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记，一九三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奥〕弗兰茨·柏克瑙《西班牙战场：内战见闻实录》（1937年）

二战时日记，一九三六年

　　以下日记原是德文写就，分散记在好几个笔记本上，现译成较为晓畅的英文。将原始笔记直接刊登，仅为便于出版做了必要调整，远非出于美学考虑；以笔记为基础，写成旅行游记，自然更吸引读者。唯有一点考虑支持眼前这种做法，而这一点考虑是具有决定性的：像西班牙内战这样富于争议的事件，任何转述都可能背离事实，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已失真。因此我记下每一天的观察，记录事实本身——观察到彼此矛盾的事实，也如实记下，不做修改。
　　私人起居等不相关的琐碎记录已略去，以及无权公开的机密；为避免冗赘，类似的观察合并讲述。
　　事实谬误已得到改正。保留了错误的印象归纳。那并不是我的最终结论（我的结论一部分在第二次西班牙之行中论述，一部分在首章和结论章），而是某一时刻的印象。就其本身而言，只对我本人有意义，但我决定保留这些。身处西班牙内战之中，没有人可以单纯收集事实，而不去推测事态走向、比较不同政党的优异之处等等；形成观点时，观察者会褒贬不一。宣称中立就是在假装一种客观，无人能达到的客观，也会误导读者，使其无法自行判断。因此我将事实记录与观点清晰区别开。
　　不止于此。如前所说，作者的种种印象，以及每一个观察者的印象，都随着事态的发展——其背后真正驱动力逐渐显现而变化。与其他社会事件一样，革命无法只靠条陈事实来理解，气氛也同样重要。这种气氛需要艺术家的创造力才能再现——那会涉及主观想象，难免失真。身处现场的观察者所体会到的希望与失望也可以传达这种气氛。甚至可以说，欢呼、失望乃至幻想的破灭就是革命史的组成。

　　八月五日下午六点：布港（Port Bou）至巴塞罗那的火车上

　　与纷繁的谣言相反，法国火车如往常一样，越过边境，朝布港驶去。
　　在从图卢兹始发的火车上，我结识了一个英国人，是英国某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他不懂西班牙语，我可以做他的翻译，我们结伴同行。在布港车站，迎接我们的不是手端刺刀直指胸膛的武装守卫——在伦敦和巴黎我听过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谣言——而是搬运工，来帮忙拎行李。态度之礼貌，动作之闲散，一如人们对和平时期的西班牙搬运工的想象。我们不得不等上几个小时，这里平日即是如此。候车大厅里坐着不少农妇，闲聊间只字未提革命。卫队照常巡逻，又多了一些武装工人，还有穿着便服的配枪少年。有个男孩和我们正聊着，被叫走了，不是执行特殊任务，是去给啼哭的婴儿找点喝的。
　　但是，仍有重要事件发生的迹象。之前我去过加泰罗尼亚，知道加泰罗尼亚人尽管往往可以流利地说“标准西班牙语”（实为卡斯蒂利亚方言），也不愿开口。如果外国人和他们说西班牙语，习惯做法是以法语回答——他们自认为是法语的语言，甚至会用加泰罗尼亚语咒骂来回答，外国人哪能听懂。普里莫独裁期间也不例外。而现在，用西班牙语提问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得到西班牙语回答。我在车站问了一个又一个人，怎么现在愿意开口说卡斯蒂利亚语了，回答都一样：如今已没有理由再讨厌它。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宣告成立，加泰罗尼亚获得自治权。
　　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最近才发生。过法国边境时，我们得知巴塞罗那警署已命令布港的边防警察不许任何外国人入境，即便是持普通签证。之前我曾多次从这里入境，熟悉这些查验护照的警察。他们在此工作多年，起先听令于马德里内政部。军队在巴塞罗那巷战中败北，政府的一切行政权力，哪怕是管理边防，也自动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接管。变化不止于此。英国同伴有文件证明身份，我手里有一位相当知名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的推荐信。警察说无法放行，我们出示证明材料，警察长立即表示，这超出其权限。我们得去“委员会”，似乎涉及政治访客时，那里保有实际决定权。
　　事实上，布港有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管理火车站，另一个负责管理城镇。前者组成：安那其和社会党人的铁路工会均派出代表，人数相等；后者组成：镇上每一支支持政府的政党均派出一名代表。这是遵循自治政府颁布的法令（与马德里政府颁布的法令相一致），并不意味着当下各个政党实力彼此相当。
　　委员会办公地点位于镇公所大楼。屋外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红旗，上有镰刀斧头。镇政府官员依然在位。也有几个农妇等待着，闲聊家常。五分钟后，我们见到了委员会主席（显然是位工人），递出证明，获得通过许可，返回车站。警察阴沉着脸，在护照上盖了章。委员会的权力大过警察。乘着安宁无比的火车——有一等车厢和餐车，发车与经停均按时刻表运行，我们前往革命之国。火车上有配枪民兵和卫队成员，沿途车站也有人巡逻。乡下一眼望去宁静如常，一个个工厂也大多开工。
　　一路上都在讨论政治。卫队成员十分沉默，他们并不愿意被派到这里，和武装工人并肩战斗，与军队交火。我问其中一人，怎么与左翼联合，他答：“我们得服从命令，你知道，我们也不是弄政治的人。”普通人更愿意聊。坐在对面的人马上讲起交战过程以及当前形势。其中一人属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任干事，另一个是活跃的社会党人。二人却持类似观点——都害怕安那其。“一群罪犯，劫掠和焚毁！”显然，无意在外国人面前充一切都好。他们还说起安那其与自治政府（即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将会爆发一场武装冲突。恐怕无人能抵挡安那其的攻击。又说有一半铁路工人都支持安那其（我在想这些工人都是罪犯？），越说越担忧。说到七月十九日的战斗，语气又昂扬起来。如何做到速战速决？原因之一是戈代德将军在反叛伊始就被活捉，并被说服着通过无线电劝部下投降。相当多士兵意识到将领并非执行政府命令，而是在对抗政府，就早早扔下武器，各自回家。士兵溃逃，无论是自发还是听从命令，似乎是反叛失败的决定性事件。

　　晚十一点：巴塞罗那

　　一样平安抵达。没有出租车，只有马车载我们入城。经过空旷的科隆街，拐进兰布拉大道，我瞬间惊呆：革命就在眼前。
　　到处是工人，肩背来复枪。或许有三分之一的男人都背着枪，没有警察，也没有穿制服的军人。枪，枪，到处是枪。见不到挺括的暗蓝色民兵制服。工人或坐在长椅上，或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右肩背枪，姑娘走在左边。他们分成一组组，出发巡逻郊区；站在旅馆、办公大楼、大型商店的门口；伏在几个仍竖立的街垒后面（结结实实由石块和沙袋垒成，大多数街垒都已拆除，被损人行道也很快恢复原样）；开着一辆辆新款汽车狂奔，征来的汽车，车身上有白漆涂出的大字，即所在组织的缩写：CNT-FAI、UGT、PSUC、POUM。有些车涂了所有缩写，有些车仅有UHP这三个字母，即一九三四年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叫响的口号^[1]。工人身着平常衣服，却更能显示其身体力量。谁是安那其容易辨认，佩带红黑标识的就是，人数惊人。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兰布拉大道上没有衣着时髦的先生小姐！只有工人，不论男女。甚至连帽子也看不到！自治政府在广播里建议人们不要戴帽子，会显得像“资产阶级”，给人留下坏印象。这条著名的大街并没有因此丧失颜色，因为有深浅各异的蓝色、红黑色的徽章、领巾以及装饰繁复的民兵服装。这与昔日加泰罗尼亚上层女子穿的鲜亮颜色多么不同！
　　自七月十九日后短短几天内，征收工作推进迅速。大型旅馆，一两个除外，均被工人组织征收（并非像很多报纸报道的那样被焚烧）。大多数较具规模的商店也被征收。许多银行关了门，还在营业的门口贴出告示，声明受自治政府掌管。我们得知所有工厂主要么逃跑，要么被杀，工厂由工人接管。宏伟建筑物门前都张贴着大幅海报，宣告已被征收，要么由安那其接管，要么被某政党征用。
　　但是，日常生活并不像读过外国报纸报道的我料想的那样乱。电车和公交车照常运营，也无断水断电。大陆旅馆（Hôtel Continental）门前站着一个安那其守卫，很多民兵被安排在这里住宿。车夫比划着抱歉的手势，说这显然不是个旅馆了，而是民兵兵营。经理和安那其守卫立即反驳，民兵没有占据所有房间，我们可以住下，还可打些折扣。我们住了下来，食物与服务都不错。
　　所有教堂都被焚烧，除了存有艺术珍品的大教堂，自治政府设法予以保护。教堂的墙还立着，但内部毁得彻底。有些仍冒着烟。位于兰布拉大道和科隆街交汇处的科佐力航运大楼^[2]起初由意大利狙击手控制，后被工人攻占，如今已是一片废墟。除了教堂和这幢大楼，别处没有纵火痕迹。
　　以上就是第一印象。匆匆吃过晚饭，我又出门，尽管有不少人告诫我天黑以后街上不安全，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与平日一样，过了九点人潮甚至更汹涌。当然，喧嚣比平时退却得早，远不到午夜街上就空了。
　　到处是一群群年轻人，配着枪，配枪的姑娘也不少，显得格外自信。之前无法想象，一个西班牙姑娘会穿裤装，不失风采。一幢幢宏伟建筑门前聚满了人，如今已是政党办公地。加泰罗尼亚广场上耸立的科隆旅馆被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接管。安那其也已征用工厂主联合会的办公楼，就在繁华的拉耶塔纳大街（Calle Layetana）。托派进驻兰布拉大道上的福尔肯旅馆（Hôtel Falcon）。旅馆门前停着一排排汽车和卡车，其中还有一两辆装甲车。一群配枪的年轻人交谈甚欢。
　　我不懂加泰罗尼亚语，但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语言不是障碍。有人说德语，一张熟悉面孔出现。这位女民兵的丈夫是一位瑞士记者，我可以打听打听“故事”了。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先听听人们都想说什么。
　　交谈中说到叛军暴行，将所有在押犯人通通枪毙。仅仅是叛军才惯于这么做，还是政府民兵也有如此行径？我自问。
　　还说到外国援助，意外的坦率和天真。我参与交谈的那一伙人中有许多外籍志愿者，他们来到西班牙，一心想拿起武器抗击法西斯。有些人的祖国已被法西斯轻易攻占。如在科隆旅馆门口聚集的年轻人一样，这些年轻人也来自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荷兰和英国，也有一些美国人，也有不少来自上述国家的年轻姑娘。她们无比自信，与西班牙姑娘（即便是携枪的西班牙姑娘）形成鲜明对比。各国语言同时说着，政治热忱，冒险经历，仓皇逃难的日子终于过去，坚信政府军会捷报频传。每一个人在几句话之间就与另一个人成为朋友，深知在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之内将再一次分别，奔赴不同前线。讨论的问题不是加泰罗尼亚民兵部队的下一个目标萨拉戈萨是否会被攻克，而是何时会被攻克。同时，亦不无疑虑。他们一心企盼法国的飞机——说法国已允诺支援飞机，有了这些飞机，克复萨拉戈萨易如反掌。法国又有不干涉政策（我当然看过相关报道，并不认为他们会严格遵守），如今——一点儿也没考虑到这涉及军事机密——飞机还没来。这就糟了，糟得多。
　　听这些人怎么说安那其很有意思。军队一败北，兰布拉大道上就发生了相当多起打着安那其旗号实施的劫掠。不久全国劳工联盟发表声明，否认这些行为和自己有关。如今，一幢幢房子外墙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张张安那其大海报，声明劫掠者一经发现，当场处决。也有其他说法，听来更意外。在劫掠、焚烧教堂的过程中，民兵自然掳得不少钱财和贵重物品。这些财物想必全归全国劳工联盟所有。并非如此。安那其自己更愿意把所有东西都烧了，包括纸币，来消除抢劫嫌疑。火车上那两位朋友言之凿凿安那其是罪犯，到底是不是罪犯，似乎不能轻易下个简单判断。
　　返回旅馆的路上看到一座正在燃烧的教堂。我猜那是一场尽情狂欢，其实不然，焚烧教堂是一项统筹安排。教堂坐落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的一角。火焰瞬间吞没了它。有几个人站在附近静静地看着（晚上十一点左右），显然并不可惜教堂被烧，却也没显得特别兴奋。消防队也在，小心控制火势，避免殃及周围建筑；不许走近——避免发生意外——人们也就不再走近，格外顺从。早些日子看到这样的焚烧，想必人们会满怀热情得多。

　　八月六日

　　在目前情况下，想接触到叛军的支持者或是同情叛军的外国人（主要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并不容易。这样的外国人已离开西班牙，亦有不少被杀。也有相当多中立国家的国民同情叛军，并且直言不讳。今天早上我就遇到这样一位，他的讲述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一开始他就说起恐怖活动。处决，处决，处决：这个念头一直在富人、天主教徒、右翼人士脑中萦绕，快逼得他们发疯。“西班牙人吓破了胆。”提到这些天来的杀戮，声音仍在打颤。“外国人还相对安全，但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他所说的西班牙人显然是指平时有交往的那些生意人朋友，在工厂主联合会和联盟党中活跃的。“成百上千的人在头几天里被杀。军队一落败，工人就开始了结私人恩怨。”这种说法我已听到过一次，说者坚持所说就是事实。也许并非全都是私人恩怨。比如神甫被杀，是因为他们是神甫；纺织厂主被工厂里的工人所杀，若没能及时逃脱。大型公司如巴塞罗那电车公司的负责人，与工人势不两立，被工会纠察员所杀；右翼主要政治家被安那其特别纠察员所杀。而我的谈话者在这场杀戮中失去了朋友，甚至不乏亲密朋友，自然十分胆寒。“太可怕了，”他喊道，“不经审判就被杀死，连个罪名也不给！这些安那其！暴徒！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好得多，自治政府被打个措手不及。”我委婉暗示道，也许并不仅仅是安那其这样做。自内战爆发以来，那些同情法西斯的英国记者一直在报道中吹嘘佛朗哥又杀了多少敌人。把敌人斩尽杀绝恐怕是一种西班牙习惯。尽管他不否认，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的话多少佐证了昨天我在布港的观察：“双重政权”——政府机构和委员会并存，巴塞罗那也是如此，似乎也遍布整个西班牙。除了先前的自治政府，巴塞罗那还新成立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所有反佛朗哥的政党以及工会均派出代表，实际上是安那其占据主导。委员会主席却并非安那其，而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成员豪梅·米拉维特列（Jaume Miravittles），二十八岁，曾任马西亚的副官，参与过数起政变，但他原本是安那其，参与过安那其实施的恐怖活动。“在巴塞罗那，只有一支具有实力的力量，”这位外国人说道，“就是安那其。”仅有政府部门签字的文件属于无效。在自治政府办理完手续，最好再带上全国劳工联盟的推荐信。更保险的做法是取得自治政府发放并由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共同签署的通行证。除了工会之外再无权力机构，在巴塞罗那，安那其的全国劳工联盟是实力最强的工会组织。
　　他竟然确信佛朗哥会赢，一些有影响力的外国观察者也这样看。到了下午，我明白了，这种观点在那些对革命没有好感的外国人中间相当流行。支持佛朗哥，自然希望佛朗哥能赢。正如我的交谈者所说，在自己国家他决不支持法西斯，但他还能举出事实来支持自己的预言。自治政府和安那其之间分歧甚深；运往前线的民兵缺乏纪律，缺乏军事训练，更缺乏具有指挥能力的军官。还有外国对叛军的支援，不光是志愿兵，更有现代武器。据闻起码有六十架德、意战机不久前送抵佛朗哥手里。这些言之凿凿的论断与那些年轻志愿者的天真想法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双方却一样坚信胜利指日可待！与一九一四年的情形如出一辙！有人更是浮想联翩。比如旅馆里那位英国老绅士，受了太多惊吓，从心底反感安那其。但他最担心的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他住了这么多年，深深眷恋的国家。佛朗哥的军队攻进巴塞罗那会是什么景象（似已不远），血流成河！会比我们在两周前经历得那场更惨烈。而安那其宁可纵火烧城，也不会让法西斯得逞！
　　一面是天真而充满热情的志愿者（不论男女，不分国籍），一面是企盼佛朗哥的生意人，还有自治政府，虽然毫无作为，却还没软弱到忘记使用战争惯常策略——散布虚假情报。据报纸以及广播报道，政府军昨日夺回科尔多瓦，今天证实是子虚乌有。还有重占加的斯的消息，也不值得关注。街上的人们，以及我们旅馆的民兵却都相信，兴奋莫名——那并不意味着有多在意：科尔多瓦和加的斯是如此遥远，对加泰罗尼亚人几乎毫无影响。“关键是萨拉戈萨。”我听见人们在讨论夺回科尔多瓦这条假消息时说道。又这样天真！似乎没有人想到南部摩尔人的居住地是个严峻问题。我来西班牙之前看到的英国报纸都在讨论它，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外国报纸，本地报纸连提都不提。
　　下午，我对进驻科隆旅馆的加联社党进行了首次采访。一楼设有征兵点，到处是人。好不容易才找到新闻处——刚刚成立，我和我的英国朋友是第一批访客，得益匪浅。
　　加联社党由四个政党联合而成，其中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西班牙其他地方并未合并）最具实力。联合政党早在军队反叛之前就开始筹备，反叛发生不久后组建而成。这足以表明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敌意已大幅减弱，这并非西班牙特例，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同意，什么都达成不了。概括而言，共产党人在谈判中似比社会党人占上风，虽然就影响力而言弱得多，却足以使联合政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但是，加联社党的真正力量体现在它有劳工总会，即社会党人工会的支持。我询问这位新闻处发言人，在巴塞罗那劳工总会涵盖哪些人。回答是约一半铁路工人、银行职员以及相当多的各级公务员；几天前，私企雇员及商店店员工会也加入进来。又坦承在体力劳动者中间，论影响力还是要数安那其。
　　随后我们谈到关键问题。既然各个工厂的工人可以直接选出代表，为何没有正式组建工人代表大会（就像一九三四年的阿斯图里亚斯）？“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军事进程。”这个回答不太令我信服。和一个民兵或反感革命的人谈谈，就会发现在巴塞罗那，事态发展远非完全取决于军事进程。抑或杀戮神甫和雇主以及焚烧教堂属于“军事问题”？或许加联社党愿意把一切都归结到军事行动上，安那其并不这么想。我得出如下推断：是安那其处在决策位置，决定是否成立工人代表大会。没有组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如果想组建，谁都阻挠不了。毕竟，安那其可以通过完善的工会组织对工厂施加影响，而代表选举对它无甚益处，反而会给其他党派蹿升的机会。
　　乡村发生了什么？据这位发言人说，似乎比我乘火车时看到的要活跃得多。也一样有杀戮，主要针对地主，如果地主不在，就处决代理人。“他们的土地怎么处理？”我问道。回答也不确定。每个政党都有各自的土地政策，这是唯一确定的一点。大地主和拥护军队反叛者的家产被征收，安那其似乎想建立农业合作团，类似俄国的集体农庄，各个村落一起劳作，无论是先前属于大地主还是农民自己的地，设公共粮仓，分发村民所需。会更加“富于热情地”实施，比俄国的集体农庄更像天堂。在极具影响力的村庄，安那其尝试取消货币，通过城市工会组织进行物物交换，来获取外部世界的产品。这当然只是理念，仅在几处实行。加联社党反感这种乌托邦做法，他们试图说服富农将土地分给穷人一些。也仅在几处实行。在我看来这像基督教的教诲，我也在想什么样的“劝说”会说服富农分地给穷人，这和安那其取消货币的主张一样乌托邦。“为什么没有立法来管理这件事？”我问道。回答是马德里政府强烈反对征收，无奈征收行动自顾自开展。这也无法说服我。马德里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毫无发言权，自治政府已在一九三二年就本地农业问题通过法案。没有普遍立法，是因为自治政府，而非马德里政府，不想为此立法。原因一目了然。为什么要在无法执行法律的地方立法？安那其或许也不觉得已强大到可以将其理念在加泰罗尼亚所有村庄实施，于是只能放任自流。
　　下一个问题：民兵是怎么组织的？这是当前关键的政治问题。加联社党与安那其之间的分歧十分明显。安那其赞成“民兵制”，发言人解释道，这意味着把安那其成员以及拥护者组织成队伍，开销主要由所掌控的工厂支付；这些队伍受选出的政治代表领导，代表再委任军官（仅仅是军事顾问）。这样的民兵部队可谓安那其的有力武器。反感革命的外国人说过的话在我脑中浮现。说安那其存有几千把来复枪，甚至还有缴获的大炮，存放在郊外，以应对突发事件。似乎人人都觉得安那其会再次发起袭击，不是针对法西斯，而是针对自治政府，加联社党可谓与其是一路。两天前，他们把三名成员送去加入自治政府，而安那其和马统工党仍拒绝参与合法政府。
　　据这位新闻处发言人说，加联社党赞成“军队制”，自治政府和马德里政府也支持这种建制。这无需过多解释，“军队制”即组建常规军队，有指挥长官和仅任顾问的政治委员；指挥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任命；士兵并非因相同政治信仰而聚合，仅仅是作战集团。总之，加联社党希望组建一支听令于政府的军队，这政府他们也参与其中，安那其想要听自己指挥的军队。“军队制”或许会提高政府军的作战效率，“民兵制”尽管不利于与佛朗哥交战，却有助于推动社会革命发展。这一次，与之前讨论的所有问题相反，回答很明确。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加联社党与全国劳工联盟——马统工党两者分歧之深显而易见。晚上，我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三名加联社党成员已辞职，参与自治政府的又只剩下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发生了什么？他们与加联社党起了冲突？我无法相信，但是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
　　满腹困惑，我又出门，街上依然熙熙攘攘。在一片教堂废墟前，一伙民兵和几个姑娘聊着天，嘲笑教会。虽然是讲加泰罗尼亚语，我仍能领会大意。有两个主题引起别具意味的笑，表达憎恨也表达鄙视。其一是神甫的贪婪：所谓穷人的教会，并非管辖此生的教会，却享尽俗世的荣华富贵。其二是神甫行为不端，这引来更多笑声。这些话并不新鲜，也不能揭示焚烧教堂的深层动机，却有旁观的乐趣，看西班牙安那其如何把十六世纪新教宣传小册中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那些言论拿过来攻击西班牙的教会。西班牙教会与宗教改革时代的英国以及德国天主教会类似吗？下午晚些时候认识的一位美国商人把西班牙神甫与法国同道做了比较，后者精通教义，奉主虔诚，为人端正，而前者，平均而论，刚好相反。
　　这个美国年轻人竟然十分同情安那其——也难怪，他在巴塞罗那住得久，都成了半个加泰罗尼亚人。可以感觉到他深受革命感染。生意全毁了，年轻人说。他之前很富有，在几天里丧失了几乎所有财产，眼下勉强维持体面生活。他从未参与过政治。一般人以为他会怒不可遏。他精通本行，随时可以离开西班牙，返回美国开始新生活，却不想离开。他热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不在乎损失财产，他说，只要取代旧秩序的是好得多、有尊严得多、快乐得多的联邦。
　　他十分钦佩安那其，有人视为救世主、有人视为魔鬼的安那其。最能引起他共鸣的是他们不看重钱。共产党人在胜利后的第一天就做出经济赔偿的声明，如给为保卫共和国而战死的将士遗孀支付抚恤金。安那其坚持认为必须有所牺牲，不计回报。自七月十九日以来，由安那其管理的工厂均不曾提高工资。
　　我告诉他几小时前我在加联社党总部听到不少抱怨，安那其缺乏纪律，缺乏组织能力。他也不否认。但却具有自我牺牲的热忱。似乎这才是令他钦佩的地方。“我没把加泰罗尼亚人看成斗士，”他说，“他们一听到枪响就逃，不管怎么说，一九三四年十月就是这样，脸面丢尽。”而这一次，出乎所有人意料，正相反。叛军将领没把巴塞罗那人放在眼里。“区别就在安那其那时没有参与，现在参与了，是唯一在战斗的人。”（我并不同意。七月十九日的战斗人人参与，团结一心，对抗卡斯蒂利亚将领；之前只有某些人参战，时而是安那其，时而是左翼共和党，孤军奋战，坚持不了多久。当然，这次安那其参与人数最多，也因英勇牺牲赢得了如今的威望。）
　　他带我来到阳台上，描述自己在七月十九日看到的一幕。在这条街的拐角驻守着一支炮兵分队，以两尊大炮控制着整条街。一伙武装工人，在一名突击卫队军士的带领下，朝着大炮，一发炮弹就能炸飞所有人的大炮前进，肩上的来复枪枪口朝上。炮兵被这不像是要对攻的举动弄得十分困惑。转眼间工人来到士兵面前，大声说不要向人群开枪，不要参与一场反对共和国的叛乱，反对自己的父亲母亲，应该转过身去，逮捕他们的上级。果真如此。士兵们立即转身。整个巴塞罗那卫戍部队都被告知奉政府之命，来镇压一场安那其叛乱。当他们明白情况正好相反时，都扔掉手里的武器，或转而对付把他们诱进这场战斗的上级。一些军官逃了，另一些当场被部下杀死，我的美国朋友说，炮口即刻调转方向。并不是哪里都以这样相对和平的方式战斗，他最后总结道，在许多地方经过激烈交火士兵才弃上级而走，但往往是如此结局。
　　晚上，我参加了一场马统工党集会，尼恩（Andre Nin）和戈尔金（Julián Gorkin）是演讲人。会议气氛热烈，虽然与会者人数寥寥。马统工党不算强大，演讲也没有多少新意。散会后和一个年轻人边走边聊，他是德国难民，熟读马克思著作。他说自治政府和马德里政府并非真想取胜，因为萨拉戈萨前线陷入僵局，马德里拒绝派飞机来轰炸萨拉戈萨，就像轰炸奥维耶多（Oviedo）那么犹犹豫豫。“他们害怕军事胜利会进一步助推革命。想把内战弄成失败，和佛朗哥达成协议，牺牲工人。”这并非马统工党的官方观点。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共和党人都害怕安那其再次发起袭击，但是说他们因此宁愿与佛朗哥做个妥协恐怕离谱。
　　和一伙民兵一同吃晚饭，谈到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只学了如何使用来复枪，没有教如何判断地形、如何挖战壕等等。这样就把年轻人送上前线如同白白送死。交谈时，几辆卡车满载志愿兵朝前线驶去。没有歌声，没有呐喊，嘴闭着，无比触目的沉默。

　　八月七日

　　我花了近一上午时间去为英国同伴和我自己办理通行证，没能办理成功。政府部门依然一片混乱。碰巧寻到一个负责人，打几行字这点事就花去一小时。实在厌倦再白白跑腿，下午，我设法联系到全国劳工联盟的德国人代表处（全国劳工联盟在欧洲多国设有分部），做一次采访。办公地点在工厂主联合会那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坎博的几套公寓和办公室都在这幢楼里。大楼被维护得格外整洁，一切井然有序。接待有礼貌，甚至可谓友好，所说的一字一句都流露出一种信念，如今他们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只是还不想正式登台执政，因而可以态度这样友好，却不必讨好任何人。
　　和我交谈的年轻德国人还不习惯宣讲辞令，他说的即是他脑中所想，也像很多年轻人那样天真；所说内容超出了简单宣传，回溯过去，也谈及将来。当然，是我把话题引到过去发生的事上。我在巴塞罗那这两天里有个想法日益清晰，安那其政策上的转变，仅仅与几年前相比也是非常大的变化，我想了解一下安那其自己怎么看。安那其一直不信任议会制，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在今年二月却没有再次提出放弃选举的口号，七月还参加了武装保卫自治政府。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年轻人。对他来说这是个尴尬的问题，回答不离纲领。似乎社会党人与安那其有一点共同之处，像天主教一样，无论实际态度已几经变化，信条绝不可变。这位德国安那其工团主义者不否认我所说的，也不否认确实有了转变，然而这是遵循安那其一以贯之的原则所做的变化。二月，允许追随者投票给人民阵线，仅仅是为了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同志；七月，参与战斗，不是为了保卫合法政府，而是为了尽快实现废除政权的目标。围绕信条打转的争辩可以循环往复地继续。我放弃了这个话题，觉得和信仰者争论信条毫无益处，除非我和他有相同信仰。讨论一下未来应该有意思得多。
　　的确如此，因为所谈内容充分证实了那些传闻。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紧盯萨拉戈萨前线。只要萨拉戈萨还由叛军控制，安那其不会考虑变更政权；一旦攻克萨拉戈萨，局面将完全改变。安那其目前不打算大规模废除私有财产权，年轻人说道，在某些村子，他们已引入安那其式共产主义（comunismo libertario），设公共粮仓，分发所需，取消货币。也没有大规模工业集体化的计划。相反，要让街上的小型工厂和商店继续营业。也没想把自治政府抛开，在委员会基础上另建新政权。一切都在为更彻底的转变做准备。准备包括推行安那其式共产主义；在厂主消失的工厂建立管理组织；在其他工厂发展安那其；组织并扩大民兵队伍；逐步扩展政治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使其能够在关键时刻来临之际顺势夺取权力。我也明白攻克萨拉戈萨——年轻人似乎觉得为期不远——即是那个关键时刻。“然后我们会考虑提出更有助于实现最高纲领的政策，即废除政权（指以委员会取代自治政府），即使其他党派反对。”总之，在攻克萨拉戈萨之前，只做准备；之后，则会发起废除双重政权的革命，使全国劳工联盟掌权。安那其的谋划仅限于加泰罗尼亚，深知此时发起第二次革命，会陷于孤立，面临被马德里、佛朗哥和外国干涉三方夹击的境地。但是为什么攻克萨拉戈萨就是关键点，我依然不明白。
　　那三名加联社党成员从自治政府辞职是怎么回事？似乎是被迫行为，因为他们参与政府的举动恰恰和年轻人刚刚提过的“准备”相冲突。加联社党想为自治政府摘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政府”这不太光彩的名号，也不愿全国劳工联盟是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政府的唯一合法代表。加入自治政府，他们就可以正式宣布这是个联合政府，即本地资产阶级和工会组织的政府。那就是为什么安那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立即解除三名加联社党成员的部长职务，还威胁会离开民兵中央委员会，如果上述要求没有兑现。那意味着巴塞罗那街头会立刻爆发交战。没有安那其的支持，自治政府无法执政。加联社党在实力上比安那其弱得多，无法宣称代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故不得不在压力之下退让。如今什么都做不成，要是没有全国劳工联盟的同意。

　　八月八日

　　早上我去走访一家集体化了的工厂，隶属公交汽车总公司。革命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管理工厂的能力。在俄国，集体化意味着——起初如此，之后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仅仅意味着工业整体上的衰退。西班牙情况又如何？
　　无可否认，那座工厂管理得非常好。自内战爆发才过去三周，大罢工还是两周前的事，工厂就已正常运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车间整洁，操作有序。自集体化以来，这座工厂修理了两辆公交车，修好的那辆正在组装，还组装了一辆全新的。新车上写着“在工人监管下组装”几个大字。会在五天内完成，比之前提早两天。真叫人佩服。
　　这座工厂很大，不可能处处都作假充样给访客看，如果实际状况真是一团糟。我也不认为因为我会来参观而事先做了准备。但是，从这一个例子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这是个特例。首先，加泰罗尼亚不能代表整个西班牙；整体而言，加泰罗尼亚人也擅于经营。管理委员会（完全是由从前的工人组成）和我讨论财务管理的各个方面，已在着手削减开支，如果是土生土长的卡斯蒂利亚人就显得十分古怪。第二，这座工厂是由技师管理，就世界范围而言技师都极具才智。不知加泰罗尼亚纺织工业情况如何（回到伦敦，我听到不少负面新闻，疏于管理，捣毁机器等等）。第三，安那其特意为我选择了完全由安那其管理的工厂来参观，不存在全国劳工联盟与劳工总会的竞争。新的管理委员会是工人们选出的，但似乎与之前的工厂委员会重合。造汽车技术上不难。巴塞罗那并不急需新的公交车，大多数工作是简单修理；不论技师属于安那其还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都愿意合作，因此工厂没有出现像俄国那样全线崩溃的局面：因为没有高级技术人员的阻挠。维修不需多少原料，这个工厂不必应对目前加泰罗尼亚工业最大的困难。镇上有不少传闻，大多数工厂都严重缺乏原料。公交汽车公司在财政上也处于有利地位。运营照常，收入稳定，几乎和之前一样。
　　即便如此，仍不得不承认对要接管一座工厂的工人来说，不管条件多么有利，在几天时间里就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运转正常，这仍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充分显示了加泰罗尼亚工人的高效以及巴塞罗那工会的组织能力。我还看到了工资表，上面表明总经理、各个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已“消失”（被杀的委婉说法）。省下一笔开支，委员会成员说道，为管理者亲眷发放的补贴也相应取消，月最高工资不得超过一千比塞塔（自集体化以来工人工资不见提高）。这些加泰罗尼亚人在激战中无情杀敌，同时具有鲜明的商业头脑。
　　下午，在我的英国朋友与一位加联社党领导人的密会中任翻译。可以肯定，他十分清楚安那其的意图，急于谋划如何应对。他们对安那其的厌恶不比安那其对他们的厌恶少，不是最近才有，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打破安那其在巴塞罗那工会运动中的垄断地位似乎是其主要目标。然而眼下形势不妙。几天前，码头工人间的一小支劳工总会的三名领导人被安那其杀死。尽管全国劳工联盟声明与己无关，谴责暴力行径，没人相信这样的事会从此绝迹。
　　安那其并非只针对某个对手。昨天，马统工党成了袭击目标。一伙马统工党民兵正在集会，几辆卡车驶来，机关枪架在一扇扇门外，强迫屋内与会者缴械。安那其声称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扩充武器，会对自己构成威胁。马统工党向民兵中央委员会提出抗议，然而缴械已成事实，无法改变。

　　八月九日

　　上午，我去蒙锥克体育场听了一场安那其集会。因为迟到，没能进入场内，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场外听喇叭。没有阵阵高呼呐喊，人们安静专注，不时几声回应。演讲者们抗议马德里政府重组旧军队的计划，坚持“民兵制”。拒斥统一领导，西班牙不该模仿俄国革命。领导人加西亚·奥利弗（Garcia Oliver）承认萨拉戈萨前线陷入僵持，又讲起恢复弹药生产缓慢之不可避免，紧接着说：“现在，同志们，我们不说六小时工作、八小时工作，还是固定几小时工作。我们得工作多久？我们要一直工作，直到革命胜利。”一阵死寂，很难说这表示赞同还是反对。无疑，奥利弗擅长把不乐观的真相讲给大家听。但安那其的日报《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在报道此次集会时没有照录这句话。
　　下午我去了提比达波（the Tibidabo），这处旅游胜地晚上多了不少处决，或许现在依然如此。这是周日下午，游人熙熙攘攘，无论老幼，十分愉快，不受战争或革命的惊扰。港口内外停泊着四艘不同国家的军舰。

　　八月十日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不同机构跑，终于办好手续，也找到了载我去前线的车。

　　八月十一日

　　在一条狭窄的街上，一辆车在激昂的人群中间缓慢移动，车内坐着四名持枪民兵，第五个人穿着无领衬衫，没穿外衣，面无血色，一个民兵以左轮手枪抵着他的头。显然是场逮捕，行进在处决路上。
　　我去兰布拉大道上一家比较像样的商店买些洗漱用品，店主说不允许他在周一上午出售。“我要去前线了。”东西立刻卖给了我，店主热情洋溢。家家商店仍然萧条。

加泰罗尼亚及阿拉贡前线

　　下午一点，在多天等待之后，我终于乘坐民兵中央委员会的车去前线，司机配着枪，还有一名配枪保卫。另有两人同行，《巴黎之箭》（Paris Flèche）驻巴塞罗那代表以及约翰·康福德先生（John Cornford），一位年轻的英国共产主义者。
　　加泰罗尼亚乡下确实不像从火车上看到的那样平静。在大多数村庄，一切入口都设了路障，日夜高度戒备。守卫还是戈雅画作中的农民装束，风尘仆仆，佩戴红色或红黑的领巾，以及红色徽章，有所属政党或当地委员会的标志。沉甸甸的子弹带成了腰带，围在腰间。有些人坐在路上，更多人蹲在由沙袋结结实实垒成的路障后面；滑膛枪或瞄准汽车，或用力挥舞。枪无比珍贵，最先进的都得追溯到抗击拿破仑时期，自那以后被当作传家宝保存下来。不知在紧要关头会不会走火。照例拦停我们的车，仔细检查证件：车的“通行证”，乘客的通行证，携带武器的许可，记者证，有时还要求出示保卫及司机的党员证。一天至少要查二十辆车，但过程顺畅。发展了工业的村镇检查得更仔细，有的普通村庄没设路障，连守卫也没有。
　　每个村子都有政治委员会，组成上与自治政府的法令一致，各个政党均派出代表。民众支持上，安那其在巴塞罗那省占优，而马统工党在莱里达省影响力最强，主要是因为毛林这位最有号召力的领导人来自莱里达。
　　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庄和小镇，都专注于保卫家园，没有送一个人去前线。征兵主要在巴塞罗那开展。
　　没落小镇塞尔维拉（Cervera）曾有间神学院。我向守卫打听——望去至多十六岁的英俊少年，他脸上绽开深深的笑：“啊！他们死了，都死了！”教堂烧得一座不剩，只剩下墙。这大多是安那其的命令，或是路过此地的民兵所为。这一地区并没有发生交战。
　　使人感觉到前线越来越近的迹象极少。道路平整，无损毁处，往来车辆比平日还少。几辆运送食品的卡车驶过，偶尔有辆载弹药的卡车驶过，驶向前线，空车返回。没遇到一辆救护车。
　　莱里达是所有通往萨拉戈萨前线南部道路的交汇点，想必十分繁忙。其实不然。三四十辆汽车和卡车在广场上停着，不时可见一些民兵，总共不过几百人。很多人聚集在镇公所，三句话不离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Buenaventura Durutti）。人称杜鲁蒂为“穷人的复仇天使”，手下民兵射杀法西斯、富人以及神甫毫不留情；不惜付出巨大伤亡代价，朝萨拉戈萨挺进……种种事迹在加泰罗尼亚民兵间流传。有些人正是其部下，笑着给我看自制达姆弹（在普通子弹顶部割一道口子）——天真的笑，没有一点儿施虐的意思，就像孩童喜爱一件好玩意。“囚犯们嘛……”一人说道，意思是为每一个囚犯都备好一颗。战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佛朗哥阵营也是类似情形。新闻记者得保持安静，如果不想惹麻烦。
　　吃饭可不容易，实行配给制，这实为接近前线的第一个迹象。
　　觅食处处碰壁，在一个咖啡馆前遇到一伙人，吃着煎蛋饼，亲切地邀我们一起吃。他们不愿透露国籍，刚坐下我就认出一位苏联记者，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即使没见过照片秘密也保持不了多久，从他的口音和偶尔与同伴说的几个俄语词也不难猜测。他一心认为一个革命者需要时刻注意隐藏身份，还觉得外国人对苏联一无所知。话题又转到安那其，我们都觉得安那其正从反对集权转为革命专政。“那样的话，”他说，“他们得离开安那其，加入共产阵营。”我想不必加入共产国际，安那其自会演化出一种新态度。
　　夜晚继续行进，一路畅通无阻。村庄少了，守卫也少了。如果一支敌军巡逻队穿越前线，不会遭到任何抵抗就能切断通讯、截断运输线。在弗拉加（Fraga）过夜，已是阿拉贡域内。

　　八月十二日

　　旅馆里也住着法拉尔少校，自治政府军的副司令。他本在军中服役，一九三三年被罗夫莱斯政府解职，后被自治政府任命为加泰罗尼亚特别警察卫队司令。卫队负责保卫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四年十月，法拉尔参与加泰罗尼亚起义，失败，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一九三六年二月被释放，又任特别警察卫队司令，七月参加了巴塞罗那巷战，随后任副司令。他隶属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知名度上仅次于杜鲁蒂。交谈中他说到前线陷入僵持：“但是我们处在一场社会革命中。”这种坦承社会革命的态度，在安那其之外可不常见。没交谈几句他就转过头去，大声催促快上饭菜。随从副官围坐在另一张桌前，聊得兴起。显然，这一支重要部队在整个晚上以及入夜后与前线无联络，电话不响，通信员亦不见踪影。也许法拉尔已久着便服。但他给人一种印象，是个敢于冲锋陷阵的人。
　　弗拉加地处前线正后方，食物供应有严格限制，住宿也是。多亏法拉尔，我们才能住下，人人有床，有食物。旅馆老板怒气冲冲，显然太多欠账。他意识到我们愿意付钱后，态度就好多了。
　　酒馆里挤满村民。三个外国人可是新鲜面孔。他们马上自豪地列举种种战绩。大多是安那其。手抵在喉咙上，一人说他们村杀了三十八个“法西斯”（村子仅有约一千名居民）。没有杀妇女儿童，只杀神甫、神甫的拥护者——律师父子、大地主，还有几个富农。起初我觉得他在吹嘘，第二天早上，从其他农民的交谈中得到证实（也有人觉得杀人不值得夸耀）。我也了解到一些详情。并不是村民，而是路过此地的杜鲁蒂民兵发起的处决。抓了所有有反动嫌疑的人，押上卡车，在监狱执行枪决。他们让律师的儿子回家，但他要和父亲死在一起。邻村的富人、神甫以及天主教徒愤而反叛，村长试图斡旋，一列民兵开进村庄，射杀二十四人。
　　遗留的财产如何处置？房屋被委员会征用，贮存的食物和葡萄酒拿去给民兵。我没有打听如何处理钱财，关键是土地和地租，那还没有任何决定，而处决已是半个多月前的事。照从前一样，租地仍由佃农耕作，大田产仍由农场工人耕作；委员会代替了大地主，雇佣所需工人。至于其他，仅有些泛泛打算：把地租减半，征收的土地一半分给贫农，另一半由委员会管理，为村庄集体财产。显然，这里的农业革命不是农民自己激烈斗争而来，而是处决带来的。大多数农民都茫茫然。“该干什么？他们总该理理清。”我问：“谁来理清？”“啊，我怎么知道？总该有些管理。”我想起昨天在别处也听到类似回答。
　　我们向北行驶，到达萨拉戈萨前线的飞行营。我去探访了两次，一次在下午，一次在晚上。这里没有部署高射炮，我问了几个飞行员，也说意外——敌人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实施突袭。夜幕降临，我看到不远处打出通敌信号。飞行员们说每晚都出现，却没人想派巡逻队去侦察一下，真是说不过去。一小支民兵队伍在今晚到达，个个兴高采烈。他们迅速支好帐篷，有序就寝。这些男孩大多数是头一回露营，接下来的任务有多艰巨，还无暇多想。
　　为什么飞行员仍效忠于政府？服役几年后，会选出条件合适的士兵接受飞行训练，因而发起反叛的基础——战友情谊较淡薄。而且正如一位飞行员所说，他们因技能突出被选中，那似乎往往有与左翼相合的趋势。毕竟，现代工业与西班牙式天主教思维不太合，习惯了繁文缛节的西班牙官员无法想象如何操纵机器。这位飞行员是自由派，无社会主义倾向，我问他怎么看待周围发生的变革。“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他这么回答，“现在我们一起战斗，抗击法西斯。”后来问起另一位飞行员，回答得干脆：“一场灾难。”他的同伴似乎也这么想，却被打断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这些自由派军人进退两难，一面要对共和国效忠，一面又反感安那其。
　　我们终于抵达前线。几乎错过这不显眼的前线。向北行驶在通往韦斯卡（Huesca）的路上，汽车被一位站在路中间的守卫紧急拦停，再往前就驶进了叛军占领区。我们爬上山，山下是阿尔卡拉村（Alcalá de Obispo）。一颗炮弹在远处爆炸，却听不到任何声响。没有一排排军队、一条条战壕，“前线”就是由约三百民兵驻守的阿尔卡拉村，以及半英里外的先遣队组成。最近的村子在几英里外，也有民兵驻守，但与此地毫无联系。眼前所见不禁让我想起外国报纸刊发的西班牙内战报道，那报道让人以为是几万人参与的大战。
　　过了一阵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炮击。耳边传来一声“躲避——”，敌人据守蒙特阿拉贡要塞（Castle of Montearagón），正朝前线开火——瞄准的是离阿尔卡拉半英里之外的地方。据军人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群群麻雀。一大群士兵站在山头看好戏。一听到炮弹的呼啸我们就后退几步，随即发现又炸偏了。
　　昨天，遭受猛烈炮击的自治政府军不得不撤离希耶塔莫村（Sietamo），但侦察似乎不是敌人的强项，至今没能确定前线位置。这边的发射侦察能力亦有限。约六架轻型野战炮架在村前，偶尔开火，缺乏有效定位；两尊榴弹炮架在村后，瞄准手站在教堂钟楼上，几乎正对炮口。经过一整天的炮轰，并无一例伤亡。
　　我的探访被打断，因为法国同伴拍了一张照片，仅仅得到一位军官的许可，没有去部队的政治委员会申请许可，结果只给我们五分钟采访时间，时间一到即被请走。这支部队主要由马统工党民兵组成，也有部分现役军人，有军官也有士兵，对共和政府保持忠诚。从制服上可把他们和民兵区别开，以及那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也没有政治委员，在委员会中是由长官代表。正如我在巴塞罗那所了解的，将领仅任军事顾问，军队的领导权在委员会。
　　我们想寻找另一支更欢迎我们的部队。车抛锚了，被困塞里涅那村（Seriñena）。

　　八月十三日

　　被困二十四小时，起初很恼火，后来不断有意外发现。获得吃饭住宿的配给票也仿佛战斗，每一顿饭都得分别向当地委员会申请，正常三餐只供给居民和军队。经过商量，我们可以在军队食堂吃饭，也因此结识了很多军人。
　　与当地委员会主席，一位安那其烘焙师愉快地聊天后，我们准备告辞，天色已晚。在食堂门口，守卫拦住主席，说了说情况。他邀我们一道去广场，那里的教堂几天前被焚烧。这里发生十几起处决，其中包括一位公证人，其住所和办公室就位于广场后身，存放着地契等文件。这些地契以及从办公室搜出的其他东西正在广场中心的篝火里燃烧着。火焰蹿得高过教堂尖顶，年轻的安那其们还在从公证人的家里搬出更多，以胜利的姿势投进火中。另一些人静静注视着火焰。这不仅仅是销毁那些不再需要的文件，对参与者来说，这个举动有着深刻意义，象征着摧毁旧经济秩序。
　　现实与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举动相符吗？显然，只有在这种财产私有制本身被废除的同时才具有切实意义。当地委员会在安那其的引导下废除了地租，征收了四座大型庄园及其农用机械。征收并未触及普通农民的财产，而公证人保存的文件中有相当多属于这一类。无论怎样，还是有所成就！与弗拉加面对革命成果茫然而立的农民不同，这里把东西派上了用场。征收来的机器是热门话题。
　　我起了疑心，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农民能够使用这些机器，还是仅仅有点儿想法。但是，亲眼所见有所改善。第二天早上，我就在街头拦住两个年轻安那其，请他们带我去看看脱粒机。我们来到村庄外的一组谷仓。仓前竖立着四架征来的机器，脱粒小麦已堆了高高一座。约十人操作一架机器。从服装就能看出来，听闲聊更可确定他们都是农民（不是没有土地的农场帮工）。正在给其中一人的小麦脱粒，明天会把机器运至另一个谷仓，给下一个人的小麦脱粒。工作迅速，面露喜悦，据我观察，操作机器熟练。村里还有位技师会修理机器。使用征收来的机器实属自愿；也有仍用传统工具来脱粒的，这样的人多为较年长一辈。在农民结束工作后，委员会想用机器对征收的小麦脱粒，并作为军粮贮存在教堂里。
　　如在弗拉加一样，在塞里涅那也有一股对政治不闻不问的漠然气氛，也有一伙活跃的安那其，多为年轻人。弗拉加的安那其在杜鲁蒂纵队的影响下，促成一场大杀戮，却止于杀戮，别无所成。塞里涅那的安那其则是自己作主，因为前方不是安那其，而是一支马统工党民兵部队，一座安那其村庄和马统工党民兵的关系谈不上融洽。尽管如此，杀戮却少得多，也显著改善了农民生活，并且明智地不去强迫不愿改变的人们，而是等待效仿来发挥作用。
　　在街上，这么多天来我头一次见到一个衣着讲究的男人；一大群农民围着他交谈，气氛热烈而融洽。他看起来像个高级官员，其实是村里的兽医。显然他不害怕穿得与众不同。不久我见到他的女儿，是一位护士。村医院已临时充当军用医院。她当然比从巴塞罗那来的志愿者护士更专业，也很乐意自己能出一份力。似乎有不少知识分子，加泰罗尼亚本地观十分强烈，却能尽心尽力与安那其共事，而其他人，如我之前遇到的飞行员，并不愿意。
　　临时医院设施完善，由本村医生负责管理。但在我参观时，十六张床里只有四张睡着人，还是普通病人。相邻另一所医院也只收治一位伤员。战争并没有带来多少伤亡，后方地区的杀戮却比比皆是。

　　八月十四日

　　昨天下午，车终于完全修好。抵达勒西涅那（Leciñana）。萨拉戈萨前线上有两支马统工党部队，人数较多的一支就驻扎在此。领导人葛罗西待人格外友好，为探访行各种方便。这里和阿尔卡拉村一样，几百名民兵驻守村庄，前方还有先遣队。与邻村没有联系，那里由自治政府军占据。葛罗西领我们去看先遣队。他们据守在约半英里外的几座山上。午后烈日当空，参谋们不愿走路，我也觉得开车更安全。扬尘扑面的平原，四处静悄悄，虽然敌人就在邻村据守，汽车是再显眼不过的目标。先遣队员有的藏在石头后面，有的挖了浅浅的壕沟，没有配带刺铁丝网。哨兵每人一挺机关枪，以树枝伪装。已守了五天，却不能说有多吃苦，壕沟里还有床垫！民兵在上周发起夜间突袭，占领勒西涅那，之后再无交战。
　　回到勒西涅那，先遣队解散。这支四百人的队伍被召集到广场，葛罗西站在阳台上，做了简短演讲，要加强纪律。一小时后，带领下一拨人前去驻守，待了一整晚。民兵依然身穿惯常衣着，无纪律可循，连排成队列的号令都没有。制服罕见，穿着各异，又五颜六色，艺术家看了会觉得美丽，军官可不见得欣赏。没有一丁点儿把大家组织起来的打算，施以军纪，加以训练。这并不难，前线后方的空地是一块理想的操练场，而民兵无所事事，无聊至极。葛罗西乍看上去有些鲁莽，却是个有趣的人，也具有凝聚力。他以前是一名阿斯图里亚斯矿工，抗争经历累累，敢于冲在前面，也懂得众人心理。但他不擅长组织，对如何作战也缺乏考虑。他和军事顾问始终在较劲。士兵三三两两聚在小酒馆里，没有据守固定位置的概念。
　　在一群男人中间，我们发现有位女兵。她并非来自巴塞罗那，而是加利西亚人，与一位突击卫队成员结婚，后来离婚，如今追随爱人来到前线。她非常美丽，却没有引起特别注意，他们都知道她和爱人在一起，在革命者看来这与婚姻是一回事。每个士兵都很佩服她，与其他两名同伴一起经受炮火，在先遣位置守了那么久。“是不是很艰苦？”我问道。“不，对我来说真是振奋。”^[3]眼里闪着光芒，我相信她的话。身处一群男人中间一点儿也不尴尬。有人拉起手风琴，《库卡拉恰》（La Cucaracha）的旋律响起，她随即起舞，其他人唱歌。一曲终了，她又成了他们的同志。村里姑娘严守传统，不与民兵多说一句话。有些护士才随和一些。
　　晚上，我和几个外国志愿者在一幢被遗弃的房子住下，房主拥护叛军。屋里一片狼藉。柜子已损坏，内衣、书籍、衣物、宗教物件、儿童玩具等等散落一地，仿佛劫掠过（其实没有）。这样住下并不舒服，民兵却也并不清理。乱糟糟的住处恐怕无助于提升士气。
　　次日早上很热闹。先是一个士兵遭到枪击，搜查在事发区域内展开，一无所获。那个士兵认定自己被一个潜伏的“法西斯”打伤了。不久，三架敌机出现，整个民兵部队及村里半数居民都拥到广场上看。执勤回来的葛罗西下令机关枪准备射击，敌机却没有投弹，这可是头一次。据我观察，之前的日间轰炸毫无效果。村里只有一处浅痕，我都辨认不出那是炸弹炸的。显然炸弹质量极差。但是几天前一个农民因此丧生，他正在收割一片被弃土地，女人仍难过得流泪：“先生，多残忍的战争！他们杀死了我们的男人，当场就死了。”这是这么多天以来唯一一起伤亡。
　　遇见一伙来自对面的逃兵。都是普通士兵，被卷进这场反叛。入伍之前都是社会党人或安那其。似乎这样的逃兵遍布前线。俘虏往往当场枪毙，他们甘愿冒险。来到这边先得证明自己确实属于革命组织。他们说不少叛军将领信不过手下士兵，不愿带他们去前线。但是，并没有强迫士兵参加宗教活动。
　　回来路上经过阿尔库比埃勒村（Alcubierre）——先由民兵占据，后被叛军攻占，再被政府军夺回。叛军占领这里后，枪杀了所有最活跃的安那其和社会党人，总共八至十人。后来政府军也杀了这么多人。
　　到达巴塞罗那已是深夜。约翰·康福德先生没有同行，他已在勒西涅那应募入伍。

　　八月十五日

　　我在火车上结识的英国人与另一伙人一道探访前线，到过塔尔迪恩塔（Tardienta），加联社党部队指挥部所在地。他说加联社党部队占领塔尔迪恩塔时，处决了“法西斯”，搜罗到数量可观的钱财、珠宝及其他贵重物品。又派一辆护卫森严的汽车将这些东西运往巴塞罗那，交给总部。护卫们似乎只持个人证件，所运的财宝无任何凭证。在下一个路口被一名马统工党民兵拦住，例行搜车，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还被押到部队驻扎处，因抢劫被枪决。尸体装进棺材，送回塔尔迪恩塔，受到隆重礼葬。托派对抗斯大林派！
　　这位英国人还探访过杜鲁蒂纵队，无法认同他们。的确，在进攻萨拉戈萨上他们比其他队伍都领先，并且不吝惜牺牲——后备力量充足，民兵源源不断，从巴塞罗那征召。最终，总司令比利亚尔瓦下令停止这种做法，几经争辩，杜鲁蒂才放弃进攻。据我所见，其他部队都没有夸张的进攻热望，也无人牺牲。这样不知何日才能攻进萨拉戈萨。也许杜鲁蒂走了极端，但是，在无谓牺牲和无所事事之间得找个平衡点。就整个前线而言，如果运用得当，这种突击战术会非常有效。
　　英国同伴还说到他们所实施的政策。农民对共和国心怀热情，而杜鲁蒂纵队却能做到招人恨。他们离开了皮纳村（Pina），因为村民以沉默相抗，没法再待下去。他们要征收粮草，处决“法西斯”，只论嫌疑，不管真假，惹得全村都要起义。处决仿佛是政策，每到一处杜鲁蒂部队都要进行处决。他还被邀请去看，好像值得欣赏。
　　亲眼见过前线，才意识到各路政党的谋划多么缺乏现实考量。他们都以为萨拉戈萨即将攻下，其实那是遥遥无期，因为整个前线处处松懈。马统工党成员指责政府有通敌意图，阻碍军事行动，其实与事实不符。需要一伙极有能力的将领和政治家来提升民兵队伍的作战能力，这样的人在哪儿？如果说马统工党的猜疑和安那其的豪情都毫无根据，加联社党和共和党人的焦虑也一样。各路党派必须合作，才能克服民兵作战能力不足的劣势。社会党人和安那其先得克服对彼此的厌恶，安那其不再坚持反对集权。这可能吗？安那其并非胜券在握，也早已改变良多。

　　八月十六日

　　周日，在海滩。挤满兴高采烈的人群。以前多是有钱人来游玩，豪奢气氛荡然无存。到处是无产者。

　　八月十七日

　　听到令人瞠目的话。加联社党的代表们认为，西班牙并没有发生革命。他们不是老式加泰罗尼亚社会党人，而是外籍共产党人（我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这真是罕见，他们说，政府在与自己的军队交战。仅此而已。我说起工人有了武器，日常管理也是由革命委员会负责，不经审判就被处决的人成千上万，工厂和大庄园均被征收，由劳动者自己管理这种种事实。倘若这些都不算革命，那什么是革命？他们说你理解错了，那都不具有政治意义；只是紧急举措，与政治无关。我提起位于马德里的加联社党总部，把这场运动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起码承认它是革命。代表们断然否定总部的观点。这十五年来他们认定了多少实际上没发生的革命，因了这些错误判断付出沉重代价，如今身处革命现场——自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来在欧洲发生的第一场革命，却认为这并不是。看来加联社党同安那其一样，有切实的相互理解之前先得摒弃不少古怪想法。是否能够达成理解将会决定革命的命运。与法国或俄国革命不同，西班牙革命无法凭借革命各派交战来解决问题，至少目前是如此。佛朗哥强大得多，只要革命阵营发生内讧，胜利就会属于佛朗哥。这也是对立政党没有公开决裂的原因。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堪称火上浇油。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Jesus Hernandez），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接受了一家法国报纸（非社会主义倾向，如果没记错，是《巴黎午报》（Paris Midi））采访。他公开谴责安那其，说他们宁愿待在后方，滥杀无辜……打败佛朗哥后，共产党会迅速取代安那其（尽管就目前力量比较而言，正相反）。我旅馆里也住着一位安那其，法国人，精于实施恐怖活动，得知上述采访后，和一个记者冷冷说道：“写这些垃圾的人不配活着，也不会活着；不管在哪儿我们都能找到他。我们会除掉这些人渣。”^[4]类似的话说了不少，他眼神笃定，不像是在开玩笑。

　　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日

　　疲乏，在锡切斯（Sitges）稍作休息。这处著名海滩如今十分荒凉。往日多是富有的游客来这里，眼前的葡萄园却被害虫侵占。氛围也紧张，实比探访过的其他村庄更压抑，尽管表面看来十分安宁。在内战爆发几周前，自治政府在一幢悦目的公共建筑里设立了新的公共图书馆。此刻阅览室里满是热切的年轻人，来自不那么富裕的阶层，有男孩也有女孩，大声抗议我和管理员的对话打扰到他们。在阅览室安静的阅读，如今几近奢求。
　　不少度假别墅被征收、闲弃。房主去哪儿了？我在返回巴塞罗那的路上了解到，其女眷得给民兵做洗衣等杂役。西班牙人不会乘人之危，被投监或枪决的男人的女眷不会遭到骚扰，这里却是例外。我本人在西班牙期间并未遇到什么困难，但在车站遇到一位女民兵搜查行李，态度毫不客气，似乎一心想多损坏几件东西。而在加泰罗尼亚其他地方，搜查行李的做法早已取消。
　　有天下午，海滩上焚烧宗教物品。委员会通知每个人交出画像、雕像、祈祷书、护身符等等，集中焚毁。女人们拿着小物件，大多数人都不情愿，依依不舍地与手里的东西告别，它满载家族记忆，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庆祝，除了孩子们。他们开心至极，把雕像扔进篝火之前割掉它的鼻子，以及类似的各种恶作剧。这样的焚烧让人反感，也是欠考虑的做法。与其说毁灭信仰，不如说是唤醒。我不认为所有委员会都会做类似的硬性规定。
　　有一晚，从马略卡岛方向传来猛烈的炮火声。海滩上的渔民们不承认自己听到了什么，显然害怕说错话惹祸上身。那么，不只是富人提心吊胆，穷人也一样。最糟的是，生活并无改善迹象，这些渔民仍为主人服务，委员会似乎疲于应对。像在锡切斯这样的地方，大多数民众持漠然态度，管理不可避免地落入一伙资质可疑的人手里。

　　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在巴塞罗那，一位来自英国的马统工党女民兵告诉我另一处加泰罗尼亚海滨度假胜地托萨斯（Tosas）的故事，在内战爆发之前她就在那里。也焚烧宗教物件，由邻村的安那其发起。她觉得农妇们并不愿交出来，但是看过焚毁后，她们深信天主教走到了尽头；她听见她们说着“圣约瑟死了”。^[5]次日，村子自己废除了“A Dios”这个问候语，“因为天堂里不再有上帝”。村里有两位神甫，一位信仰狂热，严守戒律，另一位正相反，尤其和姑娘们往来热络。后者在革命伊始即被藏起，免于拘捕，而“好”神甫是反叛者的同伙，为全村人所痛恨，逃跑途中从岩石上跌落，摔断了脖子。托萨斯的农民也不知道该拿征来的土地怎么办，地主是政府的敌人，已遭处决。
　　下午乘火车去瓦伦西亚，有一等、二等车厢及餐车，准时抵达。

　　在瓦伦西亚的两日

　　以下是瓦伦西亚反叛经过：莫尔塔将军瞻前顾后，想等其他地方反叛有了结果再做打算。马德里政府派出三人代表团到瓦伦西亚掌管权力，以马丁内斯·巴里奥为首（他也是议会主席）。起初他试图和莫尔塔将军谈判，并没有把当地的社会党人和安那其纳入考虑。两人有一脉共同背景，都是共济会成员，巴里奥觉得这是个优势，但莫尔塔也这么想。瓦伦西亚周边地区的反叛均被扑灭，莫尔塔打赢一仗的几率不大，此刻举行谈判显然对他更有利。几天后，巴里奥返回马德里，带着莫尔塔提出的条件。将军并未被召立即听令于政府，而是被当作有权谈判的个人。他向政府提出了哪些条件并未公布，据传他不折不扣地要求现任政府解散，新组政府来对佛朗哥和共和国进行调解，其中莫尔塔（也参与了反叛策划）和巴里奥需任职。无论这些是否即是巴里奥带回马德里的那些条件，都没能达成实质性结果。马德里与莫尔塔将军的谈判陷入僵局。与此同时，革命发展迅猛。社会党、安那其以及当地共和党组成人民执行委员会，组建民兵部队。起初拒绝谈判，随后干脆拒绝听从马德里。巴里奥再赴瓦伦西亚，试图达成和谈。委员会则向军队下了最后通牒，士兵可自愿撤离，其余士兵也意见不一，人心涣散，被武装民兵打败。民兵攻占兵营，所遇抵抗甚微，大多数军官被杀。巴里奥不得不离开瓦伦西亚，前往阿尔瓦塞特（Albacete），位于马德里与瓦伦西亚之间的小镇，几天前被政府军夺回。在巴塞罗那，人们说瓦伦西亚是“由工人统治的镇”。

　　八月二十二日

　　亲眼见到瓦伦西亚，才发现是另一番景象。外人以为这里已是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则比巴塞罗那的“苏维埃”程度还低，仍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城镇。武装民兵比巴塞罗那少得多，被征收的商店也不那么多；红旗也少，更多西班牙国旗和瓦伦西亚旗帜。更多车辆属于政府部门，而非工人委员会或工会。街上更多衣着时尚的人，乞丐也相当多，而在巴塞罗那几乎一个都见不到（新成立了帮扶委员会）。瓦伦西亚并没有像巴塞罗那那样经历巨变，仅仅是与驻守士兵短促交战后，催生了某种地方独立。仅此而已。
　　本地政党在革命中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似乎在各个方面都较巴塞罗那为弱。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把杂货店主、手艺人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与佛朗哥战斗是为捍卫自己的权益。瓦伦西亚也要求自治权，要求承认瓦伦西亚方言，但是这场运动势头不强。结果整个商人阶层（他们在像瓦伦西亚这样的城市至关重要，因为瓦伦西亚商业发达，几乎没有工业）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抱有敌意。瓦伦西亚种植柑橘和稻米，灌溉系统也完备——阿拉伯时代的沿袭。村里居住的不是境地悲惨的农奴，服从于几个本地权贵，而是富足的农户。在二月选举中许多村庄完全投给右翼，我们问起这些果园是否受到革命的波及，人们漠然以对。
　　支持革命的人群中间无疑是安那其势力最强。他们统率着码头工人以及运输工人、建筑工人等体力劳动者。如巴塞罗那一样，社会党人的劳工总会有白领劳动者的支持，在铁路工人中间亦有号召力。社会党和共产党有各自的组织，不像加泰罗尼亚那样合并为加联社党（在西班牙其他地方亦无合并）。但共产党与马统工党都势力较弱，对政治有兴趣的劳工总会成员追随社会党。共和党在市民阶层中间有一定影响力，却分裂成三派，一支亲马德里，另两支主张本地自治。
　　这里的安那其也比巴塞罗那的更温和，尽管并不打算与社会党人合并，却愿意合作。社会党人左倾得厉害，甚至共和党看起来也和安那其关系不错。我把能探访的政党总部都走了一遍，参加了一场人民阵线的大型公共集会。
　　去共产党总部，走进书记室，一眼就看到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和较小的基洛夫像。旁边又有两张海报，写着“尊重小农财产”和“尊重小工厂主财产”。书记语多抱怨，“三人代表团是由总统任命，安那其就不明白自己得服从，他们想要地方独立。……社会党人还不赖，如果只追随普列托（右翼领导人）”。“但你们毕竟还有共和党的支持。”我说。“别指望那个，”他回答，“他们总是偏向安那其，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共和党人撤换了委员会代表，如今的代表坚定反对安那其。”“那么，你们没有任何支持？”“我跟你说，只有我们在这儿坚定执行马德里的命令。”交谈间，一人冲进来报告，安那其刚刚强征了一辆属于共产党的卡车。书记奔向电话，打到安那其总部，争执起来，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如果说共产党人在城镇的影响力弱，总还有些来自农民的支持，因为有保护农民个人财产的政策。本地共产党委员会向我介绍了稻米种植协会的情况（法律规定，所有种植稻米的农民都得加入）。之前的管委会被废除，新成立的由一位社会党人领导。管委会希望改善稻米买卖，如今三十三家稻米加工厂都由工会管理，同这些工会谈判总比和一个个厂主谈容易。稻米种植不乏大户，普通农民并不愿攻击富农，因为他们管理着灌溉协会，稍稍扰乱这套复杂的灌溉系统，后果都不堪设想。
　　上述交谈在次日得到充分证实，我在一位安那其的带领下去果园探访。安那其仍是最活跃的，却没有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里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许也有厌恶），比加泰罗尼亚或阿拉贡的村庄严重得多。也有多起处决，但是这是个富庶地区，把所有富农都枪毙的想法显得匪夷所思。毫无疑问，这里的农民不支持安那其的集体化。在锡拉村（Silla），几个当地委员会成员和安那其起了争执。他们认为农民的土地当然该归农民，和从前一样，哪怕是遭处决者的土地也不该集体化，该分给农民。不管我询问哪里，都发现对如何处理征来的地没有定论，农民感到茫然，几乎可谓漠不关心。同时，有些农场工人是劳工总会成员，劳工总会亦不想让征地荒废，工人继续耕作，工资和从前一样。但是，现在和农场工人会签订劳动合约，一位年轻的共产者说，权益终究有了保障。
　　人们沉浸在良好意愿里，并不考虑实不实现。在村委会我了解到，安那其发起多项改革，尤其自豪于所有作物都直接卖给工会。这真了不起。好奇心驱使，我说想与负责主要农作物（此时是小麦）买卖的人联系，做个采访。无人回应。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承认，并没有负责人。仍和从前一样，由个体商人处理。事实上，处理出口作物，如瓦伦西亚的柑橘，远远超出小村子的能力。虽然“安那其式共产”还无法实现，总可以讨论讨论。
　　在甘地亚镇（Gandía），首次遭遇枪击威胁。我正与劳工总会本地支部的秘书长讨论农业问题，一个捎信人进来，说几位绅士在外面等我。是四个穿着制服的人，袖口缀一道道条纹，我不认识那制服。他们开始盘问我，问我为什么来这里，我说特意来到这里是为调查农业革命，他们反驳说西班牙没有农业革命，我的调查很危险，西班牙现在并不想被外国了解，如果我想带什么新闻回去，就说所有人都团结，都听从政府；我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会被“消灭”。我告诉他们是人民执行委员会新闻处的汽车载我来的，要不要和我一起走，监督我离开？他们不想——极其明智，我也没有离开。后来我发现这些人是以前的普通警察，当然只是在尽分内职责。我的安那其同伴可不信，坚持认为只有共产党人才会这么干。我说我观察到共产党民兵的制服袖口上不配条纹，他们也不信。那些人哪种装束都愿意往身上穿戴，他们说道。这也不能说服我。
　　下午，在瓦伦西亚，我参加了人民阵线的公众集会（安那其和马统工党均不属于人民阵线）。约五万人到场，气氛热烈。当多洛莱斯·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出现，民众沸腾了。她深受爱戴，政府官员中间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人。她担得起这声誉。并不是因为她具有政治头脑，相反，打动人心的恰恰是她与政治阴谋那一套毫无关系：朴素、自我牺牲的信念，从她说的一字一句中流露出来。更可贵的是谦逊。一袭黑衣，整洁、得体，没有一点儿打扮的刻意。演讲简洁直接，不用修辞，不在乎戏剧化效果，也不像其他演讲者那样宣讲政治信条。演讲临近结束，她的声音突然嘶哑。自内战爆发以来她已在大型集会上做了无穷无尽的演讲。她坐了下来，挥了挥手，仿佛在说：“没办法，说不下去了，抱歉。”没有一点取悦听众的意思，也毫不关心演讲成功还是失败，仅仅惋惜无法继续说还想说的话。这个手势无比简单、真挚，比整个演讲更让人感动。她看起来像五十岁，其实不过四十，言语手势流露着深沉的爱与隐忍（她有五个孩子，一个女儿跟她来到会场）。民众崇敬她，不是因为她的智慧，而是把她当作圣徒一般，可以在艰难困苦和充满重重诱惑的岁月里引领他们前行。

　　八月二十四日：瓦伦西亚至马德里的火车上

　　在过道里遇到熟人，两位巴塞罗那的年轻安那其，去为组织办事。我在三等车厢，他们在一等，组织提供的免费票。我们一起在餐车吃饭，还邀我去他们车厢。我说他们变得“资产阶级”了，他们一笑置之。毕竟变化还不大。坐一等车厢，仍穿着工人服装。其中一人把来复枪放在行李架上。对面坐着一对夫妇，显然不是乘免费票出来，可能是瓦伦西亚富裕的杂货店主。妇人被枪吓坏了，其实毫无危险。他注意到她紧张不安，倒像孩子一样更摆弄起来，一会儿装上子弹，一会儿卸下，夫妇愈发害怕。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敌意，旧上层与新上层阶级，在火车上有了这么滑稽的相遇。
　　我们取道南部，途经干旱的拉曼查平原。小麦收割正在进行，往常在七月结束。我们谈起农民生活之艰难，突然，在东北方向，一道蓝色山脊显露。“这是瓜达拉马山吗？”我问，他们说是。我瞬间意识到马德里随时可能沦陷，一旦叛军突破瓜达拉马前线。

　　八月二十五日：马德里

　　昨天傍晚抵达阿托查车站，一派平和。与各地一样，不见出租车，却有搬运工。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也照常运营。食品供应是个大问题，旅店主焦虑得多。几次寻找住处都徒劳而返。店主筹集食物困难，也不想让陌生人住进来。最终找到一间瑞士人开的家庭旅馆。经营者抱怨方方面面的难处，却有足够好且丰盛的食物招待客人。
　　街道给人的印象与巴塞罗那十分不同。巴塞罗那见不到乞讨，瓦伦西亚有乞讨，马德里则随处可见。一群群在咖啡馆里乞讨的儿童尤其惹人讨厌。这不像是内战引起的，仅仅是积习难改。告诉男孩如今有为穷人提供免费食物的地方，他也不在意，继续乞讨。如果乞讨仍如往常，那么一定程度上，其对立面讲究享受也会照旧。当然，衣着华丽的人比平日少，但仍有许多这样的人，尤其是女人，走在街上或坐在咖啡馆里，并不因此有所忌讳或感到害怕，与完全无产者的巴塞罗那形成鲜明对比。因了亮丽颜色，马德里显得生机勃勃。咖啡馆坐满了人，如巴塞罗那一样，但这里坐着的是记者、公务员及各种专业人士，工人仍是少数。
　　到处可见身穿簇新深蓝制服的民兵，罕见肩背来复枪身着便装的工人。大多数人帽子上没有佩戴党名缩写。我们身处共和党人主政的马德里，赞成军队制，反对巴塞罗那的安那其民兵制。制服上的缩写一般并不表示效忠某个政党，而是指属某一工会分支。当然，安那其帽檐上有“CNT-FAI”标志，从这合并标志也可看出他们在马德里是少数，尽管还不是完全无足轻重。我们已接近最艰险的前线——瓜达拉马。
　　教堂纷纷关门，但未被焚烧。下午我去圣母大教堂，看戈雅的湿壁画。教堂锁着，看门人为我打开，领我去看壁画，这座教堂已闲置许久。相邻的一座教堂被本区民兵委员会征用。
　　大多数被征用的汽车归政府机构使用，而非某个政治党派或工会组织。这里政府的分量更重，而在巴塞罗那，社会党人、安那其和工会更有力量。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在马德里还能见到普通警察。马德里也没有成立民兵中央委员会。
　　似乎少有征用发生。大多数商店照常营业。旅馆里有民兵住着，也有如皇宫旅馆，欧洲最大的旅馆，由工人管理，并且还会继续。但民兵在旅馆统一住宿似已逐渐减少。我所住的家庭旅馆经营者说，昨晚招待过最后一伙民兵，从今天起他们会去食堂吃饭，以后也不会再有民兵来这里吃饭或住宿。
　　银行如同巴塞罗那一样，贴出告示，声明受政府管理。只有一些总部在叛军辖域的银行被宣告征用。事实上，在西班牙全境，银行业是极少遭征收的行业之一。
　　总结：比起巴塞罗那，马德里更像一座战时城市，而不太像经历社会革命的地方。除了簇新的民兵制服，咖啡馆里放声谈笑的普通民兵，私家车少见，偶尔可见有关管控和征用的海报，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变化。
　　或许祥和只是假象。人们谈起昨天发生的大屠杀。叛军攻占了巴达霍斯。约一千五百名囚犯被赶进斗牛场，被机关枪扫射。政府当局不允许消息见报（所有外国人都不理解这种掩饰态度），理由是避免民众过于激愤（消息不久传遍马德里，人们惶恐而愤怒）。又有模范监狱（Model Prison）关押的政治犯发起暴动。约三千名犯人，因为马德里政府不只是简单地枪毙或释放嫌犯，更羁押他们，留待进一步审查，这种审查比起巴塞罗那盛行的做法温和得多。巴塞罗那的审查极其粗暴，不利证据一出现，嫌犯就逃不掉处决。然而眼下审查宽和与否似区别不大。犯人点燃床垫，手持火把袭击警卫。监狱骚乱这则消息与巴达霍斯屠杀一起传遍马德里，众人聚集在监狱门前，强烈要求立即处决所有政治犯。一些社会党领导人也来到现场，试图使大家冷静下来，并未奏效。当场成立了民众法庭，著名右翼政治家（包括梅尔吉亚德斯·阿尔瓦雷斯先生）等多人被处决。政府宣布会立即成立革命法庭，处决才终止。有不少法官和警察支持叛军，留下的也有被政府解职，认为其不可靠。因此，没有足够人手执行调查或审判。几千名囚犯羁押在监狱里，等着叛军攻进马德里。

　　八月二十六日

　　街头有个变化，时间一长愈发明显：每天都有几百甚至几千个来自工人家庭的姑娘在街头奔走。她们常常出入阿尔卡拉大街和格兰大道上的咖啡馆，为“国际红色救援”募捐。那原本是由共产国际资助的组织，旨在“帮助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在西班牙由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运作，救助伤员以及牺牲士兵的家属。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均无募捐活动。姑娘们成群结队（从不独自行动，她们仍不习惯一个人走在街上），穿着得体的工人服装，问每一个人要捐助，几乎避之不及。她们非常乐意做这件事。对大多数姑娘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脸，可以和陌生人说说话，或在咖啡馆坐下来，和民兵聊一聊。
　　革命特别法庭今天开始工作，只审理超出现行民法或军法权限的案件。这意味着只受理涉及暴乱的案件。还有不少其他案件：神甫、贵族等许多并未参与军队反叛的右翼人士，因密谋反对政府或有类似嫌疑被抓。这类案件都不在革命特别法庭审理范围内。在军队反叛发生的头几天，安那其认为每一个右翼政党成员都该枪毙；他们列出名单，仅希尔·罗夫莱斯的天主教人民行动党就有四万两千名成员在列。他们当然明白这实属滥杀，却也没人想恢复审判程序，把真正犯了叛国罪的人处以死刑。马德里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安那其的调查委员会进行合作，分别有一份嫌疑人名单，逮捕一人时会问另外两个委员会的意见。意见一致的话，要么处决，要么释放；意见不一则等待进一步调查。这当然是个程式化方法，来处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真的无解。比如下面这个故事。七月十九日，经受五小时密集炮火的民兵发起反攻，占领蒙塔纳兵营，平定了马德里的军队叛乱。民兵返回市中心，受到民众的欢呼。行进到太阳门广场时（那是叛乱者集中的区域）遭遇埋伏，四面的窗户通通成了伏击点，突击卫队立即命令民众卧倒。这些西班牙人觉得巷战再平常不过。他们伏在人行道上，在四面火力攻击下，坚持了数分钟之久，直至突击卫队进入屋内，把窗前的狙击手清除。一连多日，类似伏击在马德里多地发生。
　　这样的埋伏已够让人惊慌失措，还有通敌、军官擅离、私藏武器等数不尽的传闻到处流传。起码有些是真的，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革命者觉得被来自各个方向的敌人包围，不得不在黑暗中出击，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查个明白。
　　据我的判断，并非因为马德里的恐怖活动真的比巴塞罗那多（尽管邻近瓜达拉马前线这一事实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而是因为加泰罗尼亚在清剿政府敌人方面十分迅疾，而马德里的管理近于瘫痪，政党各执己见，促生了摩擦、暴行以及滚雪球般的谣言。
　　其中有这么一个真实故事。在某旅馆，涉及协助叛军的西班牙人被捕，使了不怎么光彩却是人之常情的手段，供出几个朋友，不久被释放。朋友又告发了他，有确凿证据，他又被捕，不久被处决。负责调查和行刑的这伙民兵担心惊扰到他的妻子，没敢告诉她实情。瞒了两个多星期，说她丈夫还活着，在家乡受拘禁。这只会徒增得知真相时的痛苦，但无疑是出于对女人的同情。他们说是她丈夫有罪，她没有罪。女人不应受牵连，这种观点似乎相当普遍。
　　“报复式”告发被在巴塞罗那的外国人不断提及，却一直没有可信例子。今天我得知了一个典型故事。一位病人告发了自己的医生，他欠医生些钱。幸运的是，被捕医生突然想到了要害，问审讯者“是不是X告发的我”，回答是肯定的，这就解释通了。告发者被逮捕，无法否认欠债一事，稍经调查就发现他的告发有多站不住脚，他被处决。这并非特殊例子，但也并非每个无辜者都能逃过一劫。
　　从这些惶惶故事中暂时抽身，下午我去了普拉多博物馆。一伙年轻的安那其民兵漫步于宽敞的展厅，盯着一幅幅陌生的画。一定是头一回来这种地方。他们奉命前来征服资产阶级的教育特权，却发觉比想象中困难。举止得体，置身出乎预料的环境也依然如此——这是西班牙人显著特点之一，也感觉得到周围的东西值得尊崇，或许也觉得美丽。压低嗓音交谈，放轻脚步；只是这一张张画作是那么费解。

　　八月二十七日

　　劳工总会总部仍在富恩卡拉街（Calle de Fuencarral）上一幢不起眼的窄楼里，不像巴塞罗那的各个政党搬进某个豪华旅馆。少数人员在那里工作，不像全国劳工联盟总部或巴塞罗那的民兵中央委员会那么生气勃勃。以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工总会主席）为首的社会党人在马德里最有影响力，尽管如此，他们有诸多不满，尤其是针对共和政府。没有社会党人参与，政府完全瘫痪，坐以待毙，听听埃斯特雷马杜拉传回的可怜战报。又说多数公务员都靠不住，有些就是奸细，自由派部长只会做做样子，精简一下人员。今天出版的《信息报》（普列托的喉舌报）刊发的文章写道，在内政部拿起一份社会党人报纸读都会引来侧目。连作战参谋部都没成立，军事行动无统一部署，没有对将领统一授权，甚至调遣一队民兵也要国防部长本人批准，而且成效平平。
　　社会党人深感当务之急是参与政府，掌握决策权，却不乏顾虑，不便冒进。以阿拉吉斯坦因为代表的一群人主张立刻变更政权，而以普列托和加拉尔萨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反对，他们亦举足轻重——有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头人的支持。普列托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维持友好关系，这就要求保持政权不变。民主国家会视马德里政府为合法政府，受到军队的非法攻击。但是如果社会党人掌权，建立无产阶级共和国，那么捍卫合法政府的话在外国看来就成了谎言。因此普列托及其同仁提议，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参与政府，希拉尔仍是首相，其大多数幕僚仍任原职。这一提议得到共产党人响应。同其他地方一样，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也与右翼社会党人合作。
　　卡瓦列罗强烈反对普列托的观点。他主张社会党人应尽快完全掌权，一日不实现就一日不参与政府。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卡瓦列罗坚持了三十年的渐进改革观，才转向这种态度。他认为这种联盟仍由共和党领导，不可能实施精简行政、重整军队、管控经济活动等措施，这都是赢得战争的关键。社会党人参与与否无关紧要，参与了也是妥协，还会给安那其可乘之机。观念分歧之外，不乏私人积怨。各有各的日报，《光明报》是卡瓦列罗的报纸，《信息报》是普列托的；社会党的官方报纸《社会主义者》在两派激烈斗争下变得无足轻重。
　　卡瓦列罗这伙人对共产党人的批评尤甚。苏联根本没帮我们，他们说道，和法国、英国差不多；一心搞政治阴谋，促使运动右转，都是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服务；不想违背法苏条约，对西班牙内战避免采取过于革命的态度。同时他们也承认，共产党人组织军队有方，尤其是著名的第五军团，不止一次在瓜达拉马前线为政府解围。“我们也不差，我们有铁路工人武装，还有马德里北站的装甲火车。”
　　令卡瓦列罗感到头痛的，自然是安那其。他们是他的老对手，他也是他们的老对手。卡瓦列罗的手下对安那其态度更近恼火，而非憎恶。安那其的转变在他们看来更像一次挫败。认为安那其为局势所迫，将“不得不追随我们”。这是社会党人的幻想，眼下前线枪支极其短缺，安那其却在马德里囤积了五千支来复枪。这是真是假，我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安那其武器充足，他们不信任其他工人组织，危机潜伏。
　　同时，人人紧盯前线，形势严峻。卡瓦列罗和德尔瓦约几乎天天开车去瓜达拉马，似乎因此在民兵中广受拥护。

　　八月二十八日

　　已听到不少人抱怨弹药供给。法国、苏联都拒绝援助，在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新建军工厂进展极其缓慢，本可以向外国购买弹药，也错失良机。
　　专家对经济形势也不乐观。缺乏原料不必说，有时也缺技术人员，还不愿听从专家意见——这对振兴工业至关重要。除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及北部海岸之外的政府辖域内，至多百分之三十的工业由政府掌控，而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工会组织掌控了百分之七十的工业。
　　不时有意外发现。在皇宫旅馆有个孤儿之家，在一位外籍教育学者的指导下，改成了寄宿学校，并有西班牙女教师任教。这位学者接触过许多经历相仿的儿童。八至十八岁的男孩寄宿在此，接受教育，女孩在另一处。有些孩子先前寄宿在教会学校，因学校解散而无家可归，另一些则在动荡局势中失去了父母。大多数不是马德里人，许多孩子在叛军攻进村子时独自逃了出来。或是自己找来，或由民兵带到这里。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流浪儿童问题曾在俄国非常严重。午饭时候，我看到有孩子哭着进来，工作人员和年长的孩子马上围了过去。教师们说眼泪并不鲜见，过一两天孩子们就自在多了。的确如此。能够如此迅速地适应一个新环境（在许多方面都不尽完善）。在这些家境贫苦的孩子眼里，新家仿佛天堂一般：丰盛的食物，装潢富丽的房间，悉心照顾的老师，还有繁华街道。这些男孩都历经磨难，有些甚至亲眼见到父母被杀，一个人逃亡，却没有留下心理阴影。在一两天之间，一点善良，几句抚慰的话，老师和同龄人的陪伴，不费太大困难就安顿下来。外籍学者也深感惊讶，她之前在大工业城市同工人的孩子有过广泛接触，说即使是平日，也从未见过这么容易适应的孩子。
　　这一事实有助于理解西班牙革命的重要一面。一次又一次，我对民众反应之平静吃惊不已，即使是在焚烧教堂、圣像，或是谈起恐怖活动。我不再把某报刊登的故事当真，羞辱、焚烧修女之类。西班牙革命另一显著特征，即不涉及性道德的颠覆性变革。当然有变革，却比在一战时期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小得多。至于妇女参战，这向来是西班牙的传统。西班牙内战引起的心理震撼意外地小。这些儿童经历惨痛变故，却没有心理失衡。西班牙人面对这场剧变，依然安静沉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健全的人。

　　八月二十九、三十日

　　漫长的两日，为去前线做准备。气氛阴郁。叛军正在猛攻瓜达拉马；已占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奥罗佩萨（Oropesa），向塔拉韦拉（Talavera）进军。佛朗哥与北部莫拉的部队会合已毫无悬念。我决定不去瓜达拉马，每个记者都去过了。那里陷入僵持，如萨拉戈萨前线。该去探访塔拉韦拉，迎来紧要关头的塔拉韦拉。
　　紧张气氛迅速积聚。人们议论纷纷，不能再放任自流，卡瓦列罗必须有所作为。政界人士对他褒贬不一，有人嘲笑他被称为“西班牙的列宁”，也有人寄予厚望，卡瓦列罗亦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无论他个人能力高低，社会党人参与政府起码意味着能有些举措，而共和党人任由局面变糟。
　　在马德里的倒数第二晚，遭遇首次空袭。我回到住处已疲乏至极，却不能睡，有战时无处可躲的东西——起码对我是种折磨——无线电。左翼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就在街角设了民兵中心，深夜还开着无线电，开到最大音量。自由国歌《列戈颂》正在放第一百遍、两百遍，并不动听。突然近处传来一声巨响——后来我得知远处早就被投，身处无线电的噪音之中我没听见——无线电立刻没了声音。我马上反应过来这是枚炸弹，尽管我没有经历过战争。反而松了口气，无线电的狂轰滥炸终于停了。我到阳台上观望，发现奇怪一幕。附近这片窄街灯已通通熄灭，格兰大道、阿尔卡拉大街和西贝莱斯广场却灯火通明，照亮电讯大楼、邮政大楼、西班牙银行以及国防部，即空袭目标。这是有意通敌，还是玩忽职守？不管怎样，都让人觉得可耻。我们旅馆并没有引起多少恐慌，西班牙人的冷静显露无遗。然而街上忙碌着各种不着边际的事。民兵朝天放枪，一架架在国防部楼顶还是附近某幢楼的机关枪，也轰鸣了一阵才停。空袭似已结束，真正危险的是来复枪和机关枪一阵阵开火。我躲在阳台石墙后面。枪声渐渐停止。
　　早上，人们围在国防部花园的排水沟前，盯着炸弹砸的大洞，距建筑物本身不过十英尺远。投掷得这么准，非西班牙飞行员所为；只可能出自有战争经验的人之手，一个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侥幸，无人死亡，仅有两三个民兵受伤。但爆炸威力之强，震碎了阿尔卡拉街上一些优雅的咖啡馆的玻璃，掀翻了桌椅——远在一百五十至两百英尺之外，引起恐慌。民兵并未意识到飞机的存在，认定有枚炸弹被一个法西斯扔进了某家咖啡馆，勉强压下怒火，克制住扫射人群的冲动。
　　下午拜访了一些朋友，他们住在西区，邻近曼萨那雷斯河。讲述的故事让人心头发沉。街角有一片草地，每天清早都有车开来，十五至二十名犯人被带出来，枪决。尸体留在原地几近中午，当作威慑。
　　又聊起前线的危急形势，因为来访者大多一入伍就被委任为军官。一个年轻人不住抱怨武器质量差，机关枪总是卡，弹药老旧——主人突然招呼我们快到阳台上去。午后晴空下，瓜达拉马山就在不远处，厚厚的云层遮蔽了山这一侧，不是积雨云，是燃烧的滚滚浓烟。显然，并非炮弹所致，而是有计划地焚烧大片山头。我们知道曼加达（Julio Mangada）的部队在行动——要用焚烧来防止叛军突袭？我们深感马德里危在旦夕。

西部及南部前线

　　八月三十一日

　　拖延一如既往，似无尽头。下午终于出发，前往塔拉韦拉。依然是五人同行——司机、配枪护卫、两位来自《视界》的摄影师和我自己。我已熟悉这一带，村村都有守卫，也有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一片片广阔的半封建制土地，种植小麦，而非水果和蔬菜，比加泰罗尼亚和勒万特地区贫困得多。时而可见大谷仓。主导委员会的不是安那其，而是社会党人，时有少数共产党人。与东部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成）十分活跃——这一带并非左翼政党的老据点；在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大多数村庄都不曾有过左翼组织，如今也仅是年轻一代与从城镇来的社会党成员有较深接触。委员会成员亦是年轻人，与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形成鲜明对比，那里三十至四十岁的人更常见。之前的政府部门仍存在，与委员会一起管理，没有划清各自权限。社会党人与安那其不同；安那其不会任凭之前的行政机构还照常行使权力。
　　塔拉韦拉这座小镇，是政府军占据的最后一处要地，气氛比马德里还压抑。两天前，邻镇奥罗佩萨遭遇空袭，民兵溃逃，摩尔人军队随即占领。一位军官说约有一百五十枚炸弹投下，两人（！）受伤；炸弹质量并不好，却给从未经历过空袭的民兵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现在塔拉韦拉形势危急，前线就在几英里之外——它是佛朗哥和马德里之间最后一个战略重镇！援军不断抵达。有支庞大的安那其纵队，行军步伐矫健有力，但有些人还没配来复枪。作战参谋部设在偏僻的小街上，不易被敌机发现。人人都以为晚上会有空袭，参谋部严阵以待。
　　又往前驶了一段路，不得不停车，因为不允许接近前线。炮弹在远处爆炸。遇到一支后备军，有几百人，正在营地上忙着做饭。一群寻不到主人的羊捐给了部队。民兵多身着蓝色制服，制服却不一定意味着团结，不像我在萨拉戈萨前线看到的民兵，均是安那其，又都来自巴塞罗那。这支队伍有马德里人，工种不同，分属不同的工会，政治观点也不同；亦有许多党派归属不明确的瓦伦西亚人以及一些现役军人。突然，一架敌机跃出地平线，疾速驶来，人们没有四散奔逃，反而聚集，朝越来越近的飞机开枪。所幸飞机并无投弹意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架政府军机出现，全速追剿敌机而去。
　　返回塔拉韦拉，发现载有马德里北站工人武装队伍的装甲火车停靠在站台，一位朋友也在其中。他斗志高昂，人人都是。他们刚刚完成袭击奥罗佩萨的任务，平安归来，令人深感振奋。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兴冲冲地讲起“罗马纪律”的故事。一行数人出发去侦察，没有在预定时间返回，因为他们自己作主，抓了俘虏审问，耗费不少时间。火车按时出发，而他们孤身奋力穿越敌占区，在塔拉韦拉赶上了火车。这份勇气却没受到褒奖，他们因缺乏纪律而被判处死刑。历经长时间讨论，才改判从部队除名。
　　“集体工作”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几乎所有店铺和旅馆的入口处写着。我得知，那仅仅是指劳工总会与所有者的一份协议，约定部分利润归工人。这与加泰罗尼亚的安那其全面征收的政策迥异。在塔拉韦拉，以及新卡斯蒂利亚各个城镇，是社会党人，而非安那其占优势。
　　那种植小麦的大片土地又如何处置？大部分仍属原所有者，尽管他们都是右翼。起初只有女修道院及其小片土地被征收，如今终于轮到大地主，农工在劳工总会领导下劳作并管理土地。大部分小麦送往前线，没有报酬，不论钱还是实物，征收这样彻底，人们的不满溢于言表。

　　九月一日

　　我们向南行驶，前往埃斯特雷马杜拉。一路上村村都严加守卫，有些地方村民全部加入守卫行列，无人理会农事，都在询问北面的最新战况。
　　这些西部村庄与东部一样，土地问题悬而未决。处理属于一两个支持叛军的贵族的整片土地较容易，自动征收，由委员会和工会管理。从前划定的地界依然存在，还是同一双手耕作同一片地，工钱也和从前一样。小麦也不再卖给商人，征为军粮。在有些村庄，支持叛军的富农被处决，遗留下的土地至今无人耕作，仍由委员会管理。农工有时会被叫来犁地，得到相应的报酬。该怎么处理这些土地？一些农民认为应该平均分给村里的贫农，另一些赞成集体管理；无论委员会还是政党组织，都没有颁布切实政策。
　　尽管如此，这些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和新卡斯蒂利亚交界处的赤贫村庄是我所见过的斗志最昂扬的地方。也许这正是因为贫困；这些村庄没什么可失去，却可以从一场革命中获益不少。而且叛军攻势迅猛，暴行累累，村民既憎恨又恐惧。各村都聚集着武装起来的农民，很多人并不是本村村民，而是来自已被佛朗哥军队占领的村庄。成群农民赶在敌人攻进来之前逃了出来。来复枪非常缺乏。他们在深夜穿越封锁线，花好几天时间在一个个邻村搜寻武器。在哪里找到武器，就待在哪里，协同保卫村庄。有时结队行动的农民起码有四十人。
　　我们途经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前线南侧的普埃托圣文森特（Puerto San Vincente），得知阿利亚村（Alía）仅仅由本村村民守卫。政府军先遣队驻守在阿利亚村后方十一英里处，每天早晨都会打一通电话，询问敌人攻没攻进来。我们继续前行，到达阿利亚村。村子满目疮痍，斗志却无比昂扬。人们把能寻到的枪都背在身上，还有不少从西边被占村庄逃来的农民加入保卫队伍。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卫队发起反叛，占领村子，杀光公然支持政府的人。而后农民夺回村子，杀死卫队成员。村子被再次占领，又被夺回。眼下，据说敌人先遣队在瓜达卢佩。没人知道敌人的确切位置（整个前线均是如此），可能明天就会攻过来。还要维持生活。村里半数土地属于一位女侯爵，她的牲畜群仍由之前的牧人看管，委员会没有钱付工钱，以实物支付。村子并不富足，却不减为后方军队送食物的热情，而且不求报酬。这个斗志昂扬的村子没有一个安那其，仅有的政治组织是成员并不多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二月选举中，如此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村子，却在本地权贵施压下，大多投给了右翼。正要驾车返回，一位农民拦住我们，显然是有话想说。“从法国来的记者先生，能允许我问一个问题吗？”“请说！”“那请告诉我，就一件事！法国的主席是谁？他好不好？”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最偏僻的角落，不识字的农民在此之前可能仅仅是听说有个叫法国的地方，突然意识到法国主席的好坏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或许是生死攸关。我想这些农民不觉得法国主席和委员会主席之间有何区别，但是不需多加解释，我说勃鲁姆^[6]（Léon Blum）非常可靠。
　　见过这些村民，无法想象驻扎在几英里外普埃托圣文森特的军队作何表现。我们遇上一辆刚从塔拉韦拉返回的汽车，停在设参谋部的那幢楼前。“曼陀林修好了没有？”长官问道。向北几英里远，西班牙的命运危在旦夕，而此地关心的是修好曼陀林。这支部队颇具战斗力，有骑兵，也有炮兵（这一地区颇多此类混编部队），受一位年轻中尉指挥。中尉之前就在军队服役，非常服众。部队没有设立政治委员会，中尉认为那会乱了纪律。一尊尊大炮架在山头，俯瞰村子；草草挖出的战壕围着些铁丝网。丝毫感觉不到严阵以待的紧张气氛。军医说村里医生休假去了——仿佛这是平常日子，他可以休假——他自己也无一例伤员需要治疗，正与村里的孩子玩耍。
　　晚间我随中尉去先遣队驻地。士兵立正聆听训话，这在政府军里可不常见。中尉并不在乎这些。他说民兵胆子太小，空袭造成的心理恐慌远远超过实际破坏；缺乏具备战略意识的手下。去侦察过几次，发现驻守瓜达卢佩的敌军人数有限，中尉认为只需一千五百人，朝特鲁希略（Trijillo）发起突袭，就足以切断他们与后备部队以及葡萄牙的联络。但是，恰恰缺少这训练有素的一千五百人。我说，你有一支过硬的骑兵部队，而且阿利亚的村民个个擅骑，对这一带地形也了如指掌。为何不向瓜达卢佩发动一次突击侦察？这一定会牵制塔拉韦拉的敌军。“瓜达卢佩不是战略要地。”他说。我仍觉得这支静得出奇的部队多展开一下行动没有坏处，即使不是“战略要地”，向北不远，一场关键战役正在进行之时。西班牙人闻名的游击战才能哪儿去了？年轻中尉似乎觉得小小突袭有失体统。

　　九月二日

　　经过漫长行驶，到达古城托莱多已近中午。托莱多有深厚的天主教传统，可谓政府治下最凶险的地方。本地政府以及民兵都觉察到四处存在消极抵抗和通敌行径。面对民兵的凌厉攻势，叛军撤退，胁持了约二十名人质，还有相当多的男男女女自愿跟随，退守要塞。人质的照片张贴在最大的民兵食堂里，以防攻破要塞时错杀无辜。与其他地方不同，本地政府拒不执行马德里的命令。时间有限，我和同伴分头探访。他们去索科多维广场（Plaza de Zocodover），民兵部队驻扎地。带回的消息是和两周前探访时一样，民兵并不着急行动（似乎觉得包围要塞无需制定行动计划）。我则试着打听艺术品的命运，尤其是格列科的画。
　　文物保护委员会已成立，由之前在教堂工作过并对保护本城艺术品感兴趣的艺术家和工匠组成。他们满腹苦水：不知为何，市长不准其进入教堂和格列柯博物馆，钥匙都握在他手里。城内兵工厂已被空袭过一次，二次空袭也不远了；敌人在迫近，画作会遭到无法估量的破坏，必须赶紧转移，而顽固的市长挡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位马德里政府部长之子，眼下是托莱多某家医院的医生，为我向市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可以在英国发布新闻，说托莱多画作完好无损，只要允许我一看究竟。我紧接着去了市长宅邸，却也没能比保护委员会或哪个记者同行走得更远。他拒绝见我，只说画作并未受损，也无意展示画作。或许该再试试取得马德里教育部的保护许可。但是，已来不及赶回马德里，他这样一味阻挠，马德里的许可也没用。（在第二次去西班牙时了解到后续发展。文物保护委员会最终敦促市长请求马德里提供车辆，运走最珍贵的艺术品。叛军推进迅速，转移画作刻不容缓。教育部知会市长，卡车可供转移使用，而市长拒绝接受车辆，并且告诉保护委员会马德里并未回应车辆请求。委员会只能继续坚守，守到最后一刻，与画作同存亡。最终，摩尔人军队攻进托莱多，两名委员会成员才游过塔霍河，保全一命。民兵在敌军攻进来之前就已溃逃，画作完好无损地落入佛朗哥之手。整个过程同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以及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博物馆井然有序地转移艺术珍品形成鲜明对比。）
　　托莱多的告别也不同寻常。距城数英里外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个健谈的守卫，拉住我们聊个不停。几步之外，有两具尸体，显然是刚处决的。我们可没想走近观看。

　　九月三日

　　漫漫长路，穿越拉曼查，到达雷亚尔城（Ciudad Réal）已是深夜。这一地区没有敌军，但村村戒备森严，车辆检查极为严格。
　　街头依然活跃，古迹随处可见，如南部其他城镇，尽管并无多么著名的建筑。我在偏僻小巷里漫步，小巷，大路，小巷，大路，交错来回。这会让人起疑，我不在乎；被逮捕就有趣了，刚才我还和委员会的人这么说。一声低低的“嘶——”从身后传来，我回过头——两个男人，其中一人身穿民兵制服，两支来复枪对着我胸膛，几步之遥。“举起手来”^[7]，语气十分平静。我照做；一人往旁几步，枪仍端着，另一人走上前，有条不紊地开始搜身。他们意识到我不会抵抗，也放松不少。“外国记者。”我平静地说，就像他们那样，不禁笑了。搜查迅速结束，我出示证件，他们询问住在哪里，听了我的回答，十分礼貌地放行。
　　与周边村庄不同，社会党人控制这里，在二月选举中投票给人民阵线。只有一座发电厂被征收，其他工厂仍照常运作。经济活动如往常一样，无管控措施，咖啡馆、商店照常营业。百分之九十五的律师已经“消失”，还有所有神甫。我从车上看到一位女士从街角拐出来，身着优雅的丧服，她盯着我们，双眼一眨不眨。我猜她是某个被处决的男人的遗孀或女儿。穿这样的丧服出门，丝毫不掩饰愤怒，需要非凡勇气。
　　从省农业改革部了解到，乡村经历了剧烈的社会革命。依据农业改革法，有三处庄园转为农民集体所有；内战爆发后，又有二百五十六处土地被征缴，由农场工人接管，更准确地说，这二百五十六起征缴获得了农业改革部的认可。省内绝大多数较具规模的土地均被征缴，为劳动者集体所有，农业改革部要做的仅是出具一份证明。这占据了全部办公时间，重要得多的、为草创的农业集体制提出具体实施建议则完全没有时间开展。文件只是个形式。诚然，得给征缴一个名义，我也看到一两份这类文件写道，某个地主因为协助叛乱或逃进叛军，抑或因为拒绝给委员会捐款，于是决定征缴他的土地。农业改革部并没有去核查对地主的具体指控，仍从其所持政治观点来判断。因此，在整个省，仅有一起征缴被农业改革部废止，理由是有人蓄意剥夺其财产，地主并非反动分子。
　　临近中午，农业改革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开车载我去参观雷亚尔城附近新建成的合作农场。他们本想让我看三座老农场中的一座，想必运营极好，我执意要去看内战爆发后建成的，总数超过两百座。这座新农场仍是模范农场，就在城郊，直属于农业改革部，由一位工人领导。他是社会党老党员，坐过牢，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拉曼查鲜有村庄以及土地是由工人管理，我想他们在不在对集体化影响相当大。空地上堆着损毁的农用机器，是在“黑暗两年”，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天主教右翼政党执政期间被工人砸毁。当时地主要开除工人，引进机器，从而降低工资。工人激烈反抗，把机器砸毁，就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英格兰那样反抗工业化。机器残骸旁，立着一架崭新的脱粒机。内战爆发不久即从毕尔巴鄂公司马德里分部购得，一半现金支付，征自这块土地的主人，另一半在卖掉收成后以汇票支付。农场负责人说工人起初反对购买机器，以为自己会丢了工作，如今无比欢迎，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仅就此农场而言，机器工作得不错。农业改革部的人说砸毁行动遍布全省，并非处处都像这里一样想得通。其坦率更让人难忘，尽管是对集体化抱笃定信念，反对把征来的地分给农工和佃农，并将这些视为长期政策，在征收后，拉曼查没有一块土地被私分。这里大片土地不少，却鲜见分地的想法。与俄国不同，这一地区从来就没有与大地主争地的农民，如今也不会凭空出现。俄国有农民农场，征收的土地仅仅是扩大了农民农场的面积；西班牙南部村庄大多是没有土地的农工，而佃户屈指可数，出不起钱买哪怕一小块地。因此西班牙南部的大片土地在征收之时就集体化了。耕作方法没有变化，管理人不再是地主的代理人，而是从工人或工会支部新选出的负责人；全部收入直接给农工。以上便是我从农业改革部获得的主要消息。
　　我探访的合作农场井然有序。奶牛健康，小麦及时收割（贮存在附属教堂），处处整洁，机器运转正常。不知其他合作农场情况如何。不见女人身影，农场上不乏陌生人，她们不习惯。在集体化之前，农工住在城里，清早赶来干活。如今住在农场里，家人没有一同搬过来。他们宁愿自己洗衣做饭，只在周日见家人。我尝了食物，不丰盛也不算精致，但无疑比征收前的伙食好。
　　告别了农业改革部友好的人们，告别雷亚尔城，穿越干旱的拉曼查，驶进莫雷纳山脉（Sierra Morena），在天黑之际，进入安达卢西亚。
　　眼前的一切都与卡斯蒂利亚迥异。卡斯蒂利亚素朴、内敛、崇尚苦行，安达卢西亚鲜艳、奔放、随心所欲。人们与陌生人随意交谈，姑娘身着色彩鲜艳的裙子，对饱览黑色拉曼查的双目可谓如释重负。却见不到传统披巾。男人大多戴红色领巾，本来就惯于佩戴，如今又有了革命意味。其他地方的革命问候是握紧的拳头，安达卢西亚人的革命问候则是双手交错握紧来复枪，高举过头，这个动作似指“各路党派、各个行业的工人一同战斗”，过目难忘。瓦尔德佩涅斯（Valdepeñas）及附近地区的矿工在山道上密集布雷，以防突袭者。
　　从山脉缓坡驶下，只见繁茂的油橄榄林。安达卢西亚东部地区都被油橄榄树覆盖，难见水果或谷类作物。土地广袤，村镇疏落，但人口密集，平均约两万名居民，大多是没有土地的农工。通常人们以为安达卢西亚与卡斯蒂利亚类似，均土地广袤，其实两地相似之处寥寥无几。卡斯蒂利亚种植小麦，土地面积适中，显然源自封建制；安达卢西亚则是大庄园，自迦太基和罗马时代即是如此。短工的先祖就是奴隶，如今仍像奴隶一样干活。
　　我们向拜林驶去，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超越两辆停在路中央的卡车，奇怪，没开车灯。骇人一幕乍现，一具尸体躺在从马德里到科尔多瓦的主路中央。是什么让人汗毛倒竖难以言明。白天的尸体显得不那么异样，在偏僻角落也不那么恐怖，在大道上出现大大出人意料。那两辆静悄悄的卡车，似乎在掩盖不可告人的秘密。同伴听到卡车里传出声音，分辨不出是交谈还是啜泣。我想停车——惊骇得忘了危险，一心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司机吓得把油门一踩到底。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在短短一瞥间无法弄清。一个女人穿着耀眼的白色，胸口喷涌鲜血；从她躺着的位置可以看出子弹是从卡车司机位置射出。可能就是几分钟前，甚至几秒钟前的事。其他尸体在匆匆暮色中看不清。我只看到一个成年男人的尸体，而四位同伴都说自己看到那女人怀里还有个婴儿，也有人说看到女人旁边躺着婴儿和男人。
　　还没结束。进入拜林，路两旁升腾着滚滚烟雾。保卫喊着“快走，快走”。保卫通常都很友好，烟雾厚得不像是焚烧垃圾。天完全黑了，又是匆匆掠过，根本看不清，但显然是在焚烧刚才在路上见到的死者的家什。
　　悲剧之后是一出讽刺戏。拜林的委员会想说服我们眼见为虚。为此编出不少不着边际的故事。保卫们收到命令，称深夜和几个委员会成员到过事发现场，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小摊汽油（可不是血！），而那女人是个远近皆知的妓女，正和男人在路中央交欢。听这些无稽之谈真恼火，想让我们相信处决并未发生也可谓幼稚。撒谎只能说明当地委员会知道这场谋杀——杀死婴儿可不叫处决——并且许可了。次日早晨，邻村保卫纷纷询问我们，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九月四日

　　抵达安杜哈尔（Andujar），安达卢西亚东部最大的村庄之一，采访了村里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与西班牙北部的那些委员会截然不同。安达卢西亚的委员会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存在，愈发有并入本地政府的态势，两个机构融合程度比马德里周边地区还高。我们昨天就有所察觉：从拉曼查驶进安达卢西亚，道路由从前的警察和武装守卫共管。后来在拜林又看到身穿制服的公职人员与身着便服的民兵、工人一起办公；到了安杜哈尔，这样的协作更明显。似是这样运作：保留之前的镇政府，且因社会党、共产党以及青年联盟代表的加入而有所巩固（安杜哈尔也没有安那其，整个哈恩省都没有，这与安达卢西亚西部及南部地区迥异）。所谓“旧”政府其实亦是新设立；镇长还不到二十五岁，在二月选举后委任。因此，一九三六年二月可谓分水岭，之前一手遮天的势力被年轻的社会党人取代；但自二月之后几无变化。
　　社会变革也微乎其微。肥皂厂和其他工厂照常运营，没被征收或受管控。此地没有贵族，大部分土地归五位富商所有，他们已被处决。土地怎么办？委员会无法回答。这并不意外。劳工总会在安杜哈尔落脚不过数月，管理土地这样艰巨的任务只能由本地政府负责，征缴的财物估价不少于两百万比塞塔。然而政府沿袭老一套：有了钱，就能雇佣短工，仍是从前的地主雇佣的那些人，还是那块地，不分昼夜辛苦劳作，得到那么一点工钱。能否管理好油橄榄林，尚难下结论，还有三个月才收割，而小麦的收割已大大延迟，因内战爆发，眼下正在抓紧收割。短工的态度也很明确。既然仍像从前一样为别人干活，工钱一样微薄，短工依然不满。实际上的一成不变与管理机构的更迭形成强烈对比。一位委员会成员犹豫了一会儿，才承认眼下短工真正在乎的是拿到七月和八月拖欠的工钱（内战爆发之初那段混乱时间），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而且每一分钱都计较。短工并未把土地视为自己所有，仍和以前一样受着剥削，自然竭力想从土地管理者手里多赚一点儿，不管有多微薄也是多得。
　　这种局面甚至并非是某个人的过错。尽管镇长年纪轻，阅历尚浅，却是优秀的人，思路清晰，待人得体。他的手下有些不是安达卢西亚人，来自西班牙北部，并不像本地人那样，办事态度出了名的含糊。镇里秩序井然（教堂得以保留，征为政府公用，哈恩省大多数村镇都是如此）。冲突却不比别处和缓。国民卫队反叛，被逐出镇，退守几英里远处的城堡，直至今日。又说山间有一处类似地点，卫队成员不时离开藏身地，冲到主干道上抢劫食物，夺下路过的卡车，杀死民兵司机。处处都发生激烈交战，才迫使卫队投降。在前线另一边，从科尔多瓦到塞维利亚，局势正相反。农民反抗此起彼伏，叛军不得不一村一村镇压，甚至主干道也是交火战场，至今也未平息。
　　下午，我们抵达比亚弗兰卡（Villafranca）。一路风平浪静。部队士兵与我在塔拉韦拉前线所见一样混杂，区别只在这里多是安达卢西亚人，而非瓦伦西亚人。静悄悄的前线。人们也不时提起空袭；主路多处被炸弹投中，正在抢修。几天前，法国记者勒妮·拉丰（Renée Lafont）无意中驶进叛军辖域；汽车遭伏击，她也受了伤，落入法西斯志愿兵手中（终因伤势过重，死在科尔多瓦一处战争监狱）。
　　我们在蒙托洛（Montoro）过夜，科尔多瓦前线指挥部设在此地。半夜，我被爆炸声惊醒。冲下楼，却见客栈主人正和友人闲聊。我说起爆炸，他笑了，安慰道：“不过是最后一枪。”^[8]原来城郊在实施处决，四次排枪射击。这似乎再平常不过，无人多加注意。这一地区的社会变革微乎其微，战势却比别处惨烈得多。

　　九月五日

　　从指挥部了解到，政府军北翼部队会在今早从塞洛木里亚诺村（Cerro Muriano）出发，突袭科尔多瓦，我们也出发前往。途经潘那洛亚矿区（Pennaroya）。矿井已荒废多时，有些是因世界经济大萧条，在一九三〇年停工，有些是在一九三一年停工（有经济考虑，也有政治原因），余下的矿井（数量很少）在内战爆发后才停工，显然，把钱投在会被征收的矿井无利润可赚。约一半矿井属于西班牙人，另一半则属于不同国家的人。主要生产铅、铋和铜，本可以为生产弹药提供原料，却没有要开工的迹象，矿工不想，政府也没有指令。卫队与矿工和短工之间流血冲突始终不断，内战打响，冲突升级。比如波索布兰科（Pozoblanco），一个有两万至两万五千名居民的村庄，国民卫队在内战爆发当日即发起叛乱，也得到村内大户的支持。武器更好，也更多，控制了村庄。矿工却不服输，持政府支援的武器把村庄包围。四周后，卫队弹尽粮绝，不得不投降，终被杀得一人不剩，约一百七十人。之后四天，村庄遭三次空袭，十几人丧生。波索布兰科并不后悔，它终于摆脱了卫队。普通警察仍然在岗，如安达卢西亚其他地方一样。类似的惨烈斗争在安达卢西亚东部许多村庄都发生着。
　　下午一点左右，到达科尔多瓦前线北段指挥部——位于环境怡人的疗养院中，我们也借住在此。我已见过不少作战参谋，有的非常尽责，有的马马虎虎，却没见过这样的参谋。我们得知政府军的突袭行动失败。清晨六点，敌人发起猛攻，仅比政府军的计划早了几个小时，未免太巧，但参谋们似乎并未留意。突袭计划泡汤是小事一桩，恐怕连整场战争也没放在心上。前方几英里处，一处战略要地正经受猛攻，而这里的军官、参谋、医生、护士（资质极其可疑）坐在一起，享用不错的午餐，闲聊，调情，讲荤段子，毫不顾及自己的职责。与前线联系已是数小时之前的事；送进来的伤员晾在那里，仿佛已是死人。直到下午三点，参谋纷纷起立以示告别，我们只想赶快出发，前往塞洛木里亚诺村。
　　行驶了半小时，离村子越来越近。一处长满树木的低矮山脊，不时传出来复枪和机关枪的阵阵轰击。右侧的树林正在燃烧，清早的炮击所致。交战还不算激烈，然而成群成群的村民赶着逃难。之前我仅仅是读过三十年战争期间的逃难故事（一战中也时有发生）。男人、女人和孩子；走路，骑驴，乘汽车，乘卡车。要搭卡车的聚在与前线相反方向的村口处，那里停着运送士兵、弹药及食品的卡车。村民拥上车，懂得开车的，就脚踩油门扬尘而去，开不走车的，拿枪迫使司机违抗命令，擅离战场，一起逃跑。场面纷乱至极。女人怀抱婴儿，牵着牛；女人啜泣不已，婴儿大声啼哭；男人肩扛手提，尽可能带走匆忙间收拾起的财物。几分钟的工夫，村子空无一人，许多逃跑的男人帽子上有安那其标识（此村位于科尔多瓦省，比哈恩省安那其多），手里的枪对准可能挡路的人，他们跑得最快。我们这辆战地记者车是唯一一辆向前开的车。我们停车，司机和保卫下车，拔出左轮手枪。一伙佛朗哥军队的逃兵，均曾是劳工总会和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赶上这场大逃亡，也和我们站在一起，枪指司机的头，加以厉声责备咒骂，强令车辆停下。女人和孩子可以躲起来，男人都得留下，保卫村庄。肩背精良的枪，头顶安那其的光荣标识，就这么落荒而逃不可耻吗？“来复枪可挡不住炸弹炮弹。”逃跑的人喊道。胁迫也起了一点儿作用，比起身后的战场，枪的威胁更近。卡车停了，也有人下来。试着恢复纪律的这一小拨人走开几码远，去第二辆、第三辆车时，先前的男人又爬上车，赶紧开溜。
　　数小时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整个上午村庄都在经受空袭，不时夹杂炮弹攻击；而后则有休战时刻，即惯常午休时间，从下午一点到三点半，交战双方都有此习惯；我们抵达这里时，新一轮空袭即将开始，村民可受不了了。我们踏进村子，满目疮痍。一座座房子孤零零立着，门大多上了锁。家畜在街上、院子里打转。但前线并没有溃散，村子亦无多少损失，没有东西被炸毁或引燃。
　　村子左侧有道铁路护坡，时有子弹击中街道，我们还是安全抵达前线。在村子紧邻前线的入口处，有座简陋房子，平时想必是铁路员的住处，现在做了红十字救护站，里面伤员不到十人。就在前面作战的这支队伍是普通民兵，约三百至四百人。不超过十名伤员送到总医院（即指挥部所在地）。激战七个多小时，有二十名伤员（有些只是轻伤）不算多，有三四人阵亡。愈发不理解刚才见到的那些急着逃跑的民兵。救护站内的伤员受到同样对待，不管是受了惊吓（这样的人有不少），还是伤势严重。他们觉得就这样了，和死了一样。两位医生动作敏捷，询问每一个新送来的伤员伤到了哪里，却得不到回答。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脱掉伤员衣服，寻找伤口。突然一声巨响，一枚炸弹在离救护站几码远处爆炸，对房顶飘扬的红十字旗帜视而不见。人们迅速卧倒，只有我们三个记者站着（在一幢建筑内，躲避炸弹毫无用处），这些民兵已养成躲避的习惯。伤员一动不动，倒是一名护士哭个不住。医生沉着冷静，一刻不停地继续——与我几小时前见到的那群医生有天壤之别。敌机又向村子驶来，投了几枚炸弹后离去，几分钟后又返回。我们试着接近前线，炮火猛烈得无法前行。我决定走铁道护坡下的隧道。敌军投下的炸弹质量差得可以，弹痕仅有几指深，没什么杀伤力，除非直直击中。出了隧道，一枚炸弹在几码远处爆炸，掀起的热浪迫我后退，但仅此而已。更神出鬼没的是机关枪。起初仅从对面开火，不久又在铁路另一侧轰鸣；一伙摩尔人机枪手轻松突破侧翼，随时可能攻进村子。
　　情况越来越不妙。如果摩尔人发现了有人藏身于铁路护坡下，我们可不太容易辩解自己是中立者。他们会抬手杀了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这说起来容易。开始还幸运，赶上轰炸间歇。大路上站着一位上尉，带着几个人检查证件，无比沉着，彬彬有礼——他是今天唯一一个举止沉着的军官。到了晚上我得知，这位上尉重整了前线队伍。没过多久，机关枪又轰响，就在附近，尽管看不到摩尔人，他们伏在护坡另一侧。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不只是对面的摩尔人，还有叛军主力部队，正从右侧朝村子开火。趁火力减弱的间歇，我们从一座房子溜到旁边一座。空袭一直持续。两架敌机轮番前来投掷炸弹，想投多少就投多少。午饭时参谋说会调来政府军机参战，可是没有出现。炸弹质量差得可笑，约有一半都没爆炸，即使爆炸了，造成的破坏也非常小。直至傍晚空袭才停止，经受一整天轰炸的村子没有一间茅舍被炸中。但是在不间断的轰炸中待了近三小时，毫无保护，这具肉身倍加煎熬。最终，我们逃出村子。几百码远处停着几辆汽车和卡车，卸下村民又返回的。逃难一幕重现，这次是从前线逃下来的民兵，一个人或几个人一起，强迫汽车载上他们。现场乱成一片。他们说长官跑了，他们还留在这儿干吗？一个男人钻进我们的车，我问他来后方执行什么任务，他想也不想地说“逃命”。
　　在能驾车离开之前，我们得再寻一处地方躲避，这次是在道路下方的一条小隧道。空袭太密集，距离又近，开车十分危险。我们的司机和护卫不顾自身安危赶来接我们。另一位记者的司机早早溜之大吉。不同的民兵表现也不同。来自哈恩和瓦伦西亚的队伍在我们眼前溃逃之际，一伙民兵，从阿尔科伊（Alcoy）——穆尔西亚省历史悠久的革命中心赶来了。他们不怕空袭（我还得再说一次，炸弹杀伤力甚微），其中有两个姑娘，比男人还无所畏惧。然而纪律在他们眼里不存在。我们藏身的隧道并不能抵御空袭，不过是个能躲藏的地方。但是连躲都不能躲，因为每次空袭间歇这些民兵都爬出去看敌机。最终，我们总算平安返回指挥部，那里（的人）和中午一样平静，对战事不闻不问。
　　对此战地经历做个总结。敌军没有经历过不间断轰炸的严酷考验，也就无法断言如果摩尔人身处那种情形会作何反应。但毫无疑问，比起民兵，他们是更好的士兵。更勇敢，行动也更敏捷，更会判断战势（如攻击侧翼）。尽管如此，能力却也有限。不知何故，他们没有一举攻下村子，那里早已毫无抵抗。这将不仅仅是一场胜利，活捉整个民兵部队，更会重创科尔多瓦前线。相反，敌军部队以及飞机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就停止了行动。可能觉得已圆满完成今日任务，天快黑了，可以收工。炸弹也很成问题。不知这批炸弹是在哪儿制造的。空投也的确是空投，即从高空将炸弹扔下，不必预先瞄准。总之，这一天的轰炸行动就像一场闹剧。
　　政府军的表现更糟。军官率先逃跑，村庄守卫和民兵见势不妙，亦无心恋战。作战失利，参谋难辞其咎，如此玩忽职守，当属特例，但是我想政府军中能力低下的参谋恐怕仍然不少。即便参谋能够胜任，民兵却受不了空袭和炮击，哪怕是小型炮，也不晓得无长官命令不可擅离据点。民兵逃跑，不感惭愧，觉得是命运和他们作对。如果一直这样，赢得胜利的当然是敌军。他们有外国支援的先进武器，虽然不多，质量也不好，却似乎使民兵吃尽苦头。
　　通过训练能够提高民兵的作战能力，但纪律的养成更加关键。见过塞洛木里亚诺的民兵，我想起有关奥罗佩萨、塔拉韦拉的传闻。那里的民兵并不是在激烈交战后溃逃，而是在第一轮炸弹投下、第一拨炮弹发射之际。这与马德里、巴塞罗那巷战中冲向炮口的英勇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西班牙人看来，在熟悉的巷子里交火与在开阔地上直面敌人恐怕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

　　九月六日

　　昨晚住在波索布兰科，与几个西班牙记者一起。他们对这场惨败毫无疑义，尽管发给各自报纸的电文流畅又乐观。有位记者提醒我关注科尔多瓦前线南段，并非从军事上，而是从政治以及心理角度关注。这的确值得关注。下午，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行驶，我们进入里奥堡村（Castro del Rio）。
　　这是个典型的安达卢西亚村子，人口密集，生活艰苦，是安那其的老据点（已有二十六年之久）。与波索布兰科类似，卫队与权贵发起反叛，先是取胜，随后遭村民包围，弹尽粮绝而投降，终被斩尽杀绝。叛军部队离村子只有几英里远，已发动两次进攻，均告失败。所有入口都设了重重路障，密切监视。安那其实践着自己的主张，再造伊甸园，酷似一五三四年再浸礼派在明斯特的所作所为。
　　里奥堡村废除了货币。这里的土地属于三位大亨，已被征收。村政府解散，并没有与委员会合并。委员会接管土地，仍像以前一样，分别由之前雇佣的农工耕作。当然，不再支付工钱。说以实物支付也不对，就没有报酬这回事。村民从仓库领食物。
　　食物贫乏，我想怕是比以前差得多，比一贯艰辛的安达卢西亚短工平日吃的还差。所幸村子种植小麦，不像许多这类村子，只种油橄榄，因此总还有面包。一大群羊，与土地一起征来，所以有些肉。仍有香烟存货。就这些。我想喝点什么，咖啡、葡萄酒或者柠檬汁——都没有。酒吧已不再营业，赚钱的念头让人反感。我看了看仓库，存货少得离饥荒已不远。村民似乎对此颇感自豪。他们告诉我们，很欣慰，不必再喝咖啡，似乎废除这类可有可无的东西是一种道德提升。他们向外界所求不多，主要是衣物，希望能以充裕的油橄榄换得（至今还没有安排）。他们对上层阶级的厌恶远远不是针对钱，而是道德上的厌恶。富人的生活并不为其所艳羡，躲还来不及。他们所想象的新社会就会是这样清苦。

　　九月七日

　　我们在安杜哈尔过夜，随即匆匆返回马德里，一路风平浪静。在西班牙的最后这几天，从前线传来的消息都极糟，官报也不再捷报频传。局势动荡，昨天我们放弃了去马拉加的计划。卡瓦列罗主持政府，或许会扭转颓势。
　　路上见到逃难的人，一伙一伙，在拉曼查省各地落脚。本地人难免心生不安，但仍格外照顾难民。
　　我们在拉曼查一处客栈吃午饭，一个男人闯进来，抱着什么——一枚炸弹。人们非常兴奋。这是昨晚敌军轰炸阿兰胡埃斯铁路枢纽时投下的几百枚炸弹中的一枚。他一路开车，开了超过一百英里，把它带回家，作为纪念。简直是玩具，这么折腾也没有爆炸。

马德里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

　　这几天忙于办理离境手续，并为下一次探访做准备。马德里看上去没有变化。依然一派欢乐，不闻其他，尽管显而易见，食物供应愈发紧张，包括饭店。而入夜以后已不见灯火，只有一些灯笼、电车和汽车发出的蓝色光芒。许多房子入口处有“防空袭”标志。各处张贴着毒气攻击来袭该如何逃生的海报，人们似乎并不太留意。上一次空袭是多天以前的事，而且被政府机预先发现，完全败露。
　　而消息灵通人士无法处之泰然。他们再清楚不过，敌军朝马德里推进迅速，民兵间惶恐情绪蔓延，佛朗哥随时可能突袭马德里。留下还是离开，这是个问题；记者和外国观察者在反复掂量。与此同时，卡瓦列罗出台一系列措施，最关键的一项是成立作战指挥部。报纸依然乐观昂扬。第一步还没迈出去，报纸已在盛赞卡瓦列罗政府是“胜利的政府”；并且大造声势，我军“攻占”韦斯卡。但是比起旧政府，新政府至少愿意更有作为。

　　九月十二日

　　从马德里去巴塞罗那，一路风平浪静。

　　九月十三、十四日

　　在巴塞罗那停留两日。比起八月，如今空旷而安静，革命热潮渐渐退去。许多我在八月认识的人都已奔赴前线。兰布拉大道上最常见的，是从马略卡岛返回的民兵。新内阁放弃了这一远征行动。我在马德里的最后一天见到部分远征军。阿尔卡拉大街聚满了人，不敢相信加泰罗尼亚人赶来保卫马德里。他们仍是地道的加泰罗尼亚人，以自己的语言喊着“加泰罗尼亚万岁”。这些士兵在马略卡岛已奋战数周，稍做休整后就直奔马德里。纪律严明，比我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见到的任何一支队伍都出色得多。现在又在巴塞罗那见到马略卡远征军的剩余队伍，不久也将开赴马德里。远征无果，依然充满斗志，不由得让人敬佩。他们刚刚开始在西班牙革命中发挥作用，危险越大，抵抗也越顽强。佛朗哥最好别高兴得太早。然而眼下政府军节节败退，尽管报纸不报，我听说圣塞巴斯蒂安已被攻占。

　　九月十五日

　　经布港离开西班牙。

^[1] “Unión, Hermanos Proletarios！”（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兄弟！）

^[2] 意大利轮船公司。

^[3] 原文为西班牙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西班牙语。

^[6] 时任法国总理。

^[7] 原文为西班牙语。

^[8] 原文为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