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空白之美——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引言空白之美——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圣经·创世记》第6章第11节（中文和合本）

　　震慑（Shockand Awe）就是要制造让一般大众、社会中的特定部门或领导阶层所无法理解的恐惧、危险和破坏。以龙卷风、飓风、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饥馑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现的自然，就能产生震慑。

　　《震慑：迅速制敌之道》（Shockand Awe：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理论

　　2005年9月，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红十字收容所认识佩里（Jamar Perry）。面带笑容的年轻山达基教徒（Scientologists）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队伍当中。我刚因为没有在媒体人员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谈话而被抓住，因此现在我正在设法混入人群，虽然我是这一大群非裔美国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领食物的队伍里，排在佩里后面，好像我们是老朋友那样要求他跟我谈话，而他也和气地照办。

　　他在新奥尔良出生和长大，已离开那个被水淹没的城市一周。他看起来大约17岁，但他告诉我是23岁。他跟家人苦苦等候来载他们撤离的巴士，但巴士始终未出现，他们被迫在炙热的太阳下步行。最后他们来到这里，一个宽广的集会中心，这里通常用来举办医疗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杀：终极铁笼格斗”，但现在却挤满了两千顶帆布床，以及一大堆愤怒而疲惫的人，由刚从伊拉克返国、暴躁不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负责看管。

　　当天收容所盛传的消息是，出身该市的知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贝克（Richard Baker）告诉一群游说者：“我们终于清除了新奥尔良的公共住宅。我们无法办到的事，上帝办到了。”新奥尔良最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坎尼查洛（Joseph Canizaro）不久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想我们有了一片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石板。有了这片空白石板，我们会有巨大的商机。”一周来，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里游说者熙来攘往，都在协助促成这些大商机：降低税率、放宽管制、更低廉的劳工，以及一个“更小、更安全的城市” 实际上就是铲平公共住房项目，以高楼公寓取代它们。听到这些“重新开始”和“空白石板”的说法，会让你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头几英里外，还有一大片废墟、外溢的化学品，以及人的排泄物混杂的毒水。

　　在收容所里的佩里完全听不进去。“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把城里清干净。我看到的是城里有许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说得很小声，但我们前面队伍里的一位老人听到，回过头来说：“巴吞鲁日这些人有什么过错？这不是什么商机，而是该死的悲剧。他们瞎了吗？”

　　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插嘴说：“不对，他们没有瞎，他们是邪恶。他们认为这样正好。”

　　从新奥尔良洪水看到机会的人，有一位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议放任式资本主义、为现代高度流动的全球经济奠立理论基础的祖师级经济学家。93岁高龄、身体日渐衰弱的“米叔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随者这么称呼他），在海堤破裂三个月后却有力气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大多数新奥尔良的学校已成废墟，”弗里德曼写道，“学童的家也一样。这些孩子现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也是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弗里德曼大刀阔斧的想法是，与其把数十亿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新奥尔良既有的公立学校体系，不如政府提供消费券给家庭，用来向民间机构购买所需东西，这些民间机构有许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弗里德曼强调，这些根本的变革将不是权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弗里德曼的提议，在飓风之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的学校转变成“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特许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新奥尔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弗里德曼来说，整个公立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于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其他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供电的迟缓速度成鲜明对比，新奥尔良学校体系的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和精确。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取代。在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123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4所。在飓风前，新奥尔良有7所特许学校，现在则有31所。新奥尔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部分年轻教师被特许学校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奥尔良现在是“美国推广特许学校绩效卓著的实验场”，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则热烈赞扬“卡特琳娜在一天内成就了路易斯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大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而代之，他们形容弗里德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强夺土地”。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

　　弗里德曼的新奥尔良专栏成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一个中型美国城市的学校体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誉为半世纪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热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数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独裁者、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但他决定利用新奥尔良的危机，倡导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也许是这位精力充沛、身高5.2英尺的教授对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别，毕竟他在声名最盛时，曾形容自己是“一个在礼拜日讲道的老派传道者”。

　　过去三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精益求精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弗里德曼在他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称的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他发现“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备发生重大灾难；弗里德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

　　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坚信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制推行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期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这是马基雅维里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另一版本，也是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最持久的策略遗产之一。

　　弗里德曼第一次学到如何利用大规模的休克或危机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顾问。在皮诺切特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休克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弗里德曼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一连串迅速的经济变革——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voucher-funded）的私立学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著称，因为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弗里德曼门下。弗里德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将激起能“促进调整”的群众心理反应。他为这个痛苦的技术创造一个名词：经济“休克治疗”（shock treatment）。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休克治疗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选的方法。

　　皮诺切特也以他自己的休克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有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痛苦挣扎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休克与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问：“如果不靠电击手段，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休克降临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复兴，而且暴力程度远为惨烈。最先是战争，根据“震慑军事理论”作者群的说法，目的在于“控制敌人的意志、知觉与思想，并实际上造成敌人无力行动或反应”。接着是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在国家仍然烽火连天时，由美国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实施15％的单一税，并大幅缩小政府编制。伊拉克临时贸易部长阿拉维（Ali Abdul Amir Allawi）当时说，他的同胞“已厌倦于被当成实验对象。我们的体制已受到太多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不需要这种休克疗法”。当伊拉克人反对时，他们被逮捕送进监牢，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绝非譬喻。

　　我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如何依赖休克的力量，当时是伊拉克被占领的初期。我从巴格达报道震慑之后美国尝试施行休克疗法遭到挫败。然后我前往斯里兰卡，时值2004年大海啸后数个月，也目睹不同情况下的相同操纵：外国投资人与国际贷款机构联手利用惊慌的气氛，把整个美丽的海岸交给创业家，迅速兴建大型休闲旅游中心，阻挡数十万名渔民在海边重建他们的村庄。“在命运残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给了斯里兰卡独特的机会，从这场大悲剧中将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说。等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共和党政治人物、智库及土地开发商开始讨论“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奋的机会时，世人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达成企业目标的惯用策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大多数逃过大劫难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们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东西，修复被毁损的东西；他们想重新巩固与家园的关联。“当我重建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像在修复自己。”新奥尔良受创最重的南九区居民卡珊德拉·安德鲁斯（CassandraAndrews），在清除飓风过后的瓦砾时说。但灾难资本主义者对修复旧观不感兴趣。在伊拉克、斯里兰卡和新奥尔良，这个过程被刻意称为“重建”（recon 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灾难未完的工作，即扫除公共领域与旧小区残留的一切东西，然后迅速以一种商业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赶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能重新集结、并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前完成。

　　巴托斯（MikeBattles）说得好：“对我们来说，恐惧和混乱提供了大好机会。”这位34岁的前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员说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乱帮助他原本没有名气且毫无经验的私人安全公司卡斯特·巴托斯（Custer Battles），从联邦政府弄到约一亿美元的合约。他的话也可以用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口号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当我对大获利与大灾难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时，我想我正在目睹遍布全球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企业势力扩张运动在1999年的西雅图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作为这一运动的参与者，我已经习惯于看到类似的亲商政策透过胁迫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高峰会，或以IMF贷款附带条件强加实施。这类做法有三个如同注册商标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宽管制，以及大幅度削减社会支出。这三项要求通常极不受社会大众欢迎，但这些协议在签订的时候，至少经过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同意，也有所谓专家的共识。但现在这些意识形态计划，却透过最恶劣的手段强行实施：在入侵后的外国军事占领下，或紧接在一场大自然灾害。9·11恐怖攻击似乎提供了华盛顿特权，不必征询其他国家是否喜欢美国式的“自由贸易与民主”，就可以借震慑的武力强加于他国。

　　不过，当我愈深入发掘这种市场模式席卷全球的历史，就愈发现利用危机与灾难从一开始就是弗里德曼运动的操作手法这种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形式向来就需要灾难来达成。这在规模愈来愈大和愈严重的灾难中明显可见，但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并非9·11之后的新发明。相反，这些利用危机的大胆实验，是过去三十年严格遵从休克主义的极致表现。

　　透过这套主义的透镜观看，过去三十五年看起来大不相同。一些最恶名昭彰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过去被视为反民主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做准备。在70年代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下，有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人“失踪”，这与该国实施芝加哥学派政策密切相关，就好像恐怖与智利类似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决定派遣坦克对国会大厦开火，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给民间的障碍，扶植了俄罗斯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oligarch）。

　　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类似目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民族主义激情，让她得以用强大的武力镇压煤矿工人的罢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国家第一波民营化热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1999年攻击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

　　这些被用来达成“软化”作用的创伤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国家面对一位前IMF官员说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选择。恶性通货膨胀和深陷债务泥淖，使这些国家无法拒绝外国贷款附带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证会解救他们免于更大灾难的“休克治疗”。在亚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几近大萧条）让亚洲“小龙”为之屈膝而打开市场，进行被《纽约时报》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民主政体，但激进的自由市场转型执行的方式却一点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规模危机的气氛提供了推翻选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国家交给经济“技术官僚”。

　　当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休克疗法若要彻底实行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国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领土譬如俄罗斯。它一直与冷酷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而且创造出最多利润。

　　休克疗法班师回朝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运动从70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许多领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产国一直未获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确实跨出第一步，但美国仍然保有福利体系、社会安全计划，以及父母坚决不肯放弃的公立学校。以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美国仍然“非理性地依附着社会主义体制”。

　　共和党1995年掌控国会时，归化美国的加拿大人、日后为小布什（George W.Bush）撰写讲稿的弗鲁姆（David Frum），与一群所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国应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革命。“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与其渐进地削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主张从今年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我们一口气取消三百个计划，每个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少。也许这种削减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意义可大了。而且你马上可以办到。”

　　弗鲁姆当时无缘体验这种本土休克疗法，主要是因为没有国内危机事先铺好路。但2001年的情况大不相同。9·11攻击发生时，白宫已挤满弗里德曼的门徒，包括他的好友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布什团队以惊人的速度，掌握集体眩晕的大好机会并非布什政府阴谋策划了危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要员都是拉丁美洲和东欧灾难资本主义实验的老手。他们同属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渴盼危机有如农民久旱祈甘霖，或者像基督教锡安主义末日派教徒期待开悟。当等候已久的危机降临时，他们马上就知道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十年多来，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有系统地利用其他国家的休克时机类似9·11的外国事件，最早从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开始。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孕育并由华盛顿的机构强化的意识形态，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击事件激发的恐惧，不但发动“反恐战争”，而且把它变成纯粹的营利事业，让这个新产业为渐露疲态的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个新产业可以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触角比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期结束时所警告的军产体系还广：这是一场私人企业发动的全球战争，战役是由公帑来支应，永不停息的任务则是保护美国家园永远屹立不摇，以及消灭外国的一切“邪恶”。在短短几年内，这个体系已不断扩展它的市场触角，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国际维和、都市政策，到因应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位居这个体系核心的企业财团，其终极目标是把在特殊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营利政府模式，带进承平时期和日常的运作中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为了发动这个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布什政府未经公共辩论，就把许多最敏感与核心的政府机能外包给私人公司从提供医疗给士兵、侦讯囚犯，到搜集大众的信息，并进行“数据采矿”（data mining）。在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样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财力雄厚的创业资本家，不但提供创立体系的种子基金，而且变成其新服务的最大顾客。这里只举出三个显示这种转变规模之大的统计数字：在2003年，美国政府授予3512项合约给私人公司，以执行安全机能；到2006年8月为止的22个月期间，国土安全部授予的这类合约已超过11.5万项。全球“国土安全业”在2001年以前还是个小产业现在年值已达2000亿美元。在2006年，美国政府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545美元。

　　这只是反恐战争本土战场的支出；真正的大钱是花在海外战场上。除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获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国的军力维护现在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服务业之一。“没有两个拥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曾经互相打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96年12月大胆宣称。他不但在两年后被证明说错话，而且拜营利战争的模式所赐，美国军方还带着汉堡王（Burger King）和必胜客（Pizza Hut）上战场，授予它们从伊拉克美军基地到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专卖经营权。

　　还有人道救援与重建所需的经费。在伊拉克首创的营利救援与重建已变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发制人战争造成的破坏，例如以色列2006年攻击黎巴嫩，还是飓风带来的破坏，救援和重建都采营利模式。随着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不断地引起一系列新的灾难，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门的新兴市场，以至于不可能再留给非盈利机构了既然美国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贝希特勒（Bechtle）可以做，为什么要让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密西西比的难民可以住在嘉年华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补贴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 water）这类民间安全业者正在寻找新客户，为什么要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这就是9·11前后的差别：在之前，战争和灾难只提供商机给经济中有限的产业例如战斗机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毁桥梁的营造商。战争的首要经济角色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的手段，借以创造战后承平时期的繁荣。现在战争和灾难应变已完全民营化，它们本身就是新市场；不必等候战争结束才有繁荣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这种后现代的做法有一项明显的优点，以市场术语来说，就是它不会失误。就像一位市场分析师对能源服务业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营运特别好所下的评论：“伊拉克的情况比预期好。”当时是2006年10月，也是记录中战役最惨烈的月份，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尽管如此，很少股东会对战争为这家公司创造200亿美元营业收入感到不满。

　　在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从贴着布什政府品牌的后9·11休克治疗中崛起的，是一种体系完备的新经济。它在布什时代建立，但现在已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将屹立不摇，直到它深层的财团至上意识形态被发现、隔离并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个体系虽然由美国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国公司带来无所不在的保安摄影机技术，以色列公司兴建高科技围墙的专业，以及加拿大木材业销售比当地房屋贵好几倍的组合屋，等等。“我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灾难重建视为真正的房屋市场，”加拿大一家林业集团的总裁贝克说，“这是一套长期多角化经营的策略。”

　　就规模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圈内人士透露，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灭后，“安全泡沫”接着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估计光是在美国2006年就高达空前的600亿美元），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每一次发生新危机就愈高），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当我们试图阐述在战争和灾难的激进的私有化进程中达到顶点的意识形态之十字军的历史，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没有固定形象，它不断改变名称和转换身份。弗里德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但他的美国徒众认为自由主义代表课征重税和嬉皮，所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场派”（freemarketer），以及后来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追随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教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也常称为“自由贸易”或“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库与弗里德曼有深长的关系，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院（AEI）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才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种挟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力量为财团目标服务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个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以及削减社会支出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名称没有一种听起来恰当。弗里德曼建构他的运动是以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为目标，但当他纯正主义的设想在真实世界实践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三十年每个采用芝加哥学派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一个由少数极大企业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强大统治联盟且两个集团间的区隔十分模糊而易变。在俄罗斯，这个联盟的民间富豪参与者叫“寡头”（Oligarch）；在智利叫“食人鱼”（piranha）；在美国则是布什切尼鼓吹的“先驱”（Pioneer）。这些政治与企业精英崛起后，非但未能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反而分进合击，交换和分配原本由国家掌控珍稀资源的权利从俄罗斯的油田，到在伊拉克未经招标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约。

　　若要说明这种铲除大政府与大企业界线的体制，更正确的名词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其他特征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同样的，政府和大企业交换恩惠与合约）、大规模监禁、限制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

　　酷刑的隐喻

　　从智利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十字军的沉默伙伴。但严刑拷打不只是对反抗者强加不受欢迎政策的工具，也是休克主义基本逻辑的隐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说的“强制性审问”，是一套用来使犯人深陷迷失与震惊，以便迫使他们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导原则详述于两本90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册。手册解释说，打破“抗拒来源”的方法是，创造犯人与他们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间的激烈断裂。首先，感官被剥夺所有的输入（用头巾、耳塞、手铐脚镣、完全隔离），然后身体被超过负荷的刺激轰炸（闪光灯、高分贝的音乐、殴打、电击）。

　　这个“软化”阶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种飓风：犯人心理退化，并害怕到他们无法以理智思考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这种休克状况下，大多数囚犯提供审讯者想要的任何东西信息、自白、放弃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册提供一种特别简洁的解释：“会产生片刻的生命暂停（suspended animation）时间可能极短暂这是一种心理休克或麻痹。它由创伤或次创伤经验所引起，会彻底破坏对象熟悉的世界，以及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经验的审问者看到这种效应时会认得，知道这时候抗拒来源比休克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听话。”

　　休克主义完全仿效这种过程，尝试以极大的规模达成酷刑在审讯室对个人达成的事。最明显的例子是9·11的打击，造成数百万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开一段深陷迷失与退化的时期，而布什政府则熟练地善加利用这样的情况。突然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纪元，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现在都可以被斥为“9·11前的思维”。我们的历史知识从未有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北美洲已变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群新专家立即出现，在我们创伤后空白的意识画布刻下新而美丽的字句：“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国土安全”。趁着所有人专注在攸关生死的新文化战争，布什政府终于可以进行9·11之前只能梦想的事：在海外发动私有化战争，在国内建立一个私人企业国土安全体系。

　　这就是休克主义运作的方式：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盘、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陷于集体休克之中。坠落的炸弹、迸发的恐怖、狂飙的暴风软化了整个社会，就像酷刑室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殴打软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慑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弃他的信心，遭受打击的社会往往也放弃平时捍卫的东西。佩里和他在巴吞鲁日收容所的难民同伴，应该放弃他们的住宅计划和公立学校。在海啸肆虐后，斯里兰卡的渔民应该放弃他们宝贵的海滨土地，交给旅游开发商。如果一切依照计划进行，伊拉克人应该陷入震惊和畏惧而放弃他们的原油储藏、国营企业和主权，交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军。

　　自由人的大谎言

　　在无数歌颂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人提到休克与危机在宣扬他的世界观中扮演的角色。不过经济学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重述他宣扬的激进资本主义，如何在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变成政府正统思想的官方版说法。这是一段童话故事版的历史，洗净了与这支十字军紧密交织的所有暴力和压制，它也代表过去三十年来最成功的宣传手法。这个故事大致是这么说的：

　　弗里德曼奉献一生致力于一场思想上的和平之战，对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以减少伤害的人。他相信当政治人物开始听从新政与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建构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时，历史便“走上错误的轨道”。1929年的市场崩盘创造了一股无可阻挡的共识，认为放任主义已经失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重新分配财富和规范企业。在放任主义黯淡无光的时期，共产主义征服了东方，西方信奉了福利国家的理念，经济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南方生根，弗里德曼和他的导师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护着纯正资本主义的火苗，不受凯恩斯信徒尝试聚积集体财富以建立正义社会的污染。

　　“以我所见，最大的错误是，”弗里德曼1975年写信给皮诺切特说，“以为可以用别人的钱来行善。”可惜很少人听进去，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政府可以而且应该行善。1969年的《时代》杂志贬抑弗里德曼为“小丑或寄生虫”，只有少数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后，当他在知识界的荒野走过数十年后，80年代终于出现了撒切尔（她称弗里德曼为“思想自由的斗士”）和里根（他在总统竞选所到之处都带着一本弗里德曼的宣言《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终于有政治领袖敢于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解脱枷锁的自由市场。根据这则官方版的故事，在里根和撒切尔和平而民主地解放两国的市场后，随之而来的自由与繁荣是如此受到欢迎，以致当从马尼拉到柏林的独裁体制开始崩解时，人民无不想要大麦克汉堡（BigMac）和实施里根经济政策。

　　苏联终于崩溃时，“邪恶帝国”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弗里德曼式的革命。这表示迈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场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碍，解放的私人企业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而且将畅行无阻地跨越国界，把繁荣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对如何管理社会形成两个共识：政治领袖应由选举产生，而经济则应根据弗里德曼的原理来运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这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弗里德曼死时，《财富》杂志（Fortune）写道：“他带走了历史潮流”；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赞扬他是“人类自由的伟大斗士，不只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各个领域”；加州州长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2007年1月29日是加州的弗里德曼日，数个城市和乡镇也这么做。《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浓缩成这样一句简洁的颂词：“自由人”（Freedom Man）。

　　本书将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申言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相反，我将证明这种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在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政商财团主义的崛起是在休克中写下的。

　　情势岌岌可危。政商财团的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边疆：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模式入侵的部门包括对灾难的应变和建立军备。他们在国内或国外推行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由于休克与危机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场崛起的官方记录中被彻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所展现的极端手法，往往被误解为布什政府特有的无能或亲信政治。事实上，布什的事迹代表的，正是五十年来企业解放运动穷凶极恶的暴力和发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尝试以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追随者的罪行，都必须极其审慎，我们很容易指控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错误，而且是极权专制、法西斯、集体屠杀。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众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指认出来。这些封闭、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无法与其他信仰体系共存；它们的追随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绝对的自由以实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现况必须加以铲除，让位给他们纯正的创见。这种逻辑源自圣经中洪水与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通常只有极端宗教的和激进的理念系统，会想要铲除整个种族和文化，以便达成一个净化的新世界。但自从苏联崩溃后，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急于清算以共产主义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

　　当苏联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员清点人为的饥馑、劳改营和暗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过程激起举世的热烈辩论，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识形态，有多少则是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和波尔布特的信徒扭曲的结果。

　　“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施加的集体镇压，制造出一种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引发广泛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尔特斯（Stephane Courtois）写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罪责吗？”当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见猎心喜宣称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就主张消灭异己，而是一种教条、极权、蔑视多元的共产主义诠释，才导致斯大林整肃异己。极权共产主义已经（而且应该）因为这些真实世界的实验而永远染上污点。

　　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政商财团体制而发动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做法、冷战的局部冲突，以及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政商财团主义经济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不管在70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镇压也被解释成对抗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从未被视为推动纯粹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是说所有形式的市场体制与生俱来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不需要这种暴力，也不要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消费性产品的自由市场能够和免费公共医疗、公共学校，或者国家拥有的主要经济部门如国营石油公司共存共荣。同样可能的是，要求大企业支付合宜的工资，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政府借课税和重分配财富，以降低政商财团国家明显的高度不平等。市场不需要走原教旨路线。

　　凯恩斯在大萧条后主张的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管制经济，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场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国的类似转变。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想拆解的，就是这种妥协、克制和平衡的体制。从这个观点看，芝加哥学派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他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特质：渴望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纯粹，企盼可以重建社会模型的空白石板。

　　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过去三十五年来，激励着弗里德曼的反革命思想的，是某种唯有在社会剧变时期才有可能实现的自由和可能此时，人民随同他们顽固的习气和坚定的要求一起被一扫而空在那些民主政治遥不可及的时刻。

　　休克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譬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只有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