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共“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1921年3月14日）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同志们，今天你们要解决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关于今后我们共和国的工会将处在我们共产党的影响之下，还是将成为孟什维克的工会、社会革命党人的工会和其他的工会，——尽管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都将带着各自的纲领到全国各地去。我们对这里提出的两个纲领都不同意，但这绝不是指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我们党的专政的态度问题，也不是指工会的党性和非党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解决了，我们在这里不再提出这些问题，也不建议对它们加以研究和解决。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一些同志们是不正确的，他们借口我们在自己的纲领里没有说明这一点，就说我们对全部问题持反对态度或者有保留。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们对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立场，是国民经济中现存情况提示给我们的。同志们，我们只是一方面从我们国民经济的危急情况出发；另方面为了吸引广大的无产阶级，向你们提供吸引他们参加生产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按照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党纲中规定的。我们就是根据这两点想法提出我们的纲领的。在这里发过言的同志——有季诺维也夫同志，更早些还有列宁同志，——主要在关于“生产者”的问题上反对我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有一天的《真理报》上对这个词——他大概认为说得很俏皮，——挖苦地说，我们在这里是在追求时髦的字眼。我应当说，“生产者”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这个词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使用得相当多，而恩格斯是这个词的创造者。（会场上有人喊道：“还有‘工人反对派’的领袖呢？”主席：“同志们，请不要争吵。”）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以全体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工业的社会”等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我们把“生产者”这个词写进我们的纲领，根据就在这里。（喧哗声）（录入者注：正如列宁在当时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就施略普尼柯夫这一辩解指出，恩格斯是在针对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使用这一概念。）因此，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方面的一切诡计是徒劳无益的——他把这个词描绘得丑陋不堪，并且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简单地说“工人”，为什么需要用“生产者”而不干脆用“工人”这个词。但是我应当说，假若我们跟着季诺维也夫走，我们就成了“马哈伊斯基派”了，你用这样的劝告在把我们推向马哈伊斯基主义。（录入者注：马哈伊斯基，波兰社会主义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书立说主张排斥和反对知识分子。由于工人反对派对技术专家的高度警惕和对工会掌握国民经济的热衷，在党内论战中被攻讦为马哈伊斯基主义。）我们用这个词来总括一切从事生产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纲领中没有暗示我们要把生产者理解为商品生产者。目前农民生产者——商品生产者——还没有被组织到我们现有的工会，它们的全体会员都是在我们工业中从事生产的人，这些人是作为生产者被工会吸收进去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利用这个词进行任何投机。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工团主义。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谈得很多了。托洛茨基在一次大会上甚至测定，我们在这方面的倾向达到多少度。他认为不超过二度。列宁大概将说得多一些，但是我想在你们面前，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有相当文化的，——你们几乎大部分都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笑声，喧哗声。）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正确地告诉我们的。总之，我认为，你们在谈论“工团主义”一词之前，请先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工团主义。这方面我就不谈了，还是来读一下托洛茨基的提纲《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中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段话，他在提纲中给工团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提纲中说：“所谓工团主义是指工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组织力图或越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去掌握生产。”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理解工团主义的。如果你们要想在1921年发明一种新的工团主义，那你们是能够做到的，但这种发明将是没有说服力的。直到现在，工团主义意味着一定的实质、一定的世界观。我们这些在工会运动中起着共产主义领路人作用的共产党员，同那些希望不要无产阶级国家、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工人生产者掌握国民经济的工团主义者究竟有多少相似，我们同这样的工团主义者有多少相似，——你们自己去判断吧。我认为这个名称对我们根本不适用。
是什么东西促使我们把我们的制度与组织我国国民经济方面目前存在的混乱现象相提并论呢？促使我们这样做的，首先是我国经济的现状。我们把吸引全体工人积极地和主动地参加组织我国国民经济的那种经过严格考验的制度与现在对经济的官僚主义的管理相提并论。现在我们在经济中观察到的情况，不仅仅是不依我们为转移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结果。在我们观察到的混乱景象中，部分责任也要归咎于我们所采用的制度。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说过，五金工会对生产及其组织的影响减弱了，它在组织金属工业中的意义和作用似乎在逐渐下降，他这样说的依据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资料。我必须公开声明，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在每次会议上（我们一星期要开两三次会）所研究的问题，十分之九与组织国民经济的问题有关。但是，我们的工作方式与别人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分部门进行的，我们主席团研究各部门的记录。在我们这里金属工业问题归生产组织部门管，组织内部的问题归书记处管，文化教育、生产宣传和许多其他工作归各有关部门管。
我们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记录是这样送交的：譬如说，我们书记处的报告——这是一类问题；生产组织部门的报告——是第二类问题，但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却不知道这些报告的内容，也不知道问题的数量。这些部门中的每个部门研究了些什么问题呢？它们研究了一系列问题，既有组织问题，又有生产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不了解情况的结果——是我们的组织和工作的方式的结果。一些类似的论证，说什么工作量正在下降，这是根本不可靠的。工作量并没有下降。为了加快处理每次会议需要解决的大量问题，我们提高了工作速度。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多得应接不暇，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中间把工作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我们不一定每项议事日程总得开一次会，而是将每项议程事先进行研究，有时候是以个人指示的方式处理的。关于哪些工会和在什么地方同工人群众联系最紧密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种联系比较薄弱的地方正是那些在季诺维也夫看来称职的工会——即那些彼得堡的工会，其中包括五金工会、纺织工会和化学工会。这一点我曾经在五金工会代表会议上得到证实。这是我们的不幸。但是，如果我们再停留在迄今我们所走过的原来的道路上，那么我们将更软弱无力。
现在最广大的非党群众有怨言，你们可知道，他们在抱怨些什么？是抱怨工会无所作为。在哪一方面无所作为呢？许多人可能认为，他们抱怨工会没有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或者有时候被称之为个人私利。不对，我们的工人（至少大多数工人，这是可以肯定的）已非常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于全共和国总的情况和财富，所以，无论在哪个大会上，你们都能看到工人群众的生动反映，他们都赞同这种想法。如果他们有时也表示反对，并且感到很气愤，那是反对不公正地分配我们的微薄财富，或者是因为工人们看到，我们在实施经济政策的三年半时间里已习惯了的那种官僚主义制度，把他们的劳动果实白白地浪费掉了。有人责备我们在改善我国经济状况方面工作做得太少了。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政策将按什么样的途径进行调整，今天全靠你们来确定。
直到现在，我们在建设我们的国民经济时，没有把广大的工人群众甚至工人组织吸引到这一建设中去。在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同志关于“生产者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多，他试图给生产者代表大会加进别的内容。我们讲的生产者代表大会，是指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现在组织国民经济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在我们这里，那些开会、进行选举、解决问题的人并不是工会组织的代表，有时甚至不是在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而是管理这些部门的官员，他们多半与生产无关，并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往往不是共产党员，远远不是共产党员。可是这些部门的代表大会决定着我国工业组织工作方面的命运。每个了解我们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情况的人，一定知道我国工业状况的不正常现象。我们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
我们的纲领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谈现在就应该做的工作。第二部分谈第一部分即准备部分实现后的国民经济的管理（从十一条至二十条）。这部分谈组织经济最终的、发达的形式。说是发达的，这就意味着预先必须完成我们纲领第一部分所说的大量工作——准备工作，这一工作使我们可能不是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所说的中国式的渐进过程，来吸引广大群众和工会参加组织国民经济的工作，否则，这一点我们未必能在25世纪末做到。按照他的建议，一切取决于我们组织大农业的速度，换句话说，取决于我们从木犁过渡到带多铧犁的拖拉机的进程有多快。显然，这是几十年的任务。（笑声）你们在笑自己不懂。拖拉机是我们五金工人制造的，可是我们不会答应很快就给你们拖拉机，你们从美国资本家那里也不容易弄到。我们认为，在组织我国的大工业方面，现在我们就应该采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赞同的、认为只有在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大经济的条件下他才同意实行的那些吸引工人的方法。他认为，只有到那时才能提出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蛊惑性地指责我们想要“现在”马上或者“两星期后”就掌握经济，这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谁也不从来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问题不是要“现在”或者“两星期后”召开代表大会。关于这件事我们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今天完成什么工作，明天完成什么工作，后天又完成什么，等等。就是要去做，而不能只空口说白话。因为全体工人对此已经厌倦了。关于共产主义的学校，关于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生产，我们谈得很多，可是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这可能使梁赞诺夫同志感到满意，但不能使我们工会的工人群众满意。
现在我们提议，首先要巩固我们的工会。应该用什么方式做到这一点，你们在我们的纲领中将找到确切的说明。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保持那些目前盛行的美观而宏伟的官僚主义管理形式。我们在这方面要实行重大的改革，我们不把这些形式当作偶像。托洛茨基同志曾指责我们把工人民主当作偶像。这不是事实。可是你们把官僚主义的丑陋当作偶像，而我们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某个机关有害的话，我们就向你们提出把它撤销。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消除当前我们这里存在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官僚主义方法，它使我们遭受到目前的危机，它把我们的整个经济直接给了异己分子，交给了敌人。我给你们读一段对我们经济机关的评述，这是我从我们的中央机关报2月4日星期五的《真理报》第24号上选出来的（宣读）：“我们忽略了内部的敌人，隐藏的和非常危险的敌人，他们隐藏在我们的苏维埃机关里，把我们的生产、分配、统计和监察等机关抓到自己手里。”这是《真理报》上说的，弗鲁姆金是这样写的。我们的中央机关报谈到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因为如果在我们的经济机关里有我们的朋友，那么我们同你们就不会面临燃料的灾难了。你们知道，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在整个俄国到处都散发着关于我们燃料储备情况非常良好的文章，而结果是我们不得不使我们的工厂停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经济生活报》说：“燃料危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出人意外的。”（见《经济生活报》第27号）这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国民经济组织体制下所得到的结果。同志们，后来这个危机进一步深化，就按照我们苏维埃俄国的惯例成立了无数的调查危机原因的委员会。有一次很凑巧，我参加了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我听了阿瓦涅索夫的报告，他说，现在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它的任务是派人打入我们的苏维埃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用一切办法阻挠、搞乱和破坏我们的工作。所以，只要有两个出色的阴谋家，就足以使整个官僚主义的工作制度不是支持我们，而是反对我们。这就是在这种官僚主义制度下得到的结果。我们感觉到并看到这一点，因此建议采用另一种体制，以便消除反革命分子设下的陷阱，并防止各种灾难的发生，因为无产阶级及其组织都将睁着眼睛在一切方面监视可能指责我们搞蛊惑宣传和工团主义。我们替我们的工团主义领到了我们党的纲领，即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相当有说服力地谈到我们的任务、工会的各项任务，我们要发展党纲，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共和国的经济生活。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向你们说，非如此我们就搞不好经济。我想，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志了解我们工厂、工场的情况，他们都承认，在我们这里根本不依靠工人进行管理，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凑合着进行管理。这使工人大为不满，使他们同工会疏远了。
有的同志说：“怎么可以容许在工厂中采用选举的办法呢？”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莫斯科有这种事。前几天在一个发电厂里工人们提出要求：“请把某某厂长赶走”，我们就把他召回了，派去了受欢迎的人。这是最坏的一种选举，可是我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我们建议实行有组织的选举，——当然不是现在，不是今天，也不是两星期后。（主席摇铃）我希望根据前两位“民主派”的同样理由享受副报告人的权利。
梁赞诺夫请再给他四分钟时间来反驳托洛茨基。
主席您还要几分钟？
施略普尼科夫给过别人几分钟就给我几分钟。
主席我不在时季诺维也夫多讲了八分钟。有谁赞成再给施略普尼科夫同志八分钟？——多数赞成。
施略普尼科夫谈谈我们工厂中的实际情况吧。现在我们的工厂管理得怎么样？很遗憾，上次代表大会我没有出席，我到“海湾里漫游去了”，但现在我有幸参加参加这里的会议，可以说，那时要解决关于一长制和委员制问题的争论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我肯定地说，我们那时也没有不委员制当作原则性问题，而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好久，我们通过工会建立了一些管理总局，一些一长制的和委员制的机关。凡是需要管理的地方，我们就派一个人去。需要制定条例（为某些生产班组）的地方，我们就组织委员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谁能够独自掌握本企业或本生产部门的复杂情况。于是我们就挑选两三个合适的人。我们了解到伊万诺夫非常熟悉某一方面，斯切潘诺夫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叶哥尔非常熟悉某一部门，我们就把他们三人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时我们的领导和管理虽是集体的，但是是统一的。现在不管怎样我们原则上接受了一长制，但是我们没有实行这种一长制。连委员制也没实行。那么实行的到底是什么呢？拿工厂来说吧，那里有一系列管理企业的机构。主要的和最正式的是工厂管理处，其次是工厂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车间主任、工长、工会特派员和各种委员会。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管理工厂的机构。如果工厂委员会是强有力的，在工人群众中具有威望并且受欢迎，而派到工厂担任厂长或主任是性格软弱的，也许缺少修养或者不善于同工人群众和睦相处的工程师或工人，那末他到了这个厂，就不得不听从工厂委员会并受它的影响。其实我们是有管理机构的：厂长加工厂委员会。如果派去一位精明能干、精力充沛、有相当长党龄的人，那里有时就发生相反的情况：他要工厂委员会受他领导，工厂委员会就执行他的旨意。如果双方不相上下——工厂委员会和厂长都很称职，我们常常会碰到纠纷。这类纠纷有时不是我们、全俄中央理事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能解决的，要请组织局来解决。我们在实际中可以到这样的现象。要解决问题而不认真考虑我们的经验，那是有害的，你们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会使问题变得复杂，而且把事情搞糟。你们现在打算通过“十人提纲”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们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提出了很多根据各地经验制定的实际措施，这些措施是由我们的工厂管理人员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的一系列代表会议通过的。
一个月前，我们召开了全共和国大炮工厂管理人员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会议。这是我国金属工业中最复杂的企业。在会上，关于工会运动我们大家开诚布公地争论了一阵……列宁主义者出席了会议，可是“工人反对派”的拥护者比他们多一票，托洛茨基派很少。当我们讨论到实际问题，例如怎样组织生产、怎样消除组织国民经济方面存在的混乱情况时，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建议在这些企业里，除了工厂管理处或经理处这样的执行机构外，再成立工厂特别委员会。委员会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包括工厂管理处、我们的工厂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各车间的主任和工会车间分会的代表。我们希望把这个上层管理组织同全厂的机构结合起来。我们打算每月召开这种工厂特别委员会两三次或四次，建议在会上研究分析企业中的每一个重大事项，拟定并讨论全企业的行动纲领和每个车间单独的行动纲领。我们想用这一方法造成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将通过生产工会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
我们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我们工会、工会分会的点滴经验和一切重大的经验。我们的纲领仅仅是我们在组织工业方面多年来经验的成果和总结，我要告诉你们，不管你们现在在这里通过什么样的纲领，将来生活所要求的，不是你们记下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纲领规定的那些东西。 （鼓掌）
译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59——367页
根据《“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出版1984年8月第1版，书号 11001·631）录入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