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走向政权



  一九一七年九月,科尔尼洛夫将军[1]的叛变悲惨地失败了,于是形势完全改变。现实是比那些依据“双侦探”机关所伪造的证据而做成的诬蔑人的神话更加有力的;现实指示出:谁是革命的,谁是空谈的,谁是演滑稽戏的,谁是反革命的。克伦斯基政府露出真面目来了:原来是摇摆于两种可能的专政中间的一个幽灵。或者那些将军,他们在反动方面是惟一能明见的,而且操有武力,——在社会不安定时期,一个副官也知道威权对于有钱人有什么好处的,——或者他们明天再开始这个把戏而得到成功,而革命又上了拿破仑主义的老当;或者工人、兵士、农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手段夺得政权,既然没有其他的手段。在军政府独裁和无产阶级专政中间,有什么共同解决方法可想呢?

  列宁和托洛茨基看得很清楚,他们提议、催促、命令并进行夺取政权。一个做党的首领,打破了障碍,终于说服了党;一个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领,在苏维埃中组织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分配武器给工人,运动革命的卫戍军不服从临时政府并不离开首都。这事实上已经是暴动了。

  这两个人,面对面时,往往带点忧虑互相望着。他们太迫切自觉得缺一不可了。

  “我们两人,”一天,列宁问托洛茨基说,“若是被杀了,你相信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担负得了这责任吗?”

  从前,我曾以如下一段文字描写过这两个人在一九一九年的状况,现在我觉得没有一点需要修正的:

  “专家们出去了。两人还留在‘最高会议’中间,这会议,就它的忧愁面目说,就它的盖满了专门数字的纸张说,确然极像一个亏空极大的企业的经理部会议。负的方面:布达佩斯的白色恐怖,汉堡的失败,柏林的消沉,巴黎的消沉,让·龙格[2]的犹豫,奥廖尔的丧失,图拉的受威吓。负的方面: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正从贫困、黑暗和不断失败之中出来。正的方面:意大利来的电报,都灵地方的罢工,西伯利亚森林区游击队的战功,华盛顿和东京间的敌对,塞拉蒂[3]和皮埃尔·布里松[4]写的论文。正的方面:科学,意志,无产者的血。还有正的方面:肉体受了战伤的文明之惊人的衰落。从宣传角度看,被芬兰白色恐怖屠杀的一万一千人也可算入正的方面去……
  “在这顷刻,在群众的静寂和辛劳当中,辩论取决于这两颗头脑。这就是到处悬挂大家已厌见的两幅肖像:在人家中,在办公室中,在俱乐部中,在报纸中,在阿谀人的照相馆玻璃窗中,在公共建筑物的大门中。有一次,在煤矿收归国有大成功之后,这两个人兴致极佳,曾用嘲笑的口气论及这个肖像崇拜说:‘不知道消费了多少肖像哩!你说,你不以为是过分了吗?’——‘这是人心拥戴的反面,我的朋友,这是那些投机分子,那些蠢才,故意夸大的。’他们两人都是善于讥刺的,但性格不同:一个是和悦可亲的人,光秃的宽阔的额头,两颊微耸,鼻子很大,胡鬓微带赭色,显出健康、朴素和机警。时常爱笑,笑时眼睛缩小,充满了绿色的火花。这时他的大额头有点凸出,嘴巴张大,现出一种愉快的表情,看见他的人会觉得有点亚洲人的相貌夹杂在这个欧洲人的相貌之中。——另一个,则是犹太人,有时现出雄鹰一般的丑陋在那生着有力两唇的嘴角皱纹之中,眼光里露出一种锐利的聪明,一种人类领导者的头部姿势,一种内心的确信,浅见的人也许以为是旧式的骄傲,而且在他的笑中又好像戴着一个梅菲斯特式[5]的面具,因为这个人还能感到那种青年人的快乐,在他们看来,整个生命正待他们去占取的。他们嘲笑他们自己的肖像。一个说:‘但愿我们能多活几时,阻止这些肖像的复印!’另一个说:‘但愿我们能多活几时,免得被人家奉为神明!’他们明白,非依靠在最古老的岩石上是不能翻转世界的。”[6]

  这两个人,并不是自从有了“统领”、“加齐”、“元首”、苏联式“敬爱的领袖”等称呼以后那种意义下的领袖。他们的受人拥戴,并不是人为的或强迫的,而是自成的,由于他们应得的信任。人家公然议论他们的言行。不仅如此,人家还反驳他们。若是敌人,他们就一面耸肩,一面回答;若是劳动者,他们就平心解释,人家也常常使得他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这是同志中的两个人,那些有危险性的蠢才要把他们抬高于同志或党之上,是要受他们严厉责骂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无时无刻不是过着一种集体的生活。党内辩论着,种种倾向不时发生又不时消灭。而且,在国内,反对派分子——这是不可同反革命派分子混为一谈的——不停息地公然活动着,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即是说直到一九二一年。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反对派分子才完全看不见了,而且正因为这个原故,一切党内生活完全消灭了。列宁当初曾邀请他的老政敌、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7]和唐恩[8],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辩论。无政府主义者是这个委员会中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初时参加政权至好几个月长久。他们只因企图暴动,而且一九一八年七月间在莫斯科街上乱轰大炮,才被驱逐出政府以外。没有人想到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而拼命的,人们是为一个新的自由,而奋斗,而死。布尔什维主义向群众和世界宣告一个前所未见的自由劳动者民主制,而得到胜利。斯维尔德洛夫起草的第一个苏维埃宪法,保证劳动者一切自由。譬如说,当时绝不是想,在暴动胜利之后取消出版自由,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对于出版物之垄断”。为此缘故,必须禁止反动的出版物,这些东西本是诬蔑造谣的行家。但是,托洛茨基也说:“每个公民团体得自由使用印刷机关和纸张。”列宁有个计划,规定每个公民团体,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劳动者拥护的,若是愿意,则有权出版一份日报。



注释

[1] 拉夫尔·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Корни́лов,1870-1918),沙俄军官,上将。1917年3月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组织白军负隅顽抗,于1918年4月被红军击毙。——校对者注

[2] 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1938),法国社会主义者,卡·马克思的外孙。1897年参加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校对者注

[3] 贾辛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1926),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党内。1924年率社会党左翼与意共合并。1926年5月10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校对者注

[4] 皮埃尔·布里布里松(Pierre Brizon,1878-1923),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战期间倾向于国际主义立场,曾参加昆塔尔会议。之后其思想越来越右倾,最终与法共决裂。——校对者注

[5] 歌德《浮士德》中的恶魔的名称。——校对者注

[6] 维克多·塞尔日《被征服的城》。我这本书是在列宁格勒写的,所以没有写下这两人名字,怕的“黑局”不肯放过我的稿子。

[7]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span>1873-1923),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为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4月4日病逝。——校对者注

[8] 费奥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span>1871-1947),早年曾参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先后三次被捕被流放。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为孟什维克派。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1947年1月22日在纽约逝世。——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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