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九 矛盾



  最集中的争论发生在宣传队每天早晨组织的1—2小时的学习中。一般情况下所有的队员到陆家院子里学习,特派员申安怀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大屋里,“王腊肉”和他住在一起。这是一个一层半的农家房舍,他俩的房子在西头,房子是砖基、土墙、泥顶,房子维修得很好,但由于8月的大雨院墙大已倒坍,紧靠院墙的几个小棚子和小屋子好象也要倒坍,院子西南角有一个厕所,这是一个在地下挖一个大坑,上面架上两块大石头,中间留出一个空,修成的中国农村常见的男女共用的厕所。人要解手时,一只脚踏一块石头,蹲下去就可以了。这个只有三面土墙的厕所曾很隐蔽,但现在这土墙也象院墙一样倒的不成样子了,厕所墙很低,有人在里面解手时,头和肩都能看得见。夏天倒没关系,因为一到夏天整个院子都种上了玉茭和葵花。这些植物长的很高,遮住了整个院子,并伸到了通进院子的路上,豆角、南瓜可以插种在玉茭和葵花之间,它们的藤蔓可以顺着玉茭、葵花的杆爬到高处,枝叶交错形成了一个不能透视的绿色屏帐,形状各异的叶子和叶荫完全遮住了厕所和院墙。
  离房子的近处有一口井,井上有辘轳、井绳和桶。我们走进院子与宣传队的队员们相互打招呼时,一群村民来担水。显然,这口井不只为院子的主人陆家提供吃水,西边的墙上坍了好几个口,那些自家没有水井的邻居们就从这缺口处过来担水吃。
  早晨的空气冷得刺骨,低沉、飘动的雾遮住了太阳,将潮湿和寒冷带进申安怀和王腊肉住的房子。他俩睡的是炕,一种砖头搭起的床架。前几天的大雨使地下水位超出了平常的高度,地面和土墙明显下陷,屋子的砖基也变了颜色,整座房屋都有倒坍的危险。由于屋里的空气潮湿陈腐,所以我们把工具,椅子和当凳子用的砖块搬到了院子里,然后耸起肩膀顶着晨雾开始了一天一次的学习。
  为了避开潮湿的地面,离地面高一些,王腊肉不是坐在而是蹲在凳子上。他蹲在离地面一尺多高的凳子上看上去很好笑,膝盖顶住胸部,内臂紧抱,就象一只栖息在野外石头上的鸟,而不象一个正在学习的人。
  这种情景使“王腊肉”想起了农村干部们第一次进城的所作所为。1948年,晋东南专署党委的办公室里配置了套着纯白布罩的沙发,一位农民干部坐下来发言,他先是把一只脚挪到了沙发上,后来可能觉得不得劲儿,又把另一只也挪了上去,重新操起了农村人习惯的蹲式,就这样他把上党的黄土嵌进了纯白的沙发罩里,再也洗不下来了。
  从隔壁的屋子里传出了陆家起床的声音。不一会儿,王玉梅就走了出来,开始做她早晨的家务活。王玉梅就是那个我们大家熟悉的在大队药房抓药的女人,也是张庄村地方戏演出队的明星。还没有编起的长发披在她的背后,又黑又亮,特别迷人。她先从井里打上水,再挑回家,看得出,满满的两大桶水使她挑着非常吃力。缸挑满后,她又到厨房去生火,准备做早饭了。这时,她丈夫的妹妹,一个十来岁的姑娘坐在门口梳头。
  每天的学习,开始总是念一段文章,有时是“山西日报”上的一段,有时是当地政府的新指示,大部分时间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的一段。今天早晨,高队长从毛泽东的《矛盾论》中选了一段,由李老师念给大家听,因为她的文学水平是全队最高的。她刚念完,热烈的讨论就开始了,大家讨论了自己身边存在的矛盾,包括夫妻矛盾。
  治安主任申安怀,由于住在这个院子里,所以有机会仔细观察房东家的一切活动,看见玉梅来挑第三担水,便说:“我有一个例子,王玉梅就是一个值的讨论的问题,她在婆婆家里受压迫、受欺负,却不敢反抗。”
  “你为什么这样说?” 高队长很吃惊,“她不是那个家里被统治的人。”
  “老八路”王京和插话说:“也许她不受别人的统治,可你能说她统治着家里别的人吗?隔壁是谁掌权?很明显是那个老太婆。”
  “可每个家庭总的有个当家的呀。”高队长说:“家里和社会工作一样,总不能每个人都当家。”
  “是啊,”老八路回答道:“是应该有个当家的,但当家的也不应该是独裁者。王玉梅根本不敢反抗。”
  这时,申安怀插言道:“妇联主任陆素云在她婆婆家也一样,她的家里也没有平等。”
  这下,高队长可不让了:“在当今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
  申安怀接着说:“在理论上也许是平等的,但你能保证事实上也平等吗?素云和玉梅根本就没有什么平等!”
  “玉梅自己挣钱自己花,穿的好衣服,吃的和家里其它人一样的饭,为什么说她不平等?”
  “为什么?因为她在不停地干活儿,这你能看得见。至于生活水准,这个家至少有两、三个人挣钱,这样家庭中的女人一般都能吃得好、穿得好。你不能根据她的穿戴来判断她在家里的地位。他们不会让媳妇穿得破破烂烂,她是一个出出进进的‘展览品’,是拿给人家看的。他们想让人们看到他家的儿媳妇穿得多好,可她仍得干家里所有的活儿。”
  高队长被申安怀的反驳惹恼了,反问道:“难道她不应该干活吗?难道干活就是受压迫吗”
  “不!当然不是。”王腊肉也参加进来,说:“她应该做她那一份儿,可这并不是说她得每年365天不停地干活,而别人却从来不帮她一把。”
  高队长说:“我想你还应该进一步调查一下,也许那个老太婆不能干活。”
  “老太太身子还很结实,”申安怀解释道:“她那17岁的女儿更结实,可自从我们住在这儿,就没见她挑过一次水,这活儿全得玉梅干。王玉梅怕丈夫,而她的公公却是怕老婆。”
  “这些事儿她们肯定在家里自己商量吧。”高队长不愿让步。
  申安怀就住在玉梅隔壁,这个家里的事情他天天都听得到。“商量在他们家根本就是个形式。玉梅没有讲话的权力。如果她想讲,哪怕是一个字也要得到婆婆的同意。每次做饭,都必须先问婆婆该做什么,好象她是那老太婆的佣人。”
  “可她看上去很幸福。”高队长抗议道。
  申安怀脸上显出作呕的表情,他说:“你把这个叫做幸福,难道你认为能穿上一件新毛衣就是幸福?”
  谈到这儿,宣传队里年青的妈妈李老师插了进来:“幸福,高队长,您说什么是幸福?在下结论之前,您最好作一下调查了解!”
  高队长反驳道:“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说她受压迫,因为没有足够的事实能证明这一点。我所看到的是,他们吃面条她也吃面条。”
  “拉倒吧,”管道修理工黄家焕很气愤:“她公公每天吃两个鸡蛋,可她从来没尝过一个。”
  高队长说:“那也许是老人的特殊需要吧。”
  “可她也有自己的特殊需要呀,”申安怀憋不住了“为什么她就不能得到一份儿?”
  “我同意。”王京和说:“现在仍有许多封建思想存在,也有压迫。虽然你不能说这与封建压迫一模一样,可也是压迫。”

  在玉梅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不统一,高队长就把话题转到了他们今天早晨要讨论的中心问题上来,这就是张庄大队的人与“两宝”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
  申安怀对被免职的党支书李快腿——李曾宝批评的最厉害。“他不接受批评,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站对了队。但是,许多开始站对了队的同志后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看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看看山西的刘格平!”
  这时,黄家焕说:“他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而且对在‘文革’中与他站在一边的人也不进行批评,他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谁要批评他,他就反咬一口,说这个犯了路线错误,那个是坏分子,他们怎么能批判我?但他自己却用两套方法看问题。他依靠的是什么人?都是一些有问题的可疑的人。但由于他们支持他,他就待他们宽大。这样,他组织了自己的一条阵线来反对批判他的人。”
  “李快腿很狡猾,他先是顶你,然后就哭。”申安怀说。
  “是的,昨天我们和他谈他就哭了。”从中央来的林东说:“我明确告诉他,你认为有人站在你一边,他们不会背叛你,可你怎么能依靠这些人?你的问题已捅上了天(中央),现在唯一能解脱的办法就是做老老实实的自我批评。”
  她接着说:“他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一定要处理他。昨天是我第一次见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他流着泪,红着眼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在那些帮助过我的同志们面前,我真没脸见人?’简直是废话。很早以前,我就已经看透了这号人。”
  高队长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给他扣太大的帽子。他的主要问题是骄傲自大。他是贫农出身,60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党,是新一代青年中廉政无私的青年干部。他是‘文革’中正确一派的头儿,掌了权,在他掌权的5年中村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认为自己的成绩不错,所以骄傲自大。他怎么会低头呢?”
  王京和说:“依我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不解决就会转化成别的矛盾。”
  “如果李快腿不作自我批评,继续和我们宣传队、大队、公社乃至市里领导作对,他就可能把这种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王腊肉说。
  “确实是这样,”高队长说:“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认为批评他的人在挑起旧的派性,支持他的人才是他真正的朋友。抱着只有敌人才会对他进行批评的想法,他就永远也不会自觉地改造自己,走上新的道路。”
  他们的宽大给林东发出了警报。她说:“你们认为事情那么简单?也许事情会更复杂。我们对李快腿的好朋友,民兵营长秦贵宝了解多少?在他和师桂香的关系背后还隐藏着什么问题?她的亲戚都是反革命,她伯父参加过太原的‘天主教’暴动,秦的一家都是天主教徒,也许迷恋师桂香有什么政治背景,也许这不只是一个生活堕落问题。我们怎么敢肯定在这个女人的背后没有人指使她和张庄的村干部套近乎、拉他们下水呢?”
  “对,如果看到这些,李快腿就有许多问题,”申安怀说:“在‘文革’中,李快腿一上任就和那些问题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有关系的人勾勾搭搭,这是为什么? 这些人一直想把干部们拉下水。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被师桂香拉下水的秦贵宝把李快腿拉下水的,而师桂香则是被一些有问题的势力拉下水的,可实际上又是怎么回事儿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这下,林东找到了她需要的突破口。
  “依我看李快腿是个口是心非的人,就象5•16分子一样。”她说,好象她立即就能指出谁是反革命,就象1945年王雨来觉的自己能百发百中一样,“他很会作样子。他说他不应该受到批评,所有的批评和责备应加在别人身上。可不是他是谁打了副业主任? 不是他又是谁在民兵营长秦贵宝家大吃二喝? 不是他又是谁诱奸反革命分子吴国凡老汉的女儿? 不是他又是谁总站出来保护秦贵宝?如果他自己不参与阴谋,又为什么要保护秦呢?”
  由于林东的引导,宣传队的队员们决定对牵扯到“两宝”的其他人,其它事情进行彻底的调查。

  宣传队在专心地搞他们的调查。我决定回过头来,从1948年土改运动的结束开始,追寻一下张庄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奇怪的转折点的。首先,我想了解张庄是如何从一个只有许许多多的小块耕地,每家每户自耕自种的村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大面积农田、社员们共同劳动、共同收获的合作化的大队的。我还想知道,领导干部及他们执行的政策是如何引起如此深刻的影响,如此激烈的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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