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方索十二世统治期间，以及阿方索十三世即位初期，即一八七四至一九〇二年这二十八年可谓风平浪静。统治阶层、教会、贵族以及军队选择联合，一致拥护国王——恰也是个好人，捍卫现存秩序。不再有政变。要防备将军，也要使民众臣服。这一联合组成的自然是“保守”党，领导人是精明的卡诺瓦斯（Antonio Cánovas de Castillo），把从前的温和派同许多卡洛斯分子以及更早时活跃的大多数自由派汇成一体。而在一八七三年活跃的共和党，背后没有民众支持的一小伙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自诩“支持变革”，受萨加斯塔（Práxedes Mateo Sagasta）领导，已转为拥护君主制，接受保守党的示好式安排，偶尔出任部长；另一部分受卡斯特拉（Emilio Castelar）领导，宣称恪守共和理念，却从不参与政府，小心避免把所秉持的理念付诸实践。各个活跃阶层的联合——寻常百姓已隐入黑暗——使得世道和平。现代工业以及商业迎来春天，外国人、巴斯克人以及加泰罗尼亚人抓住机会。和平孕育着终将打破和平的力量。
与一八〇八年活跃的那一群人不同，这股新兴力量从心底里服膺欧洲，为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努力着。头一拨是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他们在革命中犹豫不决，成果寥寥，在动荡岁月中却达成了一件事：催生了后来被称为“Fomento del Trabajo Nacional”的团体，即加泰罗尼亚工厂主联合会。在创立之初，它并不关心地区政治。在这一时期，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亦是一股巩固秩序的力量，也有了丰厚回报：西班牙从自由贸易转为保护性关税，既包括小麦也包括纺织品。这是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与卡斯蒂利亚以及安达卢西亚地主达成的协议。正因为如此，加泰罗尼亚大资产阶级从未完全支持本地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八九〇年代，西班牙其他地区并无工业可言。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些纺织厂主觉得已具备实力，工厂主联合会开始积极介入政治。不久，大资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盟组建。其政治诉求是地区自治，而非独立，一如既往同卡斯蒂利亚主要党派合作。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坎博（Francesc Cambó）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他担任工厂主联合会和联盟党的主席，又是西美电气公司主席，经常出任政府部长。多次获得总理提名，却从未当选。作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他无法见容于卡斯蒂利亚人。对西班牙资产阶级而言实属不幸——最具实力的一支地处偏远，所以西班牙资产阶级才如此孱弱，所以加泰罗尼亚问题才如此关键，稍有疏忽就会玉石俱焚。这难道不是西班牙抵制资本主义的又一表现么？某地区的主导阶级要把国家彻底欧洲化，人们总会怀疑其居心叵测。
在加泰罗尼亚之后，北部海岸投身现代化进程。二十世纪初，新政党纷纷涌现。这一次是真正的欧洲化政党，与只作口头标榜的老自由派完全不同。其中包括在梅尔吉亚德斯·阿尔瓦雷斯（Melquíadez Álvarez）领导的“改革党”，毕尔巴鄂以及其他工业中心的资产阶级代表；在政治诉求上与加泰罗尼亚里加党有所区别，更倾向与中央政府保持同步，并未过多强调本地。稍早前也出现了工人社会党，领导人巴卜罗·伊格莱西亚（Pablo Iglesias）组建了作风温和的工会组织劳工总会（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在西班牙北部，主要是阿斯图里亚斯——易受欧洲影响的地区有广泛支持。他们岂止是温和，甚至可谓懦弱，在方方面面均与安那其形成对比。这不难理解。社会党和劳工总会并非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倘若像西班牙工人那样出身寒苦，孤立无援，不温驯又能如何？劳工总会组织起大多数西班牙矿工。社会党人致力于实现真正的选举（此前的选举一直受内政部和各地权贵操纵），希望能为构建议会打下基础。
在此过程中，他们得到“改革党”和联盟党的大力支持。这两派都认为要想自己主宰政局，得先削弱神职人员、国民卫队首领以及大地主的势力。不久，共和党也以新面貌出现，不再是卡斯特拉这类人物，而是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罗里奥斯（Francisco Giner de los Rios）领导，并在共济会和“科学与文学学会”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一股革命力量。共和党主要有一批马德里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十分希望按照欧洲路线来复兴国家。共和党的勃兴与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文学复兴密切相关，涌现出乌纳穆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华金·科斯塔等许多作家。
资产阶级可以被经济改革措施收买，社会党人懦弱，年轻的共和派作家没有威慑力。如果没有民众再次干预，各路进步力量的联合可能仍然一事无成。然而一九〇二年是民众运动复兴的一年，从那以后再未终止。一八七三年，旧政权解体激发了起义，政权重组后，民众也沉寂下去。随着现代工业的逐步发展，知识与教育的普及，民众获得了力量，能够运用这股蓬勃力量来推动改革。
倚赖地方权贵、神职人员、国民卫队，偶尔也有律师参与运作的旧式政权，只知道一种处理严肃问题的方法：子弹。对如何减轻民众背负的生活重担束手无策，也争取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一八九八年，西班牙被美国打败，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政权日渐溃塌，间或被军队犯下的屠杀打断——毋宁说就是其解体的一部分。
一系列大型罢工、起义震撼着西班牙，一次比一次波及广泛。一九〇二年，巴塞罗那总罢工；一九〇六年，巴塞罗那再次总罢工；一九〇九年，波及范围广得多，政府丧失了所有信任；也无力应对摩洛哥里夫部落的起义。因为兵力极为缺乏，只好征召新兵入伍。在摩洛哥残忍战争中牺牲的加泰罗尼亚人比卡斯蒂利亚人多，这是卡斯蒂利亚政治家有意而为，还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安排？不管怎样，只有加泰罗尼亚籍预备役军人受召入伍。加泰罗尼亚人奋而起义。征兵不得不停止，但起义也被残酷镇压。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esc Ferrer），一位安那其，也是位教育家，与起义毫无瓜葛，却因批评教会对教育的垄断，被教士所记恨，在巴塞罗那蒙锥克城堡被处决。这激起了全欧洲的抗议，民众运动寻到了一位烈士。从此以后，以往起义中偶尔出现的焚烧教堂成了习惯动作。
旧政权虚弱得很。操纵城市选区的选举结果变得越来越难。在民众运动的压力下，一个个旧党派分崩离析。新党要求改革，愈发坚持。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败北以后，政治暗杀成了惯例。卡诺瓦斯遇刺，国王惊险逃脱。也有了尝试改革的举措。卡纳雷哈斯与俄国首相斯托雷平类似，也是其同时代人，坚决反对民主，却支持现代化。他遭到教会的抵制，无所作为，终被一名安那其暗杀。政府走投无路，孤注一掷，为了威吓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巴塞罗那警察与匪徒联手，策划暗杀，目标是加泰罗尼亚工业及联盟党的领导人，并确保其顺利实施。同时，政府又拿亚历杭德罗·勒鲁（Alejandro Lerroux）的“激进”党来对抗加泰罗尼亚人和安那其。勒鲁早期只在巴塞罗那活动，以暴力行为反对加泰罗尼亚民族运动——彼时对政权构成真正威胁。不少人觉得他可疑，在其“革命”时期即与警察勾结。勒鲁曾被唤作“平行线大街之王”（平行线大街是巴塞罗那底层民众聚集区的干道）。一战爆发，勒鲁的影响力被崛起的安那其削弱。现代文明入侵一个无法消化它的社会，反而促其解体。
一战的爆发刺激了国内经济发展，使解体愈发明显。作为中立国，西班牙获利良多。生意从未这样繁荣过。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声音愈发响亮，愈发坚持自己的主张。政权又犯下严重错误，同情德国，尽其所能施予援手，出于一支保守势力对另一支保守势力的惺惺相惜之感。协约国岂能错过反抗运动兴起的机会。适逢一次危机，冲突公开爆发。一些军官把一位讽刺军队的漫画家好好教训了一顿。国防部长欲按军纪对行凶者施以处分，却遭到“防卫协会”的反对。这是个秘密军官组织，或有高级将领的默许，如今公开捍卫应被送去审判的同事。突然之间，一切一目了然，妥协是为了重整旗鼓，军队对政府的服从不过是表面功夫。它可以随心所欲行事，可以直接对抗国防部。军队问题，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进步”过程中看似解决，又显出原形，仍和从前一模一样。“协会”宣布解散，军队却达到目的：国防部长辞职，随即引发内阁人事动荡，终究顺遂军队意愿，组建新内阁。这是一九一七年春的事。自那以后，秘密军官组织一直存在，顶着不同的名字，直到一九三六年以“军人联盟”的名义准备发起反叛。
面对目中无人的防卫协会，各路政党毫无招架之力。全面改革、约束军队权力、建立议会制政府、召开制宪会议等要求响彻全国。政府拒绝召开制宪会议，那又意味着一场革命。七十一名议会议员（总共七百六十名议员），大多为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代表，在巴塞罗那聚集，召开了一场小型制宪会议，受到各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一个月后，事态进一步升级。民众发起第一场涉及西班牙全境的大罢工。这持续了三天，由社会党人和安那其共同领导，双方协同一致，呼吁建立一个共和国。资产阶级选择静观，唯恐对自己不利。后续乏力，单凭中下阶层和工人还不足以推翻君主制，大罢工又被残酷镇压，还未来得及达到成效就被专制终止。
尽管如此，民众依然深受鼓舞。几乎整个国家都被吸引进革命的轨道。君主制已无力回天。彼时对第一共和国漠然的西班牙民众（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起义农民除外）不再袖手旁观。一个新政权呼之欲出，无论是共和国还是法西斯。各路政党也有了深刻改变。斗争过的共和党重燃斗志，社会党人在与更积极、更有决断力的共和党人的协作中也变得大胆，而最深刻的改变发生在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安那其身上。
在大罢工面前，无所作为的联盟党彻底倒向政府一边，坎博不久出任财政部长；它像个马德里的代理人，愈发遭人轻视，加速解体。几年之间，涌现出的新政党都比联盟党更先锋，有些甚至要求建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一九一七年之后的十年间，加泰罗尼亚又退回到一片政治喧哗中。马西亚上校（Francesc Maciá）把彼此类似的小党组成“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击败了坎博和勒鲁，赢得中下阶层的广泛支持。一小部分工业资本家仍支持坎博的联盟党（愈发亲卡斯蒂利亚，愈发保守，愈发为巴塞罗那知识分子所憎恨）。全体无产者则投向安那其。而乡村依然丝毫不受影响。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期间，即从一九二三年以后，马西亚在加泰罗尼亚发起多次武装起义，起初并不成功，逐渐获得声誉，成为本地领袖。在坎博与左翼共和党的对峙中，是后者取得胜利，这证明了像在加泰罗尼亚这样终究要倚靠国内市场的工业地区，无法在主张本地政治权利的同时，还任由资产阶级领导。加泰罗尼亚人选择坚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利益相悖。西班牙资产阶级在最具实力的地区被打败，西班牙现代化进程也因此受挫。
另一方面，安那其往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屡次挫败使安那其懂得，想在西班牙工业地区争取人心，就得试着融入工人群体。如今的安那其既非从前那种一心想摧毁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奉巴枯宁的同盟，也不像其他工人运动那样，满足于在现代工厂制度中活动。巴枯宁的核心信念始终为安那其所秉持，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去焚烧教堂、焚烧地契，无视军队编制，组建罗宾汉式的民兵组织（在内战之初），“废除国家”的尝试（同样是在内战之初），以及冷酷实施恐怖活动，为扫除地球表面一切堕落之人（所谓“堕落之人”包括所有右翼党人，所有大资本家，所有神甫及其他相关人等）。在秉承一以贯之的信念同时，也涌现出新趋势，主要由两位意志顽强、对政治具有敏锐理解的人所推动：萨尔瓦多·塞古伊（Salvado Seguí）和安赫尔·佩斯塔尼亚（Angel Pestaña）。塞古伊视理想高于一切，未经审判被投入监狱。一九二三年被当街谋杀。佩斯塔尼亚更注重实际，在引入欧洲式工人运动的路上走得太早、太远而毁了本该有番作为的仕途。他抛开原初信念，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试图把安那其组为政党，参加选举。他组织起一小部分人，最终仍陷入孤立，到今天只是共和党的附属派别。但是在二十世纪初那二十年间，有了这两人的带领，加上众人努力，安那其发展成为能够在现代工业社会发挥力量的组织。一九〇九年总罢工失败后，他们组建了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o），以安那其为核心的工会组织，与社会党组建的劳工总会抗衡。起义和暗杀之外，罢工成了安那其的常规动作，亦使巴塞罗那部分工人的工酬领先全国。尽管如此，全国劳工联盟仍不是欧洲意义上的普通工会。不仅因为安那其信念始终为成员所坚持，更是因为其行动方式与一般工会不同。与劳工总会不同，全国劳工联盟拒绝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甚至不持有罢工经费，而是倚仗后援工人的团结，或倚仗公众舆论。因此罢工往往短促，正因为短促就必须具有爆发力。巴塞罗那从不知道有心平气和的罢工，而是投掷炸弹，或在工厂门前暴动，或是像最近在巴塞罗那发生的公交系统罢工，点燃汽车，沿路滚下——赢得胜利！全国劳工联盟还拒绝与雇主达成协议。在他们看来，罢工目的当然是争取实现更合理的工资和工时，但工人没有达成协议的义务。与雇主的斗争得一直进行下去。这些观点脱胎于法国“工团主义”创始人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他生前却从未发现自己的学说已在西班牙付诸实践。随着全国劳工联盟的组建，西班牙安那其转变为“安那其——工团主义”，竟然成功地存在下来。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例如挪威，也有类似尝试，基于工团理念来开展工会运动，但一段时间后，不可避免地转向典型的工会式思维，和雇主签订协议、保有罢工经费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摒弃暴力行动。只有西班牙例外。全国劳工联盟或许是世界上真正的大规模的革命性的工会运动。无论如何，它为此自豪。倘若西班牙无产者也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被“资产阶级化”，可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西班牙不是资本主义世界，西班牙无产者也不可能被资产阶级化。
有了一九一七年大罢工的经验，安那其在适应现代工业方面又迈出新的一步，在一九一九年成立产业联合会，取代从前的同行公会。旧有与新生的组织之间就如同今日格林的美国劳工联合会（Federation of Labour）与刘易斯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ommitte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那样冲突不断。西班牙情况又更复杂，因为安那其始终主张联邦制（小到不能再小的集体有权决定自己命运），如今，他们依照严明纪律组成庞大的组织。又一次成功了，并未变得像劳工总会那样倾力于改革，排斥暴力。他们沿用安那其的惯常手段，如将罢工与暗杀相结合，比起老式公会胜在更富效率地实施，使资产阶级吓得心惊胆战。一连多年，巴塞罗那深陷暗杀的深渊，死了一个安那其领导人，就会死一个工厂主，秘密警察也脱不了干系，表面上却对暗杀不闻不问。心地最纯粹的人，如杜鲁蒂和阿斯卡索，与职业匪徒一同参与恐怖活动，这最为人诟病，却与巴枯宁的信念相符合。身经百战的全国劳工联盟成了比行政机构还有效的组织。
与此同时，安那其的政治纲领也发生了演变。巴枯宁对政权的断然拒斥在演讲时极具煽动效果，却并不是严肃的政治理念。其实际意义在于，坚决不参与议会——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相信，那终究难逃“资产阶级化”。而且巴枯宁支持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那毕竟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一八七三年，西班牙安那其在穆尔西亚、阿尔科伊和卡塔赫纳成立公社，抵御常规军一连数月。所有这些犹犹豫豫的观点在俄国革命的推动下汇成一路。在最初阶段，即苏维埃时期，各路社会主义政党还未被恐吓之时，西班牙安那其热切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将其纲领引为自己所用。他们观察俄国革命的演变，最终加入俄国安那其，和马赫诺[2]以及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站在一起。“苏维埃”比较贴近西班牙人脾性，那相当于西班牙一直存在的“洪达”或地方革命“委员会”，每逢危急时刻都会组建。类似的“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遍布全国，安那其也有赋予其政治执行力的打算。
塞古伊死后，佩斯塔尼亚显现出与独裁者德里维拉合作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伊比利亚安那其联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组建，来对抗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改革”趋势，务必使其维持最初的反抗信念。自那以后，只有联盟成员才可在全国劳工联盟中担任要职。联盟的组建恰恰反映了西班牙安那其工团主义的矛盾之处。要把各种力量组织起来，不只是工会成员，还包括信念坚定的活跃安那其，一面是精锐力量，历经无数战斗、入狱、死刑判决、流亡，最具理想的一群人，一面是资质可疑的危险罪犯，换作是其他政党不要说担任要职，恐怕根本不会接纳这样的人加入。这正是西班牙安那其的本质所在。它是个崇尚道德、追求政治理念的世界，无法用现代欧洲的眼光去衡量。过去十年间安那其的所有改变，仅仅是对现代工业做出的表面顺应，愤怒农民的反抗传统还在骨子里。事实上，现代工业仅被西班牙人浅浅接受。引擎是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把引擎制造出来的思维却十分陌生，相伴随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正因为安那其对现代工业适应得浅，才能与民众的心离得近，安那其是民众态度最鲜明的表达。只要是对付本国人，不管是要赢得民众支持，还是与军队、国民卫队或行政机构做斗争，安那其都无往不胜；一遇到由欧洲人操控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则一定溃败。
此刻我们得回到一九一七年，在大罢工失败后，各路反对力量重新积蓄起来，使得政府想赢下一轮倍加困难。但下一轮来得没那么快。这时，国王本人起了关键作用。阿方索十三世乐见政权孱弱，这是离间党派的良机。他巧施计谋，散布流言蜚语，不堪一击的议会小团体相继垮台；与其内阁兜圈子；哄诱住掌握实权的军队。在个人专权的路上走得顺畅之时，一九二一年，一场灾难降临。驻守摩洛哥的一位将军不听从中央调遣，然而摩尔人不再是一九〇九年那样与世隔绝的里夫部落，在颇具指挥才能的阿卜杜·克里姆（Abd el-Krim）领导下团结奋战。克里姆抓住机会，把遵从国王建议鲁莽行动的将军打得大败。数小时内，西班牙军队颜面尽失，一万名士兵死在战场上，十五年间所掠夺的一切顷刻丧尽。抗议排山倒海。国王难辞其咎，正是他怂恿西尔维斯特雷将军公然抗命。
从此，阴谋暗算大行其道；各路政党，包括保守派的中坚，都趋于联合，坚持追究国王责任，而国王一直试图离间他们，好借机逃跑。适逢其他国家葡萄酒、柑橘和油橄榄的产量增加，西班牙农作物出口遭遇危机。压力之下，大地主与纺织厂主为保护性关税互惠而结成的协议被打破。他们试图运用政治特权，牺牲工业利益来换取利己的商业协议。调查摩洛哥惨败的委员会成立，待完成报告，交议会审议。不曾想普里莫·德里维拉——国王所选中的独裁者——宣布政变，随即解散议会，没有遭到些许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