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酷刑实验室——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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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两类医生的休克研究和开发

第一章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Cyril J.C.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Dr.David 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 Certetti），精神病学家，1954年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 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特殊审问技巧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 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 “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简断篇。有时候她会很清楚记住某件事她所说的“记忆碎片” 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1968年，”她会说，“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 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崩溃，不得不进医院和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彼此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吸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 ”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1950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苯环利定（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 Information Act）的规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白老鼠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赔偿。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

　　休克工厂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数据，总共183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数个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 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宣称受到恶劣对待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追求空白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一切可能解释她在医院遭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 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 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根据他当时出版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rasa）。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1940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

　　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ECT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 Rice）在70年代中期，带领一个反对ECT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ECT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久远的时候”。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论文，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只能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101天的录音带。

　　在50年代中期，数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完全隔离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为MK-Ultra。在紧接的十年，MK-Ultra将支出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涉入的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那些测试多半不像严肃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学兄弟会恶作剧，结果并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学实证。要达到这个目标，中情局需要为数众多的人类测试对象。他们数度想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风险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国本土测试危险药物的消息走漏，整个计划可能遭关闭。这就是中情局对加拿大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缘由。这层关系可追溯到1951年6月1日，情报局与学术界在蒙特利尔的丽池卡登饭店（Ritz-Carlton Hotel）举行三方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西方情报圈愈来愈担心，共产党似乎已发现如何为战犯“洗脑”的方法。证据就是在韩国遭俘虏的美国大兵被安排在摄影机前，似乎满心情愿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据解密的记录，丽池会议的出席者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局长苏兰德（Omond Solandt）、英国国际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提萨德（Henry 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两位代表都相信西方强权必须赶快弄清楚，共产党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寻常的自白。目标既定，第一步是进行“具体案例的临床研究”，以了解洗脑可能运作的方式。这项研究明文的目的不是西方强权应开始对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让西方士兵做好准备，以因应万一被俘虏时可能面对的胁迫技巧。

　　中情局的兴趣当然不只如此。然而因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纳粹酷刑引发举世谴责，所以即使在像丽池这种闭门会议，参与的情报单位也不可能公开承认对发展另类审讯方法感兴趣。

　　丽池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是麦吉尔大学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 Hebb）博士。据解密的记录，赫布尝试解开美国大兵自白的谜团，他猜测共产党可能把犯人置于密集的隔离，阻绝感官的输入，借以操纵他们。情报首长大感兴趣，三个月后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国防部的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连串列为机密的感官剥夺实验。赫布支付63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每天20美元，把他们隔离在房间里，戴上深色护目镜，用耳机播放白噪声（white noise），并以厚纸管包覆他们手臂和手掌，以便干扰他们的触觉。这些学生一连数天飘浮在虚无中，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无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们愈来愈鲜明的想象中。为了看这种剥夺是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洗脑”，赫布接着开始播放谈论鬼魂存在或科学骗人的录音带？一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表示无法接受的观念。

　　赫布的发现记录在一份机密报告里，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上说，感官剥夺显然会导致受测的学生极度困惑和产生幻觉，以致“在知觉剥夺期间和刚结束时，暂时大幅降低智力”。此外，由于学生渴望刺激，使他们出奇地易于接受录音带上播放的观念，而且有几位在实验结束后，对玄秘观念的兴趣仍持续数周之久。似乎感官剥夺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们心智的一部分，接着感官刺激重写了他们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记录有一份拷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国海军，42份给美国陆军。中情局也透过赫布的学生研究员鲍德温（Maitland Baldwin）监视研究的发现，他在赫布不知情下向中情局报告。如此热切的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证明了，彻底的隔离会干扰思考能力，使人更易于接受暗示这对审讯者而言是无价的发现。赫布后来发现他的研究具有庞大的潜力，不只能用于保护被俘虏的士兵避免被“洗脑”，也是某种心理刑讯的技术指南。赫布在198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说：“在向国防研究局报告时，我们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审讯技术。”

　　赫布的报告指出，四个实验对象“不约而同表示，处在实验环境下是一种酷刑”，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忍耐超过极限（二至三天）显然已违背医疗道德。赫布深知实验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强迫实验对象处在知觉隔离状态30到60天”。

　　对赫布不可能，但对他在麦吉尔大学的同僚和学界的劲敌卡梅伦，却完全可能。（赫布后来顾不得学者修养，形容卡梅伦“像罪犯般愚蠢”。）卡梅伦已经说服自己，激烈摧毁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们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并不违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于征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凭他处置；标准的同意书格式赋予卡梅伦绝对的治疗权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脑前额叶切开手术。

　　虽然卡梅伦与中情局已经往来多年，但直到1957年他才获得中情局第一笔经费，是透过一家叫人类生态研究学会的空壳组织支付。当中情局的钱涌进后，亚伦纪念研究所马上变得不再像一所医院，反而更像死亡监狱。

　　第一个改变是电击剂量大幅提高。发明备受争议的佩奇-罗素电击器的两位精神病医生，曾建议每位病人治疗四次，总共电击次数为24次。卡梅伦开始时让他的患者每天使用这部机器两次，连续30天，电击总次数达到惊人的每位患者360次远超过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数，例如卡斯特纳。除了已经开给患者琳琅满目的药外，他还增加更多实验性的改变心智药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兴趣的LSD和PCP。

　　他也为抹除心智的弹药库增添其他武器：剥夺感觉和延迟睡眠。他宣称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个人防卫”，使患者更容易接受录音带中的信息。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卡梅伦就用援款把医院后面的旧马房改装成隔离间。他也精心计划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间他称为隔离室的房间。他把房间完全隔音，在里面播放白噪声，隔绝光线，让患者戴上黑色护目镜和“橡胶耳塞”，并以纸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中说的，“避免他碰触身体借以干扰他的自我印象”。但赫布的学生只忍受数天的知觉剥夺就得以脱困，卡梅伦却让他的患者承受数周之久，其中一位被关在隔离间整整35天。

　　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到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到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

　　卡梅伦在1960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 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时飞越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数个月或数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消耗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到1960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德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 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 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2500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在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

　　恐惧的科学

　　1988年，《纽约时报》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3116营审讯官卡瓦列罗（Florencio Caballero）告诉《纽约时报》，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让他站着，不准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里，给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动物尸体，对他泼冷水，改变温度。”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电击。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Ines Murillo）对《纽约时报》说，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尖叫，并因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说：“我闻到焦味，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穆里略也说，房间里还有别的人：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他们称呼他“麦克先生”。

　　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CI）举行听证会，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Richard Stolz）在会中证实：“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初次报道九年之后，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库巴克反情报审讯》（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的手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手册名称的代号“库巴克”（Kubark）是化名，前两个字母“Ku”是随机选取的字母，“BARK”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晚近的报道揣测“Ku”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这本128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对抗拒来源进行审讯”，主要根据MK-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stress position），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并指示审讯者“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一、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二、如果要使用医疗、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实时”。）

　　手册是日期是1963年，也就是MK-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手册宣称，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它们可以“摧毁抗拒来源的抗拒能力”。结果证明这是MK-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脑（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以便从“抗拒来源”榨取信息。换句话说，刑讯。

　　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手册内容描述“审讯的方法，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精致的新时代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 Inquisition）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凌驾那些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关于审讯技术，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

　　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并引述“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并说“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界世界，会迫使它转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即1983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册上说：“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以便阻绝光线。”

　　这就是赫布担心的：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可怕的审讯技术”。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以及他用来干扰“时间-空间感”的配方。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基本原则是，审讯应该事先规划，以便干扰来源的时间顺序感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混淆白天与晚上。”

　　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spot），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 W.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脱光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在那段期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去模式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不是直接审讯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 Ortiz）作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哈伯瑞（Jennifer 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war）中扮演的角色，向来都秘密进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统一军事法典》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

　　2001年9月11日，连这个长期坚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彻底的迷惑、极端恐惧与焦虑，以及集体退化。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父亲角色”一样，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扮演起保护的全能父亲角色，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防卫“国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黑暗面”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弃的（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宣称的。历史学家韦尔斯［GarryWills］称之为美国的“原无罪”［original sinlessness］迷思）；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以往由代理人执行、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

　　尽管有这些外包（outsoucing）酷刑的议论，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in-sourcing），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或直接透过“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9·11攻击之后，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因为他们是“敌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而非战俘；这个观点也获得当时白宫顾问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确认（后来他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接着，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一连串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特殊审讯做法，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册描述的手段：“使用隔离设施最高达30天”、“剥夺光线和声音刺激”、“羁押者在运输和讯问期间可以用头巾覆盖头部”、“脱去衣服”，以及“利用个别羁押者的恐惧心理（例如害怕狗）以制造压力”。根据白宫的说法，酷刑仍然被禁止，但现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义，施加的痛苦必须“达到产生像器官衰竭等严重生理伤害的程度”。根据这些新规范，美国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层层保密与否认下发展的方法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可以公然为之，不必担心遭追诉。因此在2006年2月，中情局的顾问单位情报科学委员会（Intelligence Sciences Board），出版一份由国防部资深审讯官写的报告，公开表示“仔细阅读库巴克手册是所有参与审讯者必做的事”。

　　这项新命令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公民兼前帮派成员帕迪拉（Jose Padilla）。2002年5月，他在芝加哥欧海尔（O Hare）机场遭逮捕，被控意图制造一颗“脏弹”（dirtybomb，编按：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弹）。但帕迪拉没有被起诉，也未经由法院体系处理，而是被归类为敌对战斗人员，并遭到剥夺所有权利。帕迪拉说，他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后，被注射他认为是LSD或PCP的药物，并遭到密集的知觉剥夺：他被关在小房间，窗户的光线被隔绝，不准有时钟或日历。每次离开房间时，他都被脚镣手铐，眼睛覆盖黑色护目镜，并以厚重的耳机阻绝声音。帕迪拉被留置在这种情况下1307天，除了他的审问者外，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当审问者讯问他时，便以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声音轰炸他饥渴的感官。

　　帕迪拉在2006年12月获准出席法院听证，虽然导致他被逮捕的脏弹指控已经撤销。他被指控与恐怖分子联络，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根据专家证词，卡梅伦的退化技术已彻底摧毁他成人的部分，这也是这套技术设计的原意。“长期对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讯已造成他心智与生理的伤害。”他的律师对法庭说，“政府对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夺走他的人格。”一位评估他的精神病学家作结论说，他“缺少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不过，布什指派的法官坚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审判。即使只是能接受公开审判，也让帕迪拉的例子显得极为特殊。还有成千上万被羁押在美国监狱的囚犯那些和帕迪拉不同，不是美国公民的人经历过类似的酷刑对待，却没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

　　许多人在关塔那摩逐渐枯萎。被拘禁在关塔那摩湾的澳洲人哈比卜（Mamdouh Habib）曾说：“关塔那摩是一个实验他们实验的是洗脑。”从关塔那摩流出的证词、报告和照片，看起来确实像1950年代的亚伦纪念研究所被搬到古巴。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严格的知觉剥夺，戴上头套和阻绝光线的护目镜，以及阻绝所有声音的厚耳机。他们被留在隔离室几个月，被带出房间只为了用狗吠声、闪光灯和不断重复播放的婴儿哭声、吵闹的音乐及猫叫声录音带，轰炸他们的感官。

　　对许多囚犯来说，这些技术的效果很像50年代亚伦研究所中的效果：完全退化。一位被释放的英国籍囚犯告诉律师，这所监狱现在已有一整区叫德尔塔区（Delta Block），专门用来关“至少50名”永远处于意识不清状态的囚犯。一封联邦调查局（FBI）写给五角大楼的信已经解密，里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被长期隔离超过三个月”，并“出现符合极度心理创伤迹象的行为（对不存在的人说话、报告听到声音、一连数个小时蜷曲在被单中）”。前美国陆军回教随军牧师耶义（James Yee）曾在关塔那摩工作，他描述德尔他区的囚犯显露典型的极度退化。“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会以小孩似的声音回答我，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许多人会大声唱儿歌，不断反复唱。有些人会站到铁床架的上面，举止就像小孩，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Kingof the Mountain）的游戏。”情况在2007年1月显著恶化，有165名犯人被移往监狱的另一区，即所谓的第六营（Camp Six），那里的钢制隔离房禁止任何人接近。代表数名关塔那摩囚犯的律师韦列特（Sabin Willett）警告说，如果情势继续恶化：“那里将变成疯人院。”

　　人权组织指出，关塔那摩尽管骇人听闻，却是美国经营的海外审讯监狱中最好的，因为它开放有限度的监督给红十字会和律师。不知名的囚犯纷纷在世界各地所谓的黑牢（black sites）网络消失，或被美国情报当局透过非常规引渡运往外国管理的监狱。脱离这些梦魇的囚犯作证说，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卡梅伦式震撼技术。

　　意大利神职人员纳瑟（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在米兰街头，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意大利秘密警察绑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后来写道，“他们开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处。他们用宽胶带缠绕我的整个头和脸，在我鼻子和脸上挖洞让我呼吸。”他们把他送往埃及，让他住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那里“蟑螂和老鼠爬过我的身体”，持续14个月。纳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关在埃及的监牢，但设法私运出一封11页的信，记述他遭到虐待。

　　他写出自己不断遭到电击的酷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被“绑在一个绰号叫新娘的铁制拷问台，然后遭到电击器攻击”，又“被绑在地板的湿床垫上，一名审讯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上的椅子，另一名审讯者则打开一个开关，让电流通过床垫的钢圈。据国际特赦组织，他的睾丸也遭电击”。

　　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击酷刑用在美国俘虏的犯人身上并非孤立事件，而这个事实在讨论美国是否确实有动用酷刑或只是“创造性的审讯”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关塔那摩囚犯杜沙利（Jumahal-Dossari）曾试图自杀十几次，他被美国羁押在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时，透过给律师的书面证词说：“审讯者带来一个像手机的小装置，但那是电击器。他开始电击我的脸、我的背、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

　　来自德国的库纳兹（Murat Kurnaz）在美国管理的坎大哈监狱，也遭到类似的待遇。“那时候一切刚开始，所以完全没有规则。他们有权做任何事。他们每次都殴打我们。他们使用电击。他们把我的头压到水里。”

　　重建失败

　　在我们初次见面快结束时，我要求卡斯特纳告诉我更多她的“电击梦”。她说，她经常梦到一排排的患者，飘进和飘出药物诱发的睡眠。“我听到有人尖叫、呻吟、哀鸣；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记得走进那个房间的感觉，我全身冒汗，恶心，反胃我的头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一团东西，而不是一个头。”卡斯特纳描述这些时，突然像飘到遥远之处，颓坐在她的蓝色椅子上，呼吸变成咻喘。她眼帘下垂，但我可以看到眼帘下的眼珠快速颤动。她把手放在右太阳穴上，以突然变沉重和恍神的声音说：“我陷入回忆中，你必须把我带回来。告诉我伊拉克的情况告诉我那里有多糟。”

　　我思索适合这种怪异情境的战争故事，想到绿区（Green Zone）里的生活中一些相对较亲切的事。卡斯特纳的脸渐渐放松，呼吸慢慢变深。她的蓝眼睛再度注视我。“谢谢你，”她说，“我刚才陷入回忆里。”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告诉我的。”

　　她倾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卡斯特纳后，我不断想着当她要求我说有关伊拉克的事时，我没告诉她的事。我想告诉她却无法启齿的是，她让我想到伊拉克的事；我忍不住想到发生在她（一个饱受休克的人）身上的事，与发生在伊拉克（一个饱受休克的国家）的事，两者有着某种联结，都是同样可怕的理论的不同展现。

　　卡梅伦的理论根据是，把他的患者打击到混乱的退化状态，可以为他创造“重建”健康模范市民的条件。这让卡斯特纳吃足苦头，她的脊椎骨折，记忆破碎，但卡梅伦在他的著作里幻想自己的破坏行为是一种创造，是给幸运患者的礼物，因为这些患者将在他无情的去模式下获得重生。

　　卡梅伦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不管他如何设法让患者退化，他们从未吸收或接受不断反复播放的录音带信息。虽然他是摧毁人的天才，却无法重建他们。卡梅伦离开亚伦纪念研究所后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他的前患者有75％在接受治疗后，病情比住院前更严重。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职工作的人，有超过半数无法再全职工作，而且有许多人像卡斯特纳那样，深受许多新的生理与精神病痛之苦。“心理驱力”不管用，连一点效果都没有，亚伦纪念研究所最后禁止这种疗法。

　　现在回顾已经很明显，问题出在这整套理论的前提：在疗愈发生前，必须抹除既有的一切。卡梅伦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习性、模式和记忆完全消灭，就能达到纯粹空白石板的状态。但不管他多固执地电击、下药和混淆患者，他从未达到目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他愈摧毁，他的患者受创就愈重。他们的心智并非“空白”，反而是一片混乱，他们的记忆断裂，他们的信任遭出卖。

　　灾难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区别破坏与创造、伤害与疗愈。这是我在伊拉克紧张地扫视满目疮痍的大地、等待下一个爆炸时，经常萌生的感觉。震撼的救赎力量的狂热信仰者，以及美英侵略行动的策划者，想象他们使用的武力会如此震撼、如此难以抵挡，让伊拉克人陷入某种生命暂停的状态，就像库巴克手册所描述的那样。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伊拉克的侵略者还会悄悄施加另一种经济震撼，以便在入侵后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创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模范。

　　但空白石板并不存在，只有废墟和遭到重创的愤怒人民当他们抗拒时，就会遭到更多震撼，其中有些震撼根据的就是许多年前在卡斯特纳身上进行的实验。“我们的确很擅长摧毁东西，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这里花更多时间建设而非战斗时，那才是美好的一天。”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基亚雷利（Peter W.Chiarelli）将军，在战争正式结束一年半后说。那一天永远没到来。和卡梅伦一样，伊拉克的震撼医生懂得摧毁，但他们似乎无法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