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六章 有组织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国际的反性的组织



对教会的兴趣


  为了弄清楚性经济卫生学的任务,我们应该密切注意政治反动势力在文化政治战线上进攻和防御的方式。我们容易把政治反动势力的神秘发言人当作“不相干的东西”打发掉。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当政治反动势力成功地进行某种意识形态宣传时,我们不能把这唯一归因于糊涂。我们想指出的是,它的每一个成功事例,根子上一定有一个群众心理的问题。某种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住的东西,正在群众中继续存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群众的思维和行动违背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如果群众不持这种态度,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群众自愿地吸收了这些观念——我们称之为专制者的“群众心理土壤”——才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因此,完全弄清楚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劳苦大众受到的经济压力日益增长,强制性的道德压力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酷。为预防劳动群众对社会压力的反抗,只能靠强化劳动群众的性犯罪感和他们对现存秩序的道德依附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既然神秘的传染是群众吸收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心理前提,那么,了解神秘主义的一般心理效果也就成了考察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当帕彭政府[1]驱逐了布鲁宁而在1932年春季掌权时,它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宣布它打算进行一次“更严格的民族道德教育”。希特勒政府进一步执行了这一纲领[2]。

[1]帕彭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后来又作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外交家起了重大作用。
[2]下面是1933年8月来自汉堡的一条新闻《“不道德的”水上运动员集中营》,“汉堡警察局已向警察发出指示,密切注意水上运动员的行为,这些运动员经常‘不遵守公共道德的规则’。警察局发出公告说,它将对那些违犯规定的划艇运动员采取严厉的步骤,把他们投入集中营,以使他们学会礼仪和道德。”

  一个从事青年教育工作的编辑说:
  只有当青年学会遵守人民和国家的原则,……即学会为整体负责任并能为之而作出牺牲时,他们才能妥善应付困难的命运和未来的高度要求。软弱和过于看重每一个个人的爱好对一个准备经受许多生活困难的青年来说,是不妥的。只有当青年学会客观地工作、清晰地思维并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当他们习惯于以一种有纪律的服从方式遵守教育共同体的管理并自愿服从其权威时,他们才会有充分的准备服务于人民,应该服务于国家。为了教育青年对国家有一种真正的感情……靠深刻领会我们壮丽的民族遗产……,用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德国教育来充实和深化。为了教育青年理解国家和共同体的价值,应从基督教的真理中汲取最强大的内在力量。
  对人民和祖国的忠诚和责任,深深地扎根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因此,维护基督教学校和一切教育的基督教基础的权利和自由发展,将永远是我的特殊义务。
  这种对神秘信仰力量的炫耀的根源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现在想了解的东西。政治反动势力断定关于“对国家的忠诚”的教育是从“基督教的真理”中汲取它最强大的内在力量的,这一点不错。然而,在我们拿出这方面的证据之前,我们应简练地概述一下在政治反动阵营中有关基督教概念所存在的一些区别。
  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众心理的基础不同于威廉大帝的帝国主义的基础,因为前者拥有一个贫困化的中产阶级,而德意志帝国则以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为群众基础。因此,威廉大帝的帝国主义的基督教一定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尽管如此,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并没有削弱神秘世界观的基本原理,毋宁说反而加强了它的作用。
  从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就把《旧约全书》当作“犹太人的东西”而抛弃了——这至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著名倡导者罗森堡的观点,他属于右翼分子。同样,罗马天主教会的国际主义也被视为“犹太人的东西”。国际的教会不得不被“德意志民族的教会”取代。在纳粹掌权后,教会的确被协调起来了。这限制了它的政治范围,但大大扩大了它的意识形态的权力领域。
  川费德的话说:
  肯定,有一天德意志民族还将为它对上帝的感知和体验找到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将以它的日耳曼血统为标志。肯定,只有到那时,血统、信仰和国家的三位一体才将完成[1]。

[1]戈特弗里德·费德《纳粹党的纲领及其世界观基础》,第49页。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把犹太人的上帝当作神圣的三位一体。耶稣本人是一个犹太人这一事实确实使纳粹分子感到为难,但斯塔佩尔很快找到了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方式。他认为,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不能把他当作犹太人。应该用“一个人自己良心的体验”来取代犹太人的教义和传统;应该用“个人荣誉的观念”来取代虔诚。
  关于人死后灵魂转移的信仰,被斥责为“南海岛民的骗局”。圣母玛利亚纯洁受胎说,也被斥责为此类东西。关于这一论题,沙纳格尔写道:
  罗森堡把关于神圣圣母的纯洁受胎,即她摆脱了原罪的教义,同关于耶稣的纯洁诞生(“因圣灵而成胎”)的教义混为一谈……。
  宗教神秘主义大规模传播的原因在于,它的主根在关于追求快乐的性行为是原罪这一学说中。国家社会主义坚持这种观点,并借助于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充分利用了这种观点,以便和它自身的目的相一致:
  十字架隐喻着关于勇于献身的耶稣的学说,这种形像使我们感到一切力量都崩溃了,并通过它的……可怕的痛苦表现使我们感到悲痛,使我们感到谦卑,渴望权力的教会的意图就是如此……。德意志教会将逐步用指导性的火的精神取代其它教会实行的十字架象征,在最高的意义上使英雄人格化[1]。

[1]《20世纪的神话》,第577页。

  一句话,这是用一种脚镣代替另一种脚镣:用民族主义的施虐—受虐的神秘主义取代受虐的、国际的、宗教的神秘主义。这样一来,它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承认德意志民族荣誉是最崇高的行为标准,以便为之而生活……。国家将允许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有自由的范围;它将允许各种形式的道德教义都有发言权,条件是它们不妨碍对民族荣誉的肯定。
  我们已经了解了民族荣誉的意识形态是怎样来自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以及后者又是怎样来自对性活动的性否定管理的。不论是基督教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没有抨击强制性的婚姻制度:对前者来说,婚姻除了具有生育功能而外,还是一种“完善的毕生的结合”;对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来说,它是一种有生物学根基的保护种族纯洁性的制度。对它们二者来说,在强制性婚姻之外,根本没有性活动。
  进一步说,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想在历史的基础上,而是想在“现实的”基础上维护宗教。这一变化应该从基督教性道德的解体方面来解释,因为仅仅根据历史的要求已不再可能坚持这种道德了。
  人种学上的种族国家仍将有一天在宗教中找到它最深刻的根源。直到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不再同过去的一个特定事件相关联,而是一再通过永远持续的经验而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个人的本地生活和活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时,我们的世界才将重建起来[1] 。
  我们不要忘记,“本地生活和活动”意味着“道德的”生活,即性否定。
  正是这一点把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同教会区别开来了,也正是这一点代表着它们的共同参照点,可以把对宗教的反动作用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同实际上有效的东西区分开来了[2]。

[1]路德维希,哈泽:《国家社会主义月刊》I ,第5期,第213页。
[2]诚然,国家社会党人否弃了1930年7月15日的巴伐利亚契约和1929年7月1日的普鲁士契约。然而,这种否弃是为了1931年的捐赠,这种捐赠共达4122370马克。巴伐利亚僧侣的薪俸从1914年的587万马克增长到1931年(严重的危机年代!)的1970万马克,并没有受到抨击。我们从罗伯特·伯克的《契约盯着你》一文中获取了关于巴伐利亚契约的资料。根据1925年1月25日的契约,教会享有下列权利:
  1.僧侣是国家官员
  2.国家承认,1817年的世俗化(剥夺教会财产)是对教会的严重损害,国家让教会有权索回仑的财产或它的6000 万金马克的货币价值。
  3.国家应该把它来自巴伐利亚林业的近50%的收益作为它对教会的一部分赔偿金;因此,它实际上已把林业的收益抵押给了教会。
  4.教会有权根据国内税收登记来征税(教会税)。
  5.教会有权获得新财产,并视为自己的所有物;这种财产不可侵犯,并将受到国家保护。
  6.国家有义务为教会高级僧侣提供“与他们的高职和等级相符合的生活年金”。
  7.教会,它的教士和2800名僧侣在从事他们宗教的工业活动(出版书籍、生产啤酒和烈酒)中将享有无限制的自由
  8.应该给慕尼黑和维尔茨堡大学任命一个哲学教授和一个历史教授;这些教授应取得教会的信任,他们的课程应论证基督教会的教义。
  9.国家保护小学的宗教教育,主教或他任命的人有权反对或要求国家权力当局纠正天主教学生的公共宗教生活的冤情和他们有害的或不妥当的(!)影响。
  根据保守的预算,巴伐利亚的天主教会享有契约、基金的保证金——即现金汇款商品价值、免征的不动产和商业税,以及个人收益——共达1万亿马克。
  巴伐利亚国家在1916年付给天主教会1300 万马克;1929年付给28465400 马克;1931年付给26050250 马克。
  显然,教会为国家提供的服务是有利可图的。1933年7月德意志和梵蒂冈缔结的契约并没有使教会和国家产生全新的关系(对群众心理来说没有决定性的东西)。教会的基本经济功能仍是不可侵犯的。

  历史的因素、教义、某些靠暴力维护的信条,如果人们能在它们的功能上用别的同样有效的东西取而代之的话,它们实际上也就成了无意义的了。国家社会主义想要“宗教的经验”。实际上,这是它唯一关心的事;它只是打算给它一个不同的根据。这种“永远持续的经验”是什么呢?

反对“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


  民族主义的和家庭的情感是同宗教感情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而宗教感情或多或少又是模糊的和神秘的。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献数不胜数。至少眼下我们不必要进行这一领域详细的学术批判。我们想理出我们主要问题的线索。如果法西斯主义非常成功地依赖着群众的神秘思维和情感,那么,只有当理解了神秘主义并通过教育和卫生学消除了群众的神秘感染时,才能有效地抵制法西斯主义。单靠普及科学的世界观是不够的,因为它进展得太缓慢,以致难以跟上神秘感染迅速传播的速度。原因仅仅在于我们对神秘主义本身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对群众的科学启蒙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揭露教会高职人物和教会官员的腐败情况,并不了解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的情况。科学的阐释只诉诸于群众的理智,而不诉诸于他们的感情。然而,如果一个人有神秘的感情,他就会对揭露教会高职人士的伪装无动于衷,不管揭露得多么明快。详细地揭露国家是如何用工人的钱来支持教会的,给他造成的印象不会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的历史分析给他造成的印象更深。
  诚然,无神论运动也力图用情感手段来启发群众。例如,德国自由思想家的青年入会节就致力于这种工作。尽管如此,基督教青年组织的成员人数还是达到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总和的近30倍。在1930年至1932年,基督教青年组织的成员接近150万,而共产党的成员只有5万,社会党的成员只有6万,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统计,该党在1931年就吸收了4万青年加入组织。我们从1932年4月的《无产阶级自由思想家之声》中获得了这方面的详细数字。根据这份报纸,各青年组织人数如下:

德国天主教青年联合会386 879
天主教少女联合中心800 000
天主教未婚男子联合会93 000
南德意志天主教青年妇女联盟25 000
巴伐利亚天主教图书俱乐部联合会35 220
高等院校天主教学生联合会(“新德意志”) 15 290
德意志天主教劳动女青年联盟8 000
德国风林俱乐部民族联合会10 000 [1]

[1]数字摘自1931年《青年组织手册》。

  重要的是社会构成。德国天主教青年联合会的社会构成如下:

工人45.6%
熟练工人21.6%
农村青年18.7%
商人5.9%
学生4.8%
职员3.3%

  无产者的成份占压倒多数。在1929年,该组织年龄结构如下:

14—17 岁51.0%
17—21 岁28.3%
21—25 岁13.5%
25 岁以上7.1%


  因此,4 / 5 的青年处在青春期或后青春期;
  共产党人在努力争取这些青年人时强调了阶级问题,没有强调信条问题,而天主教组织却恰恰在文化和哲学战线上保持了自己的优势。共产党人写道:
  如果我们的工作是明确的和始终如一的,那么,阶级成分问题将证明比阻碍性的信条问题更强有力,在青年天主教徒中也是这样。……我们不应强调信条问题,而应强调阶级成分问题,强调那种约束我们并作为我们共同命运的悲惨状况。
  相反,天主教青年领袖却在1931年《青年工人》第17期上写道:
  共产党最大的而且可能是最严重的危险在于,它很早就把手伸向了青年工人和工人的子女。我们非常高兴,政府有力地抵制了颠覆性的共产党。然而,我们尤其期望德国政府果断解决共产党同教会和宗教的斗争。
  八个天主教组织的代表占据了柏林关于“保护青年免遭污秽和淫诲影响”的检察团的职位。1932年,青年中心的一个宣言声称:
  我们要求国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保护基督教遗产免遭污秽出版物、淫诲文学和色情电影——所有这一切都败坏并歪曲了民族感情——的毒害影响。
  因此,教会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攻击它的地方,而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来维护它的神秘功能的。
  前面提到的《自由思想家之声》声称,“非正统的无产者青年的任务是”“向基督教劳动青年”表明“教会和他们的组织的作用在于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措施和拥护危机法案及经济措施。”那么,为什么基督教青年工人群众会抵制这种对教会的攻击呢?共产党人期望基督教青年亲眼看出教会在执行一种资本主义功能。为什么基督教青年看不到这一点呢?显然,这是因为这种功能对他们来说是隐而不见的,因为他们的权威主义教养已使他们成了轻信者,不能进行批判。人们还不可避免地注意到,教会在青年组织中的代表所说的话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青年不容易感觉到共产党人和僧侣各自采取的社会立场之间的对立。起初,好像只在性领域才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线。似乎与教会相对立的共产党人对青少年的性活动采取了一种肯定态度。然而,人们很快就看出,共产党组织不仅置这一决定性领域于不顾,甚至认为自己有必要和教会一起去谴责和禁锢青少年的性活动。德国的“性政治家”[1]组织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青少年的性活动问题并试图解决它,而共产党人则像某些教会代表一样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反对德国的“性政治家”。共产党人的牧师萨尔金德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但他在苏联的性否定工作上是一个权威,这是不言而喻的。

[1] “Sexpol”:德国的一个从事群众的性政治活动的组织的名称。——译者注

  仅仅指出权威主义国家控制并利用儿童教养院、教会和学校,作为把青年约束在它的制度和观念世界上的手段,是不够的。国家还使用它的整个权力机关来保证这些机构完好无损。因此,简直可以说,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废除它们。然而,彻底消除它们的反动影响又是社会革命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因而也是废除它们的一个前提。许多共产党人把这当作“红色文化战线”的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至关重要的是要弄请楚权威主义儿童教养院、学校和教会发挥如此重大影响的方式和手段,揭示靠这些影响来控制青年的过程。像“奴役”或“野蛮化”这样的一般概念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野蛮化”和“奴役”只是结果。我们想了解的是独裁的利益在群众结构中得以站稳脚跟的过程。
  《青年的性斗争》曾试图表明对青少年性活动的压抑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本书中,我们想考察政治反动势力的文化目标的基本因素,辨明革命工作所必须依赖的情感因素。在这里我们也应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密切注意文化反动势力强调的每一种东西。因为它强调的东西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分散”人们注意力的手段。它是核心的竞争场所,革命世界同反动世界的哲学及政治的斗争是在这个场所里进行的。
  如果我们不具有为成功地参与这种冲突所必需的知识和训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退出哲学和文化领域(其核心是性问题)的斗争。然而,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在文化问题上站稳脚跟,我们就有了为劳动民主铺平道路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不妨再一次重申:性禁锢妨碍普通青少年以合理的方式思维和感觉。我们应该知道,对神秘主义的反击需要有合适的手段。为此目的,了解它的机制就尤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在这一论题上的众多典型著作的一本,即1931年布劳曼牧师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死敌与革命先锋》。等一会儿,我们也引用别的著作。它们论证的基本要点是一样的,而细枝末节上的小差别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
  每一种宗教都是通过与上帝的结合而从世界及其权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只要人身上仍有某种宗教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根本迷惑不了人。[1]

[1]《布尔什维克主义死敌与革命先锋》,第12页。

  可以肯定,神秘主义的作用在这里明确表达出来了:使人们不去注意日常的不幸,“从世界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是防止人们反抗自己不幸生活的现实根源。但我们不必过于停留在对神秘主义的社会功能的科学发现上。最重要的是,从有科学倾向的青年同有神秘倾向的青年之间的讨论中获得的丰富经验,对我们的反神秘主义工作有实际的价值。这些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神秘主义的线索,因而提供了了解群众个体的神秘感情的线索。
  一个青年工人组织邀请一位新教牧师来讨论经济危机。他来了,后面跟着大约20个18到25岁的基督教青年保护者。在他的谈话中,尽管他显而易见地从部分正确的论述转向了神秘的观点,但他提出了下列观点:他解释说,现存不幸的原因是战争和激进计划。世界大战是人的堕落和卑鄙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不公正,一种罪恶。资本主义剥削也是一种极大的罪恶。(由于采取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态度,并期待基督教青年的反资本主义感情,他的影响是难以消除的。)他继续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对某些阶级来说必然是不利的,就像资本主义对别的阶级来说是不利的一样。每一种资本主义都应“受到申斥”。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宗教的反对是一种罪恶行为;宗教对不幸状况没有责任。有毛病的是资本主义对宗教的滥用。(这是一位明显进步的牧师。)从这番表述中应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既然人是卑鄙的和邪恶的,那么就根本无法消除他的不幸状况他不得不忍受挣扎。资本家也不是幸福的。作为一切苦恼之根源的人的内在苦恼,即使在苏联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后也不会消失。
  一些革命青年力图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不是个别资本家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受压抑的是大多数人还是日渐减少的极少数人的问题。说人不得不忍受悲惨生活,这根本无济于事,只会对政治反动势力有利。如此等等,不一而论。最后大家都认为,对立的观点是不可能调和的,谁都不会放弃自己以前的信念,而改信一种与此不同的信念。这位牧师的青年助手们坚持他们领袖的话。他们的物质状况像共产党人的物质状况一样贫困,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深信无法摆脱不幸,人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去“信仰上帝”。
  在讨论之后,我问一些共产主义青年,为什么他们不提出主要的问题,即教会坚持性禁锢。他们回答说,这个论题太棘手,太困难,会产生一种炸弹式的效果,而且,他们也不习惯于在政治讨论中谈论这些事情。
  在此之前的某个时刻,在柏林西部的一个地区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在会上教会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都解释了他们各自的观点。参加集会的1800人中整整一半是基督教徒和下中层阶级人民。我作为主要发言人公把性经济的立场概括为几个问题:
  1.教会认为,使用避孕物干挠了自然的生殖,因而是违背天性的。如果自然如此严格,如此智慧,为什么它不产生那样一种性器官,以致人们不必靠性交就经常能随心所欲地生育子女,而是要人一生当中平均进行两三千次性交呢?
  2.出席集会的教会代表能否公开声明,他们只是在想生育子女的时候才从事性交呢?(他们是新教牧师。)
  3.上帝为什么在一个人的性器官中造成两种腺体:一种用于性刺激,一种用于生殖?
  4.他们如何解释,早在生殖功能开始起作用之前,甚至小孩子都显示出一种性活动?
  教会代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很窘迫的,引起了听众阵阵大笑。当我开始解释在权威主义社会的框架内教会和反动科学对快乐功能所起的否定作用,即压抑性满足打算在经济领域产生谦卑和普遍顺从时,全部听众都站在了我这一边。神秘主义者受到了打击。
  群众集会上的广泛体验表明,只有在医学上和社会上以明确而直接的方式解释性满足的权利时,才容易了解与性压抑相关联的神秘主义的政治反动作用。这一事实需要进行彻底的阐释。

求助于神秘的感情


  “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应该被当作“每一种宗教的头号敌人”,特别是“有精神价值的”宗教的头号敌人。由于布尔什维克主张“唯物主义”,所以它只承认物质商品,而且只对生产物质商品感兴趣。它一点不理解精神价值和心理财富。
  这些精神价值和心理财富究竞是什么呢?通常指的是忠诚和信仰,至于别的,都用一个模糊的“个性”概念囊括了。
  由于布尔什维克想窒息每一个体的东西,它也就要摧毁总能给人以个性特点的家庭。为此理由,它仇视一切民族的奋斗。所有民族都要尽可能成为同质的,并听命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只要人身上依然有宗教的痕迹,那么想窒息一个人的个人生活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在宗教中一再喷发出来个人摆脱外部世界的自由。
  当神秘主义者谈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时,他指的并不是列宁建立的政党。他对本世纪初发生的社会冲突没有什么印象。“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分子”、“红色”等等成了反动的口号,同政治、政党、经济等等根本不沾边。这些词汇就像法西斯主义者口中的“犹太人”一词一样,是非理性的。它们表达着反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与权威主义的人的神秘—反动的结构相关联的。因此,罗斯福被法西斯主义分子叫做“犹太人”、“红色分子”。即使被如此称呼的人根本没有肯定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活动,这些口号的非理性内容也总是涉及现实的性活动。俄国共产党人甚至比许多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士更少肯定性活动。如果人们想抵制作为一切政治反动势力之首要原因的神秘主义,人们就不得不弄懂这些口号的非理性主义。下面不论我们在哪里碰到“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字眼,也都要想到“性高潮的焦虑”。
  那种同时也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反动人物,承认家庭、民族和宗教之间有一种密切联系。社会学研究曾经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从一开始,性经济的诊断就得到了肯定:宗教所谓的摆脱外部世界的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以幻想的替代性满足取代现实的满足。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这不单是一个比喻。植物性疗法可以证明,神秘的经验实际上在自主的生命机制中产生了像麻醉剂一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是性机制中的刺激这些刺激引起麻醉般的状态并渴望性高潮的满足
  然而,我们首先应掌握关于神秘情感和家庭情感之间的关系的更准确的信息。布劳曼以一种典型的反动意识形态的方式写道:
  但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有另一种消灭宗教的方式,即通过系统地摧毁婚姻和家庭生活。它非常清楚,宗教的伟大力量来自家庭。正是为此理由,它使结婚和离婚成为极其方便的事,以致俄国的婚姻差不多成了自由恋爱。
  他在提及苏联的五天为一周的“毁灭文化的”效果时说:
  这有助于破坏家庭生活以及宗教……。最挠乱人心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性领域造成的大混乱。由于它破坏了婚姻和家庭生活,它也就助长了各种不道德的放荡,以致允许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进行违反天性的性交。〔这是指苏联废除对乱伦行为的惩罚。〕 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承认任何道德禁令。
  苏联文坛没有用关于自然的性过程的准确表述来反击这些反动的攻击,而常常是力图防卫。它认为,说苏联的性生活是“不道德的”,这是根本不真实的;婚姻正在重新巩固起来。这些防卫的企图不仅在政治上是无效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苏联的性活动的确是不道德的。由于具有权威主义和神秘的含义的婚姻制度已被废除,所以根本谈不上巩固婚姻。大约在1928年以前,苏联最流行的婚姻形式相当于美国的所谓按习惯法同居的婚姻;它既是合法的,也是实际的。因此,俄国共产主义松开了强制性的婚姻和家庭纽带,并且消除了道德主义[1]。它纯粹是一件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的矛盾的事情,这种矛盾就是:尽管他们私下迫切地渴望社会革命所完成的东西,但他们也赞同道德主义。然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澄清强制性家庭、神秘主义和性之间的关系就是必不可少的。

[1]然而,大约自1934年以来,旧的反性的和道德主义的观念又重新出现了,这标志着俄国的性革命的失败,包括向强制性婚姻和反动的性立法的回复。参见《性革命》。

  我们在前面已经表明,民族主义情感是权威主义家庭情感的直接继续。但神秘的感情也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源。因此,父权制的家庭态度和神秘的精神框架是群众中的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心理因素。简言之,可以在群众的基础上从心理学上证明,当一场社会灾难驱动群众时,神秘的教养就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基础。
  在1942年8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奥托·托里苏斯就日本人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写了下面这些话。(人们仿佛觉得他已经研究了我们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今年2月在东京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包含着日本人战争精神的令人吃惊的表现,以及不仅在支配日本政府的军事集团和超民族主义集团中,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风行的野心。这本小册子是藤泽教授写的,他是日本政治思想和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按照这本最畅销的小册子的说法,日本作为人类和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正在进行一场圣战,要使互相撕杀的人类重新组合成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民族将在日本天皇神圣而至高无上的统治下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天皇是处在“绝对的宇宙生活中心”的太阳女神的直接后裔,各民族曾偏离了这个中心,现在它们应回到这个中心来。
  这个小册子纯粹是以泛泛的论证概括了来自神道教神话的观念,使之系统化,并应用到目前的战争上。日本政治家们在松冈洋右的领导下把这种神话发展成为一种帝国主义的教义,以证明日本的扩张政策合理。但正是为此理由,这本小册子求助于在日本人天性中最根深蒂固的一切宗教的、种族的和民族的观念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藤泽教授是日本的尼采和瓦格纳,他的小册子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日本翻版。
  如同《我的奋斗》的遭遇一样,外界儿乎根本不注意日本人的这种思想倾向,不是将它视为纯粹的幻想,就是把它贬到神学领域。但这几年它已为导致目前战争的日本扩张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背景,不提到它,就不可能理解日本对美国的最后调子。
  这本小册子的权威性表现在,藤泽教授曾是国际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常驻代表,是九州帝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以各种语言出版了许多日本政治学著作。现在他是帝国统治联合会的研究部主任,积极组织日本人民参战,负责使这些观念风糜全世界。
  这本小册子的头几段话就显示出它的整个气味,.这几段话是:
  “在我们诗的语言中,日本经常被叫做‘太阳国’,这表达着神圣气氛、大一统和无所不包的意思。只要在头脑里记住它的哲学含义,人们就能把握1939年9月27日在三方条约缔结时发表的帝国公告的要义。在公告中,我们仁慈的天皇庄严宣布,应把伟大的正义事业推进到地球的尽头,以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使各民族各得其所。公告的这段重要的话阐明着我们威严的至上统治权的特点,它迫切需要成为无所不包的大家庭的头脑,在这个大家庭的怀抱里,所有民族都将在和谐而合作的动态秩序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我们的天皇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尽最大力量恢复‘绝对的宇宙生活中心’,重建曾在遥远的古代在各民族中盛行过的基本的垂直统治秩序,他这样做,是想改造目前的无法律而且混乱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使它成为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实行完全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和谐。
  “这就是日本从遥远的古代以来就承担的神圣使命的目标。一句话,要使我们的神圣统治中包含的宇宙生命力遍布整个世界和地球,从而使所有被隔离开来的民族在精神上以亲兄弟般的虔诚感情重新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才会放弃他们的首先在现行的国际法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态度。”
  藤泽教授说,这是“神的方式”。在用神秘的术语解释了这一点后,他继续说:
  “据此,人们可以知道,在美国盛行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是背离宇宙真理的,因为它忽视了无所不包的生活中心,只重视猖狂的和无约束的自我。被苏维埃俄国抬高到官方学说地位的独裁的共产主义,也证明是同宇宙真理不相容的,因为它无视个人的首创精神,仅仅实行对国家的严格官僚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指导原则同大家庭的原则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这些轴心国同民主国家和苏联的众多区别之一。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团结,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了一条共同战线,反对……那些维护旧秩序的国家。”
  藤泽教授解释说,太阳国正在同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政府战斗,这些政府妄图实现它们统治东方的“狼子野心”。但多亏天皇日日夜夜向太阳女神的神灵做了诚挚的祈祷,终于动员起来了神圣的力量,彻底打击了那些违背不可亵渎的宇宙规律的力量。
  藤泽教授写道:“现在的大东亚实际上是〔太阳女神,即神话传说的日本王朝的祖先的〕第二代后裔,这后裔永远存在于天皇不朽的生命中。”
  因此,藤泽教授得出结论:
  “太阳国发起的圣战或迟或早将唤醒所有民族注意到这样一个宇宙真理:它们每个民族的生命来自天皇体现的一种绝对的生命中心,如果不把它们重新组织成一个由天皇指导的无所不包的大家庭,就不可能实现和平与和谐。”
  藤泽教授又虔诚地说:
  “这一崇高的思想无论如何不应被当作无情压制软的民族的帝国主义来理解。”
  这些观念也许是令人吃惊的,但更令人吃惊的是藤泽教授为它们寻找的“科学”根据。尽管所有日本编年史和历史都承认,在日本帝国建立之时(日本政府推算帝国建立在公元前2600年,但历史学家认为其日期大约在纪元年开始时),日本岛的居民还是原始的野蛮人,其中一些人是生活在树林里的“长尾巴的人”,但藤泽教授仍无动于衷地断言,日本是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故乡。藤泽教授解释说,日本最近的发现和为数不多的档案,加上西方一些权威人士的著作,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首脑的世界性家庭体系,日本作为父母国受到高度尊敬,而其它所有国家则被叫做子国或属国”。
  作为这方面的证据,这位教授援引了一幅“在1280年由某个希尔福德”提供的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上,“东方位于顶部,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天国’”。
  藤泽教授继续说:
  “对日本史前编年史作过彻底研究的著名学者,一致作出结论说,人类的摇篮既不是帕米尔高原,也不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而是日本腹地的中部山区。这一有关人类起源的新理论正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关注,这些人满怀信心地看待日本拯救迷失方向的人类的神圣使命。”
  根据这种学术观点,那些据说建立了巴比伦文明(其它一切文明都由此发展起来,包括埃及、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苏摩人,是和早期在埃尔都的日本定居者属于同类的。藤泽教授解释说,这就说明了日本的和《旧约全书》的史前证据的一致性。他说,这也符合中国人的情况,中国人也是靠日本而文明起来的,而不是相反。然而,日本的历史记载,日本人学会阅读或书写是大约在公元400年由朝鲜人和中国人教给他们的。
  这位教授说,不幸的是,“由于一再发生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海啸和冰冻,以日本为绝对统一中心的世界秩序崩溃了;由于这些可怕的灾难,整个人类都在地理上和精神上疏远了日本父母国”。
  但好像太阳国“奇迹般地避免了所有这些自然灾难,它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天皇继承了中断数代的血统,承担起把这漂浮涣散的人类重新塑造成一个像史前时代有过的那样的大家庭的神圣使命”。
  藤泽教授又说,“显然,没有人比天皇更适合完成这一拯救人类的神圣工作”。

  托里苏斯并不理解他描述的现象。他认为,这是民族帝国主义故意制造的神秘面纱。然而,他的报告明确证明性经济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判断就是:一切法西斯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独裁的神秘主义形式归根到底是对呆板的生活感觉的神秘歪曲,这种歪曲来自父权制的和权威主义的家庭和国家组织。
  尽管民族的感情来自母亲的纽带(家庭感情),但神秘的情感却产生于与这种家庭纽带不可分割地相联系的反性的气氛中。权威主义家庭纽带的前提是对感觉的性活动的禁锢。毫无例外,所有在父权制社会里长大的儿童,都要屈从这种感觉上的禁锢。不管性活动显得多么醒目和“自由”,都不可能使专家意识不到这种根深蒂固的禁锢。事实上,正是这种对性高潮体验能力的禁锢,成了在后来的性生活中产生的许多病理表现的基础,这些表现包括不加区别地选择配偶、性烦躁病态的性放荡倾向等等。这种禁锢是每一种权威主义培养方式的特点,并被体验为无意识的内疚感和性焦虑,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性高潮无能”)就是不能满足的无意识的强烈的性高潮渴望,这渴望伴随有太阳神经丛区域生理上的紧张感。感觉渴望在胸和腹部的明显集中化,有其生理学的意义[1]。

[1]见我在1942年的《性高潮的功能》一书中的诊断表述。

  起初,心理生理有机体的持续紧张感构成了幼儿和少年的白日梦的基础。这种白日梦很容易变成和发展成关于神秘的、感觉的和宗教的自然的情感。神秘的权威主义者的气氛充满着这些情感。因此,普通儿童获得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在实践上不得不吸收民族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各种迷信的神秘影响;童年可怕的童话、后来的侦探小说、教会的神秘气氛,只是奠定了基础,使得生物心理机制后来容易接受军事义务和祖国义务的影响。在评价神秘主义的作用时,神秘的人表面上是不是粗暴乃至残忍,这并不重要。一个马图斯卡、哈尔曼或库尔顿的情感和宗教神秘主义,是同他们的施虐狂式的残忍有密切联系的。这些相反的情感的产生可归因于同一种根源:由性禁锢而产生的并且不能得到自然满足的、不可遏制的植物性渴望。因此,一方面这种强烈的渴望很容易成为肉体的施虐狂的发泄,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内疚感)又表现为神秘的宗教经验。残杀儿童的凶手库尔顿在性生活上是有障碍的,这一事实已由他妻子的证词所证明;我们的心理诊治“专家”未曾碰到这种病例。施虐狂的残忍与神秘的情感的聚合现象,一般在性高潮的正常体验能力受阻的情况下都会发生。我们时代的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就属于这种情形,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或西班牙菲力浦二世的残暴和神秘主义也属于这种情形[1]。如果一个歇斯底里病人扑灭不了神经疲弱中的剩余的冲动,或者说一个强迫性精神神经病人扑灭不了无效而荒唐的强迫性征状上的这种冲动,那么,父权制权威主义的强迫性秩序就会为施虐狂的—神秘的发泄提供充分的机会[2]。这种行为的社会合理化抹去了它的病态特点。把美国的各种神秘教派、印度的佛教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神学和人类学倾向等等当作父权制性经济的重要社会表现来彻底研究一下,是有价值的。在这里我们只需指出,神秘集团仅仅是集中代表了那些以较普遍而不怎么麻烦、但又同样清晰的形式在人民的各个阶层中所表现的事实。神秘的、感伤的和施虐狂的情感同通常的自然的性高潮体验的受阻有一种直接的联系。观察一下听下流音乐的听众的行为将比阅读100 本性学教科书更有助于了

[1]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德·科斯特的杰作《关于乌兰斯比格的传说》。就我所知,这部杰作在自由的人性上是无与伦比的。
  [2]吸吗啡上瘾的人在性高潮上是无能的。因此,他们试图人为地摆脱他们的冲动,但他们决不会完全成功。一般说来,他们是施虐狂的、神秘的、自负的、同性恋的,并倍受那种毁灭人的焦虑所折磨,他们企图通过野蛮行为来摆脱这种焦虑。

  解这一问题。这种神秘体验的内容和方向是不同的而且多变的,但它们的性经济基础却是常见的和典型的。不妨把这种体验同真正的革命者、卓越的自然科学家、健康的青少年等等的现实主义的、非感伤的、至关重要的体验比较一下。
  在这一点上,有人会明确提出异议,认为在母权制秩序中过自然生活的原始人也有神秘的感情。我们需要用非常彻底的证据来说明母权制的人和父权制的人有一种根本差别。这一点可主要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即宗教对性活动的态度在父权制社会中起了变化。最初它是一种性的宗教,后来它成了反性的宗教。原始人作为一个肯定性活动的社会的成员,他们的“神秘主义”一方面是直接的性高潮的体验,另一方面又是对自然过程的泛灵论解释。

法西斯主义反动势力所说的文化革命目标


  社会革命集中一切力量来清除造成人类苦难的社会基础。由于优先考虑使社会秩序革命化的必要性,便模糊了性经济的目标和意图。只有首先完成最紧迫的任务,即从实践上为解决非常紧迫的问题确立前提,革命者才能开始解决这些非常紧迫的问题。相反,反动者却不遗余力地着手解决那些被首要的而直接的任务所遮蔽的最终的革命文化目标。
  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旨在破坏我们现存的文化,打算为了人的世俗幸福而重构它…
  这就是库尔特·赫顿在1931年由人民联盟出版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发出的战斗号召。政治反动势力的谴责是同文化革命实际上所打算的东西相关呢,还是它出于煽动的理由而无中生有地硬把这些目标塞给文化革命呢?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必须维护和阐明这些目标的必要性。如是后一种情况,就应当充分证明这是一种虚假的转嫁罪责,也就是说,否定政治反动势力转嫁给革命的东西。
  政治反动势力如何看待尘世的幸福与宗教的对立呢?库尔特·赫顿写道:
  首先: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激烈的斗争是指向宗教的。因为只要宗教还活着,宗教就是抵御它的目标的最强大的堡垒。……宗教使整个人类生活都服从于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和永恒的权威。它要求否定、牺牲并放弃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它使人类生活充满了责任内疚判断永恒。它禁止放纵地纵容人的冲动文化革命是人的文化革命是对一切追求快乐原则的生活领域的征服[1]。

[1]着重号系赖希所加。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出了反动势力是排斥尘世幸福的。这个反动领袖感觉到了对稳固的帝国主义的神秘主义(“文化”)的威胁。他比那种意识到自己目标的革命者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威胁,因为后者必须首先集中自己的力量和知识来改变社会秩序。早在普通革命者认识到革命将构成对权威主义家庭和神秘道德主义的破坏之前,这位反动领袖就看出了这种危险。在这方面,社会革命者经常是有偏见的。这位反动领袖绝对地而且持久地坚持英雄主义,认可苦恼,固守贫困;因此,不管他是否愿意,他都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例如日本)。然而,为此目的,他需要神秘主义,也就是说,他需要性禁锢。在他看来,幸福基本上是性满足,他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革命者也要求大量的克制、义务、放弃,因为首先必须为幸福的可能性而战斗。在实际的群众工作中,革命者容易忘记——有时可能忘记——真正的目标不是劳动(社会自由导致不断缩减工作日),而是各种形式的性表现和性生活,从性高潮到最高的成就。劳动现在是而且仍将是生活的基础,但在社会框架内,劳动从人手中转交给了机器。这是劳动经济的本质。
  下列话可以在许多神秘和反动的著作中找到,但不一定像库尔特·赫顿这样作了如此清晰的概括:
  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最近的事情。它以早在原始时代就已深植人心中的一种冲动为基础:强烈地渴望幸福。它是对尘世的天堂的原始怀旧。……信仰的宗教被快乐的宗教所取代。
  然而,我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应有尘世的幸福快乐为什么不应是生活的实质
  在这个问题上让群众投票吧!任何反动的生活观都将经不住检验。
  诚然,这位反动领袖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觉察到了神秘主义同强制性婚姻和强制性家庭的联系,但他的这种觉察是正确的。
  为了履行这种责任(出于快乐的原委), 人类社会建立了婚烟制度,婚姻作为一种毕生的配得关系,旨在为性关系提供保护性的框架。
  这位反动领袖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价值”的完整名册,这些文化价值像零件适合机器一样适合反动意识形态的构造:
  婚姻是一种纽带,家庭是一种义务,祖国是一种自在的价值,道德是权威,宗教是一种来自永恒的职责。
  这种对人类血质的僵化性的描述再精确不过了!
  一切反动人物都谴责性快乐(然而不是不受惩罚的),因为性快乐既对他们有吸引力,又使他们厌恶。他们无法解决自身中性要求和道德主义禁锢之间的矛盾。革命者否定反常的和病态的快乐,因为这不是他的快乐,不是未来的性,而是带有道德与本能的矛盾的快乐,这是独裁社会的快乐,低劣的污秽的病态的快乐。只有在他本身并不清楚时,他才会犯只谴责病态的快乐,没有以自己的积极的性经济与这种病态的快乐相对立的错误。如果由于他自身的性禁锢,他没有充分理解建立在自由之上的社会组织的目标,那么他就易于完全否定快乐,成了一个禁欲主义者,从而丧失同青年建立密切关系的一切可能性。电影《生活之路》在其它方面堪称优秀,但没有把声名狼藉的人的性实践(在小酒馆的场景中)同那些自由的但带有禁欲主义和反性色彩的人的性实践形成鲜明对照;把青少年的性问题完全放在一边了。这是错误的,是混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性领域中道德主义习俗的解体,最初表现为性造反,但在一开头它仍然是病态的性造反,是性经济主义者恰恰要躲开的东西。然而,我们的任务是给这种造反以合理的形式,将其引导进性经济的渠道,犹如生活自由一度带有生活的震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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