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　集体利益见鬼去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八十二　集体利益见鬼去吧

　　武斗结束后，要在笼罩着奇特政治气氛的晋东南，进行名符其实的整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都没有权威可言了。一九六六年前，共产党总能确定大政方针；无论怎么样辱骂，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偏差，党中央迟早会产生一种纯净之风。尽管庐山会议的行为奇异古怪，毛试图摧毁彭德怀，但是基层人民对党的事业仍然充满信心，致力可使一些了解现实的人，大胆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确信真理终究要得到支持，社会主义终究胜利。但是，现在整个党组织已经瘫痪，一半党员在忙于证明另一半党员是反革命。无论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党仍然未触动的唯一的地方，党的权威仍然有影响力的唯一地方，就是部队，他们也正忙于拉一派打一派。这是种不讲道德，善恶颠倒，并使整风显得不合时宜的一种做法。高级官员的虚伪使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由于人们依靠的中心不复存在，他们只能依赖自己的才智，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规章制度已经废弃的形势，任何人对行动的后果都没有把握。
　　一位记者对可能发生无休止夺权反夺权，搞得不知所措，他用诗的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基本内容大致翻译如下：

　　转呀转，
　　摇纺车，
　　恶魔猖狂，
　　百姓遭殃。

　　造反派奋起，
　　打倒一切。
　　工作队来到，
　　造反派完蛋。

　　造反派重振旗鼓，
　　工作队垮台。
　　造反派强大了，
　　打倒一切。

　　部队支左，
　　受害者起来，
　　奋起反击，
　　受害者迫害造反派。

　　造反派奋起，
　　受害者倒台。
　　士兵奋起，
　　控制了一切。

　　转呀转
　　转纺车。
　　恶魔猖狂，
　　百姓遭殃。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政治动荡期间，张庄以及周围乡村单位的许多人，不仅在个人道德，而且在谋生方面都别无它选，只得各行其事。当政治风潮减弱后，物质刺激惹人注目。这种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大队招待费用之类预算项目剧增。去大队服务的人如果款待不周——主要是指没有受到盛情款待，不强劝他们饮酒、抽烟，他们就会消极怠工。
　　一九六八年，张庄大队还没有自己的拖拉机。马厂公社有两部七十五马力大型履带式拖拉机，每小时能深翻十亩，深度达到30公分，是马拉犁或用锄头翻地的三倍深。拖拉机耕地犁得快、翻得深，对大队有利，尽管要花费现金，大队领导还是邀请拖拉机进了村。然而，大队很快就发现，公开索价仅仅是拖拉机花费的一部分，还有招待拖拉机手的问题。如果给司机吃普通农家饭菜，他们就草率粗心，耕出的地凹凸不平。如果款待比较好，耕地的质量就有所提高。如果用大队最好饭菜招待司机，司机犁地就仔细认真，深度达到最大限度，犁沟覆盖的均匀平整，并把地头地尾犁遍，甚至，难以耕种的边头角落也要设法耕过。
　　好客程度与工作质量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已成为臭名远扬而又普遍存在的事实，从而流传开一首具有讽刺意义的顺口溜：

　　吃稀粥，耕的是稀粥地，
　　吃面条，耕的是面条地；
　　吃烙饼，耕的是烙饼地。

　　所谓“稀粥地”，有凸有凹，起伏不平。“面条地”，看上去好，但是机手没有控制犁地深度，忽略边角地带。“烙饼地”符合所有的要求，麦饼是在非常旺的火上炙烤的一种大而扁平的饼，厨师用油烙麦饼，并经常掺和上碎肉片和各种蔬菜。给司机们吃这种饼，他会就会竭尽全力地干，当然庄稼就会长好了。
　　要求好饭菜、专门厨师和高级烟酒的，不仅仅是机耕手，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有同样的要求。尤其是电工和卡车司机，他们的要求太苛刻。农民们把他们和拖拉机手一道划为“三害”。为了让他们去做靠普通工资就该做的事，人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贿赂，他们就是这样的害虫。技术工人架子大，要求特殊。因此，农民们创出一种新术语叫“工人架子”，“工人架子”指习惯高傲自大，自认高人一等的架势。六十年代后期，当有人粗暴对待或轻视大队社员时，他们就说：“他对我摆‘工人架子’。”
　　当然技术工人并不是要求特殊款待的唯一特权人士。大队领导不得不欢迎和慷慨大方地招待采购人员。如果大队干部不这样做，他们就不会代表大队作有利可图的生意。地市干部偶而到了乡村逗留时，也是如此。由于他们都执掌权力——既可以帮助大队也可以损害大队，所以大队干部不得不热情款待他们。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李快腿和秦快嘴主管张庄事务时，招待费用猛增了，由过去的几十元增到一九七零年的八百元。干部们把这些钱花在了购买白面、鸡蛋、豆腐、猪肉和烟酒上了。
　　人们说为了应酬外面行政和商务要员，很有必要准备一枝二十响手枪（一包好烟），一枚手榴弹（一瓶酒）和一个炸药包（一包蛋糕）。
　　大队干部把作交易，即解决问题称作“研究”、“研究”。字面意思是研究解决问题，而且也意味烟和酒，因为，除非交易的主要受益人能提供名牌烟和酒，否则是研究不出任何结果来的。主持任何协商会议的负责人，为了解决具体细节问题，都要长时间讨论，都要消耗大量的高级烟酒。
　　据说，大队干部必须把两个衣袋里都装上香烟，左衣袋装上普通牌号的烟，供自己抽，右衣袋里装着一包北京“大前门”，供来访的干部和采购货员抽。
　　招待费用从烟酒之类小恩小惠，到彻头彻尾的贪污挪用，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在“两宝”领导张庄期间，至少有两个人各自挪用一千多元公款，而其他十多人，各自拿走一百元至五百元不等。最严重的指控涉及到二队会计申中福，据说他挪用1641元，副业队会计陆河海挪用了1193元，所有被指责贪污的人，不是会计、进货员，就是仓库保管等人，他们都和物资或现金打交道，大队干部自己的帐目上，从未有过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但是，据说秦快嘴曾警告过申中福，提防对他的帐目进行调查，因此被人怀疑是同谋。
　　一九七一年整党期间，被认为是李快腿最严重的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是用大队的钱购买了一斤二两鸡蛋，给集体拉饲草的卡车司机在路上食用。有些证人说，李快腿自己把鸡蛋吃了，但李说都是卡车司机吃了。因此，应该作为正常“招待费”给予报销。
　　由于缺乏意义重大的贪污指控，宣传队指责李快腿接管大队时，有20 000元，五年期间因为管理不善，致使大队负债17 000元。这也是假的，李一九六七年当了党支部书记时，张庄欠银行17 000元，一九七一年债务仍是如此。大队没有还过债，但是也没有再借过款，从经营管理观点看，事情本来可能会更加糟糕。
　　对李快腿最严重的指控，是在他的领导下，粮食生产连年下降。即使这是真实情况，数字似乎与此不相符，人们也不得不问，他对这个指责应负多大责任。为了取得控制别人的某种专横和理所当然的权力，以及无情地陷入随之而来的贿赂，腐败的现金交易关系，数年的分裂、斗争、迫害、逃跑、返回、进一步迫害，似乎对保持六十年代相对不足的生产水平，并没有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更不用说发展生产了。但是尽管派性斗争十分严重，毕竟只是涉及到大队全体社员中的少数。此外，大部分的对抗，全地区的武斗是在冬季发生的。在整个下种季节，大部分人照常耕地、下种、除草、收割、晒粮食，奇怪的是，生产甚至有所提高。
　　一九六五年，文革开始前，粮食产量自一九六零年以来首次降到每亩180斤以下。一九六六年，中学的冲突漫延到大队之前，生产再次提高到每亩180斤以上。一九六七年是张庄政治运动最激烈的一年，夺权反夺权，南北分裂，大街上拳打脚踢，晚上斗争会接连不断，生产有史以来首次提高到亩产270斤左右。尽管，在一九六八年，由于气候恶劣，粮食产量剧减，但是，一九六九年粮食产量创下了空前的纪录，亩产近300斤。
　　粮食产量的波动都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一九六三年，张庄农民的产量每亩仅在270斤以下，八年后的一九七一年，他们几乎收了270斤。在此期间，产量曾三次剧减，但是其余年份都是徘徊在270斤左右。加起来计算，产量稳定在相当于解放前平均产量三倍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停滞不前，因为大寨在山地的不利条件下，粮食产量每亩已达到900斤的水平，马厂公社最好的大队已超过550斤，而张庄的产量仍然停留在五十年代270斤的水平上。大队每年都响应上级的号召，召开无休止的生产会议，提出一连串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但是最后核实产量时，结果却和前几年相差无几。
　　这些令人沮丧的粮食产量数字，作为政治上的炮弹，在一九六七年的派性斗争中猛烈爆发，并在以后的几年期间慢慢燃烧。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攻击四队忽视生产，从事反革命活动。他们以诡辩的方式，提出了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指控：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因此，生产搞得不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然结果。既然是这样，反革命分子就是小申，他曾被停止了副业队长的职务，因为社员们拒绝王文则的领导，他后来接管了四队，取代了王。
　　然而，当四队最终收割完后，粮食数字并没有证实指控正确。社员们每亩收了300多斤，创大队最高纪录，完成了国家粮食定额，并且每个社员分到三百七十斤口粮。此外，他们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质量高，脱粒干净。事实上，国家粮站要求公社对四队进行表彰，但是，当权者固执地继续诽谤四队“海燕”。他们是无法扭转大方向的。李快腿和秦快嘴所宣扬的反革命破坏的指控，继续在全公社流传。被人们称为“两宝”的李和秦，反复指控四队废弃土地，忽视生产，全力以赴搞反革命活动。面对四队按定额交给国家的粮食，“两宝”说，交给国家的粮食质量差，加工又不干净。
　　“让他们说吧！”小申说，“关键问题是看我们打下粮食了没有。”
　　“我们的人的确辛苦，甚至中午都不回家吃饭，他们随身把饭带到地里，所以我们成功地完成了抢收任务。接着我们边打谷子边扬场，我们获得了大丰收。但是，我们的打谷场在村子的隐蔽处，风力不足，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我们在粮站借了扇车。我们用电力把谷粒吹得干干净净的。当我们把粮食交给国家时，他们说我们是马厂公社交送粮食的第一家。其它生产队交去的粮食，得用扇车重新加工，但是我们的不需要。”
　　“因此，”小申说，“一九六七年四队执行了毛泽东的政策。我们很辛苦，从落后变为先进，这应归功于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群众。四队人很高兴，他们除了交公粮，还分到了足够的口粮。”
　　四队的形势是否真的那样好，值得怀疑；面对与指控相反的许多证据，似乎可以肯定，对四队的诽谤继续流传。“‘小台湾’上什么能搞好呢？”（王文则这样称呼四队）。他是由于四队拒绝他的领导，出于恶意这样说的，但是许多大队社员从他身上得到暗示，事实上也开始用同样的观点来看问题了。
　　又一年过去了，全大队的生产仍旧停滞不前，人们开始认为李快腿应该对此负责，于是对四队的政治压力减轻了。尽管，李快腿仍然不时地把小申当作抨击的对象，但是，因村里的事态而指责他却越来越难了，因为他在村里不掌任何权力，好长时间内，他甚至连村里都不敢回，毫无疑问“两宝”在张庄全面负责，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们理应获得赞扬；如果事情进展不利，不责怪他们责怪谁呢？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局千方百计地依靠扶植大寨的样板来推动生产。他们强调大寨最典型的东西是大寨精神——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相信集体的力量。以集体自力更生为自豪，对人们艰苦奋斗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充满信心。
　　党的领导人说，一旦人们掌握了大寨精神，确立了大寨世界观，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巨大变化。每当一个村成功地改变了自己，首先就是因为思想改变了。于是不是客观现实，而是精神决定了未来。
　　他们用富有诗意的比较反反复复地向张庄农民这样指示过：

　　大寨山高石头多，
　　出门就爬坡。
　　大寨人，
　　亩产高达一千多。
　　张庄，地平水又浅，
　　出门，五里平展展；
　　张庄人，
　　亩产仅达二百多。

　　据说，大寨人下地干活儿时象一堵墙，然后分散成一群蜂。而张庄人下地是一群蜂，然后扩展成一堵墙。
　　 “上地一堵墙”描述大寨人如何准时，并且有序地一起下地干活儿。“分散开一群蜂”，描述他们如何在地里各行其事，人人都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儿，个个竭尽全力，不管别人干多干少。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大寨是根据个人劳动的数量，按照大家共同遵守的标准而记工分的。
　　另一方面，张庄人下地劳动是按他们的意愿，有些人准时，而大部分人则迟到。他们干活时，构成了横穿田地的一条坚固的作业线，这条线适合于干活速度最慢的人。由于他们的工分并不充分反映个人劳动量的差异，没有人想超到前面，也没有人想落到后面。难怪收成不好，工分值仍然低下。
　　描写张庄人在地里干活的另一种方式是说，他们活像一条龙，把所有的人全都集中在一起。由于张庄人对他们工分值大为不满，如果没人监督，他们就敷衍于事。因此，领导们回避合理分工。他们不是把人们按小组或个人派出去完成明确的任务，但是互相补充做工作，领导把一群人集中在一起，以便领导能比较容易地监督他们，但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良策。
　　由上所述，产生了张庄人学大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