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十二 互助组一些例子
显然，蔡勤“家家户户当新富农”、“党不再爱穷人”、“发家致富”等口号的贯彻带来了张庄一些人的富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人的破产，大多数人维持现状，但是经济压力不断加大。有些较有眼光的人，开始按毛主席一直号召的那样，组织起来了。
“组织起来”的第一步就是互助组。愿意加入这种组织的街坊邻居们组织起来，分成互助组，合用劳力、耕畜和农具。人们愿意试一试互助这种形式的原因，不是由于哪一级领导的号召，而是由于经济利益。尽管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重新分配了，但还是没有足够的驴、牛、耧、车、甚至铁锄头分给大伙，所以这些东西只好被分成几份（驴的一条腿、车的一个轮），人们为了生产只好组织起来，一个家庭得到了一件东西，如驴，但却没有其它的东西，如车，他们必须合作。否则，就要受那些有实力的旧中农或那些开始崭露头角的新富农的摆布。
另外，除非你像那些新富农那样用畜力交换人工，不然你拥有的牲口和工具就都无法物尽其用、产生收益。
一头好骡子能耕种120亩地，但无论哪一家都没有120亩地，只有极少数有约60亩地。土改后，张庄所有的地块中最大的也不是一户9口之家的66亩地，但即使这样一个大户人家也不能充分利用一头骡子的生产力，如果他们想有一头骡子、一套大车、一张犁、一把耙，一副耧，那么成本合起来将会与这60亩地也不合比例。因此，一个有了一头骡子的家庭就不会再有大车了，即使在农活之外，再用大车跑运输也还是不够成本。
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和农具分给大家，又由于有的土地面积小，任何设备都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所以，除了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最终只能组织起来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互帮互助来解决问题。
土改中和土改后迫使人们走向互助的经济压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种压力使人们在一定的自发的基础上进行互助，但由于不同阶级的存在互助一直没有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也没有以任何一种那怕是暂时的形式固定下来具体化。当然生产者在土地和生产能力不均衡的情况下搞合作化也是很困难的，富农不愿和贫农交换劳力。富农雇佣贫农，并可以从这种交换中得到剩余价值。在旧社会，那些有牛或有骡子的人可以利用这些耕畜从贫农那儿榨取无偿的劳动，所以他们不愿意和这些人搞互助。只是在土改以后，才出现了由几户大致平等的少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小集体，这些人共同拥有一头牛或一张犁，这样，才使得合用劳动力、牲畜和农具成为可能。
引导人们搞互助组为另一个主要因素是那些成功的榜样。在山西有一个很出名的互助组，这就是由李顺达领导的西沟互助组。1943年李顺达开始成立了一个由6户邻居组成的互助组，他们把在一起拉套犁地，在平顺县没人耕种的深沟里开荒、在开出地里留出一些来种棉花；李顺达的母亲砍了一棵树，做了一个纺车，教给互助组里的妇女们纺线，合作的力量换来了土地的丰收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1944年李顺达参加了劳模大会，并被誉为晋、冀、鲁、豫边区劳动英雄。从此，西沟这个小村庄在华北家喻户晓。
那时并不出名的大寨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后来妇孺皆知[1]。大寨是晋中昔阳县虎头山北界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只有荒置的黄土地和处于虎头山北坡的石头地，从地理状况上讲，这个地方就像美国的北卡罗莱纳、田纳西和西弗吉尼亚州内处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的沟谷地。陈永贵是坐在他父亲扁担挑的箩筐里逃荒到的大寨，这里七沟八岭，从虎头山顶向下望去，地势非常险峻、陡峭，600亩耕地由4700块小地块组成，大多数地块是在山岭上开出来的用石头围起来的狭窄的梯田。
没有人填沟，因为容易被雨水冲走，60户极端贫困的农户耕种着这些薄地，他们还要给一户不在村里居住的地主和三户几乎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富农交租。那真是一块被上帝遗弃的地方。
大寨的许多人以前是乞丐，他们在虎头山住下来是因为那儿的土地没人要。然而，每当他们开造出一两块小梯田，已经忘记了这些土地的地主马上就会来写契约、收租子。大寨是一片荒地的时候没有人注意过它，但一旦有人在那儿种出了什么东西，所有的人都想来分一份。
人们说大寨是三穷五多，即人穷、地穷、村穷，羊倌多、雇农多、乞丐多、卖孩子的多、自杀的多。有时还要加一多，灾害多。老天少雨时，庄稼干枯在地里；老天下雨时，田土被冲进集水沟，带着庄稼、黄土和围栏梯田的石头一起冲进了下面的河沟，从来没有人想出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三穷六多”就是命运。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了，紧跟着进行土改。土改中农民们组织起来斗争，土改后他们组织起了生产互助组。组织互助组时，人们认为“兵对兵，将对将”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具有同等劳动力的人应该组在一起，12个有青壮劳力的家庭组织起了“好汉组”；4个没有儿子的老人家庭和6个只有小孩儿的寡妇家庭组成了“老少组”；其余的人们自己单干。
陈永贵，这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下积极分子，土改运动的带头人加入了“好汉组”。但是，他心里不安。在抗日战争中，他有42名战友被日本人杀害了，还有20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去战斗了，战友们的双亲、老婆孩子组织了“老少组”，自己作为一个壮汉子怎么能加入最强壮、最好的互助组，而把死去的和在部队打仗的战友的家属撇下不管呢？
陈永贵说：“所有缺少劳力的家庭正处在困境之中，在这些家庭里，有妇女，儿童、老、弱病人”。
这些人问道：“我们怎么办？”
“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听着他们的抱怨，我禁不住想，这些家庭的劳力都哪儿去了？有的被日本人杀害了，有的参加了解放军，现在该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庭？”
他们说：“我们已经翻了身，但什么都没变，我们还是无法生存，我们没有牲口，没有农具，没有劳力，土地对我们有啥用？黄土又不能吃”。
“我当时没有想到什么路线问题，我只想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也是个贫农，他们在旧社会受尽了苦，我也是，他们的困难不就是我的困难吗？我们所走的路应该是为所有的人解决难题而不只是为少数人。”
“我从‘好汉组’退了出来，加入了‘老少组’，老人中年纪最轻的60岁，小孩儿中年纪最大的12岁，这些人中不管哪个人卖劲儿地干都会有损自己的健康，我成了这个组唯一的壮劳力。我不是夸口，确实，我壮得像头牛。
“孩子和老人们欢迎我，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来，他们没说我傻，倒是‘好汉组’的人说我傻，他们说，现在老陈有了不能骑马的老人和不能拉犁的小孩，真的是翻身了。”
有一个富农把陈永贵的妻子拉到一边说：“过去你们没吃没喝，到现在还是没吃没喝，和这些人一起干能得到什么好处？毛主席号召咱们组织起来，可这是怎么组织的？”
但是，陈永贵对所有的人说：“老人有经验，小孩会长大，听了党的话，路就走不差。”
所以，陈永贵就和‘老少组’在一起干了，他干那些老人孩子干不了的活儿，他编了两只大筐，用扁担挑起来，一次就能挑200斤，而四个小孩子一次只能抬100斤。日复一日他们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干，老人和孩子们不明白老陈是什么动机，他们在背后议论说，也许是他觉得对不起他们，他是一个好心人。可富农却讥讽老少组，说陈永贵是个大傻瓜，还说“这唱的是哪出戏？”后来，他们才明白过来，陈永贵是出于阶级感情。他站在穷人一边。
“渐渐地老少组的人也明白了，他们越来越支持我们看法，整天和我一起干活，一块收工。回到家里盛了饭就来我家和我边吃边唠，老老少少都是这样，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
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好汉组”感到吃惊的是，“老少组”的收成竟然比任何人的都好。
“为什么？刚开始第一年，我们怎么就会收那么多？我们劳力那么少，收成却超过了‘好汉组’，是因为我们团结，是因为我们决心走合作化的道路。
“好汉组”春天聚在一起干活，夏天就解散了，秋天也都只顾自己收获，冬天又不在一起干活。实际上，他们的互助组只在一起互助1－2个月，然后就“各自为政”，所以，平均亩产不到100斤（这个产量是大寨的传统产量）。
可“老少组”就不同了，他们组织得好，民主讨论每一个问题，集体决定事情，他们互帮互助，一起劳动，所以粮食大幅度增产。他们在一起干了七年，年年增产，他们还吸收新成员，到1953年已有49户，他们的亩产量是230斤，几乎等于从前虎头山上种地收成的3倍。
成功的关键在于陈永贵推翻了互助组里通行的规矩——以工换工，他能付出自己的壮劳力而不要求孩子和老人给予相等的劳动交换。
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疯了，人家说他：“家有一斤粮，不当孩子‘王’，”但陈永贵的思想却没有那狭隘：“他们的问题不也是我的问题吗？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必须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一方面，他怜悯那些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儿的老人；他同情那些父亲、兄弟被日寇杀害的人；同情那些在前线冒死打仗的战士的家属和孩子，“翻身”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伟大的解放，翻身的意义不因为他们年岁、体力上的劣势而打折扣。另一方面，对合作化的作用他有自己的远见。有老人的经验，年青人的热情，有团结一致的艰苦奋斗，有民主的公开讨论，难道还不能打开虎头山的宝藏，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陈永贵坚信他们能。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心使他不同于成千上万只看到互助合作对自己或自己的邻居有短暂的好处的农民积极分子。而这些人却几乎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社会变革的道路。
陈永贵在当时可能不曾清楚地表达过上述观点，但他相信互助合作的路子是对的，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他没有像普通农民那样过分计较个人得失，在互助组发展的每个阶段他都坚持这种态度。
“当时，我们没有‘红宝书’，也还没听说过‘为人民服务’、‘人是最宝贵的’、‘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到今天，我也记不住一条毛主席语录。但我有阶级感情，我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一起干，这样做的同时就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1] 原书注：陈永贵与大寨现在正在受批判。依我看，这些批判出于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是不公正的。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