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九 南征北战



  交易会的最后一天,一股寒流横扫上党高原,气温下降至摄氏一度左右。宣传队员治安主任老申和王腊肉在炕上睡觉,这是一种内设烟道能加热的泥制平台。我们颤颤抖抖在猪市场渡过白天的最后几个小时后,都聚集在他们(申、王)的屋子里,坐在炕上,吸取炕上的一些温暖。
  天气一冷,老八路王受伤的左臂就要疼痛。他一边按摩一边开始以无限留恋的心情回顾了他在部队的生活。对那些在三、四十岁曾驰骋疆场的人来说怀旧似乎是普遍的。那是全国上下空前团结一致的时期,各阶级成员走到一起,首先抵抗外国的侵略,然后,接着抵抗国民党的统治。
  老八路王一经打开解放战争的话匣子,就能滔滔不绝讲叙几个小时:
  天津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当然我们大家都是很害怕。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没人问“你害怕吗?”唯一的问题是“你能完成任务吗?”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指挥员就必须找别人去完成,那么就把你转移到其它地方。
  指挥员,政治指导员必须带头。别人可以隐避起来,而我们必须站着,我就是站着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时,突然一颗子弹把我的帽子从头上打掉的,接着我感到鲜血从头上流了下来,至今仍有一小片子弹留在我的脑袋里,就在头顶上,有时伤口还疼痛。
  后来,我的胳膊被从背后打来的一排子弹击中,有些弹片仍留在里面;我的腿和背也被子弹击中。天一下雨或变冷,所有的伤口都要疼痛,我觉得半个身子都在痛。
  我是怎样脱险的呢?我不知道,当时我神志不清,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我仍躺在天津医院。
  那时,我们麻醉药不多,即使我们有也要节省下来挽救重伤员,医生从我胳膊里取子弹时,只往伤口倒点盐水,然后就开始找子弹。
  在那个手术室里有个“小鬼”(通讯员),臀部有颗子弹,医生去了就把伤口割开了。
  “疼吗?”他问。
  “疼。”男孩说。
  “你是说一名解放军战士,毛泽东的追随者能感到疼吗?”
  “当然不能。”男孩说。
  因此医生把子弹取掉,而这个男孩再没有说过一个疼字。
  在那场天津战役中,我们的一名战士把炸弹扔进一个地下掩体,里面一个敌人正好又把炸弹扔了出来。这位战士非常沉着镇定,捡起炸弹又扔回地下掩体。那颗炸弹把墙炸得见鬼去了,敌人防线打开一个洞,于是我们的部队冲了过去。那位战士获得了三级勋章。
  “你为什么那样勇敢?”我问他。
  “我只是千方百计执行我的任务,”那个人说,“过去我不是好人,抽洋烟,追女人,浪费了我的年华。现在解放军给了我机会,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象话吗?”
  “当炸弹飞出来时,为什么你把它捡起来呢?”
  “如果我不捡起来扔进去,炸弹一爆炸我就被炸死了。”
  “所以,你就又把炸弹扔回去?”
  “是的。”
  这就是英雄们的壮举行为。
  我喜欢电影《南征北战》中战士们的样子,我们确实就和那个样子一样,后来的一些电影没有这部好。当我看那部电影时,我觉得似乎看到了那些年代我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后来的电影从来也没有能领悟我们的风格,我们生活的精华。
  那个一直不干好事的战士,突然成了英雄,使我深受感动,如果我是个作家,我是会把他写出来的,但是我不会写。发生的事情很多,没有记者能把他们都写出来。
  参加战斗前,我们总要发誓无论生死团结一致,确实是团结一致。那些年代政治工作好做,你只简短讲几句就行,没有额外的话,大家个个都是竭尽全力。我记得有一次战斗之前,政治指导员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你们想活,还是想死?”
  “我们想活。”
  “那么跟我走!”他大声喊着向前冲进枪林弹雨之中。
  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写简单的报告。
  “武器、弹药、人马收到。侦察员派出……。”
  但是在那种年代当干部就那么容易吗?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必须独立作出各种决定,还必须解决自己的供给问题,既没有文件学习,又没有表格填写,那么,我们怎样得到供给呢?
  我们袭击地主家,每天每人一元半现金,我们有句顺口溜:

  生活艰苦,含笑迎困难,
  人人每天,花费一块半。


  我们的战士也莽撞,不考虑顶嘴,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驻扎在路边的宣传队,他们设法为部队鼓舞士气,让他们走得更快。
  “累了吗?”他们朝我们的战士喊道。
  “不累。”我们喊着回答。
  “反正骑马的一个也不累。”一个自作聪明的少年说。
  但是尽管青年人话是那样说,参加战斗都是非常勇敢的,打起仗来个个象猛虎,因此没人挑他们的毛病。
  我们的文化水平确实很低,我仅上过四年小学。尽管如此,在我们分队还算是孔夫子呢。我们的理论水平也很低,只是服从命令、叫干啥就干啥,不注意战略问题,只是看如何才能取得战斗胜利的战术。但是,石家庄战役以后,领导决定在部队实行民主,和部队讨论所有的战斗计划。这样使得一些指挥员心烦意乱,他们不能想象事无巨细都与步兵战士讨论,他们认为我们的水平太低,如果将来就用这种办法”他们说,“我再也不带兵打仗了!”
  真好笑,在那些年月里,我们的想法是如何改变过来的。抗日战争中我们这样想:赶走日本鬼子,然后回家好好睡一觉。
  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谈论和平时代。我们许多人都打着如意算盘,随声附和着。重庆协议号召裁减武装力量,我们把八路军精简到九个师,把一些部队转入地方武装,并彻底解散了其它部队。许多战士对此不满,但是有人告诉他们穿平民衣服,即“老百姓”的衣服时候已经到了。
  当报纸公布了十月重庆停战协定后,我们高兴的跳了起来。我们放松了警惕,我们想,我们总算黑夜能脱衣服好好睡觉了。但是协定的墨迹未干,进攻就开始了。在第一次冲突高潮以后,战斗减少了,但是新军阀又开战了。当国民党来进攻时,我们仍在相互拜年时,我们的侦察员报告了进攻的消息,但是没有人在意,因为我们不想参加战斗。毕竟我们是签定了停战协定。对不对?但是国民党还是发动了进攻,在接到简短的通知后,我们不得不拉出去,没准备好的被留在后面。
  那是美国、国民党、八路军官员组成三方停战队时期,但战斗仍在全线猛烈进行。
  有一次我们趁黑夜越过铁路进行攻击。尽管我们把袖章藏了起来,悄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国民党部队的皮鞋;有个家伙拍摄到了我们草鞋的脚印,一次会议上他拿出照片作为我们违反停战协定的证据。
  当国民党包围了我们,停战队从来不露面;但我们一包围了国民党,停战队就来帮助他们脱离包围。
  解放战争中,我们的思想又改变了。我们开始考虑生存的问题“我们能活到抓住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一天吗?”那时我们都是见过大城市和风景优美地区的,我们问“我能活着继承这一切吗?”“我还能见到家乡吗?”
  这些问题意味着革命即将结束。为了实际的目的,将革命进行到更高一级阶段的问题已经被丢在脑后了。
  老八路的故事激起他人的回忆,钢铁工人黄家欢告诉我们,他曾在西藏打过仗。
  “当我们进入西藏时,我们面对的是一活佛指挥的西藏兵。我们听说他们不怕死,因为子弹挨不了他们的身。但是大炮一开火,活佛就逃跑了,躲在一个水沟里。我们都跑上去看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神,原来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儿,无知,不识字,畏缩在深水沟里,怕得要死。”
  佛像使张贵才书记想起农民红枪会成员过去做的小佛像。“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在黄纸上写上白字,然后把纸烧掉并在水中溶化。如果你喝了那种水,就会刀枪不入。人们是那样说的;但是实际上子弹就从身体穿过,也确实很快!”
  “日本兵习惯在脖子周围用绳子挂一个雕刻的如来佛像。老八路王说:“参加战斗前,把佛像拿出来鞠躬。有一次我们包围了一个日本兵,他取出小佛像,鞠躬,然后拉出了手榴弹导火线,一声爆炸结束了他的牲命。”
  “日本人对待伤员残酷无情,”王继续说,“一个重伤的士兵是他同事们的负担,因此他们往他身上倒汽油,然后点着,把他活活地烧死了。”
  “对”,常书记说“有一次我为日本人当劳工,一个卫兵把膝盖给炸飞了。他们把这个兵仰面朝天放在一条木凳上,浑身倒上汽油。这个卫兵流泪了,他的同事们也哭了,然后他取出佛像,低下头,此时熊熊火焰四处烧起。火灭后,我们不得不去拿他的骨头,然后压成粉末,他的同事们用纸包住送回日本。”
  黄家欢的话使我们大家十分惊讶,他说他不仅在西藏战斗过,而且还在中印边界参加过战斗。他曾一直行军到喜玛拉雅山脚下阿萨姆茶叶种植园: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接到进攻命令。在我们出发时,每个人带了足够七天食用的配额粮食,但是,指挥员告诉我们这些配额粮必须食用二周。因此,我们减少到一日二餐,第二顿饭吃得很晚,有时是在半夜三更吃。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包围了一个大雾笼罩的地区,深谷对面的敌人从据点里用机枪向我们开了火。我们想法扼制他们,但是,我们有几个人被击中了,因此指挥员命令使用炮兵部队。大炮炸碎了机枪点,我们占领了整个地方。但是,印度指挥官不知道,他们原以为这个地区仍属于他们,飞机来了在低空盘旋,我们隐蔽起来,心想他们会轰炸我们。但是他们却用降落伞投下给养品,我们打下两架飞机,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弄错了,设法赶快升高,但是,下面防线的另一个连把它击中了。飞机装载着为他们自己人准备的给养品、大米、煤油、棉衣等,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已占领了该地区,以后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和燃料,我们从空投中得到我们所需的一切。
  我们在各处抓获了许多战俘,我们大队就抓获九百人,另一支部队包围了三个整队,除了考尔将军外,我们抓获了所有军官。考尔逃跑了。
  他们的人都是大个儿,比我们高得多。他们从来没想到我们会那样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在中国人中我是个大个子,但我看他们时还得仰头看。他们是长胡子的锡克教徒,我们包围了整个锡克部队,他们抛弃武器,分散在山坡上,于是我们只好去把他们召集起来。我们发现有的人把头埋进洞里,缩着身子,屁股朝上,双臂在外,在空中等着被擒,有时还手中拿着手表,意思说“别杀我,拿表走吧。”
  我们拿了他们的手表,让他们站起来,然后又把表给他们带上。我们把他们带到后方,给他们找上棉衣和食物。供给部队把他们从前线运到供给更充足的营地。在冰冻严寒的山脉上,他们许多人只穿着夏季制服。他们的脚冻了,发紫而不能走路。我们四个人抬着一个瘸子上一个陡急的山间小路,就是不带任何东西要爬上去也是够艰难的。我们四个人勉勉强强把他抬了上去。我们把战俘带到安全地带,就给他们换上最好的棉衣、棉鞋和棉帽子。
  我们一直猛攻到山脚下,后来我们接到撤退的命令。我们必须撤退,归还一切战利品,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领导坚持说这是政策,我们打的是一场政治战,必须撤退,正如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我们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一样。我们把缴获的所有武器集中到一起,包括奇特的苏联火箭,把它们都捆好,甚至擦洗干净,然后,我们邀请红十字会来核查清楚。我们撤退后,印度人来接收了这些武器。
  至于战俘,我们也把他们遣返回国去。他们走的时候,有些人不愿离去,他们哭喊着,要和我们呆在一起。他们担心会因投降而遭受惩罚,担心他们回去性命难保。他们是刚入伍的新兵,因此,我们劝告他们,让他们放心,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发生意外。
  “我倒是从来没有南征或北战过”张书记说,“但是,尽管如此,我看见过许多军事行动。张庄是个复杂的地方,清晨天刚亮,日本人来要粮食,他们把麻袋扔到地上,要我们装满。
  然后下午国民党匪兵来找粮、找衣服和钱。就是从身上脱下的衣服他们也不在乎。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做了一双新鞋,他们脱下我的鞋,用鞋抽打我的脸,然后拿着鞋大摇大摆地走了。
  如果他们找到村长,就把他的手捆起来,双踝关节捆在一起,在脖子上套上绳子威胁,如果不提供粮食和钱就把他扔到井里。”
  “人们确实痛恨那些国民党匪徒,日本人投降后,我们抓住了一名中级伪军指挥官温福全将军。他杀害了张庄十二个人,包括一个妇女仅有的两个儿子,当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时,妇女们用剪刀扎他,割他的耳朵、鼻子和嘴唇,然后剪下他的舌头,他们用纳鞋底用的锥子戳他,然后用石头把他的脑瓜子给砸碎。
  “韩绍文在日本部下指挥一个伪军排,在战争期间,他杀害了三百多人,他过去常说:‘如果三天不杀人,我的手掌就痒痒’,我们派十五个民兵去找他,最终在邯郸把他抓获,然后用二把刺刀刺他,一把刺在左臂,另一把刺在右臂,把他钉在墙上,但是饶了他的命,以便他们能把他带回来进行严惩。就在群众大会上,他们把他捆在桌子上,在他周围堆上玉米秆点着,韩绍文被烧死了。”
  “至于潞城伪军驻军指挥官温纪云,地方武装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们派民兵去逮捕他。我们把他带到马厂万人群众大会上,群众要去喝他的血,要杀死他。我就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台阶上,他怒目而视的样子,使我十分恼火,我从他后面跳上去,抓起我的枪,使尽全身力气把刺刀刺进他的后背,刀刃正好穿透他,他四肢一伸,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其他人蜂涌而上,用刀子、刺刀戳了他几百刀,最后结果了他。”
  “我有一个粗鲁家伙的名声,张庄‘地主还乡团’传出话来,‘第一抓住满喜,然后抓住贵才’。他们给满喜出了最高悬赏,因为他揍过许多人,而我是党的领导干部。必要时我也参加了行动。”
  这些故事讲得热情生动,揭示了今昔鲜明对比的方方面面。讲话者区分敌我,不会有什么麻烦。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并且取得了胜利。在印度边界,中国士兵把普通战俘当作阶级兄弟,就象他们对待从蒋介石部队抓获的应征新兵一样。后方的地主、“走狗”汉奸和叛徒作为敌对势力,和大家所能团结的人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人谈论有关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问题,压迫者本身做了一件大好事,促使人们注意这个问题。
  七十年代,敌友并不再是泾渭分明了,由于没有外国侵略、恶霸土豪,或者欺骗租子的绅士可反对,于是,党领导提出了潜心搞破坏的暗藏分子的隐患。每当出现了问题,发生了矛盾冲突,每当有人进行可疑的活动,他们就号召对带着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保持革命警惕。但是,这些号召非常奇怪,似乎和我们面前的现实毫无关系。
  在张庄交易会结束时,大队领导向宣传队作了汇报,宣传队领导要他们总结一下他们注意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这个标题下,他们总括了大大小小所有的消极现象,和损害集体或违反风俗习惯的一切行为。
  偷窃事件构成最大的一类案件。那年秋天偷窃被打成破坏秋收的行为,主要是作为政治的,而不是作为经济行为。但是,似乎小偷和盗窃事件不断发生,每个队都报告了许多此类事件。
  一个叫做朱久长的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了两根南瓜,每一株都结了二十斤重的大南瓜。但是,还不等他去摘,南瓜就不见了。人人都说在张庄偷南瓜百分之八十是络腮胡子申流氓干的,人们曾看见申前一周几次偷看过两个庞然大物,因此,他是第一号怀疑对象。
  郑生年丢了五穗玉米,有人把他前院玉米穗从秆上砍下来,这可能是谁呢?
  老武万田在院子里种着一些枣树,有一天睡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被锁在家里。当他设法出了屋门,几十个成熟的枣儿不见了,无论如何老武是这样说的,但是,其他人说,是他自己把枣儿吃了,然后再散布谣言说是小偷干的。至于说到老武被反锁在家的事,却没人提出质疑。
  之后不久,寡妇陆贤惠发现她自己被锁在家里,当她最后把门打开时,她想肯定会发现院子里有什么东西丢了,但是,一切都安然无恙。她想那是因为隔壁院子里演戏一直到深夜,由于这么多灯火,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小偷才不敢轻举妄动。
  申胡成家树上丢了几个桃子。
  第三生产队在村边菜园附近种植的玉米,丢了七十穗,都是用刀砍的,一整行玉米全不见了。
  五队也报告,一整行玉米不见了,他们怀疑是在大路上行走的某个陌生人,或住在铁路边的铁路工人干的。每个铁路边的农民常常发现他们的玉米只有秆儿,没有玉米穗。一个人报告说,他看到一个下班的火车乘务员,在火上烧新鲜玉米,这些玉米穗从那儿来的呢?
  每当给铁三局提出这些问题时,总是引起反指控,说张庄农民自己偷的。黑夜院子里的煤不是经常丢吗?陆元海不是偷去两桶煤吗?戴、韩和闫家的五个孩子不是从三局仓库拿走五把铁锨吗?据谣传说另一个叫申海的孩子,偷了一根链条到漳沂市场卖掉了,更严重的是从三局通讯大院偷走两根电线杆。
  由于发生了这么多的小偷小摸事件,人人都得小心谨慎。邻居树上的一根树枝掉进了齐玉兴家院子,树枝擦在电线上,但是,玉兴等看见王腊肉才敢把树枝砍下来,他担心被人指控偷人东西。
  袭击村干部,使得事情更加困难,发展成为二类“阶级斗争”。
  四队干部对齐承前有意见,他在大街上骂过来骂过去,放羊工每天本应挣八分工,可是队里只给他儿子记七分半,队干部分救济粮时,齐家只分到高粱而没有玉米。齐在四队果园劳动好几天后,队长的兄弟骗了他的工分。
  “杨齐旺,你们全家和我过不去”齐大声嚷着,在他的前院上跳来跳去。
  “给我的儿子记低工分,给我是不记工分,我们只能吃高粱!”
  “可能杨家兄弟只是忘了给你记工分”一个邻居暗示说。
  “不是,他们和我过不去,我要到公社告他们。”
  杨齐旺兄弟听说后,说:“好吧,你要告了我,将来你挣得工分会更少。”
  同一周内,齐承前老婆和齐万昌老婆都朝队长杨齐旺老婆发火儿。承前老婆号称“小飞机”,因为她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走起路来快步如飞;万昌的老婆号称“土豆儿”,因为她个儿矮小呈圆形。按照人人有份的原则,小飞机和土豆儿被强迫去摘蓖麻籽,但是,队长老婆可从来连照面也不打。
  “我们知道她不会来”土豆儿说,“她太忙了,监督别人给自己盖宽大的新房,好租给工人,给他们照看孩子赚钱。”
  于是,她骂骂咧咧,诅咒不止,本来她就是以这种诅咒而闻名全村的。
  为什么这一切都列为“阶级斗争”呢?
  正如他父亲在那之前受监督一样,土豆儿的丈夫是受人监督的右派分子。人们知道他的父亲齐安心是“三面红”,就是他在三个不同的政权都干得不错。阎锡山统治山西时,他是替地主收租子;日本人来了他挥霍家产抽大烟;八路军解放晋东南时,他的财产已挥霍殆尽,土改时还分到土地,多么幸运呀!
  齐安心老婆号称“大黑豆”,尽管由于他的祖先和他本人历史受人攻击,她逼迫儿子万冒和土豆八结婚。他曾是阎锡山的医生,被俘后参加了八路军,但是,复员回家时,仍戴有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中,他和一群叫“海燕”的人联合起来,他们掌权后,他跳得很高,但是 “海燕”组织掌权时间不太长,垂头丧气的万昌抱怨到:“你们把我们夺取的权力掌握了。”没有和他共事,他不喜欢某人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脸总是朝天看,因为他比别人矮小的多。
  六队因为秦二贵痛打过队长炎新,落了个臭名昭著的名声。秦老是批评队干部,他告诉所有肯听话的人说,大小队干部再也没有一个人肯讲实话了。
  问题是为什么六队普通老百姓这样消极懒散?是坏分子幕后操纵吗?共产党员秦二贵这个闹事者,把事情搞得纠缠不清了。
  六队还包括十八岁的孤儿申守生,他独居在父母遗留下的房子里,经常通宵熬夜,每当他已婚的二十一岁的姐姐回来时,他家经常是一群一伙,粗暴无理的铁路工人出入和通宵聚会的地方,这是什么行为呢?
  如果某些小队领导遭受侮辱,那么,大队干部也难以幸免。有些工作队员在路边岗地上种玉米,为了防止被偷去,不等玉米成熟就收割,在大队四方院里剥去皮,然后把皮扔到大队厕所里。
  二队一些社员来拉大粪时,发现厕所里满是半腐烂的玉米皮。
  “怎么这么多玉米皮呀?”一个社员问。
  “显然这是从大队办公室扔下来的。”另一个说。
  “原来玉米跑这儿来了。”第三个人说。
  “为什么这种大粪这样臭气冲气?”第四个人问。
  “因为这不是干红薯片造的。”有人回答说。这话暗指不象张庄普通人家一样靠河南的红薯干为生,大队干部晚上享用营养丰富的新鲜玉米。
  轮到秦贵宝讲话时,不仅大队领导,而且公社革委会领导都变成嘲弄的靶子。
  在张书记从公社下来查看小麦下种准备工作时,告诉秦一定要把肥料撒均匀,以使小麦能均匀地出芽生长,秦的反应是把头一扭,呸!朝地下唾唾沫。
  后来秦和郭队长一起种小麦,秦每亩地用了约十五斤种子,郭队长问种子是否充足,“根据公社的指示,宽垄种植法需要二十斤。”
  “如果你只把手松开一些就能用六十斤。”秦回答道。
  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有些宣传队队员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公社党委决定种二十斤,可秦快嘴却怀疑他们的指示。他想干什么呢?另立中央吗?他是想千方百计破坏秋播秋种,破坏大队,破坏社会主义吗?
  就在次日晚上,更加惊人的事发生了。那天晚上,八字脚郑有点喝醉,摇摇晃晃在大街上,从北一直走到南,放声高唱“骂殿”,利用这出戏,对大队领导进行了攻击,而且对公社以及市委进行了攻击。难道他们不是选举并同意了张庄新领导班子吗?
  林东说,这次八字脚太出圈了,是该揭开当地阶级斗争的盖子,和一切阶级敌人算帐的时候了。她建议和“二宝”他们的同伙,以及所有志同道合的坏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范机灵、治安主任申和钢铁工人黄家欢热情支持她的建议,高法官表示异议,但是,得到王腊肉支持的老八路王认为时机不成熟,反对采取行动。老王不愿把如此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贴上一个单一标签,他要抽时间进行调查研究。
  老八路王觉得生产队干部把所有的事件都看作“阶级斗争”,歪曲了阶级斗争概念的本意。
  大部分矛盾冲突看起来更象“人民内部矛盾”——即个人恩怨、家庭磨擦、牢骚不满而形成的对抗状态。小偷小摸固然不道德,但是,那主要是穷人家孩子干的,铁路工人家的孩子们出去图个快活,或是少数几个众所周知的恶棍无赖干的。自解放以来,他们就没好好干过一天。至于唱“骂殿”,可能是八字脚有些牢骚不满,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叫作“阶级斗争”呢?
  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王争辨道。如果干部不能实事求是,怎么能理解面临的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怎么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呢?怎么能利用整风纠正错误呢?
  农民对整个整风过程缺乏热情,是有其根源的,他们反对领导随随便便给人加上危险的罪名。人们也有可能对无休无止的运动,没完没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反复复的整风运动感到厌倦。但是,他们真正反对的也许是过份渲染的花言巧语,把坏事说成罪行,不同意见变成反革命;老朋友、老伙伴变成敌人,把一切消极现象,不管是致命的,还是善意的,统统混成一堆,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
  难道这些歪曲是无意的过失,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浩大江河中令人烦恼的涟漪,还是能使整个革命停止前进的错误政治路线的突然反映?
  那时,我们在张庄逗留了一半时间,几乎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概括的说明,更不用说得出答案了。我们所感觉到的是,对运动的方向忧虑不安,数周之后,这种不安又演化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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