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回忆
我从格伯乌内监狱一个监房里，现在被送到两千公里的远处了。在那监房里，我关了八十五天，没有书读，没有任何事做，没有亲人的消息。这八十五天中，有七十天是绝对的寂寞，甚至到灰色的院子里换换空气都不许，那里本是较能讨好的犯人散步的地方。现在在流放地，我们几乎要饿死了：一个好朋友和我，我们两人是在萨马拉监狱地窖中相遇的。
他——右派共产党员，曾任某地区委员会书记，参加过内战。
我——左派共产党员，等等，等等。
出了监狱之后，天是异常朗耀。
我住在高岗上一所破损的旧屋子，这屋背对着无垠的平原。草原和我心爱的风景。无限的空间，直扩展至喀喇昆仑山，至阿尔泰山，至堪察加！地平线上有着海一般的美丽。屋子对面是一个穷苦市郊的一些破烂房屋。头上是永难忘记的纯净的天。周围则是挨饿的、喝酒的、水肿的人们。穷困而心善。只五分钟路，就是那城和它的三个电影院。若不是这个政制、严密的监视以及其他，那城将是适宜居住的，将有它的可爱之处，同俄罗斯国土所有的角落一样。
在流放地中，这里算是一个清静的部分。没有迫害。好多同志有工作做。我没有工作做。我写作着，写作着。创作，劳动，免得变成疯子，而且可以在这世界中尽自己的责任，有益于人，为以后留下一点感情和思想。这还是在反抗。一切作品都有一个灵魂。
“你知道吗”，一个朋友来对我说，他刚从监狱出来（而且还有监狱等待他，但监狱不是也在等待我们所有的人吗？），“你知道，一八五〇年左右，塔拉斯·谢甫琴科[1]也曾流放在这里，在奥伦堡，而且不许他作诗和写文。他常常独自到大草原中去，为着偷写他的诗，写好藏在他的鞋里……你把你的著作藏在哪里呢？”
的确不错……最难忍受的，是这个慢性绞杀的感觉。在十八个月内，我没有收到一封信。我知道有人写信给我，而且是挂号的。我自己发出的挂号信，照例地“失落”，到了法定时间邮局赔我钱，因为邮局还是守法的。国际邮政协定保障通信秘密。我向格伯乌领袖们申述，他们一听到“黑局”两字便怒吼起来，夹杂着愤怒……[2]
朋友们和其他的人们，都以为我们不得恢复自由的，因为我们决不会投降。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永不肯去崇拜那个葬送革命的人，永不会拥护劳动者这样无限贫困的生活，永不会赞成特权的如此再生，永不会同意如此窒塞活的语言。该我们倒霉。他们将不惜枪毙我们。不用枪毙，他们还能发明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吗？试想想看……但一定的，他们一定能够找到这类方法。不过已经无须乎怎样安排，这个人就害结核病死了，那个人就送往集中营去了，另有些人则失踪了……
瓦西里·邦克拉托夫失踪了。一个人。平衡的，结实的，时常微笑着的。三年徒刑。两年附加徒刑，为的他的性格坚决。的确再没有比这更坚决了。以前，国内战争，自始至终他都参加。喀琅施塔得舰队运动，反对临时政府的暴动，红军，——都有他的份。外高加索格伯乌的副主任，左派共产党员。他的女人等待他五年。几个月前被释放，他们夫妻重会，一同被流放，而且快有一个孩子了。人们又逮捕他，在他出狱流放之后不到六个月时候，为什么呢？无人知道。他失踪了。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五年。小孩子生出来了，在我们中间，没有父亲。——人们将发明什么手段在监狱内将邦克拉托夫谋杀呢，或者逼迫得他自己绝食死呢？我自问着。因为这种具有确信的、不可腐化的、不可屈挠的人，本身就是以革命之名定了那政制之死罪；显然那个政制是不肯让他们活着的……
查纳安·佩夫兹涅尔失踪了。同样的信念，同样的气魄，同样的监狱，但只判了四年（在被放逐两年之后），因为他生病。以前，他在远东打过一次仗，身体留了十几个子弹碎片，一条手臂折了，骨头断了；这个断臂挂着，像块破布一样。他也是微笑着过着一生，他有一种无情的洞察力。这话是他说的：“首先，对那等待着我们的命运，我们不要存什么幻想！”基洛夫事件之后，人家在医院门口逮捕了他，他刚医好了猩红热出来……他还活着吗？在哪个监狱？
我少说一点，我告诉你们了。我只举出这两个人，我的同志，我的兄弟。“偶然”使得我来替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坚贞，他们的失踪，来作证。我也曾交付于同一的命运。我的重大的责任，就是控告那杀死他们的刽子手。
现在，人们要铲除与列宁同时代人的时候，这些坚决的反对派，这些革命者，他们的状况是很特别的。他们已经很长久做了俘虏了——约有八年——人们不能告他们参与什么阴谋。人们也很明白，从他们口里得不到谄谀的供词，而且无论如何不能给他们以公开审判的机会……那么人家将发明什么手段来消灭他们呢？
我由亲身的经验知道，那些供词是怎样授意的，怎样伪作的。当那滥用名词称为“侦查”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我伪造口供。起初我不知道，要我说什么；我有点好奇心，要知道人们如何使我知道人们要我亲供的话。当人们以为我已成熟了，即已被隔离、无聊和威吓而充分颓丧了，于是来了一个侦查官，冷然地对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判长期徒刑的，若要减轻刑罚，就必须证实我的姨妹安妮塔·鲁莎科娃的供词，他就要念这供词给我听……
他果然高声读起一个奇怪的文件，其中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里面有许多人名和地址，我完全不认识。我立刻明白：小安妮塔将没命了，——无论人家教她签字于这个虚构的故事，或者不用她签名，而就算这故事是她说的，她都不会恢复自由了。我明白我自己也将没命了，——既然将我牵涉在伪造供词里面，自然非消灭我不可。一个地址，不认识的地址，也许是一个军人的；这使得我想到人们要控告我叛国罪而把我枪毙。可见，我再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了。我于是干脆打断那个流氓的执行职务……“你是要倒霉的，”他对我说。“差不多得了，”我回答他：“这就够了，我不想和你的谎言有任何关系。”我得救了。安妮塔也被放出来了。
我要求对质，而得不到允许。但讼事突然转变：从此没有伪造供词这类事情。去年四月间，我准备离开俄国，在经过莫斯科时候，我希望再见安妮塔一面。我打听出，她不久之前又被捕了。又被捕吗？为什么呢？这个少年女子从来未曾加入任何政治党派。凡是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毫无瑕疵的。而且是很腼腆的。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够辩护当初她被人以行政的手段判决无道理的五年流刑，流放于维亚特卡。你们明白吗？
这类事情从来未曾登报过。没有人为我们辩护。没有人来救济我们。我们在黑暗中被生生地勒杀。
注释：
[1] 谢甫琴科，诗人和画家，是乌克兰的民族骄傲。不久之前，人们刚在基辅城替他竖立一个很威严的纪念像。
[2] 自从我离出苏联之后，我就完全不能收到丢在那边的亲爱的人的一点消息，我也不能把我的消息告知他们。“黑局”以一种可佩服的无耻和严密，扣去了一切。至于我的书稿，三部著作，三年工作的果实，也被苏维埃检查机关非法的拒绝放行，而且不说明理由。我的一切纪念物和文书亦然。以打击感情和焚书的手段来残害人，这种可鄙的用意，应当加以什么名称才好呢？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