。当他被领进饭厅,看见盘盘碟碟热气腾腾的大鱼大肉时,他沉下了脸,露出不快的神情。指挥员大吃一惊,问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味。他回答说:“你们拿我当客人看待了!我不是客人。我是一个八路军的医生!”游击队和正规军自豪地传颂着这个故事:他是他们的近亲,不是有一副恩人面孔的远亲。
  又有一次,这是在一个后方医院里,他发现大多数的病人都患着极厉害的疥疮,他查出来这是消毒不周密的结果。虽然他本来只打算视察一天,但是他一呆就呆了三天。他每天吩咐护士烧一大盆一大盆的热水,把病人领到院子里,由游副部长帮着,给他们洗澡,用硫磺药膏搽他们的身子,同时让人把他们的衣服被单等消毒干净。他这样利用示范教会了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如何对付这种皮肤病以后,就在他们中间组织了一个医疗组,到其他的医院去推广同样的治疗方法。“对于一个医生,”他对他们说,“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时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
  同样的精神贯彻了他所发动的实习周,这是他给晋察冀的医务人员以集体的实际教育的一个运动周。第一个实习周是他在常峪举行的,军区的各医院派来了二十名代表。参加的人中间有方大夫、古大夫和战地医疗队的人员。虽然他有一个手指在开刀时划破而发着炎,同时又害着扁桃腺炎,他依然每天使这些人忙得焦头烂额。
  一天八个小时,他讲解着内外科的基本问题。另外一段时间是用来让各医生和实习生轮流着做医院里的各种工作。因此,方这一天擦地板当护士,过一天又当手术助手。古大夫,虽然他是旅卫生部的部长,也花了一课的时间替三十个病人剪指甲。晚上睡觉前,参加的人仔细地研究一天的笔记。一周完了以后,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医院,领导他们自己地区的卫生工作人员展开类似的实习周。照顾伤员的技术就这样从白求恩传到了高级人员,然后再进一步传到护士和护理员那里。“白求恩教了什么?”在卫生工作人员当中成了一句口令。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许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是聂司令员谈起他的。聂司令员得到报告,听说白求恩只要有伤员抬进来,就昼夜不息地给他们动手术,他着急起来了。在五台山的一个战役中董打电报报告聂说白大夫工作太累,气色很不好。他已经有四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战斗还在进行,聂就命令白求恩到他的司令部去。
  白求恩有些忍不住了。“难道这个会议不能等一等吗?”他问聂。“现在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员。”
  “你有多久没睡觉了?”聂司令员问。
  “你就为这事把我从医疗队里叫开吗?”白求恩大为生气,一转身就要走。
  聂假装生气板起了脸。“你是我的部下,”他说,“我命令你去睡觉!”聂司令员用手指着一扇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炕。你到那儿去睡,在我没有允许你以前,不许离开。这是命令!”
  白求恩大踏步从聂身边走过,进了那间房间。现在聂满意了。他坐了下来,捡起一本书,在白求恩的房间门口外面把守着。半个小时后,他想进去看看白求恩,看他是不是盖得好好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向里面望了一眼。
  白求恩仰起头看看他。他坐在炕边上,抽着一根烟,满脸怒色。“当伤员在等着的时候,这样命令我休息,我也是不能好好休息的,”他说。

五十一


  3月带来了和暖的风、春天快到的景象、白求恩的生日、更多的战事。
  新年以来,他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着各后方医院。2月间,他在冀西的山岳地带走了四百英里地,然后到了冀中平原。现在有二千名以上的伤员分散在各医院和村子里,每个村里平均住着五十到二百名伤员。
  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上写着:

  这儿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医生”,其中没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是进过一个现代化医院或医科学校。护士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农村男孩子。但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材料,而我们必须尽量善加利用。他们很想学习,把自己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批评他们的工作。我虽然常常因为他们的迟钝和医学知识的缺乏而生气,但他们的单纯、他们对学习的热诚、他们中间真正的同志关系和忘我精神最终使我息气……

  他在3月2日的日记上写着:

  国民政府使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自从汉口陷落,政府在重庆建立以来,政局日益恶化。一个实质上独裁专制的政权又一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了。

  3月3日,日军突然向河间根据地附近进攻。白求恩当时正在那儿。从黄昏到深夜,伤员接二连三地到来。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当白求恩醒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生日又到了。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上写着: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像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日军开始了他们的望眼欲穿的进攻,白求恩在过生日以后一星期,领着医疗队在吕汉的一场激战中投入了战斗。战斗继续了五天,这时候日军打到了师部所在地的河间城。以后的一个月中,战火燃遍了平原地带。白求恩走遍冀中,从一个危险地方跑到另一个危险地方,在火线附近动手术,组织临时救护站,给后方的医生又举行两次实习周,并为贺龙司令员和东北军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就地建立了几个战地医疗队。
  八路军的师部已经从河间转移到四公村,白求恩也在那儿建立了他自己的根据地。敌人突然在黎明时向那个村子发动了一次攻势。在日军从村子北口开入的前十分钟,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出了南村口。
  对四公村的攻击只是日军攻势的一个尖头,攻势的主要目标是五英里外的齐会村。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了齐会。村外有一座小庙,庙前的空地上躺着二十来个伤员。他们是七一六团在一英里外和进犯的敌人接触时的第一批伤员。
  负责伤员工作的是一个姓金的矮矮胖胖的年青人,他是七一六团的卫生部部长。他看见白求恩来到,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要马上把话传到前线,说你在这儿,”他一见面就说。“战斗非常激烈,伤亡一定很重。”
  小庙作为临时病房。庙里四周都绷上了白布,当中挂着一盏煤汽灯,嗡嗡地响着,投射出暗淡的光。一阵从被炸的村子那儿传来的烟火和火药味跟着血腥味一起飘溢了进来。脚夫的草鞋无声地穿过砖地,运来了准备在灯光下安装的手术器械。

  担架员整天穿流不息地把伤员从前线抬来。护士收下新来的人,把他们有秩序地放在空地上,给他们登记。护士登记完以后,接着林大夫给他们作初步治疗,并挑出应该先动手术的人。在庙里,除去吃饭或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没有一个人离开手术台。
  到了早晨,他们还在动手术,伤员也还在不断地来到,随后从贺师长那儿得到消息,说将有更多的战斗。同时贾护士走到了手术台,吞吞吐吐地说了些白求恩没听清的话。“你说什么?”他问。她那和蔼的圆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嘴唇颤动着,她犹豫地说:“没有绷带了……没有防腐剂了……”
  白求恩赶紧就找金商议。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就近弄到绷带和防腐剂?金沮丧地摇摇头。
  白求恩不用防腐剂又动起手术来,同时护士们收集起一块一块旧的绷带,用烈性肥皂洗了。
  夜晚又来了,可是他们仍然无休无止地工作着。在手术台的一头,董向下直视着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的脸,好像受了催眠似的。游跌跌撞撞地走出小庙,疲惫不堪地倚着墙,林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除了白求恩有时候开口要什么东西外,没有一个人讲话,他的下颚一动也不动,间或停下来擦擦模糊了的眼镜,揉揉充血的眼睛。
  第二天的傍晚,日军又开始炮轰村子。一连五个小时,炮弹落在离小庙越来越近的地方。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围着手术台工作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不停地震动着,直到后来把他们弄得厌烦透了,气得咒骂起来。到了半夜,一个腹部手术快做完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到了空地外面庙墙的附近。一股股的热风震破了纸糊的窗户,吹进庙内。煤汽灯吹灭了,榴霰弹爆炸开来,沉重地打入了外墙。
  有人把煤汽灯又点上了。白求恩急忙看看失去知觉的病人,四下望望其他的人,问道:“大家都没什么吧?”他们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一口气也不透,接着都苏醒了过来……可是没有董。“董哪儿去了?”白求恩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发现那位翻译弯着腰在看角落里的医疗箱。“董,你没有什么吧?”
  董慢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子,两眼惊愕地瞅着手中的纱布和麻醉药听子。他走到手术台,抬头看着白求恩,哭丧着脸说:“空了……最后的一听……麻醉药都用完了……医疗箱里一听也没有了……”
  他们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炮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手术台上,可以听得见病人短促的呼吸声。白求恩问道:“你确实吗?”董让空听子从他手中落到砖地上。“没有了,”他说。
  白求恩走回手术台,深思地望着病人皱着的脸。“在麻醉药的药性过去以前,我们可以让他离开手术台,”他说。“其他的人就没有他幸运了。”
  白求恩迅速地把手术结束了。当伤员抬出去的时候,他才发现金一直在他紧后面站着。“你等什么?”他问。
  “白求恩大夫,”金严肃地回答,“在这儿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要是你给一颗炮弹打中,而我在你旁边,那么我也会炸死。那样的话,人家可以正确地责备我不劝你离开,可是没有人能够说我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却把你扔在危险之中。”
  白求恩疲倦地笑了笑,亲热地把肩膀靠着金。“和我在一起吧,同志。我从来还没有给炸中过哩。”
  下一个战士抬了进来,他是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大腿和小腿里都有弹片。其他的人用从医疗箱里拿出的绳子把他捆在手术台上时,白求恩温柔地和他谈话,琢磨恰当的字眼使他对严峻的考验有思想准备。接着他用眼睛警告手术台一头的董,看了看其他的人是否紧紧按着战士的手脚,然后一刀向大腿切了进去。战士大叫一声,昏厥了过去。贾虽然受过许多手术室的磨练,这时也把头扭了过去。
  十四个其他伤员相继从空地抬到了手术台上。一连十个小时,白求恩不用麻醉药以飞快的速度给他们动着手术,而在同时机关枪火一会儿逼近,一会儿又向远处移动,炮弹不停地震撼着小庙,最后,曙光终于透进了破碎的窗户。

  白求恩用冷水泼在脸上,然后走了出去,摇摇晃晃的,眼睛给太阳照得直睁不开,这时候已是早晨九、十点钟光景了。敌军已经在一英里外的小麦地里消灭掉了。他在六十九个小时里替一百一十五个伤员做了手术。
  他在空地上站了一会儿,望着下面大道上最后一个担架队向着南面的后方医院走去。在右面,齐会村成了一片废墟。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烧焦了的人肉味、火药味、烟火味,部队上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在小庙前面走过,搬运着战利品。又是一场战斗结束了……

五十二


  齐会的胜利鼓舞了保卫冀中的军民,把敌人弄得狼狈不堪。但是日军司令部又调集了增援部队,用它们来包围河北大平原,在坦克和飞机的强有力的掩护下,一英里一英里地再度进犯。城镇一个接一个地陷落到日军手中,大部分后方医院也随之而丧失了。到7月间,白求恩和医疗队撤退到宋家庄,在那儿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后方医院,它还是设在一座小庙里。在这儿,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写他的游击队医疗手册,董嚷着闯进了他的屋子:“郝尔小姐回来啦!”
  白求恩冲到门口,向外看了看,又走了回来。“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把她带进来?”
  董咧着嘴高兴地笑开了。“她本人不在这儿。但是托她买的药品器材,她让我们的几个战士送来啦。这是他们从她那儿带给你的信。”
  屋子外面,其他的医生聚集在两匹驮骡周围,兴奋地叫喊着,骡子上装着特别护送队运来的药品器材。他们把东西从牲口上卸了下来,一面兴高采烈地彼此拍着背,一面在白求恩的桌子上打开一包包的药品、麻醉药、防腐剂,随后白求恩才想起了那封信,连忙把它拆开了。
  信上写着:

  亲爱的白大夫:
  你们走了第二天,我按着计划去北平了。去的时候,和每次一样,都很顺利的。两天之后,我便在这座东方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里了。可惜你没有来,不然,我可以担任你的向导,到各处名胜的地方去游玩,你一定会很愉快的,我想。
  到北平的第二天早上,我拿着你的药单子,到王府井大街一家大药房去买,他们看我买这许多药,都不肯卖。因为敌人防止占领区的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流到这儿来,其中包括药品,没有敌人当局的证明都不准卖。零买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一点点零碎买来,买到你所要的数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好,我这儿有一个开医院的朋友,他是我们北平的教徒,请他用医院的名义开了单子,我又到王府井那家药房去,才算买来了,不过有几样东西没买到,现在缺货……那几样东西我第二天在哈德门买到了,那儿有一家德国拜耳药房……跑了两天,我实在太累了,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听到我把你所要买的都弄到了。对你能有些帮助,我是很高兴的。
  第三天我才开始办教堂里的事,请你不要笑话我,我知道,你一定又会说,我买这些药品和器械就是教堂的事,就是给上帝做事。我不反对你这种说法。我算是被你说服了。这就算是教会事业的一部分吧……
  你要我去找的那几个朋友,我都去了。他们知道你在这边的消息,开始是惊诧,继而是喜悦,最后是想能够见到你,谈一谈,甚至詹姆士还想跟我一块来,他想参加你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同意,这边也没有准备,我答应他下次来北平的时候,再带他进来。

  信接着又说她回来的途中如何通过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如何告诉他们那些药品器材是给教会买的,以及她沿途在敌人占领的村镇过夜的情况,最后她又如何回到了解放区和八路军派来的人见了面。信上继续说:

  三分区派人来问,药品是不是可以先交他们转给你,我本来想亲自点给你,告诉你经过情形,可是你东西南北跑得那么远,那么快,要找你是很不容易的,教堂里的事也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离开。就写这封信给你。附上药品的清单……
  我想我已渐渐了解你的工作的意义。因此,我很乐意分担你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圣的工作。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我情愿多做。让那些法西斯卑污的灵魂,早点受到上帝的惩罚。诚如你所说的,这样才是耶和华真正赐给他的子民的福。
  今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为你祝福。

你的忠仆郝尔


  白求恩看完信,转身向着董。“你知道,董,”他沉思地说,“在基督徒当中有这么一说:每当一个灵魂得救,天上就欢腾鼓舞。今晚我在地上欢腾鼓舞,因为我们的军队得到了一个顶呱呱的新兵——郝尔小姐。她来到中国为了使人们信仰上帝。可是作为一个教徒,她自己反而成为我们的军队的信徒了。这多有意思,”他笑了笑,“我们的军队使天国和人间更接近了!”

  一星期以后,敌人打到了宋家庄。在村子数英里外,一支游击队抵挡着进攻的敌人,这时白求恩正在小庙里给抬进来的伤员动手术。接着有话传来说我军正在退却,必须撤出村子,同时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庙前的空地上。这个小庙医院的一堵墙倒塌了,屋顶陷下了,但是等到烟雾尘土消散后,却一个人也没有受伤。一小时后,战地医疗队离开了宋家庄。
  现在,敌人的装甲部队在他们背后推进着,他们向西朝山岳地带撤退。在沿路的村子里,他们集合着从撤守地区的后方医院转移到老百姓家的伤员。在冀西的山区里,他们就安全了。但是在到达安全地点前,他们必须通过白求恩在2月间偷越的日军封锁线。
  能行动的伤员都打扮成了老百姓。不能行动的,都藏在农民的大车里,上面盖了草。他们一共把一千个伤员偷运过了封锁线,经过日军占领的城镇和堡垒,进入了五台山区。等最后一个伤员安全地过了封锁线以后,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跟了过去。
  回到了五台山区后,白求恩又把伤员疏散到村子里,同时做2月份以来战地医疗队的工作总结。现在是1939年7月。自从那晚他越过封锁线到冀中去,至今已有六个月了。六个月的战斗,急行军,战斗沉寂时的训练班,一个接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然后是败仗和撤退。
  他给聂司令员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苦闷和愤怒: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国民政府和国外的援助?
  想想看:这儿有二十万军队,有二千五百名伤员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一年打了一千多场仗!而要应付这一切,却没有药品器材,仅有的只是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五十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

五十三


  在冀西,白求恩现在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万分困难的局面。
  延安方面终于传来了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一直从纽约给医疗队汇款的消息。宋庆龄也从南方设法运送了一批药品进来。但是纽约方面的款项仍然常常在途中被截住或耽搁,还有谣传说宋庆龄在重庆当局指令下被软禁在家里。国民党的封锁逐渐变成了军事包围,有消息说郝尔小姐的教堂已被日军烧毁了。
  以后药品器材从哪儿来?医务部门怎样才能应付新形势下的要求呢?通过齐会的战斗,以及动手术不用防腐剂和麻醉药,通过日军在冀中的进展,以及他们目前向西对五台山区的进犯,白求恩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8月间,他到聂司令员那儿去,把这些结论摆在这位晋察冀的军事首长面前。
  “过去六个月当中,”他开始说,“我已深深感到晋察冀的医疗机构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能够在现有的原始物质条件下建立起模范医院的。我们的战地医疗队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前线替伤员动手术,救活许多生命。但是单靠这一切在今天是不够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一个战地医疗队,甚至六七个战地医疗队也不能担当起我们面临的任务了。”
  聂司令员一直在踱来踱去,做着迅速的、紧张的手势,这时候坐了下来,一面用手指敲着桌面,一面仔细打量着白求恩。
  白求恩继续说,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前面还有好多年的战斗,军队也将随着越来越庞大。一大部分的战斗已经开始转移到晋察冀来了。一个外国人,不管他的经验多么丰富,加上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可能不可能继续做需要数千个受过训练的人去做的工作?非常明显的,不可能。
  不仅如此,还有国民党封锁这个问题。他们把中国其他地方和国外友人给晋察冀的援助也切断了。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及早解决有训练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的问题。
  “你建议怎么办?”聂殷切地问。
  “最近几个月来,我时常考虑这个问题,”白求恩说。“特别在冀中有战事的那个时期。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为目前以及为长期需要打算的计划。我们一面在前线继续使用战地医疗队,一面必须开办一个新的卫生学校,采用计划周密的课程,来造就出一大批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护士。我深信以速成的方法训练成千成百个真正熟练的医生在今后将比我们战地医疗队能做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们现在经常有二千五百名伤员住在后方医院里。我们有二十万部队。我们有一千三百万老百姓。一年以后,我们将有更多的伤员和更多的部队。如果我们的卫生机构得不到受过训练的人员,我们就等于没有卫生机构。不管我们还能弄进多少其他的外国医生,他们永远不能替代受过训练的本国人。
  “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突破封锁,在最近几个月内设法运一些药品器材进来,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作工场,准备在当地至少制造出几种主要的器械和一些简单的药品。”
  “问题是,”聂思索着说,“怎么去弄经费和物资来推行这个计划。”
  “办法只有一个,”白求恩回答说。“我必须坐飞机去美洲一趟。我认识到,我必须亲自去弄到我们需要的经费、药品器材和助手……然后由我亲自把它们运进来。这事只能由这么一个人去做:他曾在这儿工作过,能够报道真实的情况,同时还要能够进得来出得去。针对着我们的需要,我已经为一个新的医院、一个新的卫生学校以及大批的医生和护士的训练问题拟就了一个五年计划。我估计过,连创办带维持这些机构五年,我们有五万美元就可以了。我以前为西班牙的医药援助募集到的钱比这个还多。我相信我在两个月当中,就能够在美洲募集到这个数目。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
  有好一会儿,聂坐在桌子旁一声不响地沉思着。随后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我们必须和延安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个人实在很难同意你离开——虽然只有几个月。”

  最后的决定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作出的。雨季来了,每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山区和平原到处一片汪洋,战斗因而也沉寂了下来。白求恩就要离开边区去外面的世界了——如果国民政府不留难,由重庆坐飞机,不然,经过越南走陆路。他要在加拿大和美国住两个月,公开募集医药援助,然后回来实现他给聂司令员讲的那个计划。
  但是启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照顾从冀中战斗下来的一千名伤员。其次是建立新的后方医院,训练医务人员,给战地医疗队在他返美期间的活动做一些准备工作。雨仍是下个没完,天气变得又热又闷,这期间他写完了他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接着又完成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中医疗工作的特征的较短的著作。另外还得筹办第一批制造外科用的纱布、夹板和假腿的合作工场。
  那时候是9月中旬,他的行期已经定好是下一个月。

五十四


  在他要动身的前两个星期,有一天傍晚在手术室里,他一直瞒着别人的恐惧被证实了。
  他从早晨五点钟起工作到现在,不断地同疲乏和一阵阵的晕眩作斗争。其他的人觉得很奇怪,他好像变得心不在焉似的。到了傍晚,他在手术台旁不时停顿下来,向屋子四周望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蓦地间,他在上完一次药以后,从手术台旁往后倒退了几步,两手按着耳朵,使劲地摇着头,并扯掉白色的工作服,把小刀一扔,叫林接替他的工作,接着便像一个受检阅的士兵那样一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到了街上,他全不理会窗户里传出的惊呼声,在夜晚的寒气中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像刚从水里出来的游泳的人一样摇晃着头,随后向他住宿的地方走去。
  他在屋子中央站了好一会儿,灯也不点,体味着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黑暗中,他觉得似乎迷失在一片广阔寂寞的虚空里。他从墙上取下大衣,又走了出去。
  他慢慢地在两行茅屋中间走着,同时大口地呼吸着冷空气。他到村边时,便继续往低矮的小山那儿走去,一面走一面不时举起手来拍着自己的耳朵。他挺着头向前走,两眼炯炯地发亮,仿佛在黑夜中搜寻什么东西似的。
  在村子里的手术室内,董、林、方三人互相看看,然后问道:“他在做什么?”在小山上,白求恩用一只脚踢着土,仰起头去凝视天空的疏星,然后又倾听着。
  他在倾听风声、小鸟的歌声、他草鞋底下土地的嚓嚓声。但是他的耳朵里只有一种可怕的突突声,似乎血液以一条远方的河流的怒号流过他的头部。
  他举起手试试有没有风。不错,它和以前一样地刮着,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山腰里带来的回响,它是无声的、冰冽的气流。他捡起了一把石子,让它们从手指缝里落到地上。他聚精会神地瞧着它们落下,看到它们无声地碰着霜冻的地面。
  他无力地靠到一棵树上,思忖起来。四周的黑夜和小山寂静无声。
  他以前曾有过足够的预兆,他思索着——最初感到的不舒服,一阵阵的刺痛,几天几夜不休息后耳朵里的嗡嗡声,右耳特别难受时害过扁桃腺炎。这是在山西开始的;今天在这儿告终,世界上的声音他完全听不见了。
  他纳闷着,是不是以后永远听不到生命的奇妙的喧嚣?是不是以后就只能在他自己身体内的嘈音中生活,不再有音乐,不再有朋友的说话声,不再有田野上的声音、奔驰的马蹄声、军号声、欢笑声?是不是感染,慢性的虚弱,一种能够治好的病?或是长厚了的骨头把娇嫩的听觉结构给封住了,如同坠下的岩石堵住了魔洞的洞口?
  他站了起来,直打着冷战,走回村子去。他的小屋子的纸窗里透露出一道灯光。屋子里,董在等着他,坐在一个椅子里打瞌睡。他摇摇董的肩膀,看着他脸上露出十分关切的样子,看着他的嘴唇在动,从另一个寂静的世界向他发出急切的问话,但白求恩一句也听不见,只是悲伤地说:
  “我听不见你的话,同志。我聋了。”

  这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夜晚。在董走了很久以后——董很难受,焦急地提出了许多办法,他都不听——他还在桌子旁坐着,凝视煤油灯的毕毕剥剥直响的火焰,手指没精打采地翻弄他的手稿,心境抑郁而阴沉。
  他设想他以后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的情景。他怎么来继续他的工作?他们会跟他说话,而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看见自己在手术室里,如同鸟在笼中,董、方、林向他做着手势。他看见自己回到美洲,从与人绝缘的真空里向一群一群的听众大声疾呼。他看见他的母亲,她的话他听不见,她那苍老的脸拚命挣扎着要表达出一个母亲的欢迎。他看见朋友们熟悉的脸,像一部没有声带的影片里的映像展现在他面前,突然又变成了一群做着古怪的脸相的陌生人。
  他被卷入到中国内地有多久了?一年半以上了。在这期间,他从散布在他的广阔的生活范围里的朋友们那儿收到过几次信?五次……二十个月中五封信!还有这个最后的讽刺:他曾写信给延安,给加拿大,给每一个他想得起来的朋友,请他们送他一架手提式收音机,使他重新能够和外界接触。现在收音机也没用了。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些使他感到如此满意的村子里,在如此好的同志中间,他竟然会和人世彻底隔绝了。
  多么愚蠢,他悲哀地忖度着,竟然会陷入了肉体和意志的悲惨的矛盾之中。“老人家,”他们已经开始这么称呼他。昨天,当他听见小邵也用起这个生疏的名词时,他曾经问过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老年人,”董嘻笑着回答。
  “老年人!”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四十九呢!”
  “而干劲比我们许多小伙子可还要足呢!”董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昨天他还大笑过。现在他站了起来,走到屋子那一头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他暂时忘掉了那些时光用来蒙混人的眼睛的逐日的细微改变。他回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同时端详着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从镜子里向他望着的是一个七十老人的脸,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一个陌生人的脸——被河北的太阳晒得枯槁不堪,被山风吹得粗糙不平,满脸全是饥饿、疾病、紧张、过分的劳累所作践过的痕迹。这是一位忧心忡忡的长者的一张密布了深深的老年皱纹的脸。
  前额更高更窄了,骨棱棱地突出在低垂到又细又皱的头颈的白发前面。乱糟糟的浓眉下面的眼睛显得更小了。它们仍然炯炯有神,但是周围却密布着得来不易的痛苦的智慧的皱纹。银白色的胡子下面,肌肉消逝了,皮肤像空口袋似的瘪了进去。两颊从颧骨到下巴颏刻划着一条一条的深痕,仿佛是从未愈合过的创伤。从下颚到喉核,皮肤松弛地垂了下来。
  他擦了擦变薄了的嘴唇。矍铄的笑容消失了。牙龈萎缩了,牙齿黄黄的,全是空洞。
  他露出胳臂,伸了出来,冷静而惊奇地审视着它们。它们枯瘦得像河北的树木的杈枝一样。他的胸脯、肩膀、臀部——以及其他部分没有一处不是又枯又瘦,一副皮包骨,仅一百磅多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残躯,当年战胜过肺结核、爬过阿尔卑斯山峰、在劳伦斯山[9]滑过雪、在西班牙的高山中行过军的白求恩的残躯。他咬了咬嘴唇,现在他的嘴唇常常由于贫血和寒冷而发青。他咳了几声,琢磨着胸膛里刺耳的呼呼声,一面希望这只是八路军中常见的咳嗽,一面猜疑着不知他那叶好肺还能支持多久。
  他回到桌子旁,翻弄着他的手稿,想做点事来拴住他的思想。然后他又静静地坐着,回想他一生的经历,他的远方的朋友们,以及像山西的一座高峰一般耸入云霄的未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了一个老年人,他的生命凭空缩短了二十年。他想起了那一个夜晚,董跟他谈起结婚,娶一个妻子过夫妇生活。那也完了。但是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回忆:有一次他曾经怎样地说到医生应当像穿草鞋的僧侣,到人民当中去恢复肉体的健康与活力;他曾怎样地痛骂那些以人们的痛苦作买卖的人;他又曾怎样地梦想过,有一天医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美化人类生活的花园。
  有那么一个时期,作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曾经摸索着向那个理想前进。在这儿,在平原与山岳之间,他找到了如何实现它的途径。如今,诺尔曼·白求恩成了白求恩,他继承了无数的理想和企望,对于多少年来动荡的生活现在怀着满腔感谢的心情,他的生命是缩短了,但是发挥了它的作用,他现在所希求的只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因为整个生活就是斗争和发展,一切事物的诞生都要经过斗争,因此他所失去的年华一定会延长那些从来没听到过他的名字的人们的未来。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头枕着胳臂伏在桌子上。肘边的灯在冒着青烟。他的手表已是早晨四点了。他揉揉疲倦的眼睛——然后他听见了一只小鸟的歌声。
  他跳了起来。是不是聋了的耳朵,像截断的大腿上还能够感到痛的脚趾那样,在用记忆中的声音嘲笑人的意识呢?他冲到窗前,一拳触破了纸窗。歌声蓦地间停止了,但是他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那只受惊的小鸟飞入黑暗中时振翅的声音。
  他从窗口伸出了身子。他的脑子清醒一些了。耳朵里的嗡嗡声也不像以前那般讨厌了。他依稀可以听见开门关门的叽叽轧轧声,以及风的嘶哑的怒号。夜晚的声音从来也没有这般甜美神奇。
  他离开了窗子,一路使劲蹬着脚走回到桌子旁边。他捡起了一本书,把它举得高高的,然后让它掉到地上。他听见它碰地时发出一种低哑声,就好像他头上裹了一条毯子,声音透过毯子进到他耳朵里一样,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从手腕上解下了手表,把它举在右耳远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渐渐靠拢。接着又用左耳同样试验了一次。
  他的右耳什么也听不见。它仍然是全聋。左耳呢,当他把表紧贴在上面时,他可以听见一阵轻微的嘀嗒嘀嗒的声音。部分听觉恢复了。
  他的听觉还够他进行工作用的——这就够了!他要把右耳朝着敌人,左耳朝着战友,剩下的董会去做的……
  他在屋子里不安地来回踱着,看了看手表。他还有一个小时的觉可睡,但是他一点也不想睡。他想和别人说说话,和老朋友们谈谈心。对了,这个时间再好也没有了。他要写信给戴维森,给埃利瑟[10],给约翰·巴恩韦尔,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拿出了打字机和他珍藏着的复写纸,在打字机上放进了四张纸。他说不定多久以后才会再给他们写信。照他的老办法,他将把同一封信给他们每人寄去一份。
  信中他谈到了他的工作,谈到了他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隔绝,谈到了他对他正在造就成为护士和医生的那些年青的农村男孩子和工人所感到的骄傲。他用谨慎的字句提到了他的越来越坏的健康,叙述了他工作时的困难条件,但是又接着说:

  我发现在一个肮脏的小庙里,背后有一尊二十英尺高的没有表情的佛像盯着我,我也能够做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绿瓷砖墙,有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他满怀信心地谈到战局的发展。日军虽然占领了很多地区,但是从最后结果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紧紧抱住已经征服的地区,好比一个人抱住一只老虎的尾巴。“据我看来,日本人永远不能征服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
  然后他说到私事:

  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好像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一定经历了许多事情。我确实经历了不少事情。过去一、二十个月——很快就要两年了——过得很丰富,丰富得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希望在我写给你们的那些信里你们至少收到一封……我猜想你们从来也没有收到过我的信……
  邮件到得非常没准。信到了中国以后,再到我手中,至少还要五个月。我估计每二十五封信中,我只收到一封。我对于这,现在多少也认为命该如此了。
  我有时候向往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啊,鲜美无比的食物的幻景!……书籍……现在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们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床上的干净被单是什么样的滋味?女人还爱人家去爱她们吗?
  所有这些东西会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实在让人伤心……
  我正在打算回国一行,预计年底可以到加拿大。我希望从美洲回来的时候带着五万美元,那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的全部机构(医院、学校等等)五年。这儿他们需要我。这儿是我的领域。这些人是我的人民。不多写了。亲爱的朋友。


  董惊醒了,从炕上爬了起来。他好像刚睡着。是不是他想象着听到了人声?他用中国话喊了出来:“谁啊?”
  一阵大笑响彻了整个屋子,窗户外的黑暗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嚷道:“老人家……这是晋察冀的老年人!一只耳朵的老公鸡把你啼醒了。起来,孩子,揉揉眼睛,醒醒吧。今天很忙,现在已经五点了!”

五十五


  10月份来了,他预定要启程回国。但是,连同他在冀西新建立的医院在内,全区现在一共有二十个后方医院了,于是他写信给聂司令员说;“我又在推迟行期,以便到各医院巡视一次。它们有一部分是新的,还有一部分我好久没视察过了。在做这项工作以前,我决不能离开。这次巡视工作需要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我打算在11月初启程。”
  他现在率领着医疗队出发去作最后一次巡视。到了10月20日,巡视工作快完成了,这时日军突然出动了五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着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聂司令员通知他们,这次攻击是敌人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的中国抵抗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的冀西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请求战地医疗队到他的首当其冲的部队那儿去。
  “但是如果我们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董说,“你又不可能在11月初启程了。”
  白求恩研究了一张北方的地图,回想起聂司令员所说的日军征服晋察冀的计划。如果聂的估计是正确的,目前正在展开的战事就会影响整个战争的前途。对于日军来说,只要边区一天挡住他们的路,他们就一天不可能征服中国。而且人所共知,在他们的在太平洋地区扩大战争的计划里,华北被看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和人力补给地。
  “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白求恩说,“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我再启程。”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地医疗队出发到北线去,那儿主要的战事正在涞源与摩天岭之间的战线上展开。11月2日,他们到达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医疗队在黑夜的掩护下到达了目的地。在医疗队与战地指挥部之间匆匆忙忙地建立了一个通讯网,吕司令员特地拨了一架军用电话机供白求恩使用。
  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吕的部队大部分是身经百战的东北军战士,他们在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时候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得到了无畏的战士的名声。吕的抗日战绩有一些已经成为传奇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和他部下的战士一同作战,他的性情欢快,有机会的时候一讲起故事来精彩万分。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弟兄一样要好。白求恩当时还没学会东北话,而吕一点英语也不懂,可是一个笑话传开了,据说他们俩畅谈了三十分钟之久,彼此拍着背,听了对方的笑话哈哈大笑,就好像彼此都了解对方所说的每一个字似的。

  战地医疗队在那个位于一条长长的山谷的南端的村子里安顿了下来,那时几英里以外摩天岭附近的战斗正进入高潮。
  手术室就设在村子的木头戏台上。戏台前面是一片广场,周围有一堵泥墙,但是既没地板,又没屋顶,也没板凳。伤员用临时拿门板做的担架从摩天岭抬了来,放在泥地上。戏台前面挂着几幅白布,挡住了伤员的视线。
  战斗开始以后的第二天下午,一个哨兵跑进了手术室,报告北面高山上有可疑的活动。游是从小就在军队里长大的,一听这话就马上出去调查了。
  站在戏台后面的土坎子上,他隔着两座小山可以看见村子正北面的一座高山。果然不错:二十多个人正沿着山坡下来。他们打扮得像是老百姓。他们从哪儿来的?干什么的?他继续瞭望一会儿,就得到了解答。在那群模样古怪的人后面接着又有人来,等这群人也给中间的两座小山挡住看不见的时候,山顶上使出现了一闪一闪的亮光。这是游曾经在许多战役里见过的一种诡计。那些打扮成老百姓的是伪军,后面跟着也化装成老百姓的敌人先头部队,敌人的全副武装的主力在一二里路后面,他们的亮晶晶的钢盔在日光中闪耀着。
  他让哨兵留在土坎子上,自己跑回到手术室。“敌人!”他喊道。“敌人从我们后方过来了!要马上转移!”
  护士们急忙去收拾器械。董正站在手术台的上头给伤员上麻醉药,他慌张地问道:“后方!他们怎么能在我们后面呢?”外面人声乱成一片:“敌人!”“我们被袭击了!放警报!”一个勤务员从广场跳上了戏台,一把拉开白布幔子,气喘喘地问道:“伤员怎么办?”
  “等一下!”白求恩的一句话止住了乱成一片的人声。大家转过身来,一看见他青瘦的脸上的炯灼的眼睛都不开口了。白求恩手也没从伤员身上拿开,问道:“他们从哪儿来的,游?”
  “从北面高山上下来的。”
  “多少人?”
  游紧张地用手比划着。“前面是一队掩护的伪军。后面跟着便衣队。再后面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
  白求恩仍然弯着腰,向四面看看。“方——外面还有多少没动手术的伤员?”
  “十个。大多数轻伤……”
  白求恩迅速地下了命令:“方——让已经动了手术的伤员马上撤退。游——立刻在这儿添两张手术台。林——叫护理员把伤员抬进来,一次抬三个。董——花六十秒钟去派一个卫兵到戏台北面放哨。另外派一个卫兵去告诉民夫把驮子收拾好,准备随时出发。”
  其他的人犹疑不决地互相看着。游完全给搞迷糊了,他喊道:“但是敌人怎么办呢,同志?他们从王安镇出来,现在从我们后面抄了过来!我们连他们的制服都可以看得清了!”
  “游,”白求恩简短地说,“你估计从北面的高山到这儿有多远?”
  “不到十里路……”
  “他们从山上过来要多少时间?”
  “快一点,四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么我们至少还剩下三十分钟可以动手术。如果同时给三个伤员动手术,我们可以在敌人到达以前离开。”
  护士们紧张地等待着,手里仍然紧紧抓着他们已经收拾起来的器械。游和方以及林都看着董,希望他替他们讲话。
  “如果有必要,我们大家都愿意留下来,”董不慌不忙地说。“我说得对吗,同志们?”其他的人点点头。“但是我们认为让你来碰运气是太冒险了。”白求恩不耐烦地摇摇头,但是董很坚决。“这情况和以前在齐会或是宋家庄的不一样,白大夫。这儿敌人过来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他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被俘掳了,那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你却是我们整个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和导师,而且——”
  “而且个什么!”白求恩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走,还没动手术的伤员怎么办?”,
  “把伤员抬着走好了。”
  “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啊!我们先动手术,然后再走。”
  白求恩大步走到戏台边上,把白布幔子拉开,对护理员喊道:“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三个!”
  董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接着就回来了,游在白求恩旁边放了两张手术台,护士们又回来工作了,游、林和方给另外两个伤员动起手术来。
  他们迅速地工作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忽然电话铃响了。林走过去接电话。他静听着,嘴里说着“是,是”,接着挂上了电话,向大家报告说:“战地指挥部。他们说从北面来的敌人离我们这儿只有七里地。已经派部队去监视敌人行动。他们命令我们立刻转移。”他在消毒水里洗了手,又去和游一起工作。
  五分钟以后,起初报警的那个哨兵跑了进来。他一看见大家都在安静地工作就惊愕得呆住了,随即破口嚷了出来,“至少有七百敌军下山来了。”
  白求恩摇摇手让他出去。
  “但是我们卫兵一共只有九支枪!”
  “更好。走的时候轻便一点。”
  哨兵弄得莫名其妙,张大着嘴退了出去。
  山谷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我们的部队一定和敌人接上火了,”董猜想。
  “该死!”白求恩大声骂了出来,大家都飞快地转过身来。但是他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让大家继续工作。“没什么。我刚把手指划破了。现在到哪儿去找橡皮手套呢!”他举起了没戴手套的左手,浸到旁边的碘酒溶液里,然后又继续工作。
  十五分钟以后,最后三个伤员抬了进来。其中两个是轻伤,方和游迅速地给处理了。白求恩的手术台上的伤员是一个腿部枪伤的年青人。
  由董和贾协助着,白求恩迅速地给伤员做了动手术的准备。其他的人已经做完了工作,在跑进跑出,帮助民夫把东西载上驮子。
  枪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更近了,有节奏地在山谷里回荡着。林奔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哨兵。“白求恩,你一刻也不能逗留了,”林急促地说。那哨兵宽大的农民脸上充满了恐慌的神情,急得气也喘不过来地说:“敌人已经到了第二座小山了。”白求恩头也没抬,冷静地回答说,“我正在动手术。你们立刻走——我们过几分钟跟着就来。”
  “白求恩,”林恳求地说。“同志……”
  “大家立刻都走,”白求恩严厉地说。“我们跟着就来。”他揩拭着那条满是血污的腿。
  “不,”林突然坚决地说。他抓住了白求恩的胳臂。“我不走。我来动手术。如果必须有人留下来,应该留我。我来接替……我不准你继续动手术……”
  “我是队长,林同志。除了董和我自己以及担架员以外,我命令所有的人立刻走。你把贾也带走。任何人不服从命令,我都要报告聂将军给予处分。”
  手术台上的那个年青人抬起头来,一脸恳求的样子。“大夫,我不要你因为我不走。”白求恩轻轻地把他的头按了下去。
  “那你只好把我报告给聂司令员,”林说。“如果你不肯走,我就留下来帮助你。”
  “大夫,你走吧,”那战士哀求他。“这不是很厉害的伤。把我带走丢下都可以,但是你千万在敌人还没到的时候就走吧。”
  “只需要一会儿工夫,”白求恩说。“如果现在我在这上面花几分钟,以后我可以给你治好。如果我现在不动手术,你这条腿就要完了。”这时山里突然传来了机关枪的声音,和越来越近的步枪声响成一片。
  后来谁也记不得那次手术做了多久。但是手术做完的时候,担架员正站在旁边看着,那战士还昏迷着就给抬走了,同时白求恩嚷道:“只带拿得动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骑着马,在从村子通到南面高山的狭窄的山路上奔驰了。
  他们在山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后面的担架都安全地抬了上来。
  下面山谷里,敌人的先头部队正在进入撤退一空的村子。

  他们在深夜到达了唐河上的一个村落,现在伤员从前线往那儿送着。他们整夜动手术,第二天休息,然后医疗队就分成了两组。一组由游和林率领,继续巡视其他的医院。白求恩带着方和董继续在流动的前线后面工作。
  这样一分工,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白求恩就可以立刻启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对董说,“我也许还来得及赶回去,跟我妈妈一块儿过圣诞节哩。”
  “我希望现在没有别的原因再使你走不了,”董说。“可是你这手指怎么了?”
  “又是那种该死的发炎……慌慌忙忙当中给划破了……前几天我们从后方被敌人袭击的时候……没关系。”
  那天工作结束以后,晚上白求恩躺在床上,把那只感染的手指浸泡在浓度食盐水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手术室的时候。那手指已经肿胀得很厉害了。他看到大家注视着那手指的时候,便又说:“没关系。”但是他们注意到他不灵便地把那只发炎的手指直挺挺地向外伸着,做手术也比平时做得慢了。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在手术台上碰了那只感染的手指,痛得尖叫了起来,然后喃喃地说:“真该死,是不是?”
  “我认为,”方建议说,“你最好等手好了再动手术。你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动手术。”
  “瞎说一气,”白求恩回答说,“我的手指以前也发过炎。我们今天在这儿做完,明早出发到下一站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没有走。东西都上了驮子好几个小时了,白求恩还躺在床上,董和方站在旁边。“同志们,我觉得有点累。对不起,我耽误了大家。”
  他抱歉地仰脸看着他们。他两眼没神。他不停地用舌头润湿着烧干了的嘴唇。陷下去的两颊烧得通红。他的手现在像一个随时会破裂的巨大无比的水螅。“我们准备好了吗?”他问道。
  “大夫,你病得很厉害,”方低声说,一面把手放在他那灼热的前额上。“发炎更厉害了。你现在发烧。我想我应该立刻切开一个十字,把脓放出来。好不好?”
  白求恩闭着眼想了一会儿。“也许是个好办法,”他终于说。“好吧,就这样做。这样做就得了。然后我们就走。”
  他们把器械拿到了屋子里,把贾也叫了来协助,同时医疗队的其他人员默不作声地聚集在小屋外面。当方切开了十字的时候,托着器械盘的贾护士开始哭了起来。白求恩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看她。“你哭什么?这只是一点讨厌的发炎。弄完了我们就走,明天你又可以在银坊帮助我了。”
  董和方整天呆在那间小屋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时睡时醒。他的脸烧得越发红了,伤口化脓,感染已经进入了前臂。晚上炊事员老张把方叫到门口。“我看到过他用自己的血把死人救活过来,”他严肃地低声说。“我愿意把我的血输给他。”方摇摇头。“这不是那种病……”
  “什么事?”白求恩问。
  方蹑着脚尖走回到屋子里。“没什么……”
  “现在走也太迟了,”白求恩迷迷糊糊地说。“我们又得等到早上再走了。”他痛楚地翻了一个身,随即又睡着了。
  夜间有队伍经过村里,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北面的银坊。他们说他们是到前线去反攻的。他们走了以后,方给医疗队发出了一个警告:不许让白求恩知道有战事。
  第二天清早天气阴沉而寒冷。村子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白求恩慢慢地醒来,躺在炕上静听着风在院子里刮着。当他听着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耳朵又在跟他开玩笑了,因为他好像听见远处有隆隆的炮声。
  “你们听见炮声吗?”董和方进来看他的时候,他问他们。“现在有战斗吗?”他们互相瞅瞅,摇摇头。他又睡着了,中午的时候醒过来,听到了天空中有飞机的声音。
  他霍地从炕上站了起来,穿上棉军服,推开窗户,大声地叫唤董。
  董和方跑了进来,看见他正在扣军服上的扣子。他烧红了的脸上一副生气的样子,身子略微有一点摇晃。“你们为什么骗我?”他发怒地质问。“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骗我是谁的责任?先别管吧——我们以后再讨论。很明显,北面有战斗。告诉他们准备走,越快越好。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一个残废的伤员似的留在这儿?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傻瓜!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全队准备好立刻出发!”

五十六


  他们在漾漾的细雨中骑着马向火线前进。他们曾恳求白求恩不要走,答应他把伤员抬到村里来,并且用尽了他们所能想到的各种主意,但是他已经先上了马,等着别人跟他走,同时固执地重复着说:“我的手完全好了。”
  他一声不响地走在大家前头,骑在马上,摇摇晃晃,中毒的胳臂则插在军服里。在一座高山脚下,当山路变得非常泞滑时,他下马步行,右臂抓着马鞍子。
  在高山的那边,他们爬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路上不住地滑倒摔交。在一片漫长的树林中,大家都折了树枝来做手杖。走出树林以后他们又骑上了马,途中碰到了一场大风雪。他们在咆哮的暴风雪的中心宿营过了夜,除了树木以外没有别的遮蔽。其他的人吃着少得可怜的干粮的时候,白求恩没吃东西就钻进了他的睡袋。他在潮湿的地上沉睡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向前走,一股劲地赶了七十里,来到火线附近。在一个开阔的、全是沙滩的山沟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战地伤兵站,那儿既没医生护士,又没急救的设备。白求恩马也没下就命令把伤员送到十里外的王家庄,并让医疗队的其他人员跟着他走,随即就飞驰而去了。
  到王家庄以后,他领着队伍往团卫生所走,在马上晕了过去。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卫生所的一个炕上,董和方以及团里的首长焦虑地站在他旁边。“你打电话给各战地首长,”他对董说,“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叫他们把所有的伤员直接送到王家庄来。如果电话打不通,派通讯员去。第一批伤员一到,我就可以动手术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他闭上了眼睛;很难看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
  方量了量他的体温,低声对董说:“他的体温很高。他的情况比将要送来的许多伤员危险得多。”白求恩静静地躺了一下午,有时睡着,有时睁开眼,目不转睛地盯住屋顶。他不再想法掩盖他胳臂里的一阵阵的刺痛了。下午,他的头剧烈地痛胀,他要药吃了。到了晚上,体温增高到四十度。他说话渐渐没条理了。
  “伤员到了吗,方?他们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动手术了……你做臂部腿部的伤员。要是有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他们抬伤员为什么这样慢啊?他们必须赶紧送来……我得启程回美洲哩……我头痛极了……我的手指完全好了……一只发炎的手指算什么?……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从美洲带钱和器材回来……让他们在重庆试试看,不让我走,让他们试试看……我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快一点,孩子们,把下一个伤员抬来……没时间来浪费,孩子们……把他们抬进来,一次抬三个……”
  夜间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坚持要到手术室去工作,但是方和董把他强迫制止住了。第二天早上,他的情况更坏了:炎症已经发展到肘部。方代替他工作一晚以后,来切开肘部的脓疡,希望这样可以把脓排出来。这次他觉得痛苦减轻了一些,但是战地指挥部通知说敌人从五亩地向王家庄袭击过来了,于是他们又必须转移。
  起初白求恩不肯走。“几个小时以内,我就又可以动手术了,”他这样回答大家的恳求。直到战地指挥员季团长亲自来命令他转移,他才终于答应了。
  现在他们一队人马离开了摩天岭战线,翻山越岭向南走着。白求恩躺在担架上,方和邵骑着马在他旁边,董骑在那匹日本马上领着路……

五十七


  在黄石村于家院子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浑身发抖。“怎么这样冷,董?”他不住地向。“炉子里没火吗?我冷得要命。”从早到晚,他一直嫌冷,总叫人添火,他的牙齿得得地颤抖着,虽然他身上盖了好几条皮毯子,而且炉火在房间里熊熊地燃烧着。现在董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毯子,但是他照旧微弱地说:“我冷。”
  他们从王家庄走了一天一夜,越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来到了黄石村。昨天在这儿,在四面高山的围绕之中,村里的人们聚集在担架的周围,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与惊愕的表情。在这儿,一支向摩天岭进发的游击队为他立下了自我牺牲的决心。在这儿,从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个急差,传达了聂司令员的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安全地送出这个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
  董和方整天整夜守在这间屋子里,只替换着出去打个盹儿。白求恩躺在炕上翻来复去,时常作呕,他们眼看着他瘦了下去。方给他开刀,烧灼,用了少得可怜的几种消毒剂,但是都止不住使胳臂变色的血液中毒。绝望之余,他建议截肢。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方,”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臂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臂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
  “治一治,”方恳求说,“也许……”
  “治也没有什么用了。”白求恩凝视着他的助手。“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了,方。你的技术大大超过了许多从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因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治了有用,你来治再好没有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病……太清楚了。欧洲和美洲有新药品,也许可以治这病。但是我们连旧的药品也少极了……谢谢你,方……没有什么用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他用细得像耳语似的声音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方和董踌躇地互相看看。“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他们无言地走了出去,彼此躲避着对方的目光。在街上,村里的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但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村口,然后董说:“我们不应让他一个人呆着。”
  “是不应该,”方叹息了一声。
  他们回到于家院子里,坐在白求恩屋子窗下的板凳上。在他们守护着的时候,太阳慢慢地在山谷上空移动着。男人们在地里干完了活以后,都跑来聚集在于家的院墙外面,一排一排凝神地站着,好像在等候开会似的。到了晚上,村里的人们在黑暗中隔着墙注视着董和方。他们两人直挺挺地坐在窗户前面,睁大了眼向屋子里凝视着躺在炕上的白求恩。
  “我看着他,”方终于说,“我想他连还能活几个小时都计算过了……他可以算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他可不能死!”
  董默默地哭了起来,抬着头,也不怕难为情。“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他说。“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方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他们从窗户里看着白求恩慢慢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举着左臂就好像它有无数的针在刺着。他小心地拖着那条胳臂站了起来,点着了炕旁边的煤油灯,跪在他放纸张的箱子前面。他头晕眼花地摇晃了一阵,但是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了。他用右手取出了他需要的纸张,放到炕上,然后自己爬回炕上去。
  他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力气再往下写。
  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
  把我所有的像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撼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

诺尔曼·白求恩


  他写完以后颓然地倒在枕头上了,让纸张落到地上。

五十八


  又过了一天。聂司令员、延安、晋察冀政府、战场上的部队,都纷纷紧急地探问着病况。董和方继续守护着,抱着万一的希望。现在白求恩烧得身上什么也盖不住了,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着的光芒并不单单是高烧。
  他的精神突然奋发起来,他对董口授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卫生工作的建议,接着一直睡到晚上,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随即问道:“战事进行得怎么样,同志们?”
  “许多部队正在摩天岭作战,”董轻轻地说。“敌人用大量的部队向山里猛攻,但是我们在把他们诱入一个圈套。吕司令员已经派部队等着从后面袭击敌人。”
  “那就会像聂将军所预测的那样了,”白求恩低声地说。“一定会有很多伤员……我们应该派一个通讯员去叫游同志和林同志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刻到前线去……”
  夜色笼罩着黄石村。白求恩在炕上发抖,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在黯淡的烛光里,他的眼睛像两个黑暗的窟窿。
  第二天清早,他的精神好像振作了起来。他用异常响亮的声音说:“董,箱子上我的书信文件——请你递给我好吗?”董迟疑了一会,他又说:“我的书信文件——我需要它们,董。”他的声调打动了董的心,使他不得不依从。
  白求恩痛楚地抬起头来,手不灵便地翻着那一大堆稿件、书信、报告、日记,找到了他所要的一份东西。他让其余的东西落到地上,挣扎着想去读那份东西,但是给累得不能动。他伸出那条好的胳臂把它交给董,同时说:“我给聂将军的信和这个……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董从他哆嗦着的手里接过这篇稿子来。那是白求恩在山西时写的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创伤》:

  头顶上的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窝发亮的蜜蜂似的。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冷。凌晨三点钟,冬天,华北,灵邱附近,随着八路军。
  负伤的人们……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紧粘在皮肤上。当心。最好先弄湿了。从大腿后面过去。把腿抬起来。怎么了,这倒像一个口袋,一只长而松的红袜子。哪一种袜子?一只盛圣诞节礼物的袜子。
  那根坚硬的好骨头现在哪儿去了?成了十几块碎片了。用你的手指把它们取出来;像狗牙一样的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儿。这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把它割掉。那怎么能恢复呢?那些以前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糜烂成这副样子,它们怎么能恢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
  坏疽是一个狡猾的、偷偷摸摸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哩。在技术上说,他还活着。给他施行静脉内盐液注射。也许他全身的无数细胞会记得。它们或许记得那个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的最初的食粮。追溯到一百万年前,它们或许记得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日光如何孕育着生命。
  又是一个。再到收获季节,他还会一面快乐地呼喊着,一面在他的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会,他是永远不会再跑了。你用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什么呢?他可以坐在那儿看别的小伙子跑啊。他会想什么呢?我们想什么,他也想什么。不要可怜他——怜悯会减少他的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作出这种牺牲的。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多么完善;它的动作多么灵巧,多么柔顺、骄傲而健壮;一旦伤残了,多么凄惨。生命的细小的火焰越来越微弱,最后闪动一下就熄灭了。它像一支蜡烛一样,静静地、轻轻地熄灭了。它在临熄灭的时候发出抗议,然后就屈服。它把要说的话说了,然后就寂静无声。
  还有伤员吗?四个日本俘虏。把他们抬进来。在这个大家都苦痛的地方,没有什么敌人。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止住那儿出血。让他们躺在其他伤员旁边。嗨,他们像弟兄一样!
  这些是职业的刽子手吗?不是,这些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这些是穿了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啊,这屋子多冷啊。打开门。在远方深蓝色的山顶上,东方现出一线淡淡的曙光。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出来。上床睡觉吧。
  但是睡不着。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一百万日本劳动人民从日本来杀伤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日本劳动人民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人民,使他们被迫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得到好处呢?那么上帝啊,究竟是谁会得到好处呢?把这些日本劳动人民送到中国来干这杀人的勾当,这是谁的责任?究竟谁会从中获利呢?
  少数反动的富人,一个很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消灭另外一百万像他们自己一样的穷人,这怎么可能呢?使这些富人可以变得更富?可怕的想法!他们是怎么说服了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他们决不会来的。
  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和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那么侵略战争,为了征服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只归咎于大资本家吗?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不管这些犯下民族罪行的罪犯怎样用动听的空洞语言和理想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夺取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他们认为盗窃比交换更便宜,屠杀比购买更方便。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可怕的残酷无情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它的名字叫做利润。金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神[11],追逐利润、报酬,而且无所不为,甚至不惜屠杀千百万人来满足它的贪心。军队背后是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背后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不是脸上有一个记号,好让大家认识他们,躲开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呢?不是。相反的,他们是有身分的人士。他们受到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高尚人士。他们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栋梁。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维持私人的和公共的慈善事业。在私生活里,他们是又和善又亲切的。但是……一旦有减少他们利润的危险,他们就变得像野蛮人一样残暴,像疯人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酷……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消灭。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那天早晨,当男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村里走向地里去干活的时候,他们看到董站在于家大门口。他们在院墙外面站住了,打听白求恩的病况。
  “他死了,”董说。
  那是1939年11月13日[12],五点二十分。

五十九


  一支由他的战友们组成的送葬队伍抬着他越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慢慢地、迂回曲折地向西走着,一个村又一个村,接连走了五个晚上,白天则把遗体隐藏在农民的茅屋里。
  在那些他生前医治过病人和伤员的村子里,他们停下来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他们把他躺着的担架放到地上;董讲述着他的生平和逝世的情形;人们哭泣着列队向他告别。然后他们又在满天星斗之下继续前进。他们把他葬在晋东一个山谷里,在他的坟上留下了一个简单的标志。
  这消息从八路军的无线电网传播了出去,使那些听到它的人目瞪口呆。在五台山司令部里,聂司令员流着眼泪,他部下的干部都垂着头坐在他周围。
  理查德·布朗大夫在他的告加拿大人民书中说:“白求恩自己夸耀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
  在前线,战士们高呼着“白求恩!”从山里出击,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击毙了阿部将军、他的全体幕僚以及所有随从的士兵。
  在窑洞里,在他所建立的那些医院和学校里,在那些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他带来医药和卫生的无数村庄里,人们在哀悼他。我们不仅在哀悼一个人的逝世,毛泽东告诉他的同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3]

  在延安,八路军的部队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他们一排一排地站着,把两行蜂窝状的悬崖之间的山谷的广大一角站得满满的。从一个临时搭的台上,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站在一张巨大的白求恩像前面对他们说:

  “白求恩同志的死是一个重大的不幸。我们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八路军的每一个同志都感到万分悲痛。以他的伟大的友爱,他的同情,他在斗争中的英勇,他达到了革命道德的最高标准。
  “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将永远怀着敬爱来纪念他,有一天全体进步人类也会敬仰他的英名。
  “我们的战士和干部要用悲痛的眼泪,用从他的榜样得来的百倍的英勇,来纪念他的牺牲。”

  “打倒侵略者!”会场上广大的人群高呼着。“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一切为了斗争!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自由中国万岁!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世界和平万岁!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1] 白求恩不知道,他和国际援华委员会往来的电报和书信大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被扣留或者迟误了。因此他始终不知道援华委员会实际上给予了中国北部多少援助。——原注

[2] 以下是摘要。——原注

[3] 白求恩遗留的书信文件当中存有信件的副本。——原注

[4] 法郎士(1844-1924),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译注

[5] 即白求恩自己带来的设备。——原注

[6] 柯棣华是一个著名的印度外科医生,在尼赫鲁的赞助下由印度国大党派到中国。——原注

[7] 延安派了一个医疗队到杨家庄,在白求恩领导下在晋察冀工作。——原注

[8] 意思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此处为了结合这段故事,加以直译。——译注

[9]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山脉。——译注

[10] 戴维森和埃利瑟是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原注

[11] 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大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泛指需要牺牲人命的恐怖事物。——译注

[12] 应为11月12日。——译注

[13]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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