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被放逐者的生活
我们现在来到大压迫时代了。自从执政者的选举须依赖格伯乌帮助那一日起，政制便完全建立在压迫手段上面了。从此以后关于思想或言论自由，便没有什么话可说。各党各派的社会主义者，毫无例外地都在牢内或在流放之中。一切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亦然。各派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者亦然。御用的思想不容许丝毫的非难。我们是在一九三〇年。从这时就开始流放嫌疑分子了。那些老人离开了一切政治活动已有十多年了，只因曾是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者，便于晚上突然失踪，经过好几个月之后，人家才打听到他们已经押解到伯朝拉集中营里或流放到叶尼塞河大荒原。
政治异端的嫌疑，党内特别的多。一句不巧的话，一句吞吞吐吐的话，一个迟疑不决的行动（即使是好多年以前的，但只要被告发者想起来了），或者一个不做声，——就够资格了。人失踪了。监狱充满了嫌疑分子。四千至五千反对派于一九二八—二九年被捕。嫌疑的则更多些。一九三四年以及基洛夫被列宁格勒一个青年党员暗杀之后，嫌疑分子（共产党员或其他人）则有几万或甚至几十万人成了囚徒。有了这些享受不到劳动法保护的囚犯劳动力，人们可以去开凿几条运河，兴筑几条战略上重要的道路！几十万犯人在沟通波罗的海和白海的运河上工作。死了多少呢？御用的作家们永不肯告诉我们的。
苏联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占据整个地区，譬如：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白海）、卡拉干达集中营（中亚）、伯朝拉河口集中营，到处都有的。苦役、无期监、荒地开垦场、矿山、地洞、模范工厂，以及好看的反省院。（为夸示外国游客而设的，——事实上，使刑事罪犯悔过有什么用呢？你若能给无家可归的窃贼和徘徊马路的妓女以充足报偿的工作，以良好的住所和有益的游戏，则你十次有九次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很简单地，他们倘若永远能生活于可满意的条件，他们当初就不会偷窃了）但政治犯，则是人们所见不到的。那些反抗的，并以绝食手段来保卫自己人格（这是他们在人世间所仅有的东西）以至于死的，则是人们永远看不见的。
读者若想更确切知道苏维埃社会生活这一重大的方面，则请阅读我即将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一个革命的命运》。我这里只能借助于同一来源的文件描写一个轮廓。
“中央委员会更加恐慌了，他们的应付手段就是迫害我们。字典上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压迫的程度……成群的逮捕。只因说一句话就被人解释为同情于反对派，就被捕了；在工厂开自我批评会时说了几句话，也被捕了。几十几百无党的工人被控告加入反对派，现在被关在布提基监狱中；好多人流放了，新的人又到来。挑衅的手段去年本很发展，但到今日则是大规模使用着的。监狱中有派来的密探，流放地也有，到处都有。在流放地的，所奉的特别使命就是使流放的人精神堕落，教某些人投降，同时又密告某些人于当局，说他们是怙恶不悛的，必须移送别地方去，或禁闭起来……流放者不断受检查、逮捕、移送，等等……没有止境的，没有穷止的。”（莫斯科来信，一九三〇年五月五日）
自然，这“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地方到处是如此。
“哈尔科夫，一九三〇年八月三日。在我们这里，一切同过去一样：逮捕、监禁、流放，对于我们；一致赞成的大会，对于官僚们……人们刚捉了不少的人去。机器工厂的波格丹诺夫无论党如何干涉，终被工人选为工厂委员会主席；于是，格伯乌带着第五十八条来了，问题就此解决了。”
摘自一封来自中亚地区的信，一九三〇年八月：
“我们的教父（按指格伯乌）正在为第十六次党大会做准备：这不过是夜间拜访、搜查、逮捕、移送。阿瓦扬，流放在布哈拉，现在被送往上乌拉尔斯克的隔离监去；反之，玛利亚·越飞
[1]则移到布哈拉了。在卢干佐夫地方，十个朋友有五个被关起来；三个人于七月中旬在流放于克里奥达时被捕；六个流放者被关在卡札林斯克。从比斯克、坎斯克、希姆肯特、奥伦堡、阿拉木图、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斯拉夫哥罗德等处来的消息，也与此相类。每一步都有特派的密探。谁也没有工作做。每个月生活费只有格伯乌给的十五个卢布，但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六十卢布。然而我们还是坚决的。
“人家要打击的流放者，不断地被人从这个角落移送到那个角落，没有工作，一连几年受人虐待。
“大会前夕，被认为太过坚决的反对派，好多人被移送到最龌龊的角落去。妮娜·斯特恩从乌拉尔斯克被移到卡拉图，在那里她有饿死的危险，而且是瘟疫流行的地方。我们当中的一个，到了土里库尔，看见好多的朋友。其中有几个人刚投降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衰惫到再不能抵抗下去。我们现在好像是些耗子给猫在玩弄着一样，但由这并不能推论说：猫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
“T君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终于屈服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他说。他写信给我说：‘我是一个残疾人，我的神经是有病的，我胃中溃脓，又有败血病（牢内得到的），——这便是我的投降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也是悲观论者。’这里的工人是很懊恼的：物价昻贵了，生活品匮乏。银币之消失是有很大意义的……”
屈服，投降，这就是说：放弃思想，依照人们给你的格式发表宣言，拥护并颂赞“天才领袖的总路线”……这就是说：把自己交给当局去监督，去摆布，去差遣做侦探，去告发他人，——尚在反抗的更坚决的同志。屈服之后还相当保持人格，这不是容易的事，那时要被人列入于双重的嫌疑人物之内……一个屈服的人写信来说：
“人家容许我在工厂做工，但我每月只赚五十个卢布。委员会两次拒绝恢复我的党籍。理由是：不信任，人家怀疑我的诚意。以前的反对派同志逃避我好像逃避瘟疫一般。正式的党员则侧目视我。倘使我提出一个批评，他们就说：‘你故态复萌了！’倘使我说某事做得好，那就是‘为着遮掩我的思想’。我曾决定什么话都不说，但人家又控告我‘以沉默表示怨望’并‘企图推卸责任’。说实在话，我现在好像生麻风病的人一般……”
这是无疑的。但反抗者的命运则常常比这更坏。
“我们的流放者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确确实实是挨饿受冷的。昨天V君写信给我：‘人家要以饥寒来压服我们。我们绝不投降的。我们有大义。我们宁愿饿死，绝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
“我们设法捐款，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加提雅曾在察狄尔，带着一周岁的婴孩。人家不给她工作，她的丈夫关在牢内。他到处写信请求同志们不要让她的孩子饿死。她流放三年满后，人家移送她到中亚去，和一群刑事犯一同去，一天只给她五十戈比维持生活。我应该告诉你，此地一磅面包要卖两个至三个卢布。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流放者的生活有时是很可骇人的。
“好多人生了病。索恩采夫
[2]在牢内得了败血病。他的刑期满了，但是就人家不放他。她的女人教他请求流放，但他坚决拒绝了。”
埃利亚扎尔·索恩采夫，是我们的最能干的青年战士之一。一九三六年一月，他因某次绝食死于新西伯利亚医院中。
“三个同志做了一次绝食，从监狱放出来了，但其中死了一个。穆西雅·玛吉已经放出狱来，改为流放，被人同普通罪犯一起送往米努辛斯克去，——她在牢内六个星期不能起床。她又病得不能起床了。她是勇敢的，她写信给父母说：今生再也见不到父母的面了。加耶夫从上乌拉尔斯克监牢回到莫斯科来，他因一次危险的贫血病而失明。弗拉基米尔·科西奥尔
[3][4]在米努辛斯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来信）
一些人在牢狱内“失踪”了。
“两百五十个我们的人，关在上乌拉尔斯克隔离监内。某次犯人抗议之后，雅罗舍夫斯基以‘蛊惑者’罪名被押解到莫斯科，关在内部监狱中，据传说已判决十年集中营监禁。集体的抗议是不容许的，那次是这样做：一个同志提出一个抗议，其他的同志以个人名义表示附议。雅罗舍夫斯基做的不过如此。以后，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斯瓦巴赫兄弟，也是这样在莫斯科格伯乌内部监狱中关了好久而找不到踪迹的，其中一个已经害了很严重的肺病。”
在城市内，也是常常有人“失踪”的，而且更多些，总是为着一样理由……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是挑选些特殊的证件，关于罕见的事实。我是差不多在一大堆文书中随手拿几张出来的，从中摘取我认为平淡无奇而有代表性的几行字。凡是稍微知道俄国生活的人，都会认同。我所征引的信件，都是好几年以前的。因为近几年来就收不到这类的信了。制度改善了，什么东西都通不过来；但情形只有更坏得多。我们读了这些报告，可见还须加添一种残忍的即使不是野蛮的印象。压迫手段一年比一年更厉害，更加无人道。
关于牢狱内的生活：
“我们的一个朋友时常爱说：我们将作为肥料，浇沃土地，使得新的一辈革命人才幼芽容易生长起来。精神状态已经改善了。人们希望有什么变化。我们大家都努力研究学问，学习外语，尤其德语。不断地辩论关于宇宙、空间、时间、力学、马克思主义、右倾危险等。监狱检查不肯让外间知道一点我们的知识生活。在狱内可以互通消息的同志，人数也是有限的。我们进行过几次绝食。第一次绝食之后，我们每个月能收得十二封信，以前只允许收得四封。这次绝食时间很长，解决后有许多同志病得很厉害。第二次绝食发生于虐待之后；我们也拒绝不与外间通任何消息。神经是紧张的，差不多无力支持了……毫无疑问，从沙皇监狱放出来的社会主义者，要比从斯大林监狱放出来的我们，身体好得多。（一九三〇年六月来信）
一九三一年夏末，上乌拉尔斯克隔离监内虐待手段达到最高点，人家企图谋杀一个坐牢的同志，叶塞扬，他胸前中了一枪。三十个反对派绝食了十八天。人家想强迫喂饭。三十个人都害了败血病。当局要十二个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犯人组成代表团去谈判。然后，他们就被武力绑架走了，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一九三三年，一阵绝食潮爆发于诸监狱中，得到相当成功，——为着反对“自动加倍刑期”。格伯乌（今天叫做国家政治保卫局，但名称虽然改了，实际是没有变的），不经审判，也不用说明理由，可以以行政手段判人三年徒刑。倘若刑期满后，反对派还不明白政制的好处，则人家再补判他两年……他们的五年坐满了，最早的几十个共产党人以全体饿死做威胁，才蒙放出监狱而改为流刑……他们是绝食过的。
几个月之后，他们在流放地又通通被捕了，而且以行政手段又被判五年徒刑。这便是我的诸友：格里戈里·雅科文[5]、费多尔·丁格尔斯泰特[6]、瓦西里·邦克拉托夫[7]、查纳安·佩夫兹涅尔[8]及其他许多人的命运。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更能比他们坚忍不拔的英雄了。
再指出一个景象：
“在格伯乌内部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是恐怖和纷乱统治着。谁都不信任谁。稍微有点嫌疑，而且时常是莫须有的嫌疑，譬如对于一个被捕的反对派表示客气，或者在检查之中表示‘活动’，就要被开除。稍微有点错误，就要被逮捕。稍微对反对派表示殷勤，就要被枪毙。我刚刚证实了我告诉了你的那个事实：托木斯克监狱看守私传一封信给索斯诺夫斯基，然后被枪毙了；我从可靠的来源知道此事。”
关于自杀、谋杀和秘密枪毙的事情，我没有说起。那将说得太多了。我说得少些，但我能证明这一切。
注释：
[1] 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越飞（Мар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Иоффе，1896-1989），1917年为布尔什维克报纸《工兵报》的记者，曾任人民委员会新闻局秘书和列·托洛茨基的速记员，参加国家出版社工作。1918年与阿道夫·越飞结婚。1929年因抗议驱逐列·托洛茨基，于同年4月29日被捕，此后在集中营度过了28年，1957年获释。1975年离开苏联，此后定居于以色列。——校对者注
[2] 埃利亚扎尔·鲍里索维奇·索恩采夫（Солнцев Елизар Борисович，1897–1936），苏共党员，国内战争参与者，苏联左派反对派成员。国内战争后就读于红色教授学院，研读历史学和经济学。毕业后被派赴驻德、美的苏联贸易公司工作。在美期间，与伊斯特曼合作编辑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对派著作。1928年回国，旋即被捕，1929年被判5年流放。流放期满后，于1935年5月再次被捕，被判5年徒刑。在流放地领导绝食斗争，因长期营养不良，于1936年1月逝世。列·托洛茨基称其为：“新生代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校对者注
[3] 穆西雅·玛吉和弗拉基米尔·科西奥尔现在还在流放之中。
[4] 弗拉基米尔·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Владимир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组织领导了多起罢工，多次被捕并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十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国内战争爆发后，任第12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4军政治部副主任。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民主集中派”，不久退出。1922年-1924年任《劳动报》主编。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8年被捕并被开除党籍，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期再判5年流放，期满后再次被判5年劳改。因领导监狱政治犯绝食斗争，于1938年3月3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5]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雅科文（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Яковин，1899-1938），1917年毕业于敖德萨国立大学。1918年12月加入联共（布）党，参加红军。曾任顿巴斯区党委书记，参与指挥打击马赫诺的行动。1924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之后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领导列宁格勒“左派反对派”团体。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捕，被判处流放3年。1929年被判处3年徒刑。1932年刑期延长2年。1934年再次被流放，在流放地逃亡。1935年在莫斯科被捕，被判处劳教5年。1936年10月在狱中领导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1937年3月1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6] 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丁格尔斯泰特（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ингельштедт，1890-1938），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从事喀琅施塔得水手的鼓动宣传工作，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国内战争后，入学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任林业学校校长。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组织。1927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判处流放。1934年12月在狱中领导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为上乌拉尔政治集中营“绝食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35年被流放阿拉木图。1938年11月1日被杀害，全家无一幸免。——校对者注
[7]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邦克拉托夫（Василий Федорович Панкратов，1891-1937），苏联左派反对派成员。1917年作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代表，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之后参加国内战争，任职于契卡，曾任外高加索地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年被捕，被判3年徒刑，后刑期延长2年，其妻（无党派）亦遭流放。1933年获释，1934年被捕，被判5年徒刑。1937年2月1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8] 查纳安·马尔科维奇·佩夫兹涅尔（Ханаан Маркович Певзнер），莫斯科工人，国内战争的参与者。1927年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1928年被流放2年。1930年被捕，判刑4年。1935年再次被捕，判刑5年。下落不明。（人物生平来源于1936年7月《反对派公报》第51号）——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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