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前言和谢辞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平等，激起了日益增多的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性抗议。每一次民众抗议事件发生，总是要冒出这样的问题：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架构是否有一种替代方式？一些人只是想要看到，通过短期改革，就能实现立竿见影的普遍改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对资本主义必须进行一次根本性变革，那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尽管针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分歧，但大多数左派，不论是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世界正义活动家、反战活动家，还是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党成员，都会认为：必须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等各个层面，让社会治理更加民主化，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现在和可能的未来，都是由过去发生的历史决定。本书旨在进行综合性的探索，寻求一种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替代方式，从而说明在各种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民主所起到的和可能起到的作用。这种分析将会表明，资本主义只是同十分有限的民主方式相适应，最终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的综合性变革来实现，从而建立一个从根本上更加民主、平等、环保可持续和社会主义的世界。
思考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至关重要。由于写作本书用了很长时间，我对这个前言作了多长修改。在上一个版本中，一开头就简短地批判了布什在《2002国家安全战略》中所说的大话。他宣称，“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在20世纪的大战结束了，自由力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取得成功的唯一可持续模式是：自由、民主、自由企业。”这就表明，在粉饰美国帝国梦想的时候，关于民主的这种说辞，已经起到并会继续起到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尽管奥巴马（Obama，2010：ii）的言辞同布什的说法有很大不同，但他在《2010国家安全战略》中仍然强调，政府的目标是“保持军事优势，以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数十年。”他还声称，“民主代表的不仅仅是善良天使，它还反对侵略和非正义。我们支持普遍人权，这对确保美国领导地位和加强我们在世界上的实力都十分重要。”
幸运的是，2011年晚些时候再次落笔，就比以前的短评容易多了。以前的短评只是批判美国领导人使用华丽的辞藻来宣扬民主，为美国的地缘霸权而辩护。2011年，对世界资本主义来说，是自1968年以来最为糟糕的一年。而1968年可是充满危机、革命、动乱和全球反抗资本主义浪潮的年度。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一位26岁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卜阿齐兹，因自己的板车和水果被警察没收，他又身无分文，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于是一怒之下点火自焚以示抗议。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革命起义，从而于2011年1月中旬推翻了扎因·艾尔-阿比丁·本·阿里腐败的独裁统治。同年2月，亚历山大（Alexander，2011:11）评论到：本·阿里政权的倒台“表明新自由主义改革和世界经济危机给该地区国家造成了双重压力，点燃民众抗议的怒火就有掀翻当地政权的可能，而民主抗议既不用幕后主使，也难以为镇压所灭”。这种可能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受突尼斯事件的影响，埃及首都开罗爆发了一场以民众占领解放广场为中心的革命，胡斯尼·穆巴拉克备受怨恨，他对埃及30年的独裁统治于2011年2月11日结束了。革命起义浪潮席卷了整个中东，反对当局政权的起义爆发于巴林、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摩洛哥、阿曼和黎巴嫩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群众示威。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那些希望得到更多平等和民主，更少苛政、失业和贫困的民众来说，这些革命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在许多人看来，好像抗议不再是一无用处，革命势在必行。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随后是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地球人都认为，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危机。全球各国政府先是实行财政刺激措施，并紧急救助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而后是推行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以降低大量增长的政府债务水平。经济运行历史性疲软，大量人员失业，不平等和贫困不断增加，危机大大恶化了这方面的长期发展趋势和模式。这已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对推行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的抗议。
在欧洲，从2010年9月到2011年底，反对紧缩政策的示威和罢工此起彼伏，波及克罗地亚、法国、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许对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是，希腊爆发国债危机，迫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的政府，在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下，不得不推行严厉的紧缩措施，从而引起希腊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大罢工和大规模抗议。在英国，保守点领导的联合政府试图对公共开支进行自194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削减，结果引发了抗议：2010年11月至12月，学生们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占领运动；2011年3月26日，多达50万人参加了英国劳工联合会（TUC）组织的反削减抗议；6月30日，公共部门工会组织了反对政府削减养老金的联合大罢工；8月，全国各地发生了一起有一起的骚乱；11月30日，公共部门职员举行大罢工和联合抗议。
严重而持久的衰退，在美国同样引发了抗议。为了反对威斯康星州州长、共和党人斯科特·沃克尔打压工人权利和削减公共开支，公共部门工人和大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行动，最为激烈的是在2011年3月，他们占领了麦迪逊城的州议会大厦。后来在9月中旬，数百名抗议者成功占领了纽约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强烈反对银行巨头的贪婪和大公司左右政府政策决定的行为。他们举出的大标语是：“我们是99%，决不容忍1%的贪婪和腐败。”（《纽约时报》2011年10月24日报道）这一事件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全美国的抗议和占领行动，随后10月15日爆发了国际同步大示威，堪称自2003年2月15日全球反战游行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尽管各种估算不同，但至少有100多万人，在全世界900多个城市参加了抗议。
在写这篇前言的时候，根本没法精确预测“占领运动”究竟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对其批评最多的是，它没有勾画出促进政治变化的连贯性计划，因为它是一个“彩虹同盟”，组成人员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工会成员、反种族主义者、世界正义活动家以及其他人。不过，该运动所强调的中心议题，在参加者之中却有广泛的一致。
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对世界上大多数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凯恩斯政策转变为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从70年代末开始以来，就急剧加大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政策变了，一些领域相互影响，从而促成了分配不公。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法规控制，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全球兼并、债务的大规模扩大、与农业和制造业有关的金融活动增多。税收体制进行有利于富人的大改革，大公司和高收入者享受到了减税，而中低收入者则是增税，尤其是消费锐增加，更是如此。反工会性质的行业关系改革降低了工会讨价还价的力量，也减少了工人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假日、不公平解雇和岗位安全等方面的法律保护。有意容忍大量失业发生，且自然而然地成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机制和对付工人集体组织和谈判力量的一个工具。另外，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在卫生、住房、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开支都受到财政紧缩的制约。结果呢，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穷人、无家可归者和营养不良的人不断增加，“关于卫生水平、寿命长度、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几乎所有全球性指数都表明，福利自1960年代以来是降低了，而不是增长了”（Harvey，2005：154）。
30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为推行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辩护。这种政策主要有利于高居顶层的10%的富人，而极为不利于中低收入者、少数民族和妇女。所说的理由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政府支付不起1945年至1974年凯恩斯主义年代福利国家的福利了。然而，神奇的是，政府突然有能力投巨资紧急救助金融机构，这就引发了“占领运动”,并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很久以前，美国财政部一华尔街一国际货币墓金组织（IMF）三位一体，专搜于扩大债务危机，目的是为强迫推行所谓的结构调整提供借口。就此而言，“危机的产生、管理和操纵走上世界舞台，进而演化为一门艺术：有意地从穷国向富国进行财富再分配……债务危机被精心安排、密切管理和严密操控，既要让这种系统合理化，又要重新分配财富”（Harvey，2005:162）。自1980年以来，4.6万多亿美元从欠发达国家流向了西方金融机构（2005:162）。这种大量的财富转移主要包括债务利息支付和国外资产的利益回笼，国外资产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大幅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所得（McNally，2006：37—58）。在非洲和世界其他贫困地区，饥荒一再发生和不断扩大，都是西方金融机构为追逐利益而建立全球金融秩序促成的结果。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还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加速了非再生能源的资本消耗、荒漠化、大气污染（臭氧枯竭和高空大气层温室气体积聚）、废水充溢河流、杀虫剂破坏土坡、污水排放、货运和漏油为害海洋。伴随着21世纪的前进脚步，环境灾难不断增加，诸如：2010年墨西哥湾发生了“深水地平线”钻油平台漏油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地球变暖的原因越来越明显，世界上各大国似乎应对失策，越来越多的人不禁要问：长期来看，资本主义文明能否在它破坏了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许最明显的是在美国，企业界对政府决策可以发挥超水平的影响。例如：2004美国总统大选年，企业向政党捐款15.03亿美元，而工会只捐了6,160万美元；2006国会选举年，相对应的数字是：企业5.27亿美元，工会6,950万美元（Selfa，2006：23）。根据回应政治中心，2007—2008年一轮的选举中，企业捐款19.998亿美元，劳工组织捐款7,490万美元；这一数字到了2009一2010年变成了13.67亿美元和9,660万美元。正像这些数据表明以及明显亲企业界的美国公司化媒体所说的，企业界拥有对政治制度施加超水平影响的能力，这是美国代议制民主特别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企业界的影响力最近在最高法院对一起案件的判决中进一步得到加强。2010年“联合公民”起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最高法院判决允许大公司“进行跟联邦选举有关的独立支出（赞助他们支持的竞选人竞选）和资助竞选传媒造势活动”（Federal Electoral Commission，2011：l）。作出这一判决的依据是，公司如同公民一样，拥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它们享有言论自由，包括花费大把的金钱插手联邦选举，这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现在有一种广泛的共识，承认21世纪人类面临诸多重大问题，如贫困、失业、不平等、种族主义、妇女受压迫、战争、全球变暖以及国家和全球治理都极为缺少有效的民主。这些问题甚至还叠加在一起。因此，必须让知识界和思想界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团结起来，组织联合宣传和运动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全球正义运动鼓舞人心的一大贡献，该运动出现于1999年底迫使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流产的西雅图抗议之后，随后得以延续，“占领运动”又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诚然，这类运动至今滋生的问题要比答案多，但这些问题是21世纪最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泛滥要吞没全世界？我们如何解释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及彼此之间存在不平等？我们又能做什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会一再催生以盈利降低、经济停滞和大量失业为特征的危机？为什么资本主义少数强国间的竞争常常会激化为民族国家间的军事冲突？为什么还会严重破坏自然环境，达到直接威胁地球人类继续生存的程度？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资本主义从内部发生变化，或者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改变资本主义？包括少数民族和妇女群体在内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是否拥有集体能力和力量击败拥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资本家和政府？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存在明显缺陷，这说明有必要探索替代方式。能否以一种开放的方式改良资本主义，同时又保持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作为社会治理的体制框架？如果不成，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行且可取的方式，来替代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呢？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能够成为这样一种方式吗？
本书研究民主的历史，时间跨度是从大约公元前508年的雅典到今天，上述那些问题倒是为参考内容提供了一个指导性框架。最为重要的是，我的目的是探索社会和经济结构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这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应该是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和统治这些社会的政府形式中的。进一步了解这种结构在历史上是如何运作的，有利于我们厘清在未来创立根本上更为民主的社会所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结构。写作本书是为下列所有人士参考，不管他们是学生、学者、工人或是活动家，只要是想更多地了解民主历史的人；只要是不仅仅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而且有开放的心态，认为将来有可能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和环境可持续的世界的人。我希望这本书会鼓舞人们对民主的历史作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我认为，本书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一些人来说，依然必不可少，因为他们想更透彻地了解历史，从而厘清如何集体创立一个拥有高质量民主的世界。我希望非马克思主义读者同样会发现其中大有价值可寻。不持偏见、真诚的学术批评应该永远受到欢迎。马克思主义者的确需要吸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先进学术研究和深刻见解，包括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新韦伯历史社会学。本书对那些想歪曲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进行了有力的迎头痛击。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探索民主的历史，进而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方面毫无价值。
我在1996年休假期间开始撰写这本书，自那时以来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对这一研究项目提供了帮助，我在这里真诚感谢。特别想说的是巴里·海因兹，在项目开始的初期几年，他让我好几次能够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政治学研究所（RSSS）的客座研究员。尽管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持保留态度，但他对项目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在此深致谢意。虽然他不可能同意本书的主要论点，但我希望他会觉得值得一读。
戴维·麦克纳利也给本书提供了慷慨的鼓励和帮助，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于2005年上半年成为约克大学政治学客座研究员。同戴维、乔治·科米奈尔、科林·莫尔斯、利奥·帕尼奇、杰夫·肯尼迪、截卫·卡姆菲尔德等交流意见，让我受益匪浅。远在英国的截维·雷顿在我写书过程中也提供了宝贵意见。新西兰奥塔戈大学允许我进修并提供了研究经费。在澳大拉西亚（即大洋洲，译者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让我受益的人更多，诸如：里克·库恩、汤姆·布兰姆波尔、戴维·麦金纳尼、杜戈尔·麦克尼尔、戴维·贝杰古德、詹尼特·贝杰古德、约翰·弗里受一莫伊、截维·尼尔森、安德鲁·泰特、吉姆·弗林、马克·麦克奎尔、罗斯莫利·杜·普赖西斯、菲利普·纳尔、布赖特·尼克尔斯、维杰·达维德斯、维墓·斯宾塞、保罗·拉麦克以及其他许多人。
毫无疑问，在学术上给予我最大帮助的，是在写这本书时那些不幸去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弗里·德·斯特·克罗伊克斯、汤尼·克利夫、保罗·弗特、克里斯·哈曼、克里斯托弗·希尔、布赖恩·曼宁、欧内斯特·曼德尔和罗夫·米利班德。此书是在他们作品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个人方面，特别感谢我的伴侣丽贝卡·斯特林格，在我开写草稿时，她就参与了，同我就许多重要议题进行过深刻探讨。她的工作大大激励了我，使我们能够一边共同照顾小儿戴兰，一边继续写书。
父亲戴维·阿尔芬斯·罗珀教导我说：社会主义和民主，要一样看重。因此，谨以本书献给他，再合适不过。
布赖恩·罗珀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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