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彼得堡，当民主会议时候：你试想像冬宫，还有在那里的克伦斯基，——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他在莫斯科召集一个不幸的政府会议，莫斯科工人用总罢工来迎接他，甚至“首都酒店”的仆役也拒绝服侍那些代表老爷……这里先说一说此时我们党内的一件秘密事。列宁藏起来了，克伦斯基召集的民主会议快要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我们的策略是很明白的，在群众中鼓动和宣传，准备那即要爆发的暴动。我刚走进会场时，米柳亭^[2]即赶到我面前来，告诉我：‘收到一封信，布哈林同志，一封短信。’
　　“这信说：‘你们如果不立刻遣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到工厂中去，你们如果不包围和逮捕民主会议那些流氓，那你们就是浑蛋和叛徒。’全信都是用这口气写的，而且充满了恐吓。我们大家都说一声‘啊哈！’从没有人这样粗暴提出问题。大家不知道怎样才好。以后终于成立个决议，这恐怕是党史上仅有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一致决议焚毁列宁的一封信。这事情没有公开出来，那时我们是站在列宁的右边；你们知道，列宁并非每次都教人慎重和见机的，他能够向左跳跃，——而且错误……我们否决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夺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政权，并解散民主会议，固然毫无疑义可以成功的，但在俄国其他地方则我们的地位未能巩固。但我在民主会议中看见一幕小小的戏，很能够表示群众的精神状态。克伦斯基演说之后，托洛茨基上台发言。克伦斯基一伙人有好多水兵围绕着，那是克伦斯基调来保护会场防止布尔什维克什么攻击的。我看见托洛茨基说完了话，从演说台上下来，于是我们都到那些水兵群中去，他们挥动枪上刺刀问托洛茨基：‘使用这家伙的时候，是不是快到了。’临时政府的薄弱队伍已经给我们争取过来了。”

　　“我坐着汽车驰向参谋部去。我们穿过百万街我们的岗位；冬宫周围零乱的枪声，好多军人投降过来了。黑暗。步枪与机关枪的声音。沿着街道，一群的海陆兵士和赤卫军奔赴宫门去，接着又退回来了，傍着墙边退，当一些躲在柴堆障碍物背后的志愿兵开枪时候。最后，大炮沉重地响了。响而又响。这是涅瓦河对岸彼得保罗炮台在说话。‘不可以叫他们投降吗？’丘德诺夫斯基^[4]提议说，他刚率领巴甫洛夫团的人走来，他仍像平时那样勇敢而多话的。我答应了。大炮的声音是有效力的。娘子军投降了。她们啼哭着说：她们再不敢了！军官学校投降了。那些志愿兵把枪一束一束架在人行道上，走开去，有人护送他们。丘德诺夫斯基要还他们的枪，但我不肯。其他的志愿兵还抵抗了一个钟头。从一个狭隘的螺旋形楼梯攻击他们，是很困难的。他们好多次迫得群众后退。但他们终于屈服了，叫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抵抗了。我同丘德诺夫斯基上楼去，到皇宫居室之内。残余的障碍物，床垫、兵器、毛被、面包屑等，狼藉满地。一群异样装束的人跟在我们背后。我们攻进各层楼房，志愿兵投降了。我们忽然来到一个宽大的厅堂，一队青年人横着长枪守着一个门。他们迟疑了一会。我们走近临时政府这最后的卫队跟前去，我和丘德诺夫斯基；他们呆得同木鸡一样。我们很不忍心夺去他们手里的枪。‘临时政府在这里吗？’‘在这里，’一个志愿兵很结巴地说，接着低声告诉我：‘我是你们方面的。’旧俄罗斯最后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在这里了。这十三个人，——因为克伦斯基早晨已经逃走了，为的去‘请救兵’，——围坐一张桌子，吓得面无人色。我们将他们逮捕起来。大家要当场把他们活剐了，但我们派一队人护送他们到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牢内去。”

　　“我们正待发出最后的命令，这个命令一实行，那些‘民主的’总长和那冬宫都要没有命的。我们决定等待一刻钟，本能上觉得局势会改变的。果然不错。最后几分钟快过去了，忽然从冬宫那来了一个信差：‘冬宫已攻下来了！’我们快活了，这次是双重的快活，因为我们正要开炮，而这个不知名的水兵却是冬宫的救星，——当时没有想到问他的名字。
　　“我立刻和一个同志坐汽车到斯莫尔尼去。汽车是水兵们弄来给我们的。在此地经过的资本家和官僚乘坐的汽车，给他们扣下五辆来。
　　“彼得堡的街道，是平静而寂寥的，丝毫没有暴动的痕迹。一些革命的兵士在十字街道上烤火，他们并不留难来往的汽车。我们还看见灯光明亮的电车，装满了乘客。总而言之，没有一点革命的痕迹。在斯莫尔尼，大会代表们刚刚散会，初步讨论过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关，这个共和国是如奇迹般瞬息间造成的。一切都办好了，我可以回船睡觉去了。
　　“第二天，我们决定洗清一点空气，并且把我们的革命刺刀展现给资产阶级杂种看看。水兵巡逻队出发到中心区去，奉令解散密聚的群众。巡逻队确有平定奋昂空气的效力。他们常常带回来武器，如手枪、佩刀、步枪，以至于炸弹，作为掳获品；他们也捕得嫌疑分子：军官、醉汉、举止阔绰的资产阶级先生、冲锋队的兵士。我们非常宽厚地待遇他们：问了几句口供，就放走了。若是兵士，我们就劝他们快点穿起裙子来，这一切都是大声笑着做的。我们拿罐头给醉汉吃，然后就送他们在一间大房子睡觉。如此款待这类主顾，不久就传开了，我们的船上很快充满了醉汉。于是水兵们想出了另一种待遇方法，这在秋天是很难受的：即是将他们浸入河水中去，他们立刻苏醒了，而我们也很快摆脱了他们。”^[5]

　　“我的好友：——这是暴动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到大使馆去的时候，看见人家从莫伊卡河捞起图曼诺夫^[6]的尸首，他是陆军次长，昨夜兵士们逮捕了他，用刺刀戳死他。人家开玩笑，把他的尸首安置在一架矮车之上，送到无名待领的停尸所去。
　　“消息是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冬宫先受炮击，后被劫掠了。一切艺术品、织毡、家具、图画等，都被残暴地捣毁了。保卫冬宫的娘子军，成了俘虏，被人送到一个军营强奸去。其中好多是资产阶级少妇。临时政府大多数阁员都被捕了，克伦斯基在逃。军队落入于革命党人之手。”

　　“我又会见革命党的伟大领袖。我认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早晨一点钟休息的时候，我和托洛茨基谈话很久，几分钟之后他就要被选为外交总长或外交人民委员了。
　　“第一，我问他对于暴动的意见？
　　“他说：‘整个革命是有它的命运的，成败不能预料，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多。暴动经过极细心的准备。组织普遍了全俄国境，成立了一千多个委员会，军队从此差不多全部运动过来了。农民群众将为大地主土地之没收所引诱。有这两种分子拥护，运动一定能成功的。只需一扫帚，便可扫除那些当权的庸碌人和软骨头。’”^[7]

　　“我在寻觅一本小册子，书名为《巷战策略》。那是本党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但我找不到这本书，我原有的在某次检查时遗失了。我只好凭头脑去记忆，并设法与认识的军官谈论这个问题。”

　　“……炮兵开来同我们的步兵联络了，我们又振作起来。我忘记了那时有几尊炮，但我们的炮兵首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9]大概还记得的。”

　　“当我走去通知那些兵士，说我们已受包围，而革命委员会要我们撤退时候（那是在夜间，他们疲倦得要死，正在睡觉），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我们不走！’
　　“第二天，我们在一点上采取攻势，有相当成功，鼓起了我们的勇气；又第二天，我们的一队人占据了斯特拉斯特纳亚修道院的塔楼，那里本有志愿兵带着一架机关枪把守的。这天夜里，我奉令同两个同志到霍登卡炮兵旅去，携来二三尊大炮，安了一尊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上，为的轰击前总督的邸宅。只消几炮，就把一队学生军打得落花流水了。当他们被解往苏维埃去的时候，我们费了许多力气才说服护送的兵士勿把他们杀死。革命委员会于是决定发起总攻击，我奉命去请求第五十五步兵团来增援。我们坐在一辆红十字会的车内，门窗都紧闭着。在路上，我们给士官生捕住了，押往亚历山大中学去。人家搜查我们。五十五团一个青年军官认出了我，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嘴里喊道：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立刻枪毙。我在那里过了一夜或两夜。后来有一天晚上轰了一响大炮，他们把我们大约八十至一百个俘虏放出来，由军官和学生护送到克里姆林宫去。护送队长特鲁别茨科伊亲王叫兵士：‘俘虏若敢回头看，就尽管将刺刀戳进背后去。’到了克里姆林宫，军官们辱骂我们。其中一个喊：‘我们不是给这些流氓杀死，就要杀死这些流氓！’我在五十六团军营过夜。晚上听到震耳的一声：我们的炮兵在麻雀山上轰击克里姆林宫……第二天，人们又放我们出来，约有四十人；我们想一定是去枪毙的，但到了尼科尔斯卡娅门，人们就叫我们在步哨前面走过，出去了。在圣瓦西里教堂前面的赤卫队，举枪对我们瞄准，我们向他们大声喊：我们是红军。以后我就到区苏维埃去。人们要我休息一下。我跑回家去，我已有半个月不履家门了。我吃了饭，就到扎莫斯科沃雷奇耶参谋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