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同志的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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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同志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在会上收到了许多字条，其中有一张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一点政治，多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我念了这张字条，因为依我看，这张字条正中要害地确切地描述了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列宁同志从今天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工会的意义和作用问题。这个观点当然不能忽视。
　　布哈林同志给我们谈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做的只是把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如果说得清楚些，那么列宁同志是估计到工会里正在形成一个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的派别这一事实的。
　　列宁同志表示担心反对派同志会像他说的那样不自觉地反映出，也就是无意识地反映出劳动群众先是由于战争，然后是由于国内战争和封锁带来的饥荒、贫穷和困苦而产生的更为深刻的不满情绪。工会运动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的这一不自觉的作用，反对派分子的这一不自觉的作用会远远越过他们设想的界限。因此列宁同志要求自己和别人从政治的角度而且非常谨慎地（他几次强调说，不要把人推出去……）研究对工会的态度。这个观点不管正确与否，完全脱离了他本人在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经济任务、生产任务。
　　我建议从生产的角度来提工会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确定同工会工作者同志们的关系。处理问题方法的差异就在这里。
　　由于列宁同志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所以他略微想从理论上、政治上恐吓我们，吓唬我们，提出的理由是我的观点理论上不正确，这样解决问题会产生不知道有多大的错误。但我不得不说，列宁同志在这一点上完全错了。他指责我对工人国家中工会的任务的提法完全错误。这表现在哪里呢？我的提法只有唯一的一个，我给大家念一下：

　　“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人。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最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1]

　　这就是我在自己的提纲中对工人国家中工会的基本任务和作用下的唯一的一个理论定义。这个定义正确不正确呢？同志们，这个定义是我们党纲规定的，这一段是从我们的党纲中摘来的，我引用了党纲，并且给引文加上了引号。
　　这里没有一个词是我添加上去的，所以列宁同志说我的提法不正确时，不是在和我论战，而是在同他作为主要作者拟定的党纲论战。但是如我已经说过的，列宁同志在这里追求的是眼前的政治目标——使整个这场辩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他才连文字都没有看仔细，就想在这里从理论上对我们略加恐吓。我在第11页上说：“可见，我们的任务不是要重新审查党纲规定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前提，而是要采取新的切实步骤实现党所承认的和党纲所规定的原则。”^[2]所以，如果这里有人说我的论点不是发现新大陆，那么对于这一点谁都不会去争论，这是毋庸争辩的，我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的。可见，我的理论错误在于我从党纲出发并要求人们不要忘记党纲。我们的工会不是与越来越把经济工作和经济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接近，而是远离了。谁也不要求一次行动就能解决全部问题。问题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要求接近党纲规定的目标，哪怕前进一步也好。我说过（这是问题的重心），在过去一年中工会和经济机构之间的矛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但是列宁同志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的方法是纯政治的方法。列宁同志给我们描绘的工会是工人国家的“大蓄水池”，是工人专政的基础。可是列宁同志在谈大蓄水池时，谈的不是工会，他实质上谈的是工人阶级。但我的报告恰恰谈的是，我们把工会完全看作是客观上按不同生产部门分类的工人阶级。我们把工会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代名词。但这样一来取消了关于工会的作用的问题本身。
　　我再三指出，我们加入工会的没有单独个人，每个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就像收取强制税那样向他收取会费。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客观的组合，不是主观的组合。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需要列宁同志所说的各种各样的中间杠杆，这都是毫无异义的，但是这里得具体地指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同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我的报告的实质归结起来是，工会在其帮助建立的工人国家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原地踏步，党纲提出的道路是通过工会和经济机构的结合来掌握经济，这条道路在这一年中不是变短了，而是变得更长了。这些说得对不对呢？列宁同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这些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
　　他想恐吓我们，说“生产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在理论上不正确。我想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都还记得，我在中央委员会中表示担心，反对对我们的内部制度采用“民主”这个国家用语，但要是连“生产民主”都行，那么“工人民主”作为一个用语就更不合适。民主是民权。近代史把这个用语当作表示少数资本家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统治的用语。而我们实行的不是民权，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专政。“工人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里使用“民主”这个词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合适的词，这个词有条件地表示我们群众越来越大的积极性、讨论、批评、这些群众内部的选举，但我们的“民主”当然同某位诺夫戈罗采夫教授的民主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要是“生产民主”这个用语不好，那么这个“工人”民主也完全不合适。要是我们接受“工人民主”，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工人民主随着条件的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十月革命后这个民主主要是政治上的民主。这个民主越是转向经济，就越具有生产的性质。不管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与工人民主的主要活动内容相适应的是一定的对习性、方法、思想、领导干部的选择。
　　在政治革命斗争时代，从工人阶级中提拔人，不管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还是在斗争的条件下所谓自然冒出来的，脱颖而出的，在每个工人的意识中烙印最深的是纯战斗因素。在战争条件下也进行一定的分化组合－－通过挑选和重新教育。现在我们进入经济时代，生产时代，挑选和重新教育应该从生产的角度进行。这赋予“工人民主”的概念以新的十分深刻的内容，具体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所大的历史学校，工人阶级在这所学校里确定掌握了整个这一生产机关的工人生产者和主人翁对生产的新态度之后，培养自己，自己的组织，自己最落后的分子，挑选和提拔最适合于领导这一生产的分子，从这一角度对他们考察，也就是实际上建设生产民主。
　　列宁同志接着指出，在我的提纲第41条中关于重点制问题的提法实际上不对。我在这里只能表示十分不解，并且求助于全体党中央委员－列宁同志只有过分健忘，才会和我换了个位置，用我的武器来打我本人。我在这一条里说：“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只有通过重点制阶段，我们才能在一些基本的经济部门达到必要的比例关系。”^[3]
　　拉林同志反驳我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重点制，而是不同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努力，不同经济部门的这一比例关系还需要去争取。而为此应该把某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先提出来。这只有通过实行重点制才能做到。因此，是通过重点制走向比例关系。但是我们回过来看看列宁同志的反驳。最近的一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说：“从重点制走向平均制”，列宁同志以最大的热忱从十分广义的角度上为这个决议辩护。
　　中央委员会11月决议说的是：“在工会运动方面也从重点制走向平均制”——结果是，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我闹了起来，并一再论证说，在经济方面我们不能走向平均制，仍将实行重点制，工会方面也是如此。列宁同志曾说过：“即使是如此，但如果我们承认某些工厂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同样让这些厂里的工人吃饱。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就把工厂关闭。”也就是说在工人个人生存条件方面应该力求做到平均制，而在经济方面，在向企业供应原料方面保留重点制。对于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在提纲中说，我们现在只能在消费方面，在个人生存条件方面实行平均制的方针。这涉及基本口粮，当然不排除奖励，因为平均制方针并不意味着还要绝对拉平。现在列宁同志根据这一点对我提出指责，根据的是列宁同志本人的想法以及我引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我对列宁同志坚持的那个“平均制”方针所作的某种让步。但是列宁同志热中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千方百计压制我们对工会现状的批评－－他力图略微也从这一方面恐吓我们，根本不考虑昨天发生的事。但是既然现在列宁同志不仅否定生产中的而且否定消费中的平均制方针，那么他怎么会想到执行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呢？
　　列宁同志说：“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审查工会问题呢？第九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第九次代表大会说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应当有根本的改变。”这是关于工会的决议中说的。既然列宁同志引用第九次代表大会，那我也很乐意加以引用。这个根本的改变是否发生了呢？这个与经济任务相适应的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的改变是否发生了呢？没有，没有发生。工会是否接近经济任务了呢？没有，反而离得更远了。工会和经济机构之间的摩擦是否减少了呢？不，反而增多了。它们的关系的冲突很频繁。这个危机在我们苏维埃结构中是最危险的危机，因为这是在最重要的工作领域中的危机。但是我建议的手段据说是官僚主义手段和不充分的手段，这种手段甚至会把我们朝后拖。列宁同志认为我关于作出实际步骤的建议不对，我的建议是要使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领导机构和工会中有一批同时在两个机构中负责的兼职工作人员。这样做官僚主义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的纲领正确，如果我们共同的立场正确，这两个组织－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就会越来越互相接近，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把培养同时兼任工会工作的经济工作者和同时兼任经济工作的工会工作者的问题提上日程。只有把产业工会和相应的总管理局、经济机构中的最合适的同志的工作同时结合起来，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这算什么官僚主义？列宁问，为什么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兼职的工作人员应占1/3至1/2，而不是2%？因为10个委员中2%只是一个人的五分之一，而不管工会工作者的个儿多么大，很少会用一个五分之一的人去干经济工作的。为什么是1/3至1/2呢？要是我建议超过1/2，那么这是超前的和危险的做法，因为这样可能有人会说，更适合于做经济组织工作而不是工会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比重过大；反过来，较不适合于领导经济的工会工作者可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比重过大。我建议，从完全符合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队伍的情况出发，先做较小的试验，让1/3至1/2的人兼职。我们从这个1/3做起，在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兼职委员的数量。请允许我在这里说（而且为此并不需要预言家的天才，因为这是起码的逻辑告诉我的），人们把这个建议骂了又骂，骂它是官僚主义，而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后却会把它当作正常的前进步骤加以采纳。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作官僚主义；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大家就都会知道，都会奉为准则，那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等组织里，都会有1/3至1/2的兼职工作人员，他们应在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之间建立起真正的生动的组织结合。
　　我在历数列宁同志的这些明显的错误的同时，并不想说我认为他的讲话只有这些内容。他有一些很出色的想法和提法，但是这些想法和提法完全脱离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列宁同志就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没有说出一个想法，他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不想提供，而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上引开，他引开的原因是我已经提过的纯粹的政治原因。由于列宁同志的其他指责和反驳都是针对我的提纲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因此也不见得更正确。不错，列宁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处理问题完全不一样，季诺维也夫从主要是想所谓制服卢托维诺夫的鼓动员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列宁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可以秘密地告诉大家，拿列宁同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来看，这个总结发言报纸上已经刊登了，一开始列宁就说：“我收到了一张字条，问为什么突然让唐恩等人讲话。这样做没有道理。列宁同志说，不，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唐恩的讲话（列宁讲的原话我记不清了，但意思是这样的）也许使有些人深思，是谁现在在滥用某些用语。”他没有说明是哪些用语，但他不说也清楚，让侈谈民主的唐恩出来讲话，是为了吓唬某些人，使他们不敢滥用这些用语。
　　当季诺维也夫第一次提出他关于官僚主义的提纲时，中央似乎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决定：“删去一切大吹大擂的话，不要作兑现不了的诺言，只说事实”，总之，是这样性质的话……
　　之后季诺维也夫关于民主和官僚主义的提纲经过彻底的修改后又提到了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使用强制。他说，这样做好得很！”可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却是另一种论调。但不仅如此，列宁问道：“为什么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强制方面不帮助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呢？”原来如此！原来一方面骂我们在运输部门搞出了一个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另一方面列宁说为什么不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多少搞一个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原来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结论。列宁同志从关于民主的各种法令中主要想起了纪律审判会。同志纪律审判会建立得当然可能非常民主。但是同志们，我并不以为这就是现在最能鼓舞卢托维诺夫的口号，是对苏维埃民主的最大贡献。而列宁却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写了新的法令，但我们都把这些法令忘了”。我们的法令很多，关于生产的，关于工会和经济机构的相互关系的，关于我们忘了的纪律审判会的，如此等等。
　　但是我要问，这些法令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被忘掉了？非常简单。这些法令显然要有一个生机勃勃的机关去执行，这个机关同时组织经济和组织工人，而这样的机关我们却没有。在我们的组织生产的机关和组织工人的机关之间有一道鸿沟，而列宁同志的这些法令掉进这道鸿沟里不见了。（鼓掌）
　　列宁同志继季诺维也夫之后也认为，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和讨论，我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其实，在最近的工会代表会议上，在我发言之前，大家对这些问题早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在那份被列宁同志轻率地说成是鲁祖塔克写的决议中，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反映。事实上，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精彩部分——全是安德列耶夫、哥尔茨曼和其他人放进去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恶毒言词。当时这个决议的某些部分曾给我看过，有几条是我赞成的，有几条我是不同意的。可是由于列宁同志是着眼于外交手腕来看这个提纲的，他这时需要一个避雷针，他才说：给你们这个提纲，最好不过的了，它既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又反对托洛茨基。可是结果出乎意料，他抓到的不是避雷针，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鼓掌）
　　这不是唯一的误会。列宁同志告诉大家，我退出工会问题委员会是因为卢托维诺夫加入了这个委员会；这说得不对。我在产生让卢托维诺夫担任委员会秘书的想法之前就退出了委员会。列宁同志犯了明显的时间顺序上的错误，我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委员会，而卢托维诺夫是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或第二次会议上才被选为秘书的。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像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
　　总而言之，情况就是这样！列宁同志就结合问题是这样说的：干起来但不要说。他就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问题是这样说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使用强制好得很，但是为什么没有教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样做呢？他就纪律审判会问题是这样说的：很好，只是为什么很少举行？他就平均制问题说：“你们想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不，这是空想，尽管最近举行的代表会议规定要我们这样做”。最后，关于一般民主问题，他在一个报告中提到了唐恩，在另一个报告中又提醒说民主是暂时的手段。这是对工人民主问题的确定的一贯的态度，但所有这一切完全没有确定也没有描述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列宁同志干脆撇开了关于按生产方针改造工会的问题－出于纯粹的政治上的考虑。
　　至于政治形势本身，这当然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政治形势当然有很大意义，但我认为由于工人民主的口号反映了党内已经增大的积极性，由于我们这次会议是工人民主的表现之一，在这个会上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并由党的广泛的群众性会议作出决定，所以我首先认为我们用工人民主的这样的方式方法只可能揭露、弄清我们的贫穷和不幸，但根本不可能加以消除，因为贫穷和不幸的根源不在于政治制度，而在于经济。
　　绝对不能以为我们扩大了工人民主制度，就能建立起普遍的全面的安定——这是在说空话！在党内、工会内部扩大民主将在全国都有反映，于是各种不满都想有所表现。例如，党内有人不满中央委员会把工作人员调过来调过去；施略普尼柯夫说：应该使中央委员会工人化。好得很，这是在代表大会上花上半个小时就可以实行的简单的改革。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党实际上是国内唯一的政党，这使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国内存在的各种不满都力图通过党来表达出来。我们的党一翼依靠农民，另一翼依靠农民军队，而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的不满由于没有其他党派而都力图通过我们党的机关表达出来。这也说明列宁同志看到工会情况不妙而产生的一种正常的不安。但是同志们，我尽管充分珍视这种态度，仍然不得不说，不满的根源在于贫穷，在于缺少粮食和衣服等。不管如何在党内各派中间和围绕工会看风使舵，由于饥荒和贫穷产生的根本的、主要的不满将以某种方式反映出来，并要求给人们靴子、钉子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通过提高国内的生产才能消除这种不满的原因。我们应该首先提出这个任务；应该朝这条战线看齐。不仅如此，正是工会面临的最充分提出的经济问题可以而且应该使托姆斯基同志和卢托维诺夫同志以及习惯于用军事方式工作的同志找到共同的语言。在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接近，建立生产民主，才是不仅消除不满，而且切实拯救国家的唯一的道路。（鼓掌）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12—413页。——译者注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16页。——译者注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30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