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农庄分子，于两个月之内，还未曾领到对于他们的劳动的酬报，包括运输木材和草料的劳动。进款项下，百分之五十入于集体农庄的公库，百分之五十则拿去缴纳国税和偿还贷款。剩下给劳动者的有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主任每月自领好多张面粉票，但一点体力劳动都不肯做。人家告诉我们：‘集体农庄分子，头几个月应当自己维持生活。’可是穷人并没有储蓄金。他们的衣服因为做工破损了，没有得到赔偿。这一切都使得富农的话有人相信，富农说人们在创立一种‘新农奴制’。
　　“在邻近一个乡村中，四十个女人用武力夺回了自己的母牛，藏在屋子内，回答村苏维埃当权人说：‘你们可以开枪打死我，但那些畜牲我们不肯再给你们的。’畜牲却是失踪了……人们不敢相信居然有借社会主义之名行这许多可恶的事情。传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流放到外省去了……”（M.R.来信，一九三〇年四月）

　　“集体农庄的人都走空了。某村八十个农民今天来向检察官控诉，说人们当时用暴力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一些集体农庄主任在附近被人暗杀了。女人们到处来索取并拿回牲畜……城市没有牛油、肉类、鸡蛋和马铃薯，连首都也只能发极微少的口粮。长久以来，我们就没有看见肉和鱼了。最近几天，合作社终于收到马肉腊肠。”（Q.N.来信，一九三〇年四月）

　　“他们拧紧了螺旋来压榨我们！如何压榨的呢？他们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而工资却只增加百分之一点九。并且已经有三年工资未曾改变了。虽然生产量增加了好多，——五人一队代替六人一队，工具并未曾改良。储金制度实行到如此程度，即每月只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工资，其余的作为储金半年发一次，事实上是没有领取的希望的。我们每月依靠五十五个卢布过活……”（M.来信，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农民们只能预支少数，利益的分配须待年底。集体农庄若是赚钱的，则一般须待添加于集体资金的数目超过工资总数后方才发给工资。否则庄员工资须照定额打折扣发给。’（见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庄中央机关章程）农民如此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自然没有了什么劳动积极性。
　　“……农民们以出卖财产、怠工和反抗，来回答这种强迫手段。一种规模颇大的反抗运动，爆发于锡尔河流域，三个星期之后才被压平……
　　“……农民们很聪明地说：‘军队吃得好，穿得好，是不会赞助我们的……’”（I.L.来信，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个美国通信员，很忠诚于斯大林，曾估量一九二九—三〇年间被充军和流放者约有两百万人。（见纽约《泰晤士报》）但若知道消灭富农运动，以后几年还不停地继续着，而官厅计算富农数目在五百万与一千万之间，那便可知事实上还不止如美国通信员所估计的哩。（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之后不久，罗斯托夫地方报纸无意中泄露出库班三个哥萨克区共被流放了五万人；可是同一地域已有十万人比他们先走上北方不幸的道路了）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至少有五百万农村居民，连男女老少都算在内，离家背井去过那难堪的贫困生活，好多人因此死亡。”（苏瓦林《斯大林传》第四八〇页）

　　“我要叙述我在一区所见的‘消灭富农’的情形。我们看见三千个被流放的富农到来。其中有好多是贫农或中农。有些人因在内战中的勇敢而领有勋章，此时当然被人剥夺了。照计划规定，他们应当做伐木工作。但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大家挤住在木板屋中很快就引起了伤寒传染病。住在森林中的还更坏些。我不晓得，为什么在严寒冬天，没有御寒衣服，派他们连同妻子都到那里去……他们准备了一个大暴动，在老兵的领导之下。我们求得当局取消了派遣他们进森林去的命令，以此阻止了这个新的灾难……”
　　“这一切很像一种绝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怠工……
　　“有一个朋友到过好几个集体农庄，他对我说：不久以前的农村现在全然改观了，若没有极大的骚乱变动是无法回到个人私产制去的。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农民是热心于集体农庄。他们是青年共产党人，他们什么都做，他们的劳动超出人类力量以上。其他的农民则是不得不加入集体农庄的，他们故意弄得两手空空然后加入。他们说：‘从此以后就是国家的农民了，同工人一样……’”（X来信，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

　　“人家进行清除贫农团体的工作。邻近一个苏维埃刚开除了二十个贫农，指斥其为‘富农走狗’，其中好多人是诚心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他们的罪过就是不肯缄口，就是时常爱说他们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不好，爱发问：还有一个五年计划吗？（报告者说，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替富农说话。）”^[1]

　　“一个有五六百工人的印刷厂刚发生罢工。原因：当因缺乏纸料而强迫停止工作时，工人只领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而且合作社供给的食物又是很坏的。共产党员也停止了工作；监察委员会将审判他们的。好多职员立刻被免职了，工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三个‘煽惑者’则被捉去坐牢。
　　“……因为实行国内护照制，发生了大恐慌。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居民领不到居留莫斯科的护照，且有命令限定他们于五月一日离开莫斯科。其中有好多是以前的反对派。
　　“……去年冬季同一九一九年冬季一样艰苦。伤寒病猖狂得很。在那些小车站，病人被抛弃的，在那里喂虱子。某些地方被宣布为伤寒病区，铁路上不肯卖车票。高加索北部和中亚地区就是这样，那里不仅有伤寒，还有骚乱，且发生地方性的内战。”
　　“……一个共产党作家这几天对我说：‘我为什么不再写作了呢？现在要我写什么呢？我正等待着机会被派送到帕米尔去或坐破冰船到北极去。这是在这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哈尔科夫城显然扩大了，好多的新工业和好多的新合作社房屋。却有几万人晚上没有亮光，而且差不多没有柴火。城内好几区没有电气。电影院关门了，住宅是漆黑的。如此有几个星期长久。没有火油，没有蜡烛，是绝对的黑暗。那些官僚是唯一备有拙劣火油灯的。没有火油，虽然巴库油井的产量是增加了。没有电气，虽然第聂伯河水电站已经完工了。这是很令人不快的。其他城市也是这个情形。人们生活得同畜牲一般。生产和消费差异太大了。用的机器愈多，人们的生活不仅没有更好，而且更坏。
　　“我见过第聂伯河水电站。说实在话，这是人类智慧和力量造成的一个伟大工程。像玩具一样，庞大，整洁，光耀而美观。已完工的四大部分，有三大部分是没有活动的，因为依赖它们供给电力的工厂，此时尚未存在。依照计划，你此时已算得到电气享用了！而且即使电气工厂是整齐而雅洁的，但工人住宅则不是这个样子。报纸屡次说过，那里一个乡村已经变成一个七万人口的城市了。报上描写这座城市的俱乐部，并印出工人住宅的照片。是说谎吗？不是，这一切都是有的。不过人们没有说到的，就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生活在可忍受的环境内。其他的人则拥挤在木板屋中，黑暗、污秽、寒冷和营养不足。他们皱起了面孔，看见的人觉得到他们有许多不满和许多失望。这是不会支持长久的……
　　“……列宁向之宣战的那些虱子，又成群地回来了。一群群生虱子的人塞满了车站，男人、女人、小孩子，一堆一堆的等待了好几周，天知道在等待什么火车。人家赶走他们，他们又回来了，没有钱，没有车票。他们坐上无论到哪里去的火车，他们旅行，直到被驱逐下车为止。他们是默不出声，毫不动情的。他们到哪里去呢？去找面包、马铃薯，或者比较能吃得饱的工厂工作……面包是这些群众的最大动力。他们什么都偷，什么地方都偷……
　　“当权的人要求乐观主义。他们提出来的动议总是一致通过的。十个共产党员中有八个满存疑惑，但仍旧投票赞成。若有人责问他们，他们就回答说：‘要我瘐死于西伯利亚，有什么用处呢？’
　　“一个投降者又被捕了，他的女人对我说她问侦查官的话：‘你为什么陷害他呢？他好久就已放弃一切反对派的活动了，他极努力的做工……’格伯乌人员不回答她，只劝她离婚……”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对党内积极分子说：‘我们是铁面无情的，不仅对于做反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即反对派）如此，对于在工厂及农村内做事缺乏毅力不能执行计划的共产党员亦然。已经有四百个党员被放逐到索洛维茨基群岛上了。’
　　“……右派分子继续被捕。人们刚逮捕了一大批的农业委员会的官吏，控告其怠工破坏。好多人是政府大员。农业委员会副委员长科纳尔^[5]及委员沃尔夫^[6]和科瓦尔斯基^[7]，据说是这一阴谋的主谋。人家控告他们私通在波兰的乌克兰国家主义者。农业委员会里有叛徒存在，这是可能的，但这个罪状似乎是随意杂凑的故事。科纳尔本是加利西亚人，大战时就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参加国内战争，好像几年以前曾同情于左派反对派……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控告的罪状。大家都以为‘领袖’故意制造一个大狱，是想吓吓那些所谓农业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