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十三 张庄的第一步
在李顺达把他的西沟互助组壮大成全山沟的互助队，陈永贵把他的“老少组”发展成了全村规模的时候，张庄的农民也决心带头赶上，他们加强和扩大了在土改后的几个月里就组织起来的试验性的劳力交换组。
在这些小组里最成功的是杨忠盛小组，这个小组由22户组成，耕种着480亩土地。
由几个相互信任的朋友开始组建的杨忠盛组之所以兴盛起来，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泽东制定的互助合作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总结了成千上万互助组的成功经验得出的，有3条：1、自愿；2、以工换工，等价交换；3、实行民主。显然，这是比当年陈永贵自我要求低一层的办法。杨忠盛互助组还避免了3个常见的缺点：1、什么都互助；2、互助组过大；3、组织太复杂。
正像在《翻身》中描写的那样，杨忠盛领导的22户农民“经常‘碰头’，详细讨论每一个问题，并作好详细的记录，”杨忠盛从来不命令组里的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碰头”时一起商量，只有大家同意了才去干。他们总是先耕种军属的地，要求的报酬仅仅是管饭吃，不要劳力的交换。没有劳力的家户要为他们的劳动支付工钱，但互助组不要求马上付，那些没有粮食的家户可以等到秋收后再付给。他们选出了一个“四人委员会”，负责随时报告农具和劳力的付出、收入情况，还推举了一个能写会算的组员当会计，每次播种、中耕、收割结束以后，都要公布账目，进行结算，除了那些特殊情况需要缓期的人以外，每个组员都要补足欠额，这样做，每个成员都感到满意，因此，起到了巩固干劲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这个互助组每晚都碰头，计划第二天的工作，省得到天亮鸡叫的时候还得费劲商量。组里的人不用人喊就都自觉地到地里干活去了。如果地里不需要组员们的6头牲口，他们就赶着去搞运输，运输的活儿是他们自己揽自己干，换句话说，互助组并不要求组员的一切活动都得合伙来搞，如果一起干合适，他们就一起干，如果分开干合适，他们就分开干。为了增加冬季生产，他们还合办了一个豆腐坊。”
杨忠盛，当了地区劳模大会的代表以后，扩大了组里的生意，他们成立了一个木工合作社，有13名成员，他们开始时做桌子、椅子、大车身、大车轮，后来又做铁边车轮。为了保证充足的木材供给，他们到西山的富村买了树，用斧子砍倒，再运回来，锯开后再使用。
到1948年，这些共同的劳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其它家庭也要加入这个互助组，忠盛很婉转地拒绝了他们，鼓励他们成立新的互助组，并把他自己领导的互助组稳定在20户的规模。
张庄互助组第二个成功的例子是由党支书张兴发领导的互助组。像从前描述的一样，兴发自己干得很好，但潞城县委要求村委会干部要带头组织起来搞生产，所以兴发接受了这项任务，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党对他的信任，而不是他自己生产中出了问题。
按照“兵对兵、将对将”的原则，兴发把张庄的几个好汉户组织在了一起，这几户男人们正值壮年，劳力很强，并且有牛、骡子、车辆。这个组包括10户，杨丽生、郭泰山、杨玉锁、王贵宝、戴大宽、张启发（兴发的弟弟）都在这个组，只有13岁的没有父亲的郭泰山不能顶全劳力。
兴发回忆道：
“大部分活儿对他来说都太重，播种季节，他只能干把大粪往玉米坑里倒的活儿，我们确实负担了他好几年。这样做是因为这孩子没爹，他爹留下的地，他照顾不过来。杨玉锁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受尽了苦，出于对泰山父亲的情义，我们把这个孩子吸收到组里。确实，这就是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家没有牲口，我们为他家拉煤、犁地，那时，泰山还扛不动一麻袋东西，我们就让他干他力所能及的活儿，到我们决定成立合作社时，他已经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孩子了。”
泰山在互助组里生活有了保障，与前面提到的年轻的秦振海无依无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秦振海年纪太小，没有能力在他生病的父亲分得的地里干活，也没有加入任何互助组，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了大部分地。
兴发说：“说真的，我也是组里的一个负担。作为党支书我要参加许多会，但每次我去开会，他们都是先干我家的活儿，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担心了。我们组里实行民主，通过讨论决定每一件事情，大伙一起共渡难关。杨丽生是我们的组长，我不在家时，他总是让大伙儿先在我家地里干，然后再到别人家去干，有了这样的好领导，组员之间的个人矛盾很少，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大的冲突。”
“丽生自己对每件事都作有记录——互助组为哪家干活啦、有谁们参加啦、他们共干了多少活儿，等等。每收一季，我们都要进行结算，我们用谷子来付工钱，如果得到的数目大致公道，那就拉倒；如果有人干得活儿比别人多，那他得到的谷子就应该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就谷子的品质发生过争执，大部分谷子是一样的，如果因为这样的小事儿争吵，那我们早就散摊儿了。”
“如果有人还不了他欠的谷子数怎么办？”
“这种事儿在我们组从来没有发生过。”兴发说：“我们大伙干得活儿差不多都一样，所以，所得谷子的数量也相差无几。我们组开了一个小客栈作为副业，过往的运货马车可以来这儿吃饭、歇息，这个小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攒粪肥，我们可以把那些在此过夜的粪便收攒起来，供互助组种田使用，当然，也有一些现钱收入，我们把它叫‘车马店’。”
不久，第三个互助组成立了，由6个壮劳力户组成，为首的是师才元。像兴发一样，才元是一个有特殊身份和地位、较富裕的新富农，是党的号召的压力使他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然而，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放弃以劳力交换同等劳力的原则，他不接受鳏寡孤老户入组，他也不喜欢没有技术的人。他的组里有几个木匠干木工活计挣钱，别的组员种地，这是具有竞争力的劳力。木匠们挣的钱，有一部分用来补贴为木匠家种地的劳力，每家地里的收成归自己。
一些被以上三个互助组拒绝接受的鳏寡孤老户到农会主席郭真宽那儿求救，他们求他成立一个他们也能参加的互助组。郭真宽心肠软又乐于助人，于是他组织起了张庄第4个互助组，大伙都叫这个组是“盲残弱组”——
除了以上四个长年互助组，张庄至少还有10个季节性互助组，都被称为“犁地队”。犁套比较贵，一年中只用播种时用一回，所以很少人家置备。在农忙时，往往是一套犁具有8—10户等着用，也还有“粪罐车”，这种用来把茅坑里的茅粪拉到地里的大木罐花钱比犁具更多，数量也更少，全村只有13个粪罐，农忙季节，这些粪罐只够13个交换劳力的互助组使用。
以自愿的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的互助组成立时，大伙交口称赞。共产党员申天喜赞成大家在一起干活儿，“在一起干活就干得多，”他说，“开会睡得晚了，早晨没有组长叫，我一睡就是大半晌。一个人去干活，看着一片地就发愁。跟大家一起干活，活干得就快。有说有笑，大伙都高高兴兴的。”
泰山娘（是个寡妇）同意天喜的看法：“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经常抬头看天，看是不是晌午了。可是，在一起干活，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很快就把活儿干完了。”
泰山也同样热情很高，“我是1950年加入互助组的，在这以前，我家的日子很艰难。我妈上岁数了，我还小，所以只能靠大家帮忙了。”
“自从加入了互助组，我母亲可以干一些轻省活儿。我是组里最小的。我们轮流著互相帮忙，这样所有的土地都能种上，没有被荒废的。我在地里干活儿总是落后，和大伙一齐开始，但总要落在后面，每当这时兴发叔就鼓励我说：‘别着急，是因为你比他们小，等你长大了就好了。’然后，他总是走过来帮我完成。”
由于互助组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张庄，在晋东南以至在整个华北地区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最后，发展到土改后已具备条件的全国各地。不过，互助组内部也存在许多矛盾。
从短期看，问题往往出在雨后应该先种谁家的地这类小问题上。一个好的组长会说：“最后种我的。”但有些组长就会摆出一付很抱歉的样子说：“我家的地最近，还是先种我家的吧。”等轮到最后一块地时，土已经全干了。种子在干泥块里是不易发芽的，这时，这块土地的不幸的主人就会要求全组给他的地里浇水，可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块土块上付出的劳动比第一块土地要多得多，因此，常常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就引起了争端，于是互助组因此而分裂，于是各人又不得不走自己的路，靠自己的劳动去耕作，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起从天亮干到天黑。
在大范围内，问题在于有些人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有些人只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些人则根本没有生产资料，而互助组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况，特别是耕畜的占有状况。那些有牲口的，特别是拥有整头牲口的人仍然可以利用其他人的劳动。李胖子就是一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不能出租牲口挣钱，这种出租作为一种剥削形式被禁止，共产党员不许剥削。但，作为才元互助组的成员，他对牲口的所有权可以作为劳力和其他人的劳动对象交换。有了这种规定，李胖子的驴和骡子为他积累了大量的赊欠储备，他自己根本不为组员们干任何活计，但他们都得为他干大量的活来扯平赊欠。
租出牲口，不管是以公开的还是隐瞒的形式都换回了大量的劳动。但，也不能认为这种事情总是十拿十稳的。如果赶牲口的人不是牲口的主人，在坡道上他就会用鞭子抽赶牲口，一天要干那么多的活儿，他只能这样。但，如果被牲口的主人看见了。他就会提出抗议：“他妈的！你打我的骡子干什么？你不花钱你不心疼噢。”
这种抗议引起的必定是一场争吵，这种争吵动摇了互助组的稳定。
然而，对于那些没有牲口的人来说，互助组确有好处，那些仍旧很穷的贫农加入了互助组后，日子总比不入互助组靠自己单干时好过了。
这是因为互助组有一个大家一致通过的公约：所有组员家里的活儿都得完成。大伙还约定，需要大量劳动的地块应该首先去干，不应考虑是谁家的，而且，劳力交换牲口的价格应预先订好，不能根据活计和季节的变换多收；还规定在互助组里干活，每天给4升谷子，丰收年不能数量升高几倍，而歉收年也不能一点不给，同样牲口劳动的价格也是固定的。互助组有控制生产各个环节的措施，这种控制措施是为了平等，而不是为了让那些拥有基本生产资料的人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好处。平等包括及时的结算。但，常常是那些收成好的农民拒绝付出他们应付的钱、粮，他们有能力付，却不愿付。
我已经讲过孙春发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被跳蚤子叮咬后才同意付出他应付的东西。然而，被锁在屋里挨跳蚤咬的教训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星期以后，又一次结算的日子到了，兴发到孙家去收他该付的粮食，可是孙说没谷子，一粒也没有。孙有30亩地，他把互助组看作一个能为自己白付劳力的地方。
“如果没谷子，小麦也可以。”
“我也没有好小麦。”他说。
他揭开一个装满小麦的大缸，小麦表面上生了绿毛。
“我所有的粮食全在这儿，你看见了，不能吃了。”
“倒出来”，兴发说：“也许下面有好的。”
“没用”，老孙说：“上下一个样。”
但兴发不相信他的话，他把缸倒了过来，果然，倒出来的麦子大部分很好。于是，他拿走了孙欠的麦子，一个劳动日5升。
“后来，”兴发说：“我们开了个会讨论孙春发的问题。大伙决定把他开除出互助组，因为他的问题吵吵闹闹太浪费时间，我们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跟他生气上，除了开除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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