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三月，或没有头脑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一九一七年三月，或没有头脑的革命

　　俄国革命的第一时期，现在我觉得，是受列宁及其伙伴们的公平正直支配着的。就为这个原故，我们才四面八方从世界各地奔赴于这个革命。一九一七年初，我们在西班牙和几个战士讨论俄国革命的问题，这些战士那时已经计划占领巴塞罗那，并在那里组织一个新公社了（这年七月某日，我们曾把这公社的纲领张贴出来）。萨尔瓦多·塞吉^[1]，他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创立人之一，两年后被人暗杀了，我曾把他写进我的小说《我们的力量之诞生》里去，写得尽可能地像他，——他询问我关于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布尔什维主义同时惹起世人最大的忧虑和最大的希望。我们那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从那远远传来的辗转失真的列宁言论中已经辨别出一种希有的直率了。

　　“布尔什维主义，”我说，“就是言行相一致。列宁的可贵之处，一言蔽之，就是要实现他的政纲……土地给农民，工厂给工人，政权给劳动的人。这几点，人们是时常谈起的，但从未曾想过由理论进于实行。列宁似乎正在实行……”

　　“那些无信仰心的奸狡的社会主义者，”塞吉反驳我的话说，“能实行他们的政纲吗？这是自古以来未曾见过的……”

　　我解释说，这是可以在俄国见到的。除非是新旧大陆舆论界的无知和昏愦，才会设想俄国革命能停止于不彻底的民主政治；实际上，一种严重的贫困，加上一种严重的压迫，已经将一切根本问题：土地、和平、政权，——提出到俄国人民的面前了。一种不得不然的逻辑，推动千万人行动起来；但为什么目的，用什么手段，他们却需要一个明白的意识。他们自己能明白吗？问题就在这里。群众并非每在紧急关头都会得到几个人，能毫无错误地表示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意愿和那埋藏在他们内部的力量。有教养的阶级，即有产阶级，是有充足的代表人、有充足的自觉的领导者和良好的仆役的；必要时也会毫不迟疑地向下层人民中提取这类人才……贫穷的阶级是缺乏人才的，这也是贫穷阶级命运的悲惨因数之一。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力量薄弱，内部分裂，暗中摸索着而奋斗，而当时唯一的头脑，也许能够为公社派指示道路的——布朗基^[2]，却坐在托罗要塞地牢内冥想着，一筹莫展。德国的工人阶级，一九三二年，倘若有个卢森堡的坚强理智和一个李卜克内西的革命热情，我们能看见它让社会民主党带着一步退一步，让共产党带着耍无聊的把戏，而终于不经一战即投降于新起的纳粹党之前吗？

　　有这样一个时候，民众只需要一个人和几个人……我说：一个和几个，因为这一个人将是等于零的，倘若没有若干行动的伙伴来扶助他，他们信仰他，他也信任他们。这就叫做党。一个党，一个意识，一个意志，——历史就做成功了。^[3]但社会若没有这些结晶的原素，则什么都做不成功的，改革要流产的，人们要长久在无出路的圈子内旋转，好多的血都是要白流的。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都流产了。距今不久，还发生所谓蜉蝣式的“神秘主义”（借用一个时髦的然而空洞的名词）：这里计划的神秘，那里是领袖和暴力行动的神秘。计划始终是计划，而领袖收缩了，暴力行动变成了咖啡店吵架……

　　俄国革命初期，就其内部需要说，是庞大的；就其畏首畏尾，吞吞吐吐说，又是凄惨可怜的。彼得格勒纱厂工人罢工不到一个星期就把专制政体推翻了，但在罢工正要开始那一天，布尔什维克党首都某区委员会反对罢工。军队倒戈参加暴动，因之帝国终于崩溃，但在军队倒戈前一日，那个委员会又在忧惧不安，考虑应否劝工人们复工……各党派的革命分子，一生都花在准备革命上头，此时却不明白革命就在眼前，开始了，走向胜利去了。他们在群众中活动，随着各时各刻的灵感。已经没有了帝国，没有了政府，没有了皇帝。七十多岁的内务大臣，颤动着嘴巴，到陶立德宫走廊内，拉着他认识的一个社会党人的袖子。

　　“先生，你要什么？”

　　“是我，普罗托波波夫^[4]，……我请你叫人把我抓起来……”

　　那时资产阶级，就政治意义说，也已经等于零了；在俄国，资产阶级本就没有几个人，而且由于它的传统，它是与国家大事距离很远的。在这时候，在二月间（俄国旧历二月，即西方历书三月），第一个工兵会议中，即在国会侧厅仓卒组成的第一个苏维埃中，倘若有个列宁，有个托洛茨基，有个明见的精神，加上大动乱时代应有的非常的大胆，能看出当时真实的局势，因此推出相应的方略，那么俄国就可以省去一次革命了。一切都是由苏维埃政权开始的。那时没有其他的政权。十五万武装的人，全部卫戍军，以及半百万以上的工人，除了听自己的代表会议的话以外，不肯服从其他的命令……不过，为他们做代言人的，只有三大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事实上宁可称为社会激进党）、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三者都是稳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怯儒的，都不能在精神上操纵事变。

　　时机虽然严重，但政权的竞夺好像在演滑稽戏。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把政权推让出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最伶俐的政治家——米留可夫^[5]，二月三十七日下午二时，当一切都已成熟，旧制度之崩溃已成不可救药的时候，还认为要组织临时政府“现在还嫌太早”，因为人们不知道事情能成什么样子。等着吧，打听一下吧。资产阶级便如此在动乱之前推让政权了。三月一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经成立，邀请米留可夫来组织一个政府，甚至不要他接受什么政纲。那些社会主义者只要能把政权推让出去就好了，所以仅仅保留一个宣传自由权，——不错，在俄国和西伯利亚，这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东西……

　　“可以做民众和时代的好模范的慷慨行为：那些社会主义者手里拿着全部政权，别人能否自由宣传须完全依靠他们定夺的，然而他们反而把政权拱手让给‘阶级敌人’，只以敌人允许他们自由宣传做交换条件！罗将柯^[6]不敢到电报局去，他对齐赫泽和苏汉诺夫^[7]说：‘你们有政权在手，你们可以把我们全部逮捕起来！’齐赫泽^[8]和苏汉诺夫^[9]回答他说：‘把政权拿去吧，但不要为了宣传而逮捕我们。’……苏汉诺夫还害怕资产阶级为了这些条件不肯接受政权，于是他提出一个含恐吓的哀的美敦书：‘只有我们才能压得住那些激进分子……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你们接受我们的条件……’换一句话说：你们接受这个纲领吧，反正这个纲领也是你们的。我们则替你们管束那些把政权交给我们的群众。——这些可怜的自然力的制服者！”^[10]

　　那些自由派接受了这个温和的压迫，就让步了，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还希望将政权推让给君主政制，只以施行宪法为条件。他们企图救护皇朝。这真是贬价无人要的政权！——尼古拉二世让位给米哈伊尔大公，大公让位给一个遥遥无期的立宪会议……

注释：

^[1] 萨尔瓦多·塞吉（Salvador Seguí，1887-1923），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曾担任加泰罗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期间组织了1919年加泰罗尼亚大罢工。1923年3月被当局暗杀。——校对者注

^[2]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70年巴黎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囚禁在凡尔赛。他的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校对者注

^[3] 严格说来，总工会也有这个作用，同盟、阵线或联合，亦然，虽然成分不匀一是其薄弱的一个原因。现实比言辞更是应当受重视的。西班牙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同盟”从来不肯称为一个政党，但实实在在是一个政党。

^[4]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普罗托波波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Протопопов，1866-1918），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十月党政客。1916年6月出任内政大臣。在镇压二月革命的行动落空后，被逮捕。1918年10月27日被处决。——校对者注

^[5]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1943），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同年5月辞职。1920年逃亡法国。——校对者注

^[6]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1859-1924），俄国十月党的创始者之一。1911年出任国家杜马主席。二月革命期间，促使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活动，1920年逃往国外。1924年客死异乡。——校对者注

^[7] 罗将柯是稳健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个领袖；齐赫泽和苏汉诺夫是稳健的社会主义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8]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奇赫泽（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1926），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二月革命时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农代表主席。十月革命后，在格鲁吉亚参与建立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并任总统。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法国，1926年自杀。——校对者注

^[9]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1940），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1905年参加莫斯科起义，之后被捕，并被流放。1913年宣布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十月革命后在经济领域任职，为共产主义学院的成员，曾任第1劳动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7月被捕，1940年6月29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10]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法文版）第一卷第二百五十一页。苏汉诺夫的回忆录，关于此次交涉有详细的记载。苏汉诺夫本人，一九三一年在莫斯科被判十年徒刑，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