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中译者序
在西方现代哲学史、心理学史和社会学史上，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1897年3月24日–1957年11月3日）堪称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生前他屡因骇人的论断和出格的举止而遭众人非议，为世所不容。在党派方面，他先后参加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但又在党内搞一种与党的政治方针格格不入的性卫生运动，很快被驱逐出党；在民族方面，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肯定在劫难逃，但一贯恪守中立的丹麦、瑞典和挪威也因别的原因而容不得他，于是他只好几经周折客居美国；在职业上，尽管他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但他却不限于为个人看病，而扬言要治疗整个病态的人类，以致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竟被怀疑本身精神就不正常，并被褫夺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会籍；在学术方面，他潜心研究数十年历经艰辛发现的“宇宙生命能”和制造出的“宇宙生命能存储器”，也被判定为一场骗局，他不仅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甚至因此断送了性命。
然而，赖希死后不久，60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抬出了他，把他关于社会性压抑的标志画在大学墙壁上，把他的书拿在手中挥舞，把他的话当作语录呼喊，更有甚者，他竟被奉为“西方性革命之父”。
赖希1897年诞生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富有的农场主家庭，童年生活安逸。不幸的是，他14 岁时母亲自杀身亡，17 岁时父亲又故去，给他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1916年他作为奥地利陆军的一名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亲身体验。战争结束后他上了维也纳大学，先学法律后转而学医，192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赖希在大学毕业前就从事了精神分析学活动，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员。由于他在精神分析技术上有所创见，颇受弗洛伊德重视，二人结下了忘年之交。据说弗洛伊德的《幻想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两书中就采纳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赖希的观点。
赖希不是一个纯学术研究者，他总想从事他所说的“性政治”实践。1927年他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久，就创办了“社会主义性卫生和性学研究会”，并出资在维也纳工人区建立了六个性卫生诊所，据他讲，研究会和性卫生诊所吸引了不少群众，曾有数千人蜂拥而来听讲或就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认为赖希的这些活动感染了该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遂于1930年关闭了赖希的性卫生诊所。随后赖希便移居德国柏林，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赖希雄心未泯，又在德国创建了一个为群众寻求性解放的协会，到1932年会员已发展到4万人。德国共产党出于当时政治状况的考虑，对赖希的性卫生运动深感不安，不仅于1933年2月开除了赖希的党籍，而且还查禁了赖希的“性政治出版社”的书籍。与此同时，赖希在精神分析学界的声望也急剧下跌。为了避免因赖希而招致的麻烦，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分别于1933年和1934年开除了赖希的会籍。再加上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赖希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地位。
从1934年开始，赖希先后移居丹麦、瑞典和挪威，均因受到无端的猜忌、敌视和攻击而无法久留，遂于1939年5月定居美国。在美国赖希先是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校任医药心理学副教授，然后在缅因创立了自己的私人研究所，继续从事他所说的“宇宙生命能”（orgone energy）研究。“宇宙生命能”是赖希声称他在1936年到1940年间发现的一种在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原始能量，这种能量是可以看见、可以应用的，用验电器或盖格尔计算器可以测定出来。然而，赖希的这一发现始终没有被其他科学家所证实，难怪他在本书中叹息道：“在宇宙生命能实验研究中，我一直奇怪，几万个杰出的学者居然完全忽视了大气的宇宙生命能。”（本书第306页。录入者注：请参阅中译本PDF原书页码，下同）赖希把这种“宇宙生命能”说成是宇宙中一切生命物存在的基础，但这种“宇宙生命能”究竟是什么，他本人也说不清，它像是生物电能，可又不是电能。照他的说法，“宇宙生命能，即宇宙中特殊的生物能量，不是机械地起作用的，它不是神秘的。这种宇宙生命能有着自身特有的机能规律，这些规律不能物质地、机械地或僵化地来理解，也不能按正负电流的概念来理解”。（第323页）究竟如何来理解，人们无从得知。然而，赖希却声称他根据自己的这个发现而造出了“宇宙生命能存储器”，该仪器可以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一切人类疾病，并将该仪器租给病人使用。1954年3月，美国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判定赖希的这种仪器是骗人装置，法院下令全部销毁。赖希先是服从法院禁令，而后又反供，结果被法院以不服从政府禁令罪判处两年徒刑。1957年11月3日赖希在服刑后不久即病逝于刘易士堡联邦监狱的精神病区。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是赖希的一部重要著作，德文第一版于1933年9月在德国出版，紧接着在1934年4月在丹麦出了第二版。该书问世后，遭到了各方政治势力的抵制，1935年德国盖世太保颁布法令查禁此书，与此同时丹麦和挪威共产党也指责该书是“反革命的”。各方政治势力的反对使赖希对政治极其厌恶，遂于1942年8月在缅因发行该书第三修订增补版时，尽力删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些提法，并增加了对各方政治势力的抨击之词。1946年该书英文第一版问世，1970年英文新版印行，此后又分别于1972年、1975年、1975年、1983年多次重印。
顾名思义，《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的。但赖希绝不限于此，实际上他是以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为话题展示他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以及生物物理学上的全部学说，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理一下赖希思想的头绪，并对赖希在本书中频繁使用的一些自撰术语略加解释。
赖希是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尽管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带有限制词的，但他毕竟自认是马克思思想的后继者。他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12页），并认为他的许多思想得益于马克思的启示。例如，他主张对社会的研究不应限于经济过程，还应研究意识形态及其他各种关系。他认为他的这一主张是受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一段话的启发，这段话说：“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参见本书第14页）
然而，赖希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确定不移的理论，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9 世纪社会条件的产物，在20 世纪它的许多内容已显得陈旧和过时。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不正确的，因为性格结构没有阶级之分，只有“反动的”和“革命的”之分。再如，他说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仅限于体力劳动者，而把其他劳动者叫做“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这也不符合20 世纪的社会结构。
总的说来，赖希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多于否定，他极力反对的是他所说的当代“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阉割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蜕变为空洞的公式，失去了科学的革命潜力。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决定论，即认为意识形态是唯一地由经济存在决定的，而看不到经济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发展的依赖性，并把心理学当作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排斥出去。因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讨论危机时期客观的社会经济过程，忽略了对群众心理的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使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破了产。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原以为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会使群众的意识形态向左转，但实际上却是转向了右的极端，绝大多数群众恰恰是在社会革命的经济前提已经具备时投票支持了法西斯主义右翼政党。从这一事实中赖希得出结论说，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是相离异而不是相一致的；就现实政治而言，决定性的不是经济分布，而是意识形态分布。
由此，赖希向自己提出了考察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任务。他承认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又认为这种论断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物质的东西如何转化为意识的东西，在转化过程中人的头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2）意识是如何反作用于经济过程的。他认为，只有性格分析的心理学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过程，而且还把这种经济过程深植于人的心理结构中。如果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它也就成了人身上的一种物质力量，从而对经济过程发生反作用。一般说来，心理结构落后于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事件的急剧变化，由此造成了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不相一致的非理性现象。社会经济学只能说明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相一致的合理性现象，而这种非理性现象则要由群众心理学来说明。
赖希把自己的理论以及由这种理论引发的运动叫做“性经济”（sex-economy）。性经济是关于个人性能量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调节自身生物能的方式，如个人抑制生物能的程度和在性高潮时释放生物能的程度。决定这种调节方式的因素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心理和生物的因素。因此赖希强调把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并将这二者视为他的性经济社会学的前提或基础。他说：“性经济社会学诞生于把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努力之中。”（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13页）
至于性经济同群众心理学、性社会学、性卫生学的关系，实则是同一回事。用赖希的话说，“自然而然，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学基础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基础上的性经济社会学的科学，同时本质上是一种群众心理学的和性社会学的科学”。（第24页）
赖希依据他的性经济社会学对法西斯主义作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3 页）甚至每一个人在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
赖希还认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4页）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主要是中下层阶级。有人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希特勒对群众的欺骗，赖希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这种组织群众的成功应归因于群众，而不是希特勒。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第35页）总之，应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承担责任的是群众，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在群众的性格结构之中。
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又称心理结构，是指人们行动和反应的综合方式，与通常静态心理学或道德学的性格概念有所不同。赖希把自己的精神分析技术叫做性格分析（character analysis) ，并自认这是对传统精神分析学的症状分析的一种改进。
赖希认为，人的性格结构分三个层次，这些层次都是社会发展的沉淀物。第一个层次是表层，表现为含蓄、彬彬有礼、有同情心、负责任、讲道德，但都是虚伪的；第二个层次是中层，表现为残忍、虐待狂、好色、贪婪、妒嫉，这是人的“第二动力”，是对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副产品；第三个层次是深层，又叫“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勤奋、爱合作、与人为善。深层性格是人的自然的健康的基础，产生着自然的里比多冲动，但里比多冲动在经过第二个层次时便被扭曲为反常的。
性格结构的三个层次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分别有自己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体现着表层并为之辩护，但由于不了解深层，也就无法克服中层；真正的革命、艺术和科学是出自深层的，但由于没掌握人民群众，迄今为止在实践中也是无力的，法西斯主义体现的是中层，即被扭曲的反常的性格层次。反常的性格层次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小人精神，即既渴望权威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典型的下中层人士的性格。城市下中层阶级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心理结构不相一致，他们不仅没有产生革命的意识，反而按统治阶级的样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表面上装出一副绅士派头，心理上以权威自居。农村中下层阶级的生产方式则直接要求他们结成严格的家庭纽带，这种纽带的前提就是性压抑及由此产生的性道德。赖希认为，这种性格结构不是人天生固有的，而是几千年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文明的反映，是社会条件逐渐影响的结果，特别是性压抑的结果。他一再指出：“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第26页）
在弗洛伊德主义者中间，赖希是最强调性的作用的。他非常看重弗洛伊德关于性能量（里比多）是心理生活的原动力、童年被压抑的性力量后来必以病态表现出来的思想，并着眼于社会条件来考察性压抑的产生及其后果。他认为，性压抑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在母权制时期就不存在性压抑，只存在性生活的自然的自我调节。但是，随着权威主义父权制和阶级分化的产生，性压抑开始表现出来，性兴趣开始服务于少数人的物质利益，自然的性活动和道德便发生了冲突。性压抑产生的性犯罪感扼制了性能量，使得性能量以各种病态的方式爆发出来。用赖希的话说，“由后来的母权制的革命过程而产生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性秩序，由于剥夺了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性自由，使性成为商品并使性利益服从于经济，它便成了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基础。从这时起，性生活便被扭曲了，成了必须受到约束的魔鬼似的凶残的东西”。（第80页）被扭曲的性生活反过来又加强了父权制和阶级分化。
性压抑和权威主义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性压抑是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基础。“性禁锢和性衰弱构成了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下中层阶级人士的结构形态的最根本的基础”。（第48页）也就是说，权威主义家庭是靠性压抑来维系的。另一方面，权威主义家庭又是实行性压抑的最重要场所。“权威主义社会反对儿童和青少年性活动的斗争，……发生在权威主义家庭的框架内，家庭已被证明是成功地进行这种斗争的最好制度。”（第50页）家庭的作用在于塑造儿童将来适应权威主义社会的性格结构和意识形态。
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是性生活的残酷化。性由于得不到自然的满足，便寻求替代性的满足，于是自然的攻击性就成了野蛮的虐待狂，这是导致法西斯主义分子种种残暴行为的根源。另一方面是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第27页）
法西斯主义故意利用性压抑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在意识形态上，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在性上和经济上患了不治之症的社会对绝对革命的性自由和经济自由趋势的抵制，它以极度的恐怖把关于抵制这种自由的思想逐渐灌输给了反动者。”（第53页）所以，法西斯主义把自然的性活动视为颓废、淫荡、纵欲，把“性革命”说成是堕落，反对种族杂交，宣扬“种族纯洁”，鼓吹性道德。而在法西斯主义者这些言行背后掩盖着的却是他们的“性高潮焦虑”(orgasm anxiety) ，即因本能的满足在外部受挫而引起的、并由于内心害怕被抑制的性激动而固定下来的性焦虑。所以赖希说，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是性高潮无能的人的性格结构的纯粹生物病态表现”。（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5页）这里所说的“性高潮无能”(orgastic impotence）是指缺乏性高潮的力量，即在性交顶点时不能完全释放性激动。赖希认为这是今天普通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各种生物病态症状和社会非理性主义的能源。这里所说的“生物病态”(biopathy）是指生物机体由于生物脉动的失调而引起的紊乱，包括在自主的生命机制中发生的一切疾病过程，其核心是在释放生物性激动时的失调。总之，赖希使用这些术语旨在说明法西斯主义分子都是性无能的病态的人。
在赖希看来，“政治反动势力的文化政治的核心是性问题。相应地，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也应当是性问题”。（第103页）性经济的概念在群众的基础上对社会舞台的实际应用就构成了“性政治”(sex-politics）。革命的性政治倡导对性活动的自然的性经济调节。这种性经济调节既不同于压抑性活动的性道德，也不同淫荡的性混乱，而是性活动的自然的合理的形式。
赖希在本书中还着力考察了作为法西斯主义心理基础的宗教神秘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最高表现”。（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5页）法西斯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带有民族主义的施虐-受虐的特点，而后者带有国际的受虐的特点。但这一差别只是一种脚镣与另一种脚镣的差别。由于二者都排斥和压抑自然的性活动，因而是互相支持的。法西斯主义给教会以大量的物质支持，而教会则给法西斯主义以大量的精神支持。
宗教神秘主义的实质是否认性经济的原则，把性活动当作人类的罪恶。“一切父权制宗教的基本宗教观念是否定性需要。”（第134页）神秘主义情感是由性禁锢产生的不能得到自然满足的植物性渴望。赖希指出：“植物性疗法可以证明，神秘的经验实际上在自主的生命机制中产生了像麻醉剂一样的过程。”（第118页）“植物性疗法”(vegetotherapy）是赖希常用的一个术语，指解放被约束的植物性能量，从而使病人恢复自己的生物物理能动性的性格分析过程。他认为，植物性疗法揭示了人有一种内在的植物性能量，这种能量由于受到禁锢而不能得到正常满足便产生了种种神秘的情感。其中最根本的禁锢就是性高潮体验的受阻。因此，“神秘的、感伤的和施虐狂的情感同通常的自然的性高潮体验的受阻有一种直接的联系”。（第126页）
赖希还认为，宗教激动是性活动的替代品。宗教神秘主义者都有内在的性活力，但由于他压抑自己的性活力，他便失去了追求现世幸福的能力。他越是无能为力，他便越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追求幻想的幸福。因此，“宗教所谓的摆脱外部世界的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以幻想的替代性满足取代现实的满足”。（第118页）但是，宗教神秘主义者不可能根除自己的性欲，而且幻想的满足也永远达不到真正的满足的程度。因此，他永远摆脱不了性焦虑，而宗教正是靠性焦虑得以稳固的。所以，“生殖器的羞怯和快乐焦虑一直是一切反性的父权制宗教的有力核心”。（第138页）
针对宗教神秘主义的做法，赖希提出了性经济的任务：首先，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然的性满足的权利，“只有在医学上和社会上以明确而直接的方式解释性满足的权利时，才容易了解与性压抑相关联的神秘主义的政治反动作用”。（第117页）而不要去同教会一起谴责和禁锢青少年的性活动。其次，正确引导性造反。道德主义习俗的解体最初表现为病态的性造反，性经济学家应给这种造反以合理的形式，将其引导进性经济的渠道。再次，用自然的性满足抵制不合理的满足，用赖希的话说，“在宗教-神秘的青少年中，性经济的任务应是用自然的生殖器的要求抵制第二的（同性恋的）和神秘的冲动”。（第150页）总之，性经济要求增强人的性意识并实行自然的性生活调节，因为“明确的性意识和自然的性生活调节注定着每一种神秘主义的破产”。（第165页）
赖希认为，恩格斯为建立真正的民主作出了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上。列宁进一步把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具体化为两步行动，第一步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权威主义社会走向非权威主义的自我调节的社会秩序的过渡形式，第二步是实现社会的自治。“想要人民以活生生的和具体的方式来决定生产、产品分配、社会调节、人口增长、教育、性生活、国际关系等等。这就是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非常有力地而且一再强调的‘国家消亡’的本质。”（第220页）列宁的第一步行动已经取得了成功，但第二步行动，即用社会自治取代无产阶级国家机构，却没有成功。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不仅没有向社会自治进一步发展，反而倒退回了专制主义，不仅没有促使国家消亡，反而加强和扩大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总之，“在苏联，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哪怕作出一丁点儿的努力准备让劳动群众接管社会管理工作”。（第236页）
但赖希又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应归罪于人民群众的生物病态的性格结构，归罪于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他指出：“群众由于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压抑，不可能是自由的。”（第199页）“人民群众以其今天的样子，是不能接管国家，接管社会职能的。”（第231页）所以，在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的情况下，苏联国家机器具有团结和领导苏联人民的合理职能，它的继续也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国家机器必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不是内在固有的。人民并非永远无能力自由。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可以成为有能力自由的”。（第200页）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是由于性压抑等各种压抑造成的，所以，真正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唯一任务是指导人民群众直接意识到并摆脱各种压抑，为社会进程担负起责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鼓励人民群众的自由渴望，尽一切努力使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应该用工人的现实的和实际的自治来代替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第234页）如果它不这样做，反而压制人民群众的自由渴望，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国家。总之，“只有在国家明确而毫不含糊地废除自身的情况下，劳动民主才可能有机地发展”。（第257页）
“劳动民主”( work-democracy）是赖希就自己的社会主张所提出的概念。赖希说：“劳动民主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它也不是由政党、个别政治家或任何具有一种共同意识形态的集团的宣传强加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体系。”“劳动民主是所有由合理的人际关系支配的生活职能的总和”。（第281页）这些职能包括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与以住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和纲领相比，劳动民主的新意在于，在社会学史上它第一次认为人类社会的可能的未来管理来自一开始就呈现并发展起来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当作来自应该创造的意识形态或条件的，也就是说，强调未来管理的自然的有机性。因此，劳动民主不主张创造新东西，而主张清除妨碍自然职能的障碍。用赖希的话说，“积极的文明的唯一意义在于为爱情、劳动和认识的自然职能的展现创造最好的条件”。（第320页）
本着这一思想，赖希强烈地反对一切政治，把政治和劳动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人类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合理的生活职能，即生活必需的劳动，另一种是不合理的生活职能，主要是政治，他甚至把政治叫做“瘟疫”。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政治对人类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迄今为止政党制度给社会造成的只是灾难，人们的一切争斗也只是出于政治利益。政治家不仅不劳动，反而扰乱和破坏劳动；不仅不了解劳动，反而向劳动者许诺一切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欺骗劳动者。因此，“劳动民主主义者认为，政治在本性上是而且一定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它是人类无能、贫乏和压抑的一种表现”。（第285页）所以赖希提出：“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打倒政治吧！" （第326页）他断言，" 20 世纪以其惨重无比的灾难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即摆脱政治”。（第356页）
与对政治的贬低相反，赖希非常推崇劳动，但他的推崇不是泛泛地，而是有所区别地。他认为，人类劳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强制性的无快乐的劳动，另一种是自然的快乐的劳动。前者是不可取的，只有后者才是可取的。20 世纪的劳动是强制性的，是同生物的快乐需要相对立的，是机械生活观和机器文明的产物。因此，“劳动民主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是使劳动的条件和形式同劳动的需要和劳动的快乐和谐起来，一句话，消除快乐和劳动的对立”。（第260页）为消除快乐和劳动的对立，首先必须保证劳动群众有完全满意的性生活，因为劳动和性活动出自同样的生物能量，得到满足的性能量可以自发地转化为劳动的兴趣。所以，赖希一再强调构成劳动民主的三种生活职能，即爱情、劳动和认识是有机统一的。
以上我们简略概述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的基本思想，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对于赖希的这些思想应作何评价呢？我们认为，赖希作为一个反资本主义斗士，在法西斯主义刚一呈现之时就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的一些观点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但他思想偏颇，语言过激，得出的大多数结论缺乏充足的根据，难免给人以武断和牵强附会之感。他看到了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倾向，提醒人们重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经济社会学，执意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两者的原则区别和不同的理论基础，因而不能不招致失败的结果。到头来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唾弃他，甚至弗洛伊德主义者也羞于与他为伍。他注意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着群众心理基础，并最早从心理学角度就此作了分析，比起那种单纯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经济现象或政治现象的观点来，这在研究层次上无疑有新的开拓。但他把法西斯主义归结为群众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的表现，让群众为法西斯主义承担责任，把群众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这不仅抹煞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质，而且也使他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一旦觉醒便有埋葬法西斯主义的伟力。他依据一定的事实说明了性压抑在人的权威主义性格形成中起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述的思想，有积极的反封建的意义。但他进而把性压抑说成是万恶之源，把性革命当作改造社会的法宝，这不仅不符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性压抑已基本缓解而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依然存在的事实，而且他的性革命主张不管他怎样加以辩解，经过西方狂热青年的折射，在实际生活中总要导致有违于他的初衷的荒诞效果。他积极倡导他奉之为理想的劳动民主，把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科学的认识赞颂为最基本的生活职能，这在历史观上不能说没有进步意义。但他不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基本道理，由此引出了打倒一切政治的结论，从而找不到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正确道路，他的劳动民主的理想也必然流于空想。总之，赖希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性就在于，他提出并研究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但由于基本立场的错误，总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读者通过《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可以详细了解赖希如何提出和分析这些问题，得出结论，进而全面了解赖希的思想和理论，以便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赖希作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在国际哲学界和心理学界颇负盛名。近几年他的思想在我国已散见于一些著作的评论和转述，遗憾的是却无他的一本著作见译，这既不利于准确了解赖希的理论，也不利于分析和批判“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主要思潮。我们希望，《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译本的问世能弥补这一缺憾。
译者
1989年6月于北京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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